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文選

三民主義(一九二四年一月至八月)
民族主義第二講(二月三日)
民族主義第三講(二月十日)
民族主義第四講(二月十七日)
民族主義第五講(二月二十四日)
民族主義第六講(三月二日)
民權主義第一講(三月九日)
民權主義第二講(三月十六日)
民權主義第三講
民權主義第四講(四月十三日)
民權主義第五講(四月二十日)
民權主義第六講(四月二十六日)
民生主義第一講(十三年八月三日)
民生主義第二講(八月十日)
民生主義第三講(十三年八月十七日)
民生主義第四講(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上李鴻章書(一八九四年六月)
興中會章程(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倫敦被難記(一八九七年初)
敬告同鄉書(一九○三年十二月)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一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太平天國戰史》序(一九○四年)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
《民報》發刊詞(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
軍政府宣言(一九○六年秋冬間)
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
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的演說(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
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
在武昌十三團體聯合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
在上海同盟會機關的演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中華革命軍大元帥檄(一九一四年秋)
致黃興書(一九一五年三月)
討袁宣言(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
建國方略(上)(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建國方略(中)(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建國方略(下)(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護法宣言(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改造中國之第一步(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
救國之急務(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關於五四運動(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的演說(一九二○年五月十六日)
五權憲法(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促徐世昌引退電(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
復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書(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在廣東旅桂同鄉會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
徐世昌退職後對外宣言(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
就陳炯明叛變事件致海外同志書(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和平統一宣言(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
致犬養毅書(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党義戰勝與黨員奮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
宣傳造成群力(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在廣州商團和員警聯歡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
中國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歡宴國民黨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對於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復蘇聯代表加拉罕賀電(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致蘇聯代表加拉罕哀悼列寧逝世電(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三民主義(上)(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月)
三民主義(中)(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月)
三民主義(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月)
對駐廣州湘軍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慶紀念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四月四日)
在廣州市工人代表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告誡同志(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演說(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
在廣州農民聯歡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的演說(一九二四
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致英國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電(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歡迎蘇聯軍艦祝詞(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
致蔣介石函五件(一九二四年十月)
時局宣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在上海新聞記者招待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與長崎新聞記者的談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神戶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及閘司新聞記者的談話(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入京宣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複段祺瑞闡述善後會議主張電(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遺囑(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致蘇聯遺書(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

  自序

  自《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後,予乃從事於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為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冊,於思想之線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炮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毀去,殊可痛恨!

  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於每星期演講一次,由黃昌谷君筆記之,由鄒魯君讀校之。今民族主義適已講完,特先印單行本,以餉同志。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為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尚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為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無可限量也。

  民國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孫文序於廣州大本營

  民族主義第一講(一月二十七日)

  諸君:

  今天來同大家講三民主義。什麼是三民主義呢?用最簡單的定義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什麼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為三民主義系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即是救國主義,試問我們今日中國是不是應該要救呢?如果是認定應該要救,那麼便信仰三民主義。信仰三民主義便能發生出極大勢力,這種極大勢力便可以救中國。

  今天先講民族主義。這次國民黨改組所有救國方法,是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通的宣傳,最要的是演明主義。中國近十餘年來,有思想的人對於三民主義都聽慣了,但是要透徹瞭解他,許多人還做不到。所以今天先把民族主義來同大家詳細的講一講。

  什麼是民族主義呢?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講,我可以用一名簡單話,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久,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像廣東兩姓械鬥,兩族的人無論犧牲多少生命財產,總是不肯罷休,這都是因為宗族觀念太深的緣故。因為這種主義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犧牲。至於說到對於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

  我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便不適當。外國人說民族和國家便有分別。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哪遜」「哪遜」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家族,一是國家。這一個字雖然有兩個意思,但是他的解釋非常清楚,不容混亂。在中國文中,一個字有兩個解釋的很多。即如「社會」兩個字,就有兩個用法:一個是指一般人群而言,一個是指一種有組織之團體而言。本來民族與國家相互的關係很多。不容易分開,但是當中實在有一定界限,我們必須分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民族。我說民族就是國族,何以在中國是適當,在外國便不適當呢?因為為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外國有一個民族造成幾個國家,他們國內的民族是用白人為本位,結合棕人、黑人等民族,才成「大不列顛帝國」。所以在英國說民族就是國族,這一句話便不適當。再像香港,是英國的領土,其中的民族有幾十萬人是中國的漢人參加在內,如果說香港的英國國族就是民族,便不適當。又像印度,現在也是英國的領土,說到英國國族起來,當中便有三萬萬五千萬印度人。如果說印度的英國國族就民族,也是不適當。大家都知道英國的基本民族是盎格魯撒遜人。所以在外國便不能說民族就是國族。但是族和國家是人一定界限的,我們要把他分別清楚有什麼方法呢?最適當的方法,是民族和國家根本上是用什麼力造成的。用中國的政治歷史來證明,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一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團體,便是國家。像造成香港的原因,並不是幾十萬香港人歡迎英國人而成的,是英國人用武力割據得來的。因為從前中國和英國打仗,中國打敗了,把香港的人民和土地割歸到英國,久而久之,才造面現在的香港。又像英國造成今日的印度,經過的情形也是同香港一樣。英國現在的領土擴張到全世界,所英國人有一句話說「英國無日落」。換一句話說,就是每日晝夜,日光所照之地,都有英國領土。譬如我們在東半球的人,由日出算起,最先照到紐絲蘭、澳洲、香港、星加坡,西斜照到錫蘭、印度,再西到阿顛、馬兒打,更西便照到國。再輪到西半球,便有加拿大,而循環到香港、星加坡。故每日二十四點鐘,日光所射之時,必有英國領土。像英國這樣大的領土,沒有一處不是用霸道造成的。自古及今,造成國家沒有不是用霸道的。至於造成民族便不相同,完全是由於自然,毫不能加以勉強。像香港的幾十萬中國人,團結成一個民族,是自然而然的。無論英國用什麼霸道,都是不能改變的。所以一個團體,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由於霸道人為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這便是國家和民族的分別。

  再講民族的起源。世界人類本是一種動物,但和普通的飛禽走獸不同。人為萬物之靈。人類的分別,第一級是人種,有白色、黑色、紅色、黃色、棕色五種之分。更由種細分,便有許多族。像亞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來族、日本族、滿族、漢族。造成這種種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便很複雜。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由於根源黃色血統而成的。祖先是什麼血統,便永遠遺傳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是很大的。次大的力是「生活」。謀生的方法不同,所結成的民族也不同。像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遊牧為生活,什麼地方有水草,便遊牧到甚麼地方,移居到什麼地方。由這種遷居的習慣,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蒙古能夠忽然強*。就本於此,當蒙古最強朝的時侯,元朝的兵力,西邊征服中央亞細亞、阿刺伯及歐洲之部分,東邊統一中國,幾幾乎征報日本,統一歐亞。其他民族最強盛的象漢族,當漢唐武力最大的時候,西邊才到裡海。像羅馬民族武力最大的時候,東邊才到黑海。從沒有那一個民族的武力,能夠及乎歐亞兩洲,像元朝的蒙古民族那樣強盛。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夠那樣強盛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人民的生活是遊牧,平日的習慣便有行路為怕遠的長處。第三大的力是「語言」。如果外來民族得了我們的語言,便容易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逐同化成一個民族。再反過來,若是我們知道外國語言,也容易被外國人同化。如果人民的血統相同,語言也同,那麼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語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第四個力是「宗教」。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剌伯和猶太兩國已經亡了許久,但是阿剌伯人和猶術人至今還是存在。他們國家雖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就是因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猶術人散在各國的極多,世界上極有名的學問家象馬克思,像愛因斯坦,都是猶太人。再像現在英國各國的資本勢力,也是被猶太人操縱。猶太民族的天質是很聰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雖流離遷徒於各國,猶能維持其民族於長久。阿剌伯人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也是因為他們有謨罕墨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極深的民族象印度,國家雖然亡到英國,種族還是永遠不能消滅。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如果人類中有一種特別相同的風俗習慣,久而久之,也可行結合成一個民族。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所以用這五種力和武力比較,便可以分別民族和國家。

  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望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要提倡民族主義,必要先把這種主義完全瞭解,然後才能發揮光大,去救國家。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拮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我們這種民族,處現在世界上是什麼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外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恨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我們要提倡民族主義來挽救中國危亡,便先要知道我們民族的危險是在什麼地方。要知道這種危險的情形,最好是拿中國人和列強的人國比較,那便更易清楚。歐戰以前,世界上號稱列強的有七八國,最大的人英國,最強的國有德國、奧國、俄國,最富的有美國、新起的日本和意大利。歐戰以後,倒了三國,現在所剩的頭等強國,只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英國、法國、俄國、美國都是以民族立國。英國發達,所用民族的本位是盎格魯撒遜人,所用地方的本位是英格蘭和威樂斯,人數只有三千八百萬,可以叫做純粹英國的民族。這種民族在現在世界上是最強盛的國家。推到百年以前,人數只有一千二百萬,現在才有三千八百萬,在此百年之內便加多三倍。

  我們東方有個島國,可以說是東方的英國,這個國家就是日本。日本國也是一個民族造成的,他們的民族叫做在和民族。自開國到現在,沒有受過外力的吞併,雖然以元朝蒙古的強盛,還沒有征服過他。他們現在的人口,除了高麗、台灣以外,是五千六百萬。百年以前人口的確數,很難稽考,但以近來人口增加率之比例計算,當系增加三倍。故百年以前的日本人口,約計在二千萬上下。這種大和民族的精神,至今還沒有喪失。所以乘歐化東漸,在歐風美雨中,利用科學新法發展,維新五十年,便成現在亞洲最強盛的國家,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歐美人不敢輕視。我們中國的人口比那一國都要多,至今被人輕視的原故,就是一則有民族主義,一則無民族主久。日本未維新之前,國勢也是很衰微,所有的領土不過四川一省大,所有的人口不及四川一省多,也受過外國壓制的恥辱。因為他們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所以便能發奮為雄,當中經過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微的國家變成強盛的國家。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

  用亞洲人和歐洲人比,從前以為世界上有聰明才智的只有白人,無論什麼事都被白人壟斷。我們亞洲人因為一時無法可以得到他們的長處,怎樣把國家變成富強?所以對於國家富強的心思,不但中國人失望,就是亞洲各民族的人失望。到了近來忽然興起一個日本,變成世界上頭等富強的國家。因為日本能夠富強,故亞洲各國便生出無窮的希望,覺得日本從前的國勢也是和再起的安南、緬甸一樣,現在的安南、緬甸便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人能學歐洲,所以維新之後便趕上歐洲。當歐戰停止之後,列強在華賽爾討論世界和平,日本的國際地位列在五大強國之一。提起關於亞洲的事情,列強都是聽日本主持,惟日本馬首是瞻。由此便可知,白人所能做的事,日本人也可以做。世界上的人種雖然有顏色不同,但是講到聰明才智,便不能說什麼分別。亞洲今日因為有了強盛的日本,故世界上的白種人不但不敢輕視日本人,並且不敢輕視亞洲人。所以日本強盛之後,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頭等民族的尊榮,就是其他亞洲人也可抬高國際的地位。從前以為歐洲人能夠做的事,我們不能夠做。現在日本人能夠學歐洲,便知我們能夠學日本。我們可以學到象日本,也可知將來可以學到象歐洲。

  俄國在歐戰的時候,發生革命,打破帝制,現在成一個新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從前在不相同,他們的民族叫做斯拉夫,百年以前的人口是四千萬,現在有一萬〈萬〉六千萬,比從前加多四倍,國力也比從前加大四倍。近百年以來,俄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不但是亞洲的日本、中國怕他侵入,就是歐洲的英國、德國也怕他侵入。他們在帝國時代,專持侵略政策,想擴張領土。現在俄國的疆土占歐洲也到一半,領土跨占歐亞兩洲;他們這樣大的領土,都是從侵略歐亞兩洲而來。當日俄之戰時,各國人都怕中國被俄國侵佔後,又再去侵略世界各國,各國都被俄國侵佔。俄國人本有併吞世界志氣,所以世界各國便想法來抵制,英日聯盟就是為抵制這項政策。日俄戰後,日本把俄國趕出高麗、南滿以外,逐推翻俄國侵略世界的政策,保持東亞的領土,世界上便生出一個大變化。自歐戰以後,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世界上又生出一個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成功不過六年。他們在社六年之中,改組內部,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新政策,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現在各國怕俄國的心理,比從前還要厲害。因為那種和平新政策,不但是打破俄國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不但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因為現在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俄國的新政策要打破帝種把持,故世界上的資本家便大恐慌,所以世界上從此便生出一個很大的變動。因為這個大變動,此後上的潮流也隨之改變。

  就歐洲戰爭的歷史說,從前發生國際戰爭,最後的歐戰是德、奧、土、布諸同盟國和英、法、俄、日、意、美諸協商國兩方戰爭,經過四年的大戰,始筋疲力盡,雙方停止。經過這次大戰之後,世界上先知先覺的人,逆料將來歐洲沒有燒點可以引起別種國際戰爭,所不能免的或者是一場人種的戰爭,像黃和白人戰爭之例。但自俄國新變動大發生之後,就我個人觀察已往的大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同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著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俄國革命以後,斯拉夫民族生出了什麼思想呢?他們主張抑強扶弱,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這種思想宣傳到歐洲,各種弱小民族都很歡迎,現在最歡迎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在歐洲之提,最貧最弱,不能振作,歐洲人都叫他做「近東病夫」,應該要消滅。到了歐戰,加入德國方面,被協商國打敗了,各國更想傳把他瓜分,土耳其幾乎為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世界上和頭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這是靠什麼力量呢?是全靠俄國人的幫助。由此推論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那些國家是被壓迫的呢?當歐戰前,英國、法國、要打破德意志的帝國主義,俄國也加入他們一方面,後來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中途還要回師,宣佈革命。這是什麼原故呢?是因為俄國人受壓迫太甚,所以要去革命。實行他們的社會主義,反抗強權。當時歐洲列強反對這種主義,所以共同出兵去打他,幸而俄國有斯拉夫民族的精神,故終能打破列強。至今列強對於俄國,武力上不能反對,便不承認他是國家,以為消極的抵制(現在英國已正式承認俄國)。歐洲各國何以反對俄國的新主義呢?因為歐洲各國人是主張侵略,有強權,無公理。俄國的新主義,是主張以公理撲滅強權的。因為這種主張和列強相反,所以列強至今還想消滅他。俄國在沒有革命之前,也主張有強權無公理,是一個很頑固的國家,現在便反對這項主張。各國因俄國反對這項主張,便一齊出兵打俄國。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說以後戰爭是強權戰爭和公理戰爭。今日德國是歐洲受壓迫的國家;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國家抵命一戰。推到全世界,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和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

  德國在一百年前,人口有二千四百萬,經過歐戰之後,雖然減少了許多,但現在還有六千萬。這一百萬內增加了兩倍半。他們的人民叫做條頓民族,這種民族和英國人相近,是聰明的,所以他們的國家便很強盛。經過歐戰以後,武力失敗,自然要主張公理,不能主張強權。

  美國人口,一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有一萬萬以上。他們的增加率極大,這百年之內加多十倍。他們這些增加的人口,多半是由歐洲移民而來,不是在本國生育的。歐洲各國的人民,因為近幾十年來,歐洲地狹人稠,在本國沒有生活,所以便搬到美國來謀生活。因為這個原故,美國人口便增加多是由於容納,美國人的種族比那一國都要複雜,各洲各國的移民都有,到了美國之後就熔化起來,所謂合一爐而冶之,自成一種民族。這種民族,既不是原來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又不是意大利人和其他南歐洲人,另外是一種新民族,可以叫做美利堅民族。美國因為有獨立的民族,所以便成世界上獨立的國家。

  法國人是拉丁民族。拉丁民族散在歐洲的國家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移到美洲的國家有墨西哥、比魯、芝利、哥侖比亞、巴西、阿根延和其他中美洲諸小國。因為地南美洲諸國的民族都是拉丁人,所以美國人都把他們叫做拉丁美利堅。法國人口增加很慢,百年之前有三千萬,現在有三千九百萬,一百年內不過增加四分之一。

  我們現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來比較一比較。近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國是四倍,德國是兩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這百年之內人口增加許多的原故,是由科學昌明,醫學發達,衛生的設備一年比一年完全,所以減少死亡,增加生育。他們人口有了這樣增加的迅速,和中國有什麼關係呢?用各國人口的增加數和中國的人口來比較,我覺毛骨聳然!譬如美國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多,再過一百年,仍然照舊增加,當有十萬萬多。中國人時常自誇,說我們人口多,不容易被人消滅。在元朝入主中國以後,蒙古民族不但不能消滅中國人,反被中國人同化。中國人不但不亡。並且吸收蒙古人。滿洲人征服中國,統治二百六十多年,滿洲民族也沒有消滅中國人,反為漢族所同化,變成漢人,像現在許多滿人都加漢姓。因為這個原故,許多學者便以為縱讓日本人或白人來征服中國,中國人只有吸收日本人或白種人的,中國人可以安心罷,殊為知百年之後,美國人口可加到十萬萬,多過我們人口兩倍半,從前滿洲人不牟征服中國民族,是因為他們只有一百幾十萬人,和中國的人口比較起來,數目太少,當然被中國人吸收。如果美國人來征服中國,姥百年之後,十個美國人中只參雜四個中國人,中國人便要被美國人所同化。諸君知道,中國四萬萬人是什麼時候調查得來呢?是滿清乾隆時候調查得來的。乾隆以後沒有調查,自乾隆到現在將及二百年,還是四萬萬人。百年之前是四萬萬,百年之後當然也是四萬萬。法國因為人口太少,獎勵生育,如果一個人生三子的便有獎,生四五子便有大獎,如果生雙胎的更格外有獎,男子到了三十歲不娶,和女子到了二十歲不嫁的,便有罰。還是法國獎勵生育的方法。至於法國人口,並不減少,不過他們的增加率沒有別那一樣大罷了。且法國以農業立國,國家富庶,人民家給戶足,每日都講究快樂。百年前有一個英國學者,叫做馬爾賽斯,他因為憂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給的物產有限,主張減少人口。曾創立一種學說,謂:「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數學級數。」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剛他們的心理,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賽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賽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我們的人口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增加的人數雖然不及英國、日本,但自乾隆時算起,至少也應該有五萬萬。從前有一位美國公使叫做樂克裡耳,到中國各處調查,說中國的人口最多不過三萬萬。我們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時候已經有了四萬萬,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則已減少四分之一。就說是現在還是四萬萬,以此類推,則百年之後恐怕仍是四萬萬。

  日本人口現在有了六千萬,百年之後,應該有二萬萬四千萬。因為在本國不能生活,所以現在便向各國訴冤,說島國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發展,向東走到美國,加利佛尼亞省便閉門不納;向南走到澳洲,英國人說:「澳洲是白色人的澳洲,別色人種不許侵入。」日本人因為到處被拒絕,所以便向各國說情,說日本人無路可走,所以不能不經營滿洲、高麗。各國也明白日本人的意思,便容納他們的要求,以為日本殖民到中國於他們本國沒有關係。

  一百年之後,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幾倍。像德國、法國因為經過此次大戰之後,死亡太多,想恢復戰前狀態,獎勵人口生育,一定要增加兩三倍。就現在全世界的土地與人口比較,已經有了人滿之患,像這次歐洲大戰,便有人說是「打太陽」的地位。因為歐洲列強多半近於寒帶,所以起戰爭的原故,都是由於互爭赤道和溫帶的土地,可以說是要爭太陽之光。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併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像從前蒙古、滿洲征服中國,是用不數征服多數,想利用多數的中國人做他們的奴隸。如果列強將來征服中國,是用多數征服少數,他們便不要我們做奴隸,我們中國人到那個時候邊奴隸也做不成了!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講

  自古以來,民族這所以興亡,是由於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為天然淘汰。人類因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有很多的民族也很古,從有稽考以來的歷史講,已經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們的民族,自開始至今,至少必人五六得年。當中受過了許多天然力的影響,遺傳到今日。和世界的民族比較,我們還是最多最大的,是我們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較別種民族獨厚,故經過開時人事種種變更,自有歷史四千多年以來,只見文明進步,不見民族衰微。代代相傳,到了今天,還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所以一般樂觀的人,以為中國民族,從前不知經過了多少災害,至今都沒有滅亡,以後無論經過若何災害,是決不至滅亡的。這種論調,這種希望,依我看來,是不對的。因為就天然淘汰力說,我們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的力量,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為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我們民族處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這兩種力的壓迫,並且深中這兩種力的禍害了。

  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了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這兩次亡國,都是亡於少數民族,不是亡於多數民族,總被我們多數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國在政權上,雖然亡過了兩次,但是民族還沒的受過大損失,至於現在列強民族的情形,便和從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來。列強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經比較過了。像英國、俄國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國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內的增加,推測以後一百年的增加,我們民族在一百年以後,無論所受的天惠怎麼樣深厚,就很難和列強的民族並存於世界。比如美國的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以上,再過一百年就有十萬萬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幾倍。由此推測,到百年之後,我們的人口便變成了少數,列強人口便變成了多數。那時候中國民族縱然沒有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可以滅亡。況且在一百年以後,我們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並且要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變可以滅亡。況且在一百年以後,我們不但是要受天然的淘汰,並且要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此兩種力比較天然力還要快而且烈,天然力雖然慢,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個先例可以用來證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紅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為紅番之地,他們的人數很多,到處皆有;但從白人搬到美洲之後,紅番人口就逐漸減少,傳到現在,幾乎盡被消滅。由此便可見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政治力和經濟力比較天然淘汰比較天然淘汰力還要快,更容易消滅很大的民族。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淘汰,還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收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故在這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如果在這十年以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被列強的民族所消滅,縱使不至於全數滅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後中國的民族,同時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得中國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險。

  中國受歐美政治力有壓迫,將及百年。百年以前,滿人據有我們的國家,仍是很強盛的。當時英國滅民印度,不敢來滅中國,還恐中國去干涉印度。但是這百年以來,中國便失去許多領土。由最近推到從前,我們最近失去的領土是威海衛、旅順、大連、青島、九龍、廣州灣。歐戰以後,列強想把最近的領土送回,像最先送回的有青島,最近將要送回的有威海衛,但這不過是中國很小的地方。從前列強心理,以為中國永遠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把中國沿海的地方象大連、威海衛、九龍、等處來佔領,做一個根據地,以便瓜分中國。後來中國起了革命,列強知道中國還可以有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國的念頭。當列強想瓜分的論調。列前一點的失地,是緬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國當時還稍有抵抗,鎮南關一戰,中國還獲勝仗。後來因被法國恐嚇,中國才和法國講和,情願肥安南讓與法國。但是剛在講和前幾天,中國的軍隊正在鎮南關、諒山大勝,法國幾乎全軍覆沒;後來中國還是求和,法國人便以為很奇怪。嘗有法國人對中國人說,」中國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議,就各國的慣例,凡是戰勝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國,定種種苛虐條件,這直是歷史上戰勝求和的條例。「中國之所以開這個先例的原因,是由於滿清政府太糊塗。安南和緬甸本來都是中國的領土,自安南割去以後,同時英國佔據緬甸,中國更不敢問了。又更拿前一點的失地說,就是黑龍江、烏蘇裡。又再推到前一點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龍江以北諸地,就是前日俄國遠東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國都拱手去外人,並不敢問。此外更有琉球、暹羅、蒲魯尼、蘇綠、爪哇、錫蘭、尼泊爾、布丹等那些小國,從前都是來中國朝貢過的。故中國最強盛時代,領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龍江以北,南至喜馬拉亞雅山以南東至東海以東,西至蔥嶺以西,都是中國的領土。尼泊爾到了民國元年,還到四川來進貢,元年以後,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來了。像這樣講來了,中國最強盛時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鄰,亞洲西南各國無不以稱藩朝貢為榮。那時歐洲的帝國主義還沒有侵入亞洲,當時亞洲之中,配講帝國主義的只是中國。所以那些弱小國家,都怕中國,怕中國用政治力去壓迫。至今亞洲各弱小民族,對於中國還是不大放心。這回我們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蒙古派得有代表來,是看我們南方政府對外的主張是否仍舊用帝國主義。他們代表到了以後,看見我們大會中所定的政綱是扶持弱小民族,毫無帝國主義的意思,他們便很贊成,主張大家聯絡起來,成一個東方的大國,像這項要贊成我們主第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也都是一樣,現在歐洲列強,正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來壓迫中國,所以中國的領土便逐漸縮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內也失了許多地方。

  自中國革命以後,列強見得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是不容易的,以為從前滿洲征服過了中國,我們也曉得革命,如果列強還再用政治力來征服中國,中國將來一定要反抗,對於他們是很不利的。所以他們現在稍緩其政治力來征服我們,便改用經濟力來壓迫我們。他們以為不用政治力來征服我們,便改用經濟力來壓迫我們。他們以為不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各國在歐洲的衝突到底還免不了。故由巴爾幹半島問題,便生出了歐洲大戰。他們自己受了許多損失,許多強國象德國、奧國都倒下來了。俁是全心全意的帝國主義,現在還沒有改革,英國、法國、意大利仍舊〈把〉帝國主義繼續進行。美國也拋棄「門羅主義」,去參加列強,一致行動。經過了歐戰以後,他們在歐洲,或者把帝國主義一時停止進行;但是對於中國,像前幾日各國派二十多隻兵船來示威,廣州人民便立時覺得痛癢,大家生出公憤。就是全人民也起公憤。故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有痛癢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博學,像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全國人至今還只知道是列強的半殖民地,這半殖民地的名詞,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了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厲害。比方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人日本的奴隸,安南人做法國的奴隸。我們動以「亡國奴」三字譏誚高麗人、安南人,我們只知道他們的地位,還不知道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實在比不上高麗人、安南人。由剛才所說的概括名義,中國是半殖民地,但是究竟是那一國的殖民地呢?是對於已經締結了條約各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比較起來,是做一國的奴隸好些呀,還是做各國的奴隸好些呢?如果做一國的奴隸,遇到了水旱天災,做主義的國家,就要拔款來賑濟,以為這是自己做主人的義務,分內所當為的。做奴隸的人民,也視為這是主人應該要救濟的,但是中國北方前幾年受民天災,各國不視為應該要盡的義務,拔款來賑濟,只有在中國內地的各國人,來提倡捐助賑濟災民。中國人看見了,便說是各國很大的慈善。不是他們的義務,和主人的國粗對於奴隸的人同,便差得很遠。由此便可見中國還比不上安南、高麗。所以做一國的奴隸,比較做各國的奴隸地位是高得多,講到利益來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這個「次」字,是由於化學名詞得來的,如次亞磷便是。藥品中有屬磷質而低一等者名為亞磷,更低一等者名為次亞磷。又如各部官制,總長之下低一級的,就叫做次人一樣,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為很恥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要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廣東和外國爭關餘,關稅餘款本該是我們的,為什麼要爭呢?因為中國的海關被各國拿去了。我們從前並不知道海關,總是閉關自守,後來英國到中國來叩關,要和中國通商,中國便閉關拒絕。英國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聯合起來,把中國的關打開,破了中國的門戶。當時英國軍隊已經佔了廣州,後來見廣州站不住,就不要廣州,去要香港,並且又要賠款。中國在那個時候,沒有許多現錢來做賠款,就把海關押到英國,讓他們去收稅。當時滿清政府計算,以為很長久的時間才可以還清,不料英國人得了海關,自己收稅,不到數年便把要求的賠款還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敗,從前經理徵收關稅的中飽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國海關都交給英國人管理,稅務司也盡派英國人去充當。後來各國因為都有商務之大小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現在,全國海關都在外人的手內。中國同外國每立一回條約,就多一回損失,條約中的權利總是不平等,故海關則都是由外國所定,中國不能自由更改。中的國關稅,中國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們便要爭。

  現在各國對於外來經濟力的壓迫,又是怎樣對待呢?各國平時對於外國經濟力的侵入,都是用海關作武器,來保護本國經濟的以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來軍隊的侵入,便要築炮台一樣。所以,保護稅法就是用關稅去抵制外貨,本國的工業才可以發達。像美國自白人滅了紅番以後,和歐洲各國通商,當時美國是農業國,歐洲各國多是工業國,以農業國和工業通商,自然是工業國佔勝利,故美國就創出保護法,來保護本國的工商業。保護稅法的用意,是將另國的入口貨特別加以重稅,如進口貨物值一百元的,海關便抽稅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國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這樣重的稅,便可以令別國貨物的價貴,在本國不能銷行;本國貨物無稅,因之價平,便可以農業暢銷。我們中國現在怎樣的情形呢?中國沒有和外中通商以前,人民所用貨物,都是自己用物工製造,西人說「男耕女織」,便可見農業和紡織工業是中國所固有的。後來外國貨物進口,因為海關稅輕,所以外來的洋布價賤,本地的土布價貴,一般人民便愛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業就被洋布打滅了。本國的手工工業便從此失敗,人民無職業,便變成了許多遊民。這就是外國經濟力壓迫的情形,現在中國雖然仍有手工業織布,但是原料還要用洋紗。近來漸有用本國棉花和外中機器來紡織布的。像上海有很多的大紗廠、大布廠,用這些布廠紗廠本來逐漸可抵制洋貸,但是因為海關要抽重稅,進行到內地各處還要抽釐金。所以中國不獨立沒有保護稅法,並且是加重土貨的稅去保護洋貨。當歐戰時,各國不能製造貨物輸入中國,所以上海的紗廠布廠一時很發達的,由此所得的利益極大,對本分利,資本家極多。但歐戰以後,各國貨物充斥中國,上海的紗廠布廠。從前所謂賺錢的,至今變成虧本了,土貨都被洋貨打敗了。中國關稅不特不來保護自己,並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戰壕,自己不但不能去打敵人,並且反被敵人用來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壓迫是有形的,最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見的;經濟力的壓迫自己,所以中國自通商以後,出入口貨物之比較,有江河日下之勢。前十年調查中國出入口貨物,相差不過二萬萬元。近來檢查海關報告表,一九二一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是五萬萬元。比較十年前已加多兩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後也加多兩倍半,那麼進口稅〈貨〉超過出口貨便要到十二萬萬五千萬。換一名話說,就是十年之後,中國單貿易一項,每一年要進貢到外國的是十二萬萬千萬元。汝看這個漏卮是大不大呢!

  經濟力的壓迫,除了海關稅以外還的外國銀行。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銀行都不信用,對於外爭持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們廣東的外國銀行便極有信用,中國銀行毫無信用,從前我們廣東省立銀行發出紙幣,尚可通用,此刻那種紙幣毫不能用,我們現在只用現銀。從前中國紙幣的信用不及外國紙幣,現在中國的現銀仍不及外國銀行的紙幣,現在外國銀行的紙幣,銷行於廣東的總數當有幾千萬,一般人民都情願收藏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推之上海、天津、漢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樣,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為中了經濟壓迫和毒,我們平常都以為外國人很有錢,不知道他們是用紙來換我們的貨物,他們本來沒有幾多錢,好多都是我們送到他們的一樣,外國人現在所用的錢,不過印出幾千萬紙,我們信用他,他們便有了幾千萬錢。那些外國銀行的紙幣,每印一元只費幾文錢印成的紙,他的價值便稱是一元功十元功一百元,所以外國人不過是用最少之價值去印幾千萬元的紙,用那幾千萬元的紙來換我們幾千萬塊錢的貨物。諸君試想這種損失是大不大呢?為什麼他們能夠多印紙,我們不能夠照樣去印呢?因為普通人都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只信用外國,不信用自己所以我們印的紙便不能通行。

  外國紙幣之外,還有匯兌。我們中國人在各通商口岸匯兌錢,也是信用外國銀行,把中國的錢都交外國銀行匯兌,外國銀行代中國人匯兌,除匯錢的時候賺千分之五的匯水以外,並強賺兩地的錢價,在交錢的時候又賺當地銀元合銀兩的折扣。像這樣錢價折扣的損失,在匯錢和交錢的兩處地方總算起來,必須過百分之二三。像由廣東外國銀行匯一萬錢到上海,外國銀行除了賺五十元匯水以外,另外由毫銀算成上海規〈元〉銀的錢價,他們必定把廣東毫銀的價格算低,把上海規元銀的價格抬高,由他們自由計算,最少必要賺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錢的時候,他們不交規元銀,只肯交大洋錢,他們用規元銀折成大洋錢。必壓低銀兩的市價抬高洋錢的市價,至少又要賺一二百元。故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兌一萬塊錢,每次至少要〈損〉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萬塊錢在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來匯去,最多不過三十餘次,便完全化為烏有。人民所以要受這些損失的原因,是因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

  外國銀行在中國的勢力,除了發行紙幣和匯兌以外,還有存款。中國人有了錢,要存到銀行內。不問中國銀行的資本是不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國人辦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問外國銀行是有信用沒有信用,他們所給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聽到說是外國人辦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覺得極安全,有錢便送進去;就是利息極少,也很滿意。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一般滿清皇室和滿清官僚怕革命黨到了,要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於是把所有的金銀財寶都存到各處外國銀行,就是沒有利息,只要外國人收存,便心滿意足。甚至象清兵和革命軍在武漢打*打改了的那幾日,北京東交民*的外國銀行所收滿人寄存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至弄到北京所有的我國銀行都有錢滿之患,無餘地可以再存;於是後來存款的,外國銀行對於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錢,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錢,存款人只要外國銀行收存款,說到租錢,外國銀行要若干。當時調查全國的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的存款,總計一二十萬萬。從此以後,中國人雖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幾年以來,一般軍閥官僚象馮國璋、王占元、李純、曹錕到處搜括,所發的橫財,每人動輒是幾千萬,他們因為想那些橫財很安全,供子子孫孫萬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國銀行。所以至今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存款的總數,和辛亥年的總數還是沒有什麼大加減。外國銀行收了這一二十萬萬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過四五厘。外國銀行有了這一二十萬〈萬〉錢,又轉借到中國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國銀行只任經理之勞,專用中國人資本來賺中國人的利息,每年總要在數千萬。這是中國人因為要存款到外國銀行,無形中所受的損失。普通人要把錢存到外國銀行內的心理,以為中國銀行不安全,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還是不甘心情願,要把中國的錢存到外國銀行,每年要損失這樣大的利息呢?推究這個原因,也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外國銀行一項,在中國所獲之利,綜合紙票、匯兌、存款三種算之,當在一萬萬元左右。

  外國銀行之外,還有運費。中國貨物運去外國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運往漢口、長沙、廣州各內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業近來固然是很發達,但是日本最先的時候只有一個日本郵船會社,後來才有東洋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於中國內地,航行於全世界。日本航業之所以那樣發達,是因為他們政府有津貼來補助,又用政治力特別維持。在中國看起來,國家去津貼商船,有甚麼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國的經濟力相競爭,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和各國締結條約,訂出運貨方式的運費,每噸有一定的價錢。比方由歐洲貨到亞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長崎、橫濱。由歐洲到上海,比較由歐洲到長崎、橫濱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每噸的運費,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於由歐洲運貨到上海的運費,中國無航業與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貴;故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比較由歐洲運貨到上海,每噸的運費還要便宜。因此,歐洲貨物在日本出賣的市價,還要比在上海的平。反過來,如果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去歐洲,出是比由長崎、橫濱運去歐洲所費的運費貴得多。若是中國有值一萬萬塊錢的貨物運往歐洲,中國因為運費的緣故,就要加多一千萬。照此計算,就是一萬萬之中損失一千萬,中國出入口貨物的價值每年已至十餘萬萬以上,此十餘萬萬中,所損失也當不下一萬萬元了。

  此外還有租界與割地的賦稅、地租、地價三項,數目亦實在不少。譬如香港、台灣、上海、天津、大連、漢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內的中國人,每年納到外國人的賦稅,至少要在二萬萬以上。像從前台灣納到日本人的稅,每上只有二千萬,現在加到一萬萬。香港從前納到英國人的稅,每年只有幾百萬,現在加到三千萬。以後當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地租一項,則有中國人所收者,有外國人所收者,各得幾何,未曾切實調查,不得而知,然總以外國人所收為多,則不待問了。這地租之數,總比之地稅十倍。至於地價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經濟之權,自然是多財善賈,把租界之地平買貴賣。故此賦稅、地租、地價三項之款,中國人之受虧每年亦當不下四五萬萬元。

  又在中國境內外人之團體及個人營業。恃其條約之特權來侵奪我們權利的,更難以數計,單就南滿鐵路一個公司說,每年所賺純利已達五千餘萬。其他各國人這種種營業,統而推之,當在萬萬以上。

  更有一樁之損失,即是投機事業,租界之外人,每利用中國人之貪婪弱點,日日有小投機,數年一次大投機,盡量激發中國人之賭性熱狂。如樹膠的投機,馬克的投機,每次之結果,則中國人之虧累至少都有數千萬元。而天天之小投機事業,積少成多,更不知其數了。像這樣的損失,每年亦當數千萬元。

  至於戰敗的賠款,甲午賠於日本者二萬萬五千萬兩,庚子賠於各國者九萬萬兩,是屬於政治武力壓迫的範圍,當不能與經濟壓迫同論,且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尚屬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屬之損失、僑民之損失,更不知其幾何矣。這樣看來,此種經濟的壓迫真是厲害得很了。

  統共算起來:其一、洋貨之侵入,每年奪我權利的五萬萬元;其二,銀行之紙票侵入我市場,與匯兌之折扣、存款之轉借等事,奪我利權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三,出入貨物運費之增加,奪我利權者約數千萬至一萬萬元;其四,租界與割地之賦稅、地租、地價三樁,奪我權利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五,特權營業一萬萬元;其六,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者當在幾千萬元。這六項之經濟壓迫,令我們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此每年十二萬萬元之大損失,如果無法挽救,以後只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於亡國種滅而後已!

  當中國強盛時代,每要列邦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而列顧的貢品,每年所值,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非常的榮耀了。到了宋朝中國衰弱的時候。反要向金人進貢,而納於金人的貢品每年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奇職大辱。我們現在要進貢到外國每年有十二萬萬元,一年十二萬萬,十年就一百二十萬萬,這種經濟力的壓迫,這樣大的進貢,是我們夢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見的,所以大家還不覺得是大恥辱。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進貢,每年有十二萬萬一宗大款,那麼我們應該做多少事業呢?我們的社會要如何進步呢?因為有了這種經濟力壓迫,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故中國的社會事業都不能發達,普通人民的生機也沒有了。專就這一種壓迫講,比用幾百萬兵來殺我們來要厲害。況且外國背後更拿帝國主義來實行他們經濟的壓迫,中國人民的生機自然日蹙,遊民自然日多,國勢自然日衰了!

  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麼樣大,人口是怎麼樣多,百年之後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我們四萬萬人的地位是不能萬古長存的。試看美州的紅番。從前到處皆有,現在便要全數滅亡。所以我們曉得政治壓迫的厲害,還要曉得經濟的壓迫更厲害。不能說我們有四萬萬人,就不容易被人消滅。因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沒有受過這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的。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個什麼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

  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中國到今日已經失去了這個寶貝。為什麼中國失去了這個寶貝呢?我在今天所講的意,就是中國為什麼失去民族主義的原故來推求,並且研究我們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否真正失去。

  依我的觀察,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已經失去了,這是很明白的,並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經失去幾百年。試看我們革命以前,所有反對革命很厲害的言論,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的。試看我們革命以前,所有反對革命很厲害的言論,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再推想到幾百年前,中國的民族主義來,只看見對於滿洲的歌功頌德,什麼「深仁厚澤」,什麼「食毛踐土」,從沒有人敢說滿洲是什麼東西,近年革命思想發生之後,還有許多自命為中國學士文人的,天天來替滿洲說話。譬如從前在東京辦《民報》時代,我們提倡民族主義,那時候駁我們民族主義的人,便說滿洲種族入主中華,我們不算是亡國:因為滿洲受過了明朝龍虎將軍的封號,滿洲來推翻明朝,不過是歷代朝延相傳的接替,可說是易朝,不是亡國。然則從前做過中國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他也曾受過了中國戶部尚書的官銜,比如赫德來滅中國,做中國的皇帝,我們可不可以說中國不是亡國呢?這些人不獨是用口頭去擁護滿洲,還要結合一個團體叫做皇黨,專保護大清皇帝,來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的。所有保皇帝的人,都不是滿洲人,完全是漢人。歡迎保皇帝的人,多是海外華僑。後遇革命思想盛行之時,那些華僑才漸漸變更宗旨,來贊成革命。華僑在海外的會黨極多,有洪門三合會,即致公堂。他們原來的宗旨,本是反清復明,抱有種族主義的;因為保皇帝主義流行到海外以後,他們就歸化保皇帝,專想保護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種族主義的會黨,反變成了去保護滿洲皇帝。把這一件事看來,便可證明中國的民族主義完全亡了。

  我們講到會黨,便要知道會黨的起源。會黨在滿清康熙時候最盛。自順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國,明朝的忠臣義士在各處起來抵抗,到了康熙初年還有抵抗的。所以中國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完全被滿洲征服。康熙末年以後,明朝遺了逐漸消滅,當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覺得大事去矣,再沒有能力可以和滿洲抵抗,就觀察社會情形,想方法來結合會黨。他們的眼光是很遠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觀察社會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們剛才結合成種種會黨的時候,康熙就開「博學鴻詞科」,把明朝有知識學問的人幾乎都網羅到滿洲政府之下。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專靠文人去維持民族主義,便對於下流社會和江湖上無家可歸的人,收羅起來,結成團體,把民族主義放到那種團體內去生存。這種團體的分子,因為是社會上最低下的人,他們的行動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講的言語,去宣傳他們的主義,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遺老實在有真知灼見。至於他們所以要這樣保存民族主義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時候,富人的寶貝自然要藏在很貴重的鐵箱,當然要把寶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極危急的時候,或者要投入極污穢之中,也未可知。故當時明朝遺老,想保存中國的寶貝,便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會中。所以滿洲二百多年以來,無論是怎樣專制,因為是有些會黨口頭的遺傳,還可以保存中國的民族主義。當日洪門會中反清復明,為什麼不把他們的主義保存在知識階級裡頭呢?為什麼不作文章來流傳,如太史公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呢?因為當時明朝的遺老看見滿洲開博學鴻詞科,一時有知識有學問的人差不多都被收羅去了,便知道那些有知識階級級的靠不住,不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所以,要在下流社會中藏起來,便去結合那些會黨。在會黨裡頭,他們的結納是很容易、很利便的。他們結合起來,在滿洲專制之下保存民族主義,是不拿文字傳下來傳,拿口頭來傳的。所以我們今天要把會黨源源本本講起來,很為困難。因為他們只有口頭傳下來的片段故事,就是當時有文字傳下來,到了乾隆時候也被銷毀了。在康、雍正時候,明朝遺民排滿之風還是很盛。所以康、雍正時候便出了多少書,如大義迷錄等,說漢人不應該反對滿洲人來做皇帝。他所持的理由,是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滿洲人雖是夷狄之人,還可以來做中國的皇帝。由此便可以康、雍正還自認為滿洲人,還忠厚一點。到了乾隆時代,連滿漢兩個字都不准人提起了,把史書都要改過。凡是當中關於宋元歷史的關係和明清歷史的關係,都通通刪去。所有關於記載滿洲、匈奴、靼韃的書,一概定為禁書,通通把他消滅了,不准人看,因為當時違禁的書,興過了好幾回文字獄之後,中國的同族思想保存在文字裡頭的,便完全消滅了。

  到了清朝中葉以後,會黨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門會黨。當洪秀全起義之時,洪門會黨多來相應。民族主義就復興起來。須注意:洪門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稱;當是由朱洪武或朱洪祝(康熙時有人奉朱洪祝起義)而得此稱謂,亦未可定。洪秀全失敗以後,民族主義流傳到遊民,那時的軍隊如湘軍、淮軍多屬會黨,即如今日青幫、紅幫等名目,也是由軍隊流傳而來,明朝遺老宣傳民族主義到下流社會裡頭,但是下流社會的知識太幼稚,不知道自己來利用這種主義,反為人所利用。比方在洪秀全時代,反清復明的思想已經傳到了軍隊裡頭,但因洪門子弟不能利用他們,故他們仍然是清兵。又有一段故事,也可以引來證明。當時左宗棠帶兵去征新疆,由漢口起程到西安,帶了許多湘軍、淮軍,經過長江。那時會黨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會,散在長江的叫做哥老會。哥老會的頭目,叫做「大龍頭」。有一位大龍頭在長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漢口,那時清朝的驛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會的馬頭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見他的軍隊自己移動集中起來。排起十幾里的長隊,便覺得非常詫異。不久接到一件兩江總督的文書,說有一個挪用很著名的匪首,由漢口逃往西安,請他拿辦。左宗棠當時無從拿辦,只算是官樣文章,把這件事擱起來。後來看見他的軍隊移動的更歷害,排的隊更長,個個兵士都說去歡迎大龍頭,他還莫名其妙。後來知道了失士要去歡迎的大龍頭,就是兩江總督要他拿辦的匪首,他便慌起來了。當時問他的幕客某人說:「什麼是哥老會呢?哥老會的大龍頭和這個匪首有什麼關係呢?」幕客便說:「我們軍中自兵士以至將官,都是哥老會。那位拿辦的大龍頭,就是我們軍中哥老會的首領」。左宗棠:「如果這樣,我們的軍隊怎樣可以維持呢?」幕客說:「如果要維持這些軍隊便要請大帥去做大龍頭。大帥如果不肯做大龍頭,我們便不能出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別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軍隊,所以便贊成幕客的主張,也去開山堂做起大龍頭,把那些會黨都收為部下。由此便可見左宗棠後來能夠平定新疆,並不是利用清朝的威風,還是利用明朝遺老的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自清初以來保存了很久。從左宗棠做了大龍頭之後,他知道其中的詳情,就把馬頭破壞了會黨的各機關都消滅了。所以到我們革命的時候,便無機關可用。這個洪門會黨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國的所以到我們革命的時候,便無機關可用。這個洪門會黨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真是老早亡了。

  中國的民族主義既亡,今天就把亡的原因拿來說一說。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以被異族征服的原因為最大。凡是一種民族征服另種民族。自然不准別種民族有獨立的思想。好比高麗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現在就要改變高麗人的思想,所有高麗學校裡的科書,凡是關於民族思想的話都要刪去;由此三十年後,高麗的兒童便不知的高麗了,便不知自己中高麗人了。從前滿洲對待我們也是一樣,所以民族主義滅亡的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被異族征服。征服的民族,要把被征服的民族所有寶貝,都要完全消滅。康熙說他是天生來做中國皇帝的,勸人不可逆天;到了乾隆便更狡猾,就是滿漢的界限完全消滅。所以自乾隆以後,知識階級的人多半不知有民族思想,只有傳到下流社會。但是下流社會雖然知道要殺韃子,只知道當然,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消滅了幾百年,這種消滅是由於滿洲人方法好。

  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消滅,本來因為是亡國,因為被外國人征服。但是世界上民族之被人征服的,不只國人,猶太人也是亡國。猶太人在耶穌未生之前,已經被人征服了。及耶穌傳教的時候,他的門徒當他是革命,把耶穌當作革命的首領,所以當時稱為猶太人之王。耶穌門徒的父母,曾有對耶穌說:「若是我主成功,我有大兒子便坐在主的左邊,二兒子便坐在主的右邊。」儼然以中國所謂左右丞相來相比擬。所以猶太人亡了國之後,耶穌的門徒以為耶穌是革命。當時耶穌傳教,或者是含有政治革命也未可知,但是他的十二個門徒中,就有一個以為耶穌的政治革命已經失敗了,就去賣他的老師。不知耶穌的革命,是宗教革命,所以稱其國為天國。故自耶穌以後,猶太的國雖然滅亡,猶太的民族至今還在。又像印度也是亡國,但是他們的民族思想,就不像中國的民族思想一樣,一被外中的武力壓服了,民族思想便隨之消滅。再像波蘭從前也亡國百多年,但是波蘭的民族思想永遠存在,所以到歐戰之後,他們就把舊國家恢復起來,至今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像這樣講來,中國和猶太、印度、波蘭比較、都是一樣的亡國,何以外國亡國,民族主義不至於亡,為什麼中國經過了兩度亡國,民族思想就滅亡了呢?這是很奇怪的,研究當中的道理是很有趣味的。

  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強盛的國家。所以常自稱為「堂堂在國」,聲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國都是「蠻夷」。以為中國是居世界之中,所以叫自己的國家做「中國」,自稱「大一統」。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所謂「萬國衣冠拜冕旒」,這都是由於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漸由民族主義而進於世界主義。所以歷代總用帝國主義去征服別種民族,像漢朝的張博望、班定遠滅過了三十多國,好像英國印度公司的經理卡來呼把印度的幾十國都收服了一樣。中國幾千年以來總是實行「平天下」的主義,把亞洲的各小國完全征服別國,不是象現在的歐洲人專用野蠻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謂「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由此推尋,便可以得到我們民族思想之所以滅亡的道理出來。從什麼方面知道別的種族如猶太亡了國二千年,他們的民族主義還是存在;我們中國亡國只有三百多年,就把民族主義完全亡了呢?考察此中原因,好像考察人受了病一樣。一個人不論是受了什麼病,不是先天不足,就是未受病之前身體早起了健康的原因。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經有了受病的根源,就是在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

