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的為學[1]

恆毓（博士）[2]

《世界弘明哲學季刊》編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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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中國佛教一貫注重四弘誓願，強調學無止境，主張精進不已。印光大師作為佛門的一代宗師，法門無量誓願學的「學」字在他的身上體現得相當充分。

　　具體說來，印光大師的為學，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認識：其一，為學的內容；其二，為學的精神。

　　印光大師為學的內容，如果用「博大精深」這一成語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首先，我們來瞭解一下印光大師為學的博大處。

　　眾所周知，淨土宗是一句「阿彌陀佛」打天下，用不著講究什麼高深的學問，做到了也就行了。然而，印光大師的上百萬字的作品告訴我們，他很有學問，而且，決不是一般的學問。就內容而言，他的作品對教育、社會、家庭、史地、醫學、儒家和佛教各宗派等等都有相當廣泛的涉及。其中，涉及教育的，有《〈十三經讀本〉序》、《復寶靜法師書》、《復塵空法師書》、《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等；涉及社會問題的，有《〈慾海回狂〉普勸受持流通序》、《〈壽康寶鑒〉序》、《不可錄敦倫理序》、《〈安士全書〉題辭》、《福州佛學圖書館緣起》等等；涉及家庭問題的，有《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復塵空法師書》、《復寶靜法師書》、《福州佛學圖書館緣起》等等；涉及史地問題的，有《普陀山志》、《清涼山志》、《峨眉山志》、《九華山志》等等；涉及醫學的，有《學醫發隱──民二十七年為弟子朱清泰說》、《相醫要義》、《復秉初和尚書》、《致諦閒法師問疾書》、《壽康寶鑒》等等；涉及儒家的，有《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竭誠方獲實益論》、《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因講經者每喜談宗而發》、《佛教以孝為本論》、《「人」字發隱──民二十七年為一弟子說》、《復念佛居士書》、《與丁福保居士書》、《〈釋教三字經〉序》、《〈淨土釋疑〉序》、《〈佛遺教經解〉刊布流通序》、《重刻〈明宋文憲公護法錄〉序》、《張慧炳往生西方決疑論》、《〈儒釋一貫〉序》、《〈四書藕益解〉重刻序》、《〈十三經讀本〉序》、《吉林哈爾濱創建極樂寺疏》、《福州佛學圖書館緣起》以及一些對聯等等。至於佛教的，印光大師的所有作品其實都是在闡述他的淨土思想，只是用的形式不同罷了。可見，就其內容的涵蓋面而言，不可謂不廣。

　　與此同時，由於印光大師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書信或有關書刊的序跋等形式而產生的，且以傳教的方式通過各種大眾傳媒進行傳播，僅印光大師經手印贈的書刊就有數百萬部之多，因此，就其內容的影響面來說，也不可謂不寬。

　　對於任何一種學問，我們一般的感覺是：涉獵的問題越多，其深度也就越是有限。那麼，印光大師對如此眾多領域都有述及，其探討問題的深度如何呢？換句話說，印光大師對問題的闡述是不是也是浮光掠影式的呢？

　　當我們認真地拜讀了印光大師的《文鈔》之後，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來懷疑印光大師看問題的深度了。為什麼呢？因為印光大師所涉及的問題雖然很多，但它們都被印光大師巧妙地組成了一個體系，一個有著明確主題、方向與解決辦法的有機的體系。也就是說，印光大師所闡述的所有問題，歸根結底，其實都只是一個問題，即做人與成佛。在印光大師看來，教育的、社會的、家庭的、史地的、醫學的、儒家的、佛教宗派的等等一切的問題其實都是人的問題，是如何做人、如何修養自己所產生的問題。在《與丁福保居士書》[3]中，印光大師說：

　　至於學佛一事，原須克盡人道方可趣向，若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一不實踐，雖終日奉佛，佛豈祐之哉！良以佛教該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故於父言慈、於子言孝，各令盡其人道之分，然後修出世之法。譬如，欲修萬丈高樓，必先堅築地基、開通水道，則萬丈高樓方可增修，且可永久不壞，若或地基不堅，必至未成而壞。語云：選忠臣於孝子之門。學佛者亦復如是。昔白居易問鳥窠禪師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欲學佛法，先須克己慎獨，事事皆從心地中真實做出，若此人者，乃可謂「真佛弟子」。若其心好惡，欲借佛法以免罪業者，何異先服毒藥、後服良藥？欲其身輕體健、年延壽永者，其可得乎？

