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盧梭思想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 陳強 　　從世界歷史上看，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乃是法國大革命之後逐漸波及全球 的塑造近代民族國家之浪潮的組成部分——這股浪潮首先在十八、十九世紀衝擊 葆有封建殘餘的歐陸國家以及歐洲人的海外殖民地，接著在二十世紀席捲文化背 景與之迥異的亞非國家。原始宗教、部落意識、部落民主制三位一體之早期蠻族 文化隨著基督教文明的世俗化進程逐漸變現啟蒙思想、民族國家意識、自由民主 制度三位一體之近代西方政治文化，與之相應的是凝聚千千萬萬勇於公戰、怯於 私鬥之國民的利維坦逐一隨著歷史的風雲際會在大地上站立起來。新興的民族國 家在呼喚反映時代需要的全新的意識形態以鞏固其權力，而法國思想家盧梭的社 會契約論則適逢其會地喚醒了文化生命尚處於朦朧狀態的某種衝動——其理論架 構推其原始可以上溯至希伯萊文化的獨特的契約觀。按照舊約的記載，耶和華曾 先後與挪亞、亞伯拉罕以及摩西統領的以色列人立約——在這種契約關係中，神 既是主動要約的一方又是保障約定得以履行的外在勢力。號稱「神言」的《聖經 》以全知全能之「上帝」的視角說書，具有使進入其情境之讀者混一神我的魔幻 效果——在宗教改革運動之後，為天主教會拘囚千年之蠻族靈魂開始進入《聖經 》情境以神自居，渾然忘其本身。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糅合無數日益膨脹之自我 的「人民」在上帝退隱之後便順理成章地取而代之成為主動要約者——這是歐洲 思想史上各家社會契約論之共識。霍布斯的學說出於日爾曼蠻族傳統中軍政首長 的建制，洛克的學說出於貴族會議的建制，而盧梭的學說則出於人民大會的建制 ——唯有在後者那裡，作為要約者的「人民」沒有在立約之後即將主權移交凌駕 其上的政府組織或者立法機構，而是永遠在以「公意」監督契約之有效履行。近 代歐洲歷史上的民粹主義、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潮流皆與託始於日爾曼傳統 的人民主權論有著程度不同的思想淵源。部落社會軍政首長以及貴族會議的建制 隨著文化生命的心智發育逐漸演變為後來政治社會等級森嚴的科層組織，而激進 的人民主權的思想可以說傳達了在文明的意識深處尚未泯滅的童真對於日益成熟 的理性的抗爭，所以極易成為引燃形形色色之革命運動的導火索。蔣智由詩云： 「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 血灌自 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由此可以一窺盧梭富於感染力的社會契 約論對於當日晚清知識界的爆炸性影響。 　　晚近歐洲史上的滄桑巨變其實在中國文明的幼年時期即以其獨特的形式發生 。早在兩千八百年前的幽厲時代，周人所尊奉的「上帝」就隨著中國文明的心智 發育被迫退隱，由此引發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之際五百餘年的政治動亂。在歷史的 陣痛中，與原始的天帝崇拜相適應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則 在戰國時代呱呱問世。信仰危機引發歷史上最早的哲學繁榮，諸子紛紛起而創說 ，不懈地探索可以折服日益成長的理性的天道性理——而直到「罷黜百家，獨尊 儒術」之時，這場掀翻天地的偉大的宗教革命才塵埃底定，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 文明可以分為「詩書」、「禮樂」兩個系統。「詩書」系取法唐堯虞舜——當時 氏族社會天真浪漫、和諧無間的氛圍永遠作為一種童年的回憶在文明的意識深處 保存下來，並逐漸流衍為儒家「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政治理想。楊朱和墨子 分別屬於「詩書」系的右派和左派，前者近於近代的無政府主義者而後者則近於 社會主義者，其思想主張帶有否定傳統的綱常倫理的反社會傾向。孟子作為王官 文化的正統派則注重通過政治秩序之運作實現大同理想，因惡紫之奪朱故而距楊 墨不遺餘力。「禮樂」系取法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度過了童年 期的文明此時已隨自身的理性發育形成較為原始的科層組織。作為此系的代表人 物，荀子非常注重文獻所載的歷代制度沿革，考慮問題相應地多從政治操作的效 果而非不著邊際的理想出發。