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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寫實，轉成新鮮－池莉的新寫實主義小說創作

撰文：冉小平

湖北民族學院文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

　　中國“新時期”文學發展過程中，一個突出的也是卓有成就的方面，是向真的人的生活的深入。極“左”時期的“英雄文學”、“偉大生活”被悄然解構，文學也就更貼近了大衆，一些把握不了重大題材，只習慣於寫身邊凡人小事的作家也就開始被承認，被出落開來。池莉及其創作就是一個例子。

今天的池莉，已屬格外紅火，但絕對談不上資深作家，準確地說，她只是從實實在在的凡人生活走出來的一位普通的作家。她真正走進文壇，吸引人們的眼光，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煩惱人生》爲標誌，她成爲“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之一。從題材選擇到藝術風格表現都顯示了她的創作的不同尋常之處。

取材于“現世的人生”，不在題材上編織花環，將作家的慧眼全部投向真實的人生活，這是池莉小說創作的一個突出特色，也是其成功所在。

日常瑣事、家庭、婚姻、愛情和男人是池莉小說中的基本故事構架。從《煩惱人生》到《預謀殺人》等一系列小說描寫，總離不開吃飯、睡覺、吸煙、打牌甚至上廁所，離不開戀愛、結婚、懷孕、生孩子、流産、洗尿布之類的瑣事。她將美的眼光與藝術追求融鑄于這種俗常瑣事中，從這些俗常瑣事中“直覺到生活的某種內在結構”。①

《煩惱人生》描寫普通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生活。這是凡俗得不能再凡俗的一天：吃飯，趕車，帶孩子，上班，幹家務，睡覺，作夢乃至刷牙、上廁所。這是一種原生狀態，或者說是作者運用高超的筆力，將小說“還原”於生活現象。

主人公的一天被這些俗常無奇的瑣事全部佔據，無法安放那偉大的理想、豪邁的誓言及那超凡入聖的英雄作爲。這看來文學不英雄化、不理想化，其實，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作者深入到生活的底蘊，注目凡事凡人，從這裏提煉生活的發現，即生活的內在結構。生活是一張結構嚴密的網，每個人都固定在一定的網眼中，在這小小的方格內生活、行動，表現自己，確證自己。無論聖賢偉人，還是凡夫俗子，概莫能外。從這個意義上說，也無論什麽人，只要真實地生活在現實中，都面臨自己生活的嚴峻、煩惱，也都具有屬於自己的人生意義。于煩惱人生中，昇華生命意識，確認 “真人生” 即“大人生”，這是池莉從俗常事務著筆而對人生的一種解讀。

正是從這種“大人生”或“真人生”的理解，池莉在對一般作爲嘲諷物件的市民描述中，給予了極大的理解，顯示了她不凡的生活感悟力。《不談愛情》把出身于知識份子家庭的莊建非與出身于小市民家庭的吉玲的愛情糾葛深入到對小市民的透視中，將知識份子與小市民的一場較量寫得栩然如生，尤其天平明顯地傾向于小市民一方。《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與這濃縮小市民人生哲學的標題一樣，作者從大人生的角度參悟人生，肯定了樂天知命的市民意識與中國特有的活命哲學。其實，當我們撕破生活的表層面紗，不爲暫時的世俗功利所遮蔽的時候，人心自然會敞開，生命意識自然會膨脹，人生的欲求也就自然會超脫、達觀而無拘無束了。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生的解放便是實現人的自由。當然這種自由是人在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目的中實現的，那是一種終極的自由。在追求這種自由過程中，只能追求自由的心態，即從觀念上超越生活對人生意義的遮蔽。池莉對市民生態觀的理解，當作如是觀。

由於俗事凡人成爲池莉的審美物件，反英雄、反主角便成了她作品的一個明顯特徵。她所注目和展示的是社會“群相”，是一串人生符號。欣賞者用不著去尋找作品中的英雄作爲自己人生的榜樣，倒可以從感悟進入到哲學意義上的“自我觀照”過程之中。

