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中國哲學論壇 http://209.164.71.93/cgi-bin/hullabaloo/mainpage.pl ------------------------------------------------------------------------------------ 送交者: dyc 於 September 04, 1999 15:07:21: 新儒學誰來評點 標　題: [轉載] 新儒學誰來評點 發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Thu May 20 19:15:03 1999), 轉信 【 以下文字轉載自 PKU 討論區 】 【 原文由 ang 所發表 】 新儒學誰來評點 □凌誌軍　馬立誠 　　近些年來，新儒學由出口轉內銷，重新耀眼起來，在國內漸成顯 學。 　　也許是形勢使然，深圳行政學院一位篤信新儒學的講師蔣慶，說 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話。 　　蔣慶對中國現實情況十分著急。他認為，兩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民 族生命與民族精神都安立在儒家文化上。由於“國人普遍否認儒家傳 統”，今天的中國，民族生命無處安立，民族精神徹底喪失。這樣， 中國人的心理就承擔不起現代化的沖擊。現代化是一種外來的巨大沖 擊力，“現代化必然會把這一民族的心理防線沖垮，其結果必然是這 一民族完全喪失民族的自尊與自信。” 　　今天中國最大、最迫切的問題是什麼蔣慶認為，不是經濟體製改 革和政治體製改革，不是加速實現現代化。 　　他說﹕“複興儒學是中國內地當前最大的問題，也是最迫切的問 題。” 　　那麼，可能性何在？蔣慶說﹕人民正處於民族精神徹底喪失的極 度精神痛苦之中；由於政治運動耗盡了精力，人們在精神上已處於空 白狀態；另外，海外新儒家學者積極對大陸進行文化“反哺”，使一 些青年認同儒家文化，這些都提供了複興儒學的可能。 　　蔣慶認為，儒學是神聖的、普遍的、永恆的正統文化，儒學應該 恢複它在中國歷史上崇高的正統地位，成為中國的指導思想。 　　他說，目前中國流行人生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傳統虛無主 義，應該用三代聖王的中國傳統來教育，用聖賢形象充實人生，去除 私欲，達到天人合一，實現最高價值。 　　他批評說，眼下國內以權謀私、貪污索賄、投機官倒、傾吞民利 已到無以複加地步，道德淪喪，“唯一希望就是等待世界末日的降臨”。 只有儒學才能提供道德批判，“讓亂臣賊子懼”，阻止這個社會的道 德淪喪。 　　蔣慶認為儒學能夠包容現階段中國的所有重大問題，並提供解決 問題的出路。他說，民主實質和基本特徵是一種道德精神，“因此， 在當今的中國大陸，要實現民主政治，非儒學不能為功。”另外，儒 學能為工業文明提供道德基礎，因此能促進經濟發展。他要求恢複私 人講學製度和書院製度以改革教育，弘揚道德，匡正人心。 　　蔣慶鼓勵一些信心不足的人說﹕“孔子複興周道，董仲舒複興儒 學，宋儒複興儒學，不是都成功了嗎？”他認為，現在面臨的儒學複 興雖然困難很大，但也在節節勝利，一定能成功。 　　蔣慶發表在台灣《鵝湖》月刊１７０、１７１期（１９８９年８、 ９月）上的文章《中國大陸複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 把他的意見說得更為充分。這些話是豪邁的，聲音也很高。 　　但有的論者認為，這些意見太過空泛也太過激進，倒是北京大學 哲學系陳來教授的話說得委婉一些。 　　陳來沒有像蔣慶那樣“迫切”，他覺得﹕“在全民族急切要求現 代化的氛圍中……儒學發展的合理性能否成為現實的必然性，是值得 懷疑的。” 　　陳來把眼光放得很遠，他有這樣一個預測﹕“注意西方國家在後 工業社會的種種問題，如過度的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由此而來的人 際關系的疏離、個人的孤獨憂懼，可以認為，一旦中國實現了現代化。 儒家傳統的再發展一定會到來，那時候，浮面的反傳統思潮將會消失， 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植根於深厚民族傳統的文化複興。在這個意義上說， 傳統思想複興的最大條件就是現代化。” 　　為了消解反對者的壓力，陳來說﹕“積極地促成儒學的進一步發 展絕非意味著要恢複它在中世紀的一統地位。” 　　陳來是這樣考慮﹕“中國社會的發展也必然走向多元化。站在多 元文化體系的立場，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某一個思想體系的取向，毋 寧是系統相互作用的諸多要素的綜合效應。”“不是就儒家自身思考 儒家進一步發展的途徑和方式，而是把它置於多元互動的整個中國文 化現代建構中綜合地設計它的發展。” 　　