  如現在的英國和沒有革命以前的俄國,都是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到了現在,英國和帝國主義還是很發達。我們中國從前的帝國主義,或者還要駕乎英國之上。英俄兩國現在生出了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是的知識的學者提倡出來的,這是什麼思想呢?是反對民放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說民族主義是狹隘的,不是寬大的』簡直的說,就是世界主義。現在的英國和以前的俄國、德國,與及中國現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贊成這種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我常聽見許多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是不好呢?如果這個主義是好的,為甚麼中國一經亡國,民族主義就要消滅呢?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論上講,不能說是不好。從前中國知識階級的人,因為了世界主義的人,他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東西狄華夏,就是世界主義。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總想站在萬國之上,故主張世界主義。因為普通社會有了社會主義,故滿清入關便無人抵抗,以致亡國。當滿清入關的時候,人數是很少的。總數不過十萬人。拿十萬人怎麼能夠征服數萬人呢?因為那時候,中國大多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什麼人來做中國皇帝都是歡迎的。所以史可法雖然反對滿人,但是贊成他的人太少,還是不能抵抗滿人。因全國的人都歡迎滿人,所以滿人便得做中國安穩皇帝。當那個時候,漢人不但歡迎滿人,並且要投入旗下,歸化於滿人,所以有所謂「漢軍旗」。

  現在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是英國、美國。世界上不只一個強國,有幾個強國,所謂列強,但是列強的思想性質,至今還沒有改變。將來英國、美國或者能夠打破列強成為獨強,到那個時候,中國或者被英國征服。中國的民族變成英國民族,我們是好是不好呢?如果中國人入英國籍或美國籍,幫助英國或美國來打破中國,便說我們是服從世界主義,試問我們自己的良心是安不安呢?如果我們良心不安,便是因為有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能夠令我們的良心不安,所以民族主義就是人類圖生存的寶貝。好比讀書的人,是拿什麼東西來謀生呢?是拿手中的筆來謀生的,筆是讀書人謀生的工具,民族主義便是人類生存的工具。如果民族主義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義發達之後,我們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中國古時說「竄三苗於三危」,漢人把他們驅逐到雲南、貴州的邊境,現在幾幾乎要滅種,不能生存。說到這些三苗,也是中國當日原有的土民。我們中國民族的將來情形,恐怕也要像三苗一樣。

  講到中國民族的來源,有人說百姓民族是由西方來的,過蔥嶺到天山,經新疆以至於黃河流域。照中國文化的發祥地說,這種議論,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如果中國文化不是外來,乃由本國發生的,則照天然的原則說,中國文化應該發源於珠江流域,不應該發源於黃河流域。因為珠江氣候溫和,物產豐富,人民很容易謀生,是應該發生文明的。但中考究歷史,堯舜禹湯文武時候,都不是生在珠江流域,都是生西北。珠江流域在漢朝還是蠻夷。所以中國文化是由西北方來的,是由外國來的。中國人說人民是「百姓」,外中人說西方古時有一種「百姓」民族,後來移到中國,把中國原來的苗子民族或消滅或同化,才成中國今日的民族。

  照進化論中的天然公例說: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優者勝,劣者敗。我們的民族到底是優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適者呢,或是不適者呢?如果說我們的民族要滅亡要失敗,大家自然不願意,要本族能夠勝利,那才願意,這是人類的天然思想。現在我們民族處於很為難的地位,將來一定要滅亡。所以滅亡的緣故,就是由於外國人口嗇和政治、經濟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我們現在所受政治力、經濟力兩種壓迫還不容易感覺;要到百年之後,才能感覺。我們現在有這樣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的政治力和經濟力才能力打破我們。如果民族思想沒有失去,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一定打不破我們。

  但是我們何以失去民族主義呢?要考究起來是很難明白的,我可以用一件故事來比喻。這個比喻或者是不倫不類,和我們所講的道理毫不相關,不過借來也可以說明這個原因。這件故事是我在香港親見過的:從前有一個苦力,天天在輪船碼頭,拿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去替旅客挑東西,就是那個苦力謀生之法。後來他積存了十多塊錢,當時呂宋彩票盛行,他就拿所積蓄的錢買了一張呂宋彩票。那個苦力因為無家可歸,所有的東西都沒地方收藏,所以他買得的彩票也沒地方收藏。他謀生的工具只是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他到什麼地方,那竹槓和兩條便到什麼地方。所以他就把所買的彩票,收藏在竹槓之內。不能隨時拿出來看,所以他把彩票號數死死記在心頭,時時該該都念著。到了開彩的那一日,他便到彩票店內去對號數,一見號單,知道是自己中了頭彩,可以發十萬元的財。他就喜到上天,幾幾乎要發起狂來,以來從此可不用竹槓和繩子去做苦力了,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由於這番歡喜,便把手中的竹槓和繩子一貧主海中。用這個比喻說,呂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義,是可以發財的,竹槓好比是民族主義,是一個謀生的工具。中了頭彩的時候,好比是中國帝國主義極強盛的時代,進至世界主義的時代。我們的祖宗以為中國是世界的強國,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萬國衣冠拜冕旒」,世界從此太平矣。以後只要講世界主義,要全世界的人都赤進貢,從此不必要民族主義,所以不要竹槓,要把他投入海中。到了為滿洲所滅的時候,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邊自己的小家產都保守不穩,百姓的民族思想一齊消滅了,這好比是竹槓投入海中一樣,所以滿清帶兵入,吳三桂便作嚮導。史可法雖然想提倡民族主義,擁戴福王,在南京圖恢復,滿洲的多爾袞便對史可法說:「我們的江山,不是得之於大明,是得之於闖賊。」他的意思,以為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了的,好比苦力自己丟了竹槓一樣。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德國從前不受壓迫,他們不講民族主義,只講世界主義,我看今日的德國,恐怕不講世界主義,要來講一講民族主義罷。我們的祖宗如果不把竹槓丟了,我們還可以得回那個頭彩。但是他們把竹槓丟得太早了,不知道發財的彩票還藏在裡面。所以一受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來壓迫,以後又遭天然的淘汰,我們便有亡國滅種之憂。

  此後我們中國人如果有方法恢復民族主義,再找得一枝竹枝,那麼就是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無論怎麼樣來壓迫,我們民族就是千萬年之後,決不至於滅亡。至於講到天然淘汰,我們民族就是在千萬年之後,決不至於滅亡。至於講到在然淘汰,我們民族更是可以長存。因為天生了我們四萬萬人,能夠保存到今日,是天從前不想亡中國,將來如果中國亡了,罪惡是在我們自己,我們就是將來世界上的罪人。天既付託重任於中國人,如果中國人不自愛,是謂逆天。所以中國到這個地位,我們是的責任可負的。現在天既不要淘汰我們,是天要發展世界的進化,如果中國將來亡了,一定是列強要亡中國,那便是列強阻止世界的進化。

  昨日有一位俄國人說:列寧為什麼受世界列強的攻擊呢?因為他敢說了一句話,他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那些壓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順天行道。我們去抵抗強權,才是順天行道,我們要能夠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夠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已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強權打破以後,世界上沒有野心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便可以講世界義。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

  現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在十五萬萬左右。在這十五萬萬人中,中國佔了四分之一,就是世界上每四個人中有一個中國人。歐洲所有白種民族的人數,合計起來也是四萬萬。現在世界上民族最發達的是白人。白種人中有四個民族:在歐洲中、北的有條頓民族,條頓民族建立了好幾個國家,最大的是德國;其次奧國、瑞典、那威、和蘭、丹麥,都是條頓民族報建立的。在歐洲之東的有斯拉民族,也建立了好幾個國家,最大的是俄國;歐戰後發生的,有捷克斯拉夫和佐哥斯拉夫兩個新國。在歐洲之西的有撒克遜民族,叫做「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民族建立了兩個大國,一個是英國,一個是美國。在歐洲之南的有拉丁民族,這個民族移到北美洲建立了加拿大和美國一樣。歐洲白種民族不是四萬萬人,分開成四個大民族,由這個大民族建立了許多國家,原因是白種人民族主義很發達。因為白種人的民族主義很發達,所以他們在歐洲住滿了,便擴充到西半球的南北美洲,東半球東南方的非洲、澳洲。現在世界上的民族,佔地球上領土最多的,是撒克遜民族。這個民族最初發源的地方是歐洲,但是在歐洲所佔的領土不過是大不列顛三島,像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這三島在大西洋的位置,好像日本在太平洋一樣,撒克遜人所擴充的領土,西到北美洲,東到澳洲、鈕絲蘭,南到非洲。所以說占世界上領土最多的是撒克遜民族,世界上最富最強的人種也是撒克遜民族,歐戰以前,世界上最強盛的民族是條頓和斯拉夫,尤其以條頓民族的聰明才力為最大,所以德國能夠把二十幾國小邦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大德意志聯邦。成立之初,本來是農業國,後來變成工業國,因為工業發達,所以陸海軍也隨之強盛。

  歐戰之前,歐洲民族都受了帝國主義的毒。什麼是帝國主義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即中國所謂「勤遠略」。這種侵略政策,現在名為帝國主義。歐洲各民族都染了這種主義,所以常常發生戰爭,幾幾乎十年中必有一小戰,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戰。其中最大的戰爭,就是前幾年的歐戰,這次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呢?因為這次戰事擴充、影響到全世界,各國人民都被捲入漩渦之中。這閃大戰爭所以構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爭海上的霸權。因為德國近來強盛,海軍逐漸擴張,成世界上第二海權的強國,英國要自己的海軍獨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權的德國。英國兩國都想在海上爭霸權,所以便起不戰爭。二是各國爭領土。東歐有一個弱國,叫做土耳其,即突厥。土耳其百年以來,世人都說他是近東病夫,因為內政不修明,皇帝很專制,變成了很衰弱的國家。歐洲各國都要把他瓜分,百餘年以來為能解決。歐洲各國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發生戰爭。故歐戰的原因,第一是白種人互爭雄長,第二是解決世界的問題。如果戰後是德國是打敗了,德國想行帝國主義的目的便達不到。

  這次歐洲的戰爭,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劇烈的。軍隊的人<數>有四五千萬,時間經過了四年之久,到戰爭最後的時候兩方遠不能分勝負。在戰爭的兩方面,一方叫做協商,一方叫做同盟國。在同盟國之中,初起時有德國、奧國,後來加入土耳其、布加利亞。在協商之中,初起時有塞維亞、法國、俄國、英國及日本,後來加入意大利亞及美國。美國之所以參加的原因,全為民族問題。因在戰爭之頭一二年,都是德奧兩國獲勝,法國的巴黎和英國的海峽都幾乎被德奧兩國軍隊攻入。條頓民族便以為英國必亡,英國人便十分憂慮,見得美國的民族是和他們相同,於是拿撒克遜民族的關係去煽動美國,美國見得和自己相同民族的英國將要被異族的德國滅亡,也不免物傷其類,所以加入戰爭去幫助英國,維持撒克遜人的生存;並且恐怕自己的力量單薄,遂竭全力去鼓動全世界的中立民族,共同參加去打敗德國。

  當戰爭時,有一個大言論最被人歡迎的,是美國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因為德國用武力壓迫歐洲協商國的民族,威爾遜主第打滅德國的強權,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後都有自主的機會,於是這種主張便被世界所歡迎。所以印度雖然被英國滅了,普通人民是反對英國的,但是有好多小民族聽見威爾遜說這回戰爭是為弱小民族爭自由的,他們便很喜歡去幫英國打仗。安南雖然是被法國滅了,平日人民痛恨法國的專制,但當歐戰時仍幫法國去打仗,也是因為聽到威爾遜的主張是公道的原故。他若歐洲的弱小民族象波蘭、捷克斯拉夫、羅米尼亞一齊加入協商國去打同盟國的原因,也是因為聽見了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那一說。我們中國也受了美國的鼓動,加入戰爭。雖然沒有出兵,但是送了幾十萬工人去挖戰壕,做後方的勤務。協商國因為創出這項好題目,所以弄到無論歐洲、亞洲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聯合起來去幫助他們打破同盟國。當時威爾遜主張維持以後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其中最要緊的是讓各民族自決。當戰事未分勝負的時候,英國、法國都很贊成。到了戰勝之後開和議的時候,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覺得威爾所主張的民族開放和帝國主義利益的衝突太大,所以到要和議的時候,便用種種方法騙去威爾遜的主張。弄到和議結局所定出的條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決,不但不能自由,並且以後所受的壓迫比從前更要厲害。由此可見,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經雄占全球,無論什麼國家和什麼民族的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但是威爾遜的主張提出以後,便不能收回,因為各弱小民族幫助協商國打倒同盟國。是希望戰勝之後可以自由的。後來在和議所得的結果,令他們大為失望,所以安南、緬旬、爪哇、印度、南洋群島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漢、埃及與春歐洲的幾十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知道列強當日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完全是騙他們的,所以他們便不約而同,自己去實行民族自決。

  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還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因為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但是由一次戰爭,無意中發生了一個人類中的大希望。這個希望就是俄國革命。

  俄國發起革命來很早,在歐戰前一千九百零五年的時候,便大功告成。他們所以當歐戰時再發生革命的原故,因為他們民族經過這次歐戰,便生出了大覺悟。俄國本是協商國之一,協商國打德國的時候,俄國所出的兵約計有千餘萬,可謂出力不少。如果協商國不得俄國參加,當日歐洲西方的戰線老早被德國衝破了。因為有了俄國在東方牽制,所以協商國能夠和德國相持兩三年,反敗為勝。俄國正當戰爭之中,自己思索,覺得幫助協商國去打德國,就是幫助幾個強權去打一個強權,料到後來一定沒有好結果。所以一般兵士和人民便覺悟起來,脫離協商國,單獨和德國講和。況且說到國家的地位,俄國和德國人民的利害毫無衝突;而且德國侵略太過,俄國為自衛計,不得不與英法各國一致行動。後來俄國人民覺悟,知道帝國主義不對,所以便對本國革命,先推翻本國的帝國主義;同時又與德國講和,免去外患的壓迫。不久協商國也與德國講和,共同出兵去的俄國。為什麼協商國要出去兵打俄國呢?因為俄國人民發生了新覺悟,知道平日所受的痛苦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現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各國反對這項主張,所以便共同出兵去打他。俄國的主張和威爾遜的主張是不約而同的,都量主張世界上弱小民族都能夠自決,都能夠自由。俄國這咱主義傳出以後,世界上各弱小民族都很贊面,共同要求自決。歐洲經過這次大戰的災害,就帝國主義一方面講,本沒有什麼大利益;但是因此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

  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洲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人以此為本位,去吞滅別色人種。如美洲的紅番已經消滅;非洲的黑人不久就要消滅;印度的棕色人正在消滅這中;亞洲黃色人現在受白人壓迫,不久或要消滅,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贊成白人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想加入亞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強暴的民族。那麼強暴的民族只剩得二萬萬五千萬人,還是想用野蠻手段,拿武力去征服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為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成是二萬萬五千人。第二方面和人數雖然很少,但是他們佔了世界上頂強盛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力和經濟力都很大,總是用這種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如果政治的海陸軍力不夠,使用經濟力去壓迫;如果經濟力有時而窮,便用政治的海陸軍力侵略。他們的政治力幫助經濟力,好比左手幫助右手一樣,把多數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民壓迫得很厲害。但是天不從人願,忽然生屆了斯拉夫民族的一萬萬五千萬人去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為世界人類打不平。所以我前次說,有一位俄國人說:世界列強所以詆毀列寧的原因,是因為他敢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多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壓迫。列寧不但是說出這種話,並且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去自決,為世界上壓迫的人打不平。列強之所以攻擊列寧,中要消滅人類中的先知先覺,為他們自己求安全。但是現在人類都覺悟了,知道列強所造的謠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們欺騙。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進步到光明地位的情況。

  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列強因為恐怕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要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了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了講世界主義。我前次所講苦力買彩票的比喻,已發揮很透闢了。彩票是世界主義,竹槓是民族主義,苦力中了頭彩就丟去謀生的竹槓,好比我們被世界主義誘惑,便要丟去民族主義一樣。我們要知道世界主義是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由此便可知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好比苦力的把彩票藏在竹槓之內一樣,如果丟棄民族主義去講世界主義,好比是苦力把藏彩的竹槓投入海中,那便是根本推翻。我從前說,我們的地位還比不上安南人、高麗人。安南人、高麗人是亡國的人,是做人奴隸的,我們還比不上,就是我們的地位連奴隸也比不上。在這個地位,還要講世界主義,還說不要民族主義,試問諸君中講各通不通呢?

  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不過那個時候,經濟力還不很大,所以我們向未有用經濟力去壓迫他民族。再就文化說,中國的文化比歐洲早幾千年。歐洲文化最好的時代是希臘、羅馬,到了羅馬才最盛。羅馬不過與中國的漢朝時。那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思想便很高深,一般言論家都極力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棄珠崖議》。此項文章就是反對中國去擴充領土,不可與南方蠻夷爭地方,由此便可見在漢朝時候,中國便不主張與外人戰爭,中國的和平思想到漢朝時已經很充分的了。到了宋朝,中國不但不去侵略外人,反為外人所侵略,所以宋朝被蒙古所滅。宋亡之後,到明朝才復國。明朝復之後,更是不侵略外人。

  當時南洋各小國要來進貢,歸化中國,是他們仰慕中國的文化,自己願意來歸順的,不是中國以武力去壓迫他們的,像巫來由及南洋群島那些小國,以中國把他們收入版圖之中,許他們來進貢,便以為是很榮耀;若是不要他們進貢,他們便以為很恥辱,像這項尊榮,現在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還沒有做到。角美國待菲律賓:在菲律賓之內,讓菲人自行組織議會及設官分治,在華盛頓的國會也讓菲人選派議員;美國每年不但不要菲律賓用錢去進貢,反津貼菲律賓以大宗款項。修築道路,興辦教育。像這樣仁慈寬厚,可算是優待極了。但是菲律賓人至今還產以歸化美國為榮,日日總是要求獨立。又像印度的尼泊爾國: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爾額,這種民族是很勇敢善戰的,英國雖然是征服了印度,但至今還是怕廓爾額人,所以很優待他,每年總是送錢到他,像中國宋朝怕金人,常送錢到金人一樣。不過宋朝送錢到金人說是進貢,英國送錢到廓爾額人。或者說是津貼罷了,但是廓爾額人對於中國,到了民國元年還來進貢。由此可見,中國旁邊的小民族羨慕中國,至今還是沒有絕望。十餘年前,我有一次在暹羅的外交部和外交次長談話,所談的是東亞問題,那位外交次長說:「如果中國能夠革命,變成國富民強,我們暹羅還是情願歸回中國,做中國的一行省。」我和他談話的地點,是在暹羅政府之公署內,他又是外交次長,所以他這種說話,不只是代表他個人的意見,是代表暹羅全國人的意見。由此足見暹羅政府當那個時候,還是尊重中國。但是這十幾年以來,暹羅在亞洲已經獨立國,把各國的苛酷條約都已修改了,國家的地位也提高子,此後恐怕不願意歸回中國了。

  再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和諸君談談。當歐戰最劇烈的時候,我在廣東設立護法政府。一天,有一位英國領事到大元帥府來見我,和我商量南方政府入協商國,出兵到歐洲。我就向那位英國領事說:「為什麼要出兵呢?」他說:「請你們去打他,把領土收回來。」我說:「青島離廣州還很遠,至於離廣州最近的有香港,稍遠一點的有緬旬、布丹、尼泊爾。像那些方從前是那一國的領土呢?現在你們還要來取西藏。我們中國此刻沒有收回領土罷。德國所佔去的青島,地方還是很小,至於緬旬便比青島大,西藏比青島更要大。我們如果要收回領土,當先從大的地方起。」他受了我這一番反駁,就怒不可遏,便說:「我來此地是講公事的呀!」我立刻回他說:「我也是講公事呀!」兩人面相對,許久不能下台。後來我再對他說:「我們的文明已經比你們進步了二千餘年,我們現在是想你們上前,等你們跟上來。我們不可退後,讓你們拖下去。因為我們二千多年以前,便丟去了帝國主義。主張和平,至今中國人思想已完全達到這種目的。你們現在戰爭所豎的目標,也是主張和平,我們本來歡迎的。但是實際上,你們還是講打不講和,專講強權不講公理,我以為你們專講強權的行為,是很野蠻的,所以讓你們去打,我們不必參加。等到你們打厭了,將來或者有一日是真講和平,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參加到你們的一方面,共求世界和平,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參加到你們的一方面,共求世界和平。而且我反對中國參加出兵,還有一層最大的理由,是我很不願意中國也變成你們一樣不講公理的強國。如果依你的主張,中國加入協商國,你們便可以派軍官到中國來練兵,用你們有經驗的軍官,又補充極精良的武器,在六個月之內,一定可以練成三五十萬精兵,運到歐洲去作戰,打敗德國。到了那個時候,便不好了。」英國領事說:「為什麼不好呢?」我說:「你們從前用幾千萬兵和幾年的時候都打不敗德國,只要加入幾十萬中國兵便可以打敗德國,由此便可以提起中國的尚武精神。用這幾十萬兵做根本,可以擴充到幾百萬精兵,於你們就大大不利了。現在日本加入你們方面,已經成了世界上列強之一,他們的武力雄霸亞洲,他們的帝國主義和列強一樣,你們是很怕他的。說的日本的人口和富源,不及中國遠甚。如果依你今天所說的辦法,你們中國參加你們一方成面,中國不到十年便可以變成日本;照中國的人口多與領土大,中國至少可以變成十個日本。到了那個時候,以你們全世界的強盛,恐怕都不夠中國人一打了。我們因為已經多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才是真正和平,我希望中國永遠保守和平的道德,所以不願意加入這次大戰。」那位英國領事,半點鐘前幾幾乎要和我用武,聽了這番話之後,才特別佩服,並且說:「如果我也是中國人,一定也是和你的思想相同。」

  諸君知道革命本是流血的事,像湯武革命,人人都他們是順乎天應乎人,但是講到當時用兵的情況。還有人說他們曾經過了血流漂杵。我們辛亥革命推翻滿洲,流過了多少血呢?所以流血不多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愛和平。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中最愛和平的人。我從前總勸世界要跟上我們中國人。現在俄國斯拉夫民族也是主張和平的,這就是斯拉夫人已經跟上了我們中國人。所以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今日就要來和我們合作。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並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譬如黃老的政治學說,就是無政府主義。列子所說華胥氏之國,「其人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從前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蒲魯東、巴古寧所主張的,才是真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中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為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毒[彈]藥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培根、紐頓今譯牛頓。那些大學問家,所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所以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了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至於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英國話所說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的為有道理。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為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我們要保守這種精神,擴充這種精神,是用什麼做基礎呢?是用民族主義做基礎。像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是歐洲世界主義的基礎,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

  今天講的問題,是要用什麼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照以前所講的情形,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們民族被別種民族所征服,統治過了兩百多年。從前做滿州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所受的痛苦,比從前還要更甚。長此以往,如果不想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中國將來不但是要亡國,或者要亡種。秘以我們要救中國,便先要想一個完善的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

  今天所講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有兩種:頭一種是要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在這個生死關頭須要避禍求福,避死求生。要怎麼能夠避禍求福、避死求生呢?須先要知道很清楚了,那便自然要去行。諸君要知道知難行易的道理,可以參考我的學說。中國從前因為不知道要亡國,所以國家便亡,如果預先知道或者不至於亡。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多難可以興邦。」這兩名話完全是心理作用。譬如就頭一句話說,所謂「無敵無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覺得沒有外患,自以為很安全,是世界中最強大的國家,外人不敢來侵犯,可以不必講國防,所以一遇外患,便至亡國。至於「多難可以興邦」,也就是由於自己知道國家多難,故發奮為雄,也完全是心理作用。照從前四次所講的情形,我們要恢復民族主義,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國是多難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時代,那末已經失了的民族主義才可以圖恢復,如果心中不知,要想圖恢復,便永遠沒有希望,中國的民族不久便要滅亡。統結從前四交年講的情形,我們民族是受什麼禍害呢?所受的禍害是從那裡來的呢?是從列強來換。所受的禍害,詳細的說,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這三件外來的大禍已經臨頭,我們民族處於現在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譬如就第一件的禍害說,政治力亡人的國家,是一朝可以做得到的。中國此時受列強政治力的壓迫,隨時都可以亡,今日不知道明日的。尤在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怎麼說兵力一朝可以亡國呢?拿歷史來證明,從前宋朝怎麼樣亡國呢?是由於崖門一戰,便亡於元朝。明朝怎麼樣亡國呢?是由於揚州一戰,便於亡於清朝。拿外國來看,華鐵路一戰,那破侖第一之帝國便亡;斯丹一戰,那破侖第三之帝國便亡,照這樣看,只要一戰便至亡國。中國天天都可以亡。因為我們的海陸軍和各險要地方沒有預備國防,外國隨時可以衝入,隨時可以亡中國。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日本。他們的陸軍,平常可出一百萬,戰時可加到三百萬。海軍也是很強的,幾乎可以和英美爭雄。經過華盛頓會議之合,戰鬥艦才限制到三十萬噸,日本的大戰船象巡洋艦、潛水艇、驅逐艦都是很堅固,戰鬥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鵝潭來的兩隻驅逐艦,中國便沒有更大戰鬥力的船可以抵抗,像這種驅逐艦在日本有百幾十隻,日本如果用這種戰艦來和我們打仗,隨時使可以破我們的國防,制我們的死命。而且我們沿海各險要地方,又沒有很大的炮台可以鞏固國防,所以,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海陸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東岸,最強的是美國。美國海軍朋前多過日本三倍,近來因為受華頓會議的束縛,戰鬥艦減少到五十萬噸,其他潛水艇、驅逐艦種種新戰船都要比日本多。至於陸軍,美國的教育是很普及的,小學教育是強迫制度,通國無論男女都要進學校去讀書,全國國民多數受過中國教育及大學教育。他們國民在中學、大學之內,都受過軍事教育,所以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加多兵。當參加歐戰的時候,不到一年便可以出二百萬兵。故美國平時常備軍雖然不多,但是軍隊的潛勢力非常之大,隨時可以屆幾百萬兵。假如中美絕交,美國自動員之日起,到攻擊中國之日止,只要一個月;故中美絕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再從美國更向東望,位於歐洲大陸與大西洋之間的,便是英倫三島。英國從前呈稱海上的霸王,全心全意的海軍是世界上最強的。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也限制戰鬥艦不得過五十萬噸,至於普通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都比美國多。英國到中國不過四五十天,且在中國已經有了根據地。像香港已經經營了,幾十年,地方雖然很小,但是商務非常以達,這個地勢,在軍事上掌握中國志方幾省的咽喉。練得有陸軍,駐得有海軍,以香港的海陸軍來攻,我們一時雖然不至亡國,但是沒有力量可以抵抗。除香港以外,還有極接近的印度、澳洲,用那些殖民地的海陸軍一起來攻擊,自動員之日起,不過兩上月都可以到中國。故中英兩國如果絕交,最多在兩個月之內,英國使可以亡中國。再來望到歐洲大陸,現在最強的是法國。他們的陸軍是世界上最強的現在有了兩三千架飛機,以後戰時還可以增加。他們在離中國最近的地方,也有安南的根據地,並且由安南築成了一條鐵路,通到雲南省城。假若中法絕交,法國的兵也只要四五十日便可以來攻擊中國。所以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月便可以亡中國。

  照這樣講來,專就軍事上的壓迫說,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強國都可以亡中國。為什麼中國至今還能夠存在呢?中國到今天還能夠存在的理由,不是中國自身有力可以抵抗,是由於列強都想亡中國,彼此都來窺伺,彼此不肯相讓。各國在中國的勢力成了平衡狀態,所以中國還可以存在。中國有些癡心妄想的人,以為列強對於中國的權利,彼此之間總是要妒忌的,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總是平均,不能統一的,長此以往,中國不必靠自己去抵抗便不至亡國。像這樣專靠別人,不靠自己,豈不是望天打卦嗎?望天打卦是靠不住的,這種癡心妄想是終不得了的,列強還是想要亡中國。不過列強以為專用兵力來亡中國,恐怕為中國的問題又發生象歐洲從前一樣的大戰爭,弄到結果,列強兩敗俱傷,於自身沒有大利益。外國政治家看到很明白,所以不專用兵力。就是列強專用兵力來亡中國,彼此之間總免不了戰爭。其餘權利上平均不平均的一切問題,或者能免衝突,到了統治的時候,還是免不了衝突。既免不了衝突,於他們自身還是有大大的不利。列強把這層利害看得也很清楚,所以他們現在便不主張戰爭,主張減少軍備。日本的戰鬥艦隻准三十萬噸的海軍,英美兩國海軍的戰鬥艦隻準備五十萬噸,那次會議,表面上為縮小軍備問題,實在是為中國問題。要瓜分中國的權利。想用一個什麼方法彼此可以免去衝突,所以才開那次會議。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炮,他們用槍炮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張紙和支筆。用一張紙和一支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在華盛頓會議時候,中國雖然派了代表,所議關於中國之事,表面都說為中國謀利益。但是華盛頓散會不久,各國報紙便有共管之說發生。此共管之說,以後必一日進步一日,各國之處心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他們以後的方法,不必要動陸軍、要開兵船,只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便可以亡中國。至於用妥協的方法,只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只是一朝,所以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只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停采之後,波蘭便亡。照這個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就第二件的禍害說,中國現在所受經濟壓迫的毒,我前說過,每年要被外國人奪去十二萬萬元的金錢。這種被奪去的金錢,還是一天增多一天。若照海關前十年出入口貨相抵虧蝕二萬萬元,現在出放口貨相抵虧蝕五萬萬元,每十年增加兩倍半,推算比例起來,那麼十年之後,我們每年被外國人奪去金錢應為三十萬萬元。若將此三十萬萬元分擔到四萬萬人身上,我們每年每人應擔七元五角。我們每年每人要擔去七元五角與外國人,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每年每人應納七元五角人頭稅與外國。況且四萬萬人中除了二萬萬是女子,照現在女子能力狀況而論,不能擔負此項七元五角之人頭稅,甚為明白,則男子方面應該多擔一倍,當為每年每人應後十五元。男子之中又有三種分種,一種是老弱的一種幼稚的,此二種雖系男子,但是只能分利,不能生利,更不能希望其擔負項輪到男子應擔之十五元人頭稅。除去三分二不能擔負,則擔負的完全系中年生利之男子。此中年生利之男子,應將老幼應擔之十五元一齊擔下,則一中年生利之男子每年每人應擔四十五元之人頭稅與外國,汝說可怕不可怕呢?這種人頭稅還是有加無已的。所以依我看起來,中國人再不覺悟,長此以往,就是外中的政治家天天睡覺,不到十年便要亡國。因為現在已經是民窮財盡,再到十年,人民的因窮更可想而知,還要增加比較現在的負擔多兩倍半。汝想中國要亡不要亡呢?

  列強經過這次歐洲大戰之後,或者不想再戰爭,不想暴動,以後是好靜惡動,我們由此可以免去軍事的壓迫,但是外交的壓迫便不能免去。就令外交的壓迫可以徼倖免去,專由這樣大的綠壓迫天天侵入,天天來吸收,而我們大家猶在睡夢之中,如何可免滅亡呢?

  再就第三件的禍害說,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當然難得加多。環看地球上,那美國增多十倍,俄國增多四倍,英國、日本增多三倍,德國增多兩倍半,至少的法國還有四分之一的增多,若他們逐日的增多,我們卻仍然故我,甚或減少。拿我國的歷史來考查,漢族大了,原來中國的土人苗、徭、僚、僮等族便要滅亡。那麼我們民族,被他們的人口增加的壓迫,不久亦要滅亡,亦是顯然可見的事。

  故中國現在受列強的政治壓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經濟的壓迫,剛才算出十年之後便要亡國;講到人口增加的問題,中國將來也是危險的。所以中國受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的壓迫,這三件大禍臨頭,便要到到處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亡國慘禍,中國是難逃於天地之間的。到了人人都知道大禍臨頭,應該要怎麼樣呢?俗話說「困獸猶斗」,逼到無可逃免的時候,當發奮起來和敵人拚一死命。我們有了大禍臨頭了,能斗不能斗呢?一定是能斗的,但是要能鬥,便先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困獸尚且要鬥,我們將死的民族是要鬥不要鬥呢!諸君是學生,是軍人,是政法家。都是無覺無知,要令四萬萬人都知道我們民族現在很危險的。如果四萬萬人都知道了危險,我們對於民族主義便不難恢復。

  外國人常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中國人對於國家觀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沒有民族團體。但是除了民族團體之外,有沒有別的團體呢?我從前說過了,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觀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國人在路上遇見了,交談之後,請問貴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親熱,便認為同姓的伯叔兄弟。由這種好觀念推廣出來,便可由宗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我們失了的民族主義要想恢復起來,便要有團體。要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要結成大團體,便先要有小基礎,彼此聯合起來,才容易做成功。我們中國可以利用的小基礎,就是宗族團體。此外還有家鄉基礎,中國人的家鄉觀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縣同鄉村的人,總是特別容易聯絡,依我看起來,若是拿這兩種好觀念做基礎,很可以把全國的人都聯絡起來。要達到這個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國人照此做去,恢復民族主義比較外國人是容易得多。因為外國人是以個人為單位,他們的法律,對於父子,兄弟、姊妹、夫婦各個人的權利都是單獨保護的。打起官司來,不問家族的情形是怎麼樣,只問個人的是非是怎麼樣。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再沒有很堅固很普遍的中間社會。所以說,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外國不如中國。因為中國個人之外注重家族,有了什麼事便要問家長。這種組織有的說是好有的說是不好。依我看起來,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變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係當中是很結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若是用個人做單位,在一國這中,至少有幾千萬個單位,像中國便有四萬萬個單位;要想把這樣多數的單位都聯絡起來,自然是很難的。如果用宗族做單位,中國人的姓普通都說是百家姓,不過經過年代太久,每姓中的祖宗或者有不同,由此所成的宗族或者不只一百族,但是最多不過四百族。各族中總有連帶的關係,譬如各姓修家普,常由祖宗幾十代推到從前幾百代,追求到幾千年以前,先祖的姓氏,多半是由於別姓改成的,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像這樣宗族中窮源極流的舊習慣,在中國有了幾千年,牢不可破,在外國人看起來,或者以為沒有用處,但是敬宗收族的觀念入了中國人的腦,有了幾千年。國亡他可以不管,以為人人做皇帝,他總是一樣納糧;若說到滅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斷絕,不由得不拚命奮鬥。閩粵向多各姓械鬥的事,起因多是為這一姓于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佔,便不惜犧牲無數金錢生命,求為姓中吐氣,事雖野蠻,義至可取。若是給他知了外國目前的種種壓迫,民族不久即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無人存在。譬如中國原來的土人苗、徭等族,到了今日祖宗血食的樣子。那麼,一方可以化各族之爭而對外族之爭,國內野蠻的各姓械鬥可以消滅;一方他怕滅族,結合容易而且堅固,可以成就極有力量的國族。用宗族的小基礎,來做擴充國族的工夫,譬如中國現有四百族,好像對於四人做工夫一樣,在每一姓中,用其原來宗族的組織,拿同宗的名義,先從一鄉一縣聯絡起,再擴充到一省一國。各姓便可以成一個很大的團體。譬如姓陳的人,因其原有組織,在一鄉一縣一省中專向姓陳的人去聯絡,我想不過兩三年,姓陳的人便有很大的團體。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團體之後,再由有關係的各姓互相聯合起來,成許多極大的團體。更令各姓的團體都知道大禍臨頭,死期將至,都結合起來,便可以成一個極大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有了國族團體,還怕什麼外患,還怕不能興邦嗎!《尚書》所載堯的時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他的治平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漸擴充到百姓,使到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豈不是目前團結宗族造成國族以興邦御外的好榜樣嗎?如果不從四百個宗族團體中做工夫,要從四萬萬人中去做工夫,那麼,一片散沙便不知道從那裡聯絡起,從前日本用藩閥諸侯的關係,聯絡成了大和民族,當時日本要用藩閥諸侯那些關係的原因,和我主張聯成中國民族要用宗族的關係是一樣。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壓迫的國民,已經到了不得了的時代,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體結合成一個民族的大團本。我們四萬萬人有了民族的大團體,要抵抗外國人,積極上自然有辦法。現在所以沒有辦法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團體。有了團體,去抵抗外國人不是難事。譬如印度現在受英國人的壓迫,被英國人所統治,印度人對於正當的壓迫沒有辦法,對於經濟的壓迫,便有康第(今譯甘地,下同。)主張「不合作」。什麼是不合作呢?就是英國人所需要的,印度人不供給;英國人所供給的,印度人不需要。好比英國人需要工人,印度人便不去和他們作工,英國人供給印度許多洋貨,印度人不用他們的洋貨,專用自製的土貨,康第這種主張,初發表的時候,英國人以為不要緊,可以不必理他。但是久而久知,印度便有許多不合作的團體出現,英國經濟一方面便受極大的影響,故英國政府捕康第下獄。推究印度所以能夠收不合作之效果的原因,是由於全國國民能夠實行。但是印度是已經亡了的國家,尚且難免實行不合作;我們中國此刻還沒有亡,普通國民對於別的事業不容易做到,至於不做外國人的工,不去當洋奴,不用外來的洋貨,提倡國貨,不用外國銀行的紙幣,專用中國政府的錢,實行經濟絕交,是很可以做得到的,他若人口增加的問題,更容易解決,中國的人口向來很多,物產又很豐富。向來所以要受處國壓迫的原因,毛病是由於大家不知,醉生夢死。假若全體國民都能夠和印度人一樣的不合作,又用宗族團體做基礎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什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付那一國,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來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

  今天所講的問題,是怎麼樣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

  我們想研究一個什麼方法去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便不要忘卻前幾次所講的話。我們民族現在窨是處於什麼地位呢?我們民族和國家在現在世界是什麼情形?一般很有思想的人所謂先知先覺者,以中國現在不止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講,比方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講,比方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國既是半殖民地,和安南、高麗比較起來,中國的地位似乎要高一點,因為高麗、安南比較起來究竟是怎麼樣呢?照我的研究,中國現在還不能夠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要低一級。所以我創一個新名詞,說中國是「次殖民地」,這就是中國現在的地位,這種理論,我前次已經講得很透徹民今天不必再講。

  至於中國古時在世界中是處於什麼地位呢?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象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中的獨強,我們祖宗從前已經達到了那個地位,說到現在還不如殖民地,為什麼從前的地位那麼高,到了現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從前已經講過了,就是由於我們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

  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是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什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能知與合群,便是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大家先知道了這個方法的更要去推廣,宣傳到全國的四萬萬人,令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末,我們從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復起來。從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覺;現在要恢復民族精神,就要喚醒起來。醒了之後,才可以恢復民族主義。到民族主義恢復了之後,我們便可以進一步去研究怎麼樣才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

  中國從前能夠達到很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亞洲古時最強盛的民族,莫過於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東邊滅了中國,在西邊又征服歐洲。中國歷代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夠過裡海的西岸,只能夠到裡海之東,故中國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達到歐洲。元朝的時候,全歐洲幾乎被蒙古人吞併,比起中國最強盛的時候還要強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從前中國各代的國力雖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國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夠長久,推究當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國其餘各代的道德那樣高尚。從前中國民族的道德因為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洲人,後來滿洲人也是被中國人同化。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業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無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中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候,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一無所有,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像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前幾天所看見的「孝」字是特別的大,左邊所拆去的痕跡還是新鮮。推究那個拆去的行為,不知道是鄉下自己做的,或者是我們所駐的兵士做的,但是我從前看到許多祠堂廟字沒有駐過兵,都把「忠」字拆去。由此便可見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的;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為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什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有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後,一般人便以為中國人所講的仁愛不及外國人,因為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來教育中國人、救濟中國人,都是為實行仁愛的,照這樣實行一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人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國人和中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記入帳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便要立很詳細的合同。如果在沒有律師和沒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國人也有學中國人一樣只記入帳簿便算了事的,不過這種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很詳細的合同。逢著沒有立合同的時<候>,彼此定了貨,到交貨的時候如果貨物的價格太賤,還要去買那一批貨,自然要虧本。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價訂明是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只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貨,便要損失五千元。推到當初訂貨的時候沒有合同,中國人本來把所定的貨可以辭卻不要,但是中國人為履行信用起見,寧可自己損失五千元,不情願辭去那批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國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訂貨,縱然立了合同,日本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訂明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價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來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貨、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國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東亞住過很久的外國人,和中國人與日本人都做過了生意的,都讚美中國人,不讚美日本人。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實在是一個獨立國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麗還是獨立。到了近來一二十年,高麗才失去自由。從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談論世界問題,當時適歐戰正劇,日本方參加協商國去打德國。那位日本朋友說,他本不贊成日本去打德國,主張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參加德國來打協商國,但說因為日本和英國是同盟的,訂過了國際條約的,日本因為要講信義,履行國際條約,故中得不犧牲國家的權利,去參加協商國,和英國共同去打德國。我就問那位日本朋友說:「日本和中國不是立過了馬關條約嗎?該條約中最要之條件不是要求高麗獨立嗎?為什麼日本對於英國能夠犧牲國家權利去履行條約,對於中國就不講信義,不不履行馬關條約嗎?對於高麗獨立是日本所發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脅近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義之有呢?簡直是說,日本對於英國主張履行條約,對於中國便不主張履行條約,因為英國是很強的,中國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歐戰,是怕強權,不中講信義罷!」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復以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我們自被滿清征服了以後,四萬萬人睡覺,不但是道德睡了覺,連知識也睡了覺,我勻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們祖宗對於這些道德上的功夫,從前雖然是做過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後,這些知識的精神當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讀書,雖然常用那一段話做口頭禪,但是多是習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誠意的學問是內治的功夫,是很難講的。從前宋儒是最講究這些功夫的,讀他們的書,便可以知道他們做到了什麼地步。但是說到修身、齊家、治國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專就外表來說,所謂修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以來都做不到,所以對於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

  我們為什麼不能治中國呢?外國人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來呢?依我個人的眼光看,外國人從齊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國家庭看不清楚,但是從修身一方面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欠檢點,只要和中國人來往過一次,便看得很清楚。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象羅素那一樣的人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於歐美,才讚美中國,普通外國人,總說中國人沒有教經,是很野蠻的,推求這個原因,就是大家對於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大者勿論,即一舉一動,極尋常的功夫都不講究。譬如中國人初到美國時候,美國人本來是平等看待,沒有什麼中美人的分別。後來美國大旅館都不准中國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吃飯,這就是由於中國人沒有自修的功夫。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個美國船主談話,他說:「有一位中國公使前一次也坐這個船,在船上到處噴涕吐談,就在這個貴重的地氈上吐痰,真是可厭。」我便問他:「你當時有什麼辦法呢?」他說:「我想到無法,只好當他的面,用我自己的絲巾把地氈上的痰擦乾淨便了。當我擦痰的時候,他還是不經意的樣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樣貴重的地氈上都吐痰,普通中國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見中國人舉動缺乏自修的功夫。孔子從前說「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見他平時修身雖一坐立之微,亦很講究的。到了宋儒時代,他們正心、誠意和修身的功夫,更為謹嚴。現在中國人便不講究了。

  為什麼外國的大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吃飯呢?有人說:有一次,一個外國大酒店當會食的時候。男男女女非常熱鬧、非常文雅,躋[濟]躋[濟]一堂,各樂其樂。忽然有一個中國人放起屁來,於是同堂的外國人嘩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國人逐出店外。從此以後,外國大酒店就不許中國人去吃飯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請外國人來宴會,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來,弄到外國人的臉都變紅了。他不但不檢點,反站起來大拍衫褲,且對外國人說:「嗌士巧士咪。」這種舉動,真是野蠻陋劣之極!而中國之文人學子,亦常有此鄙陋行為,實在難解。或謂有氣必放,放而在響,是有益衛生,此更為惡劣之謬見,望國人切當戒之,以為修身的第一步功夫,此外中國人每愛留長指甲,長到一寸多長都不剪去,常以為要這樣便是很文雅。法國人也有留指甲的習慣,不過法國人留長指甲,只長到一兩分,他們以為這樣做,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粗工的人。中國人留長指甲也許有這個意思,如果人人都不想做粗工,便和我們國民黨尊重勞工的原理相違背了。再者中國人牙齒是常常很黃墨的,總不去洗刷乾淨,也是自修上的一個大缺點,像吐痰、放屁、留長指甲、不洗牙齒,都是修身上尋常的功夫,中國人都不檢點。所以我們雖然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知識,外國人一遇見便以為很野蠻,便不情願過細赤考察我們的知識。外國人一看到中國,便要在中國多住幾十年,方可以知道中國幾千年的舊文化。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條理,誠中形外,雖至舉動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國人,不以鄙陋行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國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講到修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夠修身,便可來講齊家□治國。現在各國的政治都進步了,只有中國是退步,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為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究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知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知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我們除了知識之外,還固有的能力。現在中國人看見了外國的機器發達,科學昌明,中國人現在的能力當然不及外國人。但是在幾千年前,中國人的能力是怎麼樣呢?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雙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比如指南針,在今日航業最發達的世界,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這種指南針的來源,還是中國人幾千年以前發明的,如果從前的中國人沒有能力,便不能發明指南針。中國人固老早有了指南針,外國人至今還是要用他。可見中國人固有的能力還是高過外國人,其次,在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東西,便是印刷術。現在外國改良的印刷機,每點鐘可以印幾萬張報紙,推究他的來源,是由於有煙黑藥改良而成的。那種有煙黑藥也是中國發明的。中國發明了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這些重要的東西,外國今日知道利用他,所以他們能夠有今日的強盛。至若人類所享衣食住行的種種設備,也是我們從前發明的,譬如就飲料一項說,中國人發明茶葉,至今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國皆爭用之,以茶代酒,更可免了酒患,有益人類不少。講到衣一層,外國人視為最貴重的是絲織品。現在世界上穿絲的人一天多過一天,推究用蠶所吐的絲而為人衣服,也是中國幾千年前發明的。講到住一層,現在外國人建造的房屋自然是很完全,但是造房屋的原理和房屋中各重要部分都是中國人發明的,譬如拱門就是以中國的發明為最早,至於走路,外國人現在所用的吊橋,便以為是極新的工程、很大的本領,但是外佃人到中國內地來,走到川邊、西藏,看見中國人經過大山,橫過大河,多有用吊橋的。他們從前沒有看見中國的吊橋,以為這是外國先發明的,及看見了中國的吊橋,便把這種發明歸功到中國。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

  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知識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進中國於世界一等的地位,如我們祖宗之當時世界之獨強的。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有長處,我們仍要退後,我們要學外國到底是難不難呢?中國人向來以為外國的機器很難,是不容易學的,不知道外國視為最難的是飛上天,他們最新的發明的飛機,現在我們天天看見大沙頭的飛機飛上天,飛上天的技師是不是中國人呢;中國人飛上天都可以學得到,其餘還有什麼難事學不到呢?因為幾千年以來,中國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學外國人,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學得到。用我們的本能,很可以學外國人長處。外國的長處是科學,用了兩三百年的功夫去研究發明,到了近五十年來,才算是十分進步。因為這種科學進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奪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最新發明的物力是用電。所以外國的科學,已經由第一步進到第二步。現在美國的一個很大的計劃,是要把全國機器廠所用的動力即馬力都統一起來。因為他們全國的機器廠有幾萬家,各家工廠都有一個發動機,都要各自燒煤去發生動力,所以每天各廠所燒和所費的人工都是很多,且因各廠用煤太多,弄到全國的鐵路雖然有了幾十萬英里,還不敷替他們煤之作,更沒有工夫去運農產,於是各地的農產便不能運出暢銷。因為用煤有這兩種的大大不利,所以美國現在想做一個中央電廠,把幾萬家工廠用電力去統一。將來此項計劃如果成功。那幾萬家工廠的發動機都統一到一個總發動機,各工廠可以不必用煤和許多工人去燒火,只用一條銅線,便可以傳導動力,各工廠便可以去做工。行這種方法的利益,好比現在講堂內的幾百人,每一個人單獨用鍋爐去煮飯吃,就便當得多,就節省得多。現在美國正是想用電力去統一全國工廠的計劃。如果中國要學外國的長處,起首便應該不必用煤力而用電力,用一個大原動力供給全國。這樣學法,好比是軍事家的迎頭去學,十年之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我們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還是睡覺,不去奮鬥,不知道恢復國家的地位,從此以後便要亡國滅種。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從前雖然是退後了幾百年,但是現在只要幾年便可以趕上,日本便是一個好榜樣。日本從前的文化是從中國學生去的,比較中國低得多。但是日本近來專學歐美的文化,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強之一。我看中國人的聰明才力不亞於日本,我們此後去歐美,比較日本還要容易。所易這十年中,便是我們的生死關頭。如果我們醒了,像日本人一樣,大家提心吊膽去恢復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內,就可以把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壓迫和種種禍害都一齊消滅。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但是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領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國學到日本,就要變成十個列強。現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過五大強國,以後德、俄恢復起來,也不過六七個強國;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就要變成十個強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以恢復到頭一個地位。

