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此路不通？
曾瑞明（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前兼任講師、香港大學哲學系博士）
提要：
本文旨在分析當代全球化的危機與出路，並以「美國優先」現象作為反思起點。作者援引著名政治經濟學家施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的的論點，後者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無邊界擴張使國家主權上移至國際組織與全球市場，導致民族國家的政策自主性受到嚴重侵蝕，民主信任感下降。施氏借鑒波蘭尼（Karl
Polanyi）對市場嵌入性的主張，強調經濟活動必須根植於社會規範與政治制度中。此外，本文引入布萊克利（Grace
Blakeley）的觀點，揭示全球資本主義實為受大型企業、銀行與政府共同「規劃」的經濟體系，而非理論上的自由市場，這尤其體現在政商關係密切和風險社會化上。本文結論主張，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分崩離析，關鍵在於將經濟問題重新政治化，接受「小即是好」的去中央化治理模式，並重尋人民的政治權利與有效參與，以實現對集體命運的控制權。
關鍵詞：
超全球化、國家主權、新自由主義、民主危機、沃爾夫岡·施特里克、卡爾·波蘭尼、格蕾絲·布莱克利
正文：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提倡「美國優先」，發動貿易戰，似乎是終結全球化的象徵。然而，全球化是一個什麼的狀態，它帶來的是什麼，除了保存它和放棄它，我們還有沒有其他出路？
沃爾夫岡·施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是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目前擔任德國科隆馬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資深研究員及名譽所長，同時也是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成員、英國皇家學會通訊院士，以及社會與經濟學進步協會（SASE）的榮譽成員。他的新書《Taking Back Control? States and State Systems After Globalism》一書，正是解答以上的問題。他的處理結合了政治、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不過最吸引讀者眼球的，是他提出在超全球化浪潮後，國家能否重新掌握集體命運的可能性。
什麼是超全球化？
超全球化是指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無邊界擴張」盛行。這帶來了國家權力的上移——國際治理、超國家組織（如歐盟）和全球市場凌駕於傳統民族國家之上。我們看似有近二百個國家，但其實都是服膺於美國建立的全球經濟秩序。這種秩序就是新自由主義那種祟尚市場至上，相信市場比政府更有效率，主張盡量減少國家干預。他們認為自由競爭能帶來創新、效率與經濟成長。在全球層次則推崇跨國貿易與資本自由流動，反對貿易壁壘與高關稅，支持國際分工。
作者不是反對合作和貿易，他只是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是把國家主權削弱，由於大家要服從相同的遊戲規則，比如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就要跟隨貿易協定，這麼其實是意味國家不能按自己的情況去搞經濟，甚至經濟秩序凌駕政治自主，因為大眾市民對於這些跨國的經濟政策無從置喙，他們被視為專家的專利，是技術知識。故此，民主投票並不必須。
作者借鑒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對市場與社會關係的批判，以及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關於國家調控經濟的思想，嘗試提出「更新的國家理論」，主張在全球資本主義仍持續存在的情況下，國家仍可能重新奪回一定程度的控制權。波蘭尼在《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一書裡主張，傳統社會中的經濟活動始終嵌入在社會關係、文化習俗、宗教和政治制度中。經濟並非獨立於社會的「自律體系」，而是依附並受制於社會規範與人際關係。這點跟新自由主義那種經濟普世化，可以凌駕於一個社會之上的看法截然不同。而凱恩斯則強調政府積極干預，例如透過財政政策（公共投資、增加支出）與貨幣政策，穩定需求、減少失業。市場不是靈丹妙藥，大市場小政府不是永遠有效。
