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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人文精神之缺席與中國式學術腐敗
張國安（廣西民族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摘要
「科學人文精神」——具有中庸品格的自由主義精神， 是西方文化精神的精華。科學在中國傳播之特點和狀况是：被賦予崇高使命；身分卑微，不外器用技藝；自上而下，依靠政治强力推動；科學人文精神始終被遮蔽，很難得到彰顯與培育。導致中國當前學術腐敗的因緣很多， 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之失落，科學人文精神之缺席最具深刻性。整治學術腐敗已成當務之急，如任其下去，科學人文教育的任何努力都將落空。道理很簡單，身教重于言教，環境就是最好的教育。引領學術文化方向的學術界不僅本身構成了教育環境，同時也是教育環境的創造者。若學術腐敗得不到有效治理、一個真正具有科學人文精神的健康而又充滿活力的學術界不能誕生，則中國的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希望將注定渺茫。
關鍵詞
科學人文精神；科學教育；人文教育；學術腐敗
一、關于科學人文精神的理解
「科學人文精神」的概念反對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割裂開來，科學既然是人類的精神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産物，怎麽會沒有人文精神呢。德國科學哲學家波塞爾(H ans Poser)就提出，科學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波塞爾爲何這樣說，甘紹平認爲這主要是因爲今天的科學研究獲得了新特點，在其《「科學精神就是人文精神」》的釋文中他加以闡釋道：
近現代自然科學的第一個特點，在于它們幷非都是純粹的理論知識的探討，恰恰相反，它們更多是表現爲一種通過實驗主動積極地對事物的進程進行實際干預的研究活動。正如美國科技哲學家憂那思(H ans Jonas)所說，今天所有對自然奧秘的認識與探究就己經是一種對自然的操縱，實驗己成爲所有現代自然科學的一個生成因素。而科學實驗本身就是一種行動，科學家要使用物質材料，讓研究對象産生反應幷同它發生相互作用。于是，不論科學研究的目的如何，科學家研究方法的投入在道德上就有可能産生問題。例如醫藥學研究中的人體試驗，受試者的健康在試驗中就承受著一定的風險。科學作爲理論可以是價值中立的，但作爲實踐上的行爲却逃脫不了道德上的評價，就像人類其它行爲一樣。科學研究與道德的關聯就在于，一個有責任意識的科學家在判別一個研究項目之時，不僅要著眼于其理論目標，而且還要考慮到爲了達到此目標所使用的手段的合法性，幷進而顧及到投入這一手段可能産生的後果。
近現代自然科學的第二個特點，在于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內在關聯與相互作用。人們經常發現，在純粹的基礎理論研究中會出現令人驚异的應用上的特徵，相反地，在應用研究的範圍內則發生了理論上的突破。物理學、醫學及當代生物學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最有發展活力的學科領域，以傳統的方式對知識的創新與知識的應用作出明確的區分己兒乎是不可能的了。在科學發展的這種新的歷史背景下，應用往往是己經進入了規劃幷從一開始就是可預知的，也就是說科學家的責任問題從科研活動的一開始就被提出來了。總之在當今的時代，科學研究活動的學術價值與其社會應用價值有著密切的聯繫;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有時是吻合的，但有時却是相互衝突的。對于有責任意識的科學家來講，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在兩者相互衝突之時，學術價值就必須讓位于社會價值，學術責任應讓位于與道義責任，一句話:人權原則高于一切科學研究的興趣，科技倫理禁止一切爲了所謂科學的日的而損害他人與社會的事情。科學家固然應服從科學研究的法則，但更應服從做人的法則，他(她)無權超脫對于每個有行爲能力的人均有著普遍約束力的道德上的責任與義務。
由于從追求真知的科研活動中，不必然地推出善好的價值判斷，由于任何科學研究活動都不可能逾越人權原則所劃立的界限，因此科學精神就不可能僅僅是自由探索的精神，人們應在對科學精神的傳統理解中增添新的內涵，那就是，科學精神是在人權原則指導與監控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德國科學析學家波塞爾(Hans Poser)甚至提出，科學精神就是人文精神。[1]
丘仁宗《「麻煩的雙螺旋」:科學與人文趨同的昭示》也表達了類似的認識和看法：「在概念上科學技術推不出人文方面的要求，人文學科也推不出科學技術的含義。但是隨著涉及人的科學研究的發展及其對其中倫理問題的探討，科學與人文的趨同甚至結合已經不僅是理想，而且正在逐步成爲現實。」[2]
在甘、邱二位，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本來就是對立的，所以有修正的必要。當年科玄論戰，玄學派就把科學的形象描繪爲否定人類自由意志沒有善惡可言的「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說白了科學一出生就犯了沒有人文關懷的原罪，也就無所謂人文精神可言了。大部分國人對科學的印象除了景仰或震驚于科學給人類帶來的無比的威力之外，大抵也就這樣了。問題是科學精神的本來面目究竟如何？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還有希臘理性主義傳統構成了近代科學誕生的社會、思想和人文的背景。三者錯綜複雜的影響的結果便是自由主義學說和自由主義精神的産生。羅素在其《西方哲學史·緒論》中談到新教所帶來的人文影響時說：
首先是一種折衷妥協的哲學，即自由主義的學說，它企圖給政府和個人指定其各自的領域。這種學說的近代形式是從洛克開始的，洛克對于「熱情主義」——即再洗禮派的個人主義— —和對于絕對的權威以及對傳統的盲目服從，是同樣地反對的。另一種更徹底的反抗則導致了國家崇拜的理論，這種理論把天主教所給予教會，甚至于有時候是給予上帝的那種地位給了國家。霍布斯、盧梭和黑格爾代表了這種理論的各個不同方面，而他們的學說在實踐上就體現爲克倫威爾、拿破侖和近代的德國。共産主義在理論上是和這些哲學距離得非常遙遠的，但是在實踐上也趨向于一種與國家崇拜的結果極其相似的社會形態。
