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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節錄）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吳宣德

（這裡節錄的是原文的第一、第二部分，其餘因表格太多，閱讀不便，故予省略.有關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現今研究存在諸多問題。其顯而易見者，則為統計數字的不統一。如何炳棣先生（Mr.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明清社會史論》）統計為24594人；蕭源錦《狀元史話》統計為24610人； 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佈及其特色分析》為24866人；沈登苗《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佈及其相互關係》為24814人。黃明光《明代科舉制度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版）為24452人。本文即為修正各統計數字而作,並連帶涉及其他一些問題。今節刊於此，以為研究者使用明代進士統計數字之參考。附錄：明代各政區進士分佈總表）

【內容提要】地區進士人數的多少常被視為地域文化發達與否的一項重要指針，但歷來對明代進士的統計都存在著問題。本文正是在糾正這些問題的基礎上，對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情況進行了詳細統計，並對進士數量與地域文化教育發展的相關性進行了簡單評論。

【關鍵詞】進士  地理分佈

在文化地理或歷史人才地理的研究中，進士人數地理分佈的高低常常被視為地域文化發達與否的一項重要指針。而明清進士因其名單保留的相對完整，又總是得到優先關注。但是，迄今為止，有關明清進士的地域分佈狀況並沒有一個完整而權威的統計數字，不同論著零星涉及的統計結果往往互不相同，也實在讓人懷疑建立在這樣的統計結果上的論點的可信性。為此，本文故特擇明代進士為例，對其地域分佈進行詳細的統計，以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一個完整的資料基礎。

一、問題的提出

有關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20世紀80年代以來也有一些著作或文章涉及[i]。著作方面，較早的代表作當屬陳正祥的《中國文化地理》(三聯書店1983年版)。在該書《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一章中，陳先生以人才分佈圖的方式直觀地表現了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情況。文章方面，涉及較多的是繆進鴻的《長江三角洲與其它地區人才的比較研究》(《教育研究》1991年第一期)、黃明光《明代湘桂川滇黔諸省少數民族地區科舉狀況探議 》(《民族研究》1994年第五期)、范金明《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佈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二期)、沈登苗《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佈及其相互關係》(北京《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此外，新近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明代教育制度》則對明代進士的州縣分佈提供了詳細的統計數字[ii]。雖然這些研究為相關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參考，但它們並非不存在問題：

其一，除《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外，其餘論著均沒有或較少提供明代進士在全國各州縣的分佈狀況。以陳正祥先生的著作為例，除一張人才分佈圖外，涉及明代進士地理分佈問題的論述相當少。即以該圖而論，陳先生僅以圈點的大小來表示進士人數的高低，並沒有提供更為詳細的資料，也沒有提供詳細的統計原則。這一點，顯然影響了其圖形的利用價值。

其二，除陳正祥先生的著作沒有明確註明依據何種版本的資料進行統計外，其餘的論著用來統計的資料主要是朱保炯、謝沛霖編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稱《索引》)。應該說，《索引》的編制確實花費了巨大的勞動，特別是核對了《明登科記》，並從各省《通志》和其它地方志中搜羅了不少材料，更顯示了編者對完善《索引》的認真態度。但《索引》在編制上也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由於《索引》忽略了府一級行政單位，從而導致一些同名地區的資料無法區分。如江西廣信府和吉安府均有永豐，陝西延安府和鞏昌府均有安定，四川保寧府巴縣（正德九年改稱巴州）與重慶府巴縣在正德九年（1514年）以前名稱相同，湖廣的安陸州（嘉靖十年升為承天府）和安陸縣（屬德安府）不是一地，直隸清河、直隸通州有南直隸、北直隸的區分。這幾個地區的進士人數共有數百人。

其次，有些人物《索引》未完全編錄。如崇禎七年第二甲第7、8、9、10、18名，《索引》附錄的《進士題名碑錄》有，而《索引》正文無。查原刻本，此數人被挖去。又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進士，《索引》在原刻本搜羅的基礎上補入了不少人物，但仍缺50人。實際上，此50人中，有47人[iii]可以從明人文集、地方志和其它書籍補入。而如萬歷十七年(1589年)山西太原府代州進士張崇禮、崇禎十三年(1640年)福建泉州府晉江縣進士張潛夫被遺漏，弘治九年(1496年)直隸上海縣進士張鳴鳳又重作張鳳鳴，崇禎十六年（1643年）山西進士張鋡題名錄中原有，又據《山西通志》補張鈴（《山西通志》其實作張鋡），均有失準確。