寫男人，寫女人眼界中的男人、現世的男人，是池莉小說創作反重大題材的又一獨特的方面。

一般來說，女性作家擅長抒情，喜以女性爲描寫物件，尤以理想女性爲描寫物件。池莉不同，她的中篇多寫男人，而眼光挑剔，目力深邃，直攫住男人那粗糙而不負責任的心靈。同時，將愛情婚姻交融其中，希望通過女人的溫情和抗爭使這顆心變得美好起來。在對比中將生活的立體內涵展示給男人們：家庭是一個煩惱的寓所，更是一個溫馨的港灣，還是一個磨練人、成就人的學校。

《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是個精明英俊、富有才華、性格寬厚的優秀的男人，本可以成就一番事業，但由於生活的嚴峻，使他不得在住房窘迫、妻子蠻橫、環境冷漠、經濟拮据和愛情困惑中徘徊人生，他役于生活這張無形巨網的束縛，變得怯懦、孤獨。同時，他也能正視這種現實，沒有就此完全沈淪，而是安慰老婆，並決心要讓老婆“吃一次西餐”。這才是真實的男人，是因爲池莉的眼光中多了些光束，能夠從幾個維度來觀照，她以同情的筆調去寫印家厚，她也不願意看到“憂鬱平庸”的印家厚，但“現實是無情的，它不允許一個人帶著過多的幻想色彩。……那現實瑣碎，浩繁，無邊無際的，差不多能夠淹沒銷蝕一切。在他面前，你幾乎不能說你想幹這，或者想幹那；你很難和它講清道理。”②

《太陽出世》從另一個半徑畫弧。男主人公趙勝天本是一個都市頑主式的人物，大大咧咧，玩世不恭，但在家庭環境改造下，逐漸蛻變成一個溫和、能幹、有責任感和上進心的成熟男子。作家以委婉細膩的筆觸表現了“婚姻是人生課堂”，“家庭是夫妻們的學校”的深刻洞察與感悟。

池莉作爲一個從生活中成長起來的作家，對生活的思考的深層化，從她所創造的男性形象上完全可以反映出來。以印家厚、趙勝天爲代表，他們都有過不切實際的理想，但經歷種種抗爭，終爲歷史的沈重和個體的渺小所負累。他們不再在生活面前作虛無的人生設計，但不放棄信念，只是重新調整目標，切實承擔起家庭和社會所賦予的責任。由此可見，池莉是要把男人從聖座上拉下來，置放在生活煉獄中，讓其在她的理想模式內運行，即在重重磨難中忍辱負重，堅忍不拔，富於責任感。這與新生代女作家們的選擇明顯有別，新生代女作家們充滿了批判精神，不僅要把男人從聖座上拉下來，還要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不能翻身，宣示並自信于“女人的戰爭女人自己打”。與此不同，池莉的筆下，雖是現實現世生活，卻不逐俗流，不失審美理想，洋溢著熱情與責任，含蘊著溫馨與關愛。因而，池莉的寫實更見責任感，其思考也更爲實在。不作驚人語，反有一種難以消失的綿力徘徊不去，維持著讀者的閱讀興趣與切入體驗。這是池莉小說創作題材慎重清醒的審美選擇，也是“新寫實主義”的堅實的起點。

“怎麽寫”，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最見其功力，也是風格形成和表現的基本方面。池莉寫凡俗人生，不僅抓題材見特色，在寫法上也有獨到之處。善於從生活中找矛盾，形成煩惱網結，是池莉小說創作的重要特色。生活既然包容面極廣，生活矛盾也就並不一定都是敵我的勢不兩立的顯在的衝突對峙，而是滲透在生活中的諸般不諧和。煩惱，正是這個意義上的生活矛盾的集中體現。

池莉寫煩惱，細膩，深刻，不厭其煩。《煩惱人生》寫日常生活中的諸般煩惱；《不談愛情》寫婚姻的煩惱；《太陽出世》寫生育的煩惱；《金平》寫愛情的煩惱；《一去永不回》寫青春的煩惱；《白雲蒼狗謠》寫事業的煩惱；《你是一條河》寫生存的煩惱；《預謀殺人》則是復仇的煩惱等等。總之，在池莉的藝術筆下，矛盾構成生活，生活無處不有矛盾，煩惱是矛盾的體現。人生充滿煩惱，煩惱構成人生，人生離不開煩惱，煩惱永遠伴隨人生。