羅素又說：
自從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這一全部漫長的發展史上，哲學家們可以分成爲希望加强社會約束的人與希望放鬆社會約束的人。與這種區別相聯繫著的還有其他的區別。紀律主義分子宣揚著某種或新或舊的教條體系，幷且因此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就不得不仇視科學，因爲他們的教條幷不能從經驗上加以證明。他們幾乎總是教訓人說，幸福幷不就是善，而惟有「崇高」或者「英雄主義」才是值得願望的。他們對于人性中的非理性的部分有著一種同情，因爲他們感到理性是不利于社會團結的。另外一方面，則自由主義分子，除了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而外，都傾向于科學、功利與理性而反對激情，幷且是一切較深刻形式的宗教的敵人。這種衝突早在我們所認爲的哲學興起之前就在希臘存在著了，幷且在早期的希臘思想中已經十分顯著。它變成爲各種形式，一直持續到今天，幷且無疑地將會持續到未來的時代。
······自由主義的本質就是企圖不根據非理性的教條而獲得一種社會秩序，幷且除了爲保存社會所必須的束縛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縛來保證社會的安定。[3]
很顯然，在羅素看來，科學家首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作爲自由主義者的科學家，既反對任何非理性的教條，也反對極端的個人主義，對社會同樣有功利的考量。「在一定的意義上，科學是自由社會精神的典型代表。」[4]科學精神本質上就是自由主義精神，從一開始就是站在人道主義一邊的，尊重人權本就是科學自由主義精神題中應有之義。
當然，科學作爲人類知識的特殊類型和人類文化的獨特形態自然有其獨特的精神個性，對此筆者從自己的認識和理解出發，將其歸納爲如下四個方面，幷略加論述。
（一）科學精神的核心是對永恒的與嚴格的真理的信念，堅信人類的理性能認識真理，幷且不懈地追求真理，這是科學自由主義精神的最高體現。魏爾說：「如果沒有一種對真理和現實先驗的信仰支持，如果在事實和結構與思想的意象之間沒有持續不斷的相互作用，那麽科學便會枯萎死去了。」[5] 「愛因斯坦强調，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諧的世界圖像，才是科學家無窮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法國科學家彭加勒開門見山:「‘追求真理應該是我們活動的目標，這才是值得活動的唯一目的。’由于和諧之美‘才是唯一的客觀實在，才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真理’，因此對自然和科學的審美順理成章成爲科學家追求科學的動機。」 科學精神幷不絕對排斥功利，「功利主義的導向在科學的歷史中確實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過度功利化的動機對科學和社會而言幷不是福音:它不僅妨礙對社會有用的新技術的涌現，尤其是會對科學造成極大的傷害。默頓這樣寫道:‘如果實際應用性成爲重要性的唯一尺度，那麽科學只會成爲工業的或神學的或政治的女僕，其自由性就喪失了。’他還說:‘功利性應該是一種科學可以接受的副産品而不是科學的主要目的。因爲一旦有用性變成科學成就的唯一標準，具有內在科學重要性的大量問題就不再進行研究了。’弗羅洛夫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待科學功利化异化的後果和危害:‘如果我們僅僅遵循實踐上有效用的科學的片面發展取向，那麽人的文化的未來發展將受到威脅。」[6]
（二）科學精神是科學的批判、實證精神。科學的人文精神本來就具有「中庸」的品格，它反對任何非理性的教條，實事求是是科學家基本的工作態度。正是這種批判實證的精神，使得科學家對真理和理性的信念以及由此而來的超越性的品格不至于走向非理性和宗教迷信，使得科學具有一種自我糾錯的能力。科學批判精神不僅能够從科學不斷進步的歷史中得到見證，而且還活躍于科學家對科學已獲得的真理及其社會影響的自我檢討和反思批判中。著名數學家克萊因就告誡自己的同行也是整個科學界要勇于面對當前數學領域所遭遇的危機——越來越嚴重的脫離物理世界的非理性傾向。「受理性指導的人們必須充分認識到他們所掌握工具的力量，認識到推理的能力及其局限性，這遠比盲目相信有益得多，後者很可能導致錯誤的思想甚至毀滅。」[7]它所撰著的《數學：確定性的喪失》就是反思批判的成果。發現鈾裂變的科學家哈恩和海森堡，在得知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消息之後所表現出的痛苦和絕望以及隨之而來的有關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的深沉反思，亦足以說明科學的批判精神與科學家的社會良知和道德情感是如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8]上述兩種精神與科學的「數學邏輯—觀察實驗」的方法結構是呼應的。科學家的研究活動體現著科學精神，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涵養著科學家的人文情懷與道德品質。
（三）科學精神還表現爲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學民主精神。科學的最高信念是追求真理，而真理對所有的人（理性）的關係如同上帝對所有人的關係。最高的權威緣于真理以及認識真理的理性和科學方法，而不是任何個人、機構和世俗的權力。故而，每個獻身于科學事業的人，都有獨立自由從事科學研究、科學批判幷發表自己合乎科學理性原則的批判和研究成果的權利。費耶阿本德說：「科學的自我糾錯只是更大的自我糾錯機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此番論斷或許會被人理解爲對科學的輕視，但其實確可視爲對科學的褒揚。因爲他提醒了我們，民主精神本來就是科學與生俱來的人文精神。
後現代以來的西方學術界有關科學與人文的爭辯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科學民主精神的一種體現。兩種文化的衝突幷不是象許多中國學者所以爲的那樣是根深蒂固，不可調和的衝突。正如前言，對科學自身所存在的諸多不完善和問題加以深刻反思批判的有許多就是一流的科學家。上個世紀末由「素卡爾詐文事件」所引發的科學人文大戰，就其最初的動機而言不僅是捍衛科學和學術的真理性原則，而且也是抵制後現代相對主義思潮對科學自由民主精神的腐蝕。《「素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後現代視野中的科學與人文衝突》中文譯本編者前言指出：
