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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儒家觀點看佔領中環與公民抗命
講者：劉桂標（香港人文學會會長、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筆錄：楊健文(Frankie)
摘要：
公民抗命的涵義，當代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羅爾斯言之甚詳，主要有五義：1. 針對不正義的法律或政策、2.是違法的行為、3.是在所有方法用盡之後的最後方法、4.是道德的勸導，通過違法而承擔責任而感召人們、5.是非暴力的抗爭。依此五義，佔中明顯是公民抗命。另外，公民抗命是建基於民主與法治的行為，簡言之，是一種以違法達義（合乎民主自由價值）的抗爭手段。
儒家雖然沒有民主與法治的具體做法，但由於講民本（《尚書》：「民為邦本。」）或即民貴（《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思想接近民主，起碼與民主思想沒有根本衝突。另外，孔子講攝禮歸仁，而禮的廣義包括法律，故此，這接近以法達義的法治精神。因以上二義，我們可說儒家思想具民主和法治的精神。
至於儒家具公民抗命的精神，可以一簡單論證來說明。孟子是提出革命思想的第一人，他說過：「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一般理解，講民主的社會，如果用盡合法方法也不能推翻一惡法、政策或制度，便可容許違法而不用暴力的公民抗命。但如果連公民抗命也不成，則最後我們就可以合理地行使運用暴力推翻惡法惡制，即革命的權利。現在，儒家容許講革命，當然可推論出他可容許我們進行公民抗命。
編案：本文為香港人文學會、尋道會合辦從各大宗教哲學看「佔領中環」與公民抗命座談會的筆錄，各講者的發言將分期刊出。以下為座談會的詳細資料：
錄象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DuTKONpE80&list=PLON2dPkitGbGkY8AdWdx4lNThEVJ4SA3J&index=2
日期：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香港人文學會會址，荃灣大涌道8號TCL中心1字樓110B室（愉景新城對面、消防局側）
講員：
馮智活牧師（前立法局議員）
天主教：陳麗娜小姐（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執行秘書）
道教：余國斌先生（香港人文學會副會長兼宗教哲學文化部主任）
儒家：劉桂標博士（香港人文學會會長、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劉桂標博士的台上發言】
公民抗命的涵義及佔中是公民抗命
各位好，今日講的佔中，就是一種公民抗命。其實以前我在人文學會都講過與公民抗命相關的座談會。不過，不同的地方，是今次從宗教的角度看佔中。如果有興趣想知道我一般如何看佔中問題，可上人文學會的網頁，看回已上載到YouTube的相關座談會的錄象，因為我們有拍錄象。我之前就佔中或公民抗命本身講得比較多的，所以今日會就座談會的題目，著重從宗教角度講佔中與公民抗命。
主持余國斌先生剛才叫我做代表儒家，但所謂代表其實不是有什麼權威性，正如余先生所說，在香港儒、道這些宗教或哲學，在中國是不分的，這與西方宗教是不同的。大家看看今次佔中的情況，在西方宗教相對來說，有很熱激的討論，很兩極化──一邊贊成，一邊反對，但在中國儒、道卻是冷待的。剛才余先生都說到，儒、道很少人公開講佔中，可能人文學會都算是獨一的，我們公開討論佔中。所以稱我為儒家代表，實在不敢當，只是因為其他人不講，我便從儒家觀點講講。
然而，我還是都要講一些對佔中和公民抗命的看法，因為今日我講的是儒家如何看佔中和公民抗命。這方面我只能簡略講講，不可能如之前的座談會講得那麼詳細。我只能簡單講幾個重點。
