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紀念陽明先生、弘揚王學精華」研討會上的講話 香港孔教學院院長 湯恩佳博士 孔曆2550年（1999年3月30日）於浙江紹興 主席先生、各位學者、各位來賓： 　 　　今年，是王陽明先生逝世470週年，我們在他的故鄉紹興市召開盛會，緬懷 先哲，切磋學問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由王陽明先生開創的陽明學派，是一個有重 要影響的學派，它不僅在中國明清時期影響，甚至左右思想界一個半世紀，而且 流傳到東亞各國。例如，在新加坡，由教育部主持編寫1984年出版的《儒家倫理 》課本，在廣泛徵求海內外專家學者意見的基礎上，確定「孔子以後的儒學大師 」共四人：孟子、荀子、朱熹、王陽明。可見，王陽明在儒學中的地位。王陽明 及其學說在國外影響最大的，我以為應首推日本。在日本，陽明學一度被奉為" 顯學"，對其革新運動起過重大的推動作用，以至成為明治維新的重要精神武器 ，陽明學在日本的影響，至今仍很深廣。1997年8月，我參加了在日本京都召開 的國際陽明學研討會，親身感受到陽明學對世界、特別是對日本的影響。至今仍 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可見，我們大家在這裡聚會，絕對不是發思古之幽情， 而是要從陽明先生那裡尋覓有益的教誨。 　 　　宋明理學，是儒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它立足於儒，又兼融佛道，其思想更趨 縝密，被奉為中國儒學的第二次理論高峰，它分兩大派：理學與心學，前者以朱 熹為代表，後者以王陽明集大成。 　　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為論證傳統社會的合理性和永恆性作了「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的努力，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但是，當時的統治者並不理解它的理 論意義，更不理解他的苦心。在他去世前幾年，宋寧宗把朱子學打成「偽學」， 他的學生們被打成「逆黨」，一律不准在朝為官，朱熹自己不僅連降二級，且險 些遭「乞斬」，弄得門人故友過其門而不敢入。在朱熹去世後九年，統治者終於 開始理解朱子學對自己的意義，還是這個宋寧宗一反十幾年前的詔令，謚朱熹為 「文」，尊為「朱文公」。過了一年，追贈朱熹為中大夫、寶謨閣學士。二年後 ，國子司業劉爚「請以朱熹《論語—孟子集注》立學」，把《論語集注》、《孟 子集注》列入學官，作為法定的教科書。這樣，宋寧宗就完全否定了過去禁止朱 學的一切禁令。此後，朱熹及其學說的地位與日俱升，一直升到嚇人的高度，以 至出現了明史纂修官朱彝尊說的"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 《曝書亭集—道傳錄序》）的局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陽明學作為朱子 學的對立面幸運而生。 　　王陽明年輕時，朱熹的著作成為「天下之人，童而習之」，「不容於辯論」 （《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下引王陽明語，不再註明）的經典。在這樣的大氣候 下，年輕的王陽明「遍讀考亭（朱熹）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 ，無所得入。」（《明儒學案》卷十）他按照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去做格竹子的 功夫，格了七天，非但沒有格出竹子的道理來，反而累垮了身體。從此，他對理 學開始持懷疑態度，最後走上批判的道路。在批判中，建立了自己的「心即理」 、「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學體系，以與朱熹理學爭正統。 　　「心即理」，是陽明心學體系的理論基石。而這塊基石，正是在批駁朱熹因 「不知心即理」而導致「析心與理為二」之弊的過程中，繼承並發展陸象山的「 心即理」說時奠定的。他說：「晦庵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 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 之間，而未免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 由不知心即理耳。」 為了克服朱熹「心理為二之弊」，王陽明在朱熹與陸象山 的辯難中，旗幟鮮明地在站在陸象山一邊，繼承並發展了他的思想。陸象山曾說 過：「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 ；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東南西此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 此理也。」（《雜說》）又說：「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與李宰書二》）他的全部哲學體系，就是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礎上的。王陽明 在為李茂元重刊的《象山文集》作序時指出：「析心與理為二，而精一之學亡。 世儒之支離，外掌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 ，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 得而遺也。」這樣，就明確肯定了陸象山的「心即理」說，而批駁了程朱學派的 支離和佛老二氏的空虛。王陽明認為，「析心與理為二」，不知「吾心即物理」 ，「物理即吾心」，正是程朱和佛老陷入謬誤的根本原因，也是導致「精一之學 亡」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根據陸象山的觀點，系統說明了「天下無心外之事， 無心外之理」的道理，斷言「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並 把「心即理」作為自己的「立言宗旨」，他說：「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 今說個心即理是如何？祇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分心與理 為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 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析心與理為二， 這心可能被私心、人慾所蒙蔽、陷入伯（霸）道之偽：合心與理為一，從心的至 善本體上做工夫，就能立王道之真。