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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暴政与后现代革命
前言：
快遗忘了89年事件的中国人，是否想到中国的现代化将导致后现代革命甚至内战的爆发？
当年苏联国力强盛压住美国时，嘲笑西方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苏联人，绝对不会想到苏联今日的下场！
有暴政才有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同前苏联一样取得奥运会的申办权，处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气氛最宽松时期的中国，是否会重新陷入暴政？
学术没有禁区，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 社会主义国家的暴政
１．历史上的暴政和现实中的暴政分子
古今中外任何政权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共产主义运动追求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剥削的美好社会理想，却导致了苏联斯大林反人民的暴政、中国反文明的文化大革命、柬朴寨红色高棉反人类大屠杀和刚刚导致大规模饥荒的北朝鲜反现代社会暴政。社会主义暴政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事实上造成人民深重灾难的政治统治。
中国表面处于改革开放的好形势中，但是广泛而惊人的腐败、漏洞百出却仍专断的意识形态和对民主自由的压制，仍然表明中国的政治问题并没有解决。野蛮卑鄙、不遵守法律、一切以个人帮派利益和共产党利益为转移的暴政分子仍旧在“看家护院”，当你不小心涉足政治敏感地带，或者不知不觉中成为暴政分子往上爬的绊脚石，甚至只是运气不好碰上正在敲诈勒索的暴政分子，他们的毒手就会向你伸来。
２．暴政分子的本质
斯大林主义影响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暴政分子是社会主义国家暴政分子的典型。斯大林既控制住政治局势又保持了经济的发展，和当前中国的社会状况有类似之处。
在政治斗争中，矛盾辩证法还是适用的，凡事内部必有对立面。任何社会阶层都存在从道德败坏的方向反对本阶层又与本阶层长期共处的集团。这个反叛集团在下层是流氓无产阶级，在上层是暴政统治者。在他们得势的任何地方，大多数人都受到威胁。
暴政统治者总喜欢用暴力镇压维护统治地位，下层流氓无产者则不断用以暴力为主的各种流氓手段掠夺同胞。为成功行使暴力逃避惩罚，流氓无产者通常投靠拥有巨大暴力力量的势力，或者投靠黑手党，或者投靠暴政统治者。暴政统治者正需要这些卑鄙无耻胆大妄为却技巧娴熟的执行者。
另外暴政统治者和流氓无产者之间，还有一群既左右逢源又威风八面的党痞党棍承上启下。他们文化层次各不相同，但具有共同的道德特征：追求权力地位、损人利己、喜爱暴力和威胁、藐视法律。斯大林暴政分子本质上是一群流氓罪犯，却穿着闪亮的制服戴着神圣的面具！
中国政府最高层同样在利用斯大林暴政分子维护其统治！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暴政分子才能将中国政治变成完全的暴政呢？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斯大林暴政。
二． 斯大林暴政
１． 何为斯大林暴政
奥弗申柯在《斯大林时代的谜案》一书中写道 “斯大林时代，是整整一个时代，是充满卑鄙的血腥暴行的时代，是把政治上的强盗行为变成国家政策的时代。从伦理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人性的现象。(1)
“斯大林暴政”是斯大林就任苏联国家元首期间，依靠以克格勃为主的秘密警察，将反人性反道德的暴力行为作为日常政治手段，对内通过监视人民消灭政治异己，维护独裁统治，强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对外通过间谍浸透和武装干涉，实行霸权主义的政治统治。
２． 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基础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列宁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但是，有三个倾向一直贯穿列宁的一生：喜爱革命和暴力、崇尚无产阶级专政和习惯于集中权力。
“恩格斯从历史上对于暴力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评价变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颂扬。”(2)
“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3)， “小生产者是经常地、每时每日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4)
“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和官僚的集中制相对立。”(5)
列宁主义的这三个倾向非常自然地被斯大林用来建立暴政理论。
３．斯大林主义是斯大林将列宁主义用于暴政的产物
斯大林首先提出二元假设：“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那么，列宁主义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些非农民国家，就是不适用的，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那么，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各个国家---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6)
同时指出：“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世界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见《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23卷386页）”(7)
