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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人語 方世豪
本期有董克強先生的《略談重鑄中華民魂──使民以「誠」》，文章探討中國在改革過
程中一項重要的要素，就是「中華民魂」。用我們較常用的名詞說，就是中國現代化，其中
最重要的是人民的人格質素。這問題其實有一個很長遠的傳統，遠的不說，當代新儒家就是
一直在為中國現代化而奮鬥，辦教育就是希望提高中國人的質素。我們看到現代化講民主，
但是事實卻是民主選舉選出來領袖並不是賢人，各自只顧自己利益，選舉過程鬧劇頻生，令
人慘不忍睹。這樣就是說明，不只是民主形式的問題，而是人的質素問題。董先生提出這是
「民心不誠」的問題，這確是問題所在。古聖賢教人以誠，這是人一切行為最基本的出發點
，人若不誠，任何行為也做不好。董先生也提到「形式化人性」問題。「形式化」是包含虛
偽、不誠的意思，我因此而想到中國的道家傳統，就是反對一切人為虛偽，因此而說「無為
」，董先生提出很多例子，也都是「太多人為」的具體例證。
至於董先生提到這「形式化人性」問題是根源於中國文化中禮的傳統。這點則頗具爭論性。
所謂中國文化傳統到底所指是甚麼意思，是很有分歧性的。由禮的傳統而來的成文文化，形
成很多成規成矩，規限人性，桎梏人性，以至近代要致力打倒的吃人禮教，都是為人所詬病
的。這的確是中國文化僵化的例證，必須反對的，但中國文化傳統是否就只是這些形式文化
呢？孔子為了要重建真正的禮，而不是桎梏人性的禮，就已提出「禮之本」的說法，說明禮
是有其精神的，若失去其精神，則禮只具形式，是毫無意義的。禮最重要的是其精神，若有
其精神，則有沒有形式也可以。這禮的精神，其實就是人的精神，儒家一直提倡的就是這種
人的精神，這種精神歷代不變，現代人所需要的，董先生所提出的人性的誠的問題，我相信
也就是這種失去了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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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重鑄中華民魂--使民以"誠"
董克強(中國天津理工學院人文部講師)
當今中國改革最需要，也最被忽視的是重鑄誠樸、質真的民魂。即民之"誠魂"。重鑄民魂的問題，實質是重鑄文化、再振中華的問題。改革若不觸動這個層次，不觸動國民的"靈魂深處"，是絕無成功可能的。
目前中國存在的最根本問題不是國企問題，也不是腐敗、民主問題（這些問題只是現象），而是"民心不誠"的問題。這裡將其歸結為——"形式化人性"問題。什麼是形式化人性，扼要講就是：國民基本性格、秉性中，侵入了過多的形式化、虛設的成分。即我們的當今文化已形成了這樣一種內在強大特質，它促使各類國人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將本然、如真的自己納入某種"形式化的人性模式"之中。然後又自覺不自覺地將這種"形式化的自己"視為己身，展現給別人。人人以"形式"面對，"形式"對"形式"，久而久之，便逐漸形成、異化成了反差很大，近乎分裂的，面具化的"形式民性"，釀成"形式文化"。即真實的自己、真實的社會同形式的自己、形式的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脫節、扭曲。