這一事件的産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後現代主義向科學領域的滲透，在知識界充滿著對科學技術的價值持懷疑傾向的相對主義思潮，其特點是：對科學研究的邏輯標準，客觀真理與實驗證據等認識論價值進行挑戰，强調政治權力的規則，把科學變成一種權力，一種靠金錢運轉的游戲，一種服務于其贊助者的手段。在其中科學家墮落了，墮落爲爭權奪利的政客。[9]
「素卡爾詐文事件」所引發的科學人文大戰就其因緣來說複雜而又深刻。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不僅催生了近代科學，同時也催生了自由資本主義。在起始階段雙方還是相互支持，平衡發展，和諧共生的關係。但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全球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過渡，資本的權力越來越大，控制社會的能力越來越强，科學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平衡被打破。科學理性逐漸蛻變爲工具理性，科學爲社會謀福祉以及促進人類自由解放的功利性本質逐漸爲資本利益、商業利潤最大化所遮蔽。這才是科學人文精神危機和滑落的實質所在。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的學說，當它將鋒利的手術刀指向意識形態背後的資本强權時無疑有利于弘揚科學精神、有利于人類科學事業的健康發展，當其走向極端，將資本權力對科學精神的扭曲視爲科學精神本身的罪惡幷徹底消解科學精神，這無异于助紂爲虐，非常危險，值得警惕。缺少科學精神的赤裸裸的後現代主義，不僅不能給人類帶來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而且還會將人類引入叢林，讓文明世界退化爲鬥獸場，上演一幕幕遠比動物爭鬥還要殘酷血腥而又多了幾分狡詐的悲劇。（被楊振寧稱爲瘋子的中國科學家，上海交大楊本洛教授曾與筆者說過「學術腐敗的真正源頭在西方」的話，如果我們不以此作爲回避中國自身問題的籍口，則他的話還是值得省思的，至少也不要將之視爲瘋言瘋語。）
科學民主精神不僅意味著每個獻身于科學事業的人，都享有獨立自由地從事科學研究、科學批判幷發表自己合乎科學理性原則的批判和研究成果的權利，同時還意味著每個科學工作者的科學勞動都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必要的保護，這是由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價值觀决定的。
（四）科學精神最直接最鮮明的感性特性是科學主體對未知世界及宇宙奧秘保有持續的强烈興趣和不懈的求索。這一特性源于人類的好奇心的放大與理性的强化，似乎可以歸入到第一點去論述。這裏之所以單獨列出，原因有二：其一，好奇解密作爲心理或人格的特點與信仰真理、追求真理作爲心理或人格的特點相比，從價值論的意義去看，兩者具有明顯的差异；其二，筆者意欲將所謂的「科學創新精神」和科學精神最直接最鮮明的感性特性一幷考察，更容易看清「創新精神」之本質。
關于科學的探索精神的表現和意義，方舟子在一篇科普文章中有如是表述：「永遠要對新鮮的事物敞開心靈，準備接受新的知識，容納新的觀念，探討新的奧秘，追求新的結果。這是科學得以發展的基礎。」[10]之于「科學創新精神」的歸納或提法的最早出處，筆者還未來得及翻檢考證，但「科學創新」一詞，在中國報刊網絡上出現的頻率非常高，這是事實。什麽是科學創新精神呢？《科學元典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始出）的「弁言」中的說法也許具有代表性：「科學注重的是創造出新的實在知識。從這種意義上說，科學是向前看的。」（「弁言」中的解釋顯然與1998年官方提出的「知識創新工程」中的「知識創新」概念有關。）不難看出，科學創新的提法是有問題的。科學作爲知識，是人追求真理的實踐活動的成果，是有關實在的認識，具有客觀性，顯然不是科學家主觀意志的創造，它只能是科學家主體對實在世界的真理性認識和發現。「創造出新的實在知識」等于是說科學創造真理，這不僅不合邏輯且有唯意志論的嫌疑，顯然是反科學精神的。這裏難免使人聯想起「畝産萬斤的科學論證」。「創新」的提法無非是要强調科學進步和知識增長的意義，但它將這種進步和增長作了反科學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的解釋。科學的發展和進步的動力來源于科學的探索精神，尤其是追求真理的精神（當然也有社會需要的刺激，但它不是源于科學精神自身的動力）。
筆者以爲，當「科學創新」作爲一種政治口號流行社會時，它給科學、文化（尤其是人文學術）可能帶來的危害是不可不察的。此外，在筆者看來，「科技創新」折射了工具理性的邏輯，在其背後未必不是資本、商業、市場的權利運作。
以上所述科學精神的四個方面，只是筆者在對科學歷史的有限瞭解的基礎上，參考斟酌前人認識的成果所作出的抽象概括，不敢以爲必是，只是個人看法而已。但可以肯定，科學精神的諸方面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整體，對其中任何一方面所作的脫離整體的無限延伸都有可能走向科學精神的反面。
二、科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科學人文精神在中國的狀况
這是一個大題目，它需要我們對一百多年的中國現代教育、現代學術文化興起與演化的歷史乃至中國整個社會的現代化歷史加以系統梳理之後才能回答的問題，本文顯然不能勝任。筆者只能在此通過幾個歷史瞬間所發生的歷史事件的簡單回顧，來表明自己的認識與看法。
其一，洋務教育。中國現代化是在列强的槍炮聲中，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危機，爲了救亡圖存，不得不作出的歷史選擇。西方學術文化的引入以及現代教育的起步，其主觀意圖，意識形態背景則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洋務教育最早引入了西方的科技內容，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教育的發端。張金福認爲洋務的科技教育，其本質正如「張淮所說:‘道咸以後，吾國屢挫于外，舉國人士，以舊之不足恃，群思變法，汲汲以輸入西學爲務……其目的不在科學本體，而在制鐵船造火器，以制勝强敵，謀富强救國之策。這就注定了這一時期的科學教育只能是單純的知識之教，技藝之學，科學精神的培養不在其視域之內。」[11]
