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哲學起源︰由儒家說起
曾瑞明（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前兼任講師、香港大學哲學系博士）
提要：
本文旨在探討中國政治哲學的起源與獨特路徑，將其與西方傳統中以自然法和契約論為重心的發展區隔開來，指出中國哲學的核心在於以倫理和家庭秩序為基礎，並以「個人—家庭—國」的方式展開，重心在於證立現有秩序。文章闡釋了「天命」作為一種超自然但解釋性的規範力量，如何限制並證立政治秩序。儒家思想將人倫關係（孝、仁心）視為政治的基礎，體現於孔子的身份政治（君君，臣臣）。孟子則進一步發展，提出「民為貴」及「仁政」的道德證立，並透過「誅一夫紂」的論述為不仁政權的更替提供道德合法性。作者最終將儒家的精英主義思想與現代民主政治的平等觀念進行對話，反思其在當代政治哲學中的相關性與張力。
關鍵詞：
中國政治哲學、儒家、仁政、天命、身份政治、孔子、孟子
正文：
起源問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它斷定了一個傳統，經典和概念。中國哲學跟西方哲學源流不同，彼此關心的問題不同，當然有重疊的部份，但起初的取向不同，發展的形態自然相異。
中國哲學主要關心倫理和政治，而不像西方哲學那樣以自然世界為主要探知對象。因此政治哲學在中國，理所當然的是家庭秩序的延伸問題，政治也以個人—家庭—國的方式開展。但西方的政治哲學傳統，則在神—自然—國家的不同線路展開。它們的關心的問題，比如我們為何要在自然狀態進入社會，或者我們的自然權利如何得到保障的問題，都不在中國哲學的關心之列。故此，我們不能以理解西方政治哲學的方式，直接理解中國政治哲學。中國政治哲學的重心在於，證立現有秩序，因為除了人的世界，並沒有天國。
但是，這也不代表中國沒有超自然的政治觀念。天就是其中一例。天和道，是在人文世界以外的，它們都有規範性力量，去限制、解釋和證立政治秩序。在這領域，它不是全然受人控制的，有命運和機遇的成份，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天命。這反映中國政治哲學並不是一種全由自主（voluntarist）的方式去證立。無政府主義的思考方式，即國家的統治要經我們的同意並不能理解這種觀念。反而，中國式的政治哲學，是解釋性的。在某政權成立時，可用天命所歸來理解。這既是原因，也可以是理由。解釋跟證立沒有清晰的區分。
把政治看成是家庭的延伸，也是中國政治的特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構成了政治秩序的起源。比如說孝，是子女對父母的敬和愛。這發源於仁心。仁心就成了整個政治秩序的基礎，管治者要仁，被管治者也要有仁，彼此在這道德情感中去進行合宜、合義、合禮的行為。只要有這些道德元素，國家就會有秩序，就會有和諧的關係。
這種看法，當然是近儒家的看法。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不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正宗？這引發一連串的討論。兩條線索，分別是道與法。道家認為儒家未有深明道，就會忽略人在社會以外的自然和自由。特別是在莊子的眼中，人應在政治世界以外，保持自然的一面，否則最終這個秩序只能異化。在法家眼中，則不滿儒家太信賴禮。禮並不能充份約束人的行為，必須要有賞罰分明的法，才能管治國家。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是關心秩序如何得以最好地保存。
中國的政治哲學，就在如何保持秩序和穩定中開展。在社會變革時，就不斷挑戰母題。
儒家的身份政治
當我們談儒家的政治哲學時，很容易跟道德掛勾，再用道德來證立政治秩序。這樣看當然有其道理，在〈學而〉篇，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著重孝，著重仁，都是道德面向。但孝也是一種關係，父子也是一種身份。這都是儒家政治秩序不可或缺的部份。關係，才是儒家政治哲學根本，這解釋孔子為何把行孝跟政治參與等同。在論語〈為政篇〉，孔子說：「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在〈顏淵〉篇，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我們看到名、身份和行為的關係。君是名，但君也是一種身份，有怎樣的身份就要有相應的行為。但對於身份是怎樣建立的，儒家似乎認為不是問題。身份是一種給予。這面向是儒家保守的部份，也是回應如何重建和維持周秩序的面向。
孟子似乎不想在這面向發揮，他集中在儒家的內在修養與人的善性去理解政治。也因此，他的政治哲學較接近現代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滕文公下》 ）是表示了政治服務的目的，是育養和保存具備人性的民，這個民到底是個人還是集體，並不清晰。但若我們在四端說出發，就會較同意這是「每個人」的事，而非集體的。
君主和民在「仁」這個層面被平等化了。民行仁的事（今見孺子將入於井），君則行仁政。行仁政是政權正當化的必要和充份條件。也即是說，若政權不仁，可革掉它。而革掉它的，也必須是以行仁政為依歸的。在〈梁惠王〉章，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結論是孔子不能接受的，他只能訴諸周是文化最盛來支持周的統治（八佾: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但到底沒有說那是因為商不仁故失去統治權。孟子在政權更替上的說明，比孔子優勝。但也可以看到，孟子已放棄了重建周文這個目標，他處身的已是一片混亂的戰國時代。
當然，我們要問的這個「仁政」應用什麼政治體制實現。這就引出儒家會否開出/符合/排拒民主制度的問題。仁政與家長式主義緊密聯繫，可以為了你好而限制你的自由。然而，若人人都有康德式的價值自覺，為什麼不是政治平等呢？孟子和孔子都有精英主義思想，某些人道德較高，某些人責任較大，他們應該是管治者。這樣是否有問題呢？但人人平等，一人一票又是否有另一些問題，比如政治庸俗化，大眾化，娛樂化？這都是儒家政治思想與現代政治可以相關的地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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