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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抗爭進入革命階段嗎？
－－從旺角衝突事件示威者戴口罩說起
劉桂標（香港人文學會理事長、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旺角衝突事件中許多示威者戴口罩，很有象徵意義，象徵部分民主支持者開始對政府作暴力抗爭。其實，現階段暴力並非必要。港人的公民抗命只是剛起步，不應急於放棄；而且，即使革命，現代社會更有效的手段是非暴力。無論如何，政府不能不理民意、民情而只視為一般暴亂而強行鎮壓。這樣做，只會加深民怨，導致更多類似事件發生，政府更難管治。
「暴徒戴口罩攪事，不承擔政治責任，還說什麼公民抗命？」一位朋友在Whatsapp群組中說。
「示威者戴口罩而不以真面目示人，根本就不是進行公民抗命，他們當自己的行為是革命。戴口罩行動對不對，視乎你是否認同他們的行動。」在同一群組的另一位朋友說。
今次民主抗爭事件明顯多了許多示威者戴口罩，很有象徵意義。兩位朋友中，我較認同後一位朋友的說法。他的說法，帶出了本地民主抗爭者中新近的一種觀點：民主抗爭已進入革命（或即暴力抗爭）的階段。
這種觀點看來是有理據的，表面上符合政治抗爭的歷史發展：
和平示威→公民抗命→革命
簡言之，這是一條由非違法、非暴力到違法、非暴力，最後到違法、暴力的抗爭路線。2014年屬公民抗命的雨傘運動未成功，有些民主抗爭者便認為抗爭必須升級到暴力抗爭，也即革命的層面。這主要是少數激進本土派的看法，他們一直反對泛民及溫和本土派的「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做法，以為雨傘運動的失敗證明他們一直講的勇武抗爭是正確的。（所謂「勇武」，他們許多時候指使用暴力）。
我並不反對上述公式，但我認為對此公式應有合理的詮釋，否則，它不能成為合理的公式，有違現代社會講民主、自由的理性精神。
當中的關鍵，在於：每一次政治抗爭的升級，必須是到了絕路，即努力抗爭並用盡一切方法都不成功，在別無他法之下才進行，否則還是不能合理化。[1]由佔中三子提出的公民抗命之所以一石激起千重浪，在民主支持者中得到很大的回響，明顯是人們認為多年來民主派的和平示威手段已無出路，故一呼百應，順利展開。因此，該次抗爭升級，在民主支持者中並沒有很大的爭議。
然而，今次旺角事件卻在民主陣營中有很大的爭議，有不少民主支持者譴責政府不良管治導致事件發生的同時，也譴責人們使用暴力。在我來說，民主支持者今次譴責暴力，不必是暴力自身，而是其使用不能合理化。[2]若以筆者上述用語來說，則是革命手段在現階段不能合理化，因為它是非必要的。
首先，公民抗命是否已走到盡頭？非也！回顧歷史上公民抗命成功的例子，無論是馬丁路德金的黑人平權運動還是甘地的印度獨立運動，都是經歷許多失敗累積而成，非一蹴即就。以本地情況來說，公民抗命可說是剛起步，港人其實只推行了一次大型的公民抗命──雨傘運動，而後者雖然未成功（未能為香港爭取真普選），但一來並非一無所成。例如，它令到不少青年人有更大的政治覺醒和政治參與，不少傘兵參與區選並得到佳績便是一證明。二來，它更不表示其他公民抗命不可能成功。例如，立法會中，支持民主的議員已史無前例地一起參與拉布，抗衡網絡廿三條等惡法，並有小成（數次流會及拖延了惡法，並導致建制派提出四方會談等）。因此，未來民主支持者若能求大同、存小異，合力全面實行對專制政權的、議會內外的不合作運動，這比跳級到暴力抗爭更為合理。
其次，退一步說，即使真的到了革命的階段，其實也不必然與暴力連上關係。近年來世界各地不少革命（如東歐、中東、非洲的許多革命），其實都以非暴力為特色。另外，現代有一些學者的研究，發現非暴力革命的成功率比暴力革命更大，後遺症較少。這種革命的新趨勢，其實也意謂上述公式的最後兩項的界線已趨模糊，人們日漸捨棄暴力，使得公民抗命與革命的分別，主要餘下推翻某一（些）惡法或某一政權之別。至於這些非暴力公民抗命或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的主要基礎，依筆者之見，端在於能否得到強大的民意支持。古訓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這種道理，在現代社會依然適合。以今次旺角抗爭來說，不少民主支持者認為當中有不必要的暴力，故譴責政府低劣管治的同時，也表達了對暴力的不能接受。沒有強大民意的支持，任何公民抗命或革命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再次，要補充的是：雖然許多人都知道，並且同意一事，但我還是要提醒大家：任何政治抗爭，一定不要走上恐怖主義之路。恐怖主義意謂著不單使用暴力，而且對象不限於政府及當權者，還涉及平民，甚至以平民為主要施暴對象。這種肆意傷及無辜的抗爭，其邪惡其實絕對不下於專制、極權的政權。今次旺角衝突事件中，有記者被示威者所傷，甚至有記者及旁觀衝突的市民被警員不必要的暴力所傷，這些行為，其實已接近恐怖主義者的行徑，應予嚴厲的譴責和懲處。
最後，筆者對今次旺角警民衝突事件本身作出評論[3]：
若抽離事件的具體脈胳，我同意今次事件是單純的暴亂。然而，若對事件有了解，知道其前因後果，則不能如此簡單看。
依古今中外大哲的反省，人民是政治的中心。政府施政若逆反民意、不得民心，則不能有有效的管治。今次事件原初只是市民不滿警方對小販的嚴苛執法，本土派團體介入示威，可以理解為一種不滿政府政策的宣洩。但當局動用過大的警力強行驅趕示威者，這是剝奪市民示威的權利。警方的做法，容易引起示威者對當局一直以強力打壓民主訴求的不滿情緒。至於警民發生衝突時，有警員開鎗，這推高了示威者的情緒，令事件急劇惡化。故此，若說追究事件的責任，則除使用過分暴力的示威者的責任外，當局更責無旁貸。要徹底解決事件，政府應全盤檢討施政方針及政策，杜絕警員過分使用暴力及黑警問題，合理回應示威者的訴求，體察民意、疏導民情，而不是不理民意、民情而只視為一般暴亂而強行鎮壓（如大舉檢控示威者暴亂罪，甚至檢控衝突旁觀者；又如急於推出廿三條惡法等等）。這樣做，只會加深民怨，導致更多類似事件發生，政府更難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