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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ＯＯ五年十二月第一四四期
哲學專欄：哲學淺說
德里達
韋漢傑（華夏書院人文學部研究員）
德里達(J. Derrida, 1930-2004)是當代法國解構主義大師、當代最重要亦最受爭議的哲學家之一。德里達1930年生於法國統治下阿爾及利亞的一個猶太家庭，雖有著猶太血統，但郤在一個充滿著殖民氣氛的環境長大，從小就被迫接受殖民地正規的法語訓練。由於是猶太人，他在青少年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飽嘗驚恐與屈辱。十九歲來到巴黎，1952年考進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攻讀哲學，師從傅柯(M. Foucault)及阿圖塞(L. Althusser)等，後來在魯汶大學胡塞爾檔案中心師從利科(P. Ricoeur)。從1960到1964年，德里達任教於巴黎大學哲學系，1965至1984年返母校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任教。當德里達剛開始其學術生涯，法國的結構主義剛產生它的影響，德里達從一開始便質疑及批評結構主義，1966年正當結構主義的影響達至高峰時，美國的約翰．霍布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舉辦一個結構主義的學術會議，德里達亦被邀參加，他在會議中宣讀他的〈人文科學論述中的結構、符號與遊戲〉的論文[1]，不用說，與其他參與者不同，德里達在這篇文章中對結構主義持保留及批評態度。在這次會議中，德里達認識了拉康(J. Lacan)，亦奠定了此後他在國際學術界的重要地位。1967年是德里達重要的一年，這個一生多產的思想家在這年發表了三本重要著作：《書寫與延異》、《語音與現象》及《論文字學》。德里達的著作還有《散播》、《哲學的邊緣》和《立場》等等。2001年，德里達被邀訪問中國，並被獲北京大學等頒授榮譽博士學位。2004年10月因胰癌病逝巴黎，享年74歲，他的逝世，也許標誌著解構主義時代的結束。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首先基本上是一種批判和顛覆傳統西方理性主義文化的策略，這裡傳統西方文化特別是指西方傳統的形上學與本體論，特別是以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或邏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及語音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為基礎的形上學。西方傳統文化採用二元對立的模式來論證人的理性、自由、道德及主體性，這些都是受到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所規範的對人的限定與宰制，一個活生生的、充滿血肉感情和真正自由的「人」就失掉了，德里達更著重由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所產生的西方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他指出邏各斯中心主義或語音中心主義意味著理性主體或說話主體的中心地位，人在面對自然及客觀世界、人在面對他人及整個社會的主體中心地位，都是以理性主體和說話主體的基本假設為基礎及出發點，這種主體中心主義就導致(西方)種族中心主義。這種西方種族中心主義意味著西方文化的優越地位，並以西方文化去同化或「漂白」其他民族的文化，德里達諷刺地說，西方的「白種人」具有很強的「漂白能力」。[2]
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其實是一體之兩面。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意即以邏各斯(Logos)為基礎或中心的思想，邏各斯有理性、邏輯(logic)、話語、真理和根源的意思；語音中心主義是指語音能夠呈現真理或意義的功能，或者說，語音和邏各斯(真理或意義)是一體之兩面[3]，語音是能指(signifier)，而真理與意義是(超越的)所指(signified)，由語音將意義顯現或呈現出來(present)，德里達說：「語音(phone)的本質在作為邏各斯的『思想』內部同『意義』相聯繫，它與生產『意義』，接受『意義』，言說『意義』和構造『意義』的東西，具有直接的相近性」[4]，又說：「…邏各斯中心主義也是一種語音中心主義：語音(voice)與存在(being)、語音與存在之意義、語音與意義之理想性(ideality)的絕對相近性」[5]，又說：「因此，邏各斯中心主義將支持把事物之存在(being)決定為在場(或呈現presence)。」[6]西方文化從蘇格拉底開始，經過基督教的中世紀時期，一直到現在，都受到邏各斯中心主義及語音中心主義的影響。