自然证明了这一结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8)
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打击自己人，首先要有异己分子：“这个政权，一个阶级的政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和农民劳动群众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才能确立并贯彻到底。”(9)，“自然，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阶级各个阶层间的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这就是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根源。”(10)
同时说明日常斗争是正常的和广泛的：“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以斗争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11) 。“反对派不仅在我们党内活动，而且也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内活动，如德、法等国的支部内活动”(12)
最后将反对派与阶级敌人合而为一：“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反映的不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急切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瓦解和崩溃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这样，我们的反对派的派别斗争逻辑，实际上就使得反对派的战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人的战线在客观上合而为一了。”(13)
还不忘记打着列宁的旗帜进攻：“事实上，列宁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曾说过，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退却，它同时又是为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举行新的坚决进攻作准备。”(14)
这样，成千上万反对斯大林和可能反对斯大林的人就被行刑队送去见马克思了！现在是信息时代，关于斯大林暴政的详情举世皆知，这里不再多说。(15)
４．从列宁的革命到斯大林的暴政
虽然列宁是贡献一生的革命家，但他的思想核心是结合了意志决定论的社会决定论，因而喜欢用暴力和强权推动社会；但他同时擅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才会有“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甚至启发了邓小平改革的思路。
而斯大林完全如沙皇一样擅长权术，喜好通过阴谋和暴力打击对手来维护统治地位。列宁很清楚革命成功后的首要问题是集中权力维护新政权的统治，正好需要斯大林来领导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政治必然走向暴政。
苏联的国情和中国并不相同，借鉴这段历史的关键在于搞清斯大林暴政的本质，暴政的本质总是类似的。
三． 社会主义暴政的本质是共产主义革命后遗症
１． 斯大林暴政的本质与共产主义革命后遗症
斯大林暴政的本质是源于偏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残暴的斯大林主义为标志的共产主义革命后遗症。
革命是短时期内最强大的社会变动力量，完成使命后革命的力量往往继续对社会造成伤害，即革命后遗症。革命的暴力强度越大时间越长，革命后遗症越严重。
革命后遗症的第一阶段是“肃反扩大化”，革命阶级从镇压反革命阶级残余分子和其他阻碍革命的人员，发展到滥杀无辜。肃反化扩大化的原因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潜藏着唯心主义的成分，可以依据抽象的标准随意扩大敌人的范围；其次是缺乏制约的极权组织使得争权夺利等传统斗争演变为“肃反扩大化”。
在革命后遗症的第二阶段，新政权分裂为主张搞建设稳定局势的派别和主张继续革命的派别。继续革命派挟神圣的革命余威，革命建设派从现实政治中增强力量，两派斗争经常演变为社会动荡和政治暴政。第二个阶段革命后遗症的根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极端推崇的推动历史的革命力量，和共产党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的矛盾。
２． 斯大林暴政的类型是肃反型暴政
苏联共产党没有经过长期内战就面临对外战争。面对来自国外的战争威胁，以斯大林为首的革命建设派战胜了以列宁的“老近卫军”为首的继续革命派。斯大林时刻强调的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阴谋，既体现了这种威胁，又反映了斯大林实行霸权主义的野心，同时可成为实行独裁统治的借口。所以斯大林暴政是肃反型暴政。
肃反时的镇压手段成了斯大林治国的策略。斯大林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和保障国家安全为借口，控制强大的克格勃集团和军队，消灭政府内部和社会上的一切有威胁的力量，使自己成为不可战胜的暴君。无论是平民、军人还是老革命家，甚至有功于斯大林的优秀克格勃特工，随时都可能出于斯大林的各种需要，被扣上莫须有的“敌对分子”或“敌人间谍”的罪名而被推上刑场。
众所周知的民主集中制里，权力总是实实在在地被集中，而民主却经常停留在理论上无法被保证。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推崇暴力和集权又缺乏遏制暴力权力的有效方法，在非常时期必然产生暴君。斯大林正是列宁不知不觉中选上的暴君。
