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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孫君恒：經濟倫理學的方法論問題
Name:		HKSHP
Date Posted:		Mar 30, 03 - 10:55 PM
Email:		hkshp@grad.com
URL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Message:		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經濟倫理學的方法論問題撰文：孫君恒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摘要：本文對於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論，歸結為三種：第一，從經濟學到倫理學的路線；第二，從倫理學到經濟學的路線；第三，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綜合路線。同時，分別考察了它們的歷史情況、自身優勢和欠缺，指出經濟倫理學的第三種狀態 --經濟與倫理的溝通、聯結與融合，是經濟倫理學的理想認識思路。主題詞：經濟學倫理學經濟倫理學方法論　　經濟倫理學是交叉學科、綜合學科。其學科性質，規定了對於它的研究方法的獨特性，就是在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尋求切合點、架通由此達彼的橋樑、對於兩者進行溝通、融合。　　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在斯密、韋伯、馬克思、森等學者那裏，已經進行了論述。斯密難題就是圍繞經濟與道德的關係問題展開的，至今仍然是經濟倫理研究的 "千年難題"。　　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係來分類，我們可以將之歸結為三種：第一，從經濟學到倫理學的路線；第二，從倫理學到經濟學的路線；第三，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綜合路線。　　從倫理到經濟　　倫理思想，作為先導意識，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是與國家的治理聯繫在一起的宏觀方略。經濟作為"經世濟民"的手段，一直服務、服從於社會倫理大思路。一種經濟政策、實務的出臺、運行，都需要得到倫理的首肯、支持、辯護。所以，從倫理來觀察、說明、論證經濟的合理性，是人類思維的一貫傾向。　　中國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進行國家經濟管理的。孔子的《論語》在倫理學說的基礎上，描繪了治國安邦方略，包括對於經濟活動的原則性對策。儒家圍繞人學、倫理中心問題，在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家庭、個人社會之間的倫理關係上，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以此做指導，進行經濟活動，主張"以義導利"、" 以義制利"、"義利雙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濟倫理模式，爭取實現"富而仁"的境界。倫理規範決定、限制著經濟利益的分割。它強調家庭血緣人倫關係，以親子、長幼等家庭關係為孝悌的出發點，並進而將孝悌理解、擴展為仁道這一普遍價值倫理原則的根據。從小範圍的家庭、親戚血緣關係，延伸到社會、國家、政治生活中，嚴格規定君與臣、官與民、上級與下級的相互關係等等，已涉及到每個人在社會複雜關係中的獨特角色；從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在人的存在過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義看，儒家以家庭血緣人倫為軸心，展開其倫理體系，來說明經濟活動這些人類事務性工作對於倫理的實現和工具性服務作用，勾畫了經濟倫理的原則性框架--為仁而富（目的）、 "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過程）。　　古希臘的柏拉圖，第一次提出建立"正義"、"美德"的"理想國"。他的經濟、政治理論，有意識地建立在其理想倫理思想構架體系上。他在其著作《理想國》中，社會不同人等都有對應的職位、角色，從事天份，就是服從正義。他把人分為三等，認為政治的意義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學家管理國家，這些人是"傑出"、" 最優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銀子做的武士則管理軍隊。這兩類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實現正義，為民謀利，這樣政治就達到最高"善業"程度。最不等的人是神用銅和鐵做的，那就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的唯一責任是勞動生產。經濟活動是他《理想國》理念、政治藍圖的具體體現，個人嚴格按照天份，進行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正義的，既符合經濟上的職業倫理，又符合社會和人生倫理。當時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為三個部分，即富人、窮人和介於兩者中間的中產階級。富人由於生活奢侈，只會發號施令，不能審慎地考慮問題；窮人則往往由於卑賤而自暴自棄，只知服從而不堪為政；同時，貧富兩階級互不信任，不管它們中的哪一個階級執政，都會引起黨爭而發生動亂。只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形成最好的政體；因為中產階級較為穩定，他們既不象窮人那樣希圖別人的財物，也不象富人那樣引起別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陰謀，也不會受人謀害；所以最適於當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仲裁者"。在這種中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中，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還要實行以下幾條原則：第一，財產應私有公用，這樣可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第二，公民（這裏主要指中產階級）應輪流執政，不得搞終身制；第三，必須實行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柏拉圖的社會倫理、經濟定位理想，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對之進行了批評，認為是頑固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現代自由、平等思想是大相徑庭。"柏拉圖的道德準則是嚴格的實用主義；它是集體主義或政治實用主義的準則。道德的尺規是國家利益。