佔中是一種公民抗命是肯定的，佔中的很多做法，都符合公民抗命的條件。在這方面，我主要用羅爾斯（John Rawls）的觀點，他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雖然有些建制派扭曲說佔中不算是公民抗命，但看清楚，佔中肯定是公民抗命。不單在宣稱上是，事實上都是。
第一，針對不正義的法律或政策的活動或行為，這是之前幾位講者都講到，佔中是針對爭取普選的，是符合公民抗命的目的。正如當才馮牧師所說，不是為自己利益的，只為民主，要貨真價實的民主，故在本質上，是符合公民抗命的目的。
第二是，這種行為是違法的行為，所以這是香港民主發展上前所未有的。雖然以往港人都試過違法的抗爭，但主流的民主派通常都用合法的方式，譬如示威、遊行等。戴耀廷提出佔中方式的公民抗命，能一石激起千重浪，是因為前所未有，而且配合時機。戴先生是早一年已經提出，但當時沒有迴響。因為當時人們不覺得是去到最後的情況，還覺得可以用以往方式爭取民主。譬如民主黨覺得還可以暫時妥協，以換取將來的民主，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的說法，但最後結果都是失敗。妥協只是拖多幾年，沒有爭取到民主。所以人們覺得以往試過所有方法，七一、六四、反國教等，即使幾十萬人上街，都是毫無寸進。今次佔中標榜的是違法的抗爭行為，這種違法的抗爭行為跟以往不同，以往的只是偶然的，突然發生的，背後沒有一套理念去解釋為何要違法抗爭。但今日佔中最不同的是，是提出通盤的原則，有宣傳、有教育，有種種的輔助方法譬如公投等等，去令人知道違法是要爭取公義，這是前所未有的。以前長毛或某些激進的民主派的違法抗爭行為，譬如瞓街、瞓馬路等，因為他們是沒有論述、沒有全盤計劃的，這點是第二點順帶提到的。
第三點，就是跟第二點相關的，是在所有方法用盡之後的最後方法，這是要緊的。如果我們之前沒有試過其他方法，就用公民抗命，這不符合公民抗命的定義。因為公民抗命要用違法的方式的，違法方式表面上是違反法治的，非到最後是不用的。因為目的是要爭取民主，但違反法律最後似是違反法治，和爭取民主的目的是有衝突的。所以這是最後無辦法，在兩害取其輕下，即犧牲守法而爭取民主的情況下才用。這點很要緊，公民抗命未到最後是不應該用的。
另外第四點，剛才講者譬如陳小姐都提過，我們要承擔刑責、後果，這是要緊的。有些人誤解，不明佔中為何要承認犯法，雖然犯罪和犯法在宗教觀上有分別，但一般是人不分的，犯罪即是犯法。這裏，如陳小姐提過的，是注重道德的教誨，這是很要緊的。因為違法而不認違法，感染力是不大的，現在違法而承擔責任，因為是為公義違法，而不是一般去打劫、非禮、強姦等等，而是故意違法而去承擔責任，而令人關注到背後是爭取公義，這是一個道德的勸導，這點也是本地民主抗爭史上前所未有的。
最後第五點，其實幾位講者都提到，不過我認為需要強調多一點，就是公民抗命是一種非暴力的抗爭，因為抗爭而用到暴力其實是減低了道德的說服力，譬如剛才馮牧師說，剛剛立法會東北議案那件事，有人在立法會打破玻璃，雖然不算什麼大事，但嚴格來說，非暴力是連這些都不做，因為爭取的是別人道德上的接受，如果做了暴力或接近暴力的行為，是會影響效果的。
所以，我很同意戴耀廷三位強調用愛與和平作公民抗命的方式，這是前所未有的。有些激進民主派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即為爭民主，不論做什麼都是對，譬如說用低度暴力（如肢體碰撞）都是對的，以往的一些激進民主派是這樣看，以為除了這樣別無他法。但問題是你爭取公義用了違反公義的方式，這是自我推翻，是有瑕紪的。
從以上各點可看出，今次佔領中環不是一般的打劫銀行，這是戴耀廷經常強調的，是很要緊的，避免給建制派「屈」是做純粹犯法行為。建制派所說某程度是對的，因為佔中的確是犯法，但背後是達義的精神，這是建制派完全不講的，只推動人們去指責佔中是違法行為，看不到佔中是用很多合法行為爭取不到民主之後，無辦法而最後一步要做的違法抗爭行為，但我們承擔刑責，承擔犯法的後果，這是今次公民抗命或是佔領中環最大的特色，因為是前所未有的。
上面講的是前一部份，重提佔領中環的特質。
儒家具民主精神
接著的時間，我便講述儒家如何看公民抗命。這裏我不特別提佔領中環，因為如果大家都同意剛才的分析，佔領中環是公民抗命的行為，那麼我們不需強調佔領中環，我們談一般公民抗命。