破「伯（霸）道之偽」，立「王道之真」， 這是陽明學的真諦所在。 　　王陽明在主講貴陽書院時，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論，其理論基礎正是「 心即理」。他從「心即理」出發，批評朱熹「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 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 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 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 朱熹的格物致知論，把「人心」與「物理」「終判為二」。承認「理」在「心」 外，要窮理就有一個向外求知的過程，求知以後才能去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王陽明認為，「心即理」，萬事萬物之理都在人心中。那麼，要窮理就根本 不需要一個向外求知的過程。他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 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由此， 他提出了「知行合一」。他說：「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 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 念不善潛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陽明坦言，他提出「知行合一」論是為 了補偏救弊。指出：由於朱熹「外心以求物理」，必然把知行「分作兩截用功， 失卻知行本體」，他說「此不是小病痛」。「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 」。這就再明確不過地說明了他提出「知行合一」的針對性和目的性。不過，「 知行合一」論本身確有不少合理之處，主要是：其一，肯定認識必須依賴實際 行動。在抨擊朱熹「不行而言學」時，王陽明提出：「問、思、辨，行，皆所以 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盡天下之學，苦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 固已即是行矣。」其二，接觸到了真知發源於直接經驗的問題。在批評朱熹"知 先行後"論時，王陽明說：「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先 知食味之美惡者耶？」「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 而已先知路歧之險夷者耶？」他甚至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 ；「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其三，看到了知與行的某些辯證關係。如他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既肯定「知」 對「行」的指導作用，又肯定「知」祇有通過「行」才能完成。這些思想，直至 現在仍有借鑒意義，其正確性是不容置疑的。 　　王陽明在晚年，很少講「知行合一」，而專門發揮「致良知」說，這是對「 知行合一」說的深化和發展。他把《大學》講的「致知」與《孟子》講的「良知 」結合起來，提出「致良知」說，認為這是「千古聖聖相傳的一點真骨血」，並 把它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致鄒守益的信中，他說：「近來信得「致良知」三 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祇此良知，無不具足。」 在給楊仕鳴的信中又說：「區區新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 得真的，真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貢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這個「致良知」說，實在是法力無邊，無所抵敵。歷代聖人以此心 心相傳，後沉沒數百年，王陽明自認他重新發現了此說，自負極有功於聖門。因 此，他大力宣揚這一思想。指出：「吾生平講學，衹是「致良知」三字。」王陽 明斷言，「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 下古今所同。」「人胸中各有個聖人」，「滿街人都是聖人」。他甚至說：「與 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這就是說，在「良知 」面前人人平等。那麼，什麼是「良知」呢？王陽明說：「良知祇是個是非之心 」。可見，「良知」是評判是非的標準。既然，愚夫愚婦與聖人一樣，心中都有 良知；因此，他們都有自已的是非標準。他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 則。爾意念著處，是便知是，非便知非。」「良知真是個試金石、指南針。」在 「以朱子之是非為是非」的當時，王陽明以「良知」為武器，對朱子學的權威性 進行了公開挑戰。在與羅欽順辯論《大學》版本時，王陽明公開提出判斷是非不 能以孔子、朱子的言論為標準。他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 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 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既然聖愚都有「良知」， 都有「自家底準則」；那麼把孔子、朱熹的言論作為檢驗是非唯一標準的思想也 就根本動搖了，為什麼在當時已被奉為判斷是非的最後標準、衡量言行的最高法 典的朱熹的話，不能成為檢驗是非的標準呢？在王陽明看來，朱熹那套說教不過 是"轉說轉糊塗"的"支離事業"。從這個思想出發，王陽明向孔子、朱子在學術思 想上壟斷地位提出了挑戰。他說：「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天下的 「道」、「學」，應該成為「公道」、「公學」，不能為孔子、朱子所壟斷，成 為他們的「私道」、「私學」；祇有打破了孔子、朱子對「道」和「學」的壟斷 ，使「道」和「學」成為「天下之公」，才能有「公言」。這就是說，學術上的 是非，應該讓人們通過自已的獨立思考、專心研究來確定，不能由一兩個「權威 」說了算。至於個人，對學術上的是非也要有正確態度，不能因執已見、因人廢 言。王陽明說：「言之而是，雖異於已，乃益於已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已，適 損於已也。