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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ＯＯ六年十二月第一五六期

人文論壇
由天星碼頭到桂林街新亞書院
方世豪

　　天星碼頭已在一片保留、暫停拆卸的聲音當中拆掉了。歷史的建築和附隨著的香港人的感情、歷史的意義，一起給拆掉了，香港人的感情又少了一處寄託的地方。這使我又記起了到昆明旅游時，那書店主人對當地政府因為建公路而把當地的標誌--金馬碧雞牌坊拆掉的感慨。金馬和碧雞來自雲南神話的南方神駒和大鵬金翅，牌坊代表了昔日昆明的市中心，而且還是昆明人的精神象徵，古代昆明人開拓的腳印就在這裏紮根。誰知整個原來的牌坊給拆掉了，就是為了建公路。政府另覓地方重建了另外兩個金馬碧雞牌坊，就是現在你旅游時可以看到的，那個金碧輝煌的牌坊。那書店主人給我看舊照片，原來的是石牌坊，不是金碧輝煌的，他很懷念這個石牌坊，一點也不喜歡那個新建的。他對政府拆掉舊牌坊的決定，恨意難平，那恨意由表情語氣中表露無為。為何如此？因為他自小至大生於斯長於斯，他的感情就是寄託在這自小至大都看著的牌坊上。一旦失去，感情便無所寄託，失落了，那能不恨呢？現在香港政府拆掉舊碼頭，看來連重建一個假的代替的意願也沒有，香港人那能不恨呢？

　　據報道，皇后碼頭、油麻地警署、域多利監獄都要被拆卸，香港的歷史建築物，看來越來越少，香港政府不懂、不重視香港的歷史文化的無知，由此可見一斑。香港拆掉了歷史建築，剩下來的就是一個沒有真正香港味道的香港，只是一個想模仿紐約、倫敦而又總是不似的、令人自卑的城市。據報道，不只香港，北京也是這樣，最富當地特色的建築--四合院和胡同正在消失中，由1949年的三千多條胡同，減少到2004年的一千多條。內地學者張祥龍說「中國古文化正從我們的生活主流中加速消失。」因為北京的城牆消失了，護城河消失了，牌樓消失了，古墳的石人石龜消失了，更重要的是，正體字(繁體字)也消失了。他說：「我總覺得，我們現在正在丟掉的已不是那些讓中國人蒙受恥辱、遭逢危難的東西，而是那使我們是一個中國人的東西，是那讓我們覺得活得有意思，有祖母的愛意和古老城牆環抱的東西。……那時，中國人面對的就將是一個完全沒有真正中國味道的世界，……。」(《從現象學到孔夫子》序)

　　香港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際遇是相連的，中國在軍事上，科技上，經濟上，體育運動上，已經強大了，已經可以和西方國家爭一日之長短，但張祥龍說：「亡國滅種不一定是肉體的，特別是今天；思想方式、語言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斷子斷孫的現象到處都在發生。」因為今天中國人追求的都是西方式的思想、價值、語言、生存方式。這現象在香港非常明顯，學術制度要英美的標準，經濟制度要追及英美大城市，語言一定要學英語，中文則可以不學不懂。建築是西式的，家庭制度是西方式，生活模式是西式。思考要講邏輯、講科學，不再講仁義禮智。中國的文化確是在滅亡中，亡國滅種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實實在在的身邊發生著。香港的文化不是也正在滅亡嗎？

　　為了延續中國文化，重建中國人的信心，挽救中國文化的未來，一批有承擔，有使命感，有文化意識，有學術成就的學者來到香港，在香港辦學校，講中國文化，希望在香港播下中國文化的種子，使中國文化能傳承下去，希望在全盤西化的既成事實下，有下一代能真正明白甚麼才是中國文化。由此而展開一場對港台海外華人知識份子影響不少的中國文化運動。這就是由國學大師錢穆、哲學家唐君毅等著名學者創辦的新亞書院的成立，由此而展開了一場當代新儒學運動。

