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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ＯＯ四年四月第一三六期

為補選特首而釋法的價值
方世豪（華夏書院人文學部研究員）

　　特首任期的爭論，引起人大釋法的爭論，使事件變得複雜。特首任期，本是小事一件，對香港不會有甚麼大的衝擊，而且基本法已寫明，白紙黑字，也沒有必要爭論。當然，最源頭，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領導人想曾蔭權做董建華餘下的兩年特首，所以有這個安排。為了這個安排，因而引起了關於基本法的爭論，又因為基本法沒有寫明補選特首的任期，所以又引起了人治、法治的爭論。如果當初沒有這個兩年特首的安排，則沒有這個爭論。那麼，為甚麼中國領導人一定要堅持這個安排？先不以陰謀論來猜想，即我們可設想中國領導人是一片丹心，只想香港人好，只是為了香港人著想，覺得這個安排是最好的，最合適的，所以一定要這樣安排。曾蔭權的民望一直頗高，這個安排是否最好很難說，但很多香港人都能接受卻是事實。那麼，既然好心，為甚麼那麼多人要反對？這就引起了人治法治的爭論。因為基本法不是這樣寫，你卻硬要這樣安排，這就不是依法辦事，而是依人的旨意辦事。法治著重法，後果不是最重要的，程序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依法，後果不好也要接受。人治則不是，後果才重要，為了這件事有好後果，可以不必依法。現在中國的法律專家和香港政府想要把人治的決定說成既合法，又有好後果，兩全其美，這當然不行，因為基本法的法沒有這些安排。解釋的結果卻是得到大量的反對聲音。那麼，為人民著想，想有好的後果有何不好？這不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嗎？為甚麼要反對？現在先由政治制度的原初意義看這問題。

　　中國儒家文化重視人文精神，實現人文價值才是最終價值，所以認為政治活動也應是實現人文價值的活動，政治制度也應放在人文精神底下來理解，但政治活動並不是直接實現人文價值的。經濟活動可創造經濟物質的價值，藝術活動可創造美的價值，文學活動可創造文學價值，個人道德活動可創造善的價值，政治活動則沒有直接創造出這些價值。那麼政治活動是不是毫無價值？是不是就如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的不應有政府存在？或是認為政治就是污穢的，可厭惡的？事實上政府有時是有必要存在的，例如：維持社會秩序，防止罪案發生，抵抗外敵，抵抗天災和傳染病等，這些都不是個人或民間組織可做到的。這些工作可說是間接實現人文價值，因為如果沒有政府來維持這些基本的社會秩序，其他人文價值也就不能得到，所以政治活動可說是保障人文價值的基本條件，它的功能是間接的、消極的，是以消除實現人文價值的障礙物為任務。

　　當然，政治還可以有積極的工作，如提供教育、醫療、社會服務和大型基建，但這些都仍是基本的保障，讓人能安心創造人文價值，志在保存社會的其他價值，而不是保存政府本身。要創造人文價值仍然是靠人民自身而非政府。

　　依這個意思，則政府應是肯定人文價值，而肯定人文價值應是本於仁心，所以從事政治者，應是有仁心的人。一個理想的政治人物應是有仁心又有智慧協調各方面發展，使人人能實現其人文價值。這就是儒家理想的聖王政治。但只依靠人的道德意識，希望從政者是聖人，希望他是好心人，這好像有些不切實際。如果有聖人出來治理天下，為天下老百姓著想，一切政策都以老百姓的福祉為依歸，而且政策的執行都是有足夠聰明來安排和分配，則誠然是好。老百姓不用擔心其他問題，不用浪費精力，可專心實現自己的人文價值。但很明顯，現實上，這個可能性幾乎接近零，就算是五百年出現一次聖人，出現了一次，治理了幾年，便又要等幾百年了，這樣靠道德心在現實價值，在政治上是毫無保障的。反而容易出現有私心的人利用了這政治權力來滿足個人私欲。掌權者未必有道德意志，反而擁有強烈的權力意志，這權力意志最壞可毀滅一切，毀滅人類，毀滅世界。由此觀之，政治是不能只直接用人的道德作標準。像儒家所想的理想，政治是道德的延續，由修身到平天下，政治是直接的道德修養，這是沒有保障的。講道德修養，最多只可講到實現政治上的善，但不能防止惡的出現。由歷史的教訓可知，惡的出現，卻是人所最害怕的。要防止惡的出現，就要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目的不是選出聖王，不是使辦事更有效率，更方便人實現理想，正相反，民主政治是設立機制，立法限制權力的使用，限制政治人物的更替，其目的是使人的權力意志受到限制，防止重大的惡的出現。所以民主政治不是積極地協助人實現人文價值，不是使人更容易實現人文價值，而只是消極地保存社會上的人文世界，防止有人憑權力來毀滅別人所創造的價值，所以有時反會阻礙人文價值的實踐。

　　依照這個解釋，假設現在的中國領導人有良好的意願，有善的動機，是為香港人著想，希望香港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讓香港人發展人文價值，所以現在以提請人大釋法的方法來解決補選特首的任期問題。這任期在基本法沒有寫出來，現在用「釋法」的方法使這任期出現，是一個非循法律條文的方式，而是用行政手段，或政治權力下壓的方式，作一個權宜的方便，來實現一個「為你們好」的價值。這種權宜方便的做法，帶來的是更容易實現人文價值的後果，因為這是以權力積極協助發展，使辦事更有效率，更方便實現理想。但是也就會出現上面所提出的問題，破壞了原本用來限制權力的機制。基本法的用來限制領導人權力，使領導人必須依從這個客觀的法來治理香港，消極地保存一國兩制的環境，防止權力惡意的使用，讓香港人可安心創造自己的人文價值。現在這機制因為「釋法」而遭破壞，為著方便實現好的理想而破壞了機制，那便會有可能出現重大的惡，或是濫用權力毀滅別人所創造的價值。為此，民主派堅持不釋法，雖然兩年任期更有利實現爭取普選，但不能為了方便實現理想而破壞了保護機制。既然基本法沒有寫明，可補充或修改，但一定要用一個不破壞保護機制的方法來做，基本法是有一個客觀地修改的程序，不是釋法就能改變的。如果只顧權宜方便，反會令香港人擔心不已，直接減少了這行為的善意後果(想香港穩定)，不如麻煩些，依法辦事，反能消極地保存穩定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