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文文庫】
中國文化由治水到民族凝聚
方世豪（香港人文學會會長、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內文摘錄：因為大禹要領導治水，相傳大禹會見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所以《史記》說大禹「眾民乃定，萬國為治」，有定萬國，協和萬邦之功。中國自夏朝以來，天下有世系相傳的共主，即表示中國的民族社會，已向一個中心凝結。
中國文化由治水到民族凝聚
中國文化所擅長的，在於社會、經濟、政治實用方面，在於倫理、道德、人生哲學。這些正是希臘文化的短處。西方羅馬建立大帝國，最初是靠武力法律統治四方，即使是近代西方國家，如果不依靠軍隊和警察，也不能統治國家。但是中國的大帝國，在秦漢統一之後，主要是靠文化力量而達致太平。
漢代社會、政治、文化精神的形成，其實源自中國的上古。大禹建立夏朝，主要當然是靠聯絡古代的小邦，共同謀劃治理當時的洪水。由他領導治水，而成為天下共主。
世界各國，古代都有洪水。在希臘、猶太、北歐的洪水神話中，都說洪水是上天所以懲罰人的。當洪水下降，人都無法對抗。
猶太、基督教神話中，有挪亞方舟，使挪亞一家得免洪水之災。《舊約聖經》《創世記》第6至8章記載：世間充滿罪惡，上帝決心毀滅地上的人類。他揀選了樂意「與他同行」的義人挪亞。上帝命令義人挪亞建造一個巨型方舟，把陸地上每一類動物，都留下雌雄一對，放入方舟。挪亞在建造方舟時，向人宣佈，上帝將要降下洪水，如果要逃過大洪水，必須進入方舟。然而當時沒有人關心他傳講的信息，照樣吃喝享受，最後只有挪亞一家8口進入方舟。40年後，挪亞建造方舟完成，上帝在挪亞600歲那一天，從天上降下暴雨40晝夜，地下水不斷湧出，水位不斷上升，浸過所有陸地，地上一切動物都消滅掉，只有在方舟裏的，才得以保存。
希臘神話中，也有說洪水降下而人類絕滅的故事。在希臘神話中，皮拉是厄庇墨透斯及潘朵拉的女兒，杜卡利翁的妻子。杜卡利翁是普羅米修斯的兒子。宙斯決定以大洪水結束青銅時代，杜卡利翁和皮拉是唯一生存下來的人。雖然普羅米修斯因幫人類從奧林匹斯山偷取了火，而被宙斯鎖在高加索山的懸崖上，但他仍能預知大洪水的來臨，因此叫兒子杜卡利翁建造方舟。大洪水泛濫時，杜卡利翁和皮拉的船，就停在唯一沒有被淹浸的帕納塞斯山。洪水退卻後，杜卡利翁夫婦再次踏足陸地。杜卡利翁接到忒彌斯的神諭：「將母親的骨頭向後拋」。杜卡利翁和皮拉知道所謂「母親」，是指大地之神蓋亞，而所謂「骨頭」，是指石頭。他們按照神諭，將石頭向後拋。皮拉拋的石頭，變成了女人，而杜卡利翁拋的石頭，變成男人。世界就第二次有人類。這個神話尤其是淒涼慘絕。
但在中國，雖然有大洪水，但大禹能夠領導治水成功，則可見到人力能夠勝天。於是大禹成為神。大禹是古代中國有大功業的人，而被崇敬為神。因為大禹要領導治水，相傳大禹會見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所以《史記》說大禹「眾民乃定，萬國為治」，有定萬國，協和萬邦之功。中國自夏朝以來，天下有世系相傳的共主，即表示中國的民族社會，已向一個中心凝結。所以後來有「華夏」的名稱，成為中原文化民族的通稱。而說秦漢的大統一，繼承自夏朝，也未嘗不可。
大禹的功勞在於治水，所以後世人稱讚大禹的德行，常常在於他的勤勞刻苦。孔子稱讚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論語•泰伯》：「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孔子說：「禹，無可挑剔。他自己粗茶淡飯，而祭品卻很豐盛；自己衣服樸素，而祭服卻很華美；自己宮室簡陋，卻盡力興修水利。禹，無可挑剔。」)
孟子稱讚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當帝堯的時代，天下尚未平定，洪水旁溢，流布於天下。…當這時候，禹八年在外治水，三次走過自己的家門口，都沒有進去。)
莊子稱墨子「沐甚雨，櫛疾風」，堅苦卓絕，是實行大禹之道。《莊子•天下》：「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稿耜(音自)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稱道：從前大禹治理洪水，疏導江河，貫通四夷九州，名山大川三百，支流三千，小河無數。大禹親自持筐操鏟，滙合天下河川，辛苦得連大小腿上的毛都沒有了，以暴雨沐浴，以疾風洗面，終於安定了天下。大禹是大聖人，為了天下如此勞苦。)
由大禹的功德被後世所稱讚，我們知道中國民族文化，可以說由著重勞動開始。首先著重人對自然的治理。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的原始精神，最先只是要求實際上的人群組織，可以存在於直接的自然，被安頓於世界，不躲閃，不逃遁，也沒有向外向上希望的幻想。後來中國學術文化的花朵和光輝，都在這一個最原始的樸厚老實的精神中，依次序生長出來，就好像農業中的植物，由地下而向上升上天方向。中國民族最初的思想和智慧，是由切實堅苦的現實生活經驗中，孕育出來。所以中國最早的聖賢，不是那些不負實際社會政治責任的宗教家和先知，也不是殖民地的哲學家，而是古代的帝王、大臣，好像大禹、成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皋陶、箕子，和春秋時期的史官、士大夫等。
有人認為大禹的功勞，在治水方面，著重勞動，就證明了唯物史觀的說法。這其實是不對的。根據唯物史觀的說法，著重的是生產力、勞動力和生產工具的變化，決定社會政治文化的變化。雖然大禹或夏民族相傳也有各種新工具的發現，但是大禹的功勞，在社會政治上是聯合各邦國，凝聚夏民族的力量。大禹靠這個力量，治水的事，才可以做得成功。這就證明，政治社會組織，是決定人對自然勞動的條件，是人向自然使用生產工具的條件，也是使人能治理自然而有真實效果的條件。這正和唯物史觀的說法相反。大禹和後來帝王的用心，都是首先在怎樣使到人群和協、政治安定之上用心，而不是在發明生產工具、自然研究上、財富累積上用心，原因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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