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文文庫】
由韓愈「文以載道」看儒家思想與文學藝術的問題
方世豪（香港人文學會會長、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內容介紹
文學藝術作品和人格修養的關係，歷來有不同派別理論家的爭論。而中國文化中，儒家思想對人格修養有深遠影響，本文會根據徐復觀先生在《中國文學論集續篇》中《儒道思想在文學中的人格修養問題》一文的內容，說儒家人格修養和文學藝術的關係，其中主要根據韓愈《答李翊書》內容作出分析。
內文摘錄：關於文以載道
我們的說法，是以文學本源於人的情志要求而說。這個情志要求，有道德上善的意義，和文學中的故事和境界要有結構和真理。這說法和一般的說法頗有不同。
在一般的說法中，或者有人以為文學只敘述客觀事物就可以，可以不涉及主觀的情志，好像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文學觀。
又或者以為文學可以只寫一個心靈的直覺靜觀境界，和情志無關，好像直覺主義的文學觀。
又或者有人以為，如果文學一定要表現情志，這個情志又一定包涵善的意義，就會妨礙純粹的美，而不能說明何以罪惡的事物也可以是美，好像波特萊爾所講「惡之花」，這是唯美主義的文學觀。
波特萊爾是十九世紀法國詩人，象徵派詩歌之先驅，現代派之奠基者，散文詩的鼻祖。代表作有詩集《惡之花》。《惡之花》出版後不久，因為「有傷風化」的罪名，法庭處以波特萊爾三百法郎的罰款，並勒令從詩集中刪除六首主要的詩，當時的法國文壇對此事件的看法一分為二，只有少部分人站在波特萊爾一邊。波特萊爾認為，美不應該受到束縛，善並不等於美，美同樣存在於惡與醜之中，是唯美主義文學觀。
又或者有人說，如果著重文學的道德意義，或善的意義，文學應該都是志在明道或者載道，好像傳統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說法。這說法中，很多文學的內容，都應該大為減少，而純粹的自然山水文學，就不足以說是文學。
又或者有人以為，只要有文學上的技巧，一切事物都可以進入文學。這說法是，如果根據我們的意思，說文學要表現情志，人的情志對事物或境物，一定有所選擇。有這個選擇，就好像一定要設定若干事物或境物。這些事物，就好像在未經過文學技巧加以表現以前，已有文學上的價值意義。這是很難明白的。所以不如說一切事物或境物，原本沒有文學上的價值意義，而任何事物或境物，只要經過文學技巧加以描寫，就都可以有文學上的價值意義。這可以稱為技巧主義的說法。
以上這些說法都不是我們所取的，現在可以一一加以解釋、去除疑滯，而論證我們以前所講的說法。
照我們的意思， 世間決沒有純粹敘述客觀的事物的文學。因為文學的敘述，必定有所選擇，而不是一切客觀的事物，都可以進入文學。這個意思，原本容易明白。如果明白這個意思，一個文學家選擇這個事物，而不選擇其他事物，就只能夠由文學家自己的情志，加以決定。這個決定後的寫作，就表現這個決定是怎樣的，也表現他的情志是怎樣的。所以說，文學不表現情志的說法，實在是錯的。
有人說，文學只需要形成直覺的境界，而應忽視文學中情志的存在。這說法的根本理由，常常在對於情志的認知，只知道有積極的情志，而不知道有消極的情志。積極的情志，即是一般有確定的方向，還有目的，而求實現在外在世界的情志。而消極的情志，則常常是由一般積極的情志中，超拔出來的一種情志。棲棲遑遑，是一種積極的情志。歸去來兮，是一種消極的情志。向著一個境界有歡欣興趣，是一種積極的情志。超拔舊境，淡然若忘，是一種消極的情志。
凡是人有興趣的境界，多少都會超拔一個境界，亦即需要超拔於我們原來的一個情志。唯有由這個超拔，才有境界的開拓、生長和發展。人亦可以超拔於一境界和原來相對的情志，而不必趨向新境界。亦即由此超拔一境界的活動本身，和原來對之有情志的這個境界，互相結合而形成一個新的境界。這就是由忘記境界、無境界，而形成的境界。王維詩句：「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即是有人聲而忘記人的形，無人形的境界。
王維《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空寂的山中不見一個人，只聽到一陣人語聲。太陽的餘暉返入深林，又照到林中的青苔上。)