煩惱，作爲人生中的矛盾際遇，不在於它本身是大事是小事，關鍵在於與人生的深層聯繫。莊建非（《不談愛情》）想看球賽未果而煩惱，又氣跑了老婆，再添新煩惱。事情很小，解脫起來，則很難。印家厚（《煩惱人生》）上廁所被幾個慢悠悠的退休老頭占了地方；開燈一著急又把燈繩拉斷了……。這些煩惱簡直是雞毛蒜皮得不能再雞毛蒜皮，然而正因此，而就說不出口，你只得默默忍受，更增一層煩惱。人也就在這種煩惱中無奈、釋放、消解、成熟。《太陽出世》中，“貓子”文化程度低，教養不多，對煩惱體驗不深，人也就不成熟。而有文化有教養的趙勝天就不同，結婚前，跟“貓子”差不多，結婚生孩子後，種種煩惱紛至遝來，不由他不應付思考，煩惱催他成熟。而印家厚則在煩惱鏈中懂得如何看待煩惱，看待人生了。他雖遺憾“老婆爲什麽不鮮亮一點”，然而又自我寬慰：“這世界上只她一個人在送你和等你回來。”因此，他寧肯守著“燙了雞窩般髮式”“憔悴的臉上霧樣灰暗”的女人過日子而不會接受充滿魅力、青春活力的雅麗的愛情。

另外，池莉編織煩惱網結，還在於顯示人生信念理理想的強大與可貴。煩惱是人生不可回避的，但它也絕不會毀掉人生的信念和理想，相反，可逼你成熟。這就是池莉直面人生現實的審美發現與審美理想。

與生活流的情節處理相適應，池莉選擇了生活流的語言，並力求將二者的完滿結合，形成獨特的話語方式，是池莉寫實主義小說創作所顯現的又一智慧。

池莉小說多寫都市的世俗人生，這種她異常熟悉而深刻體驗的生活又暗示了她的表現方式，使其形成了一種“生活流”式的細膩繁複的原生態與寫實性的情節形態。其情節進程由不平衡走向平衡，由不和諧趨向和諧，其敍述語言亦隨之變化，像生活本身那樣新鮮，那樣有味。

《煩惱人生》以印家厚一天的行動爲線索，讓所有的情節都緊緊圍繞主調展開，生活自如流動，隨物賦形，以衝突不諧和爲外表，以自然諧和爲內質。小說結構形式與生活自身結構和諧統一。《太陽出世》仍以生活的自然流動謀篇，從趙勝天和李小蘭的結婚、懷孕始，到孩子出世、過周歲生日，時間跨度長，情節繁瑣。但以生孩子爲結，卻又使繁瑣的生活有序化，使紛亂的秩序變得平衡穩定。

在敍述語言上，生活流式的語言，與所敘內容極其吻合，見功力也見特色。《煩惱人生》展示的是人所面對的每天無時無刻不襲來的生活壓力，其敍述語言因之採用了對話少，停頓少，沈悶、滯重、單調、急促的語式，充滿著緊張感。《太陽出世》表現人生變化和波動，語言敍述，則又以起伏、跳脫、多轉換和熱烈衝動爲基調，與所表現的內容同調。讀池莉的小說，你會強烈地感覺到，不知是生活流變換了語言，還是她的妙語展現了生活流。總之，二者是那樣的和諧一致。

與生活的同“流”，另一方面又表現爲與作者表層的主觀追求疏離，即一方面是生活流，一方面又謂“零度敍述”。這構成了池莉小說的現實主義風格，使人感覺到她作品的持重，冷靜，感悟到生活的真實，嚴峻。

此外，池莉是那樣嫺熟地將地域文化風韻從情節到敍述語言和盤托現出來，表徵了她作爲“漢味作家”的特徵，顯露了她雄厚的武漢生活庫存與不同凡響的體驗與表達能力。她的作品盡顯武漢市民階層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人情冷暖、性格癖好；其間的人物活動場所如“花樓街”、“漢正街”等酷似原生的武漢名街“漢正街”等，地方色彩濃郁，風味十足。

有人說，越是地域化的作品，越能超越地域，越是民族化的作品，越能走向世界。讀池莉作品，我信！

新寫實主義要求真實地再現生活，既要求所展示的生活栩栩如生，又要求不失對生活底蘊、規律的把握。池莉小說，除以生活化形象—新讀者耳目外，更見功力的是她對生活的深深的思索。于不經意間，池莉將生活的真諦告訴了你。