柏拉圖認為，思想和邏各斯是相同的，不過思想是靈魂內部不發出聲音的對話，而將它發出聲音來就是邏各斯(說話、判斷)，思想是靈魂自己的自我對話；柏拉圖不但確立了人作為理性的思想主體，也強調了說話的邏各斯的優先地位。[7]從古希臘時代起，希臘人就把他們自己的民族所使用的希臘語當成唯一「正當」的語言，把講非希臘語的異族，統統稱為barbarians，意思是「野蠻人」或「不會說話的人」(說話結結巴巴的人)。[8]另外，基督教時代一開始，就受到希臘思想的影響，耶穌基督的門徒約翰在《約翰福音》一開頭就說：「太初有道(Logos)，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個「道」(Logos)有說話和真理的意思，和希臘思想一樣，它表示真理與話語是一體之兩面，一方面是真理與上帝，另一方面是上帝的話語，基督教把Logos翻譯為「道」這個漢字亦很貼切，因為漢字「道」亦有說話和真理兩方面意思。[9]德里達認為，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標舉真理或意義的「在場出席」(presence)，突顯出一個理性的說話主體，或把人限定為一個理性主體，從而限制了人的自由，這全是西方形而上學的虛構，因此他揭力顛覆或解構西方的傳統文化。
西方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的一個作用就是建立絕對真理和塑造一個普遍同一(identical)的理性主體，這樣就導致生命失去了個體的自由，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的策略就是用書寫(writing)去顛覆語音、用差異(difference)去顛覆同一性(identity)。西方傳統文化受到語音中心主義的影響，認為話語優於書寫，話語與真理是一體兩面，話語使真理或意義「在場出席」，由於語音使意義重現，意義能保持同一；關於書寫，西方哲學家如柏拉圖、索緒爾(F. de Saussure)、盧梭(Rousseau)、李維史陀(Levi-Strauss)等都表示懷疑，例如，柏拉圖認為，書寫是一種「意義」(meaning)的自我異化(alienation)，它引入不同解釋之可能，與原本意思有差異，這種意義之異化最明顯地表現在這個事實中：在作者缺席時，甚至在作者死後，書寫符號能繼續有指涉作用。因此，柏拉圖能夠指控書寫犯了某種?父罪。書寫符號像非法的私生子，拋棄了生養它們的作者；話語才是合法的兒子，柏拉圖指的是「銘刻在靈魂中的理智言詞(word)」、「知識之活的言詞(living word)」，而書寫詞語(written word)只不過是它的影像而已。[10]為了反對西方傳統文化的語音中心主義，德里達利用書寫文字的模糊性、歧義性或差異性去顛覆話語的精確性與同一性。德里達認為，書寫文字既然已經脫離了原作者而獨立存在，就成為一個隨時待閱讀、待詮釋和待賦予新生命的事物，這表明書寫文字從一開始就作為一個無限可能差異的詮釋體系而存在。[11]解構既是一種創造性的詮釋(hermeneutics)，又是一種「延異」(differance)的自由遊戲活動。德里達的「在延異中解構」的策略，其實施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創造性的詮釋活動。在他看來，一切詮釋活動，都是優先於文本(text)的原創作活動[12]；閱讀就是錯誤的閱讀(reading is mis-reading)。[13]
「延異」(differance)是一種不斷產生差異(difference)的自由遊戲或展現活動，它是產生差異的源頭(differentiating origin of differences)，它是一個「本源的延異」(originary differance)，但這個源頭是不完滿(non-full)及複雜的(non-simple)，因此「源頭」(origin)這個名字又不太合適。[14]德里達的「延異」的思想似乎啟發自尼采、佛洛依德、海德格、拉康和列維納斯(E. Levinas)等哲學家，延異是一個隱晦的「無意識之異域」(alterity of the unconscious)，它不是理性主義的、現象學的、具有清明意識的、在場的視域[15]；它如尼采的權力意志、佛洛依德的潛意識，是一種無意識(或潛意識)的自由遊戲活動。一切理性主義的形上學系統皆源自這種延異的遊戲活動[16]，但形上學亦只是西方傳統文化的虛構，哲學應重新發現延異的領域。同一性是理性主義的形上學的特徵，而延異則是產生差異的「源頭」。西方傳統形上學習慣使用二元對立的思考方法，將事物區別開來，把它們凝固起來，把時間中的差異變化壓抑起來，因而去顯出事物的自我同一，這些都是理性主義的虛構。[17]在延異的差異化活動中，二元對立中的一項將變為另一項的延異，它是在延異中的另一項，亦是另一項的延異，因此，理性主義的二元對立是一種理論的虛構。[18]「延異」再不是一個言詞(word)或符號(sign)去指涉一個在場出席的意義或真理，因它屬於隱晦的異域。[19]語言是在「延異」的遊戲活動中自我產生或創造的，不再受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支配。