其二，科玄論戰。作爲五四新文化啓蒙運動的餘緒，發生于1923年的「科玄論戰」是圍繞「人生觀問題展開的。論戰緣起于張君勱在清華學校所作的題爲《人生觀》的演講，在演講中張氏主張「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决，决非科學所能爲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12]地質學家丁文江因此質問：「誠如君言，科學而不能支配人生，則科學複有何用？」[13]于是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上那場著名的「科玄論戰」，由此爆發。
張君勱之所以要在人生觀問題與科學之間劃界，其原因有二。
（一）緣于一次大戰給西方社會所帶來巨變的實際觀感。1918年12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張君勱與丁文江等人隨梁啓超一道游歷歐洲，《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幷答丁在君》一文便記錄了他的游歷歐洲和對清末以來中國社會現代化歷史的觀感與反思。他這樣寫道：
近三百年之歐洲，以信理智信物質之過度，極于歐戰，乃成今日之大反動。吾國自海通以來，物質上以炮利船堅爲政策，精神上以科學萬能爲信仰，以時考之，亦可謂物極將返矣。[14]
當時的風雲人物梁啓超之所以在論戰中成爲張君勱的堅强後盾，實在是因爲他有與張氏類似的觀感與反思。梁啓超在《歐游心影錄》中說道：
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灾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却叫起科學破産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15]
概而言之，張、梁等目睹了當時西方社會的危機和文化思潮的後現代轉向，使他們深信，「科學萬能論」所引導的否定人類自由意志、沒有善惡可言的「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乃其總禍根，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高高舉起的正是科學民主的大旗，不惟如此，他們還在積極地在中國尋找著建立科學的人生觀道路。陳獨秀就說過「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說，恒覺其難通，征之科學，差謂其近是」。[16]西方前車之鑒，不能不讓張、梁等爲之感到憂心。
（二）緣于張、梁等人對中國文化傳統優越感的重新體認。「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却叫起科學破産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梁任公的口氣顯然吐露了這種優越感，張君勱在其《人生觀》演講和《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幷答丁在君》中則更爲直白自信地斷言:
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爲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于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爲物質文明……
所謂精神與物質者：科學之爲用，專注于向外，其結果則實驗室與工廠遍國中也。朝作夕輟，人生如機械然，精神之慰安所在，則不可得而知也。我國科學未發達，工業尤落人後，故國中有以開紗廠設鐵廠創航業公司自任，如張季直、聶雲台之流，則國人率而崇拜之。抑知一國偏重工商，是否爲正當之人生觀，是否爲正當之文化，在歐洲人觀之，已成大疑問矣。歐戰終後，有結算二三百年之總帳者，對于物質文明、不勝務外逐物之感。厭惡之論，已屢見不一見矣。此精神文明與物質之輕重，不可不注意者一也。[17]
現代歐洲文明之特徵三：曰國家主義，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智識。此三者，與吾上文所舉 我國立國之立策，在靜不在動；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質之逸樂；在自給之農業，不在謀利之工商；在德化之不同，不在種族之分立 云云，正相反對者也。循歐洲之道而不變，必蹈歐洲敗亡之覆轍；不循歐洲之道，而采所謂寡均貧安政策，恐不特大勢所不許，抑亦目眩于歐美物質文明之成功者所不甘。則吾以爲苟明人生之意義，此種急功近利之念自可消除。
……吾確認三重網羅(按：指上述三點"現代歐洲文明之特徵")實爲人類前途莫大之危險，而尤覺得生活修養之說（按：宋學即新儒學）不可不竭力提倡。[18]
丁文江針對張君勱的文化優越感,在《玄學與科學》的駁文中既不無揶揄又不無沉痛地駁斥道：
許多中國人不知道科學方法和近三百年經學大師治學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誤以爲西洋的科學，是機械的、物質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庚子以後，要以科學爲用，不敢公然誹謗科學。歐戰發生，這種人的機會來了。産生科學的歐洲要破産了！趕快抬出我們的精神文明來補救物質文明。他們這種學說自然很合歐洲玄學家的脾胃。但是精神文明是樣甚麽東西？張君勱說：「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爲精神文明。」我們試拿歷史來看看這種精神文明的結果。 提倡內功的理學家，宋朝不止一個，最明顯的是陸象山一派，不過當時的學者還主張讀書，還不是完全空疏。然而我們看南渡時士大夫的沒有能力、沒有常識，已經令人駭怪。其結果叫我們受野蠻蒙古人統治了一百年，江南的人被他們屠割了數百萬，漢族的文化幾乎絕了種。明朝陸象山的嫡派是王陽明、陳白沙。到了明末，陸王學派，風行天下。他們比南宋的人更要退化：讀書是玩物喪志，治事是有傷風雅。所以顧亭林說他們「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合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益之說。」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養成嬌弱，一無所用。」有起事來，如痴子一般，毫無辦法。······我們平心想想，這種精神文明有什麽價值？