３． 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革命型暴政
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分析中国的政治暴政。
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人都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内部肃反，第一阶段的革命后遗症基本在战争中被消化。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但国民党势力远比汉奸势力对共产党的威胁要大，内战也在抗日战争之前开始之后结束。长期内战使得继续革命派的力量远比革命建设派强大。
农民是毛泽东的靠山，毛泽东必然选择贴近农民的朴素的平等和原始的暴力，远离建设性的官僚机构，鄙视发达的西方现代文化。建国以后，由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极端和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使得第二阶段的革命后遗症最终发作，胜利的当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继续革命派，以刘少奇为首的革命建设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灭顶之灾。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革命型暴政。
革命型暴政的特征是人为扩大阶级斗争范围，社会陷入激烈动荡。“文化大革命”中唯心地根据出身、学识、思想甚至个人爱好进行阶级和派别的划分，文斗武斗不断，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严重的破坏。
残酷的暴政是否可以避免呢？答案是不可避免。
四． 社会主义暴政不可避免的原因是共产主义革命先天不足症
１． 苏联和中国革命前是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
苏联和中国革命前是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没有西欧国家在封建制度下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量。由于苏联地处东西方交界，列宁和斯大林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毛泽东似乎不太重视这个问题。
苏联和中国都缺乏促成西欧资本主义革命的现代科技文明，尤其是中国。沙俄时代俄罗斯已向西方学习科学，但没有改变其社会本质。而中国革命前几乎没有自己的科学力量。
落后的社会状况使得共产党发动革命容易，建设国家却相当困难。而任何政权都倾向用极端手段解决社会面临的严重困难。
２．列宁主义的极端
列宁以结合了意志决定论的社会决定论作为基础，修改了马克思关于全球共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认为可以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他强制性地将俄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与马克思革命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极端的列宁主义，使共产主义革命第一次具有了现实可行性。
列宁创造了奇迹。但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是在稳定政治局势、建设经济方面遇到极大困难的政权，是遭到西方强国围剿的政权。苏维埃将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结合起来，成功保卫了苏联，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暴政。
３。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缺陷
马克思主义缺乏在落后条件下使社会顺利进入稳定经济循环的政治经济理论，革命后苏联和中国必然陷入困境。马克思主义中唯心却强有力的辩证法思想促使共产党采取唯意志论的政策解决困难。斯大林强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结果产生了斯大林暴政。毛泽东试图激发出伟大的革命力量走出困境，结果是“大跃进”和“十年浩劫”。
总之，革命前社会的落后，列宁主义革命的极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缺陷，构成了共产主义革命先天不足症。这导致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后，必然陷入暴政之中。
五． 从斯大林暴政走向苏联解体
１． 苏联在暴政和腐败的两极摇摆中走向衰落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序幕。但赫鲁晓夫同时也开始偏离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宣传到1980年建成“广泛的共产主义”的空想，进行各种失败的政治实验，频繁任免高级干部，结果被忍无可忍的苏联官僚阶层罢免。
勃列日列夫从提供共产党干部经济特权入手，保护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制度，进而维护国家资本主义。特权阶层出现了，共产党迅速走向腐败和老龄化。“勃列日列夫和其战友确立了小集团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里无论是老年还是患病，总书记本人绝对占有统治地位。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只要他们好象还能站立得住，实际上就不能更换。生理现象成了政治当中最重要的因素。”(16)
老龄化使得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成为短命的国家元首。