  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怎麼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為中國有了這個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安南、緬旬、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旬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窨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了,也要去滅人的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上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天下。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一講

  諸君︰

  今天開始來講民權主義,什麼叫做民權民義呢?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先要知道什麼是民。大凡有團體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什麼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力量最大的那些國家,中國話說「列強」,外國話便說「列權」。又機器的力量,中國話說「馬力」,外國話說是「馬權」。所以權和力實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麼叫做政治力量呢?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便先要明白什麼是政治。許多人以為政治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東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中國的軍人常常說,我們是軍人,不懂得政治。為什麼不懂得政治呢?就是因為他們把政治看作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殊不知道政治是很淺白、很明瞭的。如果軍人說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通,但是說不懂得政治,便講不通了。因為政治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然要懂得正當,要明白什麼是正當。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現在民權的定義既然是明白了,便要研究民權是什麼作用的。環觀近世,追溯往古,權的作用,簡單的說,就是要來維持人類的自下而上。人類在能夠自下而上,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就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權是人類用來奮鬥的。

  人類由初生以至於現在,天天都是在奮鬥之中。人類奮鬥可分作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太古洪荒沒有歷史以前的時期。那個時期和長短,現在雖然不知道,但是近來地質學家由石層研究起來,考查得有人類遺跡憑據的石頭不過是兩百萬年,在兩百萬年以前的石頭便沒有人類的遺跡。普通人講到幾百萬年以前的事,似乎是很渺茫的,但是近來地質學發達,地質學家把地球上的石頭分成許多層,每層合成若干年代,那一層是最古的石頭,那一層是近代的石頭,所以用石頭來分別。在我們說到兩百萬年,似乎是很長遠,但是地質學家看起來,不過是一短時期。兩百萬年以前還有種種石層,更自兩百萬年以上,推到地球沒有結成石頭之先,便無可稽考。普通都說沒有結面石頭之先,是一種流質;更在流質之先,是一種氣體。所以照進化哲學的道理講,地球本來是氣體,和太陽本是一體的。始初太陽和氣體都是在空中,成一團星雲,到太陽收縮的時候,分天許多氣體,日久凝結成液體,再由液體固結成石頭。最老的石頭有幾千萬年,現在地質學家考究得有憑據的石頭是二千多萬年。所以他們推定地球當初由氣體變成液體要幾千萬年。由液體變成石頭的固體又要幾千萬年。由最古石頭至於今日,至少有二千萬年。在二千萬年的時代,因為沒有文字的歷史,我們便以為很久遠,但是地質學家還以為很新鮮。我要講這些地質學,和我們今日的講題有什麼關係呢?困不講地球的來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類的來源。地質學家考究得人類初生在二百萬年以內。人類初生以後到到距今二十萬年,才生文化。二十萬年以前,不是偶然造成的,人類庶物由二十萬年以來。逐漸進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現在是什麼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

  民權之萌芽雖在二千年前之希臘、羅馬時代,但是確立不搖,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權時代,君權之前是神權時代。而神權之前便是洪荒時代,是人和獸相鬥的時代。在那個時候,人類要圖生存,獸類也要圖生存。人類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覓食,一方面是自衛。在太古時代,人食類,獸亦食人,彼此相競爭。遍地都是毒蛇猛獸,人類的四周都是禍害,所以人類要圖生存,便要去奮鬥。但是那時的奮鬥,總是人獸到處混亂的奮鬥,不能結合得大團體,所謂各自為戰。就人類發生的地方說,有人說不過是在幾處地方。但是地質學家說,有人說不過是在幾處地方。但是地質學家說,世界上有了人之後,便到處都有人。因為無論自什麼地方挖下去,都可以發見人類的遺跡。至於人和獸的競爭,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滅。如果現在走到南洋很荒野的地方,人和獸斗的事還可以看見。又像我們走到荒野外沒有人煙的地方,便知道太古時代人同獸是一個什麼景象。

  像這樣講,我們所以能夠推到古時的事,是因為有古代的痕跡遺存;如果沒有古跡遺存,我們便不能推到古時的事。普通研究古時的事,所用的方法是讀書看歷史。歷史是用文字記載來的,所以人類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後才有歷史,有文字的歷史,在國;至今不過五六千年,在埃及不過一萬多年,世界上考究萬事萬物,在中國是專靠讀書,在外國人卻不是專靠讀書。外國人在小學、中學之內,是專靠讀書的,進了大學便不專靠讀書,要靠實地去考察。不專看書本的歷史,要去看石頭、看禽獸和各地方野蠻人的情狀,便可推知我們祖宗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比方觀察非洲和南洋群島的野蠻人,便可知道從前沒有開化的人是什麼情形。所以近來大科學家考察萬事萬物,不是專靠書。他們所出的書,不過是由考察的心得貢獻到人類的記錄罷了,他們考察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人類進化的道理都是由此兩學得來的。

  古時人同獸鬥,只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猛獸奮鬥,在;雖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上猛獸奮鬥,這兩個地方的人類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和猛獸是不同的,於是同類的就互相集合起來,和不同類的去奮鬥。決沒有和不同類的動物集合,共同來食人的,來殘害同類的,不是人為的。把毒蛇猛獸打完了,各人還是散去。因為當時民權沒有發生,人類去打那些毒蛇猛獸,各人都是各用氣力,不是用權力。所以在那個時代,人同獸爭用氣力的時代。

  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殺完了,人類所處的環境較好,所住的地方極於人類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年,把馴伏的禽獸養起來,供人類的使用。故人類把毒蛇猛獸殺完了之後,便成畜牧時代,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差不多和現在中國的蒙古同亞洲西南的阿剌伯人還是畜牧時代一樣。到了那個時代,人類生活的情形使以生一個大變動,所以人同獸斗終止,便是文化祿生。這個時代可以叫做太古時代。到了那個時代,人又同什麼東西去奮鬥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奮鬥。

  簡而言之,世界進化,當第一時期是人同獸爭,所用的是氣力,大家同心協力殺完毒蛇猛獸;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

  在人同獸爭的時代,因為不知道何時有毒蛇猛來犯,所以人類時時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衛力只有又手又足。不過在那個時候,人要比獸聰明些,所以同獸奮鬥,不是用雙手雙足,還曉得用木棍和石頭。故最後的結果,人類戰勝,把獸類殺滅淨盡,人類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計算。在人同獸斗的時期,人類的安全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保。到了沒有獸類的禍害,人類才逐漸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滿了。

  當那個時代,什麼是叫做好地方呢?可以避風雨的地方叫做好地方,就是風雨所不到的地方。像埃及的尼羅河兩旁和亞洲馬斯波他米亞地方,土地極其肥美,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尼羅河水每年漲一次,水退之後,把河水所帶的肥泥都散佈到沿河兩旁的土地,便容易生長植物,多產谷米。像這種好地方,只有沿尼羅河岸和馬斯波他米亞地方,所以普通都說尼羅河和馬斯波他米亞是世界文化發源的地方,因為那兩岸的土地肥美,常年沒有風雨,既可以耕種,又可以畜牧,河中的水族動物又豐富,所以人類便很容易生活,不必勞心勞力便可以優遊度日,子子孫孫便容易蕃盛。

  到了人類過於蕃盛之後,那些好的地方便不夠住了。就是在尼羅河與馬斯波他米亞之外,稍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是風雨的天災。好多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源的地方。在黃河流域,一來有風雨天災,二來有寒冷,本不能夠發生文化,但是中國古代文化何以發生於黃河流域呢?因為沿河兩岸的人類是由別處搬來的。比方馬斯波他米亞的文化,便早過中國萬多年,到了中國的三皇五帝以前,便由馬斯波他米亞搬到黃河流域,發生中國的文明。在這個地方,驅完毒蛇猛獸之後,便有天災,便要受風雨的禍患。遇到天災,人類要免去那種災害,便要與天爭。因為要避風雨,就要做房屋;因為要御寒冷,就要做衣服。人類到了能夠做房屋做衣服,便進化到文明。

  但是,天災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備。有時一場大風便把房屋推倒,一場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沒,一場大火便可把房屋燒完,一場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壞。這四種──水、火、風、雷的災害,古人實在莫名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風、雷四種天災。所以古人對於這四種天災,便沒有方法可以防備。說到人同獸爭的時代,人類還可用氣力去打,到了同天爭的時代,專講打是不可能的,故當時人類感覺非常的困難。後來便有聰明的人出來替人民謀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樹上做居室,替人民謀避風雨的災害。自此以後,文化便逐漸發達,人民也逐漸團結起來。又因為當時地廣人稀,覓食很容易,他們單獨的問題只有天災,所以要和天爭,無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權,擁戴一個很聰明的人做首領。好比現在非洲野蠻的酋長,他的職務便是專祈禱。又像中國的蒙古、西藏都奉活佛做皇帝,都是以神為治。所以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國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禱,第二是打仗。

  中華民國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現在沒有君權。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的國家,至今還是拜神,所以日本皇帝,他們都稱天皇。中國皇帝,人們從前亦稱天子。在這個時代,君權已經發達了很久,還是不能脫離神權。日本的皇帝,在幾百年以前已經被武人推到了。到六十年前明治維新,推翻德川,恢復天皇,所以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神權並用。從前羅馬皇帝也是一國的教主,羅馬亡了之後,皇帝被人推翻,政權也被奪去了;但是教權仍然保存,各國人民仍然奉為教主,好比中國的春秋時候列國尊週一樣。

  由此可見人同獸爭以後,便有了天災,要和天爭,便發生神權。

  由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為教主,或者自稱為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了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相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到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羅馬分裂之後,神權漸衰,君權漸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為極盛的時代。他說:「皇帝和國家沒有分別,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國家。」把國空的什麼權都拿到自己手裡,專制到極點,好比中國秦始皇一樣。君主專制一天歷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這個時代,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種覺悟,知道君主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的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專制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我們可以同時代來分析。

  再概括的說一說: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

  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以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這個時代是很新的。我們到了這個很新的時代,推倒舊時代的君權,窨是好不好呢?從前人類的知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上講起來,究竟為什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為近來文明進步,人類的知識很發灰,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但是現在還有很多學者要擁護君權,排斥民權。日本這種學者是很多,歐美也有這種學者,中國許多舊學者也是一樣。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是主張復辟,恢復帝制。現在全國的學者人主張君權的,有主張民權的,所以弄到政體至今不能一定。我們是主張民權政治的,必要把全世界各國民權的情形,考察清楚才好。

  從二十萬年到萬幾千年以前用神權,神權很適宜於那個時代的潮流。比如現在西藏,如果忽然設立君主,人民一定是要反對的;因為他們宗信教主,擁戴活佛,尊仰活佛的威權,服從活佛的命令。歐洲幾千百年前也是這樣。中國文化發達的時期早過歐洲,君權多過神權,所以中國老早便是君權時代,民權這個名詞是近代傳進來的。大家今天來贊成我的革命,當然是主張民權的;一般老官僚要復辟要做皇帝,當然是反對民權、主張君權的。君權和民權,究竟是那一種和現在的中國相宜呢?這個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根本上討論起來,無論君權和民權,都是用來管理政治,為眾人辦事的,不過政治上各代的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到底中國現在用民權是適宜不適宜呢?有人說,中國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適宜於民權。美國本來是民權的國家,但是在袁世凱要做皇帝的時候,也有一位大學教授叫做古德諾,到中國來主張君權,說中國人民的思想不發達,文化趕不上歐美,所以不宜用民權。袁世凱便利用他這種言論,推翻民國,自己稱皇帝。現在我們主張民權,便要對於民權認得清楚。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就是中國十三年來也沒有實行過民權。但是我們的歷史經過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亂,都是用君權。到底君權對於中國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國所受君權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害參半。但是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如果應用民權,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可以做得到的。

  至於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印象,把中國人和非洲、南洋的野蠻人一樣看待,所以中國人和外國人講到民權,他們便不極不贊成,以為中國何以能夠同歐美同時來講歐美來講民權!這些見解的錯誤,都是由於外國學者不考察中國的歷史的國情,所以不知道中國實在是否適宜於民權,中國在歐美的留學生,也有跟外國人一樣說中國不適宜民權的。這種見解實在是錯誤。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吉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現在歐美既是成立民國,實現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國古人也有這種思想,所以我們要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但是民權發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生中國有了兩千多年,在歐美恢復民權不過一百五十年,現在風行一時。

  近代事實上的民權,頭一次發生是在英國。英國在那個時候發生民權革命,正當中國的明末清初。當時革命黨的首領叫做格林威爾,把英國皇帝查理士第一殺了。此事發生以後,便驚動歐一般人,以為這是自有歷史以來沒有的,應該當作謀反叛逆看待。暗中弒君,各國是常有的;但是格林威爾殺查理士第一,不是暗殺,是把他拿到法庭公開裁判,宣佈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所以便把他殺了,當時歐洲以為英國人民應該贊成民權,從此民權便可以發達。誰知英國人民還是歡迎君權,不歡迎民權,查理士第一雖然是死了,人民還是思慕君主,不到十年,英國便發生復辟,把查理士第二迎回去做皇帝。那個時候,剛是滿清入關,明朝還沒有亡,距今不過兩百多年以前,英國發生過一次民權政治,不久便歸消滅,君權還是極盛。

  一百年之後,便有美國的革命,脫離英國獨立,成立美國聯邦政府,到現在有一百五十年。這是現在世界中頭一個民權的國家。

  美國建立共和以後不到十年,便引出法國革命。法國當時革命的情形,是因為自路易十四總攬政權,厲行專制,人民受非常的痛苦。他的子孫繼位,更是暴虐無道,人民忍無可忍,於是發生革命,把路易十六殺了,法國人殺路易十六,也是和英國人殺查理士第一一樣,把他拿到法庭公開審判,宣佈他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法國皇帝被殺了之後,歐洲各國為他復仇,大戰十多年。所以那次的思想,從此更極發達。

  講到民權史,大家都知道法國有一位學者叫做盧梭。盧梭是歐洲主張極端民權的人。因有他的民權思想,便發生法國革命。盧梭一生民權思想最要緊的著作,是《民的論》。《民約論》中立論的根據,是說人民的權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不過人民後來把天賦的權利放棄罷了。所以這種文化,可以說民權是天生出來的。但就歷史是進化的道理說,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並沒有盧梭所說的那種民權事實,這就是盧梭的言論沒有根據。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盧梭沒有根據的話去做材料。但是我們主張民權的不必要先主張言論,因不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先有實然後才發生言論,並不是先有言論然後才發生事實。

  比方陸軍的戰術現在已經成了有系統的學問,研究這門學問的成立,是先有學理呢,或是先有事實呢?現在的軍人都是說入學校,研究戰<術>學,學成了之後為國家去戰鬥。照這種心理來講,當然是先有言論,然後才有事實,但是照世界進貨的情形說,最初人同獸鬥,有了幾百萬年,然後那些毒蛇猛獸才消滅。在那個時候,人同獸鬥,到底有沒有戰術呢?當時或者有戰術,不過因為沒有文字去記載,便無可稽考,也未可知,後來人同人相爭,國同國相爭,有了兩萬多年,又經過了多少戰事呢?因為沒有歷史記載,所以後世也不知道。就中國歷史來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書講,是先有戰術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就是現在的戰術,也是本天古人戰鬥的事實,逐漸進步而來。自最近發蝗了無煙槍之後,我們戰術便發生一個極大的變更。從前打仗,是兵士看見了敵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齊進,近來打仗,如果見了敵人,便趕快伏在地下放槍。到底是不是因為的了無煙槍,我們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實,然後才有書呢?還是先有書,然後才有事實呢?外國從前有這種戰術,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戰始。當時英國兵士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一排去應戰,波人則伏在地下,所以英國兵士便受很大的損失。「伏地戰術」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蘭搬到非洲的,當時的人數只有三十萬,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總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從前吃虧不少,便學土人伏地的戰術。後來學成了,波人和英國人打仗,英國人也吃虧不少,所以英國人又轉學波人的伏地戰術。後來英國後士回本國,轉教全國,更由英國傳到全世界,所以現在各國的戰術學都採用他。

  由此可見,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不是先有言論才發生事實。盧梭《民約論》中所說民權是由天賦的言論,本是和歷史上進化的道理相衝突,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他那種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做口實。盧梭說民權是天賦的,本來是不合理;但是反對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反對民權,也是不合理。我們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須先要靠事實,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盧梭的言論既是沒有根據,為什麼當時各國還要歡迎呢?又為什麼盧梭能夠發生那種言論呢?因為他當時看見民權的潮流已經湧到了,所以他便主張民權。他的民權主張剛合當時人民的心理,所以當時的人民便歡迎他。他的言論雖然是和歷史進化的道理相衝突,但是當時的政治情形已經有了那種事實;所以他引證錯了的言論還是被人歡迎。至於說到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

  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為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像中國君權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可算是發達到了極點。但是後來的君主還要學他,就是君權無論怎麼樣大,人民還是很歡迎。

  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為前人所發表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樣,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也不可因為英國有格林威爾革命之後仍要復辟,和法國革命的延長,便以為民權不能實行。法國革命經過了八十年,才能夠成功。美國革命不過八年,便大功告成。英國革命經過二百多年,至今還是皇帝。但是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但是當時談起這種主張,不但是許多中國人反對,就是外國人也很反對。當中國發起革命的時候,世界上還有勢力很大的專制君主,把君權、教權統在一個人身上的,像俄國皇帝就是如此。其次,把很強的海陸軍統在一個人身上的,便有德國、奧國的皇帝。當時大家見得歐洲還有那樣強大的君權,亞洲怎麼樣可以實行民要呢?所以袁世凱做皇帝,張勳復辟,都容易發動起來。但是最大的俄國、德國皇帝,現在都推翻了俄德兩國都變成了共和國家。可見世界潮流實在到了民權時代,中國人從前反對民權,常常問我們革命黨有什麼力量可以推翻滿清皇帝呢?但是滿清皇帝在辛亥年一推就倒了,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

  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都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象袁世凱,很蠻悍的軍隊象張勳,都是終歸失敗。現在北方武力專制,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我們南方主張民權,就是順就世界的潮流。雖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軍隊的訓練和餉彈的補充都不及北方,但是我們順著潮流做去,縱然一時失敗,將來一定成功,並且可以永遠的成功,北方反抗世界的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是怎麼樣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定是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恢復。現在供奉神權的蒙古已經起了革命,推翻活佛,神權失敗了。將來西藏的神權,也一定要被人民推翻。蒙古、西藏的活佛,便是神權的末日,時期一到了,無訟是怎麼樣維持都不能保守長久,現在歐洲的君權也逐漸減少,比如英國是用政黨治國,不是用皇帝治國,可以說是有皇帝的共和國。由此可見,世界潮流到了現在,不但是神權不能夠存在,就是君權也不能夠長久。

  現在之民權時代,是繼續希臘、羅馬之民以思想而來。自民權復興以至於今日,不過一百五十年,但是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要發達,所以我們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這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之戰爭。因為自古以來,有大志之多想做皇帝。如劉邦見秦始皇出外,便曰:「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亦曰:「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絕。當我提倡革命之初,其來贊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種皇帝思想的,但是我們宣傳革命主義,不但要推翻滿清,並且要建設共和,所以十中之六七人都逐漸化除其帝皇思想了,但是其中仍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那種做皇帝的舊思想還沒有化除,所以跟我革命黨的人也有自相殘殺,即此故也。我們革命黨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就是想免了爭皇帝之戰爭。惜乎尚有冥頑不化之人,此亦實在無可如何!

  從前太平天國便是前車之鑒。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微、建都南京,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講起原因有好幾種。有人說他最大原因是不懂外交。因為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之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不能見天王洪秀全,因為要見洪秀全,便要叩頭,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便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芍,後來派戈登帶兵去打蘇州,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有人說他的失敗,是由於不懂外交。這或者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之所以失敗,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是六七萬精兵,因為發生爭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民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進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為,並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因為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那四部分基本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洪秀全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了南京,經過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因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十個王,使他們彼此位號相等,可以互相牽掣。但是從此以後,李秀成、陳玉成等對於各便不能調動,故洪秀全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

  陳炯明前在廣州造反,他為什麼要那樣做呢?許多人以為他只是要割據兩廣,此實大然,當陳炯明沒有造反之先,我主張北伐,對他剴切說明北伐的利害,他總是反對。後來我想他要爭的是兩廣,或者恐怕由於我北伐的利害,他總是反對,後來我想他要爭的是兩廣,或者恐怕由於我北伐,和他的地盤有妨礙,所以我最後一老實不客氣,明白對他說:「我們北伐如果成功,將來政府不是搬到武漢,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來的;兩廣的地盤當然是付託於你,請你做我們的後援。倘若北伐不辛失敗,我們便沒有臉再回來。到了那個時候,任憑你用什麼外交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攏,也可以保存兩廣的地盤。就是你投降北方,我們也不管汝,也不責備你。」他當時似還有難言之隱。由此觀之,他之志是不只兩廣地盤的。衙來北伐軍進了贛州,他就造起反來。他為什麼原因要在那個時候造反呢?就是因為他想做皇帝,先要消滅極端與皇帝不相容之革命軍,彼此可有辦法去做成其基礎,好去做皇帝。此外尚有一件事實證明陳炯明是有皇帝思想的:辛亥革命以後他常向人說,他少年時常常做夢,一手抱日,一手抱月,他有一首詩,內有一句雲,「日月抱持負少年,」自注這段造夢的故事下,遍以示人。他取他的名字,也是想應他這個夢的。你看他的部下,像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陳炯明那一般人,沒有一個是革命黨,只有鄧鏗一個人,是革命黨,他便老早把鄧鏗暗殺了。陳炯明是為做皇帝而來附和革命的,所以想做皇帝的心至今不死,此外還有幾個人從前也是想做皇帝的,不知道到了民國十三年他們的心理是怎麼樣,我現在沒有工夫去研究他。

  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窨是什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遠不能消滅。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我從前因為要免去這種禍害,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成立以後,是用誰來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各省都響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楚漢相爭。劉邦、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外國嘗有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中國幾吉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我們革命黨為將來戰爭起見,所以當初發起的時候,便主張共和,不要皇帝。現在共和成立了,但是還有想做皇帝的,像現立的陳炯明是想做皇帝呢?此外還更有不知多少人,都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廣西的陸榮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還更有不知多少人,都是想要做皇帝的。中國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兵權大的就爭皇帝,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現在一般軍人已不敢「王者王,小者侯」,這也是歷史上競爭的一個進步了。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二講

  民權這個名詞,外國學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個名詞並稱,所以在外國很多的書本或言論裡頭,都是別的東西,就是為自由,所以民權便由此發達。法國革命的時候,他們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名詞;好比中國革命,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一樣。由此可說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於民權,民權又是由於三個名詞然後才發達。所以我們要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

  近來革命思潮傳到東方之後,自由這個名詞也傳進來了。許多學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把自由講到很詳細,視為很重要。這種思潮,在歐洲兩三百年以前占很重要的地位,因為歐洲兩三百年來的戰爭,差不多都是為爭自由,所以歐美學者對於自由看得很重要,一般人民對於自由的意義也很有心得。但是這個名詞近來傳進中國,只有一般學者曾用工夫去研究的,才懂得什麼叫做自由。至於普通民眾,像在鄉村街道上的人,如果我們對他們說自由,他們一定不懂得。所以中國人對於自由兩個字,實在是完全沒有心得。因為這個名詞傳到中國不久,現在懂得的,不過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學生,或者是留心歐美政治時務的人。常常聽到和在書本上看見這個兩個字,但是究竟是自由,他們還是莫名其妙。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說中國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思想太幼稚,連自己的知識都沒有,自由的名詞都沒有。但是外國人一面既批評中國人沒有自由的知識,一面又批評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外國人的這兩種批評,在一方面說中國人是片散沙,沒有團體;又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明白自由。這種兩批評,恰恰是相反的,為什麼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說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個個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由的擴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麼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們拿散一手沙起來,無論多少,各顆沙都是很活動的,沒有束縛的,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在散沙內參加士敏土,便結成石頭,變為一個堅固的才本。變成了石頭,團體很堅固,散沙便沒有自由。所以拿散沙在石頭比較,馬上明白,石頭本是由散沙結合而成的,但是散沙在石頭的堅固團體之內,就不能活動,就失卻自由。自由的解釋,簡單言之,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因為中國沒有這個名詞,所以林粗都莫名其妙。但是我們有一種固有名詞,是和自由相彷彿的,就是「放蕩不羈」一句話,既然是放蕩不羈,就是和散沙一樣,各個有很大的自由。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面說沒有結合能力,既然如此,當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結合成一個堅固團休,便不能像一片散沙。所以外國人這樣批評我們的地方,就是陷於自相矛盾了。

  最近二三百年以來,外國用了很大的力量爭自由。究竟自由是好不好呢?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呢?依我看來,近來兩三百年,外國人說為自由去戰爭,我中國普通人也總莫名其妙。他們當爭自由的時候,鼓吹自由主義,說得很神聖,甚至把「不自由,毋寧死」的一句話成了爭自由的口號。中國學者翻譯外國人的學說,也把這句話搬進到中國來,並且擁護自由,決心去奮鬥,當初的勇氣差不多和外國人從前是一樣。但是擁護中國一般民眾,還是不能領會什麼是叫做自由,大家要知道,自由和民權是同時以達的,所以今天來講民權,便不能不講自由。我們要知道歐美為爭自由,流了多少血,犧牲民許多性命,我前一回講過了,現在世界是民權時代,歐美發生民權已經有了一百多年。推到民權的來歷,由於爭自由之後才有的,最初歐美人民犧牲性命,本來是為爭自由,爭自由之的結果才得到民權。當時歐美學者提倡自由去戰爭,好比我們革命提倡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道理是一樣的。由此可見,歐美人民最初的戰爭是為自由,自由爭得之後,學者才稱這種結果為同權。秘謂「德謨克拉西」,此乃希臘之古名詞。而歐美民眾至今對這個名詞亦不大關心,不過視為政治學中之一名術語便了;比之自由二個字,視為性命所關,則相差遠了。民權這個事實,在希臘、羅馬時代已發其端。因那個時候的政體是貴族共和,都已經有了這個名詞,後來希臘、羅馬亡了,這個名詞便忘記了,最近二百年同夥自由戰爭,又把民權這個名詞再恢復起來。近幾十年來講民權的人更多了,滸到中國也有很多人講民權。但是歐洲一二百多年以來的戰爭,不是說爭民權,是說爭自由,提起自由兩個字,全歐洲人便容易明白。當時歐洲人民聽了自由這個名詞容易明白的情形,好像中國人聽了「發財」這個名詞一樣,大家的心理都以為是很貴重的。現在對中國人說要他去爭自由,他們便不明白,不情願來附和;但是對他要說請他去發財,便有很多人要跟上來。歐洲當時戰爭所用的標題是爭自由,因為他們極明白這個名詞,所以人民便為自由去爭奮鬥、為自由去犧牲,大家很崇拜自由。合以歐洲人民聽到自由便那樣歡迎呢?其中有許多道理,要詳細去研究才可以明白,中國人吸到說發財就很歡迎的原故,因為中國現在到民窮財盡的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貧窮的;因為發財是救窮獨一無二的方法,所以大家聽到了這個名詞便很歡迎,發財有什麼好外呢?就是發財便可救窮,救了窮便不受苦,所謂救苦救難。人民正是受貧窮的痛苦時候,忽有人對他們說發財把他們的痛苦可以解除,他們自然要跟從,自然拚命去奮鬥。歐洲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當時人民聽道自由便像現在中國人吸道發財一樣。

  他們為什麼要那樣歡迎自由呢?因為當時歐洲的君主專制發達到了極點。歐洲的文明和中國週末列國相同,中國週末的時候中和歐洲羅馬同時,羅馬統一歐洲正在中國周、秦、漢的時代,羅馬初時建立共和,後來變成制。羅馬亡了之後,歐洲列國並峙,和中國周朝亡了之後變成列國一樣,所以很多學者,把周朝亡後的七雄爭長和羅馬亡後變成列國的情形相提並論,羅馬變成列國,成了封建制度。那個時候,大者王,小者侯,最小者還有伯、子、男,者是很專制的。那種封建政體,比較中國周朝的列國封建制度還要專制的多。歐洲人民在那種專制政體之下所受的痛苦還要更厲害。這個原故,由於中國自秦朝專制直接對於人民「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遂至促亡,以後歷朝政治,大都對於人民取寬大態度,人民納了糧之處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歐洲的專制,卻一一直接專制到人民,時間復長,方法日密。那專制的進步,實在比中國厲害得多。所以歐洲人在二百年以前,受那種極殘酷專制的痛苦,好像現在中國人民受貧窮的痛苦是一樣。人民受久民那樣殘酷的專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奮鬥去爭自由,解除那種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奮鬥去爭自由,解除那種痛苦;一聽道有人說自由,便很歡迎。

  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之後,專制淫威不能達到普通人民。由秦以後歷代皇帝專制的目的,第一是要保守他們自己的皇位,永遠家天下,使他們子子孫孫可以萬世安享。所以對於人民的行動,於皇位有危險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懲治。故中國一個人造反,便連到誅滅九族。用這樣嚴重的刑罰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專制皇帝要永遠保守皇位,反過來說,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無論他們是做什麼事,皇帝便不理會。所以中國自秦以後,歷代的皇帝都只顧皇位,並不理民事,說道人民的幸福,更不理不到,現在民國有了十三年,因為政體混亂,還沒有功夫去建設,人民和國家的關係很小。人民對於皇帝只有一個關係,就是納浪,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另的關係。因為這個原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只要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餘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由此可見,中國人民直接並沒有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只有受間接的痛苦。因為國家衰弱,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沒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窮財盡,人民便受貧窮的痛苦。這種痛苦,就是間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所以當時人民對於皇帝的怨恨還是少的。

  但是歐洲的專制就和中國的不同。歐洲由羅馬亡後到兩三百年以前,君主的專制是很進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厲害的,人民是很難忍受的。當時人民受那種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極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行動不自由。這三種不自由,現在歐洲是已經過去了的陳跡,詳細情形是怎麼樣,我們不能看見,但是行動不自由還可以知道。譬如現在我們華僑在南洋荷蘭或法國的領土,所受來往行動不自由的痛苦,便可以知道,像爪哇本來是中國的屬國,到中國來進過了貢的,後來才歸荷蘭。歸荷蘭的政府管理之後,無論是中國的商人,或者是學生,或者是工人,到爪哇的地方,輪船一抵岸,便有荷蘭的巡警來查問,便把中國人引到一間小房子,關在那個裡頭,脫開衣服,同醫生從頭到腳都驗過,還要打指模、量身體,方才放出,准他們登岸。登岸之後,就是住在什麼地方,也要報明,如果想由所住的地方到別的地方去,便要領路照。到了夜晚九時以後,就是有路照也不准通行,要另外領一張夜照,並且要攜手燈,這就是華僑在爪哇所受荷蘭政府的待遇,便是行動不自由。像這種行動不自由的待遇,一定是從前歐洲皇帝對人民用過了的,留存到今日,荷蘭人就用來對待中國華僑,由於我們華僑現在受這種待遇,便可想見從前歐洲的專制是怎麼樣情形。此外還有人民的營業工作和信仰種種都不自由。譬如不信仰不自由說,人民在一個什麼地方住,便強迫要信仰一種什麼宗教,不管人民是情願不情願。由此人民都很難忍受,歐洲人民當時受那種種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所以一聽到說有人提倡爭自由,大家便歡迎,便去附和。這就是歐洲革命思潮的起源。歐洲革命是要爭自由,人民為爭自由流了無數的碧血,犧牲了無數的身家性命,所以一爭得之後,大家便奉為神聖,就是今日也還是很崇拜。

  這種自由學說近來傳進中國,一般學者也很熱心去提倡,所以許多人也知道在中國要爭自由。今天我們來講民權,民權的學說是由歐美傳進來的,大家必須明白民權是一件什麼事,並且還要明白民權同類的自由又是一件什麼事,從前歐洲人民受不自由的痛苦,忍無可忍,於是萬眾一心去爭自由,達到了自由目的之後,民權便隨之發生。所以我們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明白爭自由的歷史,近年歐美之革命風潮傳播到中國,中國新學生及許多志士都發起來提倡自由。他們以為歐洲革命象從前法國都是爭自由,我們現在革命,也應該學歐洲人來爭自由。這種言論,可說是人云亦云,對於民權和自由沒有用過心力去研究,沒有徹底瞭解。

  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而不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是很有深意的,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美國革命的口號是獨立。我們革命的口號就是在民主義,是用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工夫才定出來的,不是人云亦云。為什麼說一般新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對呢?為什麼當時歐洲講自由是對呢?這個道理已經講過了。因為提出一個目標,要大家去奮鬥,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膚之痛,人民才熱心來附和。歐洲人民因為從前受專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經提倡自由,便萬眾一心去贊成,假若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痛苦,當然不理會。如果在中國來提倡發財,人民一定是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像發財主義。要明白這個道理,要輾轉解釋才可成功。我們為什麼不直接講發財呢?因為發財不能包括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才可以包括發財,俄國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是和發財相近的,那就是直接了當的主張。我們革命黨所主張的不止一件事,所以不能用發財兩個字簡單來包括,若是用自由的名詞更難包括了。

  近來歐洲學者觀察中國,每每說中國的文明程度太低,政法思想太薄弱,連自由都不懂,人們歐洲人在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為自由犧牲,不知道做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現在中國人還不懂自由是什麼,由此便可見我們歐洲人的政治思想比較中國人高得多。由於中國人不講自由,便說是政治思想薄弱。這種言論,依我看起來是講不通的。因為歐洲人既尊重自由,為什麼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呢?歐洲人從前要爭自由的時候,他們自由的觀念自然是很濃厚,得到了自由之後。目的已達,恐怕他們的自由觀念也漸漸淡薄;如果現在再去提倡自由,我想一定不像從前那樣的歡迎。而且歐洲爭自由的革命,是兩三百年前的舊方法,一定是做不通的。就一片散沙而論,有什麼精采呢?精采就是在有充分自由,如果不自由,便不能夠成一片散沙。從前歐洲在民權初萌芽的時代,便主張自由,到了目的已達,各人都擴充自由的自由。於是,由於自由太過,便發生許多流弊。所以英國有一個學者叫做彌勒氏的便說: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自由。歐美人講自由從前沒有範圍,到了英國彌勒氏才立了自由的範圍,有了範圍,便減少很多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學者已漸知自由不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之物,所以也要定一個範圍來限制他了。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兩種批評實在是互相矛盾。中國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們趁早就要參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結合來成石頭,變成很堅固的團體,到了那個時候,散沙便不能夠活動,便沒有自由。所以中國人現在反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人的自由有這個思想。但是中國人沒有這個思想,和政治有什麼關係呢?到底中國人沒有自由呢?我們拿一片散沙的事實來研究,便知道中國人有很多的自由,因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會,連這個名詞也不管了。

  這是什麼道理呢?好比我們日常的生活,最重要是衣食,吃飯每天最少要兩餐,穿衣每年最少要兩套。但是還有一件事比較衣食更為重要,普通人都以為不吃飯便要死,以吃飯是最重大的事,但是那一件重要的事比較吃飯還要重大過一萬倍,不過大家不覺得,所以不以為重大。這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吃空氣比較吃飯重要過一萬倍,不過大家不覺得,所以不以為重大。這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吃空氣,吃空氣就是呼吸。為什麼吃空氣比較吃飯重要過一萬倍呢?因為吃飯在一天之內,有了兩次或者一次就可以養生;但是我們吃空氣,要可以養生,每一分鐘最少要有十六次才可舒服。如果不然,便不能忍受。大家不信,可以實地試驗,把鼻空塞住一分鐘,便停止了十六次的呼吸,像我現在試驗不到一分鐘,便很難忍受,一天有二十四點鐘,每點鐘有六十分,每分鐘要吃空氣十六次,每點鐘便吃九百六十次,每天便要吃二萬三千零四十次。所以說吃空氣比較吃飯重要得一萬倍,實在是不錯的,像這樣要緊,我們還不感覺的原因,就是由於天中空氣到處皆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天吃到晚都不用功夫,不比吃飯要用人工去換得來。所以我們覺得找飯吃是很難得,找空氣吃是很容易的。因為太過容易,大家便不注意。個人閉住鼻孔,停止吃空氣,來試驗吃空氣的,不地是小試驗,如果要行大試驗,可以把這個講堂四圍的窗戶都關閉起來,我們所吃的空氣便漸漸減少,不過幾分鐘久,現在這幾百人便都忍受。又把一個人在小房內關閉一天,初放出來的時候,便覺得很舒服,也是一樣的道理。中國人因為自由過於充分,便不去理會,好比房中的空氣太多,我們便不覺得空氣是個很重要的。歐洲人在兩三百年以前受專制的痛苦,完全沒有自由,所以他們人人才知道自由可貴,要拚命去爭,沒有爭到自由之先好像中閉在小房裡一樣;既爭到了自由之後,好比是從小房內忽然出來,遇著了空氣一樣,所以大家便覺得自由是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們常常說「不自由,毋寧死」那一名話。但是中國的情形就不同了。

  中國人不知自由,只知發財。對中國人說自由,好像對廣西深山的瑤人說發財一樣。瑤人常有由深山中拿了熊膽、鹿茸到外邊的圩場去換東西,初時圩場中的人把錢和他交換,他常常不要,只要食鹽和布長匹,乃樂於交換,在我們的觀念內,最好是發財,在瑤人的觀念,只要合用東西便心滿意足,他們不懂發財,故不喜歡得錢,中國一般的新學者對中國民眾提倡自由,就好像和瑤講發財一樣,中國人用不著自由,但是學生還要宣傳自由,真可謂不識時務了。歐美人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因為難得自由,所以拚命去爭,既爭到了之後,像法國、美國是我們所稱為實行民權先進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之內,人人是不是都有自由呢?但是有許多等人,像學生、軍人、官吏和不及二十歲未成年的人,都是沒有自由的。所以歐洲兩三百年前的戰爭,不過是三十歲以上的人,和不做軍人、官吏、學生的人來爭自由,爭得了以後,也只除了他們這幾等人以外的才有自由,爭得了之後,也只有除了他們這幾等人以外的才人自由;在這幾等人以內的,至今都不得自由。

  中國學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沒有別的地方用,便拿到學校內去用,於是生出學潮,美其名說爭自由。歐美人講自由,是有很嚴格界限的,不能說人人都有自由□中國新學生講自由,把什麼界限都打破了。拿這種學說到外面社會。因為沒人歡迎,所以只好搬回學校內去用。故常常生出鬧學風潮。此自由之用之不得其所也。外國人不識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很充分的自由,這自是難怪。至於中國的學生,而竟忘卻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個先民的自由歌,卻是大可怪的事!由這個自由歌看焉,便知中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而確有自由之實,且極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們要講民權,因為民權是由自由發生的。所以不能不講白歐洲人民當時爭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貴。歐洲人當時爭自由,不過是一種狂熱。後來狂熱漸漸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兩方面。不是神聖的東西,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我們不能承認。中國人為什麼是一片散沙呢?由於什麼東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國為什麼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以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就是錯手了自由之過也。我們革命黨從前被袁世凱打敗亦是為這個理由。當民國二年袁世凱大借外債,不經國會通過,又殺宋教仁,做種種事來破壞民國。我當時催促各省馬上去討袁,但因為我們同黨之內,大家都是講自由,沒有團體。譬如在西南,無論那一省之內。自師長,旅長以至兵士,沒有不說各有各的自由,沒有彼此能夠團結的。大而推到各省,又有各省的自由,彼此不能聯合。各南各省,當時乘革命的餘威,表面雖然是轟轟烈烈,內容實在是四分五裂,號令不能統一。說到袁世凱,他有舊日北洋六鎮的統系,在那六鎮之內,所有的師長、旅長和一切兵士都是很服從的,號令是致的。簡單的說,袁世凱有堅固的團體,我們革命黨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凱打敗革命黨。由此可見,一種道理在外國是適當的,在中國未必是適當。外國革命的方法是爭自由,中國革命便不能說是爭自由。如果說爭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團體,我們的革命目的便永遠不能成功。

  外國革命是由爭而起,奮鬥了兩三百年,生出了大風潮,才得到自由,才發生民權。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用自由、平等、博愛。我們革命的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究竟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有什麼關係呢?照我講起來,我們的民族可以說和他們的自由一樣,因為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當學生的能夠犧牲自由,就可天天用功,在學問上做功夫,學問成了,知識發達,能力豐富,便可以替國家做事。當軍人能夠犧牲自由,就能夠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如果學生、軍人要講自由,便像中國自由的對待名詞,成為放任、放蕩,在學校內便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在學校內不講校規,在軍隊內不講軍紀,那還能夠成為學校、號稱軍隊嗎?我們為什麼要國家自由呢?因為中國受列強的壓迫,失去了國家的地位,不只是半殖民地,實在已成了次殖民地,比不上緬甸、安南、高麗。緬甸、安南、高麗不過是一國的殖民地,只做一個主人的奴隸;中國是各國的殖民地,要做各國的奴隸。中國現在是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所以現在的國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夠自由,中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

  用我們三了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法國的自由和我們的民族主義相同,因為民族主義是提倡國家自由的。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此外還有博愛的口號,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這個道理,等到講民生主義的時候,再去詳細解釋。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三講

  民權兩個字,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待的。因為平等是法國革命的第二個口號,所以今天專拿平等做題目來研究。

  平等這個名詞,通常和自由那個名詞都是相提並論的。歐洲各國從前革命,人民為爭平等和爭自由,都是一樣的出力,一樣的犧牲,所以他們把平等和自由都看得一樣的重大。更有許多人以為要能夠自由,必要得到平等;如果得不到平等,便無從實現自由。用平等和自由比較,把平等更是看得重大的。

  什麼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從那裡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譬如美國在革命時候的《獨立宣言》法國在革命時候的《人權宣言》,都是大書特書,說平等、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特權,人〔他〕類〔人〕不能侵奪的。天生人究竟是否賦有人類的特權呢?請先把這個問題拿來研究清楚。

  從前在第一講中,推溯民權的來源,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譬如用天生的萬物來講,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有。就是拿平地來比較,也沒有一處是真平的。好像坐粵漢鐵路,自黃沙到銀盞坳一段本來是屬於平原,但是從火車窗外過細考察沿路的高低情況,沒有那一里路不是用人工修築,才可以得平路的。所謂天生的平原,其不平的情形已經是這樣。再就眼前而訟,拿桌上這一瓶的花來看,此刻我手內所拿的這枝花,是槐花。大概看起來,以為每片葉子都是相同的,就是一株槐樹的幾千萬片葉中,也沒有完全是相同的,推到空間、時間的關係,此處地方的槐葉和彼處地方的槐葉更是不相同的,今年所生的槐葉和去年所生的槐葉又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見,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的。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麼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專制發達以後,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是人為的不平等。人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麼情形,現在可就講壇的黑板上繪一個圖來表明。

  請諸君細看第一圖,便可明白。因為有這種人為的不平等,在特殊階級的人過於暴虐無道,被壓迫的人民無地自容,所以發生革命的風潮來打不平。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為的不平等,到了平等以後便可了事。但是佔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們的保障,說他們所處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與的,人民反對他們便是逆天。無知識的民眾,不曉得研究這些話是不是合道理,只是盲從附和,為君主去爭權利,來反對的知識的人民去講平等自由。因此贊成革命的學者,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這一說,以打破君主的專制。學者創造這一說,原來就是想打破人為之不平等的。但是天下的事情,的確是行易知難。當時歐洲的民眾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賦之特權的,多數無知識的人總是去擁戴他們,所以少數有知識的學者,無論用什麼方法和力量,總中推不倒他們。到了後來,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然後歐洲的帝王便一個一個不推自倒了。不過專制帝王推倒以後,民眾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便日日去做工夫,想達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來科學昌明,人類大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假若照民眾相信的那一說去做,縱使不顧真理勉強做民功,也是一種假平等。像第二圖一樣,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下去,成了平頭的平等,是假平等。

  說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官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沒有進步,人類便退化。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為平等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合,必要各人在政治的立足點都是平等,好像第三圖的底線,一律是平等的,那才是真正平等,那才上自然之真理。

  歐洲從前革命,人民爭平等自由,出了很大的力量,費了很大的犧牲。我們現在要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出力、那樣犧牲,便先要知道歐洲在沒能革命以前是怎樣不平等的情形,上面所繪的第一圖,是表示歐洲在沒有革命以前,政治上是怎樣不平等的事實,圖中所示帝、王、公、侯、伯、子、男等一級一級的階梯,就是從前歐洲政治地位上的階級。這種階級,中國以前也是有的。到十三年前發生革命,推翻專制,才剷平這種不平的階級。但是中國以前的不平等,沒有從前歐洲的那麼厲害。歐洲兩百多年以前,還是在封建時代,和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時代相同,因為中國政治的進貨早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歐洲就是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兩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壞處,才發生平等的思想。中國在兩千年以前便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中國政治的進步是早過歐洲。但是在這兩百年以來。歐洲的政治進步不但是趕到中國,並且超過中國,所謂後來者居上。

  歐洲沒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國比較起來,歐洲的專制要比中國厲害得多。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世襲制度。當時歐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貴族,代代都是世襲貴族,不去做別種事業;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襲一種事業,不能夠去做種事業。比方耕田的人,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農夫;做工的人,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苦工。祖父做一種什麼事業。子孫就不能改變。這種職業上不能夠改變,就是當時歐洲的不自由,中國自古代封建制度三十以後,這種限制也完全打破,由此可見,從前中國和外國都是有階級制度,都是不平等。中國的好處是只有皇帝是世襲,除非有人把他推翻,才不能世襲,如果不被人推翻,代代總是世襲,到了改朝換姓,才換皇帝,至於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中國古時都是可以改換的,平民做宰相、封王侯的,但是代代世襲一種事業的,歐洲平民間或也有做宰相、封王侯的,但是大多數的王侯都是世襲,人民的職業不能自由,因為職業不自由,所以失了平等,不但是政治的階級不平等,就是人民彼此的階級也不平等,由於這個原故,人民一來難到公侯伯子男的那種地位,二來自已的職業又不能自由改變,更求上進,於是感覺非常痛苦,不能忍受。所以不得不拚命去爭自由,解除職業不自由的束縛,以求上進,拚命去爭平等,打破階級專制的不平等,那種戰爭,那種奮鬥,在中國是向來沒有的。中國人雖然受過了不平等的界限,但是沒有犧牲身家性命去做平等的代價,歐洲人民在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兩件事。中國人向來不懂什麼是爭自由平等,當中原因,就是中國的專制和歐洲比較,實在沒有什麼厲害。而且中國古時的政治,雖然是專制,二千多年以來雖然沒有進步,但是以前改良了很多,專制淫威也減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覺得十分痛苦,因為不覺得痛苦,便不為這個道理去奮鬥。

  近來歐洲文化東漸,他們的政治、經濟、科學都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聽到歐洲的政治學理,多數都是照本抄謄,全不知道改變。所以歐洲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說是爭自由,中國人也說要爭自由,歐洲從前爭平等,中國人也照樣爭平等,但是中國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這些地方。如果專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便是離事實太遠,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他們便沒有感覺;沒有感覺,一定不來附和。至於歐洲在兩三年以前,人民所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以為非爭到自由平等,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所以拚命去爭自由、打平等,因為有這種風潮,所以近兩三百年來,一次發生英國革命,二次發生美國革命,三次發生法國革命,美國、法國的革命都是成功的。英國革命算中沒有成功,所以國體至今沒有改變。英國革命的時候,正當中國明末清初,當時英國人民把兵推到,殺了一個皇帝;不到十年,又發生復辟,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國體仍舊是君主,貴族階級也是存在,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也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是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醬的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

