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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ＯＯ四年四月第一三六期

從曾子講起
郭其才（華夏書院人文學部研究員）

　　據聞特首大熱曾司長的祖先就是孔子的學生曾子(曾參，約生於公元前五百年)。則他都算是名門後人(唔係貴族有錢佬果D名門)。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學生，而且原來曾子的父親曾?也是孔門的弟子，兩父子有幸都受業於孔門之下。曾子在儒家的流傳中算佔有重要的位置，因為孔子死了之後，曾子被認為是孔門的正傳，而曾子是子思的老師(子思就是孔子之孫)，子思又是亞聖孟子的老師，據韓愈的儒家道統承傳系譜，古代聖王傳之孔子，孔子又再傳孟子，這樣說來，曾子既然是孟子的師公，當然算是保存了儒學道統精神的一個重要人物了。

　　曾子是個很重孝道的人。據說有一次他落田種瓜的時候，錯手弄斷了瓜的根部，他父親居然大怒而將他「杖擊，幾近要死」。孔子知道此事後，不但無維護曾子，而且還說如果曾子來，不許他進來，原來孔子認為：「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曾子)陷父不義，安得為孝乎！」。原來並非「打就企定，錯就要認。」就叫做孝，做孝子要顧及「老豆打我有理」，又要顧及「老豆打我唔死」，似乎在孔子心目中的「孝義」係行為藝術多D。曾子的主要思想就是提倡孝道，所以說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史記》說《孝經》就是曾子所寫的，又據某些學者研究《大學》裏修身的內容都是曾子作的。

　　《論語》記載了幾句曾子所說的話，有一句名言多數人人聽過：「吾日三省吾身」，在《論語》的整句是「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曾子在《論語》還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可以說是承先啟後的，是個儒家大道理來，在〈里仁〉篇這樣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參呀！我的學說貫穿著一個基本觀念。」

　　曾子曰：唯

　　「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孔子走出去以後，別的學生便問曾子道：這是什麼意思？」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他老人家的學說，只是忠和恕罷了。」

　　雖然孔子自己講有個核心觀念貫串他的儒家學說，但是他老人家對「吾道一以貫之」一直都沒有說明，就只有曾子以「忠恕」二字來詮釋孔子這一貫之道。「忠恕」確實是儒家倫理的金律，但通常只被人們稱為銀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西方的金律是耶穌所說的「如果你想人怎樣待你，你就要怎樣待人。」)。後來朱夫子(朱熹)為「忠恕」作注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即是說盡力做自己的份內事就叫忠，將心比己就叫恕，朱子這注至今仍然被看為是最好的解釋。講開又講，這一個「忠」字或者就是儒家倫理於政治上的好處，可見歷代皇帝都表面地以儒家治國，因為有大條道理在，絕對名正言順。

　　從哲學方面看，學者認為這個「忠恕」二字確有一體兩面的意思，不過「盡己之謂忠」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而「推己之謂恕」就是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前一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意思是「自己行得正企得正，也使人行得正企得正」，我想大概不能理解為「你好我好」的意思，不過「你好我好」確實較容易做得到，後一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想也不能理解為「過得自己，過得人。」的意思，當然這又是較容易做到的，畢竟義與利之辨也不是容易把握得當，枉論持之以恆，我自問最多只是明多於行。

　　講番這一貫之道，傳到孟子就更發揚光大了，原來孔子的倫理精神不只是講「識做人」咁簡單，其中仲有天人合一的超越精神，這就需要了解到儒家的道德反思的意義，所以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確是非常重要的。孟子所發展的這個天人合一精神就全在這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不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這句話的前段大意是指毫無保留地依照自己的良心本心而行事，之後當你有所反省，當能默會遙契上天了，孟子講的「天」不是指自然界、人格神或者超自然力量的意思，天只是指道德的最高根源。咁樣講夠未呢？未，因為孔子孟子的思想太「濃」，但是再解釋起來又是很費力的，因為「心、性、天」都好鬼形而上，所以到了宋明儒家就用了近六百年咁長的時間，連同《大學》、《中庸》、《易傳》三部巨典大著來貫通「盡心、知性、知天」的義理，你可想而知這是怎樣的「大道理、大事件」了。中國哲學的主要觀念都是很濃的、飽和度很高的，好處是任你點「灌水」，依然化不開，但缺點是不講求概念清晰，不似西方哲學講求概念的精簡，清楚又界線分明，學者就常以「方以智」來點出西方哲學的精神，至於中國哲學的精神就是「圓而神」，神當然不是指上帝或者神仙之類，而是指夠靈性、夠神妙的生命體現，最重要的是指價值創造的精神，事實上，圓形在平面圖形之中是最具無限性特徵的。西方「方以智」的哲學精神的害處是太過於二分碎裂，缺少了很多親和性，不過，中西哲學都是相對而言的。