民主的路
作者也提出超全球化不利民主，這是因為民主需要在一個特定民族國家發生和進行。國際組織（WTO、IMF、歐盟等）在全球化中權力上升，限制了單一國家的政策自主性。有些國民覺得「民主投票沒用，最後還是國際機構說了算」，導致民主信任感下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二度當選，可說是全球化的病徵，人們寧願選一個說要退出全球化的候選人，管他言行都不一定合符民主精神。
作者眼中的民主並不是道德觀念，而是一個社會概念。意思是它是一個制度系統，而非價值系統，它的確是以多數人的利來來做依歸，牽涉到鬥爭而非永遠文質彬杉的討論。民主可以有妥協，但不一定有共識。
他還認為要讓民主實現，讓人們拿回控制權，就要接受小即是好的看法。不要追求大規模的國家，小國才能讓人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立一個國家的性格。我們應該追求一種去中央化的政府，而不是中央化的管治而已。他認為現在的國家其實主權不足，若有足夠主權，國家可在內部實現民主治理。比如政府可以就其內部的失業率決定在大多程度開放市場，而非盲目的跟隨國際秩序，而不理自己國家人民死活。不搞普世的新自由主義和國際貿易不代表大家不再合作，作者就指出可以同時在外部透過合作建立相對和平的國際秩序。
全球資本主義是計劃經濟
Grace
Blakely則在Vulture
Capitalism: How to Survive in an Age of Corporate Greed一書指出資本主義不等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由大企業和資本家控制和計劃的經濟。這種經濟秩序下，我們不但沒有民主，沒有自主權，沒有自由，我們沒法掌控我們自己的生活。所有東西看似有選擇，其實都是由大企業餵養。我們也沒有勇氣和想像力去構想另一個世界。
作者力證政府、企業和銀行是一起「規劃」整個市場運作的。我們時常以為企業表現好才生存，表現不好才消失。這不是全錯，但我們卻忽略了一些公司沒有銀行或者政府支持，早就消失了。有些公司表現不好也不太擔心，因為大型基金買了他們的股票，不能隨便拋售。而那些退休基金則由小市民提供資金支持這些公司。最令人感不公的，當然是錢就是大公司賺，他們有問題就是小市民納稅人埋單。
政治哲學，特別是以洛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哲學，卻對此沒甚表示。這是因為在他們的理論裏，政治跟經濟是分開的。政府代表政治，市場代表經濟。但沒有處理他們其實有極深刻的互動，這是幼稚。新自由主義呢？他們可能要做雙面人，口說市場自有法則，但背後卻要政府支持某種市場的建立，這是虛偽。
全球暖化這個問題，在這框架下，註定不是可以處理的。誰會破壞油公司的利益呢？油公司難道不會影響議員和政府官員嗎？把全球暖化看成是國際間政府不能合作的問題，不如看成是政府根本是與某些企業同流。
作者指出人們常用The Highway Code來解釋規則製訂者跟規劃者（planner）的分別。The Highway Code是英國官方的道路交通規則手冊，包含所有道路使用者（駕駛、行人、騎車者、騎馬者等）必須遵守的法律、規範與安全指引。我們以為政府在經濟只是製訂類似的規則，她不會要求我們去那裏，也沒有人規劃一個特定結果。但在經濟上，我們若以為政府或國家遠離社會（遠離道路），那就錯了。政府由人組成，人跟人就一定有關係。所以我們會觀察到政商關係密切，政策偏袒特定企業。某些公司獲得特許經營權、補貼或減稅。官員與商人互相交換好處。而真正有競爭力的企業反而被排擠出市場。
要正確理解，先要把政府和經濟放置在社會關係上理解。這也是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洞見。他清楚指出現代市場經濟不是自然產物，而是社會制度的創造。
全球化至今讓我們反思政府是否喪失了更多政治權力，令到人們更難透過政府表達意願和獲得保護。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錯誤地把全球化看成是經濟問題，而忽略了政府在全球化下更受大財團和大企業的操控。最後，我們若把全球正義看成是分配問題，而忽略了整個生產模式是以全球資本主義為基礎時，會否見樹不見林？重尋人民的政治權利和政治參與，會否才是對治全球化帶來的分崩離析的良藥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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