道德不過是政治的保健術。這是集體主義的、部落主義的、極權主義的道德理論。"[1]但是，無論如何，柏拉圖在倫理體系對於經濟問題的貫通上，是有傑出貢獻的。　　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是政治學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在論述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時，就堅決主張"國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進"。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開篇，亞里斯多德在論述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時，就將經濟學的主題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繫起來。在亞里斯多德那裏，經濟研究就與人類行為所追求的目的相聯繫。而經濟動機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學，尋求幸福才是價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學、智慧之學、高貴之學。他認為"人天生要過城邦生活"。經濟活動應該遵循愛、中道、友誼、國家正義（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徵和道德規則。　　新教運動從宗教的、道德的意義，說明經濟、世俗的勞動現象。道德主動參與、影響經濟生活，只有在高級信仰與日常經濟活動相互結合，寓高尚、神聖於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儉、節約、慈善、謹慎、勇敢、寬容、正義等美德，進行持續不斷的艱苦的勞動、創造、達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為。世俗勞動是一種"典型"的禁欲活動，上帝本身對其選民的賜福表現為他們的勞動取得了成就（即他們通過勞動獲得了財富）。如果娛樂是為了一個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強身體機能所必要的娛樂，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為一種純粹享樂的手段，或者成為喚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惡的賭博本能的一種手段，則應受到嚴厲譴責。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義、經濟合理主義思想、自由主義）與經濟活動相結合，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事實。新的宗教倫理作用於經濟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數量眾多而且異常勤奮儉樸的近代企業家和科學家，就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但是，尋找天國的熱忱逐漸變成人間審慎的經濟追求，宗教道德的根系在人間世俗的浸淫下，往往被現實的功利所驅動，常常為功利主義的世俗精神所取代，成為經濟與倫理矛盾運動的艱辛選擇。　　沿著傳統文化的演繹思路，從倫理的"主義"到經濟的"問題"，自然包容、形成了經濟倫理的統合。"從《聖經》到蘇格拉底，再到20世紀的存在主義者，'我們是否應該信奉倫理價值？'和'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區分正確與錯誤？'，一直是縈繞著不可回避的，並且明顯是難以處理的。這些問題不僅在我們每天的個人生活中出現，同樣在我們的職業活動中產生。"[2] 　　在經濟倫理學界，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科的學者，看待經濟學，進行經濟倫理研究，一般採取了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模式。他們成為研究經濟倫理學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的羅爾斯《正義論》對於正義理論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哈佛大學哲學系的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於分配正義的審視，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系的狄喬治（Richard T. 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路線，存在著自己的優勢。倫理學以哲學領域的世界觀高度，對於經濟問題有高瞻遠矚的把握；對於經濟現象，有獨到的見解，有深入的學理上的分析、論證；經濟活動的具體實踐，都可以在倫理學人類社會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體現，顯示了倫理學作為理論的強大包容、解釋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倫理學的研究，偏重於理論思辨的邏輯推理和演繹，以致於使得其中的許多理論存在著空泛、不實用、不具體、不精確的傾向。而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研究，是特別需要面對經濟生活複雜的內容的，不能光從市場經濟的理論出發進行簡單的邏輯推定。過去我們運用抽象概念、判斷、推理，來論證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係，常常造成某些結論和社會現實不相符的後果，對於社會、群眾的認識造成誤解，甚至在實踐上帶來預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認真反思的。　　從經濟到倫理　　經濟生活、經濟研究中，經常面臨倫理問題，導致了經濟學、管理學等應用學科學者們思考、探討經濟中的倫理問題。例如：美國聖母大學工商學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國經濟學家厲以甯、茅于軾、汪丁丁等。　　經濟學倫理學應該進行關注、研究的內容，其實質就是運用倫理理論進行觀照，解決經濟活動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經濟問題導致倫理的追問，使經濟倫理得到重視。德o喬治先生認為，經濟倫理學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方面是一般倫理學原理在經營活動的具體案例與事件中的應用；……第二個方面是元倫理性有關內容；……第三方面內容是對企業預先假設前提的分析；……第四，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有時會超出倫理學的範疇而涉足於哲學、經濟學或組織理論等其他知識領域；……最後一項內容是對值得推崇的道德標準和典範式道德行為的描述。"