　　宋儒大搞道德形上學，因為之前儒家的形上學不夠完備，道家本身有很強的形上思辯性格，而佛教傳入中土以後，落地生根，亦有一套另類的本體論都好受歡迎，但是儒家相比於它們的形上學就講得不夠，所以儒家覺得要有所回應。最先就有周濂溪用「誠」來展開話頭，「誠」本是《中庸》一個很核心的觀念，《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大意是說「誠」是天(超越意義，不是神性意義)之所為天之所在，因為天是真實無妄地遍潤萬物，生生不息的，這誠也是做人的道理，人要學聖人「擇善而固執之者」，之後就能明白誠是不費氣力、不用思考，就在自身之內，人與天就是透過表現「誠」而為合一。而且人做到至誠就可以「唯天下至誠能經綸天下，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儒家講的大道理，現代人看來，真係好令人沉重。

　　但是，講「經綸天下，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的精神，當然是要建構一個理想的社會，人無理想就無奮鬥之心，所以儒家最著重「立志」，但是為什麼要立志呢？在傳統儒家就是講讀好聖賢書，以後就要帶領社會的參天化育，建構最佳的社會狀態，使天地人形成一個有機的整合體，生生不息。大家知四書五經是古代想做官的讀書人必讀，以前有科舉考試，所以儒家的希望多少都能在建制中發揮力量，但是儒家在現代社會已是邊緣地位。不過，即使在傳統社會，儒家的理想其實仍只是理想層次居多，因為讀書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入建制，為皇上效勞，烏托邦根本只是皇帝的江山的代名詞。當然亦有某些朝代，由於相權(代表儒家知識份子的力量)與皇權找到恰當的權衡配合，政治比較清明，社會也相對和諧。

　　黃宗羲在《宋元學案》說：「周子(濂溪)之學以誠為本。從寂然不動處，握誠之本，故曰：主靜立人極。本立而道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反覆其不善之動，是主靜真得力處。靜妙于動，動即是靜。無動無靜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千載不傳之秘固在是矣。」，最後一句就是說道統之真傳就是一個「誠」字。「誠」當然都是很濃的觀念，它不單是指道德價值，而且仲有存有論的意思(不過有些儒家學者不太贊成這種存有論)，甚至還有宗教性的含意。宋明儒用六百年還是講也講不完，所以到了當代新儒家還講落去，可見中國哲學精神的可詮釋性是很強的，從這個意義來說，儒家仍然是活的文化哲學，因為儒家有普世和永恆的終極關懷，只視乎儒家學者怎樣詮釋下去，所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7成立的「世界倫理計劃」都將孔子納入範圍之內，與世界各大宗教並列。

　　講番周濂溪，有人打趣說假如你將這段話套在武俠小說的神功秘笈心法之類的情節上，可能仲容易心領神會「本立而道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招？)。……靜妙于動，動即是靜。無動無靜神也(內功？)」。李小龍都話過工夫就係哲學，但係哲學不就是工夫呢。中國哲學確實是博大的，而且中國哲學不是以概念灌輸來承傳，所以望文根本不能生意，不能像是拿起本說明書就知點解，甚至讀書讀得多都無用，記得程明道有個學生，一日學生話佢知讀?好多書，學識好多?，但程明道聽到就教訓佢：「玩物喪志」。其實誠的道理當然可以上契天道，但是其實誠的本意只是指真誠對待身邊周圍事物，這其實不難做到。只是，人活在日益複雜的社會，個個都要學會弄虛作假，以自我保護免受傷害(像動物昆蟲的保護色)，俗語講「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但是這句話本身對人的壞處卻大大越出了它的好處了，因為這會令人越來越遠離最本真的東西，失去靈性。

　　人人都話宋明儒有一個污點，就是高調地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令到女子們背上太重的貞節牌坊，是男「性」中心主義。這點我根本不懂得怎樣解畫，我只知道既然現今女性開放，作為男性應該都覺得「good囉。」。另外，殷海光在〈人生的意義〉一文中都批評「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陳義過高，不切實際，殷海光是個值得尊敬的前輩，其實他本人就是個儒家型的硬漢，不過他的想法或者反而太為我們後輩著想而實際過頭。宋明儒講道德是承接自孔孟的道統精神，另外也因為經過了魏晉的政治黑暗時期，他們覺得道德的高地是半點都不能退的，否則本心一放難收，會一瀉千里，社會就會失範致亂。西方的宗教其實都是像宋明儒那樣唱道德高調的，雖然他們也追求效益和進步，但人家從不會因此一概抹殺道德價值的。