苏联经济逐步停滞，反叛思想也随之而来。精明的安德罗波夫完全从政治统治的现实角度考虑，开始惩治腐败，并试图在思想层次复辟斯大林主义。在位十三个月的契尔年科实际上已没有精力执政，作为共产党二号人物的戈尔巴乔夫，开始考虑如何走出苏联发展停滞的困境。
苏联已经在暴政和腐败的两极摇摆中走向衰落。
２． 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与苏联解体
和平时期官场上左派和右派总是处于相互制约的平衡中，作为中间派的戈尔巴乔夫运用高超的政治辩证法同时获得两派的支持。他首先突破老人政治成为国家元首，随后又迅速加强权力，“他已经成为‘世界上不曾有过的独裁者’”。(17)
但是苏联陷入了停滞，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早已臭名远扬，在1980年建成“广泛的共产主义”、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等左派性质的政治口号不是成为笑话就是成为谎言，已经相继从苏共的政治纲领中删除。经济在较高水平陷入停顿时，国内民主意识觉醒，民族矛盾激化，人民对政权的支持度迅速下降。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获得发展，经济发达，国家实力稳步增长，已经肯定在冷战中获胜。左右两派在社会上的根基早已失去平衡，戈尔巴乔夫只能采用倾向民主的“新思维”才能暂时控制住社会局势。
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出在那呢？“他的弱点首先在于，在破坏旧体制的时候太经常地使用旧的方法” (18)，须知民主力量在根本上是反对专制制度的。戈尔巴乔夫是中央集权体制中的胜利者，不断积累权力的强烈欲望和相应的政治手段，既使他战胜了老人政治获得最高权力，又使他被民主力量抛弃而失去权力。
民族冲突已经失控，经济恶化极大削弱了经济一体化，民主潮流不可抗拒，由强权拼凑起来的不同民族联邦的苏联帝国，实际上名存实亡。个性倔强的叶利钦，通过反对特权争取民主而获得民心，成为俄罗斯政坛的主角。
苏联社会发生了一场从政治经济制度到社会意识形态完全改变的变革！
六． 苏联变革的本质是后现代革命
１． 马克思列宁主义难以解释苏联变革
无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列宁的革命理论，都难以解释为什么步入“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重新获得生机，而“制度先进”的苏联却成为了历史。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创造历史”是正确的。但是，思想自由而且更面向全球政治的西方学术界，已经从各种事实和理论角度批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社会发展的理论，虽然这个理论还在思想不太自由和学术为本国政治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有市场。
马克思的理论忽视了表达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科学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表达人类社会客观性存在和主体性存在关系的文化反思性导致的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资本主义没有如列宁预计的那样走向灭亡，中国既保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又将计划经济成功转变为以资本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就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
２．容纳现代性的社会发展理论
从人类智慧本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可以用“自然属性人类属性”和“科学属性资源属性”两个维度解析人类实践，提出更为基本和复杂的社会发展机制。“自然属性人类属性” 维度既表达了人类实践不断将“自在的自然”转化为人类一部分的过程，又表达了人类不断克服异化的社会关系的过程。“科学属性资源属性”维度则表达了人类将自然认识实践和社会认识实践的成果，不断转化为再实践资源的过程。
马克思的实践观只重视“自然属性人类属性”的维度，忽略了蕴涵着科学力量和社会反思力量的“科学属性资源属性”维度。马克思眼中的社会历史实际上是“社会自然”以从量变到质变的矛盾斗争方式单线积累进化的过程。
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我们不仅把学习过程视为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领域，而且也视为道德-实践的意识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历史的）发展阶段既是生成力，也是社会一体化的形式。”(19)哈贝马斯看到了人类实践的第二个维度，但他没有从人类智慧本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看待历史，因而不能将广义的学习过程作为基础要素统一到人类实践中，只能从生产力概念外部提出“社会一体化”这个相对应的概念。他的理论牵强地补充了马克思理论的不足，但很难成为有效解释历史的新历史唯物主义。
在现代社会，人类实践机制可以具体化为下面四个表达现代性的力量：
(1) 以自然属性和科学属性为主的工业力量，即不断利用科学认识创造“人工自然”满足人们需求的力量。
(2) 以人类属性和科学属性为主的科学力量，即不断将科学探索的结果转变为人类本质性智慧存在的力量。
(3) 以自然属性和资源属性为主的资本力量，即根据经济科学优化运作物质资源的力量。
(4) 以人类属性和资源属性为主的民主力量，即将越来越注重精神资源的人类存在从资源运作的角度不断加以整合完善的力量。
广义的工业力量包含了很多学者关心的现代军事力量。军事工业的水平决定了现代军队的战斗力。面对异化为“丛林自然界”的国内国际环境，军队是消除威胁维护政权的核心工具。
广义的民主力量包含了社会反思性机制。现代反思性机制实际上是将以社会认识为主的人的精神意识，作为社会资源加以运作和再认识，总统普选制、证券市场操作都是典型例子。