陳來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要進一步發展民主、科學、法製 以及人權等，但這不等於說應由儒家提供這一切，這也不構成儒學恢 複其生存及影響的基本條件。” 　　陳來說﹕“我自己的意願是，在一個新的文化結構中，不但有民 主、科學等製度化的建構，以及形式合理性的經濟結構及為其所提供 的人的利益動機，而且應使儒學仍然成為中國人價值來源之一，提供 給中國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義及處世的原則規範，乃至對宇宙、 自然、社會、人類命運的基本態度。” 　　陳來強調說﹕“儒學在未來多元文化結構中仍可扮演較為積極的 角色，但絕不再是作為儒教中國的意識形態，而是作為一種深厚的精 神氣質對各種社會文化領域有所影響。” 　　陳來這些意見，見他的《人文主義的視界》等著作。 　　目前，內地知識界對新儒家的主張，有三種態度﹕ 　　一是多數人持批評態度。這些批評來自各種角度。 　　向世陵發表在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１日《人民日報》的文章《現代 新儒家研究綜議》，在肯定了新儒家的若干價值之後指出﹕“五四運 動以後出現的新儒家，只是抽象地談文化而諱談國難和民族生存危機， 所以無法解釋中國現代思潮與社會現實和民族危亡的緊密關聯。而且， 在當今國際條件下，要想保存中華文化，迫切需要的是盡快提高中國 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希望依憑心性修養來擺脫危機和走向現代化，就 顯得非常幼稚。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新儒家在吸納西學和重建儒學方 面取得了成就，但其對西學的批評並希望由此改變西方文化的走向的 努力卻收效甚微。” 　　向先生還特別針對新儒家的研究熱點——東亞發展問題發表了下 面這些意見﹕“新儒家由原來並不顯山露水的一個學派發展成為今天 的‘顯學’，除了得益於祖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外，東亞地區所謂儒家 經濟圈的經濟‘奇跡’或曰‘儒家資本主義’是儒學複興最重要的經 濟基礎。它使得新文化運動以來最令新儒家頭痛的儒家倫理和現代化 的矛盾在實踐層面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但這一‘基礎’和與之呼應 的儒家倫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１９９７年以來東亞地區爆發的戰後 最深刻的經濟危機，使人們對儒家倫理尤其是儒家‘人治’的短長有 了更為全面的認識。我國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 化，這與新儒家在繼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方面有一致性，但雙方在理 論基礎、文化觀和現代化道路的選擇等問題上的明顯分歧也是不應回 避的事實。” 　　張岱年在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７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答問錄中說﹕ “我不贊同儒學複興論，認為對儒學的內容應加以分析……新儒學的 許多學者是要繼承儒家的道統，我不同意。我認為，儒學作為正統思 想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但是儒學作為一個學派還是可以存在的。” 　　任繼愈在《論儒教的形成》等文章中指出﹕儒家的第二次改造吸 收了佛教、道教的修行方法，產生了宋明儒學，即儒教。它同封建宗 法製度和君主專製相一致，對人民起著極大的欺騙和麻醉作用。歷代 都進行了儒學造神活動。儒教對叛道者十分殘酷，重要的手段是“以 理殺人”，例子不勝枚舉。儒教不去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而是向內 反省，正心誠意當聖賢。儒教限製新思想萌芽，限製科學技術發展， 中國自明代的落後，主要是因為封建生產關系腐朽，而儒教對人們探 索精神的窒息，也使發展步伐遲滯。中國封建社會特別頑固，難以改 變，儒教作梗是原因之一。 　　李澤厚在《略論現代新儒家》一文中評論梁漱溟說﹕“中國近現 代是從前現代走向現代化，因之這種不滿意資本主義、尖銳揭示西方 現代化社會的病痛，要求以中國傳統來補救的理論，在客觀歷史上卻 恰恰成了阻礙中國前進的絆腳石，它具有某種民粹主義的性質和色彩。 社會斗爭和政治邏輯使梁的理論成為保守派所歡迎的思想學說。” 　　在同一篇文章中，李先生在評論了牟宗三的思想之後，提出了這 樣兩個對新儒家來說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第一，內聖與外王的關系。 