當然我這樣說，有些朋友會說，依中國哲學或宗教觀點，會覺得儒家根本無可能講公民抗，。因為公民抗命其實是在民主政治基礎之上進一步有的行為。這是很多人忽略的，佔領中環不是隨便做一些事出來，而是最重要，最初是在民主社會裡面，因為一些符合公義的議案，很多時都是少數人提出來，給多數人忽略了，所以議會沒有通過的，所以才用這些激烈的方法去引起別人的關注。這些激烈的行為表面上不符合民主法治的精神，因為提出來的是少數派。但關鍵是少數派用了表面上不民主的方式，甚至是違背法治的方式，喚起人們忽略了的公義。這一點是很多人講公民抗命容易忽略的。少數正義之士一定是建基於民主政治之下才講公民抗命的，所以在這意義下，儒家似乎沒說及公民抗命，甚至連民主政治都沒有說及。
我以為，嚴格意思的公民抗命儒家是沒有的，但寬鬆的意義可以說有。我們可在將來進一步發展中國的宗教和哲學，因為我們談一套思想不應該是定型的、一成永成的，因為時代會改變，社會會改變，我們應該與時並進。今日現代社會講民主政治，所以儒家、道家也好，其他傳統的哲學和宗教也好，應該與時並進。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只需要講一些大原則，這是很要緊的，我們沒有公民抗命的具體主張，但有一些大原則，在道德上、政治上與公民抗命是相符合的，或起碼是不違反的。這些原則可令我們將來發展儒家式的民主政治和公民抗命的思想。我是在這意義下講儒家如何看公民抗命。我們有寬鬆的意思，有些大原則可以在將來發展出儒家式的民主政治和公民抗命的觀點，這將會是我以下講的意思。
首先，我們要肯定儒家在大原則上，是肯定民主和法治的，這是很多不認識中國宗教或哲學的人經常誤解的。這些人一講中國，特別是現在本土派，便會有情緒反應，想到很多不好的一面；一講傳統，便是一無是處，在政治上是絕對專制，但這是誤解。如果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我們以往雖然不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近代西方的產物，我們中國傳統是沒有的，但我們不是絕對專制，這是要肯定的。很多人一知半解，認為不是民主便是獨裁、專制，我要澄清這不是事實。我們不是民主，但又不是專制，或起碼絕對專制。為什麼？我們可從大原則去解釋清楚，因為重要的，剛才余國斌先生也提過，因為現在代表中國的宗教、哲學，在政治上觀點通常都是保守的，譬如儒教，特別是孔教學院那些人，他們都是很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完全是違背民主的精神。因為，他們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用了剛才的誤解，以為我們傳統中國不談民主的，君主說了就算，是絕對專制。
我要澄清傳統中國其實不是絕對專制的。我們現在講民主，民主當然有很多的意思，這只能長話短說。民主最重要的意思，我個人稱為民主三義，簡略地也可稱為民主二義，沒有所謂。民主涵義最重要可說有兩點。第一是形式義，第二是內容義。民主的形式義是什麼？是訴諸大多數，這個大家都知，民主(democracy)的本義，是rule by people，就是人民統治，人民是社會的大多數，等於說由多數人統治，這個可叫要形式義。但如果只說形式義，是不足夠的，因為剛才余國斌先生講過，古希臘都有這種民主的觀點，即是說大多數決，但剛才余先生都講過這是民粹，而不是民主。為什麼？因為單說訴諸大多數而不講基本人的權利和自由，這樣的一種民主，只是一種暴民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有些自由主義者，像徐復觀先生，說得很好，什麼叫民主？民主就是訴諸大多數的同時，要保障少數，這是很要緊的。後者即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權和自由。這是今日很多自稱民主派的人，即使站在民主陣形裡，講民主，其實他們根本不了解民主。因為他們不承認自由人權，或者認為為了利益可以犧牲自由人權。譬如一些偏激的本土派，以為自己講民主，其實他們是講法西斯。民主不會不講自由人權，單單講普選、大多數決定，這是很容易流於法西斯。時間問題，或者稍後有時間會補充一下這方面的意思。
民主這二義是比較重要的。形式義是訴諸大多數，內容義是承認人的基本權利，譬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或者是生存的自由。或者叫做權利，都無所謂，這些東西我們叫內容義。