  我們再拿美國來講,美國革命的時候,人民所向的目標上在獨立,他們為什麼要獨立呢?因為他們汪時的十三州都是英國領土,歸英國管理。英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壓迫美國人民比壓迫本國人民還要嚴厲得多,美國人民見得他們自己和英國人民都是同歸一個英國政府管理,英國政府待本國人民是那樣寬大,待美國人民是這樣刻薄,便覺得很不平等,所以要脫離英國,自己去管理自己,成一個獨立國家,他們因為獨立,反抗英國。和英國戰爭了八年,後來獨立成功,所有在美國的白色人種,政府都一律看待,一律平等,但是對待別色人種便大不相同,比方在美國的非洲黑人,他們便視為奴隸。所以美國獨立之後,白人的政治地位雖然是平等,但是黑和白人比較便不平等。這種事實,和美國的憲法及獨立的宣言便不符合。因為《獨立宣言》開宗明義便說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天賦有一定不能少的權利,那些權利便是生命自由和求幸福。後來訂定憲法,也是根據這個道理,美國注重人類平等的憲法既然成立以後。還要黑人來做奴隸,所以美國主張平等自由的學者,見到那種事實和立國的精神太〔太〕相矛盾,便反對一個平等自由的共和國家裡頭還有許多人類來做奴隸,美國當時對待黑人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呢?美國人從前對待黑人是很刻薄的,把黑人當作牛馬一樣,要他們做奴隸、做苦工,每日做很多的工,辛辛苦苦做完了之後,沒有工錢,只有飯吃。那種殘酷情形,全國人民看見了,覺得是很不公道、很不平等的,和開國憲法的道理太不相容,所以大家提倡人道主義,打破這種主張的人便非常之多,於是有許多熱心的人,調查當時黑奴所受的痛苦,做成了許多記錄,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書,都很有趣味。這本小說是叫做《黑奴籲天錄》。自這本書做出之後,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樣受苦,便替黑奴來抱不平。當時全美國之中,北方各省沒有畜黑奴的,便主張放奴,南方各省所畜的黑奴是很多的,因為南方各省有許多極大的農場,平常都是專靠黑奴去耕種,如果放黑奴,便沒有苦工,便不能耕種。南方人由於自私自利的思想,便反對放奴,說黑奴制度不是一人<造>起來的。美國人從前運非洲的黑人去做奴隸,好像幾十年前歐洲人運中國人到美洲和南洋去做「豬仔」一樣,黑奴便是當時非洲的「豬仔」。南方各省反對放奴,說黑奴是他們的本錢,如果要解放,他們一定要收回本錢。當時一個黑奴,差不多要值五六千元,南方各省的黑奴有幾百萬,總算起來要值幾百萬萬元,因為那種價值太大,國家沒有那樣多錢去償還黑奴的東家,所以放黑奴的風潮雖然是發生了很久,但是醞釀復醞釀,到了六十年前才爆發出來,構成美國的南北戰爭,那次戰爭,兩方死了幾十萬人,打過了五年仗,雙方戰爭是非常激烈的,是世界最大戰爭之一,那次戰爭,是替黑奴打不平、替人類打不平等的,可以說是爭平等的戰爭,歐美從前為爭平等的問題,都是本身覺悟,為自由的利害去打仗,美國的南北戰爭,為黑奴爭平等,不是黑人自己懂得要爭,因為他們做奴隸的時候太久,沒有別的知識,只知道主人有飯給他們吃,有衣給他們穿,有屋給他們住,他們便很心滿意足。當廛主人間或也有很寬厚的,黑奴只知道要有好主人,不致受十分的虐待;並不知道要反抗主人,要求解放,有自己做主人的思想,所以那次美國的南北戰爭,所爭平等的人,是白人替黑人去爭,是自由團體以外的人去爭,不是本身的覺悟。那次戰爭的結果,南方打敗了北方打勝了仗,只有服從那個命令。自此以後,便不理黑奴。黑人從那次以後,雖然是被白人解放,有了自由,成了美國的共和國民,在政治的平等自由上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因為從前替主人做工,便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錦旗以後不替主人做工,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屋住,一時青黃不接,黑奴覺得失了泰山之靠,便感非常的痛苦。因此就怨恨的各省份,尤其怨恨北方那位主張放奴的大總統。那位主張放奴的總統是誰呢?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兩個極有名的大總統,一位是開國的大總統,叫做華盛頓。現在世界上的人說起開國元勳。便數到華盛頓,因為那位大總統在爭人類平等的歷史上是很有功勞的。其餘一位大總統是林肯,他就是當時主張放奴最出力的人,因為他解放黑奴,為人類求平等立了很大的功勞,所以世界上的人至今都稱頌他。但是當時解放了的黑奴,因為一時沒有衣食住的痛苦,便非常怨恨他。現在還有一種歌謠是罵林肯的,說他是洪水猛獸。那些罵林肯的之心理,好像中國現在反對革命的人來罵革命黨一樣。現在有知識的黑人,知道解放的好處,自然是稱頌林肯;但是無知識的黑人,至今還是恨林肯,學他們的祖宗一樣,解放黑奴,是美國歷史上一件爭平等的待遇,人民發起獨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脫離英國,得到平等,成一個獨立國家。第二個時期是在六十年前發生南北戰爭,那次戰爭地理由,和頭一次的獨立戰爭是相同的,打過了五年仗。五年戰爭的時間,和八年戰爭的時間雖然雖然是差不多,但是說起損失來,那次戰爭五的戰爭比較八的戰爭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簡單的說起來,美國第一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自己求獨立,為自己爭平等。第二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為黑奴求自由,為黑奴爭平等,不是為自己爭平等,是為他人爭平等。為他人爭平等,比較為自己爭平等所受的犧牲還在大,流血還要多。所以美國歷史是一種爭平等的歷史。這種平等的歷史,是世界歷史中的大光榮。

  美國爭得平等之後,法國也發生革命,去爭平等。當中反覆了好幾次,爭了八十年算成功,但是平等爭成功之後,他們人民把平等兩個字走到極端,要無論那一種人都是平等。像第二圖所講的平等,把平等地位不放在立足點,要放在平頭點,那就是假平等。

  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於歐美,平等自由的學說也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中國革命黨不主張爭平等自由,主張爭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能夠實行,便有自由平等。歐美為平等自由去戰爭,爭得了之後,常常被平等自由引入歧路。我們的三民主義能夠實行,真有自由平等,要什麼方法才能夠歸正軌呢?象第二圖,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是不合乎平等正軌的;要象第三圖,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才算合乎平等的正軌。所以我們革命,要知道所用的主義是不是適當,是不是合乎正軌,非先把歐美革命的歷史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人民要徹底明白我們的三民主義是不是的的確確〔有〕好處,是不是合乎國情,要能夠信仰我們的三民主義始終不變,也非把歐美革命的歷史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

  美國為平等、自由兩個名詞,經過了兩次戰爭,第一次爭了八年,第二次爭了五年,才達到目的。中國向來沒有為平等自由起過戰爭。幾千年來,歷史上的戰爭,都是大家要爭皇帝的思想,只限於真革命黨以內的人才是。說到革命黨以外,像北方的曹錕、吳佩孚,名義上雖然贊成共和,但是主張武力統一,還是起專制。如果他們的武力統一成功,別人不能夠反抗,他們一定是想做皇帝的。譬如袁世凱在辛亥年推到滿清的時候,他何嘗不贊成共和呢?他又何曾主張帝制呢?當時全國的人民便以為帝制不再發生。到了民國二年,袁世凱用武力打敗革命黨,把革命黨趕出海外,便改變國體,做起皇帝來。這般軍閥的思想腐敗不堪,都是和袁世凱相同的,將來沒有人敢擔保這種危險不發生。所以中國的革命至今沒有成功,就是因為做皇帝的思想沒有完全剷除,沒有一概肅清,我們要把這種皇帝的思想完全剷除,一概肅清,便不得不再來奮鬥,再來革命。

  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志士,還是主張爭平等自由,歐洲在一兩百年以來,本是爭平等自由,但是爭得的結果,實在是民權,因為有了民權,平等自由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民權,平等自由不過是一種空名詞。講到民權的來歷,發源是很遠的,不是近來才發生的,兩千多年以前,希臘、羅馬便老早有了這種思想,當時希臘、羅馬都是共和國家。同時地中海的南方有一個大國叫做克塞支,也是一個共和國。後來有許多小國繼續起來,都是共和國家。當時有希臘、羅馬名義上雖然是共和國家,但是事實上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因不那個時候,民權還沒有實行。譬如希臘國內便有奴隸制度,所有貴族都是畜很多的奴隸,全國人民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奴隸;斯巴達的一個武士,國家定例要給五個奴隸去服侍他。所以希臘有民權的人是少數,無民權的是大多數。羅馬也是一樣的情形。所以二千多年以前,希臘、羅馬的國家名義上雖然是共和,但是由於奴隸制度,還不能夠達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到六十年前美國錦旗黑奴,打破奴隸制度,實行人類的平等以後,在現在的共和國家以內才漸漸有真平等自由的希望,但是真平等自由是在什麼地方立足呢?要附屬到什麼東西呢?是在民權立足上的,要附屬於民權,民權發達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長存;如果沒有民權,什麼平等自由都保不住,所以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還是要用民權。因為爭得民權,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實,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實在是包括民權之內,因為平等自由是包括要民權之內,所以今天研究民權的問題,便附帶來研究平等自由的問題。

  歐美革命,為求平等自由的問題來戰爭,犧牲了無數的性命,流了很多的碧血。爭到平等自由之後,到了現在,把平等自由的名詞應該要看得如何寶貴,把平等自由的事實應該要如何審慎,不能夠隨便濫用。但是到現在究竟是怎麼樣呢?就自由一方面的情形說,前次已經講過了,他們爭得自由之後,便生出自由的許多流弊。美國、法國革命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把平等爭得了,到底是不是和自由一樣,也生出許多流弊呢?依我看起來,也是一樣的生許多流弊,由於他們已往所生流弊的經驗,我們從新革命,便不可再蹈他們的覆轍,專為平等去奮鬥,要為民權去奮鬥。民權發達了,便有真正的平等;如果民權不發達,我們便永遠不平等。

  歐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怎麼樣呢?簡單的說,就是他們把平等兩個字認得太呆了,歐美爭得平等以後,為什麼緣故要發生流弊呢?就是由於民權沒有充分發達,所以自由平等還不能夠向正軌道去走,因為自由沒有平等歸到正軌,所以歐美人民至今還是要為民權去奮鬥。因為要奮鬥,自然要結團體。人民因為知道結團體的重要,所以由於奮鬥結果,自然得到集會、結社自由,由於得到這種自由,便生出許多團體,在政治上有政黨,在工人中有工黨。現在世界團體中最大的是工黨。工黨是在革命以後,人民爭得了自由,才發生出來。發生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最初的時候,工人沒有知識,沒有覺悟,並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也不知道受資本家很大的壓迫;好像美國黑奴只知道自祖宗以來都是做人的奴隸,並不知道奴隸的地位是不好,也不知道除了奴隸以外還有自由平等一樣。當時各國工人本來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什麼地位,後來於工人之外,得了許多好義之士替工人抱不平,把工人的資本家不平等的道理宣傳到工人裡頭,把他們喚醒了,要他們固結團體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於是世界各國才發生工黨。工黨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是拿什麼造〔做〕武器呢?工人抵抗的唯一武器,就是消極的不合作,不合作的舉動就是罷工。這種武器,比較軍人打仗的武器還要厲害得多,如果工人對於國家或資本家有要求不遂的,便大家聯合起來。一致罷工□那種罷工,影響到全國人民□比較普通的戰爭好不相上下,因為在工人之外,有知識極高的好義之士做領袖,去引導那些工人,教他們固結團體,去怎麼樣罷工,所以他們的罷工一經發動,便在社會上發生很大的力量。因為有了很大的力量,工人自己才感覺起來,要講平等。英國、法國工人,由於這種感覺,要講平等,看見團體以內引導指揮的領袖都中是本行的工人,不是貴族便是學者,都是從外面來的;所以他們到了團體成功,便排斥那些領袖。這種排斥領袖的風潮,在歐美近數十年來漸漸發生了。所以起這種風潮的原故,便是由於工人走入平等的迷途,成了平等的流弊。由於這種流弊發生以後,工黨便沒有好領袖去引導指揮他們,工人又沒有知識去引導自已,所以雖然有很大的團體,不但是沒有進步,不能發生大力量,並且沒有人去維持。於是工黨內部;漸漸腐敗,失卻了大團體的力量。

  工人的團體不但是在外國很多,近十多年來中國也成立了不少,中國自革命以後,各行的工人都聯合起來,成立團體。團體中的領袖,也是很多不是工人的。那些團體中的領袖,固然不能說個個都是為工人去謀利益的,其中假借團體的名義、利用工人為自己圖私利的當然是很多,但是真為大義去替工人出力的也是不少。所以工人應該明白,應該要分別領袖的青紅皂白。現在中國有工人講平等,也是發生平等的流弊。譬如前幾天我收到由漢口寄不的一種工報,當中有兩個大標題,第一個標題是「我們工人不要穿長衣的做領袖」,第二個標題是「我們工人奮鬥,只求麵包,不問政治」。由於這種標題,便可知和歐美工黨排斥非工人做領袖的口調是一樣,歐美工人雖然排斥非工人做領袖,但是他們的目標還是要問政治。所以漢口工人的第二個標題,便和歐美工人的口調不能完全相同。因為一國之內,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問題為依歸的。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國家裡頭無論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比方中國現在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一年之內損失十二萬萬元,這就是由於中國政治不良,經濟不能發達,所以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在這種損失裡頭,最大的是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每年人五萬萬元,這五萬萬的貨都是工人生產的,因為中國工業不發達,才受這種損失。我們拿這個損失的問題來研究。中國工人所得工價是世界中最便宜的,所做的勞動又是世界中最勤苦,和外國工業競爭,照道理講,當然可以操勝算,為什麼中國工人所生產的出口貨,不能敵外國工人所生產的進口貨呢?為什麼我們由於工業的關係,每年要損失五萬萬元呢?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國政治不良,我們的政府沒有能力。如果政府有了能力,便可以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我們能夠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便是每年多了五萬萬的麵包,中國政府有能力,怎麼樣可以維持五萬萬元的損失呢?如果政府有能力,便可以增加關稅,關稅加重,外國的洋貨自然難得進口,中國的土貨便可以暢銷,由此全國的工人每年便可以多進五萬萬元。但是照漢口工人寄來報紙的標題講,工人不問政治,既然不問政治,自然不要求政府增加關稅,抵制洋貨,提倡土貨;不抵制洋貨,提倡土貨,中國就不製造土貨;不製造洋貨,工人便沒有工做,工人連工都沒有做,那裡還有麵包呢?由此可見,工人無好領袖,總是開口便錯。這樣的工人團體不能發達,不久必歸消滅。因其太無知識了,不知道麵包問題就是經濟問題。政治和經濟兩個問題,總是有連帶關係的,如果不問政治,怎麼樣能夠解決經濟的麵包問題來要求麵包呢?漢口工人的那種標題,便是由於錯講平等生出來的流弊。

  所以,我們革命不能夠單說是爭平等,要主張爭民權。如果民權不能夠完全發達,就是爭到了平等,也不過是一時,不久便要消滅的,我們革命主張民權,雖然不拿平等做標題,但是在民權之中便包括提有平等。如果平等有時是好,當然是採用;如果不好,一定要除去。像這樣做去,才可以發達民權,才是善用平等。

  我從前發明一個道理,就是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為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為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為實行家。此三種人互相為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天之生人雖有聰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則必欲使之平等,斯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類當努力進行者,但是要達到這個最高之道德目的,到底要怎麼樣做法呢?我們可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便可以明白了。一種就是利已,一種就是利人。重於利已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種思想以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此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於利人者,每每至到犧牲自己亦樂而為之。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之人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漸而積成博愛之宗教慈善之事業。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窮,慈善之事有不濟,則不得不為根本之解決,實行革命,推翻專制,主張民權,以平人事之不平了。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力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以達,必可使成為平等了。這就是平等之精義。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四講

  照前幾次所講,我們知道歐美人民爭民權已經有了兩三百年。他們爭過了兩三百年,到底得到了多少民權呢?今天所講的題目,就是歐美人民在近來兩三年之中所爭得民權多少,和他們的民權現在進步到什麼地方。

  民權思想已經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知道同權的意思,是從書本和報紙中行來的。主張民權的書本和報紙,一定是贊成民權那一方面的,大家平日研究民權,自然都是從贊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觀察。照贊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所說的話,一定是把民權的風潮說得是怎樣轟轟烈烈,把民權的思想說得是怎麼蓬蓬勃勃。我們看見了這些書報當然受他們的鼓動,發生民權的思想,以為歐美人民爭民權,爭過了兩三百後,每次都是得到最後的勝利;照這樣看起來,以後世界各國的民權一定是要發達到極點,我們中國處在這個世界潮流之中,也當然是應該提倡民權,發達民權。並且,有許多人以為提倡中國民權,發達民權。並且,有許多人以為提倡中國民權能夠發達到那個地步,國家便算是很文明,便算是很進步。

  但是,從書報中觀察歐美的民權,和事實上有很多不對的。考察歐美的民權事實,他們所謂先進的國家,像美國、法國,革命過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權呢?照主張民權的人看,他們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當時歐美提倡民權的人,想馬上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所以犧牲一切,大家同心協力,一致拚命去爭,到了勝利的時<候>,他們所爭到的民權,和革命時候所希望的民權兩相比較起來,還是差得很多,還不能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

  現在可以回顧美國對於英國的獨立戰爭,是一個什麼情形,那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得到最後的勝利,才達到民要地目的,照美國《獨立宣言》來看,說平等和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奪去人人的平等自由。當美國革命本想要爭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但是爭了八年,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為什麼爭了八年之久只得到很少的民權呢?當初反對美國民權的是英國皇帝,美國人民受英國皇帝的壓迫,才主張獨立,和英國戰爭。所以那個戰爭,是君權和民權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本是民權勝利,照道理講,應該得到充分的民權,為什麼不能達到充分的目的呢?因為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雖然打破了君權,但是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實施問題,就是要把民權究竟應該行到什麼程度?由於研究就種問題,主張民權的同志之見解各有不同,因為見解不同,便生出內部兩大派別的分裂。大家都知道美國革命有一個極著名的首領叫做華盛頓,他是美國的開國元勳,當時幫助他去反抗英國君權的人,還有許多英雄豪傑,像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叫做哈美爾頓,和國務部長叫做庶化臣。那兩位大人物對於民權的實施問題,因為見解各有不同,彼此的黨羽又非常之多,便分成為絕對不相同的兩大派。

  遮氏一派,相信民權是天賦到人類的,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權,由人民自由使用,人民必有分寸,使用民權的時候一定可以做許多好事,令國家的事業充分進步。遮氏這種言論,是主張人性是善的一說。至於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權,如果有時不能充分發達善性去做好事,反誤用民權去作惡,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礙,一時出於不得已的舉動。總而言之,人人既是有天賦的自由平等,人人便應該有政權;而且人人都是有聰明的,如果給他們以充分的政權,令個個都可以管國事,一定可以做出許多大事業;大家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治好,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那就是遮化臣一派對於民權人信仰。

  至於哈美爾頓一派所主張的,恰恰和遮氏的主張相反。哈氏以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權,性惡的人便拿政權去作惡。那些惡人拿到了國家大權,便把國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黨,無論國家的什麼道德、法律、正義、秩序都不去理會。弄到結果,不是一國三公,變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極端,成為無政府。像這樣實行民權,不但是不能令國家進步,反要搗亂國家,令國家退步。所以哈氏主張,國家政權不能完全給予人民,要給予政府;把國家的大權都集合於中央,普通人只能夠得到有限制的民權。如果給予普通人以無限制的民權,人人都拿去作惡,那種作惡影響對於國家,比較皇帝的作惡還要厲害得多。因為皇帝作惡,還有許多人民去監視防止,故哈美爾頓說:「從前的君權要限制,現在的民權也應該要限制。」由此創立一派,叫做「聯邦派」,主張中央集權,不主張地方分權。

  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前,本有十三邦,都歸英國統轄,自己不能統一。後來因為都受英國專制太過,不能忍受,去反抗英國,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標,所以當時對英國作戰便聯同一氣。到戰勝了英國以後,各邦還是不能統一,在革命的時候,十三邦的人口不過三百萬。在那三百萬人中,反抗英國的只有二百萬人,還有一百萬仍是贊成英國皇帝的。就是當時各邦的人民,還有三分之一是英國的保皇黨,只有三分之二才是革命黨。因為有那三分之一的保皇黨在內部搗亂,所以美國獨立戰爭費過了八年的長時間,才能夠完全戰勝,到了戰勝以後,那些著名的保皇黨無處藏身,便逃到北方,搬過聖羅倫士河以北,成立了加拿大殖民地,至今仍為英國屬地,忠於英國。美國獨立以後,國內便沒有敵人。但是那三百萬人分成十三邦,每邦不過二十多萬人,各不相下,大家不能統一,美國的國力還是很弱,將來還是容易被歐洲吞滅,前途的生存是很危險的。於是各邦的無知先覺想免去此種危險,要國家永遠圖生存,便不得不加大國力,要加大國力,所以主張各邦聯合起來,建設一個大國家,當時所提倡聯合的辦法,有主張專行民權的,有主張專行國權的。頭一派的主張,就是地方分權後一派的主張,就是中央集權。限制民權,把各邦的大權力都聯合起來,集中於中央政府,又可以說是「聯邦派」。這兩派彼此用口頭文字爭論,爭了很久,並且是很激烈。最後是主張限制民權的「聯邦派」佔勝利,於是各邦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合眾國,公佈聯邦的憲法。美國自開國一直到現在,都是用這種憲法。這種憲法就是三權分立的憲法,把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相侵犯。這是世界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所行的完全憲法。美國就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成文憲法的第一個國家。世界上有成文憲法的國家,美國就是破天荒的頭一個。這個憲法,我們叫做《美國聯邦憲法》。美國結合聯邦、成立憲法以後,便成世界上頂富的國家;經過歐戰以後,更成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因為美國達到了今日這樣富強,是由於成立聯邦憲法,地方人民的事讓各邦分開自治。

  十多年來,我國一般文人志士想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根本上拿中美兩國的國情來比較,只就美國富強的結果而論。以為中國所希望的,不過是在國家富強;美國之所以富強,是由於聯邦,中國要象美國一樣的富強,便應該聯省;美國聯邦制度的根本好處,是由於各邦自定憲法、分邦自治;等到省憲實行了以後,然後再行聯合成立國憲。質而言之,就是將來統一的中國變成二十幾個獨立的單位,像一百年以前的美國十幾個獨立的邦一樣,然後再行聯合起來,這種見解和思想,真是謬誤到極點。可謂人云亦云,習而不察。像這樣只看見國行聯邦制度便成世界頂富強的國家,我們現在要中國富強也要去學美國的聯邦制度,就是象前次所講的歐美人民爭民權,不說要爭民權,只說要爭自由平等,我們中國人此時來革命也要學歐美人的口號說去爭自由平等,都是一樣的盲從!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

  主張聯省自治的人,表面上以為美國的地方基礎有許多小邦,各邦聯合,便能自治,便能富強;中國的地方基礎也有許多行省,也應該可以自治,可以富強,殊不知美國在獨立時候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美國當獨立之後為什麼要聯邦呢?是因為那十三邦向來完全分裂,不相統屬,所以不能不聯合起來。至於我們中國的情形又是怎麼樣呢?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綏遠、青海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西藏各屬地。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推到宋朝時候,各省原來也是很統一的;到了南渡以後,南方幾省也是統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漢朝,中國的各省沒有不是統一的。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不是由於各邦聯合後地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是由於武人割據作護符。若是這些武人有口實來各據一方,中國是再不能富強的。如果以美國聯邦制度就是富強的原因,那便是倒果為因。

  外國人現在對於中國為什麼要來共管呢?是從什麼地方看出中國的缺點呢?就是由於看見中國有知識階級的人所發表的言論、所貢獻的主張,都是這樣的和世界潮流相反,所以他們便看中國不起,說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不能管,列強應該來代我們共管。我們現在東亞處於此時的潮流,要把「聯邦」二個字用得是恰當,便應該說中國和日本要聯合起來,或者中國和安南、緬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聯合起來。因為這些國家向來都不是統一的。此刻要亞洲富強,可以抵抗歐洲,要聯成一個大邦,那才可以說得通,至於中國的十八省和東三省以及各特別區,在清朝時候已經是統一的,已經是聯屬的。我們推翻清朝,承繼清朝的領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國,為什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據,像唐繼堯割據雲南、趙恆惕割據湖南、陸榮廷割據廣西、陳炯明割據廣東,這種割據式的聯省,是軍閥的聯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聯省;這種聯省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是有利於個人的,我們應該要分別清楚。

  美國獨立時候的十三邦毫不統一,要聯成一個統一國家,實在是非常的困難。所以哈氏和遮氏兩派的爭論便非常之激烈。後來製成聯邦憲法,付之各邦自由投票,最後是哈氏一派佔勝利,遮氏一派的主張漸漸失敗。因為聯邦憲法成立之前,全國人有兩大派的主張,所以頒布的憲法弄成兩派中的一個調和東西。把全國的大政權,如果是屬於中央政府的,便在憲法之內明白規定;若是在憲法所規定以外的,便屬於地方政府。比方幣制,應該中央政府辦理,地方政府不能過問。像外交,是規定由中央政府辦理,各邦不能私自和外國訂約。其餘象關於國防上海陸軍的訓練與地方上民團的調遣等那些大權,都是歸中央政府辦理。至於極複雜的事業,在憲法未有劃歸中央政府的,便歸各邦政府分別辦理。這種劃分,便是中央和地方的調和辦法。

  美國由於這種調和辦法,人民究竟得到了多少民權呢?當時所得的民權,只得到一種有限制的選舉權,在那個時候的選舉權,只是限於舉議員和一部分的地方官吏;至於選舉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還是用間接選舉的制度,由人民選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才去選總統和那些議員。後來民權遂〔逐〕漸發達,進步到了今日,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以及地方上與人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各官吏,才由人民直接去選舉,這就叫做普通選舉。所以美國的選舉權,是由限制的選舉漸漸變成普通選舉。但是這種普通選舉,只限於男人才能夠享受,至於女子,在一二十年前還是沒有這種普通選舉權。歐美近二十年以來,女子爭選舉權的風潮非常激烈。大家都知道,當是〔時〕歐美的女子爭選舉權,許多人以為不能成功。所持的理由,就是女子的聰明才力不及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不能夠做,所以很多人所對。不但是男人很反對,許多女子自己也是很反對,就是全國女人都爭得很激烈,還料不到可以成功。到了七八年以前,英國女子才爭成功,後來美國也爭成功。這個成功的緣故,是由於當歐戰的時候男子通同去當兵,效力戰場,在國內的許多事業沒有男人去做,像兵工廠內的職員、散工、街上電車內的司機、賣票,和後方一切勤務事宜,男子不敷分配,都是靠女子去補充。所以從前反對女子選舉權的人,說女子不能做男子事業,到了那個時候便夫法證明,便不敢反對,主張女子有選舉權的人才完全佔勝利。所以歐戰之後,女子的選舉權才是確定了。

  由此便知,歐美革命的目標本是想達到民權,像美國獨立戰爭就是爭民權。戰爭成功之後,主張民權的同志又分出兩派,一派是主張諒實行充分的民權,一派是主張民權應該要限制,要國家應該有極大的政權,後來發生許多事實,證明普通人同的確是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權,譬如遮化臣爭民權,他的門徒也爭民權,弄到結果,所要爭的民權還是失敗,便可以證明普通民眾的標題都是爭民權,所爭得的結果,只得到男女選舉權。

  講到歐洲的法國革命,當時也是主張爭民權,所以主張民權的學者,像盧梭那些人,便說人人有天賦的權利,君主不以侵奪,由於盧梭的學閱,便發生法國革命。法國革命以後,就實行民權於上一般貴族皇室都受大害。天法國不能立足,便逃到外國。因為法國人民當時拿充分的民權去做一次的試驗,全國人都不敢說民眾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說那些話,大家便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就要上斷頭台,所以那個時候成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社會上極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就是真革命黨,也有時因為一言不慎,和大眾的意見不對,便要受死刑。故當法國試驗充分民權的時期,不但是王公貴族被人殺了的是很多,就是平時熱心的革命志士,像丹頓一流人物一樣,國為一言不合,被人民殺了的也不很不少。後來法國人民看到的行為是過於暴虐,於是從前贊成民權的人反變成心灰意冷,來反對民權,擁護拿破侖做皇帝,順此生出民權極大的障礙,這種障礙,不是由君權發生的,在一百年發前,民權的風潮便已經是很大,像前幾次所講的情形。現在世界潮流已達到了民權的時代,照道理推測,以後應該一天發達一天,為什麼到民權把君權消滅了以後,反生出極大的障礙呢?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一種原因,是由於贊成民權所謂穩健派的人,主張民權要的一定的限制。這派是主張國家集權,不主張充分民權。這派對於民權的阻力還不甚大,阻礙民權的進步也不很多。最為民權障礙的人,還是主張充分民權的人。像法國革命時候,人民拿到了充分的民權,便不要領袖,把許多有知識、有本事的領袖都殺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那般暴徒,對於事物的觀察既不明瞭,又很容易被人利用,全國人民既是沒有好耳目,所以發生一件事,人民都不知道誰是誰非,只要有人鼓動,便一致去盲從附和。像這樣的現象。由於這種反動力,便生出了民權的極大障礙,這種障礙是由於主張民權的人自招出來的。

  歐洲自法國以外,像丹麥、荷蘭、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小國,於不知不覺之中也發生民權的風潮,民權的風潮在歐美雖然遇了障礙,得到君權的反抗,還是不能消滅;遇到了民權自身的障礙,也是自然發達,不能阻止,那是什麼原故呢?因為大勢所趨,潮流所至,沒有方法可以阻止,由於帝個道理,故許多專制國家都是順應潮流,去看風行事,譬如英國從前革命,殺了皇帝,不到十年復辟起來,但是英國的貴族知機善變,知道民權的力量太大,不能反抗,那些皇室貴族不和民權去反抗,要和他去調和。講到民權的起源,本來是發生於英國的,英國處自復辟之後。推翻了民權,便成貴族執政,只有貴族可以理國事,別界人都不能講話;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後,在貴族之外,才准普通平民有選舉權;到了歐戰以後,才許女子也有選舉權,至於英國對等屬地,更是善用退讓的手段,順應民權的潮流。像愛爾蘭是英國三島中的土地,英國始初本是用武力壓迫,後來見到民權的風潮擴大,便不去壓迫,反主退讓,准愛爾蘭獨立,英國不獨對於三島的內部是如此,就是對於外部,像對付埃及,也是退讓。埃及當歐戰時候,為英國是很出力的。英國當時要埃及人去助戰。也允許過了埃及許多權利,准他們以後獨立。到歐戰之後,英國食言,把所許的權利都不履行。埃及便要求獨立,履行前約,風潮擴大,英國也是退讓,許埃及獨立。又像印度現在要求英國擴充選舉,英國也是一概允許,至於現在英國國內。容納工黨組織內閣,工人執政,便更足以證明英國貴族的退讓。民權的進步。英國貴族知道世界民權的大勢,能夠順應潮流,不逆反潮流,所以他們的政體至今還可以維持,國家的現狀還是沒有大危險。

  世界上經過美國、法國革命之後,民權思想便一日發達一日。但是根本講起來,最新的民權思想還是發源於德國,德國的人心向來定於民權思想,所以國內的工黨便非常之多,現在世界上工黨團體中之最大的還是德國。德國的民權思想發達本早,但到歐戰以前,民權的結果還不及法國、英國。這個理由,是因為德國對付民權所用的手段和機車不同,所以得來的結果也是不同。從前德國對付民權是用什麼手段呢?德國是誰阻止民權的發達呢?許多學者研究,都說是由於丕士麥。

  丕士麥是德國很有名望、很有本領的大政治家。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的大事業都是由於丕士麥造成的。世界上的大政治家都不能逃出丕士麥的範圍。所以在三四十年前,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德國當時之所以強,全由丕士麥一手造成。在丕士麥沒有執政之先,德國是一個什麼景象呢?德國在那個時候有二十幾個小邦,那二十幾小邦的民族雖然是相同,但是各自為政,比較美國的十三邦還要分裂,加以被拿破侖征服之後,人民更是窮苦不堪。後來丕士麥出來,運用他的聰明才力和政治手腕,聯合附近民族的相同的二十幾邦,造成一個大聯邦,才有後來的大富強。在十年以前,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美國是世界上頂富的國家,他們那兩國都是聯邦。許多人以為我們中國要富強,也應該學德國、美國的聯邦,珠不知敵國在三四十年前,根本上只有一個普魯士,因丕士麥執政以後,拿普魯士做基礎,整軍經武,刷新內政,聯合其餘的二十多邦,才有後來的大德意志,當丕士麥聯合各邦的時候,法國、奧國都極力反對。奧國所以反對德國聯邦的緣故,是因為奧國和德國雖然是同一條頓民權,但是奧皇也想爭雄歐洲,故不願德國聯邦,再比奧國還要強盛,無如丕士麥才智過人,發奮圖強,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很迅速手段和奧國打仗,一戰便打敗奧國。德國戰勝了以後,本來可以消滅奧國,惟丕士麥以為奧國雖然反對德國,但是奧國民族還是和德國相同,將來不至為德國的大患。丕士麥的眼光很遠大,看到將來足為德國大患的是英國、法國。所以丕士麥戰勝了奧國以後,便馬上拿很寬大的條件和奧國講和。奧國在新敗之餘,復得德國的寬大議和,便很感激分。從此只有六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便去打法國,打破拿侖第三,佔領巴黎。到講和的時候,法國便把阿爾賽士和羅倫兩處地方割歸德國。從這兩次大戰以後,德國的二十幾個小邦便聯合得很鞏固,成立一個統一國家。德國自聯邦成立了之後□到歐戰以前,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執歐洲的牛耳;歐洲各國的事,都惟德國馬首是瞻。德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那個地位,全由丕士麥一手締造而成。

  因為丕士麥執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國變成很強的國家,有了那種大功業。故德國的民權雖然是發達,但是沒的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丕士麥執政的時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種種方面戰勝全世界,就是對於民權風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戰勝一般民眾。譬如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在德法戰爭以後,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權的戰爭,並且發生經濟的戰爭。在那個時候,民權的狂熱漸漸減少,另外發生一種什麼東西呢?就社會主義。這種主義,就是我所主張的民生主義。人民得了這種主義,便不熱心去爭民權,要去爭經濟權,這種戰爭,是工人和富人的階級戰爭。工人的團休在德國發達的最早,所以社會主義在德國也是發達最先,世界上社會主義最大的思想家都是德國人。<從前俄國革命>就是實行馬克思主義,俄國的老革命都是馬克思的信徒。德國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便非常這之發達,社會主義本來是和民權主義相連帶的,這兩個主義發生了以後,本來應該要同時發達的,歐洲有了民權思想,便發生民權的革命;為什麼有了那樣發達的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不發生經濟的革命呢?因為德國發生社會主義的時候,正是丕士麥當權的時候,在別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壓迫社會主義,但是丕士麥不用這種手段。他以為德國的民智很開通,工人的團體很鞏固,如果用政治力去壓迫,便是圖〔徒〕勞無功,當時丕士麥本是主張中央集權的獨載政治,他是用什麼方法去對付社會黨呢?社會黨提倡改良社會,實行經濟革命,丕士麥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他實行一種國家社會主義,來防範馬克思那般人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比方鐵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東西,國內的一種基本實業,如果沒有這種實業,什麼實業都不能夠發達。像中國津浦鐵路沒有築楊以前,直隸、山東和江北一帶地方都是很窮苦的,後來那條鐵路成功了,沿鐵路的那幾省便變成很富庶。當丕士麥秉政的時候,英國、法國的鐵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為基本實業歸富人所有,所以全國實業都被富人壟斷,社會上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丕士麥在德國便不許有這種毛病,便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把全國鐵路都歸國有,把那些基本實業由國家經營;對於工人方面,又定了作工的時間,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金都一一規定。這些事業,本來都是社會黨的主張,要拿出去實行的;但是丕士麥的眼光遠大,先用國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國家經營鐵路、銀行和各種大實業,拿所得的利益去保護工人,令全國工人都是心滿意足。德國從前每年都有幾十萬工人到外國去做工,到了丕士麥經濟政策成功時候,不但沒有工人出外國去做工,並且有許多外國工人進德國去做工。丕士麥用這樣方法對待社會主義,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當沖打消的方法。用這種防止的方法,就是在無形中消滅人民要爭的問題。到了人民問題可爭,社會自然不發生革命。所以這是丕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

  現在就世界上民權發達一切經過的歷史講:第一次是美國革命,主張民權的人分成哈美爾頓和遮化臣主張極端的民權,哈美爾頓主張政府集權,後來主張政府集權派佔勝利,是民權的第一次障礙。第二次是法國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權,拿去濫用,變成了暴民政治,是民權的第二次障礙。第三次是丕士麥,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權,成了民權的第三次障礙。這就是民權思想在歐美發達以來所經過的一切情形。但是民權思想雖然經過了三個障礙,還是不期然而然,自然去發達,非人力所能阻止,也非人力所能助長。民權到了今日,便成世界上的大問題。世界上的學者,無論是守舊派,或者是革新派,都知道民權思想是不能消滅的。不過在發達的時候,民權的流弊。在民權沒有發達之先,歐美各國都想壓止他,要用君權去打消民權。君權推倒了之後,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障礙;後來實行民權,又生出許多流弊,更為民權的障礙。最後丕士麥見到人民主張民權,知道不能壓止,便用國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這也是民權的障礙。歐戰以後,俄國、德國的專制政府都推倒了,女子選舉權也有好幾國爭到手了,所以民權到了今日更是一個大問題,更不容易解決。

  推到實行民權的原始,自美國革命之後,人民所得的頭一個民權,是選舉權。當時,歐美人民以為民權就是選舉權算了,如果人民不論貴賤、不論貧富、不論賢愚都得到了選舉權,那就算民權是充分的達到了目的。至於歐戰後三四年以來,又究竟是怎麼樣呢?當中雖然經過了不少的障礙,但是民權仍然是很發達,不能阻止。近來瑞士的人民,除了選舉權以外,還有創製權和復決權。人民對於官吏有權便是對於法律而言的。大多數人民對於一種法律,以為很方便的,便可以創製,這便是創製權;以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復決權。故瑞士人民比較別國人民多得了兩種民權,一共有三種民權,不只一種民權。近來美國西北幾邦新開闢地方的人民,比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種民權,那種民權是罷官權。在美洲各邦之中,這種民權雖然不能普遍,但有許多邦已經衽過了。所以美國許多人民現在得到了四種民權:一種是選舉權,二種是罷官權,三種是創製權,四種是復決權。這四種權在美國西北幾州已經行得很有成績,將來能不能夠完全解決民權的問題呢?現在世界學者看見人民有了這四種民權的思想,還不能把民權的問題完全解決,都以為是時間的問題,以為這種直接的民權思想發生尚不久。從前的神權經過了幾萬年。君權經過了幾千年,現在此刻各國有君權,像英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君權還有多少問題,不過這種君權將來一定是消滅的。這些直接的民權,新近發生不過是幾十年,所以在今日還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大問題。照現在世界上民權頂發達的國家講,人民在政治上是佔什麼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權呢?就最近一百多年來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和被選舉權。人民被選成議員之後,在議會中可以管國事。凡是國家的大事,都要由議會通過,才能執行;如果在議會沒有通過,便不能行。這種政體叫做「代議政體」,所謂「議會政治」。但是成立了這種代議政體以後,民權是否算得充分發達呢?在代議政體沒有成立之先,歐美人民爭民權,以為得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無上的民權。好像中國革命黨希望中國革命以後,能夠學日本或者學到歐美,便以為大功告成一樣。如果真是學到了象日本、歐美一樣,可不可以算是止境,還要聽下文分解。歐美人民從前以為爭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心滿意足。我們中國革命以後,是不是達到了代議政體呢?所得民權的利益究竟是怎麼樣呢?大家知道,現在的代議士都變成了「豬仔議員」,有錢就賣身,分贓貪利,為全國人民所不齒。各國實行這種代議政體都免不了流弊,不過傳到中國,流弊更是不堪問罷了。大家對於這種政體如果不去聞問,不想挽救,把國事都付託到一般豬仔議員,讓他們去亂作亂為,國家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外國人所希望的代議政體,以為就是人類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之計,那是不足信的。民權初生本經過了許多困難,後來實行又經過民許多挫折,還是一天一天的發達,但是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一種下政體。各國到了代議政體就算是止境。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下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究竟是怎麼樣呢?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惟想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但是我們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所主張的民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正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我們要達到這中大目的,便先要把民權主義研究到清清楚楚。

  今天所講的大意,是要諸君明白歐美的先進國空把民權實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種代議政體。我們拿這種制度到中國來實行,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民權的這個問題,在今日〔的〕還是很難解決。我以後對於民權主義還要再講兩次,便把這個問題在中國求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我們不能解決,中國便要步歐美的後塵;如果能夠解決,中國便可以駕乎歐美之上。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

  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倣傚歐美。我們為什麼要倣傚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項說,歐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國進步得多。中國的武器,幾千年以來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還是用那幾種東西。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鎗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象歐美的洋槍大炮那些業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利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義和團的勇氣始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鬥的情形,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炮,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槍炮。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體相搏。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便用面關槍去掃射義和團,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鎗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畏懼,還不退卻,總是前仆後繼,死死的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終不敢通過楊村直進北京,解各國公使館的圍。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處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籍,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用外國的新東西和中國的舊東西比較,就武器一項效力,自然是很明顯的。至於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鐵路、電報,也要比中國的挑夫、便利過挑夫;要通消息,電報當然是迅速過驛站、靈通過驛站。再推到其餘種種關於人類日常生活的機器,和農工商所用的種種方法,也沒有不是比中國進步得多的。

  所以,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的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倣傚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天。由於要崇拜外國、倣傚外國,便得了很多的外國思想;就是外國人只才想到、還沒有做到的新思想,我們也想拿來實行,十三年前革命,倣傚外國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體,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國很高的政治思想都拿來實行。就是中國政治思想上一個最大的變動,在義和團以前,中國和外國已經通了商,早知道外國的好處也是很多,但是全國人的心理還不相信外國是真有文明;所以當義和團的時候,便把倣傚外國的鐵路和電報都毀壞了,就是外國的槍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時候還是要有中國的弓刀,以後因為失敗,又反過來信仰外國。在中國所用的無論什麼東西,都是要倣傚外國。由此可見,中國從前是守舊,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處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後來失敗,便不守舊,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倣傚外國;只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對於民權思想也有這種流弊。革命以後舉國如狂,總是要拿外國人年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至於民權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幾次所講的情形,是把外國爭民權的歷史和勝利之後所提的什麼結果,詳細的說明,由於那幾次的研究,便知民權政治在外國也不能夠充分實行,進行民權在中途也遇到了許多障礙。現在中國主張實行民權,要倣傚外國,便要倣傚處國的辦法,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師導。

  自義和團以後,一般中國人的思想,時時刻刻、件件東西總是要學外國。外國人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學呢?比方用武器講,到底是外國的機關鎗厲害呢,還是中國的弓刀厲害呢?這兩種東西沒有比較,一定是外國的機關鎗要厲害得多,不但是外國的武器要比中國厲害,就是其他各種東西,外國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就物質一方面的科學講,外國駕乎中國,那是不可諱言的。但是外國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麼樣呢?處國的政治哲學和物質科學兩種學問的進步,又是那一種最快呢?政治的進步遠不及科學。譬如兵學就是一種軍事科學,專就兵學講,外國有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前的兵書,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鬥艦,現在外國的戰鬥艦,每艘要值五千萬元以至於一萬萬元,能夠值這些錢和船,才叫做一隻兵船,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鬥艦為最快。戰鬥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占芭前的戰鬥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鬥艦有這樣的大變動,就是陸軍的槍炮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槍,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舊式。不但是武器在歐美是日日進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機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時時發明。所以外國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真是日新月異,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於在政治上,外國比較中國又是進步了多少呢?歐美兩三百年來經過許多次數的革命,政治上的進步雖然是比中國快得多,但是外國的政治書本,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臘有一位大政治哲學家叫做柏拉圖,他所著的《共和政體》那本書至今還有學者去研究,對於現在的政體還以為有多少價值可以供參考;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顧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動,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那種科學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政治理論,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圖所寫的《共和政體》至今還有價值去研究,還是很有用處。所以外國政治哲學的進步,不及物質進步這樣快的。他們現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還沒有大變動。如果我們倣傚外國的政治,以為也是象倣傚物質科學一樣,那便是大錯。

  外國的物質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們要學他,便很容易趕上。至於外國的政治進步,比較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差得很遠的,速度是很慢的。像美國革命實行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現在能夠實行的民權,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實行的民權便沒有大分別。現在法國所行的民權,還不及從前革命時候所行的民權。法國在從前革命的時候,所行的民權是很充分的。當時一般人同以為不對,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國的民權還是沒有大進步。我們要學外國,便要把這些情形分別清楚。至於外國民權所以沒有大進步的原因,是由於外國對於民權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由前幾次所講的情形,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政治至今還是沒有辦法,民權的真理還是沒有發明,不過近兩三百年以來民權思想逐漸澎漲,在人事上想不通的問題,大家便聽其自然,順著潮流去做罷了。所以近來民權的發達,不是學者從學理上發明出來的,是一般人民順其自然做出來的。因為總是順其自然去做,預先沒有根本辦法,前後沒有想過,所以歐美實行民權在中途便遭了許多挫折,遇了許多障礙。中國革命以後,要倣傚歐美實行民權,歐美的民權現在發達到了代議政體,中國要跟上外國實行民權,所以也有代議政體。但是歐美代議政的好處,中國一點都沒有學到;所學的壞處卻是百十倍,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這真是代議政體的一種怪現象。所以中國學外國的民權政治,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

  照前幾回所講,大家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根本上還沒有辦法,所以我們提倡民權,便不可完全倣傚歐美。我們不完全倣傚歐美,究竟要怎麼樣去做呢?現在中國還有守舊派,那些守舊派的反動是很大的。他們的主張是要推翻民國,恢復專制,去圖復辟。以為要這樣的辦法才可以救中國。我們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這個辦法是很不對的,所以要反對這個辦法,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民權,走政治的正軌。我們要走政治的正軌,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義。什麼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權第一講的定義說,政是眾人的事,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處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倣傚歐美,照樣去做,像倣傚歐美的機器一樣。歐美的機器,我們只要是學到了,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譬如電燈,無論在中國的什麼房屋,都可以在裝設,都可以使用。至於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國自己的風土人情是怎麼樣,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雖然管理人類之政治法律條理,也是一種無形的機器,所以我們稱行政組織為機關。但是有形的機器是本物理而成的,而無形的機器之政治是本於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學近數百年來已發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學近二三十年始起首進步,至今尚未有大發明。此所以有別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學歐美;管理人的方法,當然不能完全學歐美。因歐美關於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經老早想通了,至於那些根本辦法他們也老早解決了,所以歐美和物質文明,我們可以完全倣傚,可以盲從,搬進中國來也可以行得通。至於歐美的政治道理至今還沒有想通,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便是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如果一味的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我們要中國進步、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自己來實行民權,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

  我們對於民權政治到底能不能夠想辦法呢?我們要能夠想出辦法,雖然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但是要借鑒於歐美,要把歐美已往的民權經驗研究到清清楚楚。因為歐美民權雖然沒有充分發達、根本解決,但是已經有了很多的學者對於民權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學理的發明,而且在實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經驗也是很多的。那些經驗和學理,根本上都是應該拿來參考的。如果不參考歐美已往的經驗、學理,便要費許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歐美的覆轍。

  現在各國學者研究已往民權的事實,得到了許多新學理,那是些什麼學理呢?最新的對於政治問題的,有一位美國學者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幸福」。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第一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第二說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政府成為萬能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聽人民的話呢?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有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像前次所講,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俾士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那個政府本是不主張民權的,本是要反對民權的,但是他的政府還是成了萬能政府。其他各國主張民權的政府,沒有那一國可以叫做萬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學者說:「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退化。這個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是萬能。所以實行民治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便應該想方法去解決。想解決這個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應該要改變。」從前人民對於政府總是有反抗態度的緣故,是由於經過了民權的革命以後,人民所爭得的自由平等過於發達,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過於充分,政府毫不能夠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國家雖然是有政府,便和無政府一樣。這位瑞士學者看出了這個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張人民要改變對於政府的態度。他究竟要人民變成什麼態度呢?人民的態度對於政府有什麼關係呢?譬如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說,中國人在這幾千年中對於政府是什麼樣的態度呢?我們研究歷史,總是看見人稱讚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的政府是中國人常常羨慕的政府,中國人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是希望有那樣的政府,替人民來謀幸福。所以歐美的民權思想沒有傳進中國以前,中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以為有了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樂,便可以享幸福,這就是中國人向來對於政府的態度。近來經過了革命以後,人民得到了民權思想,對於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滿意,以為他們都是專制皇帝,雖美亦不足稱。由此便知民權發達了以後,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無論如何良善,皆不滿意。如果持這種態度,長此以往,不想辦法來改變,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現在世界上要改變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改變,至於怎麼樣改變的辦法,至今還沒有想出。

  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我的辦法就是象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一樣,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這是什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能力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究竟什麼是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要講清楚這個分別,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一說。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的。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選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者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築一間大洋樓,關於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等到通盤計算好了,便繪一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圖樣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附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不後知後覺;砌磚蓋毒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人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出來的。就是世界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都是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不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前幾天有一位在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見我,和我談天,談了頗久之後,我順便問他一句話說:「現在高麗的革命是什麼樣情形呢?能不能夠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沒有什麼話可答,我又問他說:「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麼樣呢?」他說:「只看高麗將來的民權思想,究竟是怎麼樣。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民權,人們一定是把政權交還他們的。但是現在的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治理高麗。」這種說話未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對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所以自命為先知先覺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為自己打算,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

