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道德問題》
第一章：中西倫理學的主要學說
劉桂標（香港人文學會課程部主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博士）
作者案：多年前，筆者差不多同時擔任中文大學及人文學會的「現代社會的道德問題」課程（相當於一般的應用倫理學課程）的講者；在教學之餘，根據課堂筆記，以及與學生和網友的集體討論，寫成同名的一本著述。初稿曾在昔日本會主持Ourradio網上電台節目「通識看天下」討論區及本會Facebook分章分節公開分享，現在正式予以修訂，並呈本會現代人文網頁刊載，全書經修訂後將正式出版。
內容提要：
在第一章中，作者對中西倫理學的三大學派——功利主義、義務論及儒家倫理學的主要觀點加以闡釋和論衡，以當中的主要反省，作為本書討論現代社會道德問題的出發點。
關鍵詞：
倫理學 功利主義 義務論 儒家倫理學
精華摘錄閱讀：
本章分為三節：一、西方倫理學中的功利主義，二、西方倫理學中的義務論，三、中國倫理學中的儒家思想。
精華摘錄為本章第三節，講述儒家倫理學的主要觀點，以及作者對其評論。連結為：
欲閱讀全文，請訂閱人文學會Patreon，連結為： https://www.patreon.com/hksh
三 中國倫理學中的儒家思想
I 性善論的主要內涵
儒家的倫理思想，建基於性善論的主張，以為人的本性是善的，這種善的本性，又稱為本心、仁心、良心和良知等，是一切道德行為的終極基礎。至於所謂善，依儒家用語，指「至善」，即絕對的價值，不是一般的、經驗意義的善，故不與經驗意義的惡相對。故明儒王陽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無善無惡」即超越一般的善惡，並非在價值上是中性之義。
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
這裏，「端」指端倪、開端，「四端」可說是指道德本心呈現的四個基本方向。依孟子，仁、義、禮、智分別與惻隱、羞惡、辭讓及是非相對應，前四者是從理（道德原理）的方面指謂本心，後者是從情（道德情感）的方面指謂本心。仁（惻隱）心指不忍見他人受到苦難的同情心；義（羞惡）心指對於罪惡行為感到羞恥的心；禮（辭讓）心（此心有時又稱為恭敬之心）指對別人謙讓及尊敬的心；智（是非）心指辨別善惡是非的心。
當中，以惻隱之心最為突出，最易為人所體會，因此，孟子往往以此心概括其他三端。他又稱此心為「不忍人之心」。對於人有此心，孟子曾作出著名的論證（非西方哲學意義的論證，而是一種體驗式的證明，即體證。）：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丑上》）
這裏，孟子從孺子入井的情景中具體指點出人的惻隱之心，它是不假思索的、不容已的，借用西方哲學的術語來說，它是無條件的(unconditional)。因此孟子說「三非」：並非是為了結交小孩的父母，並非是要在鄉人朋友前得到好名聲，也並非是怕自己的聲譽受損。
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他這裏如此說仁，已有日後孟子講「仁義內在」的意思，因為說仁離人不遠，明顯蘊含著「它是內在於人，為人所本有的」的意義。孟子將這個意思說得更清楚，他說：「仁義禮智，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已矣。」依此，善性是內在而固有的，問題只是我們是否將它自覺地呈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下，儒家講仁義內在與西哲康德所講意志自律的意義有其相近之處，雖然後者的意義其他方面與儒家講「仁義內在」亦有不同之處。兩者的共通之處在於：道德的終極標準內在於主體，是不假外求的；一切從外面張皇回來的東西都不能是真正的道德的基礎。
孟子說善性是人所固有的，尚有一層意思，是指它是先驗的，並非通過後天的經驗而獲得的。因此，孟子亦曾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盡心上》這裏，孟子說的良能和良知也即是善性，而它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意即它並非通經驗而得來。
這種人所固有的善性，亦是人與其他動物的主要區別所在，因此，孟子有所謂「人禽之辨」的說法：「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人與其他動物所不同的就是那一點點，即人有良心而動物沒有。至於在人的方面，君子與庶人，亦即有道德的人與無道德的人的分別，只是前者將固有的良知實現出來，而後者則摒棄不用，並非前者有良心而後者沒有。
儒家將道德的基礎置於善性的說法，是一種仁義內在的觀點，即道德原則源於道德主體，在此義下，可說與義務論將道德基礎置於道德理性的說法若合符節。
II 儒家倫理學的評論
1 儒家倫理學的限制
傳統儒家的哲學語言相對於西方哲學語言來說，往往不夠清晰和準備，而且邏輯性也較弱；這妨礙了她在現代社會的流行。
2 儒家倫理學的貢獻
儒家近於義務論而與功利主義有較大的距離，因為儒家素來有「義利之辨」及「仁義內在」之說。然而，一義下，儒家可說有兩家的優點而沒有其缺點。
首先，儒學有進於義務論之處，在於其具體的普遍性或即經權性的觀點，可補充義務論的抽象的普遍性的不足，並因此而可解決義務衝突問題。
例如，曾有論敵質疑孟子講道德的普遍性，他以設想性的兩難情況欲令孟子遭遇理論的困難──當嫂子遇溺時，我們應否救她？如果救她，則會違反男女授受不親的禮分，但如果不救，則變成見死不救。孟子以「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回應，意即講道德原則如果不因應具體情況而作調節，則是執一廢百。這回答明確表示了男女授受不親雖是道德原則，但在嫂子遇溺的情況下，則其緩急輕重不及救人。由此可見，道德原則雖因應具體情況而變化，而非一成不變，這種說法，可說承認了道德原則的具體普遍性，比康德講道德原則的抽象普遍性更進一步。由此，因為兩難情境中不同的義務可有不同的比重，故此，此義下也可說能解決義務論不能解答的義務衝突問題。
儒家另一有進於義務論的地方，在於她承認功利的道德地位。例子，依《禮記》、《孔子家語》等記述，曾子曾被其父親體罰而受傷，曾子以為他接受父親體罰是孝的行為，但孔子卻反而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意思指父親以小杖體罰時可接受，以大杖體罰時則應逃避，不應愚孝。由此可見，行為的後果也是儒家講道德時所孝慮的，而不是如義務論的完全排斥。
至於儒家有進於功利主義的地方，在於類似康德區分道德與幸福，講義利之辨，將道德與利益區別開來，這就避免了功利主義完全將功利與道德混為一談的毛病。
總而言之，依上文對中西倫理學三大派——功利主義、義務論和儒家倫理學的分析，可見三派
各有其優點與不足；故此，應是互相補足，而不是互相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