現今國人對家人、好友所說的話，與他們在單位、社會場合所說的話，幾乎完全是兩套（或多套）話語體系。這方面我們每一個人大概都會感同身受（這使人想起《聊齋》中"花面迎逢，世情如鬼"的句子）。《中央電視台*法制經緯》曾報道，某地一女教師因侵佔同事借其名存的款被起訴。她在法庭慷慨申辯說，"我是人民教師，我總教育孩子們做好人、做好事。我能做這種事嗎？"。結果在多人確鑿指證下露餡。這段新聞給人印象十分深刻！類似這樣的生活事例想必國人決不陌生。當然此類現象最為突出的，莫過於目前的貪官們的"面具人格"了。如近日報載，舟山海關關長陳立均"躲在走私分子別墅嫖娼，卻又收養了一個患心臟病的女孩"。大貪官成克傑（人大副主席）在大肆侵吞廣西公款的同時，不妨礙他在電視鏡頭前深情地述說"想到廣西還有700萬人沒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是覺也睡不好呀！"等等。筆者前一段即有一次親身典型事例。前月修電腦，由於本人不在行，跑了好幾趟，吃了很多虧。最後一次打的抱回家時談及此事，一位很文化的「的哥」給了我最大的同情，對國人的低素質給以嚴厲抨擊，並講了一個令人感動的例子。說一國人在德國向一老太問路，之後找了一會兒還找不到，誰知那老太竟一直跟著他（知其未真明白），最終幫他找到。聽後我寬慰許多。到家了，我看了看計價表，"15元"。使我苦笑不得。此趟路這幾天「打的」走得太熟了，從未超過11元！這件事可以說是我寫此文的一個契機。因為任何間接報道、抽像歸納，都遠不如親身經歷來的深刻。
這些當然是少數集中的惡劣表現。大多數國人似乎並不至於如此。可是下面的習以為常、視若民俗的"形式民性"現象則是每個國人都難逃干係的了。如送葬時的"大哭模式"、喜喪事的"大隨禮模式"、飯館聚餐後的"爭買單模式"、愛化妝女同胞們趨之若騖的「毛戈平式化妝」的"面目全非模式"，以至電視主持人們臉上的"堆笑及布道模式"、電視記者採訪的"擺拍模式"、文藝電視節目中的"假唱"、"假笑"、"假對話（導演出的笑、對話）模式"、影視劇中情節、表演的"概念化模式"等。甚至目前正播出的堂堂"奧迪車"廣告片裡，一位"險些"被撞的美女也要專門擺出一個"優美"的險被撞驚恐姿態。國人們似乎對這些充斥他們生活中的、百害而無一利的、甚至令人作嘔的這種種做作"模式"、"形式"樂此不疲，或麻木不仁。特別是國人在接受中外記者採訪時的回答竟大都像背社論、念道白一樣，全無自己真實情感、想法。無怪乎，我記得聽到過多位外國記者驚歎：中國人好像全都是"天生的演員"！
這種民性，包括官性的最大的社會（個人也同樣）危害是，它使人們往往以種種形式化的完滿、虛榮為滿足（這是相對很容易作到的）從而必然嚴重地忽略了國家、社會、個人實際上存在的重大缺弊和隱患。並且隨著這種表裡脫節日益嚴重，遂使得也許早點正視、解決便可消弭的弊病、隱患終將釀成最後不可收拾的地步或結局。遠的有"甲午"、"庚子"之難。建國後有大煉鋼、浮誇、集體食堂等"自然災害"。其深刻文化原因無不源出於此。特別是目前我國這種"形式文化、人性"現像有明顯加深惡化之狀，大有醞釀一場更大社會災難之勢。如我國雖大力宣傳"法制"，但整天忙活的卻實際僅是形式上的"法制"。（現代化社會的根本標誌之一是"法制"。即社會運行主要靠"法"來調控。而"法制"則僅指表象上的法律制度、法規。前者是實質，後者是"形式"。）媒體報喜，什麼改革以來制定了幾百個法律、律師、律師所增加多少倍。可實際狀況是，我國"人治"本質沒有任何實質改變，司法腐敗越演越烈。教育界只抓什麼升學率、校園建設、合併大校、設獎金等這些熱熱鬧鬧的政績。而我國最大的教育問題，死背書、學用脫節問題未見半點改善。國家經濟支柱的"國企"改革，改了20年。改的全是形式上的花架子。什麼法人代表、股份制、董事長等至今國企"政企不分"這個簡單但關鍵的實質內容沒有絲毫改變。特別是當年隆重推出的"三年國企搞活扭虧"，好像是「勝利完成」了。可實際上所謂"扭虧"主要靠的是"債轉股"、"減稅費"、"優惠、變現"等"人治"手段湊成的"政績"，圖個"面子"而已。國企機制搞活問題沒有半點起色。官僚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不去認真從幹部體制、制度制約上解決實質問題，卻轟轟烈烈大搞什麼"年輕化"、"知識化"、"三講"、殺那麼幾個貪官等這些「形式秀」。這解決了半點實質問題沒有呢！貪官、腐敗，真能靠"年輕"、"知識"制止嗎？能靠什麼"三講""講乾淨"嗎！難怪老百姓早就把"三講"、"反腐敗"歌頌為"認認真真走過場"了。外交調門、門面越來越強硬，而實際外交舉措越來越軟弱。假冒偽劣商品氾濫全國，勢已沒改。據權威機構統計，我國目前的商業欺詐（實質是人性欺詐）竟高達整個商業活動的78%。老百姓們無不感歎，現今除了當媽的外，世上不假的東西太難找了。