就像是戲劇舞台上總有正反面的角色一樣，教育的舞台上常常也被人劃出正反面的角色。因此，當作為一個朝代教育主幹部分的國學、府州縣學，在現代的教育評論中被置於反派的位置上時，書院就理所當然地佔據了正面角色的位置，並且在明代，繼續主演著挽救學術和社會的戲劇。

按照通常的說法，明代是中國書院再度輝煌的時期。這種輝煌，究竟是因為數量的增多、規制的健全，還是因為它為國家培養出了安邦定國的人材、推進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也沒有一個特別令人滿意的答案。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從頭看一看明代書院發展的實際情形，以使自己能夠得出一個解答。

書院發展到明代，已經走過了幾百年的歷史，所以無論在數量、規模和內部建置上都有了相當的積累。這種積累，使得明代書院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處在一個相當高的起點上。雖然如此，這並不意味著書院在明代一直處在良好的發展環境中。相反，在明代的前半期（從洪武到弘治），書院的發展並不那麼理想。其中在天順以前（包括天順）的一百年中，書院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自正德以後，書院才開始發達起來。

應該說，朱元璋採取這一做法，並非沒有他的理由。當洪武三年全國開始普遍設立儒學時，在洪武元年改山長之後而成為官方教育機構的書院，其存在的必要性就已經受到了挑戰。由於地方教育的任務可以由各級儒學來承當，則在儒學設立之前而承擔地方教育任務的書院，就顯得是不必要的了。而且，當時正處於經濟的恢復時期，書院與儒學並行，顯然也會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因此，將書院合併進儒學，至少在當時而言，是有其合理性的。

探討正統至弘治期間書院逐漸恢復的原因，有一點是必須注意的，這就是當時的中央政府對書院的建設投入了較多的關注。如福建建陽的端樟書院和鰲峰書院，在正統十三年「奉部符」重建；建陽的環峰書院，「正統、成化間，歷奉禮、兵二部勘合，官為修理」。再如開州襄城縣紫雲書院，成化十五年由兵部右侍郎李敏捐建，「請於朝，賜今名」。這些做法，雖然談不上積極支持，但它卻顯示了中央政府在書院建設上的思想導向。而這種思想導向，無疑為書院的復甦提供了前提條件。

資料來源：《中國書院辭典》、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

與陽明「心學」並存的還有由薛瑄一派發展而來、以呂柟為代表的關中之學，由胡居仁、陳獻章一派發展而來、以湛若水為代表的江門心學，源本於王學但內涵不無變異的泰州學派，以及以羅欽順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派等。這些學派的並存，刺激了明代的思想界，導致了思想的活躍，也帶來了教育方面的變化。而作為教育方面變化的典型案例，書院從數量到內部規制都有了重大發展。這就是：由於各學派都把書院作為傳播自身學說的重要途徑之一，建立書院並訂立書院規條，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應當注意的是，陽明「心學」的崛起，並不是以對抗官方倡導的程朱理學為標的，而是以如何合理地揭示個體道德行為發生的依據為標的。因此，儘管陽明「心學」以及類似的學派學說，在具體論述上與程朱理學不完全一致，但它們在所追求的精神目標上，與程朱理學並沒有特別大的差異。這個精神目標，也就是人格的道德完善。也因為如此，雖然這類書院以講學為主旨，但它們本身在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上，則與儒學教育殊途同歸。

資料來源：《中國書院辭典》、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

嘉靖時期書院的持續發展，除了正德以來的思想界的活躍之外，明代中央政府對書院所採取的態度顯然也是當時書院發展、變化的重要原因。

從思想界來說，嘉靖元年，在禮科給事中章僑的奏請下，明世宗重申了尊崇程朱理學的一貫主張，開始對「心學」進行限制。嘉靖八年，在大學士桂萼的鼓動下，明世宗更是直接將矛頭對準了王守仁，謂：「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雖然如此，已經氣勢宏大的陽明「心學」，在王陽明門徒的推動下，依然不斷發展。特別是在嘉靖三十一年徐階（陽明再傳弟子）入直內閣後，為收買士大夫之心，設講會於京師靈濟宮，並請陽明高第歐陽德、聶豹、程文德分別主持之。故其時學徒雲集，多至千人。風氣所向，最終使嘉靖時期的書院建設在明代各朝中首屈一指。故《明史》的作者謂：「正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縉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就直接把正德、嘉靖時期書院的發展，歸之於王陽明和徐階的講學。

儘管明中央政府對陽明「心學」採取了抵制的態度，但在嘉靖初年，明中央政府對書院依然採取了支持的政策。在現存《嘉靖溫州府志》中，就有敕建貞義書院的三條記載，茲錄一條如下：