······顧亭林說的好：「……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于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我們也可套他的話，稍微改動幾個字，來形容今日一班玄學崇拜者的心理：「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裏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19]
引文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兩點： （一）在丁文江眼中，玄學派對科學幷無切實的瞭解，其反科學之心蓄謀已久，只是以前礙于科學在歐洲的巨大成功和民族存亡關頭以夷制夷大計而不敢公然誹謗、反對罷了。恰逢歐洲危機且有歐洲內部的新思潮作回應，也就難免要抬出我們的精神文明來補救西方的物質文明，以反科學萬能的堂皇名義出口惡氣了。 （二）作爲科學家的丁文江，將科學、玄學與乾嘉漢學與宋學相比附，以經世致用爲標準來衡斷是非。 上世紀初發生在中國的科玄論戰就其表像而言，未嘗不可看作兩種文化的衝突在中國的最早表現，但據筆者的分析和本文提供的認識綫索可以看出，當時的論戰根本不具有後來在西方世界由「索爾卡詐文事件」引發的科學人文大戰的性質。科玄論戰更像漢學宋學之爭的變异，其本質則是中西文化的論辯。論戰雙方皆爲當時中國知識界的英杰，學貫中西，儘管所取資的思想資源不一，觀點有异，但他們對科學的態度皆取决于各自對科學效用的理解與判斷。同時，論爭發起的動因和動力皆緣于每個參與者內心深處的濟世情懷以及欲爲中國的社會尋找到通向幸福未來之道路的强烈責任感與使命感。科玄論戰儘管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幷不意味著科學精神在中國社會已深入人心，科學文化已扎根于中國文化的土壤，事實正相反。胡適在歸結自己參與科玄論戰的初衷時說過的一番話可爲注脚： 歐洲的科學已到了根深柢固的地位，不怕玄學鬼來攻擊了。……一到中國，便不同了。中國此時還不曾享著科學的賜福，更談不到科學帶來的「灾難」。……中國人的人生觀還不曾和科學行見面禮呢！我們當這個時候，正苦科學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學的教育不發達，正苦科學的勢力還不能掃除那彌漫全國的烏烟瘴氣，——不料還有名流學者出來高唱「歐洲科學破産」的喊聲，出來把歐洲文化破産的罪名歸到科學身上，出來菲薄科學，歷數科學家的人生觀的罪狀，不要科學在人生觀上發生影響！信仰科學的人看了這種現狀，能不發愁嗎？能不大聲疾呼出來替科學辯護嗎？[20]
其三，科教興國戰略。這一國家戰略是1995年5月26日，江澤民在全國科技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江澤民强調： 黨中央、國務院决定在全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是總結歷經驗和根據我國現實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沒有强大的科技實力，就沒有社會主義的代化。科教興國,是指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爲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産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加速實現國家的繁榮强盛。這是順利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的正確抉擇。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必將大大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水平,使生産力有一個新的解放和更大的發展。[21]
科教興國戰略思想的理論依據是鄧小平「科技是第一生産力」的論斷。「1978年,黨中央召開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全國科學大會,撥亂反正,確立了科技工作的正確指導思想,喚來了科技的春天。鄧小平同志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産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等著名論斷。後來他又進一步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江澤民《講話》） 朱熔基在這次全國科技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 早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同志就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幷强調必須「承認科學技術是生産力」。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鄧小平同志在與國家計委負責同志談長遠規劃時講，「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是無窮無盡的。」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要發展，離開科學不行。」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鄧小平同志强調，「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時進一步指出：「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我們要做好經濟工作，就必須深刻理解鄧小平同志關于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加快經濟建設的論述。[22]