  照以前所講的情形,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辦法。今日我們要解決民權的問題,如果倣傚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歐美既無從倣傚,我們自己便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新方法,是象瑞士的學者最新的發明,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但要改變態度,就是要把權與能分開,權與能要怎麼樣公開呢?我們要把他研究到清楚,便應該把前幾次所講的情形,重提起來再說。第一件,什麼是叫做民權?簡單的說,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中國有兩句古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說「庶人不議」。可見從前的政權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那麼,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

  照中國幾千年有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餘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上無愧於天,下無怍於民,他們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目的,今〔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後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是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因為他們有這兩種長處,所以對於政治能夠完全負責,完全達到目的。中國幾千年來,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後人崇拜,其餘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於有許多皇帝後人連姓名都不知道。歷代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有很好的本領、很好的道德,其餘的皇帝沒有本領、沒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沒有道德,但是很有權力的。

  大家都把中國歷史看得是很多的,尤其是《三國演義》,差不多人人都看過了。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所輔的主,先是劉備,後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沒有一點能幹。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劉備臨死的時候,便向諸葛亮說:「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劉備了以後,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阿斗雖然沒有用,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這樣看來,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有能幹,但是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權的,阿斗是有權沒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麼政事都付託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為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知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能夠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的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什麼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象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的,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現在歐美人民反對有能的政府。但是改變了態度以後,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他們還沒有發明。我現在所發明的,是要權與能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如果權與能不能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總是不能改變,當時阿斗知道自己無能,把國家全權托到諸葛亮。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諸葛亮上「出師表」,便獻議到阿斗把宮中和府中的事要分開清楚,宮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麼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所以我們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是要分開的。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分開呢?大家要拿一個遠大眼光和冷靜見解來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別清楚。

  大家此時對於政府有一種特別觀念,這種觀念是怎麼樣發生的呢?是由於幾千年專制度政體,多是無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在中國的四萬萬人,就做過了幾千年奴隸。現在雖然是推翻專制,成立共和政體,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還有專制的觀念,還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因為再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對政府的態度,還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動生出來的,換句話說,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變而為排斥政府的心理,從前崇拜的心理固然是不對,現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對的。我們要打破這種不對的心理,便要回顧到幾萬年和幾千年以前的政治歷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專制皇帝沒以有發達以前,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他們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當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中國的君權是從堯舜以後才發達的。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可以組織政府。譬如從前所講人同獸爭的野蠻時代,國家的組織沒有完全,人民都怕毒蛇猛獸來侵害,所以要奉一個有能的人負保護的責任。當時保護的任務,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夠打勝毒蛇猛獸的人,就是當時很有能幹的人。當時同獸打,沒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他做皇帝。除了會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國還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動植物的危險,復可製出種種美味,適於口腹之慾,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麼人的事?就是廚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變可以說廚子做皇帝,神農嘗百草,發明了許多藥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勞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嘗百草是什麼人的事呢?就是醫生的事。所以神農由於嘗百草做皇帝,就可以說醫生皇帝;有巢氏教民營宮室民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都可以組織政府。像廚子、醫生、裁縫、木匠那些有特別能幹的人,都是做過了皇帝的。

  從前有一位美國教授,叫做丁韙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遊玩,遇到了一個農夫,和農夫談起話來,那個農夫便問丁韙良說:「外國人為什麼不到中國來做皇帝呢?」丁韙良反問農夫說:「外國人可以來做皇帝嗎?」那個農夫便指田邊所掛的電線說:「能做這種東西的人,使可以做中國皇帝了。」那個農夫的意思,以為只有一根鐵線便可以通消息、傳書信,做這種鐵線消息的人當然是很有本領的,有這樣大本領的人當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證明中國人的一般心理,都以為是大本領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國自堯舜以後,那些皇帝便漸漸變成專制,都要家天下,不許人民自由擁戴有本領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現在四萬萬人用投票,絲毫不受別種勢力的干涉,同時又有堯舜復生,究竟是選舉誰來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選舉堯舜來做皇帝。中國人對於皇帝的心理,不像歐美人對於皇帝的那樣深惡痛絕。因為中國皇帝的專制沒有歐洲皇帝的那麼厲害。

  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皇帝專制達到了極點,人民都視為洪水猛獸,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對於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東西象政府一樣,也是一齊要排斥。歐美現在實行了民權,人民有了大權,要排斥政府實在是很容易的,像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諸葛亮,那還不容易嗎?如果阿斗要排斥諸葛亮,試問西蜀的政府能不能長久呢?能不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們現在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萬萬個阿斗,這些阿半當然是應該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便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和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歐美人民對於政府不知道分別權與能和界限,所以他們的民權問題發生了兩三百年,至今還不能解決。

  我們現在主張要分開權和能,再拿古時和現在的事實比較的來說一說。在古時能打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現在的富豪家庭也請幾位打師來保護,好像上海的租界之內去住,因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錢,他便請幾個印度巡捕在他的門口保護。照古時的道理講,能保護人的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護那些官僚軍閥的印度巡捕,便應該做那些官僚軍閥的皇帝。那些官僚軍閥不把他當作皇帝,只把他當作奴隸。那種奴隸有了槍,雖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軍閥只能夠在物質一方面給些錢,不能夠在名義上叫他做皇帝。像這樣講,古時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時的皇帝。再進一層說,保護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門的印度巡捕,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現在有錢的那些人組織公司、開辦公廠,一定要請一位有本領的人來做總辦,去管理工廠。此總辦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股東就是有權的人,工廠內的事,只有總辦能夠講話,股東不過監督總辦而已。現在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民國的總統,便是總辦。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門家看,如果有了這種態度,股東便能夠利用總辦整頓工廠,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貨物,可以令那個公司發大財。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的,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迅速。從前維新,只有幾十年便富強起來,從前德國也是很貧弱的國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麥執政,結合聯邦,勵精圖治,產到幾十年便雄霸歐洲。其他實行民權的國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國的進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於民權問題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把國家的大事付託到本領的人。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用專門家,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開辦工廠便要用工程師,對於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實行用政治專門家的原因,就是由於人民的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是要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像最新發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東西,是街上的汽車。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車的時候,沒有駕駛的車伕,沒有修理的工匠,我從前有一個朋友,買了一架汽車,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伕,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那是很麻煩的,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現在,人許多的汽車伕和機器匠,有汽車的主人,只要出錢雇他們來,便可以替自己來駕駛,替自己來修理,這種汽車伕和機器匠,就是駕駛汽車和修理汽車的專門家,沒有他們,我們的汽車便不能行動,便不能修,國家就是一輛大汽車,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車伕,歐美人同始初得到了民權,沒有相當的專門家,就像二十多年以前人錢的人得了一輛汽車一樣,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不修理、自己去駕駛不可,到了現在,有了許多有本領的專門家,有權力的人民便應該聘請他們,不然就要自己去駕駛、自己去修理,正所謂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就這個比喻,更可別駕駛汽車的車伕是有能面而無權的,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由於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閃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伕。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為國家做事,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伕。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

  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著急起來,找著汽車伕,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鐘之內,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伕答應說:「一定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伕自由駕駛,向目的地出發,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國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才是捷徑。但是我的汽車伕從開車以後所走的路,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他先由豐寧路再繞道德宣路,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才抵東山。當時汽車走得飛快,聲音很大,我不能夠和車伕說話,心理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個車伕,以為車伕和搗亂,是故意的走彎曲路阻遲時候,此睦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別緣故,要做非常的事,國民不知道,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至於那個車伕選擇那一條路,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伕說:「為什麼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伕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是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刀路和外擺渡是從空間上著想。那個車伕是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彎一點,多走幾里路,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限定鐘點以內可以趕到。他的這樣打算,是時間上著想。那個車伕不是哲學家,本不知道用什麼時間、空間去打算,不過他是專門家,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彎路,,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假若當時我不給車伕以全權,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條路便走那一條路,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可以趕到。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所以當時那個車伕走彎路,我便發生誤會,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彎路的道理。民國的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學我那次到虹口對於車伕的態度一樣,把他當作是走路的車伕。能夠有這樣的眼光,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

  歐美人民現在對於政府反對的態度,是因為權與能沒有分開,所以民權的總是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實行民權,便不要學歐美,要把權與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不沒地辦法,我們現在已經想出了辦法,知道人民要怎麼樣才對於政府可以改變態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知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那才能夠避了歐美的紛亂,不蹈歐美的覆轍。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該要改變,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伕,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是那一捉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國賓才有辦法,才能夠進步。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六講

  現在歐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學者,都說政府是機器,法律是機器之中的工具。中國很多的政治法律書籍都是從日本譯過來的,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作「機關」。這個機關的意思。就是中國人所常說的機器一樣。我們中國人從前說機關,是機會的意思,從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成了機關之後,就和機器的意思相同。所以從前說政府衙門,現在說是行政機關,財下政機關,軍事機關,教育機關,這種種機關的意思,和日本人秘說的政府機關是一樣的解釋,沒有絲毫分別。現在說機關就是機器,好比機關鎗就是機器一樣,由此便知道機關和機器兩個名詞,是一樣的意思,因為機關和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機關就可以說是行政機器。至於行政機器和製造機器,有什麼分別呢?製造機器完全是用物質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鋼鐵和皮帶種種東西湊合起來,便做成製造機器,行政機器完全是用人組織成的,種種動作都是靠人去活動,不是靠物別,就是行政機器是靠人的肥力去發動的,製造機器是靠物的能力去發動的。

  照前幾次所講的民權情形,便知道近來的歐美文化是很發達的,文明是很進步的,分析起來說,他們的物質文明,像製造機器那些東西的赴,是很快的,至於人為機器,像政府機關這些東西的進步,是很慢的。這個理由,上在什麼地方呢?就是物質機器做成了之後易於試驗,試驗之後,不好的易於放棄,不備的易於改良。人為機器成立了之後很不容易試驗,試驗之後,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當作不好的物質機器看待,變成廢鐵,那就上做不來的,因為變個理由,所以歐美的製造機器進步很快,行政機器進步很慢,譬如民權風潮,在歐美發生了以後,各國都想實行民權,最早的是美國,美國自開國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開國時所行的民權,和現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現在所用的憲法,就是開國時候的聯邦憲法,那種聯邦憲法經過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沒有大更改,至今還是應用他,至於大多數的製造機器,發明的年代也不過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舊機器,現在有沒有人去用他呢?從前的舊機器老早變成了廢鐵,現在農工商業中所有的機器,沒有十年以前的舊東西。因為每過十年,便有此很多的新發明,很多的新改良,沒有那一年不是有進步的,說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機關,至今還是應用他,這便是由於用人活動的機關,當中活動的人固然可以隨時改換,但是全體組織不容易根本改造,因為習慣太久,陳陳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時去改造。把舊組織完全廢棄,那是做不到的。由於這個道理,歐美的物質機器近來很容易進步,進步是很快的;人為機器向來便難於進步,進步是很慢的。

  我在前兩次講演民權,便說歐美對於民權政治命令沒有根本辦法。他們為什麼沒辦法呢?就是因為他們把人為的機器,沒有精良去試驗,說到物質的機器,自最初發明時代以至於現在,不知道古人經過了幾千次的試驗和幾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機器。由現在所見的機器回顧到最初發明的時代,是什麼情形呢?如果大家讀過了機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發動機的歷史說,在最初發明的時候,只有一個方向的動力,沒有和現在一樣的兩個方向的動力。那個動力的來源,是把水盛在鍋內,再用煤在爐底燒很大的火,把水燒到沸騰,變成蒸汽,到了水變蒸汽之後,便有很大的膨脹力,用一個汽管把蒸汽由鍋中導入一個機器箱,這個機器箱,中國話叫做「活塞」,外國話叫「比士頓」這個活塞就是令機器發動的東西,是機器全體中最要緊的一部分,機器之所以發動,是由於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後,由蒸汽之膨脹力,便推動活塞,令活塞前進。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盡了以後,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動活塞,來往不息,機器的全體便運動不已,運動的原料從前用水,現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揮發的油,化為氣體去推動活塞,各種機器發動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樣的道理。由於活塞的運動,住返不已,便旋轉機器,我產要想用來做什麼工作,便可以做什麼工作。譬如行船拉車。就是走路的機器,一天可以走幾千里;就是運輸的機器,要運多少貨物,便可以載多少貨物。到現在看起來,是妙極了的東西。但是推到最初發明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最初發明的活塞,構造極簡單,只能夠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過去,再不能夠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來,所以當初活塞的運動,只有一個前進的方向,再沒有回頭的方向,因為這個原因,從前用機器做工便有許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發明的機器去彈棉花,每用一架機器,便要用一個小孩站在機器的旁邊,等到活塞前進了之後,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拉回來,然後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過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來幫助。比較現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幫助,該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後來是怎麼樣造成現在這樣便利的活塞呢?當中所經過的階級是什麼情形呢?當時做那種機器的工程師,毫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活塞能夠把活塞拉回來。至於在那個時候的棉花工廠本不很大,所用的機器力,雖然是只有一個方向,但是在一個工廠之內,只有十多架機器。不過一架機器要用一個小孩子去幫助,有了十多架機器,便要用十幾個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種機器,時時刻刻做一個動作,便覺得很無趣味,很覺得討厭,因為那些小孩子覺得那種工作討厭,所以要有工頭去監視,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懶,工頭一離開了工廠,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機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個很聰明又很懶怠的小孩子,不情願總是用手去拉那架機器,想用一個方法代手去拉,於是乎用一條繩和一根棍綁在那架機器上面,令活塞推過去了之後,又可以自動拉回來,那個小孩子不必動手去位他,便可以自動來回,運轉不已。由於那一個小孩子的發明,便傳到那十幾個小孩子的全體,那些全體的小孩子,因為都得了棍和繩的幫助,機器都可以自動,所以大家都去玩耍,都沒有站在機器旁邊去拉回活塞棒,便驚訝起來說:「為什麼這些小孩子不拉機器,機器還能夠之所以自動來往,繼續工作呢?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麼把戲呢?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頭在當時因為覺得奇怪,更把考察機器的結果之所以自動來回的緣故,更把考察的結果去報告工程師。後來工程師明白那個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漸改良,做成了今日來回自如的機器。

  民權政治的機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沒有改變,我們拿現在民權政治的機器來看,各國所行的民權,只有一個選舉權。這就是人民只有一個發動力,沒有兩個發動力。只能夠把民權推出去,不能夠把民權拉回來,這好像初始的發動機一樣。但是從前有一個幫助機器的懶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條繩和一根棍,藉機器本體的力量,可以令機器自動的來回;至於現在的民權政治中,還沒有這種懶小孩子發明那種拉回民權的方法。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民權政治的機器用過了一百多年,至今還只有一個選舉權。從有了選舉權以後,許久都沒有別的進步。選舉出來的人究竟是賢與不肖,便沒有別的權去管他。像這種情形,就是民權政治的機器不完全,所以民權政治至今還沒有好辦法,還沒有大進步。我們要這種機器進步,是從什麼地方做進來呢?照前一次所講的道理,是要把權和能分清楚。

  現在還是用機器來比喻,機器裡頭各部的要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部是做工,那一部是發動,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機器說,現在最大的船有五六萬噸,運動這樣大船的機器,所發出來的力量的超過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個管理的人,要全船怎麼樣開動,便立刻開動;要全船怎麼樣停止,便立刻停止,現在機器的進步,到了這種妙境。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候,如果一種機器發出來的力量到了幾百匹或者幾千匹馬力,便不敢用他,因為馬力太大,便沒有人能夠管理,通常機器的大小,都是用馬力做標準。一匹馬力是多少呢?八個強壯人的力合壟〔攏〕起來,便是一匹馬力。如果說一萬匹馬力,便是有八萬個人的力□現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機器所發出的原動力,有從十萬匹到二十萬匹馬力的。像這樣大力的機器,是沒有別樣東西可以抵當得住的,在尋常的機器,一萬匹馬力便有八萬個人的力,若是那麼樣大力的機器,管理的方法為不完全,那麼機器全體一經發動之後,便不能收拾,所謂能發不能收,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從前發明機器的人去試驗機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於這種結果,在機器打死的發明家,世界歷史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國有一個名詞叫做「化蘭京士丁」就是能發不能收的機器。到了後來,機器的構造天天改良,天天進步,雖然有十萬匹或者二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從容去管理,沒有一點危險。說到十萬匹馬力,便是有八十萬個人,二十萬匹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萬個人的力,若是專有這樣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現在軍隊的力量,到了一兩萬人便容易管理。機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萬人之多,一個人還可以從容管理。由此便可見近來的機器是很進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

  現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學者,都以政府為機器,以法律為工具,此刻的民權時代,是以人民為動力,從前的君權時代,是以皇帝為動力,全國的動作中發源於皇帝。在那個時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就尊嚴;有了強有力的政府,皇帝的號令才容易實行。因為皇帝是以動機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為所欲這。譬如修內治、勤遠略,整軍經武,他要想做什麼,便可以做什麼。故在君權時代,政府的力越大,對於皇帝只有利而無害。到了民權時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動力。為什麼人民不願意政府的動力太大呢?因為政府的力量過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來壓迫。從前被政府的壓迫太過,所受的痛苦太多,現在要免去那種壓迫的痛苦,所以不奶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代,一個機器推過去了以後,只用一個小孩子便可以拉回來,由此便知道在那個時候,一個機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過是幾匹馬力;如果有了一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當然不是一個小孩子可以拉回得回來的。當時因為管理機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樣小力的機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現在是民權初發達的時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動力固然是以源於人民,但是人民發出了動力之後,還要隨時可以收回來,像那樣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幾萬匹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夠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現在歐美各國的人民恐怕強有力的政府,好比從前的工廠怕有大馬力的機器是一樣的道理。當初那種小力的機器。如果不想方法來改良,那種機器一定是永遠沒有進步,一定是永遠還要人去拉。但是後來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現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機器的自身便可以來回自動,至於政治的機器,人民總不知道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發達,民權沒有進步。照現在世界的潮流說,民權思想是一天一天的進步,管理民權政治的機器還是絲毫沒有進步。甩以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沒有根本辦法,就是這個理由。

  照我前一次所講的根本辦法說,權志能要分別清楚,用機器來做比喻,什麼是有能力的東西呢?機器的本體,就是有能力的東西。譬如十萬匹馬力的機器,供給了相當的煤和水之後,便可以發生相當的能力,什麼是有權的人呢?管理機器的工程師,就是有權的人,無論機器是有多少馬力,只要工程師一動手,要機器開動,便立刻開動,要機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師管理機器,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好像輪船火車,一開機器,便可以要輪船火車走得快,一停機器,馬一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機器是很有能力的東西,工程師是很有權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權和能分開了,也要象工程師管理機器一樣。在民權極盛的時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國民大會上去發表,對於政府加以攻頌揚,便可以鞏固。但是現在的權與能不分,政府過於專橫,人民沒有方法來管理,不管人民是怎麼樣攻擊,怎麼樣頌揚,政府總是不理,總是不能發生效力,現在世界上的政治不進步,民權思想很發達,無論那一國的億,對於政治機關的現狀總是不合他們心理上的用法。

  中國此刻正是改革時代,我們對於政治主張實行民權。這種民權思想,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我們近來想學歐美的新思想,造成一個完全的民治國家,最初想造成這種國家的時候,一般革命志士以都為完全倣傚歐美,步歐美的後塵,把歐美的東西完全抄過來,中國的民權便算是很發達,便可以算是止境。當初的這種思想並不是全錯。因為中國從前的專制政體過於腐敗,我們如果實行改革,打破了專制以後做建設的事業,能夠學到象歐美,就比較上說當然是很好。但是歐美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社會的現狀是不是心滿意足呢?如果我們細心老家歐美的政治社會,所謂革命的先進國家象美國、法國的人民,現在還是主張改良政治,還是想要再來某個,他們革命不過一百多年,為什麼還要再來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證明我們從前以為學到了象歐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對,由此便知就令是我們學到了象美國、法國一樣,法國、美國現在還是要革命,我們百年之後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為法國、美國現在的政治機器還是有很多的缺點,還是不能滿足人民的慾望,人民還是不能享圓滿的幸福。像這樣講來,所以我們現在提倡改革,決不能夠說學到了象現在的歐美便算是止境,便以為心滿意足,我們步他們的後塵,豈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還再要起革命嗎?若是再起革命,那麼此次的革命豈不是徒勞無功嗎?

  我們要現在的革命不是徒勞無功,想存一個長治久安之計,所謂一勞永逸,免將來的後患。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得到呢?歐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國來行呢?我們試拿歐美最新的物質文明說,譬如交通上最要緊的東西是鐵路。東方國家仿造鐵路電早的是日本,中國近來才知道鐵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築鐵路。所以中國仿造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但是用中國和日本現在的鐵路來比較,中國和日本的火車,大家如果都是坐過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鐵軌是很窄的,車是很小的,為什麼中國建築鐵路在日本之後,所做的車和軌還是比日本的寬大呢?就是因為中國所學的是歐美的新發明,日本所學的是歐美的舊東西,若是中國建築鐵路,不照歐美和新發明,只學日本的舊東西,可不可以算是滿足呢?歐美從前只有那樣的窄鐵路和小火車,日本最初去學他,便在無形之中上了大當。我們現在建築鐵路,可不可以也學那種不便利的舊東西呢?但是中國近來建築鐵路,不學日本不便利的舊東西,要學歐美很便利的新發明,所以中國現在的鐵路好過日本,這所謂是後來者居上。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現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學歐美從前的舊東西,要把歐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們政治的進步究竟是到了什麼程度,我們要學他們的最初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

  我在前一次講過了,歐美對於民權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徹底。因為不徹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衝突。因為民權是新力量,政府是舊機器,我們現在要解決民權問題,便要另造一架新機器,造成這種新機器的原理,是要分開權和能。人民是要有權的,機器是要有能的。現在有大能的新機器用人去管理,要開動就開動,要停止就停止。這是由於歐美對於機器有完全的發明,但是他們對於政治還是沒有很完全的發明,我們現在要有很完全的革命,無從學起,便要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要我們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可不可以做得對呢?中國人從經過民義和團之後,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總是信仰外國,不敢信仰自己,無論什麼事,以為要自己去做成、單獨來發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歐美的後塵,要倣傚歐美的辦法,至於在義和團之前,我們的自信力是很豐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為中國固有的文明、中國人的思想才力是超過歐美,我們自己要做到什麼新發膽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現在,便以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歐美的文明,只在物質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專就物質文明科學說,歐美近來本是很發達的。一個人對於一種學問固然是特長,但是對於其餘的各科學問未必都是很精通的,還是許多都是盲然的。他們的物質科學,一百多年以來發明到了極點,許多新發明真是巧奪天工,是我們夢想不到的。如果說政治學問,他們從前沒有想到的我們現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沒有理由,歐美的機器近來本有很完全的進步,但是不能說他們的機器是進步,政治也是進步。因為近兩百多年以來,歐美的特長只有科學,大科學家對於本行的學問固然是有專長,對於其餘的學問象政治哲學等,未必就有兼長。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

  英國從前有一位大科學家,在近來世界上的學問家之中,沒有那一個能夠駕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紐頓。紐頓是什麼人呢?他是一個很聰明、很有學問的人。他在物理學中,有很多超前絕後的發明,最著名的是「萬有引力」。紐頓推出來的「萬有引力」,是世界上頭一次的發明,是至今科學中的根本原理,近來世界上許多科學原理的新發明,沒有那一種能夠駕乎萬有引力學說之上的。紐頓對於科學既是有這樣的特別聰明,試看他對於別的事情是不是一樣的聰明呢?照我看起來,卻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證明紐頓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紐頓一生除了讀書、試驗之外,還有一種嗜好是愛貓,他養民大小不同的兩個貓,出入總是跟著他。因為他很愛那兩個貓。所以貓要行動,他便怎麼樣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內讀書、試驗,貓要出門,他便停止一切工作,親自去開門讓貓出去。如果貓要進到房內,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開房門讓貓進來。那兩個貓要終日總是出出入入,弄到鈕頓開門關門,是麻煩不堪的,億以有一天。紐頓便想一個辦法,讓那兩個貓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擾亂他的工作,總是開門關門,他所想出來的是什麼方法呢?就是把房門開兩個孔,一個是很大的,一個是很小的。在紐頓的思想,以為在門上所開的大孔,便可以令大貓出入,在門上所開的小孔,便可以令小貓出入,像這種思想不這是大科學家的聰明,這件事實在還是大科學家做出來的。照普通的常識講,開一個大孔,大貓可以出入,小貓也當然是可以出入,那麼開一個大孔便夠了,又何必要枉費工夫多開一個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開一個孔,大科學家的紐頓偏要開兩個孔,這是不是可笑呢?科學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呢?由此便可以證明,科學家不是對於件件事事都是很聰明的,科學家有了一藝的專長,未必就有種種學問的兼長。

  歐美科學在近幾十年以來,本來是進步到了極點,所以做出來的物質機器有往返的兩面動力,來回可以自動,但是做成的政治機器,還只有一面的動力,人民對於政府的權力只能夠發出去,不能夠收回來。我們現在主張民權,來改造民國,將來造成的新民國一下是要徹底。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在歐美的先進國家無從完全倣傚,我們自己便要另想一個新辦法。這種新辦法,歐美還沒有完全想到,我們能不能夠想到呢?要答覆這個問題,自己便不可以輕視自己,所謂妄自菲薄。此刻民權潮流傳進中國來了,我們歡迎這種潮流,來改造國家,自己的新辦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獨立國家,從前政治的發達,向來沒有假借過外國材料的。中國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進的國家,外國的材料向來無可完全倣傚。歐美近來的文化才比中國進步,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才主張革命。此刻實行革命,當然是要中國駕乎歐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國家。我們要達到這咱目的,實在是有這種資格。不過歐美現在的民權政府,還是不能完全倣傚。他們的政府已經成了舊機器,我們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機器,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機器,世界上有沒有新材料呢?現在散在各國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過要先定一個根本辦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張的分開權與能,便是這一種的根本辦法。根本辦法定了之後,去實行民權,還要分開國家的組織與民權的行使。歐美的根本辦法沒有想能了,更進一步,就是分開政治的機器。要分開政治的機器,先要明白意義。

  我在第一講中,已經把政治這個名詞下一個定義,說: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器就是象物質的機器一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要怎麼樣才可以分別清楚呢?根本上還是要再從政治的意義來研究。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兩個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這是什麼意思呢?好比有十萬匹馬力的輪船機器,那架機器能夠發生十萬匹馬力來運動輪船,這便是機器本體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樣,這種自身的力量就是政治。至於這樣大的輪船,或者是要先進,或者是要後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轉,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師,用很完全的機器,才可以駕駛,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駕駛、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樣大力的輪船,要怎麼樣開動便是怎麼樣開動,要怎麼停止就怎麼停止。這種開動、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輪船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樣,這種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權,我們造新國家好比是造新輪船一樣,船所裝的機器,如果所發生的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當然是很慢的,所載的貨物當然很少,所收的利息當然是很微,反過來說,如果發生的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當然極快,所載的貨物當然極多,所收的利息也當然極大,假設有一隻輪船,其中所裝的機器可發生十萬匹馬力,每小時可以走二十海里,來往廣州、上海一次,在兩個星期之內可以賺十萬塊錢,如果是另造一隻極大的輪船,其中裝一架拳機器可以發生一百萬匹馬力,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照比例算起來,那麼來往廣州、上海一次,只要一個星期便可賺一百萬塊錢。現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輪船,每小時不過走二三十海里,如果我們所造的新輪船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沒有別的輪船能夠來比賽,我們的輪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輪船,創造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在國家之內,所建設的政府只要他發生很小的力量,是沒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當然是很微。若是要他發生很大的力量,是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大的力量,是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當然是極大,假設在世界上最大國家之內,建設一個極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國家豈不是駕乎各國之上的國家,這個政府豈不是無敵於天下政府?

  歐美到了今日,為什麼還是只造有大馬力的機器之輪船,不造極強有力的政府之國家呢?因為他們現在的人民,只有方法來管理大馬力的機器,沒有方法來管理強有力的政府,而且不要小馬力的舊船,另處造一隻大馬力的新船,是很容易的事,至於國家,已經是根深蒂固,有了沒有力的舊政府,要另外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新政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說到我們中國人口,有了四萬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領土寬闊,特產豐富,都要在美國之上。美國成了現在世界上最富最強的國家,沒有那一國可以和他並駕齊驅。就天然的富源來比較,中國還應該要駕乎美國之上,並且不能夠和美國相提並論,此中原因,就是我們中國只有天然的資格,缺少人為的工夫,從來沒有很好的政府。如果用這種天然的資格,再加以人為的工夫,建設一具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發生極大力量運動全國,中國便可以和美國馬上並駕齊駕齊驅。

  中國有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後,我們便不要象歐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因為在我們的計劃之中,想造成的新國家,是要把國家和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權,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歐美從前不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就是因為機器的構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機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現在,機器很進步,機器本體的構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機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極大馬力的機器,我們要造政治的機器,要政治的機器進步,也是要跟這一樣的路走,要有構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機關,同時又要的管理這個機關很周密的民權的方法。歐美對於政府因為沒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們的政治機關至今還是不發達。我們要不蹈他們的覆轍,根本上要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分開權與能,把政治的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府權,一個是人民權。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作機器,把人民當作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

  現在機器的構造很進步,不但是有機器知識的人可以來管理,就是沒有機器知識的小孩子也可以管理。譬如現在所用的電燈,從前發明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因為電是和雷一樣,是很危險的東西,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便打死人。因為這個緣故,從前發明電的科學家不知道受過了多少犧牲,因為所受犧牲太多,危險太大,所以了明瞭電光很久,還不敢拿來做燈用。後來發明了管理電的方法很周密,只要一轉接電鈕,便可以開閉,這樣一轉手之勞,是很便利很安全的,無論是那一種沒有電學知識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或者是鄉下極無知識愚民,都可以用手來轉他。所以現在便把極危險的電光拿來做燈用。其他各種機器的進步,也是和這一樣的情形。比方最新發明大機器,是飛天的機器,也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最初發明的時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像從前廣東的馮如,他是什麼人呢?就是製造飛機的人,就是駕駛飛機跌死了的人。在從前發明飛機的時候,沒有人知道用這個機器去飛,所以製造飛機的人又要做飛機師。最初做飛機師的人,一來由於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不周密,二來由於向來沒有經驗,不知道怎麼樣來用這種機器,所以飛到天空之中,常常跌到地下,死了許多人。因為死很多的人,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飛機。現在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很周密,許多人都知道飛到了天空之中□象鳥雀一樣,來往上下,非常便利,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飛機。因為普通人都敢去坐這種機器,所以近來便把他用作交通的機器。好像我們由廣東到四川,道路很遠,當中又有敵人,水陸路的交通很不便利,便可坐飛機,由天空之中一直飛到四川。

  現在中國有了民權的思想,但是關於這種思想的機器,世界上還沒有發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制,做一個安全的接電鈕,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便知道用他,然後才可以把這種思想做成事實。中國人得到民權思想本是在歐美之後,好像築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一樣,日本築鐵路是在我們之先,但是所築的鐵路是舊東西,不合時用,我們新築成的鐵路是很合時用的東西,至於我們在歐美之後,要想有什麼方法才可以來使用民權呢?這種方法想通了,民權才可以供我們的使用,若是這種方法沒有想通,民權便不能供我們的使用,如果一定要去使用。便是很危險,便要打死人,現在世界上有沒有這種方法呢?在歐洲有一個瑞士國,已經有了這幾部分的方法,已經試驗了這幾部分的方法。這是徹底的方法,是直接的民權,不過不完全罷了。至於歐洲的那些大國,就是這不完全的方法還是沒有試驗。因為試驗這幾部分之方法的國家,只有瑞士的一個小國,沒有別的大國,所以許多人便懷凝起來,說這幾部分的方法只有小國能夠使用,在大國不能夠用。歐洲的大國為什麼不用這幾部分的方法呢?這個理由,就是象日本已經有了小鐵路,再要改造大鐵路,便要費很久的時間,花很多的錢,是很不經濟的事,因為畏難苟安,注重不採用他。說到我們中國,關於民權的機器,從前沒有舊東西,現在很可以採用最近最好的新發明。

  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麼最新式的發明呢?第一個是選舉權,現在世界上所謂先進的民權國家,普通的只實行這一個民權。專行這全個民權,在政治之是是不是夠用呢?專行這一個民權,好比是最初的舊機器,只有把機器推到前進的力,沒有拉回來的力,現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選舉權之外,第二個就是罷免機。人民有了這個權,便有位回來的力。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這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機器的自動。國家除了官吏之外,還有什麼重要東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謂有了治人,還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以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製權,這就是第三個民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要政府執行修改的新法律,廢止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復決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上徹底的直接民權。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權。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四萬萬人要怎麼樣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這四個民權來管理國家的大事。所以這四個民權,就是四個放水制,或者是四個接電鈕。我們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來水;有了接電鈕,便可以直接管理電燈;有了四個民權,便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這四個民權,又叫做政權,就是管理政府的權。

  至於政府自己辦事的權,又可以說是做工權,就是政府來替人民做工夫的權,人民有了大權,政府能不能夠做工夫,要做什麼樣的工夫,都要隨人民的志願,就是政府有了大權,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可發發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隨時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便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好像外國的舊兵船,從前如果是裝了十二門大炮,便分成六個炮台,要瞄準放炮打什麼敵人,都是由於許多炮手去分別執行,做指揮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現在的新兵船,要測量敵人的遠近,在桅頂便有測量機,要瞄準放炮,在指揮官的房中便有電機直接管理,如果遇到敵人,不必要許多炮手去瞄準放炮,只要做指揮官的人,從在房中,就測量機的報告,按距離的遠近撥動電機,要用那一門炮,打那一方的敵人,或者是要十二門炮同時瞄準,同時放炮,都可以如願,都可以命中。像這樣才叫做直接管理,但是要這樣來直接管理,並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來做工夫,不要自己來做工夫的機器,才叫做靈便機器。

  人民有了這四個大權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用什麼方法呢?要政府有完全的機關,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權憲法。用五權憲法所組織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機關,有了這種政府機關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完全的工夫。從前說美國有一位學者,對於政治學理上的最新發明,是說在一國之內,最怕的是有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個萬能政府,為人民使用,以謀人民的幸福。有了這種政府,民治才算是最發達。我們現在分開與能,說人民是工程師,政府是機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機器是萬能,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師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萬能的機器。那麼,在人民一政府的兩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麼的大權,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權剛才已經講過了,是要有四個權,這四個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制創權、復決權。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我們要詳細明白這兩種大權的關係,可以用一個圖來說明。

  就這個圖看,在上面的政權,就是人民權,在下面的治權,就是政府權。人民要怎麼樣管理政府,就是實行選舉權、罷免權、創製權和復決權;政府要怎麼樣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實行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監察權。有了這九個權,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上真解決,政治才算是軌道。

  至於這九個權的材料,並不是今日發明的,譬如就政權說,在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個權,不過是沒有罷官權。在美國的西北幾省。現在除採用瑞士的三個權以外,並加入一個罷免權。至於選舉權,更是世界上各國最通行的民權,所以就世界上民權的情形說,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權,美國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經實行過了四權。他們在那幾部分的地方實行這四個民權,有了很周密的辦法,得了很好的成績。就是這四個民權,實在是經驗中的事實,不是假設來的理想,我們現在來採用,是穩健的,並沒有什麼危險。至於說到政府權,從前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革命之後才分開成三個權。像美國獨立之後便實行三權分立,後來得了很好的成績,各國便都學美國的辦法。

  不過,外國從前只有三權分立,我們現在為什麼要五權分立呢?其餘兩上權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兩個權是中國固有的東西。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監察的獨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績。像滿清的御史,唐朝的諫議大夫,都是很好的監察制度。舉行這種制度的大權,就是監察權。監察權就是彈劾權。外國現在也有這種權,不過把他放在立法機關之中,不能夠獨立成一種治權罷了。至於歷代舉行考試,拔取真才,更是中國幾千年的特色,外國學者近來考察中國的制度,便極讚美中國考試的獨立制度,也有放效中國的考試制度去拔取真才,像英國近來舉行文官考試,便是說從中國倣傚過去的。不過英國的考試制度,只考試普通文官,還沒有達到中國考試之獨立的真精神。所以就是中政府權的情形講,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個權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餘監察權和考試還是獨立的。就是中國的專制政府,從前也可以說是三權分立的,和外國從前的專制政府便大不相同。從前也可以說是三權分立的,和外國從前的專制政府便大不相同,從前外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無論是什麼權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中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關於考試和監察權,皇帝還沒有壟斷。所以分開政府的大權,便可以說外國是三權分立,中國也是三權分立。中國從前實行君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分立,有了幾千年,外國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過外國近來實行這種三權分立,還是大不完全。中國從前實行那種三權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壁,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像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是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有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我們在政權一方面主張四權,在治權一方面主張五權,這四權和五權各有各的統屬,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別清楚,不可紊亂,現在許多人都不能分別,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別,就是專門學者也是一樣的不能分別。像近來我會見了一個同志,他是從美國畢業回來的。我問他說:「你對於革命的主義是怎麼樣呢?」他說:「我是很贊成的。」我又問他說:「你對於我所主張的民權,有什麼意見呢?」他說:「五權憲法是很好的東西呀,就是人人都歡迎的呀!」像這位學政治法律的專門學者,所答非所問,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權和五權還沒有分別清楚。對於人民和政府的關係還是很糊塗。殊不知道五權是屬於政府的權,就他的作用說,就是機器權。一個極大的機器,發生了極大的馬力,要這個機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績,便要把他分成五個做工的門徑。民權就上人民用來直接管理這架大馬力的機器之權,所以四個民權,就可以說是機器上的節制。有了這四個節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機器的動靜。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個權,永是要有五種工作,要分成五個門徑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動靜,要有四個權,就是要有四個節制,要分成四方面來管理政府。政府有了這樣的能力,有了這些做工的門徑,才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才是萬能政府。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有了這樣多的節制,便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政府的一動一靜,人民隨時都是可以指揮的。像要這種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治和治權,才可以達到美國學者的目的,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至於民權之實情與民權之行使,當待選舉權、罷免法、創製法和復決法規定之後,乃能悉其真相志底蘊。在講演此民權主義之中,固不能盡述也。閱者欲知此中詳細情形,可參考廖仲愷君所譯之《全民政治》。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

  諸君:

  今天來講民生主義,什麼叫做民生主義呢?「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的一個名詞。我們常說什麼「國計民生」,不過我們所用這句話恐怕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未見得涵有幾多意義的,但是今日科學大明,在科學範圍內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意義無窮了。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一定定義,可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我現在就是用民生二字,來講處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欲明白這個主義,斷非幾句定義的話可以講得清楚的;必須把民生主義的演講從頭到尾,才可以徹底明白瞭解的。

  民生問題,今日成了各國的潮流。推到這個問題的來歷,發生不過一百幾十年。為什麼近代發生這個問題呢?簡單言之,就是胃為帝幾十年來,各國的物質文明極進步,工商業很發達,人類的的生產力忽然增加。著實言之,就是由於發蝗了機器,世界文明先進的人類便逐漸不用人力來做工,而用天然力來做工,就是用天然的汽力、火力、水力及電力來代替人的氣力,用金屬的銅鐵來替代的筋骨,機器發明之後,用一個人管理一副機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所以機器的生產力和人工的生產便有大大的分別。在沒有機器以前,一個最勤芝的人,最多為過是做兩三個人的工夫,斷不能做得十個人以上工夫。照此推論起來,一個人的生產力,就本領最大、體魄最強和最勤勞的人說,也不過是大過普通人十倍。不覺人的生產力都是相等的,沒有什麼大差別,至於用機器來做工的生產力,和用人做工的生產力兩相比較,便很不相同,用人來做工,就是極有能幹而兼勤勞的人,只可以駕乎平常人的十倍;但是用機器來做工,就是用一個很懶惰和很尋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產力也可以;輕乎一個人力的幾百倍,或者是千倍,所以這幾十年來機器發明了之後。生產力比較從前就有很大的差別。我信拿前的可以證明的事實來說一說,比方在廣州市街上所見最多的人,莫如運送的苦力,這種苦力就叫做挑夫,這種挑夫的人數,占廣州市工人中一大部分,挑夫之中體魄最強狀的人,最重的只可以挑二百斤東西,每日不地是是走幾十里路遠,便覺得很辛苦。如果拿挑夫和運送的機器來比較,是怎麼樣的情形呢?象廣州市黃沙的火車運送貨物,一駕火車頭可以拖二十多架貨車,一架貨車可以載幾百擔重的貨物,用一架火車頭去拉,只要一兩個人管理火車頭的機器,或者要幾個人管理貨車,一日便可以走幾百里。譬如廣東的粵漢鐵路,由黃沙到韶關約有五百里的路程,像從前專用人力去運貨物,一個人挑一擔,一百個人一百擔,如果有一萬擔貨物,就要有一萬個工人。用工人所走的路程計算,一個人一天大概只能夠走五十里,五百里的路程就要走十天的時間。所以一萬擔貨物,從前專用人工去運送,就要一萬工人,走十天之久,現在用火車去運送,只要八點鐘的時間,一直便由黃沙到韶關,所用工人最多不過是十個人。由此便知道用十個人所做工便可以替代一萬人,用八點鐘便可以替代十天,機器和人工比較的相差,該是有多少呢!用火車來運送的工,不但是用一個人可以替代一千人。用一點種可以替代一日,是很便利迅速的。就是以運貨的工錢來說,一個工人挑一擔貨物,走十天的路,統共就要十萬元。如果用火車來運送,頂多不過是幾千元,機器和人工的比較,單拿挑夫來講便有這樣的大差別,其他耕田、織布、做房屋以及種種工作,也是有幾百倍或幾千倍的差別。所以機器發明了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佔了人工,有機器的人便把沒有機器人的錢都賺去了。再像廣州,沒有經過鴉片戰爭以前,是中國獨一的通商口岸,中國各省的貨物都是先運來廣州,然後再由廣州運去外洋;外國的貨物也是先運到廣州,然後由廣州運進各省,所以中國各省的進出口貨物,都是經過湖南、江西,走南雄、樂昌,才到廣州。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南雄、樂昌到韶關的這兩條路、。所以由南雄、樂昌到韶關兩條路的工人,現在都減少了。從前那兩條路的繁盛,現在都變成很荒涼了。到了粵漢鐵路通了火車之後,可以替代人工,由廣州到韶關的挑夫更是絕跡□其他各地各國的情形都是一樣。所以從機器發明了之後,便有許多人一時失業,沒有工做,沒有飯吃,這種大變動,外國叫做「實業革命」。因為有了這種實業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因為要解決這種痛苦,所以近幾十年來便發生社會問題。

  這個社會問題,就是今天所講的民生主義。我今天為什麼不學外國直接來講社會主義,要拿民生這個中國古名詞來替代社會主義呢?這是很有道理,我們應該要研究的。因為機器發明以後,經過了實業革命,成為社會問題,便發生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之發生已經有了幾十年,但是帝幾十年中,歐美各國對於社會主義,還沒有找出一個解決方法,現在還是在劇烈戰爭之中。這種學說和思想現在注入中國來了。中國一班新學者也是拿他來研究。因為社會主義,現在中國很流行,所以共產主義現在中國也是很流行。中國學者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研究,想尋一個解決方法,也是很艱難的。因為外國發明謗種學理已經有了幾十年,到現在還不能夠解決,此時傳入中國。我們就想要解決,當然是不容易的。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便要先把他的源委、性質和定義來研究清楚。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名詞,現在外國是一樣並稱的,其中辦法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通稱的名詞都是用社會主義。現在中國有人把社會主義同社會學兩個名詞作一樣的看待,這實在是混亂。這種混亂,不但專是中國人有的,因為社會這個名詞在英文是「梳西乙地」,社會學是「梳西柯羅之」,社會主義是「梳西利基」。這三個字頭一半的英文串字都是相同的,所以許多人便生出混亂。其實英文中的社會主義「梳西利基」那具字,是從希臘文變出來的,希臘文社會主義的願意是「同志」,就像中國俗話說是「夥計」兩個字一樣,至於說到社會學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的情狀、社會的進化和人類生活的問題,就是研究人民生計的問題。所以我作民生主義替代社會主義,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這個問題的真性質表明清楚。要一般人一聽到這個名詞之後,便可以瞭解。

  因為社會主義已經發生了幾十年,研究這種學理的學者不知道有千百家,所出的書籍也不知道有千百種。其中關於解決社會問題的學說之多,真是聚訟紛紛。所以外國的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究竟不知那一種才是對的。由此便可見普通人對於社會主義無所適從的心理了。歐戰發生了之後,社會的進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經到了解決問題的時期。凡是從前不理會社會主義的人,在此時也跟上社會主義的路來走。就時勢的機會講,社會黨應該可以做很多事,應該可以完全解決社會問題。但是社會黨的內部,便生出許多紛爭。在各國的社會黨,一時風起雲湧,發生種種派別,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謂共產黨、國家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各黨派之複雜,幾乎不止五十七種。所以從前旁觀者對於社會黨派別之複雜的批評,至此時正所謂不幸而言中。至於歐戰沒有發生以前,世界各國只有贊成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資本家同社會黨來戰爭。到歐戰發生了以後,反對的人都似降服了,社會黨似乎可以乘機來解決社會問題。不過當時贊成社會主義的人地事前沒有想到好辦法,所以社會黨內部便臨時生出許多紛爭。這種紛爭,比較從前反對派和贊成派的紛爭,更要厲害。所以社會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到了今日還是要來研究。在從前資本家、工我和學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時候,所有世界各國贊成社會主義的人,不論是本國外國,都是認為同志。到了近來,不但是德國的社會黨反對俄國的社會黨,或者是俄國的社會黨反對英國、美國的社會黨,有國際的紛爭;就是一國的社會黨內部,也演出種種紛爭。所以社會問題愈演愈紛亂,到在還找不出一個好方法來解決。

  今天我講的民生主義,究竟和社會主義有沒有分別呢?社會主義中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經濟問題。這種問題,就是一班人的生活問題。因為機器發明以後,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機器奪去民,一班工人不能夠生存,便發生社會問題。所以社會問題之發生,原來是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故專就這一部分的道理講,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主義便可說是社會主義的本題。現在各國的社會主義,各有各的主張,所以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也是各有不同。社會主義到底是民生主義中的一部分呀,或者是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中的一部分呢?實業革命以後,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徹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馬克思對於社會問題,好像盧騷對於民權問題一樣,在一百多年以前歐美研究民權問題的人,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盧騷為民權中的聖人,好像中國崇拜孔子一樣;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中的聖人。

  在馬克思的學說沒有發表以前,世界上講社會主義的,都是一種陳義甚高的理論,離事實太過。而馬克思專從事實與歷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會問題的經濟變遷,闡發無遺。所以後來學者把社會主義的人分作兩派:一是叫做「烏托邦派」,這個烏托邦和中國黃老所說的華胥氏之國意思相同;一是叫做「科學派」,專從科學方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之解決。至於烏托邦是專從理想上來把社會改良成一個安東的國家,便有這種子虛烏有的寄托。這種寄托是由於人類受了很多痛苦,那些極有道德和悲天憫人的人,見了很不忍心但是沒有力量去改良,所以只好說理想上空話,作一種寄托。中國俗話說:「天生一條蟲,地生一片葉;天生一隻鳥,地生一條蟲。」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有了蟲就有葉來養,有了鳥就有蟲來養。但是人類的天然形體不完全,生來沒有羽毛,必需衣以御寒,必需食以養生。在太古果實的時候,地廣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覓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漁錯時代,人民就要打魚獵獸,才可以有魚肉吃,才可以生活,就是要做工才有飯吃。到了遊牧時代,人類要從事畜牧才可以生活,當時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時常遷徒,所有的工作便是很辛苦勤勞。至於農業時代,人類要樹藝五穀才可以生活,彼時人類的生活更是複雜,所以的工作更是辛苦勤勞。到了工商時代,遇事都是用機器,不用人力,人類雖然有力也沒有用處,想去賣工,找不到僱主。在這個時候,便有很多人沒有用飯吃,甚至於餓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盡。一般道德家,見得天然蜀的禽獸不用受痛苦尚且可以得衣食,人類受了痛苦反不容易得衣食,這是很可憫的;想要減少這些痛苦,令人人都可以得衣食,便發明了社會主義的學,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從前一般講社會主義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贊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只有在經濟上已經成功、自私自利、不顧群眾生活的資本家才去反對,才不理社會問題。這個問題既然是為世界大多數人的同情心來表示贊成。所以這個學說一經出世之後,便組織得有社會黨。社會黨一經成立之後,團體便一天發達一天,一天加大一天,擴充到各國。但是從前講社會主義的人都是烏托邦派,只希望造一個理想上的安樂世界,來消滅人類的痛苦;至於怎麼樣去消滅的具體方法,他們毫沒有想到。

  到了馬克思出世之後,便用他的聰明才智和學問經驗,對於這些問題作一種透徹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決的都通通發明出來。他的發明中全憑著經濟原理。他照經濟原理作透徹的研究之扣,便批評從前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不過是有個人的道德心和群眾的感情作用;其實經濟問題,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決得了的。必須把社會的情狀和社會的進化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解決。這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原理,可以說是全憑事實,不尚理想。至於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出來之後,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好像盧騷發明了民權主義之後,凡是研究民權的人都信仰盧騷一樣。從馬克思以後,社會主義裡頭便分兩派,一個中烏托邦派,一個是科學派。烏托邦的情形,剛才已經講過了。至科學派,是主張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因為近幾十年來,物質文明極發達,科學很昌明,凡事都是要憑科學的道理才可以解決,才可以達到圓滿的目的。就是講到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也是要從科學一方面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得出結果。

  講到這地,便要歸宿到我的學說──知難行易。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得到。比方今天講堂裡很熱,我們不用人力,只用電氣風扇便可以解熱。這件事如果是古人或者是鄉下毫沒有知識的人看見了,一定以為是神鬼從中搖動,所謂巧奪天工,對於這種奇怪的風扇一定要祈禱下拜。現在大家雖然不明白電氣內扇的詳細構造,但是已經明白電磁吸引的道理,因為由電能夠吸引風扇,所以風扇能夠轉動,決不以為是很奇怪的事。難道古人的聰明不及我們嗎?推論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古人不知道科學,故不能發明風扇,不是古人沒有本領,不能用風扇。近來因為知道科學,有了科學家能夠發明風扇,所以大家便能夠用這種風扇來享清涼。如果古人知道科學,以古人的聰明才智所做出來的東西,或者要比我們做的還要巧妙得多。

  講到社會問題,在馬無思以前,以為是一種希望,是做不到的事。馬克思本人,也以為單靠社會主義的理想去研究,還是一種玄想。就令全世界人都贊成,也是做不成功,一定在憑事實,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清楚,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一生研究社會主義,便在科學方法上去做工夫。他研究社會主義的工作,更是很辛苦的,當他亡命在英國的時候。英國是近代世界上頂文明的國家,沒有那一國可以駕乎英國之上的。所以英國在當時關於文化的設備也是很齊備,有一間圖書館,其中所藏的書籍總有好幾百萬種,無論關於什麼問題的書籍都是豐富的。馬克思便每天在那間圖書館內去研究,用了二三十年的功,費了一生的精力,把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不管他是古人著作的,或者是時人發表的──都搜集在一處,過細參考比較,想求出一個結果。這種研究社會問題的辦法,就是科學方法。故馬克思所求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由於他這種詳細深粵的研究,便求出一個結果,說世界上各種人事的動作,凡是文字記載下來令後人看見的,都可以作為歷史。他在這種歷史中所發明的最重要之一點,就是說世界一切歷史都是集中於物質,物質有變動,世界也隨之變動。並說人類行為都是由物質的境遇所決定,故人類文明史,只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馬克思的這種發明,有人比之牛頓發明天文學之重心學說一樣。現在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因為他的研究透徹,理由充足,所以從前許多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後來都變為贊成社會主義。如果是過細研究了馬克思學說的人,更是信仰他。

  經過歐戰之後,世界上差不多沒有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社會黨可以為所欲為。本來可以解決各國的社會問題。當時勢力最大的社會黨是馬克思派。馬克思派是科學派,從前的是烏托邦派。在當時各國的社會。秩序一亂,社會黨內的科學派和烏托位派固然是發生了衝突,就是科學派的社會黨內也是互相衝突。因為內部有衝突,所以歐戰之後,至今還不能解決社會問題。

  至於推到社會黨聖人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這個道理究竟是怎麼樣呢?馬克思的門徒,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在比利時開了一個國際社會黨大會,定了許多辦法,現在各國馬克思派的社會黨所用的辦法,許多還是奉行那年所定的大綱。當歐戰發生以後,俄中便拿尋種主義去實行,現在俄國已經把那種主義孌了,其中理由到底是怎麼樣,我們研究俄國怕情形不多,不敢判斷,但是照俄中人自己說,俄國從前所行的革命辦法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戰時政策,這種戰時政策並不是俄中獨行的,就是英國、德國和美國當歐戰的時候,把全國的大實業象鐵路、輪船和一切大製造廠都收歸國有,同是一樣的辦法,為什麼英國、美國實行出來就說是戰時政策。在俄國實行出來大家便說是馬克思主義呢?理由就是由於俄中革命黨是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欲施之實行的原故。照俄國人說,俄國現在的實業和經濟的那樣發達,實在夠不上實行馬克思主義;要象英國、美國之實業經濟的那樣發達,才可以實行馬克思主義。所以在理論一方面講,馬克思的信徒在歐戰以後便大家爭論起來。德國、法國和俄國的社會黨,本來都是服從馬克思主義,成了「國際派」;但是到爭論時候,彼此互相擊攻,互相底毀,攻擊的人總是說被攻擊的人不是服從馬克思主義。這一派攻擊那一派,這一國的社會黨攻擊那一國的社會黨。由於這些攻擊底毀,馬克思的學說便了生了問題。就是物質到底是不是歷史的重心呢?牛頓究得太陽宇宙之間,是我們的中心。照天文學和各科學去研究,那個道理是很對的。馬克思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到底這種道理是對不對呢?經過歐占後幾年的試驗以來,便有許多人說是不對。到底什麼東西才是歷史的重心呢?我們國民提倡民生主義已經有了二十多年,不講社會主義,只講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範圍是什麼關係呢?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思,見得自己的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量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成為重心,那才便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適與吾覺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民物質。我們提倡民生主義二十多年,當初詳細研究,反覆思維,總是覺得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切實而且明瞭,故採用之。不圖歐占發生之後,事理更明,學問更進,而馬克思宗徒亦有發明相同之點。此足見吾黨之提倡民生主義正合夫進化之原理,非同時髦學者人云亦也。

  照這位美國學者主張,他說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財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我們要明白這兩家的學說,究竟那一家的主張是對的,便要詳細研究他們的主義和近世社會進化的事實是不是相符合。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是專注重物質的。要講到物質,自無〔然〕不能不注重生產;沒有過量的生產,自然不至有實業革命。所以生產是近世經濟上頭一件事,要知道近世的經濟情形,必先要知道近世的生產情形。近世的生產情形是怎麼樣呢?生產的東西都是用工人和機器,由資本家與機器合作,再利用工人。才得近世的大生產,至於這種大生產所得的利益,資本家獨得大分,工人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常常相衝突,衝突之後,不能解決,便生出階級戰爭。照馬克思的觀察,階級戰爭不是實業革命之後所獨有的,凡是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戰爭史,古時有主人和奴<隸>的戰爭,有地主和農奴的戰爭,有貴族和平民的戰爭,簡而言之,有種種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戰爭。到了社會革命完全成功,這兩個互相戰爭的階級才可以一齊消滅。由此便可知馬克思認定要階級戰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我們要知道這種的道理是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便要考察近來社會進化的事實。

  近幾十年來社會是很進化的,各種社會進化的事實更是複雜的。就是講到經濟一方面的事實,也不是一言可盡。但是用概括的方法來講,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經可以分作四種:第一種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的;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庚的方法進化出來的。從今以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進步的。這四種社會經濟帶來是些什麼詳細情形呢?

