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文文庫】
中國文化精神著重融合貫通
方世豪（香港人文學會會長、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內文摘錄：西方的目錄學，只需要就書本的內容，分為各種類別，已經足夠。但是中國的目錄學，必須有章實齋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夫。「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章實齋對傳統目錄學的評價，意思是對歷代學術進行考辨，對源頭進行考察甄別。現本詞泛指對事物的源頭與發展過程進行仔細考證的過程或宗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夫，之所以屬於目錄學，是因為一個著作的內容，常常是多方面的綜合，內容不作出考察甄別，就不知道價值所在。考察源流，就是因為個人的學術，必須隸屬於民族學術文化生命，才見到精神所在，價值所在。
中國文化精神著重融合貫通
西方學術文化著重分門別類，主義和派別很多，都是西方人分析概念精神的表現。這個分類的精神，在社會層面，表現為階級的分立，職業的對峙。在文化層面，就表現成為各種類別的文化領域，主義和派別。但在中國，社會階級的分類不明顯，而學術文化也著重統緒，而忽略分門別類的分別。所以中國古代的目錄學，和西方的目錄學很不同。
西方的目錄學，只需要就書本的內容，分為各種類別，已經足夠。但是中國的目錄學，必須有章實齋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夫。「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章實齋對傳統目錄學的評價，意思是對歷代學術進行考辨，對源頭進行考察甄別。現本詞泛指對事物的源頭與發展過程進行仔細考證的過程或宗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夫，之所以屬於目錄學，是因為一個著作的內容，常常是多方面的綜合，內容不作出考察甄別，就不知道價值所在。考察源流，就是因為個人的學術，必須隸屬於民族學術文化生命，才見到精神所在，價值所在。
章實齋的《文史通義》又說，古代的學術是「言公」，即是先有「公言」，然後才有「私言」。即是說，中國先有民族的學術文化，然後才有個人的學術文化。中國的書本著作，很多是託古的偽作，也正是認為人是自願推廣，把他的心得，讓給古人。由此而見到人的心同理同，而去除有我的私心。
所以中國學術的分派，只有源流的派別，以表示師承的來源，或表示地域不同的家派、宗派。而很少會有好像西方，以抽象的主義分派。以抽象的主義分派，就是以內容分別學術的門類之後，在一個專門學術中，再分為不同觀點的思想。西方的專門學術中，有各種根據不同主義而生出的派別。其他各種文化領域，例如：宗教、藝術、政治，也有根據不同主義生出的不同文化活動類型。
在中國，各種宗派、家派的學術文化，也各有他的著重的宗旨。例如：哲學中，程朱理學，著重主敬窮理。陸王心學，著重本心良知。詩歌散文中，清代王漁洋著重講「神韻」，袁枚就著重講「性情」。但中國宗派的宗旨所代表的常常只是他講學的重心所在。而西方的「主義」就常常代表最初的觀點和最後的歸結。所以不同宗旨的學術文化，常常可以互相銜接，而並存。
而西方每一個主義的學術文化，都容易表現一種獨特的精神，和其他主義不容易相容。所以論西方學術文化史的發展，我們最容易見到一個時代的學術文化精神，是由某一個特殊文化領域所主宰。
在西方，一個時代的學術文化的獨特精神，也是極鮮明而可以見到。如果我們說希臘文化精神，以文藝哲學為主。中世紀的文化精神，以宗教為主。近代的文化精神，以科學和技術為主。這些都甚為顯著明顯的。而一個時代中的宗教宗派，有時是一神，有時是多神，有時是超神，有時是泛神。文學宗派，有時是浪漫，有時是寫實，有時是古典。哲學，有時是唯心，有時唯物。都是對峙很明顯的。但說到中國文化史，各個時代的文化精神，究竟是某一個特殊文化領域所主宰，就很難說。真正要做到「辨章學術」的同異，在中國是古今人所難做到的。但如果說三教合一，異唱同歸，則容易振振有詞。這些都是中國學術文化精神，著重融合貫通於一統，較不著重用概念分析，辨別類別的證明。
我們現在就中國古代文化情形，和西方希臘文化作一個比較，尤其可以見到中西文化的分別，在開始點的時候已經決定了。
我們以前所說希臘文化由商業、殖民文化開始，中國文化就由農業安土文化開始。希臘文化的精英，可見於富想像的神話，富於人生嚴肅感的悲劇，有古典美的雕刻、建築，和在數學、幾何、自然哲學的思想之中，都見到這些希臘文化的精英。這些都是由希臘人和其他民族接觸之後，所次第創造的，亦是中國古代人所不擅長的。
但是中國古代的文化都是中國民族自行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和異族文化接觸而產生的。中國文化所擅長的，在於社會、經濟、政治實用方面，在於倫理、道德、人生哲學。這些正是希臘文化的短處。
希臘各城邦是獨立的，常常互相爭雄。在波斯戰爭時，雅典曾經成為一時的盟主，但雅典繼續有和斯巴達戰爭。希臘民族始終未能夠統一，而形成一個希臘帝國。希臘人對於他的小國寡民的政治，會視為固然。所以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一個小國。亞里士多德說國家，也只是說全國人口不宜超過十萬。近代人摩爾在《烏托邦》說的理想國，人口也只不過三四十萬，盧梭說民主國家，人口適宜是一萬人。後來羅馬建立大帝國，最初是靠武力法律統治四方，即使是近代西方國家，如果不依靠軍隊和警察，也不能統治國家。
但是中國的大帝國，在秦漢統一之後，主要是靠文化力量而達致太平。漢代社會、政治、文化精神的形成，其實源自中國的上古。《史記》和《尚書》所說的唐堯的德行：「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堯帝為人恭敬明察，管理天下井井有條，有思慮，寬厚溫和。誠信恭敬，能夠謙讓，光輝覆蓋四海，充滿天地。能夠彰顯光明美德，親善家族。家族和睦，則百姓也彰顯和睦。百姓明白，就可以使萬邦協調和平。)好像說唐虞時代，已經有純由德治的帝國。這當然未必。現代人說唐虞都只是古代其中一個部族而已，未有帝國，未有天下。但我們也可以說，要求「光披四表，格於上下」(光輝覆蓋四海，充滿天地)，是中國古代由堯舜開始，到夏、商、周、秦、漢，依次序實現的中國社會政治精神。至少由大禹時代開始，已經傾向一個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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