　　儒家講道德，是不是束縛人心呢？是不是教條主義呢？孔子講過這句話「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意思是指君子對於天下世事，沒有一成不變的規矩要這樣作或者不這樣作，只要合於理性，具有價值就無可無不可。現代世界講求標準化講客觀，以促成最高效率和效益，但是你有無想過，這才是更為教條更為束縛人心呢？在這樣的社會裏，每個人都是日用的工具意義，為著一個外在於人的目的營營役役，根本沒有一個人得到真實有價值的人生，於是大部份人只能寄託在玩樂之上，求工作以外的放任自如，這就最終就造成了「我消費故我在」的生活模式，這當是資本主義的一塊面紗，美其名是求進步，社會運作良好。但為什麼不追趕潮流主流就會被標籤化為out呢？有這樣一個客觀標準在嗎？在那裏呢？假如是客觀的，為何潮流不斷在變呢？

　　由於生活意義普遍地缺乏，所以商品廣告都以「因為你缺少了我，所以你的生活缺乏精采的意義。」為暗喻來推銷。人確實是很渴望精采人生的，但是為什麼購物我就覺得夠精采呢？夠價值夠意義呢？而且我們消費商品往往都是多過所需的，而更可怕的是消費社會讓你覺得比你所想的依然不夠。再加上社會生活的風險意識使每個人都為獲得最大保障而無限量地爭取更多，整個現代消費社會就是依照這類邏輯來構思來運作的。但是我們要明白，即使是邏輯本身，也不能保證什麼是有價值意義，什麼是真是假的，邏輯只是一個有規則的推論程序，它本身是價值中立的。雖然邏輯可以使一件工作按條理分明的步驟完成，但是作為邏輯的各項前提，它本身是不能保證自身就俱有真假值的。現代社會的運作邏輯也是一樣，加諸於我們的各類信念它本身同樣沒有能力保證自身就是真的，就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些全是「人作怪」的問題，儒家一早就看穿了這點，所以孔子就提出「仁」、講「義之與比」，孔子認為人要獲得價值意義，就要從價值意義的根源尋求保證，而這個保證首先要在人之內尋求，然後就可以了解到這個根源的超越性。講到價值根源的超越性這點是不能依一般的邏輯來理解的，而是需要以另一種思維去了解，這其實就是類近於思辯性的方式，故此，宋明儒講心性天都是很思辯的，很辯證的，看看當代唐牟二先生的書，都很容易看到這種思維的表述。

　　孟子也講過這一句話：「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章句下〉，意思是指「有德行的人(或者具獨立人格的人)，唔一定句句話都牙齒當金使，又唔係一定要講得出做得到，最緊係一個『義』字。」。有無講錯呀？言而無信都得？好吊詭喎。孟子所著重的是依義而行，即係如果有理性有價值意義，明知不可為亦為之，不符合於理性價值意義，明知可為亦不為之，總之就是要求進退有據。假如我們從倫理關係方面來理解「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更加可以引申出非他律式的道德規範，因為孟子認為每一個具有獨立而成熟的人格，他從他自身所處的特殊境況所抉擇的行為，只對於他而言為最具價值意義的，所以並沒有唯一固定而客觀的規範可以推出普遍適用的人生價值規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一方面含義就是指這個意義。但是孟子亦明白人倫世界沒有可能不建立共同規範而可以相安無事，孟子之所以提出「知天」正由於他要克服這個問題，有人認為「知天」是一種神秘主義，不過假如我們從儒家的倫理精神而言，「知天」會比較接近於「感通」的意思，照這樣來說，人倫世界中的「分殊」關係透過這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通性的「理一」就可以成為有機的整合體，人人既得到各自的獨立性，又在感通層面連結為人倫世界整體，這當然就是儒家提倡「禮」的意義所在。

　　所以不能說儒家是不進步，儒家是教條，儒家講高調不切實際。殊不知，任何一個社會如果不講高調，社會是難有向美好進發的動力的，近日各國元首參加教宗喪禮，讓人們更清楚看到道德價值領地的重要性。即使西方人已普遍接受上帝不能由邏輯證明，但是康德也說過，即使是一條村落，也不能沒有上帝，其意思都是指假如沒有共同善，社會只是一個人人自危的鬥獸場，可幸的只是有遊戲規則可循，但是規則卻沒有保證過遊戲結果必令人悅快。另外，邏輯僅僅只能做到形式的必然性，能應用而產生實效當然是好處。但是，它不能為價值意義的實踐提供任何動力，而中國哲學發現，辯證的思辯方式反而更接近價值創造的本源，儒家是在這項意義之下講仁義德道的，不是僅僅在三綱五常之下講道德的。因為辯證的思辯方式是一種生命自由的覺醒，這種自由不是指「想點就點」的行動自由，不是指具經濟能力可以生活自如的自由，而是指「應該點就點」的自發自由。我們都受到「利字當頭」兼棒喝去生活，假如實是求是的話，雖然無奈也得接受，但是以利為先往往使人失去分寸，覺得生活舉止、說話都會好鬼肉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