益於已者，已必善之；損於已者，已必惡之。」這種主張對待學術上 的是非應取客觀態度的思想，儘管主觀上是為了與朱熹爭奪在學術界的統治權， 但在實質上卻是正確的，客觀上起了打破偶像崇拜，發展個性，解放思想的作用 。這些，在其後學泰州學派那裡，表現得更為明顯。對此，黃宗羲在《明儒學案 》中指出：「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古 人，後不見來者。」《泰州學案》明末思想家顧覽成說：「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 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 《小心齋札記》卷三）劉宗周則說：「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 ，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 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明儒學案—師說》）這些對近代中國起過重要的 影嚮作用，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從李賀、黃宗羲、唐甄一直至近代的龔自珍、 魏源、康有為、譚嗣同等時代先驅的思想，就可發現：他們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 ，無一不與王陽明的「良知」說存在某種程度的血緣關係。一種學說，能在長達 幾百年的時間內連續不斷地發揮積極作用，這正是歷史對「致良知」說客觀效果 的一種鑒定。 　　不僅如此，王陽明的思想，特別是他的「致良知」說，還深刻地影響了日本 的思想家、政治家，以至整個日本社會，現簡要論述於下。 　　陽明學與日本的聯繫，最早起於明代正德年間。相傳，日本禪僧了庵桂悟於 正德四年（1510年）奉國王足利義証之命，以83歲高齡遠使中國，與王陽明會悟 。回國前，王陽明作序一篇相送。此文載師蠻的《本朝高僧傳》、齊籐拙堂的《 文話》，在日本學者中影響很大。井上哲次郎說：「桂悟親與陽明接觸，為哲學 史上決不可看過的事實。」（《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第636頁）川田鐵彌說： 「桂悟憚師，兼傳程朱子學、余姚之學，論知行合一之義，為日本王學倡導之嚆 矢」（《日本程朱學的源流》第46頁）肯定桂悟為王學在日本之始祖並不確切， 因為他回日本時己是87歲高齡。我們認為，陽明學在日本的真正開創者應是中江 籐樹（1608-1648年），他早年學習朱子學，1644年37歲時獲《王龍溪語錄》讀 之，後又讀《陽明全書》，大有所獲，乃賦詩曰：「致知格物學雖新，十有八年 意未真；天祐夏陽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籐樹先生遺稿》第一冊153 頁）讀了陽明全書，他「心似回春」，於是在近江設令其徒皆攻讀《陽明全書》 ，被奉為「近江聖人」。他力求象王龍溪那樣把陽明學普及到庶人中去，斷言： 「心學為由凡夫至聖人之道」（《翁問答》）；「行儒道者，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庶人也。此五等人能明明德，交五倫者謂之真儒……真儒在五等中不擇貴 賤、貧富。」（《籐村先生精言》）他被稱為日本陽明學派的開山祖。發展陽明 學的是被奉為「泰山北斗」的佐籐一齋（1772-1859年），他在日本朱子學獨尊 的形勢下，他從事教育70年，任儒官19年，聽其講學者常滿堂盈庭，開創了幕末 王學的先河。他在《言志四錄》等著作中大力宣揚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如 說：「就心曰知，知即行之知；就身曰行，行即知之行」等，他主張天下財利公 有，指出：「財者，天下公共之物，其可得自私乎？……利者，天下公共之物， 何曾有惡？但自專之，則為取怨之道耳。」這些思想，在廣大市民和農民中有廣 泛的影嚮，特別是他培養的大批學生中，有很多人成為明治維新的骨幹。在日本 ，把陽明學最早付之實踐的當推大監中齋（1793-1837年）。他「以陽明王子「 致良知」之教一以貫之，以為學的。」以王陽明為楷模教育生徒，在學堂右側銘 以「入吾門學道，以忠信不欺為主本，乃紀陽明先生語以揭示」，作為學生守則 ，要求學生「躬親學於陽明先生。」（《洗心洞詩文》第449頁）1837年，大阪 發生大飢饉，他在賣盡藏書以賬災民的同時，又領導了震撼日本近代史的大阪市 民和近郊農民的起義。他的言行反映了下層武士、市民和農民的要求，大阪起義 成為80年後「米騷動」的先驅。佐籐一齋的高徒，佐久間象山提出了「東洋道德 ，西洋藝術」的口號，開學收西方文化之風，為開港倒幕作了準備。他的學生吉 田松明（1830-1859年）認為王陽明的《傳習錄》「皆言會當心」他主辦松下學 塾，培養了高杉晉作、伊籐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維新志士。高杉晉作是倒幕將令， 曾作詩盛讚陽明學，詩曰：「王學振興聖學新，古今雜說遂沉湮；唯能信得「良 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明治維新時期最有影嚮的人物當推伊籐博文。他早 年參加尊王壤夷和倒幕運動。明治維新時，1868年3月，任政府外國事務局判事 ；6月，任兵庫縣知事。1869年，調大藏省工作。1885年12月，任第一任內閣總 理，至1888年任天皇咨詢機構的樞密院議長。由於其顯赫的政治地位，使他對明 治維新起了很大作用。總之，明治維新突出王陽明的儒家精神，實現出來今天的 日本。陽明學對日本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影嚮之深廣可見一斑。 　　綜上可見，陽明學在國內、國際確有廣泛而深遠的影嚮。之所以如此，是因 為它他有很多正確的思想，如「知行合一」說中關於學行結合、真知源於行等思 想；「致良知」說中的凡聖平等論、反對偶像崇拜、主張解放思想等等，都具有 重要的現實意義。鄧小平先生反覆指出：要解放思想，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 。否則，思想倀化，迷信盛行，國家的生機就停止了。可見，弘揚陽明學中的合 理因素，並把它付之於行動，這是很重要的。我想，這就是我們從四面八方會集 陽明故鄉的目的。 　　在今日紀念陽明先生、弘揚王學精華的盛會上，我講了如上看法，如有不當 之處，敬請方家不吝賜正。 　　並祝蒞臨各位 身心康泰 事業進步！ （本人上述講詞，如有同感，請廣事宣傳，歡迎再複印給各親友。功德無量！） 經湯恩佳先生同意，轉自www.confucianacademy.com 2001年7月23日 Copyright (c)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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