[3] 經濟活動中的職員與企業、企業與消費者、企業與環境、利潤與社會責任所關聯的生產、交換、消費、分配、服務環節，都與倫理發生密切關係。企業的宗旨、價值觀、企業的內部管理、外部經營，都需要從倫理的視點加以認識。　　經濟注重效率，同時自然帶來倫理上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它給人們帶來的福祉是明顯的，充裕豐厚的物質財富，為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社會最終的倫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同時，它隱含著對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內容即是"人盡其才"。這也正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正效應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們面孔上的虛偽紗布，將功利請到人們議政的殿堂裏，功利作為道德的內涵終於得到輿論的認可，效率則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現。市場經濟背景下，不僅僅是言利和競爭，它同樣需要互助友愛，同樣需要人們具有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義、古道熱腸、仗義執言、助人為樂等等，到什麼時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關懷與市場競爭、效率優先之間，應該有這樣一種更高更純的"黏合劑"--公平機制。追求效率與公平的結合，成為經濟倫理的關鍵內容。"涉及到利潤、增長、技術進展的問題，都有倫理上的維度：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資源的減少對社會總體的影響，工作環境的質量和特徵，以及消費者的安全。"[4] 　　今天經濟倫理學之所以能夠興盛，甚至成為經久不息的社會運動，其根本原因是現實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有什麼樣的經濟秩序，必然會有與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遙想當初，計劃經濟時期，道德內容與當今時代有著巨大的反差和變異。彼時，人們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義輕利。知識份子恥于言名利，科技人員不敢自詡專家，農民去市場賣個雞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這就是所謂"道德的自身合理性"。從道德產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體現著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從道德的社會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價值與合工具的統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o韋伯從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義出發，將人的合理性行為分解為價值合理性行動和工具合理性行動兩種。再從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統一。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形式和社會道德都源於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現實的需求。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於，任何一種經濟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與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相關或符合某種道德要求。市場經濟取消自然經濟，既體現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客觀必然性，也蘊含著社會倫理中推陳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經濟倫理學是關注今天經濟世界的最重要的學科之一、也許是最容易誤解的學科。經濟倫理學領域面對特定的經濟實踐是否可以被接受的問題。"[5] 　　市場經濟確定的社會動機與目的，就是試圖為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實現，找到一種合理、有效的方式。這就是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個經濟學範疇，是資源有限前提下資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場經濟推出一系列與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迥然不同的道德內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內容卻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就像現代作家沈從文筆下的田園風光，一旦受到商品經濟的侵襲，竟也變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摻雜了許多世俗的東西。經濟秩序發生了裂變，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亙古不變？　　從經濟來認識倫理問題，有自己的特長。實證分析，細緻入微，比較嚴密，改變了倫理學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進，使倫理問題的解決，找到了在實際生活中解決的可行途徑。　　但是，經濟中的倫理研究，存在著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經濟學忽視、否認倫理維度時，就更加明顯暴露出來。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完全拋棄了道德的考慮。" 作為經濟學家，對人的價值偏好和道德標準是'管不著'的，經濟學家只是在人們已有的價值標準條件下研究人的行為和人的行為的後果，以及人的行為對其他人的影響……原則上，經濟學家就其職業本身來說，可以為希特勒服務，也可以為邱吉爾服務；可以為黑幫服務，也可以為政府服務。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經濟學是'道德中性'的學科，經濟學家是'不講道德'的。"[6] 　　講究效率，使經濟學成為功利主義獨霸的園地。功利價值、效用意識，逐漸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為衡量行為的唯一標準。