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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OO五年五月第一三七期

由「清海鎮大使」張保皋的生平透析統一新羅
張韶(青島職業技術學院國際合作學院留學生部)

  〔摘要〕張保皋(?--864年)作為朝鮮統一新羅歷史上的「黃海主宰者」[1],其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的一舉一動無不牽動著整個統一新羅。綜觀其不平凡的一生,可以真實地瞭解到朝鮮統一新羅時期政治、經濟以及對外與中國唐朝、日本國交流的發展狀況,反映出統一新羅由盛而衰的歷史背景和原因。他的生平閃爍著朝鮮人民獨特的性格魅力光輝。後世人贊之:「不以怨毒相惎,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祁奚,唐有汾陽,張保皋,孰謂夷無人哉!」[2]。

  〔關鍵字〕 「清海鎮大使」; 張保皋 ; 統一新羅

  一、由海島小民到「清海鎮大使」

  八世紀中後期的統一新羅,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和平發展,過去地域間封鎖和割據為政的局面已經被徹底打破。朝鮮半島上的文化技術得到交流,社會生產關係得到調整改善,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仍然處於歷史上所謂的「聖代」[3]。張保皋就在這樣和平、昌隆的歷史背景之下,出生於清海鎮上(位於今鮮半島的全羅南道莞島)。張保皋的家庭是小海島上的平民之家,其家境一般(一說其出身豪族世家)[4];成年後,他遠走家鄉,曾在唐朝徐州任「武甯軍小將」,「善鬥戰,工用槍」[5]。在武甯從軍的經歷,不僅使他學習了豐富的軍事戰鬥經驗,為其後稱霸海上積累了資本,而且也使他接觸了已經相對成熟的中國唐朝先進的中央集權體制,瞭解到盛唐昌達的國際交往。其內心不由對自己的祖國-----統一新羅仍遠遠落後于唐的現狀感到憂慮:這時的新羅雖然鞏固了中央集權的統治,「但在鼎盛的表面之下,內部已出現種種勾心鬥角的跡象」[6]。更讓張保皋無法容忍的是「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於是828年「後歸新羅,竭其王曰'……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去'」。「王與保萬人守之」[7]。這就是朝鮮中世紀史上著名的清海鎮。自其任「清海鎮大 使」之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8]。

  西元九世紀的新羅「渡唐的海上交通線主要有兩條:一路是從統一前開航的西海岸唐恩浦(南洋灣),穴口鎮(漢江口)等地出發,到達山東半島登州;另一路是西南海岸靈岩郡出發,經黑山島橫渡黃海到達長江江口附近」[9]。清海鎮是「往首都慶州的門戶蔚山港的守護神;同時也是通過黑山島長江口唐日航路的必經之路」[10]。在張保皋以「萬人之兵」把守之後,軍事實力大大增加,不僅保衛了新羅的國土與南部制海權,防止新羅人被擄為奴,而且也使清海鎮的先天交通樞紐優勢發揮出來,成為九世紀新羅對外貿易的橋頭堡,並以之為中心形成了主要面對唐朝、日本的國際貿易網。同時,在清海鎮建立以後,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朝鮮半島的對外文化交流也必然更加頻繁。據《唐要會》記載,僅西元840年學習回國的新羅留唐學生(包括質子)一次就達一百零五人;西元840年以後清海商隊還經常往來日本,使兩國政府間幾乎沒有發展的交流以民間私人往來的形式得以進行。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張保皋成為「清海鎮大使」以後,隨著對外商貿往來的興盛,其財富迅速積累起來;手中握有「萬人之兵」,「很大程度上具有私人武裝性質」,成為名副其實的「黃海主宰者」[11]。張保皋不再僅僅滿足於清海,而將眼光投向更高更遠------一海之隔的中國唐朝、日本國和統一新羅的中央慶州。

  統一新羅時期,在中國的東部和東南沿海(主要為山東,江蘇等地)出現了新羅商人聚居的地區------新羅坊。日本赴唐高僧慈覺(圓仁)在其來華求法旅行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在中國的東南或東部沿海地區的揚州、楚州、密州、海州、泗、登州、青州等地都有新羅人居住。隨著新羅與唐的交往日益深入和廣泛,新羅坊的規模不斷擴大,出現了「勾當新羅所」(管理機構),「新羅館」或「新羅院」(旅店)等。張保皋也在登州赤山村建立了名叫「法花寺」的佛寺,「這個佛寺,有新羅常住僧人三十多名,以講佛經為主。他們用新羅語言、新羅風俗、新羅儀式舉行誦經祈儀式」[12]。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由於當時的中國唐朝「對於外來的宗教信仰,是一個容忍和默認的時代」[13],而且新羅對其民間商人的限制少,使新羅商人與唐朝,甚至印度等國家(慧超和尚的《往五天竺國傳》的殘缺抄本在中國敦煌的發現即可證明這一點)之間的商貿、語言及佛教文化交流成為可能;另外,也從側面說明了統一新羅時期,佛教在新羅整個社會生活,尤其是在文化思想領域中必定佔據統治地位,「佛寺的營建,佛經的翻譯研究,達到了空前的地步」[14]以欺騙安撫朝鮮人民,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