科教興國戰略思維的邏輯是：科技是第一生産力，是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動力；而經濟的高速高效發展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前提和根本保證；經濟的高速高效發展又取决于科技的進步與創新以及勞動者素質的全面提升；科技的進步與創新取决于一大批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科技人才；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科技人才和勞動者素質的培養又取决于多種形式、多種層次、高水平、高質量的教育平臺的創建，故而科教興國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完成復興大業的必由之路。 江澤民講話是科教興國戰略的綱領性文件，决定了國家文化、教育的發展生態。 首先，科教興國戰略奠定了科學（自然、社會科學）、技術學科和科技教育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講話還强調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意義： 自然科學是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科學。社會科學是人類認識和改造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的科學。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自然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之間相互影響、滲透,聯繫愈來愈緊密,由此産生的綜合學科、交叉學科層出不窮,社會經濟和科技已經形成一個複雜的大系統。自然科學的發展豐富了社會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對自然科學研究有重要指導作用。我們提倡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注意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自然科學工作者要注意學習社會科學知識,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我們要在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加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緊密結合,深刻認識幷掌握當今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運用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去指導實踐。 其次，人文學科、人文教育的身份難辨、意義模糊。上引講話提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似乎與哲學有關，但却包含于社會科學名下。究其實只能屬意識形態範疇，無法代表整個人文學科。涉及到人文學科和人文教育的是如下論述：
培養和造就科技人才要注重德才兼備。廣大科技工作者肩負著科教興國的偉大歷史使命,要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綫,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求實創新精神、拼搏奉獻精神、團結協作精神。這四種精神,是我國數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質的結晶,也是科技事業繁榮的重要保證,要作爲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發揚光大。 「德才兼備」，「四種精神」儘管爲整個教育定下了目標和方向，但其重點是在科技人才的培養。人文學科、人文教育除了服務于意識形態的意義之外，其自身的性質、意義和在整個教育中的地位是不清楚的。 最後，儘管科學（自然、社會科學）、技術學科和科技教育在社會發展中贏得了極其重要地位,但其崇高地位的獲得取决于其與經濟結合的程度和服務于經濟發展的能力。故而《講話》不遺餘力地突出强調了科技、科技教育與經濟結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 黨中央、國務院進一步明確我國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針: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思想,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努力攀登科學技術高峰。這一方針的核心是科技與經濟的密切結合。堅持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針,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符合黨的基本路綫,也符合當今世界科技、經濟發展的趨勢。 ……這種情况下,科技工作必須更加自覺地面向經濟建設,把促進經濟發展作爲中心任務和首要目標。
總之，在筆者看來，科學在中國傳播之特點是：被賦予崇高使命；身分卑微，不外器用技藝；自上而下，依靠政治强力推動；科學人文精神始終被遮蔽，很難得到彰顯與培育。
三、愈演愈烈的中國式學術腐敗
近幾年，在中國，「學術腐敗」的字眼充斥各類學術期刊、大衆媒體，懲治腐敗的呼聲越來越高。僅據知網的搜索，有關「學術腐敗」的專題論文就多達2340篇。有良知和責任感的知識界人士憂心忡忡，爲「腐敗」案件頻發的中國學術界著文把脉，尋求整治良方。
對于頻頻爆出的各類「學術腐敗」案件，儘管認識不一，定性有异，但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簡單地將之視爲個體性學風或學術不端行爲，而是傾向于將之視爲嚴重的社會問題，整個學術界的系統腐敗。幾年前，網絡上瘋傳美國華裔學者亦明撰寫的一篇題爲：《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的論文。該文在對中國學術界的問題作了全面深入的透視之後，得出結論：