這樣，美德、正義等人類社會許多不能或者不好確定其現實價值的東西，被置若罔聞，人們的行動在狹隘的圈子旋轉，為了暫時利益，忽視長遠利益；重視物質利益，忽視精神價值；強調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期以來的經濟學已經淪為工程學，沒有人性內容了。"'工程學'方法的特點是，只關注最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以及什麼東西能夠培養'人的美德'或者'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等這類問題。在這裏，人類的目標被直接假定，接下來的任務只是尋求實現這些假設目標的最適手段。較為典型的假設是，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於描述的。"[7] 　　尋求經濟與倫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類知識與智慧學說中，保持著經濟與倫理原始樣態的自然結合。作為經濟倫理學，它是演繹與歸納方法、分析和綜合方法、抽象與具體的方法論上的整合，是經濟學和倫理學的雙向交融。其研究內容既有"主義"，又有"問題" 。"主義"是涉及倫理價值、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東西，"問題"是聯繫實際的經濟現象、倫理困惑。經濟倫理學的認為就是把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進行聯繫、加以溝通、搭架橋梁，最終融合起來。　　在古代，儒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思想，體現了兩者的統一。我們在前面已經簡要提及。　　到近代，亞當o斯密覺察到了經濟與倫理的難題，並且開創了試圖將兩者相結合的思路。　　斯密經濟學上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建立了"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倫理學上的《道德情操論》，闡明了以 "公民的幸福生活"為目標的倫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夠圓滿地解決經濟上利己與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就提出了所謂的"亞當o斯密問題"（有的叫作"斯密難題"、"斯密悖論"），即《道德情操論》表達的利他主義和《國富論》利己主義的論述相互矛盾的問題。　　其實，斯密是把《國富論》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中思想的發揮。經濟學和倫理學，按照斯密時代蘇格蘭大學中的學科分類法，屬於"道德哲學"這一門學科，而且不是這門學科的全部，只是該學科的兩個構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儘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他貨物。　　斯密從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出發，來解釋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因。也就是說，經濟上的欲望，歸於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於競爭機制，只是論述需要的側重點的不同；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從利己主義倫理原則來說明"經濟人"的活動，他認為，每個人追求財富，就是為了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是由於"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　　　　　　經濟與倫理的結合，是通過神奇的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公平的承擔者的"紐帶"聯結的。《國富論》中這樣來論述："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8] 在這裏，這只"看不見的手"是用來比喻說明競爭過程的有益後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被用來說明對財富的獲取欲本身，如何實現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做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並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9]可見，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國富論》中所起的作用更為基本。在斯密看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而在那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將促進社會繁榮。社會利益就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正是由於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和發生作用，使經濟達到"自然平衡"。同時，它可以實現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過互利的交換的現實，來闡明其觀點。社會法規正是作為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具體表現，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處、各得其所。　　在當代，試圖恢復古代、近代思想家對於經濟倫理全面思考的學者中，1998 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o森（以下簡稱為森）是傑出代表。　　森積極探索了經濟倫理的貫通，深刻揭示和論證了倫理學與經濟學的分離，以及由此導致的現代經濟學的貧困和倫理學的缺陷，進行了經濟與倫理相輔相成的創造性勞動。森指出, 經濟學和倫理學相得益彰、工具性與價值性統一。經濟學在歷史上是作為倫理學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經濟學關注真實的人，而不是被狹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麼，經濟學研究就不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直接相關，而且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追求有關。經濟學跟倫理學的這種關聯，規定了對人類社會更基本的目標的評價和增進。　　森認為經濟與倫理的隔離，是非常不幸的，是違背人類歷史認識發展規律的。從經濟學上來說，現代主流經濟學對人的行為動機作了及其狹隘的假設（預設），斷言人都追求自利最大化，社會中的人毫無疑問都是"經濟人"、"理性人"。從倫理學的角度來說，人性具有二元性、多元性，自利的考慮並不是人性的全部動機、內容。