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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平等的爭論
方世豪(華夏書院人文學部研究員)

  拆卸紅灣半島、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招標、領匯上市,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令我們以為政府高官和大富豪勾結,因為很明顯的是政府不斷在和大財團在交易,大財團藉此可以賺取豐厚利潤,而這些交易過程是我們市民不知情的,但交易的財物卻是屬於全港市民的。這樣的背景自然會令人懷疑是利益輸送。實情或用心到底是否利益輸送,我不知道真相,但這些事實除了交易過程不透明外,還反映了一些理論的爭論,就是政府資產的私營化問題。

  到底政府資產應否私營化?政府官員的想法應該是以為私營化可減少政府負擔,可解決財赤問題。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但理論上是否應相信自由市場的功能?政府應認為香港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只要經濟保持自由,財團在香港投資,香港自然會繁榮安定。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市場是「小政府,大市場」,政府越小越好,市場越自由越好,極端者甚至相信政府應小至於無,才是最好的。小政府意味政府越少干預自由市場越好,稅收越少越好,所以政府支出越少越好。稅收是財富的重新再分配,是一種干預,自然要少。政府支出少,即組織要小,私有化,全賣給私人機構,或外判給商人是最好的做法,可讓市場自動調節,不必政府傷腦筋。

  但反對者理由也不弱,他們不相信自由市場的功能,認為自由市場不能保證人人自由,只會大財團有自由,無財無勢的小市民便沒有自由,私營化只會做成越來越不平等的社會。他們相信「大政府,小市場」,認為政府一定要干預市場,否則就只有大財團自由,小市民只會被壓逼。更重要的是歷史經驗證明私營化只有大財團得益,小市民沒有好處,所得服務只會越來越差,工人薪金只會越來越低。但大政府有始終有一個危機,就是極權統治,為了預防極權,新左派還會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由市民來監督這個大政府,認為這樣才會是解決的方法。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自由經濟市場會導致極端的不平等出現,所以有馬克思主義的平等主張,但歷史又告訴我們追求平等時往往會以極權結局,到那時人們又會追求自由。這是歷史的循環,但我們是不是會有新方案來解決這困局呢?

  其實,自由市場中最重要的概念是「自由」,反對自由市場者所持的最重要概念卻是「平等」,這兩個概念一直以來就是糾纏不清,引起無數爭論。現代社會的出現,其實就是以「自由」和「平等」這兩概念為中心理念,這是有別於古代社會的以宗教為中心的理念。古代和現代可以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為分界,法國大革命代表追求自由、平等為新世界的共同理想。所以十七、十八世紀文藝復興前後主張追求自由的思潮被稱為自由主義,這個自由主義是針對中世紀的基督教社會,現在我們稱為古典自由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受到黑格爾和馬克思思想的挑戰,現實上共產主義也對自由主義社會構成最大的威脅。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學者對古典自由主義作出反思,提出很多新的理論,便是所謂「新自由主義」,論題便是「自由」和「平等」。

  自由,一般是指個人思想行動的權利不受侵犯,包括: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集合自由、人身自由、私有財產自由等。平等,原本所指其實是針對中世紀社會的不平等,認為理想社會應是人人平等,包括:選舉權、受教育權等。

  但可惜現在回顧自由和平等這兩個理想時,發現現代社會中沒有一個國家能把這兩個理念完全實現。現在的西歐國家在自由方面有高度的實現,但在經濟上的不平等卻愈來愈嚴重,貧富差異非常大。由於現實上的衝擊,引致思想方向的轉變,古典自由主義哲學原本是為自由和平等這兩個理念尋找哲學基礎,但經過現實的挑戰,現代的新自由主義哲學的目的變成為兩個方向,一個是為政治自由找理論根據,一個是為經濟上的不平等找理論根據。在政治自由的範圍內尚可以安排自由和平等兩概念,但經濟上的不平等則不能妥善安排這兩概念。所謂找「經濟上不平等的理論根據」即是說明為何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為何我們要容忍經濟上的不平等。這派理論的講法是把平等概念限制在政治權利方面,說明經濟上沒有辦法講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並非不合理。當我們要保證自由的權利時,難免會有出現不平等,不平等不表示不公正,為了保障自由權利,部份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可容忍的。所以這些新自由主義者把平等的內容限制在政治權利上,除了政治權利,他們最多只肯定機會的平等,即保持最原始出發點上的平等,以後的不平等便不能再要求了。

  所以現在講政府服務私營化,便是牽涉這問題了。政府服務原本是消除不平等的工作,為全香港市民提供平等的條件。私營化是把這個平等的水平再降低,讓自由市場決定,即自由的程度增加,平等減少。因為如果平等的水平越高,表示財富再分配的分量增加,政府干預私人財產的權力增加,個人私有產權的自由便會減少。即你努力所得的財產由你自己決定的部份會減少,如果平等的水平越高,自由便越少;自由越多,不平等差距也會越大。

  反對私營化的主張來自左派的理論,他們認為經濟上的不平等必然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現在由大財團、大商家在經濟上的影響力,影響到政府的決策,影響了城市的設計,甚至會影響到小市民的政治權利、生存權利,而受影響最明顯的是機會平等的權利,小市民沒有與大商家平等爭取的機會。所以反對私營化者主張福利由政府負責,不能交由自由市場(即大團財)負責,因為經濟上的不平等已導致不自由的出現。

  但來自右派的理論則主張政府權力越小越好,認為政府的存在是一個必要的惡,人類生存不得不有政府,但一定要把權力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但現實是範圍應有多大呢?

  事實上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政府權力過大或商家財團權力過大都有很壞的後果,但應把界線畫在哪裡呢?這就是個要討論的問題。我以為每個社會的情況不同,標準會有不同,這是一個具體的實踐問題,不是理論家們用哲學理論和原則所能解決的。不過哲學家們卻可以把這問題的複雜性展示出來,讓我們知道,這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簡單,我們要多加深思才可找得比較合適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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