此後復載有三月初八日奏奉聖旨以及三月初九日工部奏奉聖旨。在三月初九日的聖旨中，明世宗稱修建貞義書院，「系敦崇正學、風厲斯文盛事」。

再如《嘉靖河間府志》卷五載任丘縣有珍謨書院，「今上皇帝為大學士序庵李公敕建」。序庵李公名叫李時，考李時在嘉靖十年九月入內閣，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卒，所以珍謨書院的建立時間，應該在此期限內。

又如嘉靖十六年三月，在大學士夏言的奏請下，在江西建立忠禮書院。據記載，忠禮書院建置的目的，是為了「奉藏御制翰墨」。書院建成後，奏聞，明世宗命令「有司僉編人役看守，毋致傾圮」。

可以看出，從內閣大臣到皇帝本人，對「敦崇正學、風厲斯文」的書院以及尊崇當今皇帝的書院，都採取了明顯的支持態度。也因為如此，明代最初的兩次禁毀書院，其範圍都是極其有限的。

嘉靖十六年四月，御史游居敬上疏批評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並連帶提及王陽明，而請求明世宗予以禁止。據記載，當時明世宗下令：

這就是明代第一次禁毀書院。從這份命令中可以看出，當時所禁止的書院，其實僅限於湛若水、王守仁及其門徒所創立的書院，並且實際上僅僅局限於南畿（南直隸）地區。所以這一次的禁書院，並不是針對所有的書院，也不是針對全國的書院的。

明代第二次查禁書院，是在嘉靖十七年。這年五月，吏部尚書許瓚將在朝各官所開地方上應當予以裁革的事情匯總為八條，上奏當朝皇帝。其中一條，就是關於各地官員興建書院之事。據《明大政紀》載許氏語，云：

這條材料，在《明世宗實錄》卷二一二中是這樣記載的：

這兩條材料所記為同一件事，但內容頗有不同。由於尚未查到許氏奏疏原文，無法判定其間的是非異同。只是根據二者的內容判斷，這兩條材料，應是針對書院建設和書院開展的活動的，所以實屬從不同的方面來申述禁毀書院的理由。不過，許氏這裡的建議，也不可能針對全國所有的書院，而應該是針對官員擅自將衙門改建的書院，以及那些私自建立的書院。

雖然如此，這兩次查禁書院並沒有真正對後來的書院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特別是隨著明代中央政府官員的調整，他們對書院所採取的態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左右了明世宗對書院的看法。故當新一任官員進入政府後，書院的興與衰也就隨著他們對書院的態度而發生變化。這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徐階進入內閣後，馬上在全國再度掀起了建立書院的高潮。根據記載，當時「人人自托吾道，凡撫台蒞鎮，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吾道」指講習性理之道。以此可見，即便是講學式的書院，其發展也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上層人物對它的態度。

然而，書院的不幸也正在於此。上層人物對待書院態度的變化，總是同政權內部的權力之爭有關。所以書院的興與衰，並不是上層人物對教育目標進行科學審定、對教育佈局進行合理調整的結果，而是服務於權力爭奪的需要。以徐階來說，當他進入內閣後，就先後以「機巧」（黃宗羲語）而去閣臣嚴嵩和高拱。在內閣將近二十年，家中良田25萬畝，退職後尚且借勢欺壓百姓，故黃宗羲謂其「絕無儒者氣象」。此類人物，其推重書院和講學，不過是為了收買人心、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已，又何談發展教育。至於地方官員希望「當路見知」而設立書院，更是從自己的前途出發，也不是以發展教育為目的。儘管這些做法確實也為一些講求學問、希望培養真才實學的書院提供了發展的機會，但它無疑也為書院的發展抹上了一層灰色。

資料來源：《中國書院辭典》、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

同以往的朝代相比，萬歷以後，明中央政府對書院的限制力度大大加強。萬歷三年，張居正在《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中，對提學官的職責重新進行了限定。其中第一條，就明確地對書院到設置進行了限定。由於這份奏疏最終作為提學官敕諭而頒發給全國各地的提學官，而提學官對地方教育負有專門的監督之責，因此，它實際上體現了萬歷初年明中央政府辦理書院的方針。大約因為如此，萬歷年間的書院雖然在總數上位居第二，但平均各年份的書院建立數並不高。

萬歷十年張居正去世後，張居正的反對者們以禁毀書院作為張居正罪狀之一，建議修復全國各地的書院。據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四稱，時「當事者以祖制所無折之，其議不果行」。雖然是「祖制所無」，但由於中央政府對待書院態度大大緩和，所以萬歷十一年以後的書院建設，其境遇就比萬歷前十年好得多。

同嘉靖時期書院的興廢一樣，張居正禁毀書院，本身也是政府上層人物之間權力鬥爭在教育領域內的反映。張居正死後，明政府上層的權力鬥爭愈演愈烈。萬歷十三年，贊善趙用賢鑒於大學士許國等人排擠大臣李植、江東之、羊可立等人，上疏云：「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國。」由此掀開了明代的黨議之論，並最終導致了明代第四次禁毀書院。