外王，在今天看來，當然不僅是政治，而是整個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現 實生存，它首先有科技、生產、經濟方面的問題；內聖，也不僅僅是 道德，它包括整個文化心理結構，包括藝術、審美等等。因之，原始 儒學和宋明理學由內聖決定外王的格局便應打破，而另起爐灶。第二， 現代新儒家是站在儒學傳統的立場上吸收外來的東西以新面貌，是否 可以反過來以外來的現代化的東西為動力和軀體，來創造性地轉換傳 統以一新耳目呢？”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錢滿素在《愛默生與中國》一書中，指出 儒學四大部分的消極面﹕ヾ儒學對人際關系的強調為宗法製提供了依 據，個人發展受阻，導致情面和裙帶風盛行。ゝ儒家政治是人治不是 法治。靠統治者道德完善建立仁政，有如在沙灘上造房子，最好結果 是一個仁慈的獨裁者。儒家政府從理論上說是聖人之治，但在絕大多 數情況下都是專製統治。政治道德化使中國人直到今天還難以把屬於 道德範疇和屬於法律範疇的問題區分開來。儒家把“國”看成“家” 的擴展，相信治理國家就像父親治理家庭，導致家長製。ゞ讓全民都 當聖人既無必要也不可能，過於沉溺於修身養性助長空談習氣。々從 現代觀點來看，儒家的“學”有三大缺陷﹕ａ．它是為政治服務的； ｂ．它是反技術的；ｃ．它不鼓勵探索未知領域的勇敢精神。 　　錢滿素認為，儒家的思維方式具有以下特點﹕自今返古向後看， 自上而下的等級思維方式，絕對的思維方式和教條態度。從近代看， 儒家思維的消極方面一直在限製著中國人，阻礙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某些固有的思維模式還時常借著現代理論和術語在起作用。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認為，傳統儒家學說中包含著現代價值的因素， 但是這些因素既缺乏嚴密的邏輯系統，又不具備操作性。我們可以借 助一些儒家話語來闡釋現代價值，向前發展和突破，特別是要關注製 度層面的建設。說到底，這也是對儒家的改造過程。新儒家中有的人 拒斥西方的自由主義，不利於中國的發展，當然不可取。但也有些新 儒家借用儒家話語闡釋新的思想，用新時代精神來重塑儒家新形象， 那是可以的。因為現代價值要獲得本民族公眾的認同，就不能張口斯 密，閉口哈耶克，只以洋符號來象徵自己。而它之所以可行，一是由 於現代價值的人性本源是普世性的，每個民族的人們都應當通過本民 族的象徵符號說到底是民族語言來理解它。二是語言符號也存在索緒 爾所說的“任意原則”，即可以從任意角度使用語言符號。問題全在 於你針對什麼。你到底要講什麼意思，是從你批評什麼、否定什麼來 確定的。這是語言符號使用中的另一原則——“差別原則”，即任何 意義的確定只能在差別中存在，任何一個概念如果不和其它概念相對 就沒有什麼意義。比如緬甸的昂山素季以佛教典籍解釋自由民主就是 一個例子。她以佛經闡釋民主，是以緬甸軍人政權中某些人“違反佛 教精神”為靶子，而不是以哈維爾或英國的洛克（盡管他們都不信佛） 為靶子。又如，在“文革”時期，“四人幫”搞評法批儒，借《鹽鐵 論》做文章，吹捧桑弘羊的鹽鐵官營，批判“賢良文學”（即儒家）。 這時海外有的新儒家就支持“賢良文學”，因為“賢良文學”搞鹽鐵 民營；他們反對桑弘羊，因為桑弘羊搞“統治經濟”。 　　啟良在《新儒學批判》一書中說﹕“本世紀中國問題未能解決， 根本原因就在於以儒學為主體的封建文化的傳統太深太厚。文化的失 向，社會的混亂，並非因為傳統儒學的地位不顯，而是因為其陰魂不 散。即使到了本世紀末的今天，仍然還是這樣。這幾年，中國大陸發 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不管人們的主觀動機如何，但社會發展的趨勢卻 是向著世界歷史的大潮流逐漸合流。然而，妨礙今日中國歷史健康發 展的，仍然是封建的東西，儒家的東西。一方面，官本位作祟，當權 者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日益嚴重。另一方面，面對官場黑暗、道 德淪喪的嚴峻現實，人們不是去考慮如何消除腐敗的土壤，和如何在 製度建設方面努力，而是徒勞地宣揚儒家德治思想，試圖用喚起腐敗 者良知良心的辦法消除腐敗。對百姓們來說，他們不是去深思中國的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而是一味地懷念５０年代的質樸、公正與平等， 甚至懷念‘文革’期間的大鍋飯、平均主義。他們懷念毛澤東時代， 因為毛澤東本人在物質生活方面兩袖清風，不貪不佔，當時的干部也 比現在的清廉。此種思想，仍然是傳統儒學裡的德治主義與民本主義， 仍然沒有跳出封建文化的圈子。只可惜，我們的國人至今認識不到這 一點，始終繞不過對明君清官崇拜這一道思想障礙。” 　　有些更為激烈的意見說﹕“有人從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似乎 看到儒家文化的希望，由此認為２１世紀必將是儒家文化的天下了。 