　　唐君毅先生說中華民族正在經歷一次大苦難，他們是次第飄落到香港的花果，希望在香港得到土壤的營養和水份的滋潤，發芽、生長、開花、結果。先生們講中國文化，不只是講一種知識，而是講一種存在的感受。先生們講在文化失落的時代如何做一個人，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先生們繼承中國儒學傳統，不只是教人知識，更重要是教人做人，教人做中國人。憑著先生們的堅持、努力、奮鬥，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惡劣情況下，創立了新亞書院，教導出不少今天在教育界、學術界卓有成就的人物，出版了不少著作，影響遍及中港台，在香港也薄有名聲。因此政府也邀請了新亞書院加入中文大學，1963年成為中大的一份子。

　　雖然，我以為隨著哲人的辭世，儒學運動今天已式微了。但這個運動仍然是一個偉大的、有歷史文化意義的中國文化運動，是值得紀念的。由於機緣際遇，這運動在香港展開，便也成為香港歷史文化的一部份。1950年新亞書院遷進桂林街61號至65號三、四樓，正式開始全天上課，合乎正式的大學水準。這是著名的桂林街時期的新亞書院，當時師生雖然物質缺乏，但有理想、有熱情，師生關係融洽，體現了不畏艱辛，同甘共苦一面的新亞精神。1956年搬進農圃道新校舍，桂林街時期的新亞便告結束。

　　市區重建局計劃於明年清拆位於荔枝角道／桂林街及醫局街十七幢建於五十年代的舊式樓宇，其中包括新亞書院桂林街校舍舊址。這裏曾經是一代國學大師錢穆、哲學家唐君毅居住、教學的地方，是一場中國文化運動的培育場所。這裏代表一個歷史時代的文化意義。眼看又要拆卸了，相信政府也不會有甚麼保留或紀念的安排。天星碼頭是這麼多香港人懷念的地方也要拆除，更何況這個已漸被香港人忘記的國學大師故居！

　　我有幸曾經追隨這場中國文化運動中的哲學大師牟宗三先生學習，對這個中國文化運動有較多認識，也對中國文化較有感情，相信在以後的歲月中，我也會致力傳講中國的文化精神。因此對桂林街新亞書院舊址的拆卸，始終感到很感慨。但我的感情又不及新亞書院早年的學生。華夏書院的創辦人列航飛先生便是最早期的新亞學生，知道桂林街新亞書院舊址要被拆除，數次促我撰文講新亞精神，又贈我剛出版的黃祖植先生編著的《桂林街的新亞書院》新書，又多次囑咐人文哲學會辦課程、辦學院，繼承新亞精神。可見列先生對桂林街新亞書院精神一直懷有理想，他對新亞的感情比我輩等顯得更深更長。

　　有人說：人只對人有感情，人對死物是沒有感情的。但傳統的中國人是不會那樣說的。人與事物是能感通的，西哲只肯定人與人可互相感通，物則不能。中國人卻認為人心參與天地萬物的化育過程，直接感通於事物自身，人心直接及於萬物，人願護持萬物，認為萬物的存在都有價值。儒家講人不只愛自己，更愛護人心直接感通的萬物自身。這種愛護之情是人心的生生不息之德性，人若無此心，則我們現在世界萬物早已毀滅了。香港人愛天星碼頭，北京人愛四合院胡同，昆明人愛金馬碧雞牌坊，列先生愛桂林街新亞書院，都是表示人的仁心和事物有所感通，人對事物有感情，人會覺得事物應當存在於宇宙之中。當然，愛是有差等的，人心當然是愛和自己有感通的事物，人當然不可愛自己全不認識的事物。但愛有差等正表示有愛，人先是對身邊事物有愛，然後範圍越來越大，愛及於萬物。所以人的仁心，不只是能愛人，也能愛物，仁心如能擴充，則可愛至全宇宙。如此則人的人格品德得到提升，表現出人格的最可貴處。

　　如果香港人、中國人能多愛惜我們自己的建築、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化，則香港人、中國人的人格也可得到提升，表現出我們人格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