第三，由於編者判斷錯誤，從而導致對進士籍貫地的誤題。如崇禎十六年(1643年)進士潘應鬥，《索引》籍貫作福建武岡州，查原刻本，則作「福建保慶府武岡州」，然明代無「保慶府」，而湖廣有「寶慶府」，且武岡州也在湖廣。查《湖廣通志》，本年進士有潘應鬥，武岡人，可見《索引》和原刻本所題籍貫均有錯誤。又如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孔貞時，《索引》鄉貫題作江西建德，原刻本作「應天府句容縣儒籍僉充江西撫州所屯田，建德縣人」，按明代南直隸、浙江有建德縣而江西無建德縣，查《江南通志》，本年進士有孔貞時，作句容人，可見《索引》亦為誤題。再如成化二十年(1484年)陳傑，《索引》戶籍作福建漳浦、鄉貫作「直隸鎮海衛」，查原刻本，作「福建漳州府漳浦縣民籍，鎮海衛人」。按明代直隸鎮海衛在南直隸太倉(直隸中軍都督府)，而福建鎮海衛在漳浦(隸前軍都督府下福建都司)，《索引》顯然將鄉貫誤題。再如嘉靖十七年（1538年）進士敖宗慶，《索引》籍題作貴州思南府，查原刻本，作「貴州思南府水德江長官司」，按水德江長官司在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改置安化縣，脫去諸字，顯然不妥。

第四，由於其它原因而造成的錯誤。如成化十七年陳勖，《索引》作山東軍縣，原刻本作「山東兗州府單縣」；嘉靖十四年李秉仁，《索引》作河南豐城，原刻本作「河南汝州寶豐縣」。僅這一類的錯誤，據筆者粗略統計，《索引》中就有20余處。

所有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將《索引》作為統計樣本都還有可以商討的地方。因此，在此基礎上的各種統計，其準確性都是值得懷疑的。

其三，在統計方法上也還有可以再行探討的地方。明代進士題名有戶籍和鄉貫的區分，二者有相同者，亦有不少相異者。特別是在戶籍類型屬於軍籍、官籍的人物方面，戶籍所在地與鄉貫不同一地的情形更為常見。這種情形的存在，使得根據戶籍所在地或根據鄉貫來進行統計，在地區歸屬上就有不少差異。

以鄉貫來統計 [iv]，其存在的問題，就是把生活、教育以及參加科舉早已與本貫無關的人物計入，從而導致統計的不確切。舉例說來，成化二年(1466年)進士賀欽為遼東廣寧後屯衛籍，浙江定海人。但實際上，賀欽的祖輩才屬於真正的浙江定海人，因戍邊而家於遼東，後占籍廣寧。賀欽本人則在天順七年(1463年)以《易經》而魁山東鄉試。[v]又如弘治九年(1496年)進士王春為遼東廣寧左屯衛官籍，直隸撫寧人。據《嘉靖遼東志》卷六《宦跡》載：王春，「其先撫寧人，曾祖信從靖難有功，授羽林前衛指揮，遂徙居京師。後謫居遼東廣寧左屯衛」。王春之子王道中為正德九年(1514年)進士，則題武驤右衛官籍，直隸撫寧人，可見王道中的生活、學習顯然與撫寧沒有多大關聯。再如成化十一年孔斌為遼東廣寧中屯衛旗籍，浙江蕭山人。但據《嘉靖遼東志》，孔斌在成化間由遼東貢入國學，故孔斌的學習也顯然和鄉貫地浙江蕭山無關。又如成化八年(1443年)高昇、正德六年(1511年)高文豸為父子，但高昇題遼東定遠中衛軍籍，遼陽蓋州人；而高文豸則題遼東定遠中衛軍籍，山東黃縣人。成化十年(1474年)佟珍、正德十六年(1521年)佟應龍為父子，而前者鄉貫題山東青州府，後者鄉貫題直隸山陽。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崔哲為崔勝之孫、崔鑒之子，崔勝為定遼右衛指揮使，崔鑒為開原參將，但《題名錄》崔哲卻題遼東定遼右衛官籍，河南杞縣人。[vi]再如成化十四年（1478年）進士劉纓，《題名錄》作直隸蘇州衛籍，江西新淦人，按《江西通志》無劉纓，而《崇禎吳縣志》卷四十本傳則雲劉纓「其先清江人，以尺籍隸蘇州衛，補縣學生。成化辛卯領鄉薦，戊戌登進士第」，可見劉纓的學習和科舉均與江西無關。更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弘治六年(1493年)進士李夢陽(明代文學家，號空同子)，《題名錄》作陝西慶陽衛籍，河南扶溝人，而現今的各類人物辭典皆以之為陝西慶陽人(今甘肅境內)。此外如正統十三年(1449年)的陳鑒、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齊宗道(《嘉靖遼東志》卷六作陳宗，字宗道)等等，也同此情形。[vii]因此，按照鄉貫來對各地的進士數量進行統計，對以上諸人顯然不適用。