這裡，印光大師為什麼會有「須克盡人道方可趣向」學佛的看法呢？原來，印光大師認為，人之所以能夠與天地並稱「三才」，是因為人有四種德能[4]，所謂：仁慈惻隱，自利利他，故名為「人」；忍勞忍苦，擔當柱地撐天之事，故名為「人」；力任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俾無所欠缺，故名為「人」；盡儒教倫常之道以敦倫，盡佛教心性之道以證心，故名為「人」。天地只有得到了人的「參贊、繼開之德能」，天地之德能才有可能「圓滿充足，豎窮三際，橫遍十方」；而如果沒有這些德能，「則天地之德能猶有所憾」。所以，要學佛，必須先把人給做好，如果連人都做不好，家庭問題、社會問題等等必然隨之而來，從而最終成為歷史問題。

　　必須看到，儒家也好，佛教也罷，其根本處都是在於解決人的現實問題，不同的只是重點與方法問題，即印光大師所謂的「其發揮雖有權實淺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體、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無二致也」[5]。因此，印光大師認為，教育問題能否解決是一切問題能否得以解決的關鍵所在。

　　要解決教育問題，我們絕大多數人都往往將注意力轉向學校，以為一定得有多好的辦學條件才行。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印光大師並不否認，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光大師將教育的重點由學校轉移到了家庭。他認為，只有做好了家庭教育，尤其是母教，使人人都有一個良好的人之初的環境，教育問題、家庭問題、社會問題、成聖成佛問題等等才有可能徹底解決。

在《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一文中，印光大師這樣慨歎道：「世亂極矣！人各望治，不知其本，望亦徒勞。其本所在，急宜知之。家庭母教乃是賢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不於此講求，治何可得乎！」[6]只有把母教做好了，作為根本問題的教育問題才能得以解決。

既然如此，那麼，母教怎麼做呢？

　　印光大師認為，要做好母教：首先，要做好胎教；其次，要做好幼教；再次，要做好聖賢教育。印光大師說：

　　母教，第一是胎教，胎教乃教於稟質之初。凡女人受孕之後，務必居心、動念、行事唯誠唯謹，一舉一動不失於正，尤宜永斷腥葷，日常念佛。令胎兒稟受母之正氣，則其生時必安樂無苦，所生兒女必相貌端嚴、性情慈善、天姿聰明。及至初開知識，即為彼說做人之道理，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及三世因果之罪福、六道輪迴之轉變，俾彼心中常常有所恐怖、有所冀慕，再令念佛、念觀世音，以期增福增壽、免災免難。不許說謊話、說是非、打人罵人，不許遭踐字紙、遭踐五穀、遭踐一切東西，不許亂吃食物，不許與同裡群兒聚戲。稍長，即令熟讀《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關帝覺世經》，俾知有所師法、有所禁戒。一一為其略說大意，以為後來讀書受益之前導。幼時如是，愈讀書愈賢善，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光宗耀祖也──否則，任性憍慣，養成敗類，縱有天姿，亦不知讀書為學聖賢，則讀的書愈多愈壞。[7]

通過印光大師的這些論述，我們可以深深感受到印光大師對於教育實質的深刻洞悉和把握。而這，又恰恰是他能夠成為佛教宗師所不可缺少的一種素質。

　　然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印光大師的學問和涵養不是生來就有的，也不是念佛念來的，而是他一點一滴積累和思考的結果。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8]由於自幼就深受韓愈、二程、朱熹等闢佛的毒害，印光大師通過認真思考，發現了他們的不是，爾後，便毅然決然地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出家之後，他先後參訪過不少地方，也常住過不少地方，諸如北京紅螺山資福寺、北京龍泉寺、北京圓廣寺、普陀山法雨寺、上海太平寺、蘇州報國寺、蘇州靈巖山寺等等。其中，對印光大師最有決定意義的，當是他在資福寺和法雨寺的那段時期。

　　印光大師是在清光緒十二年十月進紅螺山資福寺的，雖然最初只是念佛而已，但由於「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9]。第二年，在朝禮五台山歸來之後，一連三年，除了日常念佛而外，便是用心研讀大乘經典。通過刻苦的鑽研，他基本上達到了「深入經藏，妙契佛心，逕路修行，理事無礙」的境地。[10]

　　至於當時的印光大師能夠無礙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透過印光大師的文章略知一、二。在《淨土決疑論》中，印光大師曾如此寫道：

　　一日，有一上座，久參禪宗，兼通教理，眼空四海，誓證一乘，效善財以遍參知識，至螺山以叩關余捨。時，余適以《彌陀要解》「文深理奧，不便童蒙」，欲搜輯台教，逐條著鈔，俾初學之士易於進步。非敢效古德之宏闡道妙，聊以作後進之入勝因緣。喜彼之來，即贈《要解》一本，且告以著鈔之意。[11]