唐天寶年間，王維在終南山下購置輞川別業。鹿柴是王維在輞川別業的勝景之一。輞川有勝景二十處，王維和他的好友裴迪逐處作詩，編為《輞川集》，這首詩是其中的第五首。
第一句「空山不見人」，寫空山的杳無人跡。王維特別喜歡用「空山」。「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山居秋暝》，「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鳥鳴澗》。「空山不見人」，表現山的空寂清泠。但在「空山不見人」之後緊接「但聞人語響」，卻境界頓出。在一切杳無聲息之中，偶爾傳來一陣人語聲，卻看不到人影。這「人語響」，是空谷傳音，愈見空谷之空。空山人語，愈見空山之寂。這境界亦是一「忘卻對有形的人的一切情志」的境界。
由此我們就可以說，這樣的文學只呈現一個境界，或表現一種胸襟、一種神韻，而好像和人的情志無關。其實這個境界的呈現，正由於人對原來一般人間世俗的情志，而另外生出一超拔情志，然後才有這個超拔的情志。雖然是消極的情志，但仍然是情志，不能說不是情志。
有人說，著重情志和道德意義、善的意義，就一定會妨礙文學的純美。其實也不一定的，因為文學一定要依靠情志而有故事和境界，所以文學所敘述的故事和境界的美，一定不能離開人的情志。人的情志，原本不能沒有一道德意義和善的意義。
而世間上提倡唯美主義者，是否能夠完全沒有他自己的道德標準，用來分別善與不善的標準？這也是一個問題。因為好像以驚世駭俗作為題材，就是要描述驚世駭俗，以反世俗作為善，作為道德。例如：尼采反對世俗的奴隸道德，就主張一種超人的道德。又例如：十九世紀唯美主義劇作家，王爾德提倡為藝術而藝術，其實亦不是說藝術完全不表現人生，他其實只是想提倡表現人生另一面的藝術。所謂人生的另一面，就是他認為值得表現的，無意間就是以這一面作為善。
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說，罪惡亦有花。當然，例如：妓女和盜匪也有光輝。但這光輝本身，仍然代表一種生命的價值和人格價值，不能說完全沒有善的意義或道德的意義。罪惡有花，是由於罪惡同時包含特定類別的善的意義或道德的意義，並不是純粹由他的罪惡而發展出來。
至於人描寫罪惡，寫到窮形極惡，仍然可以是一種美的文學，這種美就是文學技巧的美。這種美，就是因為能夠通觀罪惡，欣賞罪惡的因果，其中有同而不同，表現出罪惡世界的內在結構。這種通觀本身，就依靠文學家心靈的通達，能夠不偏不蔽於罪惡的某一面，而常常能夠運行自如，運行於罪惡之上的各方面，這樣才能描寫罪惡的情志。這心靈情志，不能說只是罪惡，而完全沒有善的意義或道德意義。
由此而說，說文學依靠情志，情志有善的意義、道德意義的說法，其實並不妨礙文學作品自身具有純粹的美。而且也正可以說明這種純粹的美的表現如何可能。
我們這種說法，和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說法的關係，就是：人的情志，既然有道德意義和善的意義，而一切文學又都根據情志有所嚮往而有，所以就必然有所載之道，所明之道。道，就是情志所嚮往。所以世間原本沒有完全不載道，完全不明道的文學。但人的情志所嚮往的，確有高低大小的不同。情志大而高的，道就大，情志小而低的，他的道就小。根據道的大小，文學作品的價值，就有不同的類別。
人應該嚮往於道的大而高的。傳統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說法，即是說文人寫的文學，應嚮往於道的高而大的。這個意思無可逃避，亦即是由文學的原本無不載道、無不明道而確立。如果小道可貴，大道自然應該更加可貴，因為大是小的累積而成。如果卑道可貴，高道就更加可貴，因為高是由卑累積而成。人豈可以自安於卑小之道，而不求高大的道呢？有嚮往高大之道的情志而有的文學，又有嚮往卑下之道的情志而有的文學，但人又豈可把兩種文學相同看待呢？
至於有文學家嚮往高大的道，是否就歸於只著重直接講道的文學？這就不完全是了。因為人固然可以將他的情志所嚮往的道，由文學間接表現，而人的消極情志表現，也可歸於只要求一境界而呈現。由產生出文學的情志，和情志所嚮往的道的大小高低，是文學價值有關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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