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論嚴復的教育救國思想 郭其才 嚴復(1854-1921)是清未民初的著名思想學者及翻譯家，是早期 出國留學的精英之一。在留學英國學習海軍期間，他親身體驗了一個 富強國家在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的成就。並他又廣涉了西方的科學 、哲學等知識。雖然留學時間不多，卻典定了他日後的救國和教育思 想的基礎。有不少研究嚴復的學者指出，嚴復一生的思想多變，自第 一世界大戰以後，就呈倒退現象，早期先進，中年保守，但晚年倒退 ，但亦有些學者持相反的觀點[1]。本人才識有限，未能討論這個問 題，而只想嚐試分析整理一下嚴復的政治教育思想。本文算不上是一 篇合格的學術論文，論述或有錯誤遺漏之處，請賜教指見。 自鴉片戰爭(1842)以後，有更多愛國之仕認為必須向西方學習。 但學習西方是指學習西方的那方面？首先有人認為要學習西方的兵器 ，以圖自強，對抗外患--「以夷制夷」，此時，大多數知識份子對中 國的前途乃很樂觀。直至甲午戰爭被日本戰敗後，中國人才意識到真 正的國情是多麼的危急，於是，由積極的「改革」轉為激進的「救亡 」的意識。在當時的救國主張當中，大多傾向政治改革，但嚴復認為 ，如果要使中國真正達到富強之境，免受列強的侵略欺侮，最根本的 辦法是從教育入手。他深信教育不改善，人民的質素不提高，一切的 政治改革都是徒勞。 胡適說過，近百年來，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後，完全是由於自己 的錯誤，他說：[2] 「我們到今日還不肯低頭去學人家治人富國的組織與方法。所以 我說，今日第一要務是要一種新的心理：要肯認錯，要大徹大悟地承 認我們自己百不如人。」 嚴復也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內部文化的問題。在1895年發表 的《論世變之亟》一文中，他通過分析中西人民的民族性，企圖指出 中國的積弱，是究由自取的。他說： 「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 『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 衰，為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彊，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 亂為學術教化之極則。」《論世變之亟》 中國人，好把際遇委於「天命」、「天數」，長期活於被動的「 任天為治」的人生之下。而且，只會一味把頭向後望，只會承先，不 懂啟後，不懂創造一個比已前更廣大更進步的生活環境。但西方人， 卻從不肯府首命運，反而敢於挑戰自然，創造時勢，開闢新視野。這 些中西文化之不同，盡表現在學術思想和政治制度上： 「……其命脈云何？茍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以崇真」 ，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論世變之亟》」 西人「崇真」的態度，使他們有動力去追源索流，尋找各種事物 存在的原理，建立中國所不及的科學知識。無可否認，中國在多場戰 爭中所輸的，就是科學技術。另外，傳統中國政治制度都是君主制， 就算是改朝換代，亦只是君主的替換，就算到了民國新政府成立以後 ，擁護袁世凱稱帝的也不乏其人。中國人在政治思想上，極其量只會 要求在政者的「仁」與「賢」，而從不會想過，要設計一個能使人民 得到更多益處的政治社會體制。反觀西方人，不單在科學知識上「力 今」，也在政治智慧上力求「勝古」。雖然，君主制也曾為中國取得 過「漢唐」的盛世，但這只能歸究到君主的賢德，而不是君主制本身 的功效。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只知迷戀仕途，靠攏朝廷，而不會從中 國歷史反省君主制的毛病。事實上，西方列強，及至日本的崛起，都 曾對君主制加以反省。嚴復從分析中西人民的治亂盛衰觀，而點出， 中國人在知識開發和政治智慧的缺失，正是中國發展到近代，在國際 政治上蒙羞的主因。 在甲午之戰失敗的巨大刺激下，他決定要告訴國人，中國的積弱 還有一個大道理，就是「優勝劣販，適者生存」。於是，他傾全力著 手譯介赫胥黎(T.H.Huxley)的《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 thics and other Essays)一書。在《天演論》導言裡他這漾闡釋物 競天擇的含意： 「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 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民物，各爭有以自有。其始 也種與種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智者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 ，則必強忍魁傑，矯健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 也。」 他期望以新的宇宙人生觀，來給知識青年的思想突破。他通過按 語否定種種宿命論形態的觀念，他說： 「萬類之所以底於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無所謂創造者也。」 《天演論，導言按語》。 胡適回憶說：「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 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 辱之後，這個『優勝劣販，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 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 多少年的心和血。」《胡適，五十自述》 雖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一書，是想說出人類不同於 動物，社會不同於自然，倫理學不能用進化論解釋，嚴復卻不同意赫 胥黎把自然規律和人類生活分別開來，他有意地、有選擇地對《天演 論》加以翻譯其原因在於他要為迎合當時國情。這本書能夠起巨大影 響，原因也於在此。嚴復宣傳「優勝劣販，適者生存。」的真正動機 是要人們認識並懂得分析中國當時的情勢，要人們重視自強、自主、 自力等觀念和國家命運的關係。