至其後學如李斯、韓非輩更是只以世人為利慾原子 設計維護國家機器的優良的制度和政策。一句話，「詩書」系象徵著文明意識深 處狂野的童真，「禮樂」系則體現文明表層凝斂的理性：二者有如車之兩輪、鳥 之雙翼，維繫著這個古老的文明的內在平衡。而到了文極而敝的第三中華帝國未 葉，步入老年期的科層組織已經全然失去初創之時的生機和活力——通過文官考 試制度選拔的各級官吏只有因循苟且的暮氣而無壯懷激烈的理想，他們如同機械 部件一樣按部就班地維持著趨於沒落的官僚制國家之運轉。作為某種貴族的徽記 ，「文言」就像一堵無形的壁壘將知識分子與其它社會階級分隔開來，而民眾的 意願則受制於等級森嚴的政治秩序，只有在嘯聚江湖的秘密社會那裡才能領略古 代墨者兼愛尚同之遺風。古老的中國對於年輕的西方的第一印象就是從後者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童年時代，所以晚清士人每將君民不隔的歐美民主制度與上古之時 的「唐虞揖讓」相提並論。歐洲思想史上也有「詩書」、「禮樂」兩系，傾心日 爾曼傳統的盧梭乃是「詩書」系人物而崇尚羅馬法精神的孟德斯鳩則為「禮樂」 系人物。隨著濫觴於日樂曼傳統的歐洲「詩書」系學說東漸中土，曾為理學家曲 解為人格氣象的原始儒學的政治理想逐漸恢復意識，與之同步進行的是對荀子的 「禮樂」系的嚴厲批判。在塑造近代中國國家的漫長而艱巨的進程中，以洪秀全 、孫中山和毛澤東為代表的「詩書」系人物在西方思想的鼓舞下燃起了革命的烈 火，將社會上層腐敗的科層組織焚為灰燼，而以曾國藩、蔣介石和鄧小平為代表 的「禮樂」系人物則在破壞舊世界的基礎上確立了更有生命力的政治秩序——一 陰一陽之謂道，古老的中國文明正是借助歐洲「詩書」系學說的傳播恢復了自己 的內在平衡。只有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我們才能準確地把握盧梭的的社會契 約論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之間的關係。 　　孫中山生而為貧困的農家子，在一個民風淳樸、漫無差等的鄉村度過了童年 和少年時代。他自幼即以反清英雄洪秀全自居1，與之形成反差的是其繼承人蔣 介石始終以鎮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為自己的偶像。如同哺育過盧梭的日內瓦共和 國，原始的鄉村仍然葆有古代氏族民主之遺風這使孫中山在尚未成年的時候就有 機會以「長老」的身份參預村務管理2。從歷史上看，鄉村和都市似乎永遠處於 某種對立的兩極：最早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是渾樸稚拙、天真未泯的「鄉下人」， 而後隨著文明的理性發育，那些心智成熟、開始嗜欲逐利的人便離開了鄉村，組 成只有人際間利害關係而無血緣親情的都市；「城裡人」象大人一樣生活在經驗 的記憶之中，很少不切實際的浪漫的幻想，正是他們確立了金字塔般等級森嚴的 文明秩序，將尚未發育成年的「鄉下人」抑制於社會的下層——而童年時代溫馨 的回憶則永遠成為激動形形色色之革命運動的精神酵母，無論近代歐洲的社會主 義浪潮還是古代中國的千年王國運動皆可溯源於此。一般說來，「詩書」系人物 較為同情處於弱勢的「鄉下人」的意願而「禮樂」系人物則更多地維護於強勢的 「城裡人」的權益。在孫中山的身上可以看到典型的「詩書」系人物的性格牲征 ：富於理想和正義感，永遠站在弱者的一邊；痛恨壓制民眾的政治秩序，而對於 文勝於質的禮法綱常總是視若無物；經常處於一種無法清楚地辨別幻想與現實的 精神狀態，也唯其如此可以象樂隊指揮一樣隨心所欲地以手中的指揮棒將千千萬 萬熱情的追隨者引入其美妙浪漫的內心世界。中國歐化的知識分子鼓吹民權的時 候考慮的是如何有效地保障個人權利，而孫中山同樣鼓吹民權的時候關懷的卻是 廣大被壓迫民眾的福祉，也因而洋溢著前者所不可能有的感人至深的力量。視人 民大眾有如神明而對等級森嚴的科層組織從來不抱信任，這是他與盧梭靈犀相通 的地方。當中山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三人無所顧忌地倡言革命之際，港澳之 戚友交遊皆目之為「四大寇」3。蓋因時人的思想意識仍然受到由官修正史所確 立的意識形態的牢籠——而在這張以敘述歷史的形式編織的意義之網上面，任何 危害統治秩序的人物皆被刻畫為十惡不赦的「匪寇盜賊。」曾幾何時，輿論已經 在用「革命」之名賦予孫中山所從事的活動以合法性——盧梭的民權思想在清未 民初之時的傳播非常有力地破壞了維護舊秩序的意識形態。正是歐洲「詩書」系 學說日益擴大的影響為孫中山的革命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氣候，而他本人激進的思 想理念以及在宣傳鼓動方面的天賦長才也淋漓盡致地得以發揮。