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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中國古代天文曆法是儒家之學
───明清儒家對天文學的研究

樂愛國
廈門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明清儒家對天文學有所研究者，主要有王廷相、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
李光地、戴震等。以下分別加以?述。
　　王廷相是明代中葉重要儒家學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為己任，指出：“儒者
之論，合於聖者，即聖人也，則信而守之；戾於聖者，即異學也，則辨而正之，
斯善學道者也。”[1]他還根據孔子所言“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2]中的“慎言其餘”著《慎言》。同時，他明確主
張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問”中說：

　　諸士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
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
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
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為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為
鴽，而鴽複為鼠？何蜣螂化蟬，而蟬不復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
自搖？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
蠲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針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於
六合之外者，不可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之。[3]

　　顯然，王廷相是主張研究各種自然現象、研究科學的。而且他還認為，研究
天地之道是學者“窮理盡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說：

　　古之聖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
下，通極內外，彌滿于無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於性猶有所未盡也
。故天地之道，雖悠遠高深，學者不可不求其實矣。[4]

    王廷相不僅主張研究自然，同時自己也廣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學。在
天文學上，他進行過大量的天文觀測，主張渾蓋合一論，並且通過對渾天說與蓋
天說的優點加以綜合，以解釋各種天文現象；他還專門研究了古代天文學上的“
歲差”概念的發展，撰有《歲差考》。[5]
    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講經世致用，與此相聯繫，他們
也極力推崇科學，主張研究科學，包括研究天文學。
　　顧炎武對當時的王學末流提出批評。他說：“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
，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
’，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6]顧炎武認為，王學末流清談
“明心見性”之類，實際上是棄“修己治人之實學”，其結果是“股肱惰而萬事
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顧炎武所謂的“修己治人之實學”，就是“博學于文”、“行己有恥”。關
於“博學于文”，顧炎武說：

　　君子博學于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
。[7]

顧炎武講的“博學于文”，當然也包括研究科學。顧炎武的《日知錄》三十餘卷
“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證其
謬誤”[8]，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識。《日知錄》第30卷“論天象數術”，有《天
文》、《日食》、《月食》、《歲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條
涉及天文學。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地闡發民主主義
思想的著作”[9]。同時在該書中，黃宗羲還非常重視“學校”，認為學校不僅
在於養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他認為學校除了有“五
經”師，“兵法、曆算、醫、射各有師”。他還說：

　　學歷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於欽天
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稽其生死效否之數，書
之於冊，分為三等：……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10]

    對於取士，黃宗羲提出了8種渠道，有科舉、薦舉、太學、任子、邑佐、辟
召、絕學和上書。其中所謂“絕學”，黃宗羲說：

    絕學者，如曆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於朝
，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11]

　　顯然，黃宗羲非常強調天文學的學習，注重選拔天文學人才。
　　黃宗羲在為學上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重要著作流傳於世，同時
也撰寫了不少科學著作，其中天文學類著作“有《授時曆故》一卷，《大統曆推
法》一卷，《授時曆法假如》一卷，《西曆假如》、《回曆假如》各一卷”[12]
。
　　王夫之一生潛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對經學、史學、文學以及政治等有深
入研究外，他對科學也有較多的關注。尤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學與理學的“
格物窮理”聯繫在一起。他曾說：

　　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
質測為得之。[13]

　　密翁，即方以智（西元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明清之際的思想家、
科學家。在學術思想上，他主儒、釋、道三教合一，[14]並且著有《物理小識》
、《通雅》等科學著作。他認為，學問有“質測”、“宰理”、“通幾”之分，
[15]所謂的“質測”就是要研究“物理”；他還明確指出：“物有其故，實考究
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16]可見，方以智的“質測之學”就是指自然科學。王夫之以方以智的“為
質測之學”解“格物”，實際上就是以研究科學解“格物”。把研究科學與儒家
為學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聯繫起來，足以表明王夫之對科學的重視。
　　王夫之不僅以研究科學解“格物”，他本人對科學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王
夫之晚年著《思問錄》以及《張子正蒙注》，其中《思問錄》外篇和《張子正蒙
注》的《太和》、《參兩》等篇包含了豐富的科學方面的論述，涉及天文學、地
學以及醫學等方面的內容。
在天文學上，王夫之反對蓋天說，贊同渾天說。他認為，蓋天說“可狀其象而不
可狀其動也，此渾天之說所以為勝”。他還說：

　　乃渾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蓋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
八宿之天言天，則亦言天者畫一之理。[17]

王夫之還具體分析了曆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以及張載的“日月五星順
天左旋”，並且說：

　　張子據理而論，伸日以抑月，初無象之可據，唯陽健陰弱之理而已。乃理自
天出，在天者即為理，非可執人之理以強使天從之也。[18]

