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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對儒家「外王」問題的看法──從「兩層存有論」到「民主與科學」    方世豪

    牟宗三老師是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牟師1949年到台灣師大任教，1956年轉往東海大
學，1960年起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968年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任教，1974年退休。
退休後一直在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系任教，直至前年，因身體不適而在台灣定居及治療。我
能在牟師最後這數年聽到他的課，實感幸焉。今忽聞牟師猝然辭世的消息，回顧既往，悲痛
之餘，亦感慨良多。


    牟師一生的工作主要在於儒學之重建，著有《心體與性體》等闡釋中國哲學之作品及翻
譯了康德之三大批判，對康德哲學有所消化，又將康德哲學與中國儒學作會通理論的建構。
另一方面，牟師由於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現實感悲憤憂惕，故非常關切儒學的「外王」問題，
即重新疏解中國文化並肯定民主科學，對抗共產主義，主要代表著作是《歷史哲學》、《政
道與治道》、《道德的理想主義》三書。


    牟師認為「外王」問題的解決是借用康德的兩層存有論來理解。所謂「兩層存有論」是
牟師消化康德批判哲學而有的理解。康德在《純粹理性之批判》書中所講的超越形上學便是
為人類的知識定出界限，認為人的理論理性能力只局限於「現象」界。所有知識只有現象意
義，只有在現象界才有效。相對於現象界，另外還有一個更真實的世界，名為「物自身」界
，這個世界與現象界不同，現象界是由理論理性所開啟，對象是知識。但物自身界是實踐理
性所開啟，開啟的不是知識，而是價值世界。牟師曾借用佛學《大乘起信論》的「一心開二
門」來理解這個「兩層存有論」架構。所謂「兩層存有論」就是指「有執的存有論」及「無
執的存有論」，即是指現象界與物自身界之區分。所謂「有執」，即是對某對象有所執持，
形成有限制的概念，這樣才可形成知識。致於所謂「無執」，就是對對象不執持，而要認識
這對象最真實的自身價值。科學知識就是屬於有執的存有論，道德價值就屬於無執的存有論
。


    這兩層存有論之區分是相對於人類理性的兩方面運用能力而言，就是「理論理性」及「
實踐理性」。這兩層理性活動的對象各有不同，理論理性的對象是知識，預設主客對立的關
係，主客是橫列的關係；實踐理性的對象是道德價值，是上下隸屬的關係。無論是上下或橫
列關係，總之是兩種表現方式，兩種作用。而這兩層理性的使用關係是甚麼呢？就是所謂「
實踐理性優先於理論理性」，因為實踐理性代表道德主體，這才是真正的自我，即是人之所
以為人的道德主體，而理論理性只是道德主體之用。牟師說這種關係是「自我坎陷」而形成
，即是說道德主體本身有一內在要求，要求發展至一種與自身不同的模樣。理論理性本非人
主體最重要的功能，但因要配合實踐理性的使用，便坎陷成為理論理性，使人的理性有更充
分的發揮。


    這種兩層理性作用的區分，如何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呢？如何可以產生「民主與科學
」呢？牟師認為民主與科學是理論理性之表現。由於中國過去一向只著重實踐理性的發展，
而忽視了理論理性的發展，因此只著重道德價值之建立，而忽略了民主與科學的發展。因此
中國未來要面對的是發展理論理性方面的作用，肯定民主與科學是理性的表現。關於此問題
可詳見牟師著《歷史哲學》及《政道與治道》。


    這個兩層理性架構除了解釋了中國還沒有民主與科學的原因，還可對治「科學一層論」
及「泛政治主義」之弊。「科學一層論」及「泛政治主義」只著重於民主與科學而否定傳統
道德理想，變成虛無無根。而牟師則以兩層理性理論為民主科學提供道德基礎，使其成為更
合理的存在。所以說牟師消化了康德哲學，不單為儒學內聖之學提供了理論根據，也為外王
問題提供了解決的指引。


    由以上說明可見儒家學說在過去未能開出民主科學，只是歷史機緣問題，不是理論內部
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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