池莉的世俗人生表現，中心情節是兩性感情，兩性感情是生活的本相，人生的本相，更是有文學以來所不斷重復的問題。那麽，池莉的小說在這上面做了什麽文章呢？綜觀她的大部分作品，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她是在用藝術探討人的生存意義問題，或者說她藝術地展示了由兩性情感向生存意義的轉換。《不談愛情》的莊建非十分典型。他視婚姻爲性欲需要，婚前與梅瑩發生關係，與妻子吉玲結合，都是基於這種力量的驅動。這是原生意義上的兩性情感。建立在這種兩性情感基礎上，人只能是被原欲支配的生物，不能安份守已，感情自私，不能昇華。前半的莊建非即如是。但經婚姻的磨練，莊建非終於明白了：“男女之間不僅僅只是性的聯繫”，“生活的內容遠比男女之間性的內容要多得多。”他對婚姻問題的大徹大悟，集中表現了作者的生存意義觀。“婚姻不只是單純性的意思，遠遠不是。妻子也不只是性的物件，而是過日子的伴侶。過日子你就要負起丈夫的職責，注意妻子的喜怒哀樂，關懷她，遷就她，接受周圍所有人的注視。與她攙攙扶扶，磕磕絆絆走向人生的終點。”作者將此賦予莊建非，在作品中顯得十分貼切，同時也是對世人的一種警示。

《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對肖曉芳的瞬間衝動，對於雅麗的刻意掩飾和對舊時女友聶玲的刻骨銘心，表明他也常有非份之念，可以看出他對於現實情感生活的不滿足和對於更理想的情感生活的渴求。但他最終沒有背叛妻子，並不是屈從於某種外在的壓力，也不是由於內在的道德感的作用，而是他從雖不盡如人意的現實的情感生活中體驗到一種對於生存意義的實在感受。他從心裏意識到：“雅麗怎麽能夠懂得他和他老婆是分不開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潑潑辣辣，沒有半點身份的架子，儘管做丈夫的不無遺憾。可那又怎樣呢？”他還有努力想讓妻子吃一次西餐的願望。所有這一切，都不可理解爲是庸人哲學和市民意識，而是對於愛情和婚姻的真實的人生體驗。

從兩性情感轉移到生存意義，是池莉小說哲理思考的第一層，第二層則是將生存意義的“他”移。不論是煩惱重重的印家厚，還是開始了做丈夫責任感的莊建非，亦或是懂得了一些人生意義的趙勝天，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在認識到生存的意義之後，不得不丟掉幻想，抑制自我，老老實實地生活，儘管他們篤信“我們不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將竭盡全力去做”的信條。印家厚對雅麗的逃避，莊建非的軟化，雅麗的執著追求，吉玲有理有節的抗爭，梅瑩的放縱的性格等等，使這個現代社會呈現出一種陰盛陽衰的現象，導致了缺少“男子漢”，“尋找男子漢”的危機。對此，池莉進行了較爲深層化的思考。當她用挑剔的眼光去看生活中這些男子漢的時候，她發現他們經過婚姻、家庭考驗之後，一個個都變好了，但也一個個變得女性般細膩、溫情、忍耐了。她覺得很沮喪，悲哀，於是她賦予莊建非看球賽的癖好，讓他在看比賽中體驗那種生機勃勃的人生；她讓印家厚的兒子強悍一點，以便叫做爸爸的從兒子身上得到寄託。對於這種畸形的現狀，池莉只得採取生存的意義和價值“他移”，轉接表現。

人活著，就要面對許多矛盾，把握和處理矛盾，就體現了生存意義。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人的特點就要他不僅擔負多方面的矛盾，而且還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這種矛盾裏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實於自己。”對此，池莉十分達觀。處在重重矛盾煩惱中的印家厚自慰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麽比別人高一等，他印家厚也不比任何人低一級，誰能料知往後的日子有怎樣的機遇呢？生活原本充滿了信心。”《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標題本身就寓示了對生存意義的價值評判。作品把人們帶入一個誘人的五光十色的感性世界，問題不在曬爆了溫度計的高溫酷熱，也不在於大街上攤成“大”字睡覺和種種無遮飾的親昵、談笑是否是一種文雅的生活方式，而在於人們在這種特殊的生存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生活情態和說不盡的人生滋味，正是人們用自己的感官所觸摸到的，所把握到的現實的生存意義之所在：無論熱，無論冷，只要活著就能體味到人生的價值。這裏，“冷”和“熱”只是一種象徵，一種感性形式，而生存的意義卻寄寓於人們在這個充滿感性色彩的生活的世界裏經歷的豐富複雜、具體而微小的人生體驗。