從兩個主要意思來看，儒家是很明顯不反對民主，甚至在大方向上是符合民主的。為什麼？先說形式義。表面上似是不是，我們談君主政治，我們不會說現代說的民主政治，這是常識。但想清楚，其實不對。為什麼呢？剛才余國斌先生談道家、道教思想的時候都提及，我們以往談政治思想，是談民本政治。大家要注意，我們不是叫民主，而是叫民本。「民本」這個詞出現於《尚書》，是儒家最先用的。後來孟子的說法有更多人知，叫「民貴」。《尚書》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的說法更多人知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種政治模式以人民為核心，不可能是專制獨裁，起碼一定不會是絕對專制，因為起碼以人民作中心。最多開明的程度不夠，無可能走到極端的極權、獨裁。
我們很重視人民，但是沒有民主政治，要解釋這點可有很多的說法，但我想講最重要一點，就是徐復觀先生提出來的。我們以往的問題在哪裡呢？不是我們不重視人民，而是犯了二重主體性的問題，這是徐先生的用語。什麼叫二重主體性呢？就是理想上人民是政治主體，這點我們素來都有的，以民為本。但實際上君主才是政治的主體。即是說，我們以往的問題是，雖然我們常說要照顧人民的需要，但是如何照顧？我們想不到近現代西方的議會的方式，用大多數人可以管治到。我們無這樣的想法，我們常常都出提蛇無頭不行一類的說法，我們中國通常的想法，是一大群人不知如何決定國家大事，反而一由個人決定會好一些，或者由幾個人決定好一些，我們想不到可用今日議會的方式，用選票選出一些議員，在議會中代表多數人表達意見。我們沒有這種想法，所以我們最後都是交給皇帝決定，只不過他要為人民著想，但實際是否為合乎人民意願？理想和現實常有距離，這便出現二重主體性問題，即理想上人民是主體，但實際上君主才是主體。這就是第一點，我們雖然無形式義，但有形式義的精神，這個我很肯定，因為我們以人民為根本，只是我們實際上實現不到這種理想。
第二點，內容義方面，講內容義大家常想起中國君主只顧自己，不理人民，剛才提到民本已經澄清了這個誤解。這是少數暴君，我們不能將少數暴君的做法看成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常態。而我們內容義方面，具備人權、自由的初步想法。什麼初步想法呢？就是：我們尊重人，在統治上面說，就是人民。我們想到人民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權利，不過我們以往沒有用「權利」這個概念，我們沒有將我們的想法充分實現出來。我們有的，只是君主的義務，我們不懂從人民的角度去想，所以問題在於此。不是我們不談基本權利，我可以舉些例子說明我們類似人權自由的想法，其實是不少的。譬如儒家常常說「保民」和「養民」，大家如讀過《孟子》的話可看到，他有「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等等說法，即是君主要令到人民豐衣足食，這其實是保障大多數人民有基本的生存權利，也可以叫生存。我們有這個想法，不過我們常從君主的義務角度去想，君主有責任保護人民的生命，但我們不懂得去想，人民的生存權利其實我們不違反便可以做到「保民」和「養民」。
所以，我們以往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君主做很多事情，是很辛苦的，所以以往皇帝不是容易做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做很多事的，但結果未必符合人民的需要。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聰明的地方在哪裏呢？他不需要用君主或統治者的義務角度來看，而是從人的權利角度去看，定了基本權利我們不妨礙時，其實就符合了人民的需要。這是個很聰明的想法，我們欠了這種想法。
傳統中國講基本權利還有很多，言論自由某程度都有，不過是君主要廣開言路，我們想說，君主要納諫，君主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說是對君主的勸導。我們不是去保障人民言論基本權利，我們欠了權利這個概念去落實，我們的問題在於此。不是說我們不照顧人民的基本需要，所以內容義沒有嚴格西方的意思，但我們有接近的想法。