  與此同時,新羅商人也與日本進行了規模較大的商貿往來。當時,新羅與日本多在對馬、壹岐、長門、博多等地進行經商活動。<<日本書記>>,<<續日本記>>中均有記載新羅設置清海鎮後,張保皋以「回易使」的名義向日本多次派遣了貿易代表團。日本政府為接待新羅商人,曾在九州設置「太宰府」以管理和加深與新羅之間的外交和貿易活動;應該說張保皋在促進新羅與日本民間貿易往來與交流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個人作用,使兩國家間不活躍並一度中斷的交流以另外一種方式得以維持、發展。

  二、從地方跨向中央慶州

  據《新唐書o新羅傳》記載,西元838年,新羅第四十三王僖康王 (836-----838)為其臣所殺,「國亂無主」,「保分兵五千人與年(其下將)」,「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為報。王遂招保為相」。這樣,清海鎮大使張保皋就以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以「鎮壓佞臣,扶王有功」的偉績跨入了中央慶州的統治核心。雖然張保皋入朝為相,但清海鎮的大權仍緊緊掌握在他的手中。不僅如此,由於其官階的不斷晉升與提高,張保皋對於清海鎮的統治權以更強大的政治勢力得到保護與鞏固。自九世紀中期開始,統一新羅原為國家所控制的對外貿易逐漸轉入私人之手。尤其象張保皋這樣的大商人集團迅速得以成長壯大,「會昌後,朝貢即不復至」,從而形成為一股強大的地方勢力。而進入中央慶州為相之後,張保皋更是得到了神武王的寵信。僅西元839年,神武王就曾授三千戶食邑與張保皋。不難看出,掌握如此數目龐大的食邑,張保皋的的確確成為了坐擁租賦的封建大地主,其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

  九世紀中期的新羅封建社會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合流。以張保皋為例,他出身平民,但在晉升「清海鎮大使」經營清海鎮後,其身份便具有了封建官吏與商人的雙重性質;入京為相,得以授食邑,成為名副其實的地主。這類貴族地主,利用接受「投托」、放高利貸,甚至強佔等手段大搞土地兼併。在統一新羅建立初期,統治階級在掌握全國的土地之後,實行的是丁田制的土地制度作為國家統治基礎,由封建國家對丁男丁女分給一定數量的土地。丁田制的實質是將廣大農民固定于一定數量的耕地上,使之成為封建國家的依附民,其實施使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與階級矛盾不斷滋長。尤其是隨著封建國家中央賦稅來源日益緊縮,封建大地主的土地私有制惡性膨脹,丁田制遭到了破壞,國家收租地的嚴重減少,使束縛於國家受租地的農民負擔不斷加重,社會的階級矛盾也必將在此基礎上激化;同時,地方封建勢力的不斷長大,尤其是地方割據的興起,使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面臨威脅。

  這一時期在大地主土地私有及地方勢力壯大的過程當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地主莊園的興起。張保皋以之發跡的「清海鎮」便是一例。地主莊園是一個獨立性極大的「國中之國」,手握大權的地主不僅擁有數目巨大的土地,而且經營森林、果園、牧場,並有一定數量的私兵。清海鎮位於海島之上,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環境,不僅決定了朝鮮半島大陸政權對其統治控制許可權的不便,而且也為它成為「自給自足」的小王國提供條件。張保皋就以這「天然而成」的「王國」為後盾,獨闖于京城慶州而無後顧之憂,成為世族地主(門閥地主)的典型代表。世族地主的發源較為複雜,主要包括「三國以來的六部貴族、食封貴族和權勢商人地主」[15],他們一般在政治上有特權,可以世代為官(張保皋可能是一例外,見前其出身);經濟上則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控制大片土地、農民及奴婢,佔有大量的社會物質財富,是地主勢力中最有勢力的階層,「豪中之豪……不絕祿,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馬豬稱之,畜牧海中山,須時乃射,息谷米與人,償不滿,庸為奴婢」[16]便是其真實寫照。