  譬如就第一種,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護工人的衛生,改良工廠和機器,以求極安全和極舒服的工作。能夠這樣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在能力,便極願意去做工,生產的效力便是很大。這種社會進化事業在德國施行最早,並後最有成效。近來英國、美國也是一樣的仿行,也是一樣的有成效。

  就第二種的情形說,就是要把電車、火車、輪船以及一切郵政、電政、交通的大事業都由政府辦理,用政府的大力量去辦理那些大事業,然後運輸才是很迅速,交通才是很靈便。運輸迅速,交通靈便,然後各處的原料才是很容易運到工廠內去用。工廠內製造的出品,才是很容易運到市場去賣,便不至多費時間,令原料與出品在中道停滯,受極大的損失。如果不有政府辦,要用私人辦,不是私人的財力不足,就是壟斷的阻力極力。歸結到運輸一定是不迅速,交通一定是不靈便,令全國的各種經濟事業都要在無形之中受很大的損失。這種事業老早就是由國家經營。就是美國私有的大運輸交通事業,在歐戰期內也是收歸政府辦理。

  至於第三種直接徵稅,也是最近進化出來的社會經濟方法。行這種方法,就是累進稅率,多征資本空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行這種稅法,就可以令國家的財源多是直接由資本家而來。資本家的入息極多,國家直接徵稅,所謂多取之而不為虐。從前的舊稅法只是錢糧和關稅兩種,行那種稅法,就是國家的財源完全取之於一般貧民,資本家對於國家只享權利、毫不盡義務,那是很不公平的。德國、英國老早發現這種不公平的事實,所以他們老早便行直接徵稅的方法。德國政府的歲入,由所得稅和遺產稅而來的,占全國收入約自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英國政府關於這種收,在歐戰的開始的時候也到百分之五十八。美國實行這種稅法較為落後,在十年之前才有這種法律,自有了這種法律以後,國家的收入便年年大形增加,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專就所得稅一項的收入而論,便約有美金四十萬萬。歐美各國近來實行直接徵稅,增加了大財源,所以更有財力來改良種種社會事業。

  第四種分配之社會化,更是歐美社會最近的進化事業。人類自發明了金錢,有了買賣制度以後,一切日常消耗貨物多是由商人間接買來的。商人用極低的價錢,從出產者買得貨物,再賣到消耗者,一轉手之勞便賺許多傭錢,這種貨物分配製度,可以說是買賣制度,也可以說是商人分配製度,消耗者在這種商人分配製度之下,無形之中受很大的損失。近來研究得這種制度可以改良,可以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或者是由政府來分配。譬如英國所發明的消費合作社,就是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貨物。歐美各國最新的市政府,供給水電、煤氣以及麵包、牛奶、牛油等食物,就是用政府來分配貨物。像用這種分配的新方法,便呆以省去商人所賺的傭錢,免去消耗都所受的損失。就這種新分配方法的原理講,就可以說是分配之社會化,就是行社會主義來分配貨物。

  以上所講的社會與工業之改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徵稅與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進化,便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社會上因為常常發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進化。

  至於這種社會進化是由於什麼原因呢?社會上何以要起這種變化呢?如果照馬克思有學說來判斷,自然不能不說是由於階級戰爭。社會上之所以要起階級戰爭的原故,自然不能不說是資本家壓制工人。資本家和工人利益總是相衝突,不能調和,所以便起戰爭。社會上因為有這種戰爭,所以才有進化。但是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消滅商人壟斷,多征資本粗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增加國家的財富,更用這種財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公有,發及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和工廠設備,來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因為社會上的生產很大,一切生產都是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錢。像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這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的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變利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再照馬克思階級的學說講,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分子的勞動。譬如中國最新的工業是上海、南通州和天津、漢口各處所辦的紗廠布廠,那些紗廠布廠,當歐戰期內紡紗織布是很賺錢的,各廠每年所剩的盈餘價值少的有幾十萬,多的有幾百萬。試問這樣多的盈餘價值,是屬於何人功勞呢?是不是僅僅由於紗廠布廠內紡織織布的那些工人的勞動呢?就紡織織布而論,我們便想想布和紗的原料,由此我們便要推及於棉花。因為要研究棉花的來源,我們便要推到種種農業問題。要詳細詰到棉花的農業問題,便不能不推及到研究好棉花種子和怎麼工具和機器去耕耘土地,及下棉種之後,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養結棉花的枝幹。我們一想到那些器械和肥料,便不能不歸功到那些器械和肥料的製造家和發明家。棉花收成之後,再要運到工廠內來紡紗織布,布和紗製成之後,再運到各處市場去賣,自然要盧到那些運輸的輪船火車。要研究到輪船火車之何以能夠運動,首先便要歸功到那些蒸汽和電氣的發明家,要研究到構造輪船火車是些什麼材料,片段不能不歸功於金屬的採礦家、製造家和木料的種植家。就是布和紗製成之後,社會上除了工人之外,假若其餘各界的人都不穿那種布、用那種紗。布和紗當然不能暢銷。布和紗沒有大銷路,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怎麼樣可以多賺錢,可以多取盈餘價值?就這種種情形設想,試問那些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所取得盈餘價值,究竟是屬於誰得呢?試問紗廠布廠內的工人,怎麼能夠說專以他們的勞動便可以生出那些布和紗的盈餘價值的呢?不徒是紗廠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是這樣,就是各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都是一樣。由此可見,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廠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能力的分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這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會上要佔大多數。如果專講工人,就是在工業極發達的美國,工人的數目也不過是二千多萬,只佔全美國人口五分之一,至於其他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像我們中國做工的人數,更是很少。像這樣講,就令在一個工業檄發達的國家,全國的經濟利益不相調和,發生衝突,要起戰爭,也不是一個工人階級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是全體社會大多數有用能力有分子,因為都要求生存,免去經濟上的戰爭,所以才用公家來分配貨物,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遺產稅,來發達全國的運輸和交通事業,以及改良工人的生活和工廠的工作,做種種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歐美各國從這種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歐美各國從這種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發達以後,社會便極有進化,大多數便很享幸福。所以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只求得社會上一部分的毛病,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我們能夠明白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再來解決社會問題,那才是很容易。

  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譬如他的門徒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開過一次國際共產大會,發表了種種主張,這次所組織的國際共產黨,在普法戰爭的時候就被消滅了。後來又成立第二次國際共產黨。第二次國際共產黨和第一次國際共產黨不同的地方,是第一次國際共產黨要完全本階級戰爭的原理,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主張不與資本家調和,所謂不妥協。至於黨員加入國會去活動是共產黨所不許可的,以為這不是科學的方法。但是後來德國的共產黨通同走到國會去活動,延到今日,英國工黨又在君主立憲政府之下組織內閣,照這些事件來看,世界上所發生許多的政治經濟變動,都不是第一次國際共產黨年定的辦法。因為第一次國際共產黨和第二次國際共產黨的主張太不相同,所以後來馬克思黨徒的紛爭更是厲害。這都是馬克思在當時所沒有料到的,由於這些不能料到的事情,便知道我的學說是知難行易。馬克思主張用科學來解決社會問題,他致力最大的地方,在第一次國際共產黨沒有成立以前,用很多工夫把從前的歷史和當時的事實所有的心得,便下一個判斷,說將來資本制度一定要消滅。他以為資本發達的時候,資本家之中彼此因為利害的關係,大資本家一定吞滅小資本家。弄到結果,社會上便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極富的資本家,一種產極窮的工人。到資本發達到了極點的時候,自己便更行破裂,成一個資本國家,再由社會主義順著自然去解決,成一個自由社會的式的國家。依他的判斷,資本發達到極點的國家,現在應該到消滅的時期,應該要起革命。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們所見歐美各國的事實和他的判斷剛剛是相反,當馬克思的時代,英國工人要求八點鐘的工時,用罷工的手段向資本家要挾。馬克思便批評以為這是一種夢想,資本家一定是不許可的,要得到八點鐘的工作時間,必須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後來,英國工人八點鐘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為事實,並且由英國國家定為一種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國的大工廠、銀行、鐵路中的工人都是作工八點鐘。其他許多事實,在馬克思當時自以為是料到了的,後來都是不相符合,令馬克思自己也說「所料不中」。別的事實不說,只就資本一項來講,在馬克思的眼光,以為資本發達了之後便要互相吞併,自行消滅。但是到今日,各國有資本家不但不消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便可以證明馬克思的學理了。

  我們再來講德國社會問題的情形。德國當俾士麥執政的時代,用國家力量去救濟工人的痛苦,作工時間是由國家規定了八點鐘;青年和婦女作工的年齡與時間,國家定了種種規定,要全國的資本家擔任去實行。當時雖然有許多資本家反對,但是俾士麥是一位鐵血宰相,他便有鐵血的手腕去強制執行。當實行的時候,許多人以為國家保護工人的辦法改良,作工的時間減少,就是一定於工人有利、於資本家有損的。再照比例的理想來推,從前十六點鐘工作的生產力,自然要比八點鐘的生產力大得多。但是行了之後的結果是怎麼樣呢?事實上,八點鐘的工作比較十六點鐘的工作還要生產得多。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工人一天作八點鐘的工作,他的精神體魄不至用盡,在衛生上自然是健康得多。因為工人的精神體魄健康,管理工廠內的機器自然是很周到,機器便很少損壞;機器很少損壞,便不至於停工修理,便可以繼續的生產,生產自然是加多。如果工人一天做十六點鐘的工,他們的精神體魄便弄到很衰弱,管理機器不能周到,機器便時常損壞,要停工修理,不能繼續生產,生產力自然要減少。如果大家不信,我可舉一個比喻,請諸君各人自己去試驗。比方一個人一日要讀十五六分鐘的書,弄到精神疲倦,就是勉強讀得多,也不容易記清楚。如果一日只讀八點鐘的書,其餘的時候便去休息遊戲,保養精神,我想讀過了的書一定是很容易記得,很容易瞭解。講到時間關係,馬克思在當時所想到了的,以為作工八點鐘,生產力一定要減少。後來德國實行時間減少政策,生產力反為加多,駕乎各國之上。於是英國、美國便奇怪起來,以作工時間減少,工人保護費加多,生產力應該要減少,何以德國行這種政策,生產力反加多呢?因為奇怪,便去考察德國的情形。後來英國、美國也明白這個道理,便倣傚德國的辦法。馬克思在當時是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便斷錯了。

  再照馬克思的研究,他說資本家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上延長工作工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值。這三個條件是不是合理,我們可以用近來極賺錢的工業來證明。大家知道美國有一個福特汽車廠,那個廠極大,汽車的出品極多,在世界各國都是很銷行的,該廠內每年所賺的錢有過萬萬。至於那個廠內製造和營業的情形是怎麼樣呢?不管是製造廠或者是辦事房,所有一切機器陳設都是很完備,都是很精緻,很適合工人的衛生。工人在廠內做事,最勞動的工作,最久不過是做八點鐘,至於工錢,雖極不關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錢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國錢便有十元;稍為重要的職員,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昌此數,廠內除了給工人的工錢薪水以外,還設得有種種遊戲場,供工人的娛樂;有醫藥衛生室,調治工人的疾病;開設得有學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並代全廠的工人保人壽險,工人死亡之後,遺族可以得保險費,又可以得撫恤金。說到這個工廠所製出來的汽車價格,這是大家買過汽車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車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車最多不過是值一千五百元。這種汽車價值雖然是很便宜,機器還是很堅固,最好的是能夠走山路,雖使用極久還不至於壞。因為這個車廠的汽車有這樣的價廉物美,所以風行全球,因為這種汽車銷路極廣,所以這個廠便發大財。我們用這個發財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理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作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是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幾十年,所知道他從前的都是已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疫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變更他的學說,再推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目的,根本上主張要推倒資本家。究竟資本家應該不應該推倒,還要後來詳細研究才能夠清楚。由此更可見,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

  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精華,是說資本家所得的錢是剝奪工人的盈餘,由此便推到資本家生活要靠工人,工人生產要靠物質,物質買賣要靠商人。凡是一種生產,資本家同商人總是從中取利,剝奪工人的血汗錢。由此便知資本家和商人,都是有害於工人,有害於世界的,都應該要消滅。不過馬克思的判斷,以為要資本家先消滅,商人才能夠消滅。現在世界天天進步,日日改良,如前所講之分配社會化就是新發明,這種發明叫做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由許多工人聯合起來組織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飲食,如果要向商人間接買來,商人便從中取利,賺很多的錢,工人所得的物品一定是要費很多的錢。工人因為想用賤價去得好物品,所以他們便自行湊合,開一間店子,店子內所賣的貨物都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工人常年需貨物,都是向自己所開的店子內去買,供給既便利,價值又便宜。到了每年年底,店中所得的盈利,便依顧主消費的多少分派利息。這種店子分利,因為是根據於顧主消費的比例,所以就要消費合作社。現在英國許多銀行和生產的工廠,都是由這種消費合作社去辦理。由於這種合作社之發生,便消滅了許多商店,所以從前視此種合作社為不關重要的商店,現在便看作極有效力的紡織。英國因為這種組織很發達,所以國內的大商家現在都變成了生產家。就是象美國的三達火油公司,在中國雖然是一家賣油商店,在美國便是製造水油的生產家。其他英國的各種大商家,現在都有變成生產家的趨勢。用這種合作社來解決問題,雖然是旁枝的事情,但是馬克思當時的判斷,以為要資本家先消滅,商人才可以消滅;現在合作社發生,商人便先消滅。馬克思的判斷和這種事實又是不相符合。馬克思的判斷既然是和事實不對,可見我的學說──知難行易,是的確不能磨滅的。

  再照馬克思的學理說,世界是的大工業要靠生產,生產又要靠資本家。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有了好生產和大資本家,工業便可以發展,便可以賺錢。就我們中國工業的情形來證明,是怎麼樣呢?中國最大的工業是漢冶萍公司。漢冶公司是專製造鋼鐵的大工廠。這個公司內最大的資本家,從前是盛宣懷。這個工廠每年所出的鋼鐵,在平常的時候,或者是運到美洲捨埠去賣,或者是運到澳洲去賣;當歐戰的時候,都是運用日本去賣。鋼鐵本來是中國的大宗進口貨,中國既是有了漢怡萍可以製造鋼鐵,為什麼還要買外國的鋼鐵呢?因為中國市面所需要的鋼鐵都是極好的建築鋼、槍炮和工具鋼,漢怡萍所製造的只是鋼軌和生鐵。不合市面的用途,所以市面要買來的進口貨,不買漢怡的鋼鐵。至於美國每年所出的鋼有四千萬噸、鐵有四五千萬噸,中國只有漢冶萍每年出鐵二十萬噸、出鋼十幾萬噸,中國所出這樣少的的鋼鐵,為什麼還要運到美國去賣呢?美國出那樣多的鋼鐵,為什麼還可以消受中國的鋼鐵呢?就是因為漢怡萍沒有好煉鋼廠,所出的生鐵要經濟許多方法的製造才可以有用,在中國不合用途,所以要運到外國去賣。美國有極多的制鋼廠,只要便宜鐵,不管他是那裡來的,便可以消納,便可以製造好鋼來賺錢。所以本國雖然出很多的鋼鐵,就是中國運去的便宜鐵,還可以買。漢怡萍公司所出的鋼鐵,因為是運到外國去賣,所以在歐戰的時候,對於工人減時間、加工價,還是很賺錢;現在是虧本,許多工人失業。照馬克思的學理講,漢冶萍公司既是有鋼鐵的好出產,又有大資本,應該要賺錢,可以大發展。為什麼總是要虧本呢?由漢冶萍這一個公司的情形來考究。實業的中心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消費的社會,不是專靠生產的資本。漢冶萍雖然有大資本,但是生產的鋼鐵在中國沒有消費的社會,所是不能發展,總是不能賺錢。因為實業的中心要靠消費的社會,所以近來世界上有大工業,都是照消費者的需要來製造物品。近來有知識的工人,也是幫助消費者。消費是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眾人的生存的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所以工業實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

  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這好像從前的天文學錯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計算歷數,每三年便有一個月的大差;後來改正太陽是宇宙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

  民生主義這個問題,如果要從學理上詳細來講,就是講十天或二十天也講不完全。況且這種學理,現在還是沒有定論的。所以單就學理來講。不但是虛耗很多時間,恐怕講演理論,越講越難明白。所以我今天先把學理暫且放下不說,專拿辦法來講。

  民生主義的辦法,國民黨在綱裡頭老早是確定了。國民黨對於民生主義定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至於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我們中國學者近來從歐美得到了這種學問,許多人以為解決中國民生問題,也要倣傚歐美的辦法。殊不知歐美社會黨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至今還是紛紛其說,莫衷一是。

  照馬克思派的辦法,主張解決社會問題要平民和生產家即農工專制,用革命手段來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問題,這種是激烈派。還有一派社會黨主張和平辦法,用政治運動和妥協的手段來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辦法,俄國革命時候已經採用過了,不過俄國革命六年以來,我們所看見的,是他們用革命手段,只解決政治問題。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俄國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俄國近日改變一種新經濟政策,還是在試驗之中。由此便知純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因為這個原因,歐美許多學者便不贊成俄國專用革命的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不是一日可以做得倒的,所以這派人都主張緩進。這派主張緩進的人,就是妥協家同和平派。他<們>所想得的方法,以為英美資本發達的國家,不能用馬克思那種方法立時來解決社會問題,要用和平的方法才可以完全解決。這種方法就是前一次已經講過了的四種方法: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直接徵稅,就是收所得稅;第四為分配之社會化,就是合作社,這四種方法,都是和馬克思用革命來解決經濟問題。歐美各國已經陸續實行這四種方法。這四種方法都是和平手段,所以他們便很反對馬克思革命手段。俄國當初革命的時候,本來想要解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還在其次。但是革命的結果政治問題得了解決,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由於這種事實,反對馬克思的一派便說:「俄國行馬克思辦法,經過這次試驗,已經是辦不通,歸於失敗。」至於馬克思的黨徒便答覆說:「俄國行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不是失敗,是由於俄國的工商業還沒有發達到英美那種程度,俄國的經濟組織還沒有成熟,所以不能行馬克思的方法。如果在工商業極發達、經濟組織很成熟的國家,一定可以行馬克思的辦法,所以馬克思的方法若是在英美那種國家去實行,一定是能夠成功的的,社會問題一定是可以根本解決的。」照這兩派學說比較起來,用馬克思的方法,所謂是「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反對馬克思的方法,是和平手段。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究竟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好呀,還是用和平手段、象上面所講的四種政策好呢?這兩派的辦法,都是社會黨所主張的,和資本家相反對的。

  現在歐美的工商業進步到很快,資本發達到極高,資本家專制到了極點,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社會黨想為人民解除這種專制的痛苦,去解決社會問題,無論是採用和平的辦法或者是激烈的辦法,都被資本家反對,還是料不到。不過主張和平辦法的人,受了資本家很多的反對、種種的激烈,以為用和平手段來改良社會,於人類極有利益,於資本家毫無損害,尚且不能實行,便有許多人漸漸變更素來的主張,去贊成激烈的辦法,也一定要用革命手段來解決問題。照馬克思的黨徒說:「如果英國工人真能夠覺悟,團結一致,實行馬克思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在英國是一定可以成功的。美國的資本發達和英國相同,假若美國工能行馬克思主義,也可以達到目的。」但是現在英國各國的資本家專制到萬分,總是設法反對解決社會問題的進行,保守他們自己的權利。現在資本家保守公利的情形,好像從前專制皇帝要保守他們的皇位一樣。專制皇帝因為要保守的皇位,恐怕反對黨來搖動,便用很專制的威權、極殘忍的手段來要消他們的反對黨、現在資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也是用種種的方法來反對社會黨,橫行無道。歐美社會黨將來為勢所迫,或者都要採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

  共產這種制度,在原人時代已經是實行了。究竟到什麼時代才打破呢?依我的觀察,是在金錢發生之後。大家有了金錢,便可以自由買賣,不必以貨易貨,由交易變成買賣,到那個時候共產制度漸漸消滅了。由於有了金錢,可以自由買賣便逐漸生出了大商家。當時區業還沒有發達,商人便是資本家。後來工業發達,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便成為資本家。所以從前的資本家是有金錢,現在的資本家是有機器。由此可見,古代以貨易貨,所謂「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時候,還沒有金錢,一切交換都不是買賣制度,彼此有無相通,還是共產時代。後來有了貨幣,金錢發生,便以金錢易貨,便生出買賣制度,當時有金錢的商人便成為資本家。到近世發明了機器,一切貨物都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更駕乎有金錢的人之上。所以由於金錢發生,便打破了共產;由於機器發明,便打破了商家。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衝突,便發生階級戰爭。一般悲天憫人的道德家,不忍見工人的痛苦,要想方法來解除這種戰爭,減少工人的痛苦,是用什麼方法呢?就是想把古代的共產制度恢復起來。因為從前人類頂快活的時代,是最初脫離禽獸時代所成的共產社會,當時人類的競爭□只有和天鬥,或者是和獸鬥。後來工業發達,機器創出,便人與人鬥。從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久有金錢發生,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壟斷起來,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了人與人爭的極劇烈時代。這種爭鬥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必要再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所謂人與人爭,究竟是爭什麼呢?就是爭麵包,爭飯碗。到了共產時代,大家都人麵包和飯吃,便不至於爭,便可以免去人同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問題的。我們國民黨所提倡的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能夠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什麼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學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經過試驗才曉得對與不對。好像科學上發明一種學理,究竟是對與不對,一定要做成事實,能夠實行,才可以說是真學理。科學恥最初發明的許多學理,一百種之中有九十九種是不能夠實行的,能夠實行的學理不過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學理去定辦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是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

  在中國的這種事實是什麼呢?就是大家所受貧窮的痛苦。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為過一個貧人,可見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我們要把這個分別弄到大家平均,都沒有大貧,要用什麼方法呢?大概社會變化和資本發達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是由於封建制度。歐洲現在還沒有脫離封建制度。中國自秦以後,封建制度便已經打破了。當封建制度的時候,有地的貴族便是富人,沒有地的人便是貧民。中國到今日脫離封建制度雖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為工商業有沒發達,今日的社會情形還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會情形一樣。中國到今日,雖然沒有大地主,還有小地主。在這種小地主時代,大多數地方還是相安無事,沒有人和地主為難。

  不過,近來歐美的經濟潮流一天一天的侵進來了,各種制度都是在變動,所受的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土地的問題。比方現在廣州市的土地在開闢了馬路之後,長堤的地價,和二十年以前的地價相差是有多少呢?又像上海共浦淮的地價,比較八十年前的地價相差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說相差一萬倍。就是從前的土地大概一塊錢可以買一方丈,現在的一方丈便要賣一萬塊錢,好像上海共浦灘的地土現在每畝要值幾十萬,廣州長堤的土地現在每畝要值十幾萬。所以中國土地先受歐美經濟的影響,地主便成了富翁,和歐美的資本家一樣了,經濟發達、土地受影響的這種變動,不獨中國為然,從前各國也有這種事實。不過各國衩時不大注意,沒有去理會,後來變動越大才去理會,便不容易改動,所謂積重難返了。我們國民黨對於中國這種地價的影響,思患預防,所以要想方法來解決。

  講到土地問題,在歐美社會主義的書中,常說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處地方,在沒有成立市場以前,地價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賣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在當時是很荒蕪的,都是作拶沒堆之用,沒有別的用處,一般人都不願意出高價去買。忽然有一個醉漢闖入拍賣場來。當時拍賣官正在叫賣價,眾所還的價,有一百元有,有二百元的,有還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還到二百五十元的時候,便沒有人再加高價。拍賣官就問有沒有加到三百元的?當時那個醉漢,醉到很糊塗,便一口答應,說我出價三百無,他還價之後折賣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塊地皮,地既賣定,眾人散去,他也走了。到了第二天,拍賣官開出賬單,向他要地價的錢。他記不起昨天的醉後的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認那一筆帳;後來回憶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對於政府既不能賴賬,只可費了許多籌劃,盡其所有,才湊夠三百元來給拍賣官。他得了那塊地皮之扣許久也沒有能力去與日俱增。相隔十多年,那塊地皮的周圍都建了高樓大廈,地價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買那塊地皮,還他數百萬的價錢,他還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塊地分租與人,自己總是收地租。更到後來,這塊地便漲價到幾千萬,這個醉漢便成澳洲第一個富家翁。推到這位澳洲幾千萬元財產的大富翁,還是由三百元的地皮來的。

  講到這種事實,在變成富翁的地主當然是很快樂,但是考究這位富翁原來只用三百元買得那塊地皮,後來並沒有加工改良,毫沒有理會,只是睡覺,便坐享其成,得了幾千萬元。這幾千萬元是誰人的呢?依我看來,是大家的。因為社會上大家要用那處地方來做工商事業的中心點,便去把他改良,那塊地方的地價才逐漸增加到很高。好像我們現在用上海的地價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又像我們廣州做中國南部工商定的中心點,廣州的地價也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上海的人口不過一百多萬,廣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萬,如果上海的人完全遷出上海,廣州的人完全遷出廣州,或者另處發生天災人禍,令上海的人或廣州的人都消滅,試問上海、廣州的地價還值不值現在這樣高的價錢呢?由此可見,土地價值之能夠增加的理由,是由於眾人的功勞,眾人的力量;地主對於地價漲跌的功勞,是沒有一點關係的,所以外國學者認地主由地價增高所獲的利益,名之為「不勞而獲」的利,比較工商業的製造家要勞心勞力,買賤賣貴,費許多打算、許多經營才能夠處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業家壟斷物質的價值來賺錢,我們已經覺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業家還要功心勞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價是由什麼方法才能夠增漲呢?是由於眾人改良那塊土地,爭用那塊土地。地價才是增漲。地價一增漲,在那塊地方之百貨的價錢都隨之而漲。所以就可以說,眾人在那塊地方經營工商業所賺的錢,在間接無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搶去了。

  至於中國社會問題,現在到了什麼情形呢?一般研究社會問題和提倡解決問題的人,所有的這種思想學說,都是從歐美得來的。所以講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除了歐美各國所主張的和平辦法和馬克思的激烈方法辦法以外,也沒有別的新發明。此刻講社會主義,極時髦的人是贊成馬克思的辦法,所以一講到社會問題,多數的兩年便贊成共產黨,要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來實行。到底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麼樣呢?他們的用心是很好的。他們的主張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以為政治、社會問題要正本清源,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所以他們便極力組織共產黨,在中國來活動。

  我們國民黨的舊同志,現在對於共產黨生出許多誤會,以為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不知道我們一般同志,在二十年前都是贊成三民主義互相結合。在沒有革命以前,大多數人的觀念只知道有民族主義,譬如當時參加同盟會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滿。要進會的時候,我要他們宣誓,本是贊成三民主義;但是他們本人的心理,許多都是注意民族主義,要推翻清朝,以為只要推翻滿清之後,就是中國人來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就他們宣誓的目的,本是要實行三民主義,同時又贊成中國人來做皇帝,這不是反對民權主義嗎?就是極有思想的同志,贊成三民主義,明白三民主義是三個不同的東西,想用革命手段來實行主義,在當時以為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便自然跟住做去,沒有別樣枝節。包以他們對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在當時都沒有過細研究。在那個時候,他們既是不過細研究,所以對於民權主義固然是不明白,對於民生主義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後,成立民國,採用共和制度□此時大家的思想,對於何以要成立民國,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現在。真是心悅誠服實行民權、贊成共和的同志,還是很少。大家為什麼當初又來贊成民國,不去反對共和呢?這個頂大的原因,是由於排滿成功以後,各省同志──由革命所發生的新軍人,或者滿清投降革命黨的舊軍人,都是各據一方,成了一個軍閥,做了一個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處地盤做根本,再行擴充。像拿到了廣東地盤的軍人,便想把廣東的地盤去擴充;拿到雲南、湖南地盤的軍人,便想把雲南、湖南的地盤去擴充;拿到了山東、直隸的軍人,也想把山東、直隸的地盤去擴充。擴充到極大的時候,羽毛豐滿之後,他們便拿自己的力量來統一中國,才明白張膽來推翻共和。這種由革命所成的軍閥,或由滿清投降到民國的軍閥,在當時都是懷抱這種心事,他們以為自己一時的力量不能統一中國,又不願意別人來統一中國,大家立心便沉機觀變,留以有待。所以這種軍閥,在當時既不明白共和,又來贊成民國,實在是想做皇帝;不過拿贊成民國的話來做門面,等待他們的地盤擴充到極大之後,時機一到,便來反對民國,解決國家問題。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當初的民國還能夠成立。在這個十三年中的民國,便有許多人想來推翻,但是他們的力量都不甚大,所以民國的名義還能夠苟延殘喘,繼續到現在。由此便可見當時間同盟會人的盡心理,對於民權主義便有許多都是模稜兩可,對於民生主義更是毫無心得。

  現在再來詳細剖解。革命成功之後,改大清帝國為中華民國,我們國民黨至今還中尊重民國。一般革命同志對於國屆黨的三民主義,是什麼情形呢?民國政治上經過這十三年的變動和十三年的經驗,現在各位同志對於民族、民權那兩個主義,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對於民生主義的心理,好像革命以後革命黨有兵權的人對於民權主義一樣無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為什麼我敢說我們革命同志對於民生主義還沒有明白呢?就是由於這次國民黨改組,許多同志因為反對共產黨,便居然說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不同,在中國只要行三民主義便夠了,共產主義是決不能容納的。然則民生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在前一次講演有一點發明,是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什麼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為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甘,那些種咱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主義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照這樣判斷,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

  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既是不能以個人有行為便反對全體主義,那麼,我們同志中何以發生這這種問題呢?原因就是由於不明白民生主義上什麼東西。殊不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的制度,就是先才講過並不是由馬克思發明出來的。照生物進化家說,人類是由禽獸進化而來的。先由獸類的生活不同,人類逐漸成為的社會,就是一個共產社會。所以原人時代,已經是共產時代。那個原人時代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我們可以考察現在非洲和南洋群島的土人生番毫末〔未〕有受過文明感化的社會,是什麼制度。那些土人生番的社會制度,通通是共產。由於現在那些有受過文明感化的社會都是共產,可見我們祖先的社會一定也是共產的。

  近來歐美經濟的潮流侵入中國,最先所受的的影響就是土地。許多人把土地當作賭具,做投機事業,俗語說是炒地皮。原來有許多地皮毫不值錢,要到十年、二十年之後才可以值高價錢的;但是因為有投機的人從中操縱,便把那塊地價預先抬高。這種地價的昂貴,更是不平均。

  由於土地問題所生的弊病,歐美還沒有完美善方法來解決。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趁現在的時候,如果等到工商業發達以後,更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中國現在受歐美的影響,社會忽生大變動,不但是漸漸成為貧富不齊,就是同是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齊。比方甲有一畝地是在上海黃浦灘,乙有一畝地是在上海鄉下。乙的土地,如果是自己耕種,或者每年可以得一二十元;如果租與別人,最多不過得五元至十元。但是甲在上海的土地,每畝可租界得一萬幾千元。由此便可見上海的土地可以得幾千倍。鄉下的土地能夠得一倍。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有不同。我們的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

  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各國不同,而且各國有很多繁難的地方。現在我們所用的辦法是很簡單很容易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講到解決土地問題,平均地權,一般地主自然是害怕;好像講到社會主義,一般資本家都是害怕,要起來反對一樣。所以說到解決土地問題,如果我們的地主是象歐洲那種大地主,已經養成了很大的勢力,便很不容易做到。不過中國今日沒有那種大地主,一般小地主的權力還不甚大,現在就來解決。講到了這個問題,地主固然要生一種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們國民黨的辦法,現在地主還是很可以安心的。

  這種辦法是什麼呢?就是政府照地價稅和照地價收買。究竟地價是什麼樣定法呢?依我的主張,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比廣州長堤的地價,有值十萬元一畝的,有值一萬元一畝的,都是由地主自己報告政府,至於各國土地的稅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地價值一百元的抽稅一元,值十萬元的便抽一千元,就是各通行的的地價稅。我們現在所定的辦法,也是照這種稅率來抽稅。地價都是由地主報告到政府,政府照他所報的地價來抽稅。許多人以為地價由地主任意報告,他們以多報少,政府豈不是要吃虧麼?譬如地主把十萬元的地皮,到政府只報告一萬元,照十萬元的地價,政府應該抽稅一千元,照地主所報一萬元的地價來抽稅,政府只抽得一百元,在抽稅機關一方面,自然要吃虧九百元。但是政府如果定了兩種條例,一方面照價抽稅,一方面又可以照價買。那麼地主把十萬元的地皮,只報一萬元,他騙了政府九百元的稅,自然是佔便宜;如果政府照一萬元的價錢去收買那塊地皮,他便要失去九百元的地,這就是大大的吃虧。所以照我的辦法,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地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地主既是報折中的市價,那麼政府和地主自然是兩不吃虧。

  地價定了之後,我們更有一種法律的規定。這種規定是什麼呢?就是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中國的工商業幾千年都沒有大進步,所以土地價值常常經過許多年代都沒有大改變。如果一有進步,一經改良,像現在的新都市一樣,日日有變動,那種地價便要增加幾千倍,或者是幾萬倍了。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後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比方有一個地主,現在報一塊地價是一萬元,到幾十年之後那塊地價漲到一百萬元,這個所漲高的九十九萬元,照我們的辦法都收歸眾人公有,以酬眾人改良那塊地皮周圍的社會和發達那塊地皮周圍的工商業之功勞。這種把以後漲高的地價收歸眾人公有的辦法,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這種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國民黨員既是贊成了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久,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裡頭,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們平均辦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困為照我們的辦法,把現在所定的地價還是歸地主私有。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一半了。

  文明城市實行地價稅,一般貧民可以減少負擔,並有種種利益。像現在的廣州市,如果是照地價收稅,政府每年一宗很大的改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經費便有著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雜稅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來水和電燈費用,都可由政府來負擔,不必由人民自己負擔。其他馬路的修理費和警察的給養費,政府也可向地稅項下撥用,不必另外向人民來抽警捐和修路費。但是廣州現在漲高的地價,都是歸地主私人所有,不是歸分家所有。政府沒有大宗收入,所以一切費用便不能不向一般普通人民來抽種種雜捐。一般普通人民負擔的雜捐太重,總是要納稅,所以便很窮,所以中國的窮人便很多。這種窮人負擔太重的原故,就是由於政府抽政稅不公道,地權不平均,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如果地價稅完全實行,土地問題可以解決,一般貧民便沒有這種痛苦。

  外國的地價雖然是漲很高,地主的收入固然是很多,但是他們科學進步、機器發達,有機器的資本家便有極大的生產,這種資本家所有極大生產的收入,比較地主的收入更要多得厲害。中國現在最大收入的資本家,只是地主,並無擁有機器的大資本家。所以我們此時來平均地權,切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講到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就有一重要事件要分別清楚,就是地價是單指素地來講,不算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築。比方有一塊地價值是一萬元,而地面的樓宇是一百萬元,那麼照價抽稅,照值百抽一來算,只能抽一百元。如果照價收買,就要給一萬元地價之外,另要補回樓宇之價一百萬元了。其他之地,若有種樹、築堤、開渠各種人工之改良,亦要照此類推。

  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現在外國所行的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但是他們的民生問題究竟解決了沒有呢?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我們的國家現在四五分裂,要發達資本,究竟是從那一條路走?現在似乎看不出、料不到,不過這種四分五裂是暫時的局面,將來一定是要統一的。統一之後,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振業實業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業,像鐵路、運河都要興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貨藏於地,實在可惜,一定要開闢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的貨物,都是靠外國製造輸運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人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國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夠用機器生產,那便是一種很大的新財源。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者外國商人來經營。所以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要改用新經濟政策,就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經濟程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的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俄國的社會經濟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國、美國,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怎麼能夠比得上呢?又怎麼能夠行馬克思的辦法呢?所以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不可能的。

  我記得三十多年前,我在廣州做學生的時候,西關的富家子弟一到冬天便穿起皮衣。廣州冬天的天氣本來不大冷,可以用不著皮衣的,但是那些富家子弟每年到冬天總是要穿皮衣,表示他們的豪富,在天氣初冷的時候,便穿小毛;稍為再冷,便穿大毛;在深冬的時候,無論是什麼天氣,他們都是穿大毛。有一天,他們都是穿了大毛皮衣,到一個會場,天氣忽然變暖,他們便說到:「現在這樣的天氣,如果不翻北風,便會壞人民了。」照這樣說法,以「不翻北風,便壞人民」,在他們的心理以為社會上大家都是有皮衣穿,所以不翻北風,大家便要受熱,是於大家衛生有害的。其實社會上那裡個人有皮衣穿呢?廣州人民在冬天,有的穿棉衣,有的穿夾衣,甚於有許多人只是穿單衣,那裡還怕「不翻北風」呢!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就壞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以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產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今日中國社會問題辦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

  我先才講過,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製造國家資本,才可解決之,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是也。其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第二卷之《物質建設》,又名曰《實業計劃》,此書已言制國家資本之大要。前言商業時代之資本為金錢,工業時代之資本為機器,故當由國家經營。設備種種之生產機器為國家所有。好像歐戰時候各國所行的戰時政策,把大家實業和工廠都收歸國有一樣,不過他們試行這種政策不久便停止罷了。中國本來沒有大資本家,如果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所得的利益歸人民大家所有,照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不相衝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照美國發達資本的門徑,第一上鐵路,第二是工業,第三是礦產。要發達這三種大實業,照我們中國現在的資本、學問和經驗都是做不來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的資本。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能夠這樣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們自己有了資本之後才去發展實業,那便上很迂緩了。中國現在沒有機器,交通上不過是六七萬英里的鐵路,要能夠敷用,應該要十倍現在的長度。至少要有六七萬英里才能敷用。所以,不能不借助外資來以展交通運輸事業,又不能不借用外國有學問經驗的人才來經營這些實業。至於說到礦產,我們尚未開闢,中國的人民比美國多,土地比美國大,美國每年產煤有六七萬噸、鋼鐵有九千萬噸,中國每年所產的煤鐵不及美國千分之一。所以要趕快開採礦產,也應該借用外資。其他建造輪船、發展航業和建設種種工業的大規模工廠,都是非借肋外國資本不可。如果交通、礦產和工業的三種大實業都是很發達,這三種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像外國現在的情形一樣。外國因為大資本是歸私人所有,便受資本的害,大多數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發生階級戰爭來解除這種痛苦。

  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三講

  今天所講的是吃飯問題。大家聽到講吃飯問題,以為吃飯是天天做慣了的事。常常有人說,天下無論什麼事都沒有容易過吃飯的。可見吃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一件常常做慣了的事。為什麼一樣容易做慣了的事還有問題呢?殊不知道吃飯問題就是頂重要的民生問題。如果吃飯問題不能夠解決,民生主義便沒有方法解決。所以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古人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可見吃飯問題是很貴重要的。

  未經歐戰以前,各國政治家總沒有留意到吃飯問題。在這個十年之中,我們留心歐戰的人,研究到德國為什麼失敗呢?正當歐戰劇烈的時候,德國都是打勝仗,凡是兩軍交鋒,無論是陸軍的步隊、炮隊和騎兵隊,海軍的驅逐艦、潛水艇和一切戰鬥艦,空中的飛機、飛艇,都是德國戰勝,自始至終,德國沒有打過敗仗,但是歐戰結果,德國終歸於大敗,這是為什麼原因呢?德國之所以失敗,就是為吃飯問題。因為德國的海口都被聯軍封鎖,國內糧食逐漸缺乏,全國人民和兵士都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終歸失敗。可見吃飯問題,是關係國家之生死存亡的。

  近來有飯吃的國家,第一個是美國,美國每年運送許多糧食去接濟歐洲。蕨是俄國,俄國地廣人稀,全國出產的糧食也是很多。其他像澳洲、加拿大和南美洲阿根延那些國家,都是靠糧食做國家的富源,每年常有很多糧食運到外國去賣,補助各國糧食之不足。不過當歐戰時候,平時許多供運輸的輪船都是被國空收管,作軍事的轉運。至於商船是非常缺乏。所以澳洲和加拿大、阿根延那些地方多餘的糧食,便不能運到歐洲,歐洲的國家便沒有飯吃,中國當歐的時候,幸而沒有水旱天災,農民得了好收成,所以中國沒有受到饑荒。如果在當時遇著象今年有水災,農民沒有收成,中國一定也是沒有飯吃。當時中國能夠逃過這種災害,不至沒有飯吃,真是一種天幸了。現在世界各國有幾國是有飯吃的,有許多多是沒有飯吃,有九個月所吃的糧食都是靠外國運進去的。所以當歐戰正劇烈的時候,德國的潛水艇把英國的海口封鎖了,英國便幾乎沒有飯吃。東方三島的日本國,每年也是不夠飯吃,不過日本所受糧食缺乏的憂愁,沒有象英國那些厲害。日本本國的糧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給十一個月,不夠的約有一個多。德國的糧食,一提之中可以供給十個月,還相差約兩個月。其他歐洲各小國的糧食,有許多都是不夠的。德國的糧食在平時已經是不夠,當歐戰時候農民都是去當兵士,生產減少,糧食更是不夠。所以大戰四年,歸到結果,便是失敗。由此可見全國的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一個人沒有飯吃,便容易解決;一家沒有飯吃,也很容易解決。至於要全國人民都有飯吃,像要中國四萬萬人都是足食,提到這個問題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決。到底中國的糧食是夠不夠呢?中國人有沒有飯吃呢?象廣東地方每年進口的糧食要值七千萬元,如果在一個月之內外間沒有米運進來,廣東便馬上鬧饑荒,可見廣東是不夠飯吃的。這是就廣東一省而言,其他有許多省公都是有和廣東相同的情形。至於中國土地的面積是比美國大得多,人口比美國多三四倍,如果就吃飯這個問題用中國和美國來討論,中國自然比不上美國,但是.攻歐洲各國來比較,德國是不夠飯吃的,故歐開始之後兩三年國內便人饑荒。法國是夠飯吃的,故平時不靠外國運進糧食,還可足食。用中國和法國來比較,法國的人口是四千萬,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法國土地的面積為中國土地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國的人口比法國是多十倍,中國的土地是比法國大二十倍。法國四千萬人口,因為能夠改良農業,所以得中國二十分之一的土地,還能夠有飯吃。中國土地的面積比法國大二十倍,如果能夠倣傚法國來經營農業,增加生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少也應該可以養八萬萬人,全國人口不但是不怕饑荒,並且可以得糧食的剩餘,可以供給他國。但是中國現在正是民窮財盡,吃飯問題的情形到底是怎麼樣呢?全國人口現在都是不夠吃,每年餓死的人數大概過千萬。這還是平時估算的數目,如果遇著了水旱天災的時候,餓死的人數更是不止千萬了,照外國確實的調查,今年中國人數只有三萬萬一千萬。中國的人數在十年以前是四萬萬,現在只有三萬萬一千萬,這十年之中便少了九千萬,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應該要研究的一個大問題。中國人口在這十年之中所以少了九千萬的原故,簡而言之,就是由於沒有飯吃。

