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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論壇
價值真空與憂患意識　郭其才

　　特區政府成立的五年內，社會問題一波一浪而至，各方面都被沖激得潰散凌
亂，也引起社會上數不清的互相責難和批評。現在又剛踏入另一個以董華建為首
的五年管治，並引入了公務員系統以外人士任問責局長，實行高官問責制，目的
不外是尋新方向，找新思維，開新景像。本期明報月刊以香港回歸五周年紀念為
題，刊登了十多篇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對香港的祝言、坦言和真言，文章多從政治
經濟角度發表議論，當中有一篇是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寫的「智者不惑，仁者不懼
」從人文主義立場出發，斷言現時香港的主要問題是價值真空，閱後頗有同感。

　　「逆境」被認為是現今社會的事實，「自強」彷彿已成了今天社會的價值觀
，「增值」被視為是積極的實踐回應，也是克服逆境的指導原則，於是提升技能
，終身學習成了口號。最近政府還成立了進修基金資助市民「增值」。這些構思
和措施背後所持信念不外是知識為本的經濟價值觀。以經濟價值為主導的信念是
否真能帶領港人走向更美好的社會呢？何秀蘭議員在文中認為處逆境需要完整的
人文價值為信念基礎，方可在大小漩渦裡站穩腳跟。而現在香港的領導層，沒有
足夠能力感召港人，走出價值真空。換言之，香港政府主要官員，甚至其他社會
領袖都缺乏真正的價值依歸作指引。為此，她提出以重建人文價值，以人文價值
作為推動社會向前的動力，她更指出人文價值就是「堅持思辯求真，然後形諸於
行，自發的相互包容、尊重，比起由法例阻嚇規管，更加持續有力。推動思考辯
證、學習辨別是非，是重拾自尊自信的基本點，亦有賴傳媒提供空間容納直言、
敢言、坦言的勇氣。」這樣，理想的結果就是「仁者以眾人的事為先，一定可以
落實得到以人為本、同舟共濟的政策處理問題，保持社會和諧。」由何秀蘭議員
所言可見她所提倡的人文主義既指儒家式的人文主義，也包括重理性思辯的西方
式人文主義。無論如何，筆者大體同意何議員所提倡的人文精神。而特別認為中
國儒家式的人文精神應當可以作為理想社會的精神基礎而加以實踐的。

　　「人文」在中國的古義見於《易．賁》：「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所指的就是成化天下的精神價值
。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先生認為中國人文主義精神最初是由憂患意識而來，他說：
「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
有了人自覺的表現」[1]，這種憂患意識漸漸表現在「『敬』、『敬德』、『明
德』等觀念裏面，尤其是一個敬字，實貫穿於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這是直承
憂患意識的警惕性而來的精神歛抑、集中及對事的謹慎、認真的心理狀態」[2]
。所以憂患意識是兩方面的，其一是對事功的責任感，其二是對個人修德的自覺
。

　　當代新儒家學者在１９５８年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強
調憂患意識才能開啟真正的智慧，文中說：「我們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於憂患
意識，因為只有憂患意識，可以把我們之精神，從一種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來，
以產生一超越而涵養的胸襟，去看問題的表面與裏面，來路與去路。」在近代新
儒家行列中，以唐君毅先生對人文精神最為推崇，他視人文世界為理想的世界，
因為人文世界才能使人活得像個人，他說：「我們理想的世界是人文的世界，人
文潤澤人生，人文充實人生；人文表現人性，人文完成人性。脫離人文的人生，
是空虛的人生，是自然的人生，是只表現動物性的人生。違悖人性的人文，是片
面發展的人文，是桎梏人生之人文。．．．．．．在人文的世界，人不僅是人，
而且必須自覺他是人。」[3]人文精神源於憂患意識，即自覺意識，表現為內在
「敬」的活動，於是一方面對外在事功具責任感，對個人內在修德具有自覺性，
而憂患意識的基礎是「人性」，即人作為人的充要條件。中國古代的聖王承接憂
患意識而集賢德於一身，重視理想的實踐，於是開出人文世界的禮樂文化。牟宗
三認為中國人文精神在政治上的實踐都需建基於德性：「政治的成功取決於主體
對外界人、事、天三方面關係的合理與調和；而要達到合理與調和，必須從自己
內省修德作起，即是先要培養德性的主體，故此必說『正德』然後才可說『利用
』與『厚生』。中國的聖人，必由德性的實踐，以達政治理想的實踐。」[4] 

　　筆者認為，憂患意識所憂患的就是「安身立命」這問題怎樣完成。造成「安
身立命」的障礙有兩方面，一是「價值失範」，二是「思想受困」。而儒家人文
主義正可以為這兩問題給出方向性答案。徐復觀先生認為儒家主張價值內在於人
心，信賴人性，鼓勵人人自覺向上，而不需外在的神或僧侶或政治領袖去規劃他
的精神生活。人人為自己的職務盡責，為社會、國家服務之時，雖然要講究外在
的技術，方法和規矩，可是責任心的來源是自己良心理性的自覺，而不是服從上
級[5]。這樣，個人價值是源自於個人良心的覺醒，而不是外在強加的東西，唯
有如此，個人價值不會因外在條件的變化而變動不居造成失範和虛無。另外方面
，徐復觀先生亦指出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一種社會思想，一股理性的民間力量，在
主要政治系統之外發揮儒家對社會的關懷和批評，推動社會上其他種種經濟、康
樂、福利、公共事業等等活動[6]。儒家人文主義是具有關愛和批判相軌精神的
理性思想，所以相信自由的言論空間對社會具有正面價值，孔子甚至孟子都試圖
從民間的自由言論空間提出對國家社會的意見。尤其是孟子更表現出更強烈的對
話辯論的性格。換言之，儒家人文精神並非主張強制性的統一主義，即使儒家可
能最終只贊成某類型的精神價值，但在未獲得別人同意之前，儒家企圖藉著理性
對話方式，尋求最令人滿意和信服的答案，而且只有社會容讓思想和言論都是在
自由和公開的情況展現才可能實現的。

　　文末僅以《禮運》＜大同篇＞寄語自許歸宗儒家的行政長官。「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
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
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註　釋

[1]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９年，頁２
１。

[2] 同上注，頁２３。

[3]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七年，序言頁１８。

[4]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學生書局，民國七十六年。頁１５。

[5] 徐復觀著，蕭欣義編，《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儒家精神之基本
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八十年代出版社，民國６８年。

[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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