同樣，以戶籍所在地來統計，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科舉考試中的冒籍、寄籍狀況現已無從查考，故統計時無法對是否本籍進行區分。另一方面，原《題名錄》本身的殘缺或錯誤也會導致統計的不確切。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王鉉，《索引》作山東黃縣籍，遼東定遼左衛人。原刻本同。但《嘉靖遼東志》卷六《科貢》作遼陽人。按明代定遼左衛屬遼東都司，洪武十年設，駐遼陽。可見《題名錄》和《索引》有可能將王鉉的戶籍地和鄉貫地顛倒了。[viii]又如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進士王家植，《題名錄》作山東濟南府濱州軍籍，忠義後衛人。《山東通志》（四庫全書本）卷一五科舉題名、卷二八本傳均雲濱州人。按忠義後衛在北京，根據《題名錄》對衛所進士題名的慣例，本條的題名也可能倒置了戶籍地和鄉貫地。

試圖根據地方志的記載來將這些人物的籍貫予以準確區分，也是非常困難的。筆者曾仔細核對了《四庫全書》中《畿輔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浙江通志》中的進士名單，發現地方志中的舛誤實在太多。比如嘉靖五年（1526年）進士查懋光，《題名錄》作太醫院籍，直隸長洲人，《江南通志》兩出，一作長洲人，一作休寧人。正德九年（1514年）進士葛禬，《題名錄》作錦衣衛籍，浙江嘉興人，《江南通志》作合肥人，《浙江通志》作嘉興人。成化五年（1469年）進士尚絅，《題名錄》作河南睢陽衛人，《浙江通志》成化五年作秀水人、弘治六年（1493年）作嘉興人，《河南通志》作睢陽衛人。而戴春、唐歡、李翔、龔愷、李昭祥、李叔春《題名錄》均作直隸松江府上海人，《江南通志》卻作華亭人。崇禎四年（1631年）進士曹心明，《題名錄》作河南歸德府商丘籍、山東人，《河南通志》卷四五科舉題名、卷五八本傳作商丘人，《山東通志》則不見記載。至如曹端、陳振之、樊城、賈顯等等《題名錄》中沒有記載，而各省通志中卻有姓名的人物（據筆者粗略記錄，僅上述四《通志》中，這類人物就有136人），也顯然會帶來統計上的問題。雖然各省通志不代表方志的全部形式和內容，但從筆者多年來查閱方志的經驗看，上述這些問題也同樣會存在。因此，根據地方志的記載來區分進士的籍貫，也不一定能得到準確的結果。

由於地方學校的學生以及科舉的考生均以戶籍所在地入試，在一般情況下，戶籍所在地就是考生生活、學習的地方，所以戶籍在區分考生的地區來源上顯然較鄉貫更能夠反映考生來源地區的教育、科舉等的實際情形。從這一點來說，根據戶籍而不是根據鄉貫來對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狀況進行統計，也許更可取一些。

上述這些方面，都表明對明代進士地理分佈問題還有再行研究的必要。

二、統計原則的確定

本文的統計，以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刻《歷代進士題名錄》（下稱《題名錄》）中的明代進士題名錄為基本依據，並參照《索引》以及《四庫全書》中各省《通志》的有關記載進行。統計的基本原則是：

第一，為便於將來其它研究者的取捨，本統計以戶籍所在地和鄉貫分別進行。各表中的「戶籍」代表根據戶籍來統計，「鄉貫」代表根據鄉貫來統計。

第二，各地區的歸並以《明史•地理志》的政區劃分為準，其對應的當代行政區不予註明。凡改名、合併的地區，其進士數歸入改名、合併後的地區內[ix]；凡拆分的地區，其進士數因不能一一區別，故仍按題名錄原有籍貫統計。

第三，由各都司衛所中式的進士計入都司衛所的駐地。駐地的確定，依據《明史•地理志》、《明會典》、《明一統志》(《一統志》用《四庫全書》本，因天順刻本不能反映明代政區後來的變化)和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遼東、陝西地區則參考了其它一些方志。

第四，由各王府中式的進士，計入王府所在地。

第五，由錦衣衛、太醫院、欽天監等中式的進士，除明確指明為南京所部者外，其餘一律計入北京，並各以相應名稱立目。

第六，考慮到陝西、四川、雲南、貴州、遼東都司等地在清代行政區劃上的變化，對這些地區的衛所、宣慰司等進士的統計保留了部分衛所名稱。其中遼東都司單獨出表。

第七，進士統計到州縣，不能具體到州縣的，以所在府名立目。

第八，《題名錄》中漏缺的一些進士，也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考訂補入。其中洪武十八年補入47名，有14人考訂出確切籍貫；崇禎七年第二甲第7、8、9、10、18名進士的籍貫也予考出。這些人物均相應補入各地的統計中。[x]此外，《題名錄》中進士籍貫的題寫錯誤，也盡可能根據其它資料進行了糾正，不能確證的，則予存疑（在該地名右上角加*號以別之）。

附錄：明代各政區進士分佈總狀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