而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狹隘預設對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實的理解，排斥了對經濟關係、社會關係的關注，拒絕了人類更基本的價值目標和任務。這樣，一方面，現代經濟學提倡了一種神經分裂症式的生活，固執地追求自利最大化，把它固定化為自圓其說的"定律"，並且僅僅限於物質財富，遺忘和丟失了尊嚴、自由、權利、愛、同情、神聖等人類社會已經存在的美好東西，形成了極其氾濫的功利主義潮流。另一方面，經濟學只強調實證性、數學化、工程學，排斥對經濟關係和價值意義的全面關注，表現出不自然的、無倫理的特徵。如此的經濟學，去影響現實、影響決策，不只是學科的不幸，更是現實的不幸。　　森主張經濟學家同樣關心倫理上的公平。效率、結果的經濟功利與公平、自由的道德關懷的協調，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應該特別重視的"目前我們要做的工作是使經濟學與倫理學進一步結合起來。"? 但是現在流行的經濟平等研究的局限，在於混淆了收入不平等與經濟不平等的概念。如果說需要抱怨的話，應該是在經濟學中，將研究的重點僅僅局限於非常窄的領域，即收入貧困。這種局限的影響是忽視從其他角度看待不平等和公平，而這些方面對經濟政策的制定有深遠的影響。過度強調收入貧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他變數，諸如失業、身體疾病、缺乏教育和社會排斥等方面的剝奪，實際上扭曲了政策爭論。不幸的是，將經濟不平等定義為收入不平等在經濟學中確實非常普遍，而且常常認為二者實際上是同義的。如果你告訴別人說你在研究經濟不平等，別人立即就會得出結論，你是在研究收入分配。然而，收入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之間的不同是重要的。對作為價值或目標的經濟平均主義的許多批評都容易針對收入不平等的狹義概念，而沒有理解經濟不平等的更廣泛的概念。例如，追求收入平等的理念會反對給予有更多需要（例如，有殘疾的人）的人更大份額的收入，而按照經濟平等的規則則不會反對這樣做，因為有疾病而造成的對於經濟資源的更多的需要，在判斷經濟平等的條件中必需得到考慮。森通過對於貧困的經濟分析，進入到倫理層次，提出了"能力公平論"，來解決實現經濟與倫理、效率與公平協調的問題。　　森通過貧困、經濟不平等進入到經濟權利、經濟正義，強調經濟活動中的平等、民主、自由，實質上建構了經濟倫理學的由"問題"到"主義"的思路。他反對舊的不平等的價值觀念（性別歧視、權利壟斷等），體現了西方現代正義觀、人權觀的主流思想。他吸取了羅爾斯、諾齊克的正義論的思想，反映在他是由饑荒的具體現象深入到對於一般的正義的要求的，達到經濟倫理的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設定再到實際的應用。這使我們看到正義、人權的確與每個人的實際生活休戚相關，並且已經進入經濟活動的操作層面。分配公平的實現------走向分配正義就是要實現經濟與倫理的和諧------社會、制度因素在分配上涉及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價值問題。例如對於民主、自由、市場、政府作用的認識。權利共識與社會和諧------經濟公平的歸宿與目的：福利最大化、合作的作用（窮人與富人之間；囚徒困境；社會契約）、人的自覺選擇（克服傳統中的落後習俗，如性別歧視）。　　森的貧困與分配正義的倫理理論，對於我們經濟倫理學的構架具有啟發性。以經濟公平為起點，追求經濟與倫理的平衡與統一。在經濟事實與道德判斷、經濟活動與價值目標、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上努力，應該是經濟倫理的題中之義。進而，由經濟到社會，再由社會到經濟，人類社會的綜合發展指數是經濟繁榮、政治民主、文化先進、道德文明、教育發達等的"和合"或者叫有機統一。作為社會經濟"頑症"，貧困問題的解決和分配正義的實現，需要在發展、社會進步中不斷解決，中國也不例外：注意標本兼治方法----認真對待權利、能力的開發、能力的利用、能力實現的條件。　　在理論上，森以悲慘的貧困與饑荒為線索，開展福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關心社會底層和弱勢群體，溶入人類的同情、憐憫、正義、慈善，這正是道德應該特別重視的十分實際問題；貧困的研究表面上看是經濟學問題，但是他認為在糧食問題後面，涉及糧食與人的關係，有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矛盾，實際上是社會制度的安排問題、權利關係安排問題，有廣闊的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價值）視野。是今天倫理學，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倫理面臨的的重大課題；探討分配的決定因素在於權利關係，展開對於公平分配問題的認識，尋求社會穩定、和諧發展思路。同時，對建立經濟倫理學體系有重要意義。通過森的由貧困、經濟問題進入到分配、倫理理論的切入範例，我們認識到經濟倫理學體系的建構起點線--在經濟正義的基礎上的經濟和諧發展，來論述經濟公平的關鍵在於權利安排，強調經濟問題背後的社會政治、文化因素制約、互動，提出社會、經濟、文化一體化運作指標的和合模式，也就是經濟公平、經濟倫理的真正宗旨和實現途徑。　　在實踐上，森關心弱者、從權利公正方面、社會制度方面幫助、對待他們，而不僅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雖然現在的貧困問題越來越少，但是通過認識它的特殊性，對於我們經濟進步中必然出現的殘酷競爭造成的失敗者、弱者問題的解決，提升人類社會的家園和諧，是有借鑒作用的。首先，在道德層面上，我們應該重視弱者、從權利公正方面、社會制度方面幫助、對待他們，而不僅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雖然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困問題越來越少，但是通過認識它的特殊性，對於我們經濟進步中必然出現的殘酷競爭造成的失敗者、弱者問題的解決，提升人類社會的家園和諧，仍是有借鑒作用的。其次，在經濟發展層面上，通過社會政治、法律、價值（民主、平等）的因素來考慮經濟發展的原因，注入公平的機制，考慮到社會福利，反對純粹工程學意義上的片面觀點，實在是經濟運行需要考慮的。再次，在社會發展層面上，我們應該在物的方面與人的方面、效率與公平、經濟尺度與倫理尺度上實現兩者的結合、協調。在市場、政府和道德的多種維度上，進行全面的構思、運作，避免人為的、社會的弊端、災害，從而真正為人類社會造福。　　能夠象森一樣認真從事、並且卓有成效的聯結經濟與倫理，有意識地從經濟倫理的有機統一來研究的，畢竟是少數。況且，森的工作，也沒有從根本上、完全地解決經濟與倫理的長期分離。這說明了在近代以後，學科分門別類造成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刻化解的，仍然需要仁人志士在兩方面的溝通、融合上，進行不斷的努力。註釋： [1] 波普爾著.鄭一明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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