確切地說，中國的學術腐敗不是單純的「學術方面的腐敗」，而應該定義爲「學術界的系統腐敗」，它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層面：一，學術行爲的腐敗：這是個人行爲，主要表現就是學者在從事學術工作時不遵守科學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學術地位從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動；二，學術權力的腐敗：這是集團行爲，主要表現就是在學術界，權力運用的實質就是瓜分、掠奪學術資源，也就是進行對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學術原則的腐敗：這是學術界系統的整體行爲，主要表現就是學術界的頭面人物打著「學術」的幌子，與貪官爲伍，與奸商勾結，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會。（http://www.ideobook.com）
作者同時指出，「學術腐敗三個層次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的先驅就是個體的學術行爲腐敗」。 個體學術行爲腐敗的表現，學者們有各自不同的歸納。亦明在文中列出了兩種具有代表性的歸納，其一是《學術批評網》主持人楊玉聖針對人文社會科學界腐敗現象的總結，它「包括低水平重複、粗製濫造、泡沫學術、假冒僞劣、抄襲剽竊五大部分」。其二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針對自然科學界所總結出的七種不道德行爲：「1．僞造學歷、工作經歷、論文等；2．抹煞別人成果，自我吹噓；3．僞造成果，纂改數據；4．剽竊；5．「搭車」署名；6．爲商業廣告做不符實際的宣傳；7．一稿兩投。」
個體學術行爲腐敗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愈演愈烈，泛濫成灾，「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學術腐敗出現了第二個層次：學術權力的腐敗。實際上，個體的、簡單的腐敗行爲能够泛濫成灾本身說明的恰恰是集體的、系統的腐敗機制的存在。學術權力腐敗的表像就是學者把自己手中的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具體地說，學術權力腐敗的內容主要包括：利用權力包庇、掩蓋個體的學術腐敗和把學術職位當成官場職位。」那麽學術權力腐敗之所以能够在中國的學術界大行其道呢？「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學術原則的腐敗」。「學術原則就是對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放弃對真理的追求，是學術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敗。而實際上，中國的學術界幾乎什麽都搞，就是不搞學術」。
亦明的言論聽起來難免有些刺耳，亦不無偏激，但確實觸及到了中國學術界和社會的難言之痛，對中國學術界問題的把脉診斷可謂鞭辟入裏。儘管如此，但筆者以爲如果不能闡明「學術原則腐敗」的意義幷究其根源，就說切中要害、已得誅心之論，未免言之尚早。
這裏筆者覺得有必要先糾正亦明「學術原則腐敗」的提法，「學術原則」作爲概念，應該是指學術共同體制定的且其成員必須遵守的外在規範。外在規範可以有變易，但無所謂腐敗。而對真理的追求和信仰是發生在個體精神世界的行爲事件，屬道德範疇。放弃對真理的信仰和追求只能說是學者個體精神操守的變節亦可表述爲學者個體學術精神的失落。
問題是學術精神的失落本來只是個體的變節，怎能演化爲整個學術界的群體性事件呢？一般而言，一個人如果是真的擁有某種信仰，即便面對强大的威權與誘惑也是不會輕易改變的，除非是自覺放弃。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 ）說「科學方面的捨身忘我精神是爲真理而熱愛真理，追求真理。」[23] 說的都是信仰之士的情形。而九十年代以來所謂學術權力腐敗，其表現也只不過是部分有權力學者把自己手中的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罷了。難道名利的誘惑足以使得整個學術界、知識界放弃自己的真理信仰、學術精神嗎？亦明在其稱之爲《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的姊妹篇的七萬多字長文《中國學術界的問題及其出路》（http://bbs.walledu.com/viewthread.php?tid=32777&extra=&page=1）中又說「造成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一是中國學術界的學術水平低下，而造成學術水平低下的原因幷不是政府資金投入過低，而是中國學者的個人素質太差」。而素質之論亦是泛泛，幷未能就學者的真理信仰、學術精神的失落問題作出切合實際的深入論述。
筆者前面所有的論述已表明，真理信仰和對真理的追求是科學人文精神的核心內容，而科學的人文精神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得到過實在的彰顯和培育。客觀的情勢注定了中國的現代教育，無論是科學教育抑或人文教育很難鑄就具有科學精神的現代學術靈魂。爲中華崛起而讀書的青年才俊不可勝數，而爲追求真理去讀書者儘管不乏其人，但確屬難得一見。
中國學術界、知識界失落真理信仰和學術精神本身就是一個僞命題，學術界科學人文精神的缺席才是事實和問題的關鍵。對照本文前面兩節的內容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是仍然有必要對學術腐敗問題凸顯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的事實加以說明。
（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學術生態的大環境。1995年正是國家提出幷實施科教興國戰略；1997年，中國政府采納科學家的建議，决定制定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開展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重點基礎研究。（「973計劃」）； 1998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國科學院開展知識創新工程試點；1999年，教育部實施《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家組織幷實施了一系列旨在振興中國科學技術和教育戰略規劃，給整個中國學術界的生態環境帶來的直接影響是：由于國家投入的研究經費力度加大，學術研究的物質環境可望有大的改善；國家對學術界科研要求所定目標越來越高，措施也越來越具體，相應給學術界帶來的精神壓力亦愈發明顯。一句話，對每一個學者來說，機遇與挑戰幷存，刺激與誘惑共在。學術競爭的格局形成。