然應變將略非其 所長，只有在得到象蔣介石這樣精明幹練的「禮樂」系人物的輔佐之時，中山嘔 心瀝血經營的事業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進展。 　　若將作為革命對象的滿洲帝國擬為一個巨大的部落，我們就會發現居於上層 的軍政首長以及貴族會議的建制畸形發達，等級森嚴的科層制度完全排擯了政黨 工會一類的民意機關的存在，只有在政治體制之外的幫會組織那裡才能一睹上古 時代人民大會建制之孑遺。西馬作家的某些著述讀起來很容易使人聯想《儒林外 史》對於科層組織造成的人性異化的刺譏——歐美國家隨著文明的理性發育也正 呈現發達的科層制社會的症狀。與之形成反差的是《水滸傳》所描述的在漫無差 等的秘密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象兄弟一樣和睦友愛的動人景象——正是這樣溫馨 的氛圍吸引越來越多的下層群眾加入晚清時期的幫會組織。作為帝國之骨骼的軍 政首長的建制是在滿洲征服的過程中開始逐步形成的而作為其肌體的貴族會議的 建制則依托於宋明以來傳承不墮之科舉制度。前者之機制因太平天國戰爭急劇膨 脹，後者之功能卻隨著清末文官考試的廢止日趨萎痺，兩下一漲一消的結果使得 清帝退位之後出現了斯文掃地有如唐末五代之局的北洋武人專政。而抑制於政治 秩序之下的秘密社會則借助歐洲「詩書」系學說流行中國之機緣迅速擴張，並獲 得普遍接受的合法地位，從而開始了一次創建由千千萬萬平等的國民組成的近代 民族國家的嘗試——此即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之由來。興中會以及同盟會時期 的革命黨人或多或少帶有江湖豪傑俠骨英風、快意恩仇的個性特點，在許多人的 心目中他們的首領永遠都是與部屬肝膽相照的洪門紅棍孫文大哥。而與之勢不兩 立的保皇黨人則來自貴族化的士大夫階層，此輩雖然身在江湖卻無時或忘通過科 層組織晉身廟堂。出於社會地位和文化教養，他們只習慣在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 中處理人際關係；所以當孫中山初次求見康有為的時候，倨傲的南海聖人堅持要 他具門生貼拜師4。大致而言，革命黨人的思想路線與盧梭較為靠攏而保皇黨人 的政治主張則約略近於霍布斯或洛克，雙方雖因一時之利害勉強進行合作，結果 也只能是唐勞無功。方之《水滸》人物，中山很像揭竿梁山的天王晁蓋，保皇派 領袖康梁師弟卻有類唯恐因落草江湖沾污一世清白的宋太公與宋江。在中華民國 成立之後，暮氣漸深的老同盟會員不是躊躇滿志地接受科層組織的詔安就是由於 心灰意冷不再過問世事，唯有孫中山與少數忠實的追隨者仍然以百倍旺盛的鬥志 繼續策劃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以征討沒有清室的滿洲帝國。中山始終 堅信政治若沒有反映四萬萬民眾之公意即有悖法統，只是覺得民權不像盧梭所說 的出於天賦而是由歷史發展之時勢與潮流造就的5。貴族化的王官文化也在孫中 山的內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所以他一再強調人民大眾需要先知先覺的領導 者以喚醒其覺悟，正如阿斗需要諸葛亮的扶助一樣。而且中山還以為民權之實現 應是循序漸進的，在特定的形勢下甚至有必要採取「軍政」或「訓政」一類的集 權手段以為一時之權變6——此為孔學經權時中思想之運用，也是對盧梭民權學 說的一種揚棄。 　　在盧梭的哲學著作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與《社會契約論》兩 書在思想內容上前後相續、彼此呼應。在共同體內部隨著文明的心智發育形成貧 富分化之差等的背景下，他設計了一幅以文化生命的童真為依托凝聚全民公意之 政治秩序的藍圖——而其團結共同體成員的「公民宗教」究其實無非託始於和諧 無間之部落意識的近代民族主義精神。問題是在社會契約訂立之後，由文明的理 性成長所釋放的自然本能就在很大程度上向共同體之外宣洩，從而表達為國際關 係體系內部國與國之間弱肉強食的不平等現象。若以本族之公意為至高無上就必 然導致滅人之國而恬然以為天經地義的帝國主義路線。從古代的希臘人、羅馬人 和蒙古人一直到近代的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皆將族內民主的政治體制與帝國 主義的外交政策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孫中山經常教訓他的同志應當效忠四萬萬國 人，在列國紛爭的格局下只有提倡民族主義才能自存族類於天演——與近代國家 的領袖們不同的是，他還意識到在一國之公意的上面尚有天下之公意。