儒家具法治精神
儒家大原則上肯定民主，大原則上也肯定法治。這個法治跟今日說的有一些距離，但精神是相通的。為什麼？以往我們不強調講法，而強調講禮，但禮包括法，因為禮不只是談禮儀，禮的廣義包括典章制度，可包括法律在內。以往我們說人與禮的關係，是「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所有禮包括法，要以道德（即仁義）做基礎，在一點上是很接近今日談法治的意思。因為今天的法治最重要是什麼呢？不是只是講法律，和依法律管治。因為這樣只是一種法制，rule by law，法治是rule of law，重要的是所訂的法律要合乎理性，而合乎理性在近現代，是指合乎人權和自由。所以中國傳統不是沒有法治的精神，我們只是欠缺了人權、自由這些概念，從而我們沒有憲法這東西，後者是法律之上的、符合人權的大原則。我們問題在於此，而不是我們沒有法治的精神。其實，對我們來說法治某程度是有的，是在精神上、大方向上。
再進一步來說，有法治精神，就可以講公民抗命，正如剛才說公民抗命是建基於民主、法治之上。但在此要澄清一個說法，很多人說公民抗命是「以法達義」，其實是不夠準確的。「以法達義」是談法治，公民抗命是「以違法達義」。這句說話要澄明，人們通常說公民抗命是「以法達義」，但是「以法達義」不叫公民抗命，因為後者是違法的而不是守法的。之前下定義的時候說過，公民抗命是以違法的方式達到正義，這是道德的勸說，因為違法後而負起道德的責任，不是做完後說沒有犯法，這不是公民抗命。這樣，我們進一步看儒家有民主精神，有法治精神，所以在這裡再談公民抗命的精神，其實是不牽強的。
儒家具公民抗命精神
傳統儒家有公民抗命的精神，只是我們沒有公民抗命的具體說法。關於這方面的細節，因為時間關係，只能略講，如果有時間才再詳細補充。我只扼要提兩點。第一點是如馮牧師所說，儒家很着重道德倫理的處境性，即是剛才馮牧師提到那種situational ethics。在儒家來說，就是經權原則，即是平時是這樣做，但特殊的情況卻那樣做。譬如說「男女授受不親」一道德原則是對的，即使今天我們一見到異性也不能為所欲為，這合乎道德的反省，但阿嫂遇溺時候，我們卻要救人。這就是經權原則，經就是常態，權就是權宜之計，特殊的情況。其實公民抗命就是特殊的情況，這是建制派經常故意不提的。我們不是動輒隨意犯法，我們是為爭取民主，爭取很多年都爭取不到，我們在這特殊情況，才用這個違法方式，作出道德感召，叫別人與我們一起去爭取公義，所以是以違法方式達義。
大家可能以為我沒有具體講到之前講羅爾斯論公民抗命的五點，故此講不到儒家有公民抗命的說法。因為時間不夠，其他細節不多說，我想以一個簡單的論證(argument)說明儒家一定有公民抗命的精神。為什麼？就是：傳統儒家連革命精神都有，有這種精神，公民抗命精神便不可能沒有。因為革命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政權，儒家是承認這種做法有合法性(legitimacy)。如果我們承認革命精神的話，沒可能沒有公民抗命精神。因為，公民抗命未去到革命這一步，連暴力都不需用，怎會不承認呢？革命思想我猜大家都聽過，很多人以為西方最早提出，其實不是。這是孟子最早提出說的，孟子有一次跟齊宣王對話時，講過以下的說話。齊宣王問孟子，歷史上是否出現過弒君的事情，孟子就說是，其實齊宣王是想他認同弒君是不對的，便即刻問他臣子是否可以弒君。孟子怎樣回答他呢？孟子這樣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因為君主如果是暴君，完全違反了道德的反省，我們做人民便不用有遵從他的責任，甚至暴虐的皇帝我們都可以殺掉。因此，儒家連這樣革命都可以容許的時候，推翻一種惡法，或者推翻一種不公義的制度，就當然可以容許，這是簡單的道理。所以別以為中國傳統沒有法治，沒有公民抗命的精神，這是說不通的。我們連革命都容許，為什麼不能容許公民抗命？通常人說，公民抗命是第一步，如果不行，第二步，即最後一步才講革命。我們現在連最後一步都可以做，為什麼我們不容許第一步呢？
因為時間問題，我今天說至此。謝謝各位！
編案：儒家講者發言部份至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