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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牟先生  汪彼德

    牟先生去世也有過多月時間了，報刊雜誌上有關悼念牟先生的文章也逐漸稀少了，
而我想香港社會大多數人對先生的死訊也可能沒有聽聞過，至少在筆者任職中學的同事
也沒有人提及過。


    自己回想起接觸新儒學思想的過程，可能正反映這股思潮的興衰嬗變。記得大約
在七十年代末期，在預科修讀中史課時，不時從老師口中聽聞錢穆先生的名字。雖然
當時對錢先生的巨著─《國史大綱》望而生畏，但始終抱著敬仰的心情開始追讀錢先生
一系列文化歷史的著作，而從錢先生的著作中又開始認識所謂新亞精神。


    後來筆者有幸入讀中文大學，雖然不是新亞書院，但在自由的學習環境中，對新儒
學運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並且除了錢先生外，也陸續知道有唐君毅、徐復觀等以復興
傳統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大儒。尤其七八年發生新亞書院全體校董的集體辭職、新亞研究
所脫離中大獨立及唐先生的逝世諸事件，在文教界曾引起不小的震盪，而自己內心更加
倍服膺先生等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稜稜風骨。


    不過，記得在紀念唐先生的專輯中，筆者對於勞思光先生的一篇悼文印象特別深刻
，題目好像是「在成敗之外與在成敗之間」，內容一方面肯定新儒學運動的內在價值；
但另一方面對這運動的前景，也流露黯淡的看法。當時自己可能還是浸淫在學府的象牙
塔內，對俗世社會的了解很膚淺，所以看了這篇文章後，心裡覺得不是味道。但是，現
在回想起，自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後，香港社會的發展模式必定身不由己地隨著西方
社會的那一套，人與人間的關係變得講求功能與利益，中國儒家傳統輕利重義的精神，
和社會流行的意識形態簡直是格格不入。記得當年自己入學選修學科時，對於大學生爭
先恐後報讀熱門的學科時的醜態，覺得有失身分，恥與為伍。
但是，曾幾何時，到今天這些行徑都被視為理所當然。七十年代讀中學時，我們
還有幸有學兄帶同到港大一睹「中國周」的盛況；但去年當我帶領學生到浸會參觀「
中國周」時，看見所謂的「中國周」，只是人來人往的廣場中幾塊零星落索的展板，而
板上的說明不單簡陋，間中還點綴著一兩個錯別字。今天不單香港已不是處身火紅的年
代，連中國大陸也一早走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上了。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我想牟先生必定是倍加寂寞的。錢、唐諸先生雖然在四九年
南來香港時，物質環境極之匱乏，所謂「手空空，無一物」；但精神生活應該是非常充
實的，「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不應只是勉勵自己的說話，也應是當時生活的真實
寫照。誰讀過錢先生的《師友雜憶》一書，不嚮往當年桂林街師生同甘共苦的家庭式學
院生活﹖而經歷了創業初期的蓽路藍縷後，錢、唐諸人得享六、七十年代的豐富果實，
港台兩地，以至海外的學術界滿佈他們的弟子。相比唐先生，牟先生得享高壽，而且在
後半生思想更趨成熟，不斷有學術巨著問世；而所造就的學術人才也不少，先生去世後
門人弟子所寫的紀念文章之多便可見一斑。但是，筆者在八十年代末入研究所肄業，便
深深覺得傳統文化之「花果飄零」。這當然非一兩個人的責任，而是世代變遷所做成的
，先生雖然能做到「放長線，釣大魚」（即能克制慾望），但在俗世中，又有幾人能有
先生的修為呢﹖


    記得收錄在《生命的奮進》一書裡先生的一文，曾說現代人都掛了空，意思應是指
現代文明只在物質一層打滾，而缺乏精神文化的涵養；但從另一角度看，新儒學的運動
也可說是掛了空，只能孤伶伶懸空在價值層，而不能落實到現實社會中。筆者記得在出
席先生的追悼會上，步入禮堂時，確實被掛在四周牆壁上的輓聯感動，白色的素布蘸上
用隸書寫成的墨字，隨風飄盪，令人有時光倒流之感，回到充滿古風的傳統喪禮中。但
追悼會過後，步出農圃道，觸目所及又是現代文明五光十色的廣告標語。孰真孰幻，
都令人低迴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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