  中國之所以沒有飯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農業不進步,其次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在從前講民族問題鐵時候,我曾經說外國用經濟勢力來壓迫中國,每年掠奪中國的利權,現在有十二萬萬元。就是中國為受外國用經濟的壓迫每年要損失十二萬萬元。中國把這個十二萬萬,是用什麼方法貢獻到外國呢?是不是把這十二的金錢運送到外國呢?這十二萬萬元的損失,不是完全用金錢,有一部分是用糧食。中國糧食供給本國已經是不足。為什麼還有糧食運到外國去呢?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照前幾天外國的報告,中國屆貨中,以雞蛋一項,除了製成蛋白質不算,只就有殼的雞蛋而論,每年運進美國便有十萬萬個;運進日本及美國的也是很多,大家如果是到過了南京的,一抵下關便見有一所很宏偉的建築,那所建築是外國人所辦的制肉廠,把中國有豬、雞、鵝、鴨各種家畜都在那個制肉廠內製成肉類,運送到外國。再像中國北方的大小麥和黃豆,每年運出口的也是不少。前三年中國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漢、京奉鐵路一帶餓死的人民本是很多,但是當時牛莊、大連莊還有很多的麥、豆運出外國。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因為受了外國經濟的壓迫,沒有金錢送到外國,所以寧可自己餓死,還要把糧食送到外國去。這就是中國的吃飯問題還不能夠解決。

  現在我們講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要全國的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吃,那才算是解決了民生問題。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研究起呢?吃飯本來是很容易的事,大家天天都是睡覺吃飯,以為沒有什麼問題。中國的窮人常有一句話說:「天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可見吃飯是有問題的。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詳細來研究。

  我們人類究竟是吃一些什麼東西才可以生存呢?人類所吃有東西有許多是重要的材料,我們每每是忽略了。其實我們每天所靠來養生活的糧食,分類說起來。最重要的有四種。第一種是吃空氣。淺白言之,就是吃風。我講到吃風,大家以為是笑話,俗語說「你去吃風」──是一句輕薄人的話,殊不知道吃風比較吃飯還要重要得多。第二種是吃水;第三種是吃動物,就是吃肉。第四種是吃植物,就上吃五穀果疏。這個風、水、動、植四種東西,就是人類的四種重要糧食。現在分開來講。第一種吃風,大家不可以為是笑話。如果大家不相信吃風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大家不妨把鼻孔、口腔都閉信住起來,一分鐘不吃風,試問要受什麼樣的感覺呢?可不可以忍受能呢?我們吃風每分鐘是十六次,就是每分鐘要吃十六餐。每天吃飯最多不過是三餐,像廣東人吃飯,連消〔宵〕夜算進來,也不過每天吃四餐;至於一般窮人吃飯,大概都是兩餐,沒有飯吃的人就是一餐也可以渡生活。至於吃風,每日就要吃二萬三千零四十餐,少了一餐便覺得不舒服,如果數分鐘不吃。必定要死。可見風是人類養生第一種重要的物質。第二種是吃水,我們單獨靠吃飯不吃水,是不能夠養生的。一個人沒有飯吃,還可以支持過五六天,不至於死;但是沒有水吃,便不能支持五天,一個人有五天不吃水便要死。第三種是吃植物,植物是人類養生之最要緊的糧食,人類謀生的方法很進步之後,才知道吃植物。中國是文化很老的國家,所以中國人多是吃植物。至於野蠻人多是吃動物,所以動物也是人類的一種糧食。風、水、動、植這四種物質,都是人類養生的材料。不過風和水是隨地皆有的。有人居住的地方,無論是河邊或者是在陸地,不是有河水,便有泉水,或者是井水,或者是雨水,到處皆有水;風更是無處不有。所以風和水雖然是很重要的材料,很急需的物質,但是因為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天給與人類,不另煩人力的,所謂是一種一賜。因為這個情形,風和水這兩種物質不成問題。但是動植物質便成問題。原始時代的人類和現在的野蠻人都是在漁獵時代,謀生的方法只是打魚獵獸,捉水陸的動物做食料。後來文明進步,到了農業時代便知道種五穀,便靠植物來養生。中國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們食飯的文化是比歐美進步得多,所以我們的糧食多是靠植物。植物雖然是靠土地來生長,但是更要費許多功夫,經過許多生活方法才可以得到。所以要解決植物的糧食問題,便先要研究生產問題。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農立國,所以農業就是生產糧食的一件大工業,我們要把植物的生產增加。有什麼方法可以達到目的呢?中國的農業從來都是靠人工生產,這種人工生產在中國是很進步的,所收穫的各種出品都是很優美的,所以各國學者都極力讚許中國的農業。中國的糧食生產既然是靠農工,中國有農民又是很辛苦勤勞,所以中國要增加糧食的生產,便要在政治、法律上製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中國的人口,農民是佔大多數,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夠自養,變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增加糧食生產,便要規定法律,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讓農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我們要怎麼樣能夠保障農民的權利,要怎麼樣令農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關於平均地權問題。前幾天,我們國民黨在這個高師學校開了一個農民聯歡大會,做農民的運動,不過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起點。至於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他們所耕的田,大都是屬於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來講,農民應該是為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產的農品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如果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民生問題便無從解決。農民耕田所得的糧食,據最近我們在鄉下的調查,十分之六是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到的不過十分之四,這是很不公平的。若是長此以往,到了農民有知識,還有誰人再情願辛辛苦苦去耕田呢?假若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一定是更高興的去耕田的。大家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產。但是現在的多數生產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要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產了。

  我們對於農業生產,除了上說之農民解放問題以外,還有七個加增生產的方法在研究,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種是除害問題,第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

  第一個方法就是機器問題。中國幾千年來耕田都是用人工,沒有用過機器。如果用機器來耕田,生產上至少可以加多一倍,費用可減輕十倍或百倍。向來用人工生產,可以養四萬萬人,若是用機器生產,便可以養八萬萬人。所以我們對於糧食生產和方法,若是用機器來代工人,則中國現在有許多荒田不能耕種,因為地勢太高、沒有水灌溉,用機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開闢來耕種,已開闢的良田,因為沒有旱災,更可以加多生產。那些向來不能耕種和荒地,既是能夠耕種,糧食的生產自然上大大增加了。現在許多耕田抽水的機器,都是靠外國輸運進來的,如果大家都用機器,需要增加,更要我們自己可以製造機器,挽回外溢的利權。

  第二個方法就是肥料問題。中國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人與動物的糞料和各種腐敗的植物,沒有用過化學肥料的。近來才漸漸用智利硝做肥料,像廣東河南的許多地方近來都是用智利硝來種甘蔗。甘蔗因為得了智利硝的肥料,生長的速度便加快一倍,長出來的甘蔗也加大幾倍,凡是沒有用過智利硝做肥料的甘蔗,不但是長得很慢,並且長得很小。但是智利硝是由南美洲智利國運來農業都用不起,除了智利之外,海中各種甲殼動物的磷質和礦山岩石中的灰質,也是很好的肥料。如果硝質、磷質和灰質三種東西再混合起來,更是一種很好的肥料,栽培甚麼植物都很容易生長,生產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比方耕一畝田,不用肥料的可以收五籮谷,如果用了肥料便可以多收二三倍。所以要增加農業的生產,便要用肥料;要用肥料,我們便要研究科學,用化學的方法來製造肥料。

  製造肥料的原料,中國到處都有,像智利硝那一利原料,中國老早便用來造火藥。世界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由南美洲智利國所產;近來科學發達,發明了一種新方法,到處可以用電來造硝,所以現在各國便不靠智利運進來的天然硝,多是用電去製造人工硝。這種人工硝和天然硝的功用相同,而且成本又極便宜,所以各國便樂於用這種肥料。但是電又是用什麼造成的呢?普通價錢極貴的電,都是用蒸汽力造成的;至於近來極便宜的電,完全是用水力造成的。近來外國利用瀑布和河灘的水力來運動發電機,發生很大的電力,再用電力來製造人工硝。瀑布和河灘的天然力是不用費錢的,所以發生電力的價錢是很便宜。電力既然是很便宜,所以由此製造出來的人工硝也是很便宜。

  這種瀑布和河灘,在中國是很多的。像西江到梧州以上,便有許多河灘。將近南寧的地方有一個伏波灘,這個灘的水力是非常之大,對於來往船隻是很阻礙危險的;如果把灘水蓄起來,發生電力,另外開一條航路給船舶往來,豈不是兩得其利嗎?照那個癱的水力計算,有人說可以發生一百萬匹的電。其他像廣西撫河、紅河也有很多河灘,也可以利用來發生電力。再像廣東北部之翁江,據工程師的測量說,可以發生數萬匹的電力,用這個電力來供給廣州各城市的電燈和各工廠中的電機之用,甚至於把粵漢鐵路照外國最新的方法完全電化,都可以足用,又像揚子江上游夔峽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萬縣一帶的水力,可以發生三千餘萬匹馬力的電力。像這樣大的電力,比現在各國所發生的電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給全國火車、電車和各種工廠之用,並且可以用來製造大宗的肥料。又角黃河的龍門,也可以生幾千匹馬力的電力。由此可見,中國的天然富源是很大的。如果把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用新方法來發生電力,大約可以發生一萬萬匹馬力。一匹馬力是等於八個強狀人的力,有一萬萬匹馬力便是有八萬萬人的力。一個人力的工作,照現在各國普通的規定,每天是八點鐘,如果用人力作工多過了八點鐘,便於工人的衛生有礙,生產也因之減少。這個理由,在前一回已經是講過了。用人力作工,每天不過八點鐘,但是馬力作工,每天可以作足二十四點鐘。照這樣計算,一匹馬力的工作,在一日夜之中便是等於二十四個人的工作。如果能夠利用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發生一萬萬匹馬力的電力,好便是有二十四萬萬個工人來做工,到了那個時候,無論是行駛火車汽車、製造肥料和種種工廠的工作,都可以供給。韓愈說,「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國家便一天窮一天。中國四萬萬人到底有多少人做工呢?中國年輕的小孩和老年的人固然是不作工,就是許多少年強狀的人,像收田租的地主,也是靠別人做工來養他們。所以中國人大多數都是不做工,都是分利,不是生利,所以中國便很窮。如果能夠利用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一萬萬匹馬力,有了一萬萬匹馬力,就是有二十四萬萬個人力,拿這麼大的電力來替我們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產,中國一定是可以變貧為富的。所以對於農業生產,要能夠改良人工,利用機器,更用電力來製造肥料,農業生產自然是可以增加,

  第三個方法就是換種問題。像一塊地方,今年種這種植物,明年改種植物;或者同是一樣的植物,在今年是種廣東的種子,明年是種湖南的種子,後來便種四川的種子。用這樣交換種子的方法,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產力便可以增<加>。而種子落在新土壤,生於新空氣,強壯必加,結實必夥,所以能換種,則生產增加。

  第四個方法是除物害問題。農業上還有兩種物害,一是動物的害。像稻田本來是種穀,但是當種穀的時候,常常生許多秕和野草。那些草和秕比禾生長得快,一面阻止禾的生長,一面吸收田中的肥料,於禾稻是很有害的。農民應用科學的道理,研究怎麼樣治療那些草秕,以去植物之災害;同時又要研究怎麼樣去利用那些草秕,來增加五穀的結實。至於動物的害是些什麼呢?害植物的動物很多,最普通的是蝗蟲和其他各種害蟲。當植物的成熟時候,如果遇著了害蟲,便被蟲食壞了,沒有收成。像今年廣東的荔枝,因為結果的時候遇著了毛蟲,把那些荔枝都食去了,所以今年荔枝的出產是非常少。其他害植物的蟲是很多的,國家要用專門家對於那些害蟲來詳細研究,想方法來消除。像美國現在把這種事當作是一個大問題,國家每年耕費許多金錢來研究消除害蟲的方法。美國農業的收入,每年才可以增加幾萬萬元□現在南京雖然是設了一個昆蟲局來研究消除這種災害,但是規模太小,沒有功效。我們要用國家的大力量,仿美國的辦法來消除害蟲,然後全國農業的災害才可以減少,全國的生產才可以增加。

  第五個方法就是製造問題。糧食要留存得長久,要運送到遠方,就必須要經過一度之製造方可,我國最普通的製造方法就有兩種:一是曬乾,一是兼鹹。好像菜乾、魚乾、肉乾、鹹菜、鹹魚、鹹肉等便是。近來外國製造新法,就有將食物煮熟或烘熟,入落罐內而封存之,存留無論怎麼長久,到時開食,其味如新。這是製造食物之最好方法。無論什麼魚肉果蔬餅食,分配全國或賣出處洋。

  第六個方法就是運送問題。糧食到了有餘的時候,我們還要彼此調劑,拿此地的人余去補彼此的不足,像東三省和北方是有豆有麥有米,南方各省是有米沒有豆和麥,我們就要把北方、東三省多餘的豆、麥拿來供給南方,更要把南方多餘的米拿去供給北方和東三省。要這樣能夠調劑糧食,便要靠運輸。現在中國許多地方,運送貨物都是靠挑夫,一個挑夫的力量,頂強的每日只能夠挑一百斤,走一百里路遠,所需要的工錢總要費一元。這樣耕費,不但是空花金錢,並且空費時間,中國財富的大部分於無形中便在運輸這一方面消耗去了。講到中國農業問題,如果真是能夠做倒上面所說的五種改良方法,令生產加多,但是運輸不靈又要成什麼景象呢?象前幾年我遇著了一位雲南土司,他是有很多土地的,每年收很多租谷,他告訴我說:「每年總要燒去幾千擔谷。」我說:「谷是很重要的糧食,為什麼要把他來燒去呢?」他說:「每年收入的谷太多,自己吃不完,在附近的人民都是足食,又無商販來買。轉運的方法,只能挑幾十里路遠,又不能運去遠方去賣。因為不能運到遠地去賣,所以每年總是新谷壓舊谷,又沒有多的倉庫可以儲蓄,街到新谷上了市,人民總是愛吃新谷,不愛吃舊谷,所以舊谷便沒有用處,因為沒有用處,所以每年收新谷的時候,只好燒去舊谷,騰出空倉來儲新谷。」這種燒谷的理由,就是由於生產過剩、運輸不靈的原故。中國向來最大的耕費,就是在挑夫,像廣州這個地方從前也人很多挑夫,現在城內開了馬路,有了手車,許多事便可以不用挑夫。一架手車可以抵得幾個挑夫,可以省十幾個挑夫的錢,有手車和自動車來運送貨物,不但是減少耕費,並可省少時間。至於西關沒有馬路,都是用轎夫。中國從前因為這種運輸方法不完全,所以就是極重要的糧食還是運輸不通,因為糧食運輸不通,所以吃飯問題不能解決。

  中國古時運送糧食最好的方法,是靠水道及運河。有一條運河是很長的,由杭州起,經過蘇州、鎮江、揚州、山東、天津以至北通州,差不多是到北京,有三千里路遠,實為世界第一長運河。這種水運是很利便的,如果加多近來的大輪船和電船,自然更加利便。不過近來對於這條運河都是不大理會。我們要解決將來的吃飯問題,可以運輸糧食,便要恢復運河制度。已經有了的運河,便要修理;沒有開闢運河的地方,更要推廣去開闢。在海上運輸,更是要用大輪船,因為水運是世界上運輸最便宜的方法。其次便宜的方法就是鐵路,如果中國十八行省和新疆、滿州、青海、西藏、內外蒙古都修築了鐵路,到處聯絡起了,中國糧食便可以四處交通,各處的人民便有便宜飯吃。所以鐵路也是解決吃飯問題的一個好方法。但是鐵路只可以到繁盛的地方幫能夠賺錢,如果到窮鄉僻壤的地方去經過,便沒有什麼貨物可以運輸,也沒有很多的人民來往。在鐵路一方面,不但是不能夠賺錢,反要虧本了。所以在窮鄉僻壤的地方便不能夠築鐵路,只能夠車路,有了車路,便可以行駛自動車。在大城市有鐵路,在小村落有車路,把路線聯絡得很完全,於是在大城市運糧食便可以用大火車。在小村落運糧食便可以用自動車,像廣東的粵漢鐵路,由黃沙到韶關,鐵路兩旁的鄉村是很多的。如果這些鄉村都是開了車路,和粵漢鐵路都是聯絡起來,不但是粵漢鐵路可以賺許多錢,就是各鄉村的交通也是很方便。假若到兩旁的各鄉村也要築許多支鐵路,用火車去運送,不用自動車去輸送,那就一定虧本。所以現在外國鄉下就是已經築成了鐵路;火車可以通行,但是因為沒有多生意,便不用火車,還是改用自動車。因為每開一次自動車,所費的成本很少,很容易賺錢,就是近來辦交通事業的人可不知道的。又像由廣州到澳門向來都是靠輪船,近來有人要籌辦廣澳鐵路,但是由廣州到澳門不過二百多里路程遠,如果築了鐵路,每天來往行車能開三次,還不能夠賺錢,至於每天只開車兩次,那便要虧本了。而且為節省經費。每天少開幾次車,對於交通還是不大方便。所以由廣州到澳門,最好是築車路,行駛自動車,因為築車路比築鐵路的成本是輕得多。而且火車開行一次,一個火車頭至少要拖七八架車,才不致虧本,所費的人工和煤炭的消耗是很多的,如果乘客太少,便漢能夠賺錢。不比在車路行駛自動車,隨便可以開多少架車,乘客多的時候便可開一架大車,更多的時候可多開兩三架大車,乘客少的時候便可開一架大車。隨時有客到,便可以隨時開車,不比火車開車的時候有一定,如果不照開車的一定時候,便有撞車危險。所以由廣州到澳門築車路和築鐵路比較起來,築車路是便宜得多。有了車路之後,更有窮鄉僻壤,是自動車不能到的地方,才用挑夫。由此可見,我們要解決運輸糧食的問題,第一是運河,第二是鐵路,第三是車路,第四是挑夫。要把這四個方法做到圓滿的解決,我們四萬萬人才有很便宜的飯吃。

  第七個方法就是防天災問題。像今年廣東水災,在這十幾天之內便可以收頭次谷,但是頭次谷將成熟的時候,便完全被水淹沒了。一畝田的谷最少可以值十元,現在被水淹浸子,便是損失了十元。今年廣東全省受水災的田該是多少畝產呢?大概總有幾百萬畝。這種損失便是幾千萬元。所以要完全解決吃飯問題,防災便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關於這種水災是怎樣去防呢?現在廣東防水災的方法,設得有治河處,已經在各江兩岸低處地方修築了許多高堤。那種築堤的工程都是很堅固的,所以每次遇到大水,便可以抵禦,便不至讓大水氾濫到兩岸的田中,我去年在東江打仗,看見那些高堤都是築得很堅固,可以防水患,不至被水沖破。這種築堤來防水災的方法,是一種治標方法,只可以說是防水災的方法之一半,還不是完全治標的方法。完全治標方法,除了築高堤之外,還要把河道和海口一<帶>來浚深,河水便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時候便不至氾濫到各地,河道又深,河水很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時候,便不至氾濫到各地,水災便可以減少。所以浚深河道和築高堤岸兩種工程要同時辦理,才是完全治標方法。

  至於防水災的治本方法是怎麼樣呢?近來的水災為什麼是一年多過一年呢?古時的水災為什麼是很少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古代很多森林,現在人民採伐木料過多,採伐之後又不行補種,所以森林很少,許多山嶺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沒有森林來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便馬上流到河裡去。河水便漲起來,即成水災,種植森林是很有關係的,多種森林便是防水災的冶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時候,林木的枝葉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極隆密的森林,便可以吸收很大量的水,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畜積起來,然後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於成災。所以防水災的治本方法,還是森林。所以對於吃飯問題,要能夠防水災,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國的水禍。我們講到了種植全國森林的問題,歸到結果,還是要靠國家來經營;要國家來經營,這個問題才容易成功。今年中國南北各省都有很大的水災,由於這次大水災,全國的損失總在幾萬萬元。現在已經是民窮財盡,再加以這樣大的損失,眼前的吃飯問題便不容易解決。

  水災之外,還有旱災,旱災問題是有什麼方法解決呢?象俄國在這次大革命之後有兩三年的旱災,因為那次大旱災,人民餓死了甚多,俄國的革命幾乎要失敗,可見旱災也很厲害的。這種旱災,從前以為是天數不能夠挽救,現在科學昌明,無論是什麼天災都有方法可以救。不過,這種防旱災的方法,要用全國大力量通盤計劃來防止。這種方法是什麼呢?治本方法也是種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氣中的水量便可以調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災便可以減少,至於地勢高和水源很少的地方,我們更要用機器抽水,來救濟高地的水荒。這種防止旱災的方法,好像是築堤防水災,同是一樣的治標方法。有了這種治標方法,一時候的水旱天災都可以挽救。所以我們研究到防止水災與旱災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至於水旱兩災的治標方法,都是要用機器來抽水和建築高堤與浚深河道。這種治標與治本兩個方法能夠完全做到,水災〔旱〕天災可以免,那麼糧食之生產便不致有損失之患了。

  中國如果能解放農民和實行以上這七個增加生產之方法,那麼吃飯問題到底是解決了沒有呢?就是以上種種的生產問題能夠得到了圓滿解決的時候,吃飯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大家都知道.歐美是以工商立國,不知道這些工商政府對於農業上也是很多的研究。像美國對於農業的改良和研究。便是無微不至;不但對於本國的農業有很詳細的研究,並且常常派專門家到中國內地並滿洲、蒙古各處來考察研究,把中國農業工作的方法和一切種子都帶回美國去參考應用。美國近來是很注重農業的國家,所有關於農業運輸的鐵路、防災的方法和種種學的設備,都是很完全的。但是美國的吃飯問題到底是解決了沒有呢?依我看進來,美國的吃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美國每年運輸很多糧食到外國去發賣,糧食是豐足的,為什麼吃飯問題還沒有解決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美國的農業還是在資本家之手,美國還是私人資本制度。在那些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生產的方法太發達,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問題便不能夠解決。

  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夠實地的。因為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種種生產的方法都是嚮往一個目標來進行,這個目標是什麼呢?就是賺錢。因為糧食的生產是賺錢做目標,所以糧食在本國沒有高價的時候,便運到外國去賣,要賺多錢。因為私人要賺多錢,就是本國有饑荒,人民沒有糧食,要餓死很多人,好些資本家也是不去理會。像這樣的分配方法,專是以賺錢為目標,民生問題便不能夠完全解決。我們要實行民生主義,還要注重分配問題。我們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標不是在賺錢,是要供給大家公眾來使用。中國的糧食本來是不夠,但是每年還有數十萬萬個雞蛋和<很多>谷米、大豆運到日本和歐美各國去。這種現象是和印度一樣的,印度不但是糧食不夠,且每年都是有饑荒,但是每年運到歐美的糧食數目,印度還佔了第三個重要位置。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印度受了歐洲經濟的壓迫,印度尚在資本制度時代,糧食生產的目標是在賺錢。因為生產的目標是賺錢,印度每年雖是有饑荒,那般生產的資本家知道拿糧食來救濟饑民是不能夠賺錢的,要把他運到歐洲各國去發賣便可以賺錢,所以那些資本家寧可任本地的饑民餓殘,也要把糧食運到歐洲各國去賣。我們的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中國現在已經是不夠吃,每年還要運很多糧食到外國去賣,就是因為一般資本要賺錢。如果實行民生主義,便要生產糧食的目標不在賺錢,要在給養人民。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便要把每年生產有餘的糧食都儲蓄起來,不但是今年的糧食很足,就是明年、後年的糧食都是很足,等到三年之後的糧食都是很充足,然後才可以運到外國去賣;如果在三年之後還是不大充足,便不准運出外國去賣。要能夠這樣做去,來實行民生主義,以養民為目標,不以賺錢為目標,中國的糧食才能夠很充足。

  所以,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有了這種以養民為目的的好主義,從前不好的資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們實行民生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對於資本制度只可以逐漸改良,不能夠馬上推翻。我們的目的,本是要中國的糧食很充足,等到中國糧食充足了之後,更進一步便容易把糧食的價值弄到很便宜。現在中國正是米珠薪桂的原因,就是由於中國的糧食被外國奪去了一部分,進出口貨的價值不能相抵,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沒有別的貨物可以相消,只有拿人民要吃的糧食來作抵。因為這個道理,所以現在中國人很多人沒有飯吃,因為沒有飯吃,所以已生的人要死亡,未生的人民要減少。全國人口逐漸減少,由四萬萬減到三萬萬一千萬,就是由於吃飯問題沒有解決,民生主義沒有實行。

  對於吃飯的分配問題,到底要怎麼樣呢?吃飯就是民生的第一個需要。民生的需要,從前經濟學家都是說衣、食、住三種;照我的研究,應該有四種,於衣食住之外,還有一種就是行。行也是一種很重要;行就是走路。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把這四種需要弄到很便宜,並且要全國的人民都能夠享受。所以我們要實行民生三民生主義來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於這四種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如果國家把這四種需要固然是要負責任,至於人民對於國家又是怎麼樣呢?人民對於國家應該要盡一定的義務,像做農的要生糧食,做工的要制器具,做商的要通有無,做士的要盡才智。大家都能各盡各的義務,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種需要。我們研究民生主義,就要解決這四種需要的問題。

  今天先講吃飯問題,第一步是解決生產問題,生產問題解決之後,便在糧食的分配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每年儲蓄,要全國人民有三年之糧,等到有了三年以後,才能夠把盈餘的糧食運到外國去賣。這種儲蓄糧食的方法,就是古時的義倉制度,不過這種義倉制度,近來已經是打破了。再加以歐美的經濟壓迫,中國就變成民窮財盡。所以這是解決民生問題最著急的時候,如果不趁這個時候來解決了生問題,將來再去解決便是更難了,我們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來立國,現在講到民生主義,不但要注重研究學理,還要注重實行事實。在事實上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吃飯。我們要解決這個吃飯問題,是先要糧食的生產很充足,次要糧食的分配很平均;糧食的生產和分配都解決了,還要人民大家都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能夠大家盡義務,自然可以得到家給人足。吃飯問題才算上真解決。吃飯問題能夠解決,其餘的別種問題也就可以隨之而決。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四講

  今天所講的是穿衣問題。在民生主義裡頭,第一個重要問題是吃飯,第二個重要問題是穿衣。所以在吃飯問題之後,便來講穿衣問題。

  我們試拿進化的眼光來觀察宇宙間的萬物,便見得無論什麼動植物都是要吃飯的,都是要靠養料才能夠生存,沒有養料便要殘廢。所以吃飯問題,不但是在動物方面是很重要,就是在植物那方面也是一樣的重要。至於穿認問題。宇宙之中,只是人類才有衣穿,而且只是文明的人類才是有衣穿。他種動物植物都沒有衣穿,就是野蠻人都是沒有衣穿。所以吃飯是民生的第一個重要問題,穿衣就是民生的第二個問題。現在非洲和南洋各處的野蠻人都是沒有衣穿,可見我們古代的祖宗也是沒有衣穿。由此更可見,穿衣是隨文明進化而來,文明愈進步,穿衣問題就愈複雜。原人時代的人類所穿的衣服是「天衣」。什麼叫做天衣呢?象飛禽走獸,有天生的羽毛來保護身體,那種羽毛便是禽獸的天然衣服,那種羽毛是天然生成的,所以叫天衣。原人時代的人類,身上也生長得有許多毛,那些毛便是人類的天衣。後來人類文明進化,到了遊牧時代,曉得打魚獵獸,便拿獸皮做衣。有了獸皮來做衣服愈完備,身上的毛愈少。所以文明愈進步的人類,身上的毛便是很少;野蠻人和進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才是很多。拿中國人和歐洲人來比較,歐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國人多,這個原因,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還不及中國人。由此可見,衣的原始,最初是人類身上天然生長的毛。後來人類進化,便打死猛獸,拿獸肉來吃,拿獸皮來穿,獸皮便是始初人類的衣。有一句俗語說:「食肉寢皮。」這是一句很古的話。這句話的意思,本是罵人做獸類,但由此便可證明古代人類打死獸類之後,便拿他的肉來做飯吃,拿他的皮來做衣穿。後來人類漸多,獸類漸少,單用獸皮便不夠衣穿,便要想出別種材料來做衣服,便發明了別種衣服和材料。什麼是做衣服的材料呢?我前一回講過,吃飯的普通材料,是靠動物有肉和植物的果實。穿衣的材料和吃飯的材料是同一來源有,吃飯材料要靠動物和植物,穿衣的材料也是一樣的要靠動物和植物。除了動物和植物以外,吃飯穿衣便沒有別的大來源。

  我們現在要解決穿衣問題,究竟達到什麼程度呢?穿衣是人類的一種生活需要,人類生活的程度,在文明進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滿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說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級的需要,是人類的生活不可少的,人類得了第一級需要生活之外,更進一步便是第二級,這一級叫做安適。人類在這一級的生活,不是為求生活的需要,是於需要之外更求安樂□更求舒服。所以在這一級的生活程度,可以說是安適,得了充分安適之後,再更進一步,便想奢侈。比方拿穿衣來講,古代時候的衣服所謂是夏葛冬裘,便算了滿足需要;但是到安適程度,不只是夏葛冬裘,僅求需要,更要適體,穿到很舒服;安適程度達到了之後,於適體之外,還要再進一步,又求美術的雅觀,夏葛要弄到輕綃幼絹,冬裘要取到海虎貂鼠。這樣穿衣由需要一進而求安適,由安適再進而求雅觀,便好像是吃飯問題,最初只求清菜淡飯的飽食,後來由飽食便進而求有酒有肉的肥甘美味,更進而求山珍海味。好像現在廣東的酒席,飛禽走獸,燕窩魚翅,無奇不有,無美不具,窮奢極欲,這就是到了極奢侈的程度。我們現在要解決民生問題,並不是要解決安適問題,也不是要解決奢侈問題,只要解決需要民生問題,這個需要問題,就是要全國四萬萬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萬萬人都是豐衣足食。

  我在前一回講過,中國人口的數目是由四萬萬減到三萬萬一千萬,我們現在對於這三萬萬一千萬人的穿衣問題,要從生產上和製造上通盤計劃,研究一種方法來解決,如果現在沒有方法來解決,這三萬萬一千萬人恐怕在一兩年之後還要減少幾千萬。今年的調查已經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再過幾年,更是不足。現在只算三萬萬人,我們對於這三萬萬人便要統籌一個大計劃,來解決這些人數的穿衣問題。要求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首先當要研究是材料的生產。就穿衣問題來講,穿衣需要的原料是靠動物和植物,動物和植物的原料一共的四種,這四種原料,有兩種是從動物得來的,有兩種是從植物得來的。這四種原料之中,第一種是絲。第二種是麻,第三種是棉,第四種是毛。棉和麻是從植物得來的原料,絲和毛是從動物得來的原料。絲是由於一種蟲叫做蠶吐出來的,毛是由於羊和駱駝及他種獸類生出來的。絲、毛、棉、麻這四種物件,就是人生穿衣所需要的原料。

  現在先就絲來講。絲是穿衣的一種好材料。這種材料是中國最先發明的,中國人在極古的時候便穿絲。現在歐美列強的文化雖然是比我們進步得多,但是中國發明絲的那個時候,歐美各國還是在野蠻時代,還是茹毛飲血。不但是沒有絲穿,且沒有衣穿;不但是沒有衣穿,並且身上還有許多毛,是穿著「天衣」,是一種野蠻人。到近兩三百年來,他們的文化才是比我們進步,才曉得用絲來做好衣服的原料。他們用絲不只是用來做需要品,多是用來做奢侈品。中國發明絲來做衣服的原料,雖然有了幾千年,但是我們三萬萬人的穿衣問題,還不是在乎絲的問題。我們穿衣的需要品並不是絲,全國人還有許多用不到絲的問題的。我們每年所產的絲,大多數都是運到外國。供外國做奢侈品。在中國最初和外國通商的時候,出口貨物之中第一大宗便是絲。當時中國出口的絲很多,外國進口貨物之中很少,中國出口的貨物和外國進口的貨物價值比較,不但是可以相抵,而且不在超過進口貨。中國出口貨物,除了絲之外,第二宗便是茶。絲、茶這兩種貨物,在從前外國都沒有這種出產,所以便成中中國最大宗的出口貨。外國人沒有茶以前,他們都是喝酒,後來得了中國的茶,便喝茶代酒,以後喝茶成為習慣,茶便成了一種需要品。因為從前絲和茶,只中國才有這種出產,外國沒有這種貨物,當時中國人對於外國貨物的需要也不十分大,外國出產的貨物又不很多,包以通商幾十年,和外國交換貨物,我們出口絲茶的價值便可以和外國進口貨物的價值相抵消,這就是出口貨和進口貨的價值兩相平均,但是近來外國進口的貨物天天加多,中國出口的絲茶天天減少,進出口貨物的價值便不能相抵消。中國所產的絲近來被外國學去了,像歐洲的法蘭西和意大利現在就出產許多絲。他們對於養蠶、紡絲和制絲種種方法,都有很詳細的研究,很多的發明,很好的改良,日本的絲業不但是倣傚中國的方法,而且採用歐洲各國的新發明,所以日本絲的性質便是很進步,出產要比中國多,品質又要比中國好。由於這幾個原因,中國的絲茶在國際貿易上便沒有多人買,便被外國的絲絲茶奪去了。現在出口的數量,更是日日減少。中國絲茶的出口既是減少,又沒有別的貨物可以運去外國來抵消外國的進口的價值,所以每年便要由通商貿易上進貢於各國約五萬萬元大洋,這就是受了外國經濟有壓迫。中國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愈厲害,民生問題愈不能夠解決。中國絲在國際貿易上,完全被外國絲奪去了。品質沒有外國絲的那麼好,價值也沒有外國絲那麼高,但是因為要換外國的棉布棉紗來做我們的需要品,所以自己便不能夠拿絲來用,要運去外國換更便宜的洋布和洋紗。

  至於講到絲的工業,從前發明的生產和製造方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一成不易,總不知道改良。後來外國學了去,加以近來科學昌明,更用科學方法來改良,所以製出的絲便駕乎中國之上,便侵佔中國蠶絲的工業。我們考究中國絲業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是在乎生產方法不好,中國所養的蠶很多都是有病的,一萬條蠶裡頭,大半都是結果不良,半途死去;就是幸而不死,這些病蠶所結的繭,所出的絲,出是品質不佳,色澤不好。而且繅絲的方法不完全,斷口太多,不合外國織綢機器之用。由於這些原因,中國絲便漸漸失敗,便不能敵外國絲,在幾十年以前,外國養蠶的方法也是和中國一樣,中國農民養蠶,有時成績很優,有時完全失敗;這樣結果,一時好一時不好,農是沒的別的方法去研究,便歸於命運。養蠶的收成不好,便說是「命運不佳」。外國初養蠶時候,也有許多病蠶,遇著失敗沒有方法去挽救,也是安天命運。後來科學家發明生物學,把一切生物留心考察,不但是眼所能看見的生物要詳細考究。就是眼看不見、要用幾千倍顯微鏡才能看見的生物,也要過細去考究。由於這樣考究,法國有一位科學家叫做柏斯多,便得了一個新發明。這個發明就是:一切動物的病,無論是人的病或是蠶的病,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而起,生了這種微生物,如果不能夠除去,受病的動物便要死。他用了很多功夫,經過了許多研究,把微生物考究得很清楚,發明了去那種微生物來治療蠶疾的方法,傳到法國、意國的養蠶家。法國、意國人民得了這個方法,知道醫蠶病,於是病蠶便少了很多,到繅絲時候成績便很好,絲業便很進步。後來日本學了這個方法,他們的絲業也是逐漸進步。中國的農家一向是守舊,不相考究新法。所以我們的絲業便一天一天的退步,現在上海的絲商設立了一間生絲檢查所,去考究絲質,想用方法來改良。廣東嶺南大學也有用科學方法不改良蠶種,把蠶種改良了之後,所得絲有收成是很多,所出絲的品質也是很好,但是這樣用科學方法去改良蠶種,還只是少數人才知道,大多數的養蠶家還沒有知道。中國要改良絲業來增加生產,便要一般養蠶家都學外國的科學方法,把蠶種和桑葉都來改良,蠶種和桑葉改良之後,更要把紡絲的方法過細考究,把絲的種類、品質和色澤都分別改良,中國的絲業的便可以逐漸進步,才可以和外國絲去競爭。如果中國的桑葉、蠶種和絲質沒有改良,還是老守舊法,中國的絲業不止是失敗,恐怕要歸天然的淘汰,外於完全消滅。現在中國自己大多數都不用絲,要把絲運出口去換外國的洋布洋紗,如果中國的絲質不好,外國不用是中國絲,中國絲便沒有銷路,不但是失了一宗大富源,而且因為沒有出口的絲去換外國的洋布洋紗,中國便沒有穿衣的材料。所以中國要一般人有穿衣的材料,來解決穿衣問題,便要保守固有的工業,改良蠶種、桑葉,改良紡絲的方法。至於中國絲織的綾羅綢緞,從前都是很好,是外國所不及的,現在外國用機器紡織所製出的絲織品,比中國更好得多;近來中國富家所用頂華美的絲織品,都是從外國來的。可見我們中國的國粹工業,現在已經是失敗了。我們要解決絲業問題,不但是要改良桑葉、蠶種,改良養蠶和紡絲方法來造成很好的絲,還要學外國用機器來織造綢緞,才可以造成頂華美的絲織品。來供大眾使用,等到大眾需要的充足之後,才把有餘的絲織品,來供大眾使用。等到大眾需要充足之後,才把有餘的絲織品運去外國,去換別的貨物。

  穿衣所需要的材料除了絲之外,第二種便是麻。麻也是中國最先發明的。中國古代時候,便已經發明了用麻制布的方法,到今日大家還是沿用那種舊方法。中國的農工業總是沒有進步。所以制麻工業近來也被外國奪去了。近日處國用新機器來制麻,把麻製成麻紗,這種用機器製出來的麻紗。所有的光澤都和絲差不多。外國更把麻和絲混合起來織成種種東西,他們人民都是很樂用的。這種用麻,絲混合織成的各種用品,近來輸入中國很多,中國人也是很歡迎,由此便奪了中國的制麻工業。中國各省麻很多,由麻製出來的東西,只供夏天衣服之用,只可以用一季。我們要改良制麻工業,便要根本從農業起,要怎麼樣種植,要怎麼樣施用肥料,要怎麼樣製造細麻線,都要過去細去研究。麻業才可以進步,制得的出品才是很便宜。中國制麻工業完全是靠手工,沒有用機器來製造。用手工制麻,不但是費許多工夫,製出的麻布不佳,就是成本也是很貴。我們要改良麻業,造出好麻,一定要用一種大計劃。這種計劃,是先從農業起首來研究。自種植起以至於製造麻布,每步工夫都要採用科學的方法。要能夠這樣改良,我們才可以得到好麻,才可以製出很便宜的衣料。

  絲、麻這兩種東西用來做穿衣的材料,是中國首先要發明的。但是現在穿衣的材料,不只是擴絲、麻,大多數是有棉,現在漸漸用毛。棉、毛兩材料,現在都是人人穿衣所需要的,中國本來沒有棉,此種吉貝棉是由印席傳進來的。中國得了印席的棉花種子,各處種植進來,便曉得紡紗織布,成了一種棉花工業。近來外國的洋布輸入中國,外國洋布比中國的土布好,價錢以便宜,中國人便愛洋布,不愛穿土布,中國有土布工業便被洋布代銷了,所以中國穿衣的需要材料便不得不靠外,就是有些土布小工業,也是要用洋紗來織布。由此可見中國的棉業。根本上被外國奪去了。中國自輸入印度種之後,各處都是種得很多,每年棉花的出產也是很多。世界產棉的國家,第一個是美國。其次是印度。中國產棉花是世界上的第三等國。中國所產的棉雖然是不少,天然品質也是很好,但是工業不進步,所以自己不能夠用這種棉花來製成好棉布棉紗,只可將棉花運到外國去賣。中國出口的棉花大多數是運到日本,其餘運到歐美各國,日本和歐美各國來買中國棉花,是要拿來和本國的棉花混合,才能夠織成布好布。所以日本大阪各紡織布廠所用的原料,不只一半是中國的棉花,他們拿中國的棉花織成布之後,再把布又運到中國來賺錢。本來中國的工人是頂多的,工錢也是比各國的便宜的,中國自己有棉花,又有賤價的工人,為什麼還要把棉花運到日本去織布呢?為什麼自己不來織布呢?日本的工人不多,工價又貴,為什麼能夠買中國棉花,織成洋布,運回中國來賺錢呢?推究這個原因,就是由於中國的工業不進步,不能夠製造便宜布;日本的工業很進步,能夠製造很便宜的布。

  所以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解決農業和工業的兩個問題。如果農業和工業兩個問題不能夠解決,不能夠增加生產,便沒有便宜衣穿。中國自己既是不能製造便宜布,便要靠外國運布進來。外國運布來中國,他們不中來盡義務,也不是來進貢,他們運貨進步是要賺錢的,要用一塊錢的貨,換兩塊中國錢。中國的錢被外國賺去了,就是要受外國的經濟壓迫。追究所以受這種壓迫的原因,還是由於工業不發達,因為工業不發達,所以中國有棉花都要運去外國,外國的粗棉布還要買進來。中國人天天<穿>的衣服都是靠外國運進來,便要出很高的代價;這種很高的代價,便是要把很貴重的金銀、糧食運到外國去抵償。這樣情形,便很像破落戶的敗家子孫自己不知道生產,不能夠謀衣食,便要把補祖宗留傳下的珍寶玩器那些好東西賣去換衣食一樣。這就是中國受外國經濟壓迫和現狀。

  我從前在民族主義中已經是講過了,中國受外國經濟的壓迫,每年要被外國奪去十二萬萬至十五萬萬元。這個十五萬萬元的損失之中頂大的就是由於進口貨同出口貨不相比對。照這兩三年海關冊的報告,出口貨比進口貨要少三萬萬餘兩。這種兩數是海關秤,這種海關秤的三萬萬餘兩。要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五萬萬元,若果折合廣東毫銀便有六萬萬元。這就是出口貨同進口貨不能相抵銷的價值。進口貨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頂大的是洋紗洋布,這種洋紗洋布都是棉花織成的,所以中國每年的進口的損失,大多數是由於棉貨,據海關冊的報告,這種進口棉貨的價值,每年要有二萬萬海關兩,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三萬萬元。這就是中國用外國的棉花每年要值三萬萬無,拿中國近來人人口的數目比較起來,就是每一個人要用一塊錢來穿洋布。由此可見現在中國民生的第二個需要,都是用外國材料。中國本來有棉花,工人很多,工錢又賤,但是不知道振興工業來挽回利權,所以就是穿衣便不能不用洋布,便不能不把許多錢都送到外國人。要送錢到外國人,就是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沒有方法來解決。我們直接穿衣的民生問題,更是不能解決。大家要挽回利權,先解決穿衣問題,便要減少洋紗洋布的進口。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什麼好方法呢?

  當歐戰的時候,歐美中國沒有洋布運進中國,到中國的洋布都是從日本運來的。日本在那個時候,供給歐洲協約國的種種軍用品,比較運洋布來中國還要賺錢很多,所以日本的大工廠都是製造軍用品去供給協約國,只有少數人工廠製造洋紗洋布運到中國來賣。中國市面上的布便不夠人民穿,布價便是非常之貴。當時中國的商人要做投機事業,便發起設立許多紗廠布廠,自己把棉花來紡成洋紗,更用洋紗織成洋布。後來上海設立幾十家工廠,都是很賺錢,一塊錢的資本差不多要賺三四塊錢,有幾倍的利息。一般資本家見這樣的大利,大家更想發大財,便更投許多資本去開紗廠布廠,所以當時在上海的紗廠布廠真是極時一時之盛。那些開紗廠布廠新發財的資本家,許多都是稱為棉花大王。但是到現在,又是怎麼樣情形呢?從前的幾千萬的富翁,現在都是虧大本,變成了窮人,從前所開的紗廠布廠,現在因為虧了本,大多數都是停了工。如果再不停七,還更要虧本,甚至於要完全破產。

  這是什麼原因呢?一般人以為外國的洋布洋紗之所以能夠運到中國的原故,是由於用機器來紡紗織布,這種用機器來紡紗織布,比較用手工來紡紗織布,所得品質是好得多,成本是輕得多;所以外國在中國買了棉花,運回本國織成洋布之後,再運到中國,這樣往返曲折,還能夠賺錢,推究他們能夠賺錢的原因,是由於用機器。由於他們都是用機器,所以中國一般資本家都是學他們,也是用機器來織布紡紗,開了許多新式的大紗廠大布廠,所投的大的有千萬,小的也有百幾十萬。那些紗廠和布廠在歐戰的時候本賺了許多錢,但是現在都是虧本,大多數都是停工,從前的棉花大王現在多變成了窮措大。推到我們現在的紗廠和布廠也是用機器,同是一樣的用機器,為什麼他們外國人用機器織布紡紗便賺錢,我們中國人用機器織布紡紗便虧本呢?而且外國織布的棉花還是從中國買回來的,外國買到棉花運回本國去,要花一筆運費,織成洋布之後再運來中國,又要花一筆運費。一往一返,要花多兩筆運費。再者,外國工人的工錢又比中國高得多。中國用本地的土產來製造貨物,所用的機器和外國的相同,而且工價又便宜,照道理是應該中國的紗廠布能夠賺錢,外國的紗廠布在虧本。為什麼所得結果恰恰是相反呢?