在讓人們知道競爭的重要後，不要甘 作劣等民族坐以待亡，而應奮發圖強，把操縱自身的命運從別人手上 取回來，所以他又說： 「國之興也，必其一群之人，……人人皆求所以自強而不自甘於 弱。」《國聞報緣起》 嚴復知道要真正達到富強，隨著思想啟蒙後，就要提倡新學、宣 傳新學。他亦知道如果要讓新式教育得以推行，首先就要針對舊學加 以否定性的批評。一八九五年嚴復在＜救亡決論＞中主張全面廢除科 舉考試，取消舊式的學堂教育，而代之以西式教育，以新的教育內容 和教育方法培養精通西方學問的人才。 他嚴謹地把廢除科舉考試的論點一步步推衍出來。在＜救亡決論 ＞裡他說： 「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 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八股。』」 他以當前無人能加以反的「救國意識」放在第一大前提下，而「 救變」就是救國的出路。為何「救變」就非廢八股不可？他說： 「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 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錮智慧，……其二害曰壞心術，……其 三害曰滋游手。」 他認為救國須要各方面人才，但現在主要選拔人才的方法是通過 科舉考試。科舉考舉的內容是八股文，可惜讀八股文有錮智慧、壞人 術及滋游手三大害，這三大害都不是真正人才的特徵。既然科舉考試 所選的不是真正人才，如果繼續任用這些人才，則不單不能救國，更 有害國家。科舉考試與救國思想互相否定，為保國，所以要廢科舉， 為富國，更要廢科舉，因此，科舉八股不能不廢。 八股要廢，新的教育才得以推行。嚴復分析了西方人民的優越性 。他認為列強之壯大，其人民有三大特徵，第一，體健力強，第二， 知識水平高，第三，有公民責任。在《原強》一文，他具體地提出了 一套以西方強國為藍本的教育方向： 「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 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 他要證明他的教育方案並非憑空想像而來的，這是經他細心考察 了西方國家後作出的結論，他說： 「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 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原 強》」 西方列強之所以能造堅船，能制利炮，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具 備了這三方面。如果中國也具有這三方面，中國自然也會成為強大的 國家。 嚴復比當時很多人都更深刻，他早就注意到只學習西方的工藝技 術，並不能真正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在他看來中國的問題癥結在 於「不崇真」的知識觀和「不為公」的政治觀。嚴復的先見，正是後 來五四時期所提倡的「科學」和「民主」。 推行教育改革，除了 有完整的教化工作外，還須要政府支持與配合下才能得以完成。那麼 政府應該怎樣配合教育工作？嚴復就引入了西方的「自由」思想。他 說： 「夫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欲利民必自民 各能自利始。民如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 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亂。厭彼民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 、其德誠優者也。是以今之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 二曰開 民智，三曰新民德。……唯是使三者誠進，則其治標而主，三者不進 ，則其標雖治，終亦無功；此舍本言標者此之所以為無當也。」《原 強》 嚴復想告訴政府，應把國家的利益等同於國民的利益。而國民的 利益應該建基在個人自由上。而更重要的是，自由的主要功用是因為 它有助於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教育救國大方向。 嚴復又藉翻譯西方哲學名著穆勒(J.S.Mill)的(On Liberty)，來 深化政府對自由之價值的了解。在《群己權界論，釋凡例》中，他說 ： 「須知言論自繇(由)，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為古人所 欺而已。二不為權勢所屈而矣。使真理事實，雖出於仇敵，不可廢也 。使理謬事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謂自繇(由)。亞里斯多德 嚐言『吾愛吾師柏拉圖勝於餘物，然吾愛真理勝於吾師』，即此義耳 。蓋世間一切法，惟誠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 重此而得為聖賢，亦未有倍此而終不販者也。使中國民智民德而有進 今之一時，則必自寶愛真理始。仁勇智術，忠孝節廉，亦皆根此而生 ，然後為有物也。」 他又說： 「有國者，必知扶植如是之秀民，而後為盡其天職，而其種之名 貴，其國之盛強，視之。《群己權界論》，頁七十」 他要政府注意到，個人自由對國家利益的重要性。有智慮有責任 又體健的國民，才能產生真正的人才。他認為政府應儘量少干預管束 ，政府應視管束干預為不得己之事，人民因此而可得較多自由[3] 雖然有學者批評嚴復乃保守主義者，但嚴復不讚成任何急進的政 治改革，因為他認為中國當時的國情是「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 不足以自治也」[4]。最終，本人認為嚴復只是個教育救國論者。當 時他主張在救國大業上，必須先通過教育的陶冶，在民智已開化，人 民的思想空間廣大、成熟之後，進步的社會條件才能慢慢形成，大規 模的政制改革才能付諸實行。從這方面看，他是謹慎而非保守。 註釋: [1] 林啟彥《論嚴復》，明報月刊，1990年7月號，頁103至106。 [2]（＜請大家來照照鏡子＞，胡適文選，一八八頁）」 [3]《法意，十一卷六章》 [4]《闢韓》 參考書目: 1.史華慈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時報出版公司印 行。 2.李澤厚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5年。 3.馮友蘭著《中國現代哲學史》，中華書局，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