在對生存意義的價值評判中，池莉所高揚的是生的價值或生存的價值，在她的全部創作中，這是高出其他方面的人生價值（包括道德價值）之上的。《太陽出世》中，新生命的孕育、誕生和成長，竟可以改變父母的性情，讓灰暗的生活變得光彩照人。《你是一條河》中通過主人公辣辣的頑強的生存意志和對於生活目標的執拗乃至於反常的追求來完成張揚生命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爲了生存，辣辣可以蔑視一切社會的和道德的規範。她與糧店老李、血庫老朱的偷情苟合，決不是出於她的本性，而目的是爲了生存。她對兒子社員的偷竊惡習雖有所警誡，但畢竟默許了他對於解決生活的急難所起的輔助作用。她的這種做法不是慫恿兒子去犯罪，而是迫于生存的無奈。相反，她對王賢良的高談闊論，對女兒的浪漫都不屑一顧，因爲這些，在她看來都與生存生活本身無關緊要。她贊許豔春保護“走資派”的舉動，是因爲豔春最後成了這位“走資派”的兒媳，有了一個好的生活歸宿的緣故。所有這一切生存方式的選擇雖不敢褒揚，但她畢竟不是大奸大惡，畢竟是依靠自己和她衆多的小的家庭成員的勞動謀取生存的，而不是坑蒙拐騙，巧取豪奪。儘管她可以蔑視道德和社會規範，但當她思想著的時候，畢竟對習俗和法規乃至冥冥中的天數心中所懼，所以她依舊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的中國勞動婦女。從總體上，使我們想起現實主義作品《犯人李銅鍾的故事》，是扭曲了的生活威脅了人的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權利——生存權所産生的人的近乎本能的抗爭。從馬克思的關心人的自由的終極意義上說，這是異常合理的行爲，沒有什麽可以指責之處。當然，將一些純粹的道德問題完全與人的生存意義對立起來，或者說，用一些純粹的道德問題來代替或偷換她對於生存意義的探討的主題，則會使生存意義這樣的大話題被沖淡了意味。

李紀釗、焦相在分析池莉小産創作的時候，指出池莉小說具有“人人捲入於其中而又不可擺脫的現實性”。③這正是池莉小說寫實主義特色所在。池莉的藝術世界表明，人們時常感受到追求的同時必須伴隨著一些可貴生命，生存價值的失落——青春、理想、才智和熱情等，但在這些價值失落之後還必須確定新的人生目標並以此作爲精神寄託。這與現實中的時代發展需求相一致，爲時代提供了一種新的審美物件和特定社會生活環境。池莉的作品沒有什麽個人品德問題，只有現實生活、如何生存的問題；沒有浪漫主義的人生騰達和理想境界，只有人生的過程和各種相適應性的調整；沒有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生活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決裂，只有妥協和無奈。這就是她用全部創作所提供的庸常人生、凡人哲學。如此寫來，對於習慣了宏大敍事，習慣了塑造英雄典型的中國當代文學無疑是一種解構，其顛覆意義或不被認同是一方面，而更大的意義則是，將文學真正走向現實人生，不故作高貴與驚人狀，究竟只是一種策略，還是本身就是一種形態。這也意味著今天承認池莉的創作是一種策略，還是本來即如此。這對於池莉及其新寫實主義都是重要的。池莉的創作正是如此，撇開文學史、文學思潮的意義，其如此創作選擇本身也有一種擋不住的藝術魅力，正應了古人的的論：“正因寫實，轉成新鮮”。這也是新寫實主義創作的特有風采。

(1) 段崇軒：《生命的河流》。
(2) 池莉：《我寫〈煩惱人生〉》，《小說選刊》1988、2
(3) 《一樣鍾情，兩樣風景》,《文學評論家》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