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科学力量、工业力量、资本力量和民主力量取得主导社会的地位。这四种全球化的力量不仅领导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革命，还在现代社会内部继续推动着社会变革。当然，这四种代表人类实践的整体力量，运作过程相当复杂，跟各国的具体国情密切相关，没有统一的具体模式。(20)
３．苏联变革的本质是后现代革命
西欧各国在资本主义革命前，社会已经具有了强大的资本和科学的力量，革命带来了工业和民主的力量。苏联“十月革命”前资本和科学的力量都相当弱小，革命只能首先带来工业和科学，保留中央集权更容易稳定落后大国的社会局势，“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暂时替代灵活配置资源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正好适合这个需求，列宁主义才得以产生。
苏联的民主化变革既不是政变也不是复辟，而是苏联完成工业化和科学现代化之后，民主和资本的力量发动的革命，即后现代革命。这场革命在政治上反对“十月革命”，在社会历史意义上却是“十月革命”的继续。苏联变革是在现代文明内部发生的不完全革命，不是现代文明战胜传统文明的革命，因而也是流血最少的革命。
４．后现代革命后遗症
俄罗斯变革后仍然陷入了困境，这是由于后现代革命后遗症的发作。
后现代革命后遗症和“十月革命”后遗症类似，可分为极权后遗症和整体经济崩溃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前苏联的官僚和商人相互勾结，利用手中还没有丧失的权力和特别技能在混乱中攫取国家财富和组织社会黑势力，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寡头和黑手党教父。在第二阶段，即使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提供的经济专家，即使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任何国家的新政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从真空中建立有效运作的市场机制，整体经济崩溃在所难免。
所以，腐朽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僵化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是俄罗斯陷入严重后现代革命后遗症的根源。
七。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潜藏的政治危机
１． 邓小平成功的经济改革
邓小平亲身经历了毛泽东各种荒唐的政治运动，看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明白中国的落后和危机。他把握住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把握住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经济改革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始，接着动员起资本的力量建立市场经济，终于使中国经济起飞，然后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协调。中国表面上形势一片大好。
２． 深入骨髓的腐败
中央集权体制在发达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经济特权和政治腐败，苏联勃列日列夫时代就是如此。而中国共产党将最灵活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市场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强行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深入骨髓的惊人腐败！虽然由于集权体制的低效率，由于老百姓对权力腐败强烈的反感，逼得共产党不得不接受最低限度的政治放权和政治监督，同时严惩腐败分子，但是仍旧无法遏制越来越严重和越来越广泛的权力腐败。
民主国家的政治腐败可以通过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加以控制。在刚建立民主制度的落后国家，往往存在短暂历史时期的军事独裁和附带的严重“黑金政治”，但民主政党经过斗争总能在合法选举中掌握政权，从而在不破坏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控制住政治腐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韩国民主运动领导人金泳三和金大中成功当选总统，并以镇压民主运动、涉嫌“黑金政治”为由惩治全斗涣等军事独裁领导人，就是典型例子。
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一党专政和中央集权，也就不可能解决惊人的政治腐败。中国的腐败是最终不治的政治癌症！
３． 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日益削弱
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对其统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实际认同。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共产党头上神圣的光环；人民对政治腐败的不满与日俱增；在信息时代，新思想的传播无法阻挡，传统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笑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漏洞百出；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组织多样化，日益削弱共产党的实际控制力；从封建传统角度认同统治者的农民阶级，由于农业现代化和越来越大的流动性，正在逐步建立民主意识；利用世界发达地区经济拉动的国内高速经济增长也开始放慢。
共产党政权建立在落后社会现实和高速经济发展之上的合法性基础日益削弱。
