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論康德之定然律令底三程式及其例證 劉桂標 (三)第一程式及其例證之分析 (4)四個實例之分析 以上講康德如何從義務原則之分類來說明定然律令之外延意義， 現在，我們開始講康德如何從個別的義務原則說明定然律令之外延意 義。康德講義務原則之分類，除了在解釋完全義務原則與不完全義務 原則時用語不夠完整外，他的講法大體可以了解。可是，當他講到個 別的義務原則時，卻不自覺地出現了很嚴重的理論困難。 未講出這個理論困難之前，我們先補充一點：康德所舉的四個實 例，如上文所說，全部用反面的方式來加以陳述，而其實義是：禁止 自殺、禁止作假諾言、禁止不發展個人材能及禁止不幫助別人。他對 此沒有任何解釋，但依筆者推斷，他這樣做很可能是由於要分清完全 義務與不完全義務的不同，因為如果上面我所作的分析不差，那麼， 它們便是基於對於思辯理性是否有效（具思辯的普遍性）而區分出來 的，而要看出這點，顯然是需要視乎可不可以有反例，即允許作出違 反義務原則之行動原則，所以，以反面方式陳述個別的義務原則便方 便了我們對此出判斷。 現在，我們正式講述康德在討論四實例時之理論困難。筆者上面 說康德討論四實例時不自覺地出現理論困難，是指其在完全與不完全 義務原則方面，而並非指其在對己與對人之義務原則方面。後一對區 分如以四實例來配合，意義是很易理解的。正如上文所說，對己義務 原則指一些行動施及自己的原則，很顯然，自殺及不發展個人材能二 原則能符合此義，因為自殺及不發展個人材能之行動以自己為施行的 對象。從日常語言的角度來說，我們可說自殺是「我殺害我自己」、 不發展個人材能是「我疏懶我自己」，顯然，「我自己」是賓語，表 示行動施及之對象。 相反，對人之義務原則指行動施於他人的原則，而作假諾言及不 幫助別人二原則亦能符合此義，因為作假諾言及不幫助別人之行動俱 以他人為施行象。從日常語言來說，前者可說為「我對他人作假諾言 」，後者可說為「我不幫助他人」，顯然「他人」就是賓語，表示行 動所施行之對象。 從完全與不完全義務原則分類的角度來看，四個實例卻出現了嚴 重的理論困難。康德在分別討論四個實例時，不自覺地作出了一個很 不合理的肯斷：某類行動，不管其具體情況如何，就其本身已能看出 其是否破壞了行動原則之普遍性，無論是思辯的（自然的）普遍性， 或者是實踐的（自由的）普遍性。舉例來說，康德在討論第一、二個 實例時，以為以自殺及作假諾言這類行動為原則都不能意願，而且， 前者亦不能思議，因為「一個自然系統，如若『因一種情感，即其特 殊性乃是強欲改進生命這種情感，而去毀壞生命』，這竟是其中之一 法則，則此自然系統必是自相矛盾的，因而它也就不能當作一自然系 統而存在」[24]；後者亦不能思議，「因為設想『每個人當他認為他 自己有困難時，他便可隨其所欲亂作諾言，而又無意遵守其諾言』， 這是一普遍的法則，那麼，諾言本身必成為不可能的，而一個人在此 諾言中所可想有的目的，亦同樣是不可能的，因為再沒有人肯考慮那 對他所許諾的任何事，但只嘲笑一切這樣的陳述為空洞無效的虛偽而 已」。[25] 其實，一類行動是否不合理，是否不能依思辯理性或實踐理性而 有普遍性，是不能離開具體情況而得以決定的，因為，同一行動，在 不同的具體情況下有時不合理，有時卻合理。以下，我們可以舉康德 之第一實例（屬對己之完全義務原則）及第二實例（對人之完全義務 原則）加以說明。〔案：康德之第三第四實例留待講第二程式之實例 時再講。但筆者這個講述次序，是隨意的，並無特別原因。〕 自殺這一類行動，從思辯理性的角度來看，是否能增加個人的幸 福是要視乎具體情況的，譬如說，一個人平時生活得愉快，一時失意 ，導致情緒低落而自殺，我們一般相信，如果他沒有做傻事，他將來 的快樂很可能大大地超越其痛苦。相反，一個身患絕症而垂死的人， 他的自殺卻能避免了極大的痛苦。 從實踐理性的角度來看，一個人自殺是否不合理要視乎其處身的 具體情況才能決定。譬如說，一個人只為了同心上人感情破裂而自殺 ，他的行為沒有多大的價值；相反，如果他是為了國家民族而自我犧 牲性命，他的死卻是一種義務。 同樣，作假諾言是否不合理，也須視乎具體情況而決定。從思辯 理性的角度來看，它有時不可以促進幸福，但有時卻可以。譬如說， 如果某人對他人作假諾言的技巧很差，易於被人發覺，以致沒有人相 信他，他便不能從中得到利利益；相反，如果他作假諾言的技巧高超 ，別人難察其虛偽，那麼，他便能從中獲得利益。 另一方面，從實踐理性的角度來看，此類行動有時不合理，譬如 說，一個人明知不是真心喜愛其女友，卻隨意答允將來娶她；然而， 有時卻合理，譬如醫生對一患絕症的病人作假諾言說可以醫好他，這 可能會刺激他的求生意志而真的使他的病痊愈。 所以，對於康德的四個實例我們可以作出以下的結論：它們在原 則上能符合對己義務與對人義務原則之區分，然而，以它們來說明完 全與不完全義務原則之區分，卻包含了一理論困難。其實，康德從理 論上區分這兩類義務原則沒有問題，意義也可理解，可是，他不自覺 地肯斷某一類行動必然違反某一類義務原則的說法卻有問題，因為忽 略了行動的具體情況。所以，正確的說法，是任何一類行動都可能違 反完全義務或不完全義務原則，這要視乎具體的情況而定。因此，如 果要舉例的話，我們最好就同一義務原則舉不同類型的行動，並強調 這些行動在某些具體的情況下才合理，才具有思辯的或實踐的普遍性 ，不能一概而論。(待續) < 註 釋 > 24. 見於<<原則>>p.56。 25. 見於<<原則>>p.57。  Copyright (c)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