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內鄉縣衙三堂名聯 

出河南南陽市區大約1小時的車程，便來到了內鄉縣境內。內鄉縣源於秦代的析縣。西魏時期改名為中鄉縣。隋朝因避文帝諱改名為內鄉縣。析縣秦代鄰酈縣（唐代改稱菊譚縣）。五代時期菊譚並入內鄉，清代隸屬於南陽府，因管轄地域遼闊，配正五品知縣。

「縣治居城之中，元大德八年建」。然而，縣衙命運多蹇，崇禎十五年毀於李自成，清順治十八年重建。咸豐七年，捻軍攻內鄉，「公署全毀」，光緒十八年，縣官章炳燾履新，他「歷任九年，得以專心土木工程」，形成現在的格局。

內鄉縣衙南北250米，東西80米，房屋260余間，分為大堂、二堂、三堂，集中了縣衙的所有機構和縣官的家眷。內鄉縣衙體現了中國古代「家國一體」的治理模式，大堂前設吏、戶、禮、兵、刑、工六房，二堂的跨院則集中了知縣的幕僚班底，三堂則是知縣的眷屬棲息之地。這樣，在同一個屋簷下，以知縣為核心，由疏而密形成了一個系統的治理結構。在大堂之外為國，辦事機構為國家機構，二堂之後，則是知縣的私密所在，這裡既有他的眷屬，也有知心幕僚。奇怪地是，在幕僚辦事之處的兩側，卻又設置了東西賬房，主管縣衙內的財政收支和全縣的稅務事項。

在這樣一個治理模式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落難，全家遭殃。家國不分的治理方式，雖然比較穩定，但卻給腐敗提供了天然的溫床。在後院之內，如果有一個人動起邪念，整個穩定的治理結構就會發生傾斜。

沿著縣衙的中軸線徐步前行，突然感到一陣悲哀。作為內鄉的最高長官，知縣不但要記掛著內鄉百姓的安危，而且還要為滿門人丁提供衣食。作為皇帝的打工者，他的俸祿夠用嗎？據查，清代七品知縣歲俸45兩，正五品也才有區區80兩，遠遠無法養活一家老小。在俸祿不足的情況下，清中央政府不得不默許官員自找門路，在國家賦稅的徵收過程中額外加征。後來逐漸地形成了養廉銀製度。五品知縣的養廉銀居然高達700到1200兩，已經成為知縣的主要收入來源。儘管如此，章炳燾異地被罷官後，仍不免經濟拮据，不得不攜女兒重歸故里，跪而募捐。

一家如此，內鄉的黎明百姓如何呢？據傳說，章炳燾種種善政，綽然有古循良風，內鄉太平無事。然而事實如何呢？

為了修築縣衙，章炳燾強令砍樹，以至於「天子渠」古樹幾乎不存。在修建縣衙的過程中，由於實行了承包責任制，工程進展迅速。但是，年終歲末，由於預算超支，縣庫空虛，無錢支付，只好拖欠工錢。後經鄉紳斡旋，民工才拿到了辛苦錢。據說，衙門修好，章炳燾接父參觀，其父不無幽默地說，「房舍雖好，惜缺少一樣東西。」 章炳燾忙問缺少什麼，其父幽幽回答：「缺少四個輪子，好在你卸任時將它推回咱浙江老家，供你終生享用」。

家國心態，一覽無遺。

既然財政緊張，為何又要大興土木呢？既然開工興建，如何籌措資金呢？

斯人已去，我們無法深究修衙的動機，或許知縣大人好大喜功，或許是為了拉動內鄉縣的投資，或許是為了刺激消費，或許是為了知縣大人自己的腰包，或許上述的一切都不真實，知縣大人就是為了給內鄉縣留下一座像樣的官衙。在他的身後，這座恢宏的建築曾經迎來了無數的達官顯貴。內鄉縣衙從此再也沒有寂寞過。

據史料記載，為了修建縣衙，知縣大人章炳燾曾經冥思苦想，東挪西借，精心策劃，終於按期完工。在諸多集資方案中，最絕的要數「贏捐輸罰」手段了。凡是到內鄉縣衙打官司的人，都必須為內鄉縣衙工程建設作出貢獻。如果打贏了官司，知縣大人會伸出手來，要求勝訴方捐出一點錢；如果打輸了官司，知縣大人會沉下臉來，要求敗訴方承擔罰款。這種集資的手段，與當今一些法院的做法何其相似乃爾。為了一心一意搞建設，知縣大人還作出規定，凡是上堂爭訟的，不管有理沒理，先打40大板。在這樣的高壓下，內鄉縣的升斗小民過得是什麼日子呢？