４． 依靠民主法制还是“政治警察”
有两种思路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建立有效的民主法制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种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异己分子维护极权统治，其本质就是斯大林主义。
共产党现在的做法是首先在不损害专制政权的前提下，尽量发展民主和法制，然后用“政治警察”实现完全的控制。这样，在改革的前期和中期民主和法制能得到较大发展。在改革后期，形势开始恶化，附带苛刻条件的民主法制的潜力也挖掘干净，共产党必将越来越依靠以斯大林暴政分子为主的“政治警察”维护统治。
八． 改革前后中国暴政分子的政治影响
１． 中国暴政分子的典型是“四人帮”及其爪牙
有暴政就有暴政分子。在革命型暴政中，暴政分子的重点是煽风点火和用暴力扫除阻碍社会动荡的障碍，随后爆发的广泛的暴力使暴政分子不需要象斯大林暴政那样，在所有日常事务中处处监管。
中国暴政分子的典型是“四人帮”及其爪牙。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 及其爪牙披着“革命”的外衣，以造谣煽动和打砸抢为基本手段横行天下，不仅民主法制荡然无存，政府行政机关也陷入瘫痪，社会发生剧烈动荡。
虽然革命型暴政对社会的直接破坏是由被煽动起来的人民群众造成的，但人民群众同时是暴政的受害者，不可能对此承担责任，“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自然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
２． 重新起用斯大林暴政分子应付经济改革和落后政治的矛盾
经济改革使中国获得极大发展，但共产党落后的政治体制与现代民主科学社会有着根本的矛盾，社会越先进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越发削弱，任何经济动荡都可能演变为政治动荡，89年事件就是明证。共产党必然以维护稳定和发展为名，重新起用代表共产党劣根性的斯大林暴政分子监视和镇压人民。
３． 暴政分子可能点燃政治危机的导火索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斯大林暴政分子与共产党其他派别的矛盾、与民间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矛盾最终激化时，第一种可能性是共产党创造暂时的奇迹，改革派压制住斯大林暴政分子又不引起混乱，获得继续深化改革的机会。第二种可能性是斯大林暴政分子暂时得势，使用暴力手段打击反对派镇压人民，从而引爆后现代革命！
苏联的变革本来可能以更缓和的方式展开，但是反对改革的强硬分子发动了政变！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瓦•巴卡京写道：“从一月维尔纽斯事件起，经过一系列冒险行动之后，达到了顶点---八月叛乱。。。。。。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党国机构的失败，各民族关系紧张，经济雪崩似地崩溃，看来已经失去控制改革的最后机会了。”(21)虽然改革派最终胜利，但是随后资本的力量和民主的力量不受控制地急剧涌入苏联社会，导致俄罗斯严重的后现代革命后遗症。
九． 不可避免的后现代革命
１． 中国必然发生后现代革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不可逆转地溶入世界经济洪流。虽然政府尽力用经济发展缓和落后政治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但利用世界发达地区经济拉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终究有力竭的一天。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共产党政权合法性日益削弱，而民主的力量逐步强大，矛盾终将激化。因为中央集权体制和专断的意识形态相互扶持、缺一不可，中国必然发生从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完全改变的后现代革命。
全球信息革命促进思想交流和思想创新，市场经济改革导致社会成员分化，革命的力量正在成长壮大。在政治专制和经济竞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以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阶层，必然成为革命领导力量，同时身受专制政权压迫和不平等经济剥削的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将成为基层革命力量。
２． 后现代革命可能演变为内战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差距过了临界点后，矛盾开始逐步激化。在遭遇某种经济动荡时，革命领导阶层和基层革命暴力力量实现联合，后现代革命爆发！如果此时中国的现代化水平还不够高，以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军队完全支持共产党，后现代革命将如89年事件一样暂时遭到挫败。但是，革命最终不可阻挡，发生更多的89年事件，只能使后现代革命以更加暴力的方式完成，只能增加革命成功后共产党政治势力被完全消灭的可能性！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逐步建立，很多农民有了较强的民主意识，但由于中国的地区差异和民族矛盾，另一部分农民可能还从传统角度看待共产党的统治，农民阶级发生分裂。如果暴政分子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就会将农民阶级的分裂转化为军队的分裂。对应于民族问题引起苏联解体，中国的地区差异加上民族矛盾就可能演变为内战！
３． 不流血革命可以消除后现代革命后遗症
如果同时加速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削弱暴政分子的势力，使有能力领导革命的阶层充分溶入现实，那么当危机最终爆发时，由于社会已经有了足够的变革，农民阶级充分认可了民主或至少不反对民主，革命领导力量就能找到相对和平合法的途径，遭遇较小的阻碍，只需和基层力量进行低程度的革命联合，就可完成革命，即不流血革命！不流血革命是可能的，因为邓小平发动的经济改革已经为中国社会引进了资本的力量，民主变革的阻力可以变得很小。