盧梭的社 會契約論僅僅講到「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的意境，中山接著他的思路以公羊 三世義發揮「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之大義——他將「諸夏」詮釋為受到列強 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弱小民族，以為唯有聯合被壓迫者共同抵禦強權方可伸張 天下之公意，進而實現全人類的大同7。在廣州高等師範作的「民族主義」的講 演中，孫中山呼籲國人在尚未發達之先立定濟弱扶傾的志願，將來到了中國強盛 之日不忘幫助廣大弱小民族解脫列強政治經濟壓迫之苦8。對於盎格魯薩克遜人 宰制世界的企圖中山始終深懷戒心，所以在制訂國民黨的外交方針的時候總是試 圖聯絡象日本、德國和蘇俄這樣處於國際關係體系邊緣的國家以抗衡居於中心的 英美勢力——甚至在處理與國內的政治派系的關係時也是配合親日的奉系和安福 系共同對付親英美的直系軍閥。在並世的世界政治家中，孫中山唯獨對蘇俄領袖 列寧推崇備至，許之為「革命的聖人」9。列寧以拯濟天下蒼生為職志，在一個 沒有信仰的時代振起了信仰。不像克裡孟梭、勞合× 喬治之流一起念便是何以 利吾國，他在革命成功之後即以一個大宗教家的襟懷主動廢除了帝俄與中國簽訂 的不平等條約，當時備受列強欺凌的國人無不深受感動。中山對蘇俄為被壓迫民 族抱打不平的俠烈作風深為讚賞，進而不計利害地將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布爾什 維克黨引為奧援——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他所領導的國民黨與英美勢力的矛盾日 益加深：事態在廣東革命政府決意扣留粵海關關余之時達到了劍拔弩張地地步。 而在蔣介石主政之後，國民黨的外交方針終於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蔣不 像孫中山那樣受過完整的西方教育，但在處理與列強的關係時反而表現得較為友 善，蓋因他覺得加入國際關係體系而不是處於與之對立的位置才合乎中國的利益 。時間上溯半個世紀，篤信基督教的洪秀全因為激於義憤與他的洋兄弟在長江下 遊兵戎相見，有趣的是作為其死敵的儒家學者曾國藩出於利害考慮始終可以做到 與西方人相安無事——在洪秀全的身上可以見到後來的孫中山的影子，而在曾國 藩的身上則可以見到後來的蔣介石的影子：由此可以一窺「詩書」、「禮樂」兩 系人物思想性格之歧異。 　　中國自秦漢以下即為「禮樂」系的一統天下，絕大多數的儒家政治家皆根據 歷史累積的經驗處理政治事務——理智達於極端必然汩沒了人性中的良知和正義 感，所以象王莽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就順理成章地蛻化為罪不容誅的「亂臣賊子」 。當「詩書」系人物終於以革命領袖的形像在近代歷史的舞台上翩翩出場的時候 ，古老的中國文明已經在尚處於理性發育過程之中的年輕的外來文化的影響下返 老還童，恢復了天真浪漫之致。 註釋： 1、黃彥、李伯新：《孫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跡》，廣東文史資料第25輯《 孫中山史料專輯》第283頁。 廣州，1979年 2、魏育鄰譯《宮崎滔天談孫中山》，同上，第323頁 3、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第4頁。南京，1935年 4、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頁。上海，1947年 5、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一講》，曹錦清編《民權與國族──孫 中山文選》第77頁。上海，1996年。 6、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同上，第248－249頁 7、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同上，第33頁 8、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同上，第66頁 9、《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9卷 第137頁，北京，1986年 。 2001年5月3日 Copyright (c)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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