最強的反差大概莫過於全國學習那種嚴重背離實際社會生活的"模範人物"（如雷鋒、孔繁森等）的號召。全國人民在單位、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學這些"口號模範"。可實際上沒有人不心知肚明，這同現實生活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而全國上下則習以為常，形式、現實並行不悖。不過現實社會的"歸謬法"倒是時常推出些生活小品，讓世人偶然才可覷到此世風之荒謬。如前一段報載，有位戰士在軍隊學雷鋒太投入了，復員後仍在鄉里到處學雷鋒。結果被家人誤以為腦子有毛病扭送到神經病院去了。
這就是目前吾國吾民"形式化文化"之一斑。一言以蔽之，即民魂偽矣！民心不誠矣！一個社會、一個民族，若是建築在這樣的民魂、這樣的文化基礎之上，何其危矣！何其悲夫！凡有識國人不難從中體察出切膚之歎！聖哲朱熹早有此察："誠，五常之本，百行（為）之源也。"吾文化亦早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之歷史總結。換句話說就是，吾國之芸芸眾生、眾官若不能"誠意"的話，則此"意不誠"必將導致"心不正"。民心不正，則國人必然是修不了身，齊不了家，最終便必然是治不了國，亂了天下！
這種"形式化文化、民性"，其實並非中國目前才具有。它實質上是自兩千年來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文化的本質特徵之一。儘管這種文化特質曾經對中國中世紀的輝煌起了重要的積極歷史作用。
"形式文化"根源於中國以"禮"為統治核心的文化形成之時。即儒學成為中國統治文化之時。其根本特點是，由聖人、精英概括、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社會（統治）規範和社會人格模式。然後由統治階層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將這些規範、模式宏揚、推行給社會及國人。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堅持"三綱五常"基本原則兩千年不動搖、提出大量的《烈女傳》、《孝經》、忠臣榜、仁君錄等社會"模範人物"，搞疲勞轟炸、輪番熏陶，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終於形成了，中國人自一懂事起，家裡家外就必須要按大大小小的規矩、模式行為、處世的強大文化氛圍處世迎逢。如弟恭、兄謙、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友悌、臣忠、君仁等等。這便是"形式文化"、"形式民性"後來演變至深刻異化的淵源。
應強調的是，這種"形式文化"、"儒家文化"對使中國從以春秋戰國時代為極端的禮蹦樂壞、倫常混亂、社會大動盪的時代中走出來，並保持了數千年基本統一、穩定，使中華文化成為唯一延續下來的古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在蒙昧時代，沒有這些社會及人格模式框框套住、強力約束住社會人群的行為、人性，當時社會是絕無可能穩定、持續、繁榮發展的。這是一條歷史規律。西方也有"文化框框"，只是相比儒術來說太拙劣、鬆散了。用什麼原罪說、綿羊說，進天堂說嚇唬民眾，使其安分。效果自然是有限的，且導致了羔羊們中世紀的極度蒙昧，在社會和家庭的長期不穩定運行中，不但經濟（與中國比）極弱，而且連民族的種純都一塌糊塗。從今天歐洲人混雜的頭髮顏色中，便可讀到西方中古世紀社會持續動盪、戰亂、民族兼併頻頻的形象歷史。民族反覆雜交雖然培育出了西方人目前的"優勢人種"，但他們的中古文化是極為黑暗、失敗的。這也是西方社會近代特別推崇人道、獸道，對人、畜特別崇尚"純種"的歷史心理原因之一。（以納粹德國尤甚）。當然，歷史是辨證的。歷史的甘蔗沒有兩頭都苦的。西方基督文化百害而有一利，即奠定了西方文化是"反形式"的，反映初級階段相對較真實人性的"原惡"或"原罪"文化。即無形中充分正視了"人"的"惡本性"。從而充分強調了，教化的"內心救贖"、"自我靈魂救贖"的文化特質。在上帝和自己心靈之間排除任何虛設的"模式"、"形式"。這便形成了西方人近現代崇尚本真人性，尊重、容忍甚至是怪誕、變異的人性表現的文化特徵。而這種救贖式的求真人性文化，經"新教改革"這一重大歷史改造後，形成了近現代西方文化主流。由於它極大地適應了以資本主義為開端的工業化的"現代化社會"，西方社會一下子爆發起來，遠遠將過去遠遠超過他們的古中國的輝煌拋在他們身後。