（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學術界主體構成及其教育人文背景。建國以後培養的，大多是在文革及稍後成長起來的學者構成了學術界的主體力量。教育人文背景的總的特點是：大多接受的是在統一意識形態背景下的以知識、技能爲主的教育；進入新時期以後，思想解放，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下降，多元化的思潮蜂擁而起，尤其是複雜的後現代主義因八十年代的新啓蒙運動被介紹到中國，進入九十年代以後，後現代主義思潮已滲入大衆傳媒和日常文藝消費，其本來僅有的一點對抗權力壓迫的合理性也很快喪失，逐漸融入到娛樂消費主義，唯利主義的喧囂之中。新啓蒙運動建立現代理性主義人文精神的意欲和努力將自身變爲現代理性主義人文精神的掘墓人。
總之，九十年代學術界主體與有深厚的中國傳統人文修養的前輩相比，可謂上不著天——無科學人文精神的滋養，下不著地——與自身傳統人文精神的隔絕。而亦明則以學術水平的低下，得出學術腐敗在九十年代後集中爆發的必然性，其邏輯是：
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術界面對著如同泰山壓頂般的「科教興國」重任，面對著如同潮水般涌來的金錢，它既感到茫然若失，束手無策，又感到了金錢從毛孔中滲入時的興奮和激動。最後，它找到了弄虛作假、欺上瞞下這條「捷徑」。
這顯然還只是現象之論。當然，也有人不贊成「學術水平低下」的解釋，楊本洛便認爲：
毫無疑問，要使我國的基礎科學研究能够真正有所創造，它的要害幷不僅僅在于「科學水平」本身，更爲重要的在于如何解决「科學精神、科學道德、科學理想和科學責任」缺失的問題。因此，根治學術腐敗必須首先要從我們的院士、從學術界的高層開始做起，要從「科學論證機制嚴重缺失」這個深層次的問題開始嚴肅的思考。[24]
筆者對學術腐敗在九十年代後集中爆發之深層根源的求解顯然更傾向于第二種思路，一言以蔽之曰：非常時期的科學人文精神之缺席。
小 結
本文幷無多少新意，只是深感學術腐敗的危害和樹立科學人文精神之于中國學術文化建設以及中國教育事業發展所具有的重大意義，才草就這篇拙文。筆者以爲，整治學術腐敗已成當務之急。如任其下去，科學人文教育的任何努力都將落空。道理很簡單，身教重于言教，環境就是最好的教育。引領學術文化方向的學術界不僅本身構成了教育環境，同時也是教育環境的創造者。若學術腐敗在制度層面上得不到有效治理、一個真正具有科學人文精神的健康而又充滿活力的學術界不能誕生，則中國的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希望將注定渺茫。
註釋：
[1] 甘紹平：《「科學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學習時報》2004年08月16日。
[2]邱仁宗：《「麻煩的雙螺旋」:科學與人文趨同的昭示》，《中華讀書報》，2004年02月11日。
[3] 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2-23頁。
[4] B.巴伯著，顧昕譯:《科學與社會秩序》，三聯書店 1991年版，第101-102頁。
[5]轉引自克萊茵：《數學：確定性的喪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59頁。
[6]李醒民：《科學的動機》，《學習時報》2006年8月28日。
[8]參見海森堡：《原子物理學的發展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222頁。
[9]素卡爾、德裏達、羅蒂等著，蔡仲、邢冬梅譯：《「素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後現代視野中的科學與人文衝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頁。
[10]方舟子：《什麽是科學精神？》，《中華讀書報》2001年0l月23日。
[11]張金福：《論大學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結合》，華東師範大學2003年度博士學位論文，第126頁。
[12] 張君勱：《人生觀》，《科學與人生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頁。
[13]張君勱：《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幷答丁在君》，《科學與人生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頁。
[14] 《科學與人生觀》，第101頁。
[15] 《梁啓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74頁。
[16] 陳獨秀：《今日教育之方針》，《新青年》1卷2號（民國四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17]《科學與人生觀》，第38-39頁。
[18] 《科學與人生觀》第112-113頁。
[19]《科學與人生觀》第57-59頁。
[20]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科學與人生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頁。
[21] 江澤民：《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載《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2] 朱熔基：《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摘要），人民網，1995年5月27日。
[23]喬治·薩頓：《科學的生命》，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58頁。
[24]楊本洛：《綜述——直面現代科學生活「反常」的嚴肅思考》，見氏著《電磁場理論形式邏輯分析》，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