不流血革命不会引发后现代革命后遗症。因为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共产党政府为维护生存不断同腐败现象做斗争，促进了对抗权力腐败的社会机制的形成，新政权能够有效制止利用权力掠夺社会财富的极权后遗症。显然，由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后现代革命成功后不会发生整体经济崩溃。
４． 如何应对后现代革命
后现代革命不可避免！为了中国的未来，政府应学会镇压暴政分子，学会向民主力量妥协！作为英国革命最后阶段的“光荣革命”类似于现代的不完全革命。孤立的新任荷兰籍英王威廉三世被迫向民主力量妥协，接受《权力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结果，既保留了英国王室，又实现了不流血的“光荣革命”！
对于普通人民群众而言，革命运动和现代化建设并不矛盾，现代民主制度是二者最终的统一。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应为虎作伥帮助暴政分子，而应支持民主力量，用各种方式投身已经在你身边的民主运动，这样才能应对不可避免的后现代革命，才能在必将到来的现代民主社会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郑克俭
2001年9月
后记：
我相信，赞同民主的进步人士阅读本文后，可能既感到心情沉重又觉得前途光明。正统但不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会尴尬不安，毕竟社会主义存在暴政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学术有争论才有发展，我希望听到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修正或反驳本文观点的意见。
至于中国的暴政分子，我早以习惯将他们的谩骂攻击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标注：
1. 《斯大林时代的谜案》，俄罗斯，奥弗申柯著，彭卓吾译，第1页
2. 《列宁选集》，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2年9月版，第3卷，第126页
3. 《列宁选集》，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2年9月版，第3卷，第129页
4. 《列宁选集》，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2年9月版，第4卷，第135页
5. 《列宁选集》，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2年9月版，第3卷，第158页
6. 《斯大林选集。上》，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9年12月版，第399页
7. 《斯大林选集。上》，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9年12月版，第397页
8. 《斯大林选集。上》，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9年12月版，第398页
9. 《斯大林选集。上》，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9年12月版，第407页
10. 《斯大林选集。上》，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9年12月版，第502页
11. 《斯大林选集。上》，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9年12月版，第499页
12. 《斯大林选集。上》，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9年12月版，第531页
13. 《斯大林选集。上》，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9年12月版，第536页
14. 《斯大林选集。下》，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9年12月版，第232页
15. 可参考两本书：奥尔洛夫著《斯大林肃反秘史》、奥弗申柯著《斯大林时代的谜案》
16. 《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俄罗斯，佩切涅夫著，田永祥、韩生民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第119页
17. 《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俄罗斯，佩切涅夫著，田永祥、韩生民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第144页
18. 《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俄罗斯，佩切涅夫著，田永祥、韩生民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第143页
19.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德国，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第177页
20. 我通过解析人类实践建立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其它论文中详细描述。
21. 《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俄罗斯，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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