從古中國與近代西方的文化輝煌及社會強盛關係中，我們可概括出這樣一條歷史定律——「社會（大）文化模式適應社會現實的真實度決定了該社會經濟、政治（小）文化等等的繁盛度」。當然，此規律還可從另一條"人性定律（性格定律）"中推出。即：一個人的秉性、基本自我體驗與他的真實自我（或他的社會現實）的真實（程）度，決定了他社會發展的成功度。（關於此定律的推導從略。）儒家形式文化，仁義忠孝等在適應現實方面比舊基督教、天主教的"原罪羔羊"文化相對要現實得多，所以產生了中國社會中世紀的輝煌。而西方經文藝復興、新教改革等，將救贖文化從蒙昧狀態解脫出來，其求實、求真的"新救贖文化"，又遠比儒家文化極大地適應了商業化、工業化社會。從而產生了近現代西方文明的輝煌。（至於目前中西方文化又都處在歷史危機之中，以前有論。此略。）此歷史定律的作用十分清晰。
也就是說，儒家形式文化把我們推向了中世紀輝煌。同樣它又把我們死死地拖在了現代社會歷史發展的末後。因為，形式文化，模式人性與現代社會高度複雜、辨證、變化的商業化、工業化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其實，形式文化的消極性，荒謬性即使在中國古代輝煌時期也是明顯存在的。只是無礙大局罷了。其最殘酷的大概就是，烈女殉夫，亂女沉塘之類的了。不過最生動、深刻的恐怕莫過於一個"古段子"。說是有三個秀才相約次日郊遊時各帶一壺酒，到時合在一起喝。而當轉天三位喝酒時都發覺喝的全是水。但三人卻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皆曰："好酒！好酒！"此段子可謂我們形式文化、形式人性的"極致"。原因很清楚，不要說中古蒙昧時期，就是目前發展多了的中國，要想使社會大多數成員真正做到儒家推出的那些規範、君子風範也是不可能的。這樣，在長期的，上千年的這種文化氛圍、社會壓力下，虛飾人性、面具人性、多重人性就必然是大多數國人的必然、無奈的選擇了。只是時至當今之中國，如前所述，這種"形式文化、民性"因種種原因演變成一種"最後的瘋狂"或"□化"。剛剛還在搜狐網上看到一位叫何路先的12歲小學生說，"我討厭大人的書，大人的書有三個特點：誇張、假和套話"。我以為這個對成年世人的評價是很典型的。內蒙古有句不錯的諺語，"只有孩子和狗最能識別好人壞人。"雖說從哲學講任何諺語、格言都是片面的，但此諺語用在此處可謂恰倒好處。另一方面，社會統治者久之也不得不以這種模式化的方式引導國人，引導社會。引導國人當然要推出"社會模範"，如「中世紀的雷峰」關公等。引導社會自然便隆重推出八股文，科舉、各式各樣的封彰匾牌、封號。現代中國有一個深刻的實例說明這種「形式化」的社會引導方式。即當年，當有人對浮誇風提出異議時，毛澤東說了這樣一句話：" "大放假衛星 ，有極大好處，無假哪裡來真？"（此語引自當年毛的秘書李銳《廬山會議實錄》241頁）
提出一個模式，然後用各種方式迫使社會、民眾往這個模式裡套。（《烈女傳》、《百孝圖》、孔繁森等的作用亦然。）這種"形式文化"、"形式人性"、"形式社會"的最大消極作用就是，無論是微觀社會成員還是宏觀社會本身，不能真實、冷靜、深刻地正確認識自己，發覺自身真正的弱點和不足。進而將不真實的自己的「社會形象」看得比真實的自己更為重要。這正是世界著名的「中國人死愛面子」民族特徵的深刻原由。正是由於這個「愛面子」民性，久而久之國人習慣成自然地，演變為對自己的真正弱點、不足採取「形式化」處理，處理成了反而是形式上的「優點」。正所謂「諱疾忌醫」、「文過飾非」。再進而對自己的"優點"視而為真，渾渾然安於其中。以此方式達到（個人和社會的）心理平衡。（這種狀態的極端表現或警示性概括，就是魯迅概括出的"阿Q"形象）。於是，自己的弱點、不足經過此番怪異的變幻，久之竟連自己也相信它們統統"不存在"了。