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1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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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129-15

他們的教訓
郭其才

　　柏拉圖認為國家的體制不應是民主制度，因為一大班不曉得政治真理的凡夫俗子共同產生不出管治國家的智慧，柏拉圖並不信任大眾的意見有什麼真理可言，他也不會贊成由群眾選舉出來的人就是擁有治國真理的智者。有一件事或者不可不提，柏拉圖親歷了他尊敬的老師蘇格拉底在古希臘的民主制度下受審以致給判死刑。假如我是柏拉圖，面對蘇格拉底之死，會使我這樣想：一個智慧過人的真正哲者死於一班愚蠢的俗眾意志之下，怎樣說都不能說是件公正的事情。因此雅典的民主議會似近於凡夫的大雜燴，它並不能保證實現「美好」的政體，而且它隨時是扼殺真理的最壞體制。但誰是最適合當眾人的領袖呢？

　　柏拉圖的政治哲學認為這統治者應當由擁有對於「什麼是美好（idea of good）」有確實知識的哲人出任，但民主體制對於這一點是無能的，因為眾人的意見和真確的知識不是同一回事，這點也不難明白，因為大家所認為「對」的事情，僅由於它是大部份人的共同意見並不能保證在理性上就是無可推諉的。柏拉圖最後認為唯有受過嚴格的哲學教育訓練的人，這人才是治理國家的最佳人物，因為透過哲學教育使他擁有了關於至善的知識，他深曉真理而又明辨是非。照這樣看，不只蘇格拉底不會遭到判決，任何錯誤皆可避免發生，社會走向美好。柏拉圖在《理想圖》就精心設計了這樣的教育制度來造就出這位完美的主政人。

　　在柏拉圖的腦海裏，相信他是這樣思考政治問題的－「對於國家而言，誰是最好的統治者？」，這個問題也可以這樣問－「對於某Ｘ而言，什麼是最確當的？」，其實這個問題方式至今也一直被承認佔居了客觀而實在的理性尋問的地位，而它亦實實在在貫串了經驗世界迫使我們不斷去苦思的基本提問方式，在現實生活所交織的不同情境中，它在你所處的特殊環境以變種的方法來誘使與催促要你去回答，比如「對於學業而言，什麼學科對自己是最確當？」、「對今晚的晚飯而言，什麼是最合於我今天的口味？」、「對於愛情婚姻而言，什麼人是最可為伴？」、「對這項工作而言、怎樣完成最令人滿意？」、「對於某人而言，說什麼話為恰當？」、「對兒女而言，做個怎樣的父母是最有益？」、「對一個社會而言，什麼樣的政策最可行？」、甚至「對於一生而言，怎樣的生活才是我所願過？」、．．．．．．但無論如何，我們所能尋找答案的方向不外是訴諸外在事實或客觀規律，或是依於個人價值或者偏好，當然假如有人認為對於他所尋問的難題來說，黃大仙是最能幫忙的話就例外。

　　但針對於柏拉圖的政治哲學提問來說，過世剛有十年的著名英國哲學家波柏爾（Karl Popper）則批評柏拉圖在政治哲學上問了個天真的問題[1]，假如用上述的提問方式表達這問題，就是：「對於治理國家而言，誰應當擁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這亦是主導著東西方傳統政治思想發展的大問題。柏拉圖認為哲學王是最好的人選，近代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就認為無產階級才是最好的統治者，而天子自然認為自己就是最配獲得權力的人，就如希特拉，對這個問題最乾脆的回答是：「朕」。波柏爾發現，這個問題的最大問題是它使我們過於強調了誰配得擁有無限權力，但卻忽視了對權力本身的制衡，真正問題不應該是問「誰應當握有最高權力？」，而是應該問「怎樣使任何人都無法運用無尚權力？」，理由是去擺脫那些從無限制的統治者而來的邪惡、無能及損害等等都比其他問題更至關重要。

　　波柏爾認為怕與被迫去怕是對人們最無情的災禍，但人們不想怕，更不會想被迫去怕，這是可能的，而且我們總是希望能夠捍衛自己這點自由，對於波柏爾來說，民主不是別的，他說：「民主，不是多數人的統治，而是一種讓大家不受獨裁控制的制度。它不允許獨裁累積權力、肆意橫行，而是在尋找一個限制國家權力的方法。從這個觀點來看，即使一個民主政體無法善用權力、善盡職責，並讓這個政體下的民眾覺得它的政策不好、不對，但是民主最起碼能保證各種以非暴力方式推翻政府的可能性能夠合法存在。」，不流血而更換政府這點正是民主優於其他過去政體好理由的其中一個。然而，波柏爾亦要我們也得承認在任何現存民主的國家裏，真正有能力具體制訂和實行政策的不是所有人或大多數人，反之國家大事往往只有極少數人有能力?任。而民主這概念也不能簡單地就說是由人民統治，這概念是既虛假又誤導人的，他認為取而代之的更好概念是全民評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即不管政策最終是誰制訂，但是人民永遠有權對所施行的政策作出他認為好壞的判斷及左右其是否落實執行。

　　由此而言，所當認清的教訓或者就是了解到權力的更替是歷史的常態，沒有一個政權應當是千秋萬世的。而任何主政者都以他所握有的權力致力於掃除對他的挑戰也是常態，但是教訓叫我們不容許有暴力流血這會事情。另方面真正的事實是具統治才能的人並不是全體人民，也許亦不是少數人民，那怕根本只是極少數人民。這樣，民主這觀念在任何方式下都不是著力於去否定以上這幾點，而無寧說是去承認權力更替是既必需又必然的常情，國家的領袖只准許那些真正具有才幹的人才可以當上。但是傳統以來是消極地讓國家權力在常態的角力下發展下去，結果所負的代價就是流血的戰爭。

　　民主制度接受權力鬥爭的歷史常態，而且有意地承認這更替的合法地位，只要是在人民的判斷之下，讓那些少數想管治人民的人民有機會替換那些想繼續當上管治者的人民，這比任何政體都能避免武力流血的出現。對於國家而言，什麼是最恰當的政體，從西方的教訓來說，是應然的制度決定了現實，而不是現實決定了體制的應然。

註：
[1]參看波柏爾著，王凌霄譯《二十世紀的教訓》第三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