  地主莊園的興起進一步加劇了封建依附關係。廣大農民喪失土地,淪為農奴,甚至奴婢,受到莊園地主殘酷的掠奪壓迫。廣大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境地中,大規模農民起義此起彼伏。

  三、向骨品制度發起挑戰及最終失敗

  從無名小卒到清海鎮大使,再到中央慶州朝廷之相,張保皋的權勢無論是經濟財力還是軍事實力都達到了生平的頂峰。但是深謀遠慮的張保皋沒有滿足已有的一切。作為地方新興豪族的代表,他又以不凡的勇氣和雄心向統一新羅國家的統治秩序----骨品制度發起進攻,想打破這一束縛,真正融入到中央慶州的統治核心中去。

  早在三國時期,新羅貴族便實行骨品制度,將貴族分為聖骨、真骨、頭骨、六頭品、五頭品、四頭品五個等級,根據不同等級分別制定出擔任官職的最高限度。開始,王位的襲承只有最顯貴的聖骨血統家族才可選拔人選;自真骨出身的金春秋登上王位,才改變了聖骨品獨攬王位繼承特權的局面。同時,原來只賜予京師六部之內的門閥貴族的京位也可賜予地方家族,張保皋出任京城相職便是一例。此時的京位和外位已無嚴格的本質區別。

  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惡性膨脹,滋長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自西元765年惠恭王上臺後這種矛盾完全公開化。真骨貴族間為爭奪王位的叛亂一直不斷。張保皋在839年遣兵入朝扶植興德王堂弟(金均貞)之子金佑征代閔哀王為神武王,事實上也是利用了真骨貴族間的這種王位鬥爭以跨入中央慶州統治中心;九世紀中期前後,真骨貴族之間的王位鬥爭才緩和下來,彼此之間達成和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應付地方勢力尤其是地方家族、世族對中央以聖骨,真骨貴族為中心的統治所造成的威脅。長期以來,聖骨、真骨品壓制地方勢力參與中央政府的直接統治,採取京位與外位的官賜。在這種局限下,地方豪族或世族只有著手從事于封建莊園經營或從事海上貿易。在完成官方關稅的基礎上同時進行私人貿易。這種被逼無奈,走投無路恰恰又進一步使地方勢力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得以鞏固加強,從而刺激其決意打破阻礙他們晉身高層政階的骨品制度。他們一方面採取與王室聯姻的方式(張保皋之女即為神武王之妃),以此提高家族的血緣身份,維護或爭取政治特權;另一方面,也從未真正放棄徹底根除骨品制度的努力。

  到九世紀八十年代,宮廷內部近親之間爭奪王位的紛爭又起。在弘弼叛亂之後,張保皋也捲入了京城的政治衝突之中。面對根深蒂固且異常強大的真骨貴族聯盟,張保皋個人的勢力顯然處於下風。加上他想要將二女強納于王的聯姻計畫因故破滅,其處境更是勢單力薄。西元846年,張保皋死于刺客之手。一代海洋梟雄以如此的悲哀下場結束其輝煌的一生。他一手營建並以此發跡的清海鎮也在851年被撤銷。

  張保皋的一生可以說是代表了統一新羅的一個時期。他代表著一股強大的地方勢力。他之所以未能真正打入京壇,創建與慶州貴族分庭抗禮的政治勢力是因為面對強大的骨品制度及其信奉者和維護者,單靠以家族成員為中心的地方軍事私人武裝是難以占得鬥爭的上風優勢。在中央慶州與地方勢力,真骨貴族與新興家族的矛盾衝突中,正是因為蔑視或是過分輕視新羅社會秩序,張保皋才會遭到滅頂之災,使之叱吒一生過早地劃上句號,令後人扼腕。

  概上所述,張保皋營建清海鎮,橫行于黃海,權擁海洋帝國[17],加強了朝鮮半島與中國唐朝、日本國的溝通,形成東北亞三角貿易圈[[18]],使東北亞地區和平共榮的新局面得以持續;他集官僚、地主、商人三重身份于一體,並試圖擺脫新羅社會的骨品血統桎梏,與真骨貴族一決高低。雖然其本身帶有階級與歷史的局限性且最終歸於失敗,但畢竟是當時歷史背景下的遠矚與壯舉,是統一新羅「聖代」留下的不朽絕唱。

   [作者簡介]張韶(1979- ),女,山東煙臺人,現任職于山東青島職業技術學院國際合作學院,2004年畢業于延邊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碩士,研究方向為中朝關係及中韓文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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