我們不能用法治的眼光來苛求知縣大人章炳燾。但是，歷史的車輪走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在一些官員身上看到章炳燾的影子。在一個政府官員處於強勢地位的年代，老百姓的日子不會好過到哪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星轉斗移，昔日高大的縣衙已顯破敗。在蒙滿灰塵的仿古建築裡面，我們重溫了古代的升堂儀式，查閱了古代的典籍，翻看了歷代的刑具。所有這些不但沒有激起我對當地人口中盛傳清官的絲毫敬意，反而泛起了一絲蒼涼之感。在「越訴笞五十，誣告加三等」的石碑前，我很慶幸自己生活在現代。

如今的內鄉縣城早已繁華一片。在樹起的水泥高樓中間，古代縣衙略顯形單影隻。據專家介紹，中國古代官署保存最為完整的有四處，其中南陽就有兩處。除了內鄉縣衙之外，南陽的府衙也留存於世。由縣而府，在南陽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中國的行政架構似乎被濃縮定格了。

在清代，地方政府分為省、道、府、縣四級，國家的行政架構止於縣衙。官府不下鄉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後，在政權結構中逐漸地增加了鄉鎮一級，延伸了政權的控制範圍，但卻壓縮了公民的自主空間。50年後的今天，以減輕農民負擔為直接目的的鄉鎮改革終於啟動，在短短的時間內，中國撤並了7400多個鄉鎮。現在，人們又在談論更高一層的機構改革問題，希望通過縮省的方式，平衡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係，協調各地生產力的發展。

走出縣衙，「菊譚古治」的牌樓赫然矗立眼前。古代的衙門已經成為了熙熙攘攘的街市。懂建築的人在這裡尋找古代建築的樣式，懂文學的人可以抄錄縣衙上的楹聯，懂經濟的人可以在人群中兜售自己的產品。定格的歷史彷彿在喧鬧中復活了。人們在監獄的牆壁上看到了中國古代的十大酷刑，但耳中再也聽不到犯人的呻吟之聲。正義還是邪惡，暴戾還是寬厚，在那久遠的記憶中變得模糊起來。我一直在想，中國古代這種高度集權的治理模式為什麼能夠長期延續？不就是因為大堂下面跪拜著失去獨立人格的百姓嗎？每一次揭竿而起，換來的都是一個新的朝廷。老的縣官走了，新的縣官又來了。百姓的日子就在縣官的輪替中一點點變得黯淡無光。

歐洲的憲政起源於貴族的集體抗爭。中國的憲政起源於一場革命。但是，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中國的憲政之路卻是如此地坎坷，以至於在百年之後，我們還不得不進行民主的啟蒙。難道中國的土壤如此地貧瘠，民主之花永遠不能開放嗎？

「天理國法人情」，似乎道盡了中國古代治理的一切規則，但「愛民若子」的功德匾又見證了中國古代民主的高度。在主僕顛倒，百姓的人格無法獨立的社會，天理國法人情其實是一回事情。天理是天子之理，國法是皇帝之法，人情是最高統治者的人情。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裡，沒有互動，沒有平等，有的只是上下尊卑的管理關係。

1985年，在內鄉縣公園發現了一座石碑，其中刊刻著內鄉知縣報請上級監察部門批准的禁約。這塊被稱作「三院禁約」的石碑上，羅列了禁止亂吃喝，禁止亂攤派，禁止亂收費等禁令。禁約特別規定，「如有特殊外索者，該驛飛報兩院究治」。規定不可謂不具體，措施不可謂不嚴厲。但是，在一個缺乏外部監督，官員的任免與百姓沒有直接關係的社會裡，這樣的制度有何意義呢？看來，從古至今，中國的制度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寬一分，民多受一分賜；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錢。」現代的一切行政理念似乎都體現在了這副楹聯之中。不幸地是，不值錢的官員何其多也。民主的價值就在於能夠及時清除這些不值錢的腐敗官員，讓百姓多受一分恩賜。然而，在章炳燾的時代無法真正做到。現在，我們能夠做到嗎？

在返程的車上，回望煙塵中的內鄉縣衙，讓思緒在歷史的長空中盤旋，不禁悵然若失。內鄉縣衙承載了中國行政機構變遷的歷史，見證了古代官宦的榮辱。但正因為她是如此地世俗化，以至於使我沉湎於大量的細節之中，忙於器物的考證，而淡忘了這片土地上百姓的悲歡。其實，如果遺忘了這裡生生不息的黎民，一座冰冷的建築有何價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