雖然此事未必是實，但從中可以知道，當時的印光大師很可能已經達到了「逐條著鈔」的水平，而且，還是用天台宗的方法。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為天台宗的方法是不好把握的，對文字功底的要求也相當高。顯然，這裡透露的是印光大師的自信。

　　這還不算，由於那個上座當時說了一大通外行的話，諸如「不億藕益大師以千古希有之學識不即直指人心、宏揚止觀，反著斯解，以為愚夫愚婦之護身符，俾舉世緇素『守一法以棄萬行，取蹄涔以捨巨海，同入迷途，永背覺路，斷滅佛種』，罪過彌天矣。欲報佛恩者，當即毀滅令盡，又何堪著鈔以助其流通耶」[12]等等，印光大師便用自己所掌握的教理狠狠地教訓了他一通。印光大師心平氣和地對他說：

　　汝以藕益此解為罪過藪者，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是逐塊之癡犬，非擇乳之鵝王也。須知：其過實不在於藕益此解，在於釋迦、彌陀及十方諸佛與淨土三經及《華嚴》、《法華》諸大乘經、文殊、普賢、馬鳴、龍樹、智者、善導、清涼、永明等諸大菩薩、祖師也。汝若能為大法王正治其罪，庶汝之所言舉世奉行矣──否則即是：山野愚民，妄稱皇帝，自製法律，背叛王章，不旋踵而滅門誅族矣。汝作是說，謗佛、謗法、謗僧，當即生陷阿鼻地獄，永劫受苦，了無出期。恃宿世之微福，造窮劫之苦報，三世諸佛名為「可憐憫者」，即汝是也。[13]

印光大師的這一反駁是那麼肯定，那麼不折不扣！

　　當然，如果根據印光大師《復馬契西居士書（九）》的說法[14]，為《彌陀要解》著鈔當是清代道光末年紅螺山慕蓮法師的作為，同印光大師無關，而《淨土決疑論》則是借慕蓮法師的口氣而作的，言外之意，《淨土決疑論》所寫的上座「至螺山以叩關余捨」之事也當是慕蓮法師的經歷而不是印光大師自己的。信中這樣說：「《便蒙鈔》乃道光末年紅螺山慕蓮法師所著，《淨土決疑論》特借彼口氣而作發起。」不過，該信接著又補充說：「民國三年，狄楚青致書令作論，以湊《佛學叢報》材料。光先概不用『印光』之名，故借彼名，於題下標云『紅螺山慕蓮法師遺稿，雲水僧釋常慚鈔寄』。及與孟由寄，則標云『借紅螺慕蓮法師口氣』。及蔚如排印，兩種標語全刪去，故致汝疑光曾著有此書也。」無疑，此信所透露的信息是：雖然印光大師沒有著過《便蒙鈔》，《淨土決疑論》則完全是印光大師的作品，因為他不願出名，才以慕蓮法師的名義發表該文。我們知道，道光末年，印光大師還沒有出生，他住紅螺山是差不多四十年之後的事，自然，他有可能推崇慕蓮法師而效仿之，但是這並不說明論中的事情是慕蓮法師的。這是因為：印光大師只是說借其口氣[15]而不是借其經歷；而且，論中所流露的思想和所用的口氣事實上倒是同印光大師《文鈔》的多數文章完全吻合。因此，即使「逐條著鈔」之事完全是假托或假設，也必有其生活的原型為感發之因。這個原型既然是以紅螺山為地點，印光大師又確實被認為是在那裡的三年修學使之妙契佛心、理事無礙，則印光大師必有類似之經歷，要不，其論是不可能有如此系統而深入之思想的。

　　後來，在普陀山法雨寺的三十年期間，印光大師曾經「於珠寶殿側閉關兩期六載，而學行倍進」[16]。經過此間的不懈努力，印光大師的學問終於做成了。在他五十二歲的時候，高鶴年居士在《上海佛學叢報》上發表了他的幾篇文章，從而開創了他以文傳道的新時期。

　　在我們今天看來，印光大師的上千件作品，諸如書信、題辭、對聯、偈頌、像贊、序跋、論文等等，無一不在展示他那淵博的學識、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見解。印光大師，不論是著書立說還是書信往還，或者是題辭答對，都無一例外地於字裡行間透露出絲絲清涼與聖潔的氣息，總能令人閱之而肅然起敬。而這，也許是我們今天所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