顯然，王夫之不贊同張載提出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的觀點。與此同時，他也
不贊同張載用陰陽五行說解釋日月五星各自運行速度的不同，並且明確指出：“
五緯之疾遲，水金火木土以為序，不必與五行之序合。”[19]關於日月五星運
行的速度，王夫之說：

　　遠鏡質測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
上。蓋凡行者必有所憑，憑實則速，憑虛則遲。氣漸高則漸益清微，而憑之以
行者亦漸無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則漸緩。[20]

　　此外，王夫之對月食、月中之影、歲差等天文現象以及曆法的有關問題都提
出了自己的觀點。
　　明清之際的陸世儀也非常重視天文學的研究。陸世儀（西元1611～1672年）
，字道威，號剛齋，又號桴亭，太倉（今屬江蘇）人。他贊同朱熹的格物窮理之
說，反對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說：“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
。……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
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
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21]陸世儀認為，科學方面的知識不同于心
性道德方面的知識，其認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應當學習科學知識、研究科學，
而不是靠“致良知”。與此同時，陸世儀還從經世致用的角度強調學習科學的重
要性。他說：“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
、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
命，無補於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22]
　　清初大儒李光地對天文學也有研究。李光地（西元1642～1718年），字晉卿
，號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編《性理精義》、《朱子大全》等著作
。李光地一生致力於理學，“以子朱子為宗，得道學正傳。而又多才多藝，旁及
天文算數之事，尤能貫通古今，洞明根底”[23]。他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仰則觀于天文，窮理之事也，此則儒者所宜盡心也。”[24]在這裏，李光地
把研究科學與儒家的“盡心”、“知性”、“知天”、“窮理”聯繫在一起。
　　李光地對天文曆算有特殊的愛好，與當時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梅文鼎交往甚
密。清康熙二十八年（西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參與修《明史·曆志》。當時
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曆算才華，與他訂交，並就曆算的研究進行了交談。此
後，李光地經常前去求教，學問大進。期間，梅文鼎還根據李光地的建議編纂《
曆學疑問》。該書寫成後，李光地為之作序，並刊刻行世。後來，李光地又將《
曆學疑問》以及梅文鼎推薦給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獎，於是名聲大震。在
與梅文鼎的交往過程中，李光地對天文學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曆法類著作
主要有：《曆象要義》、《曆象合要》、《曆象本要》等，主編《禦定星曆考原
》、《禦定月令輯要》等；還有論文《記太初曆》、《記四分曆》、《記渾儀》
、《演算法》、《曆法》、《西曆》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漢學家。他除參與編修《四庫全書》外，還有著作《原善
》、《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證》等，有清代考
據學大師之譽。同時，他也非常強調研究科學。他說：

　　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
業。……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
‘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
號，則比興之意乖。[25]

顯然，戴震把對科學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訂古典科技文獻必要的知識基礎。
　　戴震不僅強調研究科學，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學，“凡天文、曆算、推步
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
殊，山川、疆域、州鎮、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鍾實、管律之術，
靡不悉心討索。”[26]正是對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寫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
有天文曆法類著作：《原象》、《續天文略》、《迎日推策記》、《九道八行說
》、《周禮太史正歲年解》、《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記夏小正星象》、《
曆問》、《古曆考》等。
　　還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黃宗羲、李光地等，他們在研究天文學
時，較多地通過介紹西方的天文學知識，把中國傳統的天文知識與西方的天文學
結合起來。這對於西方天文學的傳入是有積極意義的。

注釋：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與彭憲長論學書》。
[2] 《論語·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5] 參見高令印、樂愛國：《王廷相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228-261頁。
[6] 《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7] 《日知錄》卷七《博學于文》
[8] 《日知錄》潘耒“序”。
[9] 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版，第1023頁。
[10] 《明夷待訪錄·學校》。
[11] 《明夷待訪錄·取士下》。
[12]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冊。
[13]《船山全書》第12冊《搔首問》，湖南：嶽麓書社1992年版，第637頁。
[14] 參見羅熾：《方以智的“質測通幾”之學》，載陳鼓應等：《明清實學思
潮史》（中卷），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版。
[1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16] 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
[17] 王船山：《思問錄》外篇。
[18] 《思問錄》外篇。
[19] 《思問錄》外篇。
[20] 《思問錄》外篇。
[21] 《思辨錄輯要》卷三《格致類》。
[22] 《思辨錄輯要》卷一《大學類》。
[23] 阮元：《疇人傳》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
[24]梅文鼎：《曆學疑問》“李光地序”。
[25] 《戴震文集》卷九《與是仲明論學書》，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26] 洪榜：《戴先生行狀》，載《戴震文集》附錄。

--原載於拙著《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中華書局2002年12月版）第97～
104頁，略有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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