而這些弱點、不足不但實際上存在，而且正是由於它們的存在被自己「遺忘」，不僅決不會自行消失,而且必定會日積月累，越演越甚，最終往往導致不可收拾的毀滅性結局。社會、人生無不如是。如，「幻覺」終破而投湖的王國維，57年後始終昏昏然至死終不悔的毛澤東，及目前仍孜孜不倦地給百姓灌輸「共產主義理想」的政工幹部，以及曾經大力號召要把西方、港台人民救出"水深火熱"的媒體，至今仍執行的建國100週年以人均4000美圓「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國家宏偉規劃（即使現在人均GDP4000美圓都不能說是「中等發達國家」）等等。這種濃厚的「形式文化」氛圍，至今嚴重脫離了國家及社會的實際生活。其中尤以性禁、法治、三講等為最著。此外值得特別順便一提的就是，社會反應強烈的，在教育貧困、科技貧困、西部貧困、上千萬下崗工人貧困的現實背景下，社會竟出現令人瞠目的千萬元一場的頌揚歌舞升平的文藝晚會、耗資巨大的「國家大劇院」、「世紀壇」等面子工程。由上述種種可知，所有這一切文化上都根源於"形式民性（包括官性）文化模式"。或簡明地說，就是"民（官）性不誠"。
故而，同樣依據上述"文化發展一般規律"和"人的性格發展一般規律"，盡快根本調整嚴重脫離真實生活現實的社會文化氛圍和民性，就是中國最須深刻改革的當務之急了。最具可比性的歷史實例就是深刻改造了西方民性的歐洲"新教改革"。沒有"新教改革"，就決不會有後來的歐洲工業化（資本主義）現代社會。新教改革，正是歐洲繼文藝復興後西方文化及民性的歷史升級。它具有深刻於政治、經濟層面的社會根本意義。對此，恩格斯有非常精闢的論述："加爾文（即新教）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學說，就是下面這一事實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業競爭的世界中，成功或失敗不取決於個人的活動或才能，而取決於不受他支配的的情況。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一個人的意志或行動，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經濟力量可擺佈。（馬恩選集3-391）"這裡，恩格斯突出指出了這種"（大）文化改革"，即上述「社會大文化發展一般規律」及其現實作用的重大歷史意義。
至於具體如何在目前中國進行改造我們的"形式文化"、"形式人性"的大文化改革或"中國的新教改革"，此文就不多述了。這要靠眾多有識國人、網友的共同努力。不過有一點應是最根本的，這就是最大限度地、逐步地讓國人一步步地"反璞歸真"，使民以誠。用各種方式力造一種徹底、酷斃的"求實、求真"的社會文化氛圍，甚至不惜"矯枉過正"，殘酷地追求、正視殘酷的真實、現實。其中最根本的又應是最大限度地讓國人（包括官員）講真話，率真性、表真情、干實事；我就不信，讓國人講了真話，率了真性天能塌下來。相反，不讓國人講真話，率真性，天可真是會塌下來的。其實，中共在小平元年時就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只是，這個路線不過僅有政治鬥爭工具而已，致使這個"實事求是"路線本身後來也基本變成"形式"。目前中國急需的是，真正大文化意義上的，全方位的，深刻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民性）大革命"。至於這個"民性革命"宏觀上具體怎麼搞法是次要的。關鍵是社會主流及國柄掌持者們是否對此有清醒、危機意識，對國魂、民魂衰蛻至此是否有切膚之憾。坦率方後有勇，求真自可興邦。知道自己病了，病在何處，病就好了一半。不過，筆者深知，面對吾國如此厚重、悠久的「形式文化」傳統及積弊至深的社會氛圍，欲變民性，何其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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