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為何

　　讀《論語》有一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孔子作爲那個年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好像是一個沈默寡言的人，活到了70多歲，說過的話不過了了數語？爲什麽？

一述而不作的客觀原因

衆所周知，孔夫子生活的年代人們主要通過竹簡記載思想，傳播思想。竹簡的特點就是：製作的成本高。你可以設想製作竹簡書的過程，這個過程應該包括：選竹，制簡，烘乾，整形，刻字等一系列的複雜過程。這麽複雜的製作流程沒有雄厚的經濟財力支援是難以完成的。這種文字載體的特殊性可能就是中國文言文得以發展流行的物質基礎。記錄的語言必須要言簡意賅，否則交流和文化的傳播肯定困難。你很難設想：《老子》三千言，如果不是以文言文寫，而是以白話文寫需要多少竹簡？一個學者出行怎麽攜帶竹簡呢？語言文字越簡潔越抽象，越接近哲學的要求和本質，這也就是中國文言文的特徵：簡潔的文字，深刻的思想。

孔夫子出身一個貧民家庭，家裏並不富有，他要把自己的思想全都記錄下來，這是其力所不能及的，而且也不現實。

因此，客觀上孔夫子不得不採取“述而不作”的行爲方式。

二述而不作的主觀原因

現代人的社會生活中，也常常出現：說者無心而聽者有意的情況，或許每一個人都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但說過的話你可以全都不予承認，但是寫過的字卻不能改變，按照法律字眼就是：鐵證如山。因此，“述而不作”也是自我保護的最佳選擇。

那麽，作爲平民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孔夫子他說的很多話可能被官方所禁止，甚至是所厭惡，比如說王位要輪流作，不能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獨佔，要是被當權的王者聽到必有煽動造反之意，他可能要面臨殺頭的危險，因此“述而不作”應規避不必要的風險而選擇的最佳自我保護方式。

三述而不作的環境原因

或許在當代，大家對中世紀歐洲的人文環境之瞭解遠遠超過對春秋戰國時期的瞭解。歐洲的布魯諾爲了宣傳科學，被宗教裁判所送上了火場，可謂慘烈？！而布魯諾宣傳科學本身可能並沒有攻擊上帝的意思，只是由於科學精神本身就對上帝的存在産生了影響和威脅。布魯諾的死對科學的進步當然會有幫助，但是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嗎？！不會。對於科學而言，布魯諾是微不足道的，但對於布魯諾的家庭而言，他卻是舉足輕重的。

那麽，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文環境同中世紀的歐洲相比或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要知道車裂之刑的殘酷性和火刑相比，決不在其下，那麽孔夫子的理論、追求和社會理想會不會威脅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呢？！絕對會威脅到他們地既得利益。孟子的“正對”國王問答，不是令“王勃然變乎色[1]”嗎？！以致孟子連連解釋不敢不“正對”王的問話嗎？而孟子的不正對，也令王：“顧左右而言他”[2]！孔子說過多少話！？這些話中有多少會令當權者“勃然變乎色”，如果孔子的話全被記錄下，孔夫子可能會被車裂幾百次？！

因此，面對如此惡劣的人文環境，孔夫子的“述而不作”未嘗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四《論語》是精品中的精品

上過學，讀過書，聽過課的人都有這樣的經歷：老師講過千言萬語，能記住的話沒有幾句，甚至是一句都沒有記住；讀過書的人，即使真是讀書破萬卷，如果不刻意記憶也不會記住幾句話；老師一堂課，短短四十五分鐘，哪個學生能記住老師三分鐘前說的話？

孔夫子一生周遊列國，學生三千遍佈天下，說過多少話，講過多少學，進行過多少次面紅耳赤的爭論？！無從記起，也無記錄。孔夫子去世後，他的學生們聚攏在一起，爲了紀念老師，你一言我一語的回憶著孔夫子的教誨。多少話，多少真知灼見因時間的久遠而模糊不清，但學生們所記住的孔夫子的三言兩語，都是在它們記憶中最深刻的話語，對他們的思想産生了深刻震動的話語，比如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也”。也許學生依稀記得孔夫子是在什麽情況下說出此言，也許此言的本意並非孔夫子的本意，也許此言記錄的本意很多，但是後人卻再也無法聆聽聖人的論述，只知道聖人說過這樣的言詞，而聖人說這樣言詞的本意已經變成了見仁見智的你我之見！？

如果把孔夫子的理論比爲一座山，那麽遠遠的人們所能見到的只能是這座山的山峰，縹緲在霧氣中，失落在雲濤裏。而《論語》就是記錄這些山峰的圖畫。

註釋

[1] 《孟子.萬章章句下》：“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異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2]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