但從去年開始的東南亞及東亞金融危機來觀察，儒家文化成為２１世 紀的主流文化已成泡影。中國近幾年的國學熱和新儒學熱，很是轟轟 烈烈了一陣。其實這是舊派人物企圖以傳統來反抗現代化，反對改革。 顧準說，中國的傳統是不能產生科學和民主的。但是總有些人喜歡幻 想，願意當祭品。” 　　二是主張文化融合。寫了《厚黑學》的李宗吾說﹕“中西方學術 思想雖有很多地方極端相反，然而可以調和。茲再舉一例為證﹕中國 的養生家，主張靜坐，靜坐時絲毫不許活動；西方的衛生家，則主張 運動，愈運動愈好，兩者恰好相反。但是如果我們靜坐一會兒，又起 來運動一會兒，則中西思想不就由矛盾而統一了嗎？筆者認為中西學 說可以融合為一。” 　　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行霈提出“文化饋贈說”。他 說﹕“各種文化差異是客觀存在，如果抱著饋贈的態度而不是強加於 人的態度，就可以互相交融。在當今世界上，孤立的民族文化是不可 想象的；單一的全球文化也是不可想象的。” 　　澳籍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在接受《書屋》雜誌記者向繼東采訪時 說﹕“說哪個文化佔優勢，恐怕不太妥當。歷史上的成功和進步，都 是多種文化交匯的結果。過去英國沒有文官製度，是從中國文化裡學 去的。歐洲發展快，就是多種文化並存踫撞的結果。摹仿也是一種文 化，落後國家摹仿先進國家是一種進步。中國近年來出台的《破產法》、 《公司法》、《公平交易法》、《房地產法》、《證券法》等法律也 都是摹仿的結果。” 　　三是主張實現儒家學說創造性轉化。 　　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學者崔永東在《試論儒家倫理在市場經 濟條件下的正負功能》一文中說﹕儒家正面臨市場經濟的挑戰。它的 某些觀念不適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例如，孔孟荀一再強調重義輕利， 宋明理學家更是對個人利益持一種壓抑否定態度，他們把公與私絕對 對立起來，這是與市場經濟原則背道而馳的。市場經濟基本原則是利 益原則，把人們對利益的追求作為市場經濟發展杠桿，這是市場經濟 的內在要求。又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對後世產生了消極影 響，它不利於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助長大鍋飯的懶漢思想。再如孔 孟強調貴賤有等、親疏有別的宗法等級製，造成個人在宗法之網中備 受壓抑，使個性受摧殘，人格不能樹立。但崔先生又說，儒家提倡的 “克勤克儉”，以及“信”和“誠”的原則，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怎樣揚棄呢？就是“拋棄那些有礙於市場經濟的成分，而發揚那 些有益於市場經濟的成分”。 　　經濟學家鄒東濤認為，“文化沖突論”不適合中國國情，實踐效 果大多不成功。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過分渲染“沖突”是不明智之 舉。他提出，對傳統文化的明智之舉是“文化整合”。 　　鄒東濤在《文化沖突、文化整合與中國現代化》一文中說﹕所謂 “文化整合”，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宏觀繼承、綜合創新”的 戰略，根據轉型的需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解釋、創造性繼承、 創造性轉化”，使傳統文化適應現代化需求，實現文化、改革、經濟、 社會的協同和一體化。鄒先生認為中國文化不是單一文化而是複合文 化，在幾千年歷史中兼收、並蓄、融會了許多文化體系的精華，有著 根據時代需要進行文化整合的豐富內涵和基礎，“內聖可以整合出一 個新外王”。怎樣操作呢？一是弘揚傳統文化中有利於現代化的思想 精華，如孔子和司馬遷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春秋時重視民營經濟發 展，儒家的民生思想，以及變法精神等等；二是在經濟體製轉軌過程 中，有時還要“因循”傳統文化中的群體性思維定勢和行為定勢，比 如宗法網中的家庭、家族觀念等。鄒東濤認為，在傳統文化與市場經 濟整合過程中，“非正式製度”和實用主義都起著較大作用，但隨著 新體製不斷積累、完善和配套，中國總是在高一腳低一腳地一步步走 向理性製度、法製製度和正式製度。 　　（摘自《呼喊》，廣州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出版，廣州東風中 路５０３號，定價﹕２３．８０元。ＩＳＢＮ７－８０５９２－９０ 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