萬歷二十二年，首輔王錫爵將致仕，朝臣推舉內閣人選。因詔書中有「不拘資格」的說法，顧憲成乃推舉舊輔王家屏、原吏部尚書孫鑨以及左都御史孫丕揚等七人，所推舉者皆與王錫爵不同，且吏部尚書、左都御史本來都不屬於推舉之列，引起明神宗的不滿，最終將顧憲成削籍為民。削籍家居的顧憲成，自萬歷二十六年開始，組織吳中同志在無錫的二泉聚會。又在萬歷三十二年重建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於孔兼等人講學其中。由於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於是天下聞風影附，而東林名聲大著。史書上所稱的「東林黨議」，也就由此開始。

所謂「黨議」，是指朋黨之間的爭議，故黨議本身總是與相應朋黨的利益相關聯。在當時，廷臣之間的黨爭日趨激烈。與東林相對抗，國子監祭酒湯賓尹（宣城人）和諭德顧天峻（昆山人）亦各招收門徒，干預時政，稱為「宣昆黨」。而台諫（御史）官中，復有齊、楚、浙三黨：「齊黨以亓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為之魁，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矗則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為之魁，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則姚宗文、劉廷元為之魁，而商周祚、毛一鷺、過庭訓等附之」。諸黨與「宣昆黨」交相呼應，「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大僚非其黨，不得安於其位」。萬歷三十九年三月京察，在吏部尚書孫丕揚、侍郎王圖的主持下，湯賓尹等人均被黜退。諸黨懷恨，攻訐不止，而御史徐兆魁遂劾東林講學諸人。甚至次年五月顧憲成死後，諸黨依然將東林作為攻擊的目標。萬歷四十八年五月，周嘉謨任吏部尚書，隨後奏請起用了罷官家居的鄒元標、馮從吾等人，而先時齊、楚、浙黨的人物則漸漸被斥退，黨爭稍息。東林黨人在朝中的勢力漸張，而同時亦已作為清議的代表，而成為眾矢之的。

天啟二年，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在京師建首善書院。政暇，與高攀龍等人講學其中，由此又引起政敵的忌恨。其年九月，給事中朱童蒙等人借此彈劾鄒元標「以講學為門戶」，得到魏忠賢的支持，結果鄒元標、馮從吾被罷職還家。其後魏忠賢及其黨羽排擠東林更力，對東林黨人的打擊也更嚴厲。天啟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於是魏忠賢藉機羅織罪名，終於在天啟五年三月興起大獄，對東林黨人實行清洗。這一次行動，便連及書院。這年七月，首善書院被毀。八月，在奄黨張訥的建議下，詔毀天下書院，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各書院俱行拆毀變賣。明代歷史上第四次禁毀書院的舉動，也就由此開始。

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代表四個地區，而它們均分別與某些東林黨人相關。東林如高攀龍，關中如馮從吾，江右如鄒元標，徽州如余懋衡，都是不附魏忠賢的大臣。以此可見，所謂禁毀書院，實際上是借禁止講學之名而實行的一次政治大清洗。而其根源，其實早自萬歷中期就開始發生了。

應該說，同以往各朝相比，明代的書院建設在數量上的確可以稱得上業績輝煌。而且，書院設置的地理分佈也極其廣闊。從我們的統計情況看，幾乎全國所有地區都設立了書院，而且有些地區所設立的數量不止一所。為見其整體情況，我們將相關數據羅列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個地區也是明代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而在北方地區中，設立書院最多的地區也是文化比較發達的河南、山東地區。這一點，表明文化發達程度與地區書院發展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繫。但是，在此同時，在南方的幾個地區中，廣東、湖廣佈政司建立書院的數量，在整體上居然超過了當時文化更為發達的浙江和福建地區。因此，儘管文化發達的地區在書院建設上通常成就較高，但這一點尚不是書院發展的唯一決定因素。

附帶說明，明代各地書院建設的實際情形是非常複雜的。這種複雜性主要表現在：現在已經無法確切地知道，各地區在明代以前以及明代各朝本身所建立的書院，究竟存在了多長時間。因此，所有在先前建立的書院，都不表示它們在明代後期依然存在，也不表示它們在後來都不存在。由於無法確認書院存在的確切時間，因而也無法確切地知道當地書院教育的確切規模。新建、重修的書院數，只能作為評價各地書院建設的一種參考，不能夠代表當地書院教育的發達程度。不過，有一點也是可以肯定的：正德以後書院建設的發達，其數量幾乎趕上地方儒學，也說明書院在明代地方教育發展中擔負了相當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