我們這裡必須指出，德里達利用「延異」(differance)這個雙義詞去顛覆西方的語音中心主義的同一性，因為differance與difference在語音上是不可分辯的。因此，延異有兩個意思：(1)在時間上延遲(differer, defer)；(2)差異(difference)。由於diffe-rance(中的a)是直接由現在分詞(present participle) differant所派生，因此更接近動詞differer之作用，而difference(差異)只是diff-erer之作用所產生的結果。[20]於是，「延異」(differance)有「延緩」和「差異」的意思，它一方面是在時間上的「延遲」中的產生差異的自由遊戲活動，另一方面又是「差異」之結果。
差異是延異在時間的延緩中產生的，延異因此亦產生不斷變化的意指關係(signification)，或者說，它產生意指關係的運動(movement of signification)[21]，由於書寫符號的模糊性及歧義性，這種延異的遊戲活動在文本(text)的創造性詮釋中更容易發揮其作用，它是一種絕對自由的、無底的(bottomless)棋盤遊戲(chessboard)[22]，為了顛覆西方傳統文化，這就是德里達的在詮釋中延異的解構遊戲活動或策略。
德里達雖然透過書寫與延異來拆毀意義理論，但又似乎沒有正面提出質疑意義的嚴格理據。雖然德里達對現代思潮產生很大的影響，但他也是位極具爭議性的哲學家，尤其受到一些較傳統的思想家所反對。有一次在「文本與解釋」的會議上，德里達和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之間展開一場精彩的對話，伽達默爾認為，對話中存在「相互理解」和實現「相互理解」的願望；德里達郤認為，這種「相互理解」及實現「相互理解」的願望是一種在場的形上學奢望，理解中呈現的「意義」畢竟仍是觀念性的東西，伽達默爾不認同。德里達認為，除了詮釋學的理解方式，更重要的是，還有解構主義的理解方式。[23]
註釋：
[1]這篇論文後來收於《書寫與延異》。
[2]高宣揚《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頁401-402。
[3]德里達指出，索緒爾(F. de Saussure)認為語音與意義只不過是一片葉之兩面，參看：J.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1。
[4]Of Grammatology, p.11.
[5]Of Grammatology, pp.11-12.
[6]Of Grammatology, p.12；《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頁394。這裡，「在場」(presence)只不過是存在、顯現或出席的意思，大陸學者一般把presence譯為「在場」，或許「在場出席」是較好的翻譯。
[7]《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頁115。
[8]《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頁404。
[9]這裡，筆者並沒有中國文化是一種邏各斯中心主義及語音中心主義的文化的意思。
[10]R. Kearney, Modern Movements in European Philosoph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18；德里達著、楊恒達、劉北成譯《立場》，台北：桂冠，頁126。
[11]《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頁411。
[12]《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頁424。
[13]R. Kearney, Modern Movements in European Philosophy, p.123.
[14]J. Derrida, "Differance", Margins of Philosophy,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82, pp.9-10, 11；此書以下將簡稱MP。
[15]MP, p.21.
[16]MP, p.16.
[17]R. Kearney, Modern Movements of European Philosophy, p.122.
[18]MP, pp.17-18.
[19]MP, pp.7, 11.
[20]MP, p.8；尚傑《德里達》，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頁198。
[21]MP, pp.9, 13.
[22]MP, p.22.
[23]尚傑《德里達》，頁16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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