  這個原因,就是中國的棉業受民外國的政治壓迫。外國壓迫中國,不但是專用經濟力。經濟力是一種天然力量,就是中國所說的「王道」。到了經濟力有時而窮,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便用政治來壓迫。這種政治力,就是中國所說的「霸道」。當從前中國用手工和外國用機器競爭的時代,中國的工業歸於失敗,那還是純粹經濟問題;到了歐戰以後,中國所開的紗廠布廠也是學外國用機器去和他們競爭,弄到結果是中國失敗,這便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外國用政治力來壓迫中國是些什麼方法呢?從前中國滿清政府和外國戰爭。中國失敗之後,外國便強迫中國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外國至今都是用那些條約來束縛中國。中國因為受了那些條約的束縛,所以無論什麼事都是失敗。中國和外國如果在政治上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在經濟一方面可以自由去和外國競爭的,中國還可以支持,或不至於失敗。但是外國一用到政治力,要拿政治力量來做經濟力量的後盾,中國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可以競爭。

  外國束縛中國的條約,對於棉業問題是有什麼關係呢?現在外國運洋紗到中國,在進口的進修,海關都是要行值百抽五的關稅;進口之後,通過中國內地各處,再要行值百抽二五的釐金。統計起來,外國的洋紗洋布只要納百分之七五的厘稅,便可以流通中國各處,暢行無阻。至於是中國紗廠布廠織成的洋布,又是怎麼樣呢?在滿清的時候,中國都是做夢,糊糊塗塗,也是聽外國人主持。凡是中國在上海等處各工廠所出的布匹,都要和外國的洋布一樣,要行值百抽五的關稅;經過內地各處的時候,又不能和外國洋布一樣只納一次釐金,凡是經過一處地方便要更納一次釐金,經過幾處地方便要納幾次釐金。講到中國土布海關稅是和外國洋布一樣,納釐金又要比外國洋布多幾次,所以是中國土布的價錢便變成非常之高。土布的價錢太高,便不能流通各省,所以就是由機器織的布,還是產能夠和外國布來競爭。外國拿條約來束縛中國的海關釐金,釐金廠對於外國貨不能隨便加稅,對於中國貨可以任意加稅。好像廣東的海尖,不是中國人管理,是外國人管理,我們對於外國貨物便不能自由加稅。中國貨物經過海關,都是由外國人任意抽稅,通過各關卡更要納許多次數釐金。外國貨物納過一次稅之後,便通行無阻。這就是中外貨物的稅率不平均。因為中外貨物的稅率不平均,所以是中國的布便歸失敗。

  至於歐美平等的獨立國家,彼此的關稅都是自由,都沒有條約的束縛,各國政府都是可以自由加稅。這種加和稅的變更。是看本國和外國的經濟狀態來定稅率的高下。如果外國有很多貨物運進來,侵奪本國的貨物,馬上便可以加極重的稅來壓制外國貨;壓制處國貨就是保護本國貨,這種稅法,就叫做「保護稅法」。譬如中國有貨運到日本,日本對於中國貨物最少也要抽值百分之三十的稅;他們本國的貨物便不抽稅。所以日本貨物原來成本是一百元的,因為不納稅,仍是一百元,日本貨物如果賣了一百二十元,便有二十元的利,中國貨運到日本,若賣了一百二十元,便要虧十元的血本。由此日本便可以抵制中國貨。這種保護本國貨物的發達,抵制外國貨物的進口,是各國相同的經濟政策。

  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保護本國工業不為外國侵奪,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夠來保護工業。中國現在受條約的束縛,失政治的主權,不但是不能保護本國工業,反要保護外國工業,就是由於外國資本發達,機器進步,經濟方面已經是佔了優勝;在經濟力量之外,背後還有政治力量來做後援。所以中國的紗廠布廠,當歐戰的時候沒有歐美的洋布洋紗來競爭。我們便要虧本。講到穿衣問題裡頭,最大的是棉業問題,我們現在對於棉業問題沒有方法來解決。中國棉業還是在幼稚時代,機器沒有外國的那麼糧良,工廠的訓練和組織又沒有外國的那麼完備,所以中國的棉業就是不抽釐金關稅,也是很難和外國競爭。如果和外國競爭,便要學歐美各國的那種政策。

  歐美各國對於這種政策是怎麼樣呢?在幾十年以前,英國的工業是占世界上第一個地位,世界所需要的貨物都靠英國來供給。當時美國還是農業時代,所有的小工業完全被英國壓迫,不能夠發達。後來美國採用保護政策,實行保護稅法,凡是由英國運到美國的貨物,便要行值百抽五十或者值百抽一百的重稅。因此英國貨物的成本便變成極大,便不能夠和美國貨物去競爭,所以許多貨物便不能運去美國。美國本國的工業便由此發達。現在是駕乎英國之上。德國在數十年之前也是農業國,人民所需要的貨物也是要靠英國運進去,要受英國的壓迫。後來行了保護政策,德國的工業也就逐漸發達,近來更駕乎各國之上。由此可見,我們要發達中國的工業,便應該倣傚德國、美國的保護政策,來抵制外國的洋貨,保護本國的土貨。

  現在歐美列強都是把中國當做殖民地的市場,中國的主要和金融都是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著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打破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能夠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中國要提倡土貨、抵制洋貨,從前不知道運動了好幾次,但是全國運動不能一致,沒有成功,就令全國運動能夠一致,也不容易成功。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國家的政治力量太薄弱,自己不能管理海關。外國人管理海關,我們便不能夠自由增減稅率;不能夠自由增減稅率,沒有方法令法國令洋布價貴,土布的價賤,所以現在的洋布便是便宜過土布,洋布便宜過土布,無論是國民怎麼樣提倡愛國,也不能夠永久穿洋布來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國民永久不穿布來穿土布,那便是和個人的經濟原則相反,那便行不通。比方一家每年要用三十元的洋布,如果抵制洋布、改用土布,土布的價貴,每年不止費三十元,要費五六十元,這就是由於用土布每年便要多費二三十元。這二三十元的耕費,或者一時為愛國心所激動,寧可願意犧牲。但是這樣的感情衝動。是和經濟原則相反,決講不能夠持久。我償要合乎經濟原則,可以持久,便要先打破不平等的條約,自己能夠管理海關,可以自由增減稅率,令中國貨和外國貨價錢平等,譬如一家每年穿洋布要費三十元,穿土布出只費三十元,那才是正當辦法,那才可以持久。我們如果能夠更進一步,能令洋布貴過土布,令穿外國洋布的人一年要費三十元,穿本國的人一年只費二十元,那便可以戰勝外國的洋布工業,本國的土布工一便可以大發達、不准外國洋布進口,便要國家有政治權力,穿衣問題才可以解決。

  講到民生主義有穿衣問題,現在最重要的材料就是絲、麻、棉,毛四種。這四種材料之中的毛,中國也是出產好多,品質也是比外國好。不過中國的這種工業不發達,自己不製造,便年年運到外國去賣,外國收中國的毛,製成絨呢,又再運回中國來賣,賺中國的錢。如果我們恢復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毛業,也可以和棉業同時來發達。毛工業能夠發達,中國人在冬天所需要的絨呢,便可以不用外國貨。有盈餘的時候,更可以像絲一樣,推廣到外國去銷行,現在中國的制毛工業不發達,所以只有用帶皮的毛;脫皮的散毛在中國便沒有用外,便被外國用賤價收買,織成絨呢和各種氈料,運回中國來賺我們的錢。由此可見,中國棉業和毛業。同是受外國政治經濟垢壓迫,所經我們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用全國的大力量統籌計劃,先恢復政治的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絲、麻、棉、毛的農業和工業;更要收回海關來保護這四種農業和工業,加重原料之出口稅及加重洋貨之入口稅。我國之紡織工業必可立時發達,而穿衣材料問題方能解決。

  衣服的材料問題可以解決,我們便可來講穿衣之本題,穿衣之起源前已講過,就系用來御寒,所以穿衣之作用第一就系用來保護身體。但是後來文明漸進,就拿來彰身,所以第二之作用就系要來好看,叫做壯觀瞻。在野蠻時代的人無衣來彰身,就有圖騰其體的,就是用顏色塗畫其身,即古人所「文身」是也,至今文明雖進,而穿衣作用仍以彰身為重,而御寒保體的作用反多忽略了。近代窮奢斗侈,不獨材料時時要花樣翻新,就衣裳之款式也年年有寬狹不同。而習俗好尚,又多有視人衣飾以為優劣之別,所以有「衣冠文物」就是文化進進步之別稱,迨後君權發過,則又衣服為等級之區別,所以第三個作用,衣服即為階級之符號。至今民權發達,階級削平,而共和國家之陸海軍,亦不能除去以衣飾為等級之習尚。照以上這三個衣服之作用,一護體、二彰身、三等差之外,我們今天以穿衣為人民之需要,則在此時階級平等、勞工神聖之潮流,為民眾打算穿衣之需要,則又要加多一個作用,必在能護體、能美觀、又能方便不礙於作工,乃為完美之衣服。

  國家為實行民生主義,當本此三穿衣之作用,來開設大規模之裁縫廠於各地,就民數之多少,寒暑之節候,來製造需要之衣服,經供給人民之用。務使人人都得到需要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此就是三民主義國家之政府對於人民穿衣需要之義務資格。凡失去國民之資格者,就是失去主人之資格,此等遊惰之流氓,就是國家人群之蟊賊,政府必當執行法律以強近之,必使此等流氓漸變為神聖之勞工。得以同享國民之權利。如此,流氓盡絕,人人皆為生產之分子,則必豐衣足食,而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矣。

  上李鴻章書*

  (一八九四年六月)

  宮太傅爵中堂鈞座:

  敬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當今光〔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采。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於乘可為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捨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兩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庫序學校遍佈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啟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眾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為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為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勖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丙猶〔後〕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自〔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為士師,農學熟悉者為農長,工程達練者為監工,商情諳習者為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恆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後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為民牧者,以為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為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為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只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為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即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辟,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氾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辟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顧天生人為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為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為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磽土為沃壤,化瘠土為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農家之格物學也。蠹蝕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為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為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馬之勞,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溉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浚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勸〔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為生民根本之務,捨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為事。如化學精,則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為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為日用之要需,每年入口為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為無用,今可煉為藥品,煉為顏料。又煮沙以作玻器,化土以取礬精,段石以為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為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火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為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付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為用較萬物為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礦。顧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盡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礦之功,尚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借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只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面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齏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辟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繅廢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為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為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為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谷,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繫於機器之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余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稅,只設入國之關,貨之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到〔遍〕地風波,滿天荊棘。商賈為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為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為饑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為體恤,不為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為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與相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以〔與〕商財為表裡。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奪非洲,並澳土者,商力為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凌中夏者,亦商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為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為廢材,人成之物為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為之經營,為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為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闤闠。辟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廛,求上國之名都以為租界,集殊方之貨寶〔實〕,聚列國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為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今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隻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校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為後日推廣之圖,必也先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為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興路之扼要也。

  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為工,捐納為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日: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顧我中國倣傚西法,於今已三十餘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辟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間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倣傚西方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脣為之焦,舌為之敝,苦心勞慮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眾,行之尚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為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殆為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劑遽投,膏肓漸愈。逮乎法釁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囿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所謂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為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為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借。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為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駑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為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于于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眾,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發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為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祲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足食胡以養民?不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為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遍行,為力尚易,為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倣傚,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磽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況大遜前時,覓食農民尤為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通〔迨〕為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畢。近以憤於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群相倣傚,戶戶欲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煙一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群相倣傚,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裡,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托空言者此也。

  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窔;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周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為生民請命,伏祈采擇施行,天下幸甚。

  肅此具稟,恭叩鈞綏。伏維垂鑒。

  文謹稟

  注釋:

  據《萬國公報》月刊第六十九、七十冊(光緒二十年九、十月上海出版)連載的廣東香山來稿《上李傅相書》

  *李鴻章是清朝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孫中山一八九四年初在廣東起草這個文件,修改定稿後,六月赴天津投書。

  《孫中山選集》

  興中會章程*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翦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塗〔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傚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用特集會眾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仰諸同志,盍自勉旃!謹訂規條,臚列如下:

  一、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為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

  二、凡入會之人,每名捐會底銀五元。另有義捐以助經費,隨人惟力是視,務宜踴躍赴義。

  三、本會公舉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庫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專司理會中事務。

  四、每逢禮拜四晚,本會集議一次。正副主席必要一位赴會,方能開議。

  五、凡會中所收會底各銀,必要由管庫存貯妥當,或貯銀行以備有事調用。惟管庫須有殷商二名擔保,以昭鄭重。

  六、凡會中捐助各銀,皆為幫助國家之用,在此不得動支,以省浮費。如或會中偶遇別事要用小費者,可由會友集議妥允,然後支給。

  七、凡新入會者,須要會友一位引薦擔保,方得准他入會。

  八、凡會內所議各事,當照捨少從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

  九、凡以上所訂規條,各友須要恪守。倘有善法,亦可隨時當眾議訂加增,以臻完美。

  注釋:

  據鄭東夢編《檀山華僑》(檀香山檀山華僑編印社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轉錄何寬所藏原件

  *這個章程是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時制訂的。成立興中會的日期未見記載,現在標出的是第一批興中會員繳納會費時的登記日期。

  《孫中山選集》

  倫敦被難記*

  (一八九七年初)

  序

  近者,予被逮於倫敦中國公使館,頗為當世所注意。予且因是結納多數良友,泰西學子借為法律問題之討論者尤眾。予若不以案中實情佈告當世,則予之職為未盡。顧予於英文著述非所長,惟冀讀者恕其譾陋,勿加督責。而遣辭達意尤得吾友匡助之力為多,使非然者,予萬不敢貿然以著作自鳴也。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孫文識於倫敦

  第一章原因

  時在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於珠江江口之澳門,以醫為業,藐茲一身。初不料四年後竟被幽於倫敦中國使館,更不料以是轟動政界,甚且由英政府出而為實地之干涉,以要求彼使館之見釋也。雖然,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實始於是年;予之以奔走國事,而使姓名喧騰於英人之口,實始於是地。

  當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時,予學醫於廣州之英美傳道會,主政者為戈爾醫學博士(Dr.Kerr)。次年,聞香港創立醫科大學,遂決計赴香港肄業。閱五年而畢業,得醫學博士文憑。

  澳門一埠,其隸屬於葡萄牙者蓋三百六十年矣。顧政柄雖屬歐人,而居民多稱華籍,即其自稱為葡人者亦大半為本地之歐亞雜種也。

  予既卜居於澳門,澳門中國醫局之華董所以提攜而噓拂之者無所不至,除給予醫室及病房外,更為予購置藥材及器械於倫敦。

  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則自中國有醫局以來,其主事之富紳對於西醫從未嘗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門始。予既任事於醫局,求治者頗眾,而尤以外科為繁。然亞東之閉塞,甫見開通,而歐西之妒焰已起而相迫。蓋葡人定律,凡行醫於葡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澳門葡醫以此相齮齕,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見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醫業之進行猝遭頓挫,雖極力運動,終歸無效。顧予赴澳之初,並不料其有是,資本損失為數不少,旋即遷徙至廣州焉。

  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可名之為「少年中國」黨(按即興中會)1[英文原為「YoungChina」Party.譯者在這裡和下文提及「興中會」,均為原文所無。]。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制及腐敗政治之代。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蓋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也。

  至中國現行之政治,可以數語賅括之曰: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為民收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受冤抑,無所吁訴。且官場一語等於法律,上下相蒙相結,有利則各飽其私囊,有害則各委其責任。婪索之風已成習慣,官以財得,政以賄成。間有一二被政府懲治或斥革者,皆其不善自謀者也。然經一番之懲治或斥革,而其弊害乃逾甚。至官場俸額之微,殆非英人所能夢見。彼兩廣總督所治區域,人口之眾過於全英,然其一歲之俸祿,合諸英金不過六十磅而已。是則一行作吏,安得而不以婪索及枉法為事乎?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為榮,姓名一登榜上,即有入官之望;於是納賄當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養,而每年之貢獻於上官者又至多,雖欲不貪安可得乎?況有政府以為其貪黷之後盾,自非癡駭,更安肯以清廉自矢?且囊橐既盈,則不數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資以謀高位,為計之便,無過於此。顧茲民賊,即後日最高級之上官,而一切社會、政治、刑律事件之所由取決者也。夫滿政府既借苞苴科斂、賣官鬻爵以自存,則正如糞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穢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潛滋而暗長乎!至其塗飾人民之耳目,錮蔽人民之聰明,尤有可駭者。凡政治之書,多不得流覽;報紙之行,尤懸為厲禁。是以除本國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國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與聞。談兵之書,不特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於一死。至於新器之創造、新學之發明,人民以惕於死刑,罕敢從事。是故中國之人民,無一非被困於黑暗之中。即政府有時微透一二消息,然其所透者,皆其足以自利者也。雖然,華人之被桎梏縱極酷烈,而其天生之性靈,深沉之智力,終不可磨滅。凡歐人之稔知華事者多如此評論,且謂其往往有超出歐人之處也。不幸中國之政,習尚專制,士人當束髮受書之後,所誦習者不外於四書五經及其箋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於奉令承教、一味服從之義者,則且任意刪節,或曲為解說,以養成其盲從之性。學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國之政治無論仁暴美惡,而國民對於現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近者日本命將遺師,侵入吾土,除宅居戰地之人民外,罕有知中日開釁之舉者。彼內地之民,或並不知世界有日本國,即使微有風傳,獲聞一二,亦必曰是外夷之犯順,而斷不信其為敵國之相侵也。

  中國睡夢之深,至於此極,以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興中會之所由設也。此興中會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聽,政府之或一奮起也。且近年以來,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觸接較近,其於外國憲政當必略有所知。以是吾黨黨員本利國利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時則日本正以雄師進逼北京,在吾黨固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恐以懲治新黨失全國之心,遂寢閣不報。顧中日戰事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之人加以譴責,且謂此等陳請變法之條陳,以後概不得擅上云云。

  吾黨於是憮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且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會多不滿意於軍界,蓋海陸軍人腐敗貪黷,養成積習,外患既逼,則一敗塗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遠,愈積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

  興中會之總部,設於上海。而會員用武之地,則定於廣州。當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北方戰事既息之後,廣州軍隊之被政府遣散者,約居四分之三,此等軍隊多散而為流民、為盜賊。即其未解散者亦多憤懣不平,群謂欲解散則全體解散,欲留用則全體留用;然當事者充耳若弗聞也。吾黨於是急起而運動之,冀收為己用。各軍士皆欣然從命,願效死力。由是而吾黨之武力略具矣。

  時適巡防肇事,棄其軍服,四出劫掠。百姓憤甚,因起而合捕之,囚其為首者若干人於會館。詎知巡防局員率眾而出,撲攻會館,既將被囚諸人一律釋放,並將館中所有劫掠一空。於是居民特開會議,議決以代表一千人赴愬於巡撫衙門。當事者斥為犯上作亂,下領袖代表於獄,餘人悉被驅散。於是民怨日深,而投身入興中會者益眾。

  時為兩廣總督者曰李瀚章,即李鴻章之弟〔兄〕也,在粵桂兩省之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缺者,均須納定費若干於督署。是又一間接剝民之法也。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且中國官界,每逢生日,其所屬必集資以獻。時兩廣官場以值李督生日,醵金至一百萬兩以充賀禮;此一百萬兩者,無非以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之法,取資於部民之較富者。而同時督署中,又有出賣科第、私通關節之事,每名定費三千兩。以是而富者怨,學者亦怨。凡茲所述,皆足以增興中會之勢力,而促吾黨之起事者也。

  於是而興中會起事之計劃定矣。定計於廣州突舉義旗,據省城而有之,盡逐諸官吏;舉事之際,不特須極秘密,使倉卒不及備,且須力主沉靜,不以殺戮為能。因於汕頭及西江沿岸募集兩軍,同時向廣州進逼。蓋以汕頭及沿江之人與廣州有主客之分,汕頭在廣州之北,雖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而語言之殊異,不啻英國之於意大利。所以用客軍進取者,因其與土人不相習,無牽率之慮,可一意以爭勝利;萬一客軍中途變計,相率潰散,則事後蹤跡易顯,斷不能存身於廣州。凡此皆所以逼其進取,而為韜略上不得已之作用也。

  是兩軍者,期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某日,一由西南,一由東北,同時向廣州進發。吾黨籌備進行甚形愜意。興中會會員且時時集議,所需軍械藥彈以及炸藥之屬,隨時屯積於大本營者甚富。除汕頭及西江兩軍外,又有四百人自香港馳至。迨會兵之期已屆,各軍與省城之距離,軍行約四小時可達;又有衛隊百名,身藏利器,巡行於興中會之四周;復有急使三十人,奉會員命分赴各邑,令黨人於翌晨同時起事。詎意會員部署略定,忽有密電馳至,謂西南、東北兩軍中途被阻。兩軍既不得進,則應援之勢已孤,即起事之謀已敗。然急使既遣,萬難召回。一面又連接警報,謂兩軍萬難進行,幸彼此各自為謀,未盡覆沒。於是黨員急起而消滅種種形跡,毀文籍,藏軍械,且連電香港,令緩師。然香港黨員接電之時,已在港軍盡發之後。港軍乘輪舟赴粵,並挈有大宗槍械,分儲若干箱。黨員接電後,非特不將港軍暫行遣散,且追蹤至粵。於是該黨員及其部眾盡投於羅網矣。至廣州諸黨魁,亦紛紛四散。予於奔避之際,遇險者數,後幸得達一小汽船,乘之以走澳門。在澳門留二十四小時,即赴香港,略訪故人,並投康德黎君(Mr.JamesCantlie)之門而求見焉。康德黎者,以一身而兼為予之師友也。康德黎君聞予出奔之故,即令予求見香港某律師,與商此後之行止。

  第二章被誘

  予所就教者為達尼思律師(Mr.Dennis)。達尼思詢悉顛末,即令予走避他方,毋以逗遛致禍。時予至香港已二日矣,聞律師言,不及與康德黎君握別,即匆匆乘日本汽船赴神戶。居神戶數日,又至橫濱。在橫濱購日本人所制之歐服,盡易舊裝,留鬚割辮。一二日後,由橫濱乘輪赴哈威夷群島1[今譯夏威夷群島,華僑稱為檀香山。],就寓於火納魯魯2[今譯火奴魯魯,華僑稱為檀香山正埠。]。火納魯魯為予親故及同志所在,相處甚歡。予生平每經一地,如日本,如火納魯魯,如美利堅,與華僑相晉接,覺其中之聰明而有識者,殆無一不抱有維新之志願,深望母國能革除專制,而創行代議政體也。

  予在火納魯魯時,偶於道上與康德黎君及其家屬相邂逅;康蓋率眷回英國,而道出火納魯魯也。渠等見予不復相識,而其同行之日本乳媼,方以予為日本人而改易歐裝者,遂以日本語與予相問答。此為予易服後數遇不鮮之事,蓋日本人多以予為同鄉,待啟口而後始悟其非是也。

  予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由火納魯魯赴舊金山,舊金山之華人均與予一見如故,所以相遇者甚厚。閱一月,遊歷至美利堅。在美三月,乘輪船「麥竭斯的號」(S.S.Majestic)東行至英國之利物浦(LiverPool)。方予在紐約時,友人多來相告,謂中國駐美公使為滿洲人,其與漢人本無感情,而惡新黨尤甚,故令予兢兢致慎雲。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倫敦,投止於斯屈朗(Strand,倫敦路名)之赫胥旅館。翌日,往訪康德黎君。康德黎君夫婦相待極殷摯。康所居在波德蘭(PortlandPlace,倫敦區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Street)之四十六號,因為予覓相近之捨館曰葛蘭旅店(Gray』sInn),使徙止焉。予自是即小住倫敦,或游博物院,或訪各處之遺跡。觀其車馬之盛,貿易之繁,而來往道途絕不如東方之喧嘩紛擾,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嚮往也。

  予無日不造訪康德黎君。每至,輒入其書室,借資消遣。一日,予於其家進中膳時,康德黎君戲謂中國使館與伊家為鄰,盍過訪之。因相視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毋然,彼公使館中人睹子之面,行當出而相捕,械送回國耳!」予聞夫人言,益相與大笑。初不料夫人之談言微中,不久即見諸實事也。一夕,予飯於孟生醫學博士(Dr.Manson)家。孟生君亦予香港舊識,曾授予醫學者。君亦笑謂予曰:「慎勿行近中國使館,至墮虎口。」予以是於中國使館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遠,歷經良友之告誡,非全措意者;然予至倫敦為日猶淺,途徑未熟,彼良友之告誡於予初無所濟也。

  是年十月十一日,適值星期,予於上午十點半鐘時,自葛蘭旅店(葛蘭旅店在倫敦霍爾龐Holborn之葛蘭旅店街;霍爾龐,區名)赴覃文省街,欲隨同康德黎君等赴禮拜堂祈禱。正躑躅間,一華人自予後潛步而至,操英語問予曰:「君為日本人歟?抑中國人與?」予答曰:「予中國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予答以廣東。其人仍操英語曰:「然則我與君為同鄉,我亦來自廣州者也。」夫中國盛行不規則之英語,名曰「Pidsin」英語,意即商業英語也。華人雖同隸一國,而言語多相扞格,譬如汕頭之與廣州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視倫敦之與利物浦猶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語,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借商業英語通其郵,彼汕頭人與廣州人之商於香港者多以英語相晉接,此足以見中國言語之歧雜矣。雖文字之功用及於全國,初無二致,然中文之與日本文固亦大致相似者也。中日兩國人相遇之時,即或言語不通,而彼此盡可畫地為書或操紙筆以談也。

  予途遇之華人既稔予為粵人,始以粵語與予相酬答,且語且行,步履頗舒緩。俄而又有一華人來,與予輩交談。於是予之左右,如有一人並行矣。是二人者,堅請予過其所居,謂當進雪茄,烹杯茗,略敘鄉誼。予婉卻之,遂相與佇立於道旁階砌。未幾,又有一華人至,其最先與予相遇者即迤邐而去。於是與予相共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屈予過從,其意氣若甚殷勤者。予是時已及於階砌傍屋之側,正趑趄間,忽聞鄰近之屋門然而辟,予左右二人挾予而入,其形容笑貌又似諧謔,又似周旋,一紛擾間,而予已入,門已閉,鍵已下矣!然予未知此屋為誰之所居,故方寸間並無所疑懼。予之所以猶豫不即入者,以急欲往訪康德黎君博士,冀同往禮拜堂,稍一遲回,不免過晏耳。迨予既入門,睹其急遽之狀,且屋宇如彼其寬廣,公服之華人如彼其眾多,因陡然動念曰:「是得非中國使館乎?」又憶中國使館在覃文省街之鄰,意者予向時躑躅之所,即中國使館左右之道途乎?

  予入門後,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一二人與予接談數語,又自相磋商數語,遂遣二人挾予登樓。既登樓,復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幾而二人又至,更挾予登一樓,是為第二層樓。仍入一室中,其室有窗,護以鐵柵,窗外即使館之屋後也。未幾,有一鬚髮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饒有官氣,一入室即謂予曰:「汝到此即到中國,此間即中國也。」

  言已就坐,叩予之姓,予答曰:「孫。」

  其人曰:「汝姓孫名文,予得駐美使臣來電,謂汝乘輪船『麥竭斯的號』遊歷至英,因令我捕汝於此。」

  予問曰:「捕予何意?」

  其人曰:「汝前嘗上策於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惟今者總理衙門急欲得汝,因令余暫相羈留,以待朝廷之命。」

  予曰:「予被留於此,可使吾友知之乎?」

  曰:「否,是不能!惟旅館中之行李,汝可馳一函,俾此間人為汝取之。」

  予告以欲致書於孟生博士,其人乃命人給予紙筆。予書中大意,謂此身被禁於中國使館,請轉告康德黎君,俾取予行李畀予云云。其人閱竟,甚不以函中「被禁」字為然,因囑予別繕一函。予乃繕曰:「頃予在中國使館,乞告康德黎君,為予送行李至此」云云。

  是老人者,予初不稔為何許人,厥後而始知其即盛名鼎鼎之馬凱尼(SirHallidayMacartney1)也[原文有錯,今據英文本校改。馬凱尼系清駐英公使館二等參贊,在當時使館文書中譯作馬格裡。]。

  馬凱尼君忽又謂予可徑函告旅館,不必托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並非旅館,除康德黎君外無知予居處者。因以改繕之函授之。馬凱尼唯唯,許為代寄。馬凱尼之所以忽然轉念者,蓋欲借是以搜予行篋,或能得吾黨之姓名及往來之函牘耳。計亦狡矣!

  第三章被禁時之情形

  馬凱尼君既出,即闔予所居室之門,並下鍵焉。自是予遂遭幽禁矣。未幾,閉門外有匠人施斧鑿之聲,則於原鍵外更增一鍵也。且特遣監守二人,一中一西,嚴視門外;有時或於二監者之外更添一人。當最初之二十四小時內,其中國監守二人,時或入予室,與予相語。其於予被禁之緣由雖無一語宣洩,予亦不之問,然曾告予以頃者相見之老人即馬大爺,予審為馬凱尼也。大爺者,官場通俗之尊稱,猶當時駐英公使龔某之稱龔大人也。使臣與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國人人稱之曰大人。特不知與英政府公牘往還,亦稱龔大人否耳。中國官場及外交禮節,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等重為侮慢者,西人欲稔知之,非於文學風俗殫心研究不可。彼外交官輒喜於晉接之間,以言語文字愚弄外國人,偶或佔勝,即詡詡自得曰:「洋鬼子被屈於我矣!」

  予被禁後數小時,有監守者一人入,謂奉馬凱尼君之命,搜檢予身,因探取予鑰匙、鉛筆、小刀等物。然予另有一衣袋,藏有鈔票數紙,彼不及檢取,彼所挈以去者惟無關重要之文件數紙而已。監守者詢予以飲食,予僅令取牛乳少許而已。

  是日,有英國僕役二人入室燃火爐,除灑掃外,並置煤於室,以供燃火之用。予令先至之英僕為予寓書於覃文省街四十六號康德黎家,僕唯唯。迨後至之英僕來,予亦托之如前。此二僕者,厥後並稱已將予信遞寄,然所言殊未足信也。是晚,有一英國婦人入,為予設臥具。予並未與彼婦接談。及夜,和衣而臥,然實徹旦未眠也。

  翌晨,即禮拜一日,為十月十二號,二英僕又來予室,畀予以煤料、清水及食物。其一人曰:「君書已代遞矣。」其一人名柯爾(Cole)者則曰:「予不能出公使館,故尚未能為君寄書也。」

  禮拜二日(即十月十三號),予又以寄書事詢英僕。此僕為二人中之年齒較少者,非柯爾也。其答稱確已代遞,且已面晤康德黎君,康德黎君讀竟後即遣去之曰:「是耳。」僕言之鑿鑿,且以天日自矢。予是時已無復余紙,遂裂所用手巾,急書數語,乞其再付康德黎君;並勞以小金錢一枚,(言垂)諉至再,期勿相誤。僕雖諾諾承命,而詎知其一出予室,即馳報於使館中人,盡情吐露無遺也。

  予被禁之第四日,有所謂唐1先生者來視予[英文原為Tang,應譯作鄧』下同。指鄧廷鏗,清使館譯員。],是即誘予入使館之人也。唐先生就坐,與予縱談曰:「爾日與君相見,即挈君至此,乃公事公辦,義不容辭。今日之來,則所以盡一己之私情。君不如直認為孫文,諱亦無益,蓋所事均已定奪也。君在中國卓有聲望,皇上及總理衙門均稔知汝為人,君姓名已震鑠寰球,即死亦可以無憾。君在此間,實生死所關,君知之乎?」

  予曰:「何也?此為英國,非中國,公等將何以處吾?按諸國際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將予被逮事聞於英政府,予意英政府未必肯遽從所請也。」

  唐答曰:「吾儕不請於英政府,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輪舟亦既雇定。屆時當箝君口,束君肢體,舁赴舟上。既登舟,即置君於嚴密之所,鼓輪而行。迨抵香港,當有中國炮艦泊於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艦,載往廣州聽官司鞫審,並明正典刑焉。」

  予告以此等舉動未免冒險已甚,蓋予在舟中,或得乘機與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曰:「否否,君萬不能出此。君既登舟,即有人嚴密看視,與在此無異。苟有可與外人通消息處,吾等當先事杜絕,決不使有絲毫間隙也。」予又曰:「舟中員司未必與使館沆瀣一氣,其中安知無矜憫予而為予援應者?」

  唐曰:「是輪船公司與馬凱尼君交誼甚深,該公司自當遵馬君之命而行,決不慮其有所阻梗。」

  唐又答予所問曰:「是輪船者屬於格來公司(Glen),本星期內未必啟程(按唐某與予談話之日為十月十四號,即禮拜三日)。蓋公使以惜費故,不欲專雇是船,因令其先載貨物,而行旅之費則由使館全認;迨次星期,則貨物之裝載既竟,而君亦須附載以行矣。」

  予謂此等計劃,欲見諸實行亦良難。唐曰:「予儕如不出此,則亦不妨戮汝於此,借免周折。蓋此間即中國,凡使館中所為之事,無論誰何決不能干涉也。」

  唐言已,又舉高麗某志士事為予勸慰,並資啟迪。蓋某志士自高麗出奔至日本,被其同國人誘赴上海,戕斃於英租界內,由華人將志士遺骸運往高麗,高麗政府戮屍示懲,而其戕斃志士之兇徒則獲重賞並擢高位焉。唐歷述此事,津津若有餘味,蓋其意以為此次有捕予之功,中國政府亦當加以重賞、錫以高位也。

  予問曰:「公等何殘忍若是?」

  唐曰:「此系皇上之命,凡有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當加以不次之賞。」予又進逼曰:「高麗志士之案即中日開釁之一因,今公等致予於此,或招起極大之交涉,未可知也。將來英政府對於使館中人,或不免要求中國政府全數懲治。況君與予有桑梓之誼,吾黨之在粵省者甚多,他日或出為予復仇,豈第君之一身可慮,甚或累及君之家族,亦意中事耳!」

  唐某聞予言,其豪悍之口吻不覺頓變,遂曰:「凡我所為,皆公使之命,我此來不過為彼此私情計,俾君知前途之危險耳。」

  第四章幽禁

  是日,夜半後十二點鐘時,唐又至予室與予談。予曰:「君如真為予友,則將何以援予?」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來也。我當竭盡綿力,冀脫君於厄。我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鑰,一以啟此室之門,一以啟使館之前門。我之所以出此者,以掌鑰者為公使之親隨,乃其腹心所寄,決不肯出以相授也。」

  予問以出險當在何時?唐答稱:「必須俟諸次日,即禮拜五日(按是時已在禮拜三夜十二點鐘以後,故應作為禮拜四日,而所謂次日者乃禮拜五日也)。禮拜五日清晨二點鐘時,我或能蹈隙以來,俾君出茲羅網,未可知也。」

  當唐興辭時,又告予以「禮拜五清晨必來相援,汝可預為之備」云云。然唐去後,予仍取片紙,草數語,俟禮拜四日(即十月十五號)上午授之英僕,乞其密緻康德黎君。及下午,唐復來,謂此紙已由英僕徑呈使館,馬凱尼君睹之,即向唐某大肆詬詈,謂不應以使館密謀告予。是在唐某雖有相救之心,而予此舉實足破壞其計劃,未免自誤云云。

  予乃叩以尚有一線生機否?唐曰:「生機正自未絕,特君必須遵我命而行,慎毋再誤。」

  唐乃勸予致書公使,乞其相宥。予從之。唐立命西僕柯爾將紙筆墨水至,予請易中國文具,蓋上書公使宜用漢文,未便作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良佳。蓋此間大權均操諸馬凱尼之手,公使不過坐擁虛名而已。君此書,宜畀馬凱尼也。」

  予問書中宜如何措辭?唐曰:「君必須極力表明,謂身系良民,並非道黨,徒以華官誣陷,至被嫌疑,因親詣使館,意在吁求伸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就其所授之意,繕成一長函。折疊既竟,通例應於紙背標明受書人姓名,唐乃為予讀馬凱尼君姓名之綴法曰:SirHalidayMacartney1[原文有錯,今據英文本校改。]。蓋是時予僅知其姓氏之音為馬凱尼,而猶未稔其文字上之綴法也。既而授函於唐,唐懷之而去,自是不復睹斯人之面矣。

  予此舉實墮唐某之奸計,可謂其愚已甚。蓋書中有親詣公使館吁求伸雪等語,是豈非授以口實,謂予之至使館乃出自己願,而非由誘劫耶?雖然,人當墮落深淵之際,苟有毫髮可資憑借,即不惜攀以登,更何暇從容審擇耶?更何能辨其為愚弄否耶?

  唐曾告予,凡予所繕各函,均由僕人出首於使館,並未嘗達於予友。是時,予想望已絕,惟有坐以待斃而已。

  是一星期內,予苟覓得片紙,即以被難情形疾書其上,令英僕為予擲於窗外,冀有人拾得之,或生萬一之望。予被禁之室雖有窗,並不臨街,故不得不乞僕人代投。既而知僕之愚予也,遂擬自起而為之。因於所居室之窗內一再外擲,某次,幸及於鄰家之鉛簷。然紙團之力,所及不遠,故始則裹之以銅幣,銅竭則媵之以銀;此錢幣者,乃予密藏於身畔,幸未於搜檢時被獲者也。迨所擲之紙及於鄰屋,竊意鄰家或萬一能拾視之矣。然同時別有一紙,擲出時誤觸繩,中道被阻,而徑墮於予室之窗外,因命西僕往拾之。此西僕即二僕中之少者,非柯爾也,聞命後不往拾,而反告監守者,於是監守者往拾,並留心四顧,則鉛簷上之紙團亦為所見;遂攀登鄰屋,取之以歸,呈之使館。自是而予一線僅存之希望亦盡絕矣!

  使館之所以防予者,視前益密,窗上均加以螺釘,不復能啟閉自如。藐藐我躬,真墮落於窮谷中矣!惟有一意祈禱,聊用自慰,當時之所以未成狂疾者,賴有是也。及禮拜五(即十月十六號)上午,予祈禱既竟,起立後覺方寸為之一舒,一若所禱者已上達帝聽。因決計再盡人力,待英僕柯爾來,復向之哀懇,借脫予厄。

  予謂柯爾曰:「子能為予盡力乎?」

  柯爾反詰予曰:「君何人也?」

  予曰「中國之國事犯而出亡於外者。」

  柯爾於國事犯之名稱,若未能領會。予乃叩以生平於阿美尼亞人之歷史,亦嘗有所聞否?柯爾頷之。予遂迎機以導,告以中國皇帝之欲殺予,猶土耳其蘇丹之欲殺阿美尼亞人;土耳其蘇丹之所疾視者為阿美尼亞之基督教徒,故欲聚而殲之,中國皇帝之所疾視者為中國之基督教徒,故欲捕而斬之;予即中國基督教徒之一,且嘗盡力以謀政治之改革者也。凡英國之人民無不表同情於阿美尼亞人者,故予之身世及予目前之情況苟為英國人所諗知,則其表同情於予亦不言而可決也。

  柯爾謂不識英政府亦肯相助否?予曰:「唯唯,英政府之樂於相助,又寧待言。否則中國使館只須明告英政府,請其捕予而交與中國可矣,又何必幽禁予於斯,恐外人之或聞耶?」

  予又進迫之曰:「予之生死,實懸君手。君若能以此事聞於外,則予命獲全;否則予惟有被宰割,受屠戮耳!君試思救人於死與致人於死,其善惡之相去若何?又試思吾人盡職於上帝為重要乎,抑盡職於僱主為重要乎?更試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為重要乎,抑袒助腐敗之中國政府為重要乎?君其三思予言,乞於下次相見時以君之決心示予。」

  翌晨柯爾以煤至,既投煤於爐,復以手微指煤簍。予見其所指者為一紙,不覺中心跳蕩,予之生死固惟此片紙所書者是賴也。柯爾既出,急取而讀之,其文曰:

  「某當為君遞一書於君友。惟君繕書時,慎勿據案而坐,蓋守者伺察甚嚴,得於鑰孔中窺見所為也。君若伏於臥榻而繕之,則得矣。」

  予於是偃臥榻上,取名刺一紙,面壁而書;書系致予友康德黎君者也。亭午,柯爾復來,取予書去。予媵以二十鎊為酬勞之費,顧自是而予囊亦告罄矣。既而柯爾復持煤簍至,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後,急搜煤簍,得一紙,讀之,大喜逾望。文曰:

  「勉之,毋喪氣!政府方為君盡力,不日即見釋矣。」

  以是而予知禱告之誠,果上達於天也;以是而予知上帝,固默加呵護者也。予自被逮後,衣未嘗解帶,夜未嘗安眠,至此始酣然一睡,及旦而醒。

  予之所惴惴致懼者,生命事小,政見事大。萬一果被遞解至中國,彼政府必宣示通國,謂予之被逮回華,實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後中國之國事犯決無在英國存身之地。吾黨一聞此言,必且回憶金田軍起義之後,政府實賴英人扶助之力,始得奏凱。吾國人又見予之被逮於英而被斬於華,必且以為邇來革命事業之失敗,仍出英國相助之功。自是而吾華革命主義,永無告成之望矣!且予旅館之中,行李而外尚有若干文件,設為中國使館所得,則株連之禍實不知其所終極。幸康德黎夫人以一女子而能為予預料及此,毅然赴旅館中盡取予書札文牘之屬,捆載而歸,付之一炬。是其識力之有造於吾黨者,誠不鮮也。

  予被幽使館中,第覺飲食之可厭,而並未念及飲食之可以置毒,故尚日進乳茗少許,間或啖雞卵一枚,得借延殘喘,以待予良友之營救。厥後接康德黎君來簡,而食量之增與睡境並進矣。

  第五章良友營救

  自禮拜五日(即十月十六號)後,英僕柯爾始為予效奔走,求解脫。柯爾之妻尤盡力。其於禮拜六日(即十月十七號)密白予友康德黎君之書,即出自柯爾婦之手筆。康德黎君接書,已在是日夜間十一點鐘時。書曰:

  「君有友某自前禮拜日來,被禁於中國使館中。使館擬遞解回國,處以死刑。君友遭此,情實堪憐,設非急起營救,恐將無及。某於此書雖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屬實情。君友之名,某知其為林行仙(Lin Sen)。」

  康德黎君既得此書,其感情若何,可以不言而喻。時雖深夜,然恐營救無及之故,急起而檢查馬凱尼君之居址;居址既得,即匆匆出門,馳往求見。夫此等不名譽之舉動,實以馬凱尼為主謀,而予友不知,反馳往哈蘭區(Harley Place)三號之屋,向之求助。時已禮拜六夜十一點一刻鐘。予友既造其廬,則見重門緊閉,人聲俱無。不得已出至場地外,則梅爾蓬路(Marylebone Road)中有一值夜之警察,警察目注予友,若甚疑者。據該警察謂此屋空閉,期以六閱月,居中人均往鄉間云云。予友叩以何能詳悉若是,則反唇以稽曰:「三日前有盜夜破是屋,聞於警署,警署因是而查得屋中人之姓名及其現在之蹤跡。所謂六閱月始回者,其言當不謬也。」康德黎君聞言,乃驅車至梅爾蓬巷(Mary-lebone Lane)警署,以予被拘事呈訴於值日警監。繼復至蘇格,蘭場警署,偵探長在私室接見,尤其呈訴一切,以便存案。惟康德黎君所訴之事,頗出常情之外,殊難置信。偵探長靜聽既畢,即告以此事關係重大,非渠所能主持云云。迨康德黎君步出警署之門,已在夜半後一點鐘,然所事則並未見有絲毫進步也。

  翌日上午,康德黎君奔馳至甘星敦(Kensington1)[原文有錯,今據英文本校改。],就商於其友,意欲往見現寓倫敦之中國某稅務司,乞其以私情晉謁中國公使,告以私捕人犯之事殊屬非理,宜三思而行云云。

  康德黎君之友頗不以此策為然。於是復往哈蘭區三號屋,蓋其意以為屋中人雖往鄉間,必有一二守宅之人,或可訪得馬凱尼君之蹤跡及其通信之地。詎知既抵其處,除於盜劫之事更聞一過及睹一二斧鑿散棄地上外,更不能別獲絲毫之消息,以蹤跡彼同化東亞之外交家。

  康德黎君乃往訪孟生博士,既及門,見有一人趑趄於門外,則中國使館之西僕柯爾也。蓋柯爾是日決計躬往康德黎君之家,盡以中國使館拘予之密史傾吐於予友。康德黎君家人告以予友已出訪孟生博士,柯爾乃疾趨至孟生博士之門外,意欲俟康德黎君之來,而並謁孟生博士。

  柯爾隨康德黎君入,即授以予函,是函系予以名片二紙繕成者。康德黎君刀與孟生博士同閱之,文曰:

  「予於前禮拜日,被二華人始則誘騙,繼則強挾入中國使館。予今方在幽禁中。一二日後,將乘使館特雇之船遞解回國,回國後必被斬首。噫!予其已矣!」

  孟生博士既備聞斯情,即與康德黎君從事營救。康德黎君歎曰:「設馬凱尼君未下鄉,則此事當無難措手;不幸馬凱尼又他出,吾儕當於何處求之也?」

  柯爾聞言,即告之曰:「馬凱尼君何嘗遠出?彼固無日不赴中國使館。幽孫氏於其室中者,馬凱尼也。以孫氏付於吾,令吾嚴密防守,勿使得逸者,亦馬凱尼也。」

  柯爾此言,實足使康、孟二君駭愕不已。且此事既由馬凱尼主謀,則營救不免更難,措置益須加慎,設非就商於政府中之秉政者,恐未易為功矣。

  柯爾經孟、康二君詰問後,又答稱中國使館詭稱孫氏為瘋漢,擬於二日後即下禮拜二日押解回國。至輪舟之名雖不得而知矣,然倫敦城中有名麥奇谷(McGregor)者,柯爾知其必嘗與聞斯事也。又謂本星期內忽來中國兵三、四名,止於使館中,使館向無此等人物,是則兵士之來當與孫氏之起解必有關係也。

  柯爾臨行時,康、孟二君各予以名刺一紙,俾轉授於予。蓋一則欲借此以稍慰予心,一則證明柯爾之確已為予奔走也。孟、康二博士復往蘇格蘭場警署,擬再求警察出而干涉,或可有濟於萬一。值日之偵探長謂康德黎君曰:「君於昨日夜半後十二點半鐘時嘗來此陳訴,乃時未久而君又來,此時實不及有所為也。」

  孟、康二博士既出警署,又熟籌良策,於是決計赴外部始為嘗試。抵部後,部中人告以下午五點鐘時復來,當令值日司員接見。如期復往,書記員招待甚有禮,而於二君陳訴之辭不能不疑信參半。既而謂本日適值星期,無可設法,當於翌日轉達上官云云。二博士無如何。既思時期已極迫促,設中國使館即於是夜實行其計劃,將奈之何!況更有可慮者,彼使館所雇者或系外國輪船,則英政府雖欲搜檢,亦安從而搜檢?蓋人犯既已被解,輪舟既已開行,設為英國船,則不及搜索於倫敦,尚可截留於蘇伊士河;若為外國船,則此望亦等諸泡幻矣。二君因毅然決計,先徑往中國使館,告以孫某被拘事已為外人所知,英政府及倫敦警署已知其擬將孫某遞解處以死刑云云,俾中國使館聞之,或將有所惕而不敢遽行。孟生博士以中國使館稔知康德黎君與予相習,故決計只身前往。

  於是孟生博士馳赴波德蘭區四十九號,叩中國使館之門,令門外守兵招一華人之能操英語者出見。俄而一中國通譯員出接,其人即唐某,始則捕予於途,繼則餌予於使館者也。孟生博士啟口第一語,即曰「某欲一見孫逸仙」。唐某面作躊躇之色,口中喃喃曰:「孫……孫……」一若不知斯名之誰屬者。既而答曰:「是間並無此人。」孟生博士即告以孫某確在是間,無庸諱飾,今英國外務部已知此事,而蘇格蘭警署且已派員徹查云云。然唐某竭力剖辯,謂此種消息純屬謬妄。其言侃侃,其色肫肫。雖以旅居中華至二十二年、善操廈門方言其熟如流、而於華人之性情習俗又號稱洞悉之孟生博士,亦不覺為所搖惑,幾疑予被拘之事之全不足信也。若唐某者,洵不愧為中國之外交家,將來出其善作誑語之才力,何難取卿相、列台閣?孟生博士歸為康德黎君言:「當其辯白之時,形容極坦率,辭氣極質直,甚且謂孫某被幽之信,或出孫某之自行捏造,冀以達其不可測度之目的焉。」

  康、孟二君為予奔走營救,至是晚即禮拜日下午七點鐘時始各分袂。然二君均以所謀無當,意殊不慊。且恐中國使館既知英政府已有所聞,或即於是夜實行遞解亦未可知,否則亦必將移禁他處。二君所慮,不為無見。幸當時之所謂曾侯(按即曾紀澤,龔使之前任也)者,甫自倫敦返國,已將居宅退賃,否則使館中人必且以予改禁曾宅,而反請英政府赴使館檢查,以辟外間之流言,而示推誠相與之態度矣。雖然,改禁之計雖可無慮,而遞解之期既定於禮拜二日,則承載之輪舟是時必已安泊於船塢可知。彼使館或托詞押解瘋漢,在夜深人靜後,借免途人之屬目,而因以納予於船塢,又未可知。此予友之所以不能無惴惴也。

  第六章訪求偵探

  予友康德黎君以是不能釋然於心,計惟有遣人密伺於中國使館之外,藉以偵察其行動。因急往訪某友,某友告以「思蘭德號」(slater's Firm)之所在。「思蘭德號」者,美國私家偵探設於倫敦本區(所謂倫敦本區者,蓋倫敦全境分為若干區,而此則名倫敦城,即倫敦本區也)以待雇者也。顧是日為禮拜日,康德黎君既抵佩星和爾街(Basinghall Street),見有花剛石所建華屋,審為「思蘭德號」,即按其鈴,撾其門,甚且大聲以呼,而屋中闃然無應者。蓋以禮拜日之故,循例休業。然則英國於禮拜日無應辦之案乎?曰:非也。所謂禮拜星期者,不過借人為之力強分一月為若幹部分,藉以取便於世俗而已。彼犯案者,何嘗辨其為禮拜日與非禮拜日哉!

  康德黎君不得已與在途巡警相商,且與御者互相討論,此御者已知中國使館之案,而頗欲盡力馳驅者也。既而定計往最近警署,康德黎君入見,具陳中國使館之事。警官問曰:「君所欲偵察之地果何在乎?」

  予友曰:「在西境之波德蘭區。」

  警官曰:「嘻,君盍回西境謀之。若本署則屬倫敦本區,與西境無涉也。」

  康德黎君之意,固知東境與西境之警署同一無濟,因復請曰:「可由貴署遣一偵探往伺中國使館否?」

  警官曰:「是不能,倫敦本區之警察實不能與聞西境之事。」

  康德黎君曰:「然則貴署亦有更事既久而今已退閒之警察,願為予略盡微勞,以邀少許之酬謝者乎?」

  警官曰:「是或有之,當為君搜索也。」

  警署中人互相商議,冀得一相當之人以充數,既而曰:「得之矣,有某某者似可以膺斯任也。」

  予友叩以其人之居址,則曰:「斯人寓藍籐斯敦(Leyton-stone),君今夜恐無從訪得之。蓋今為禮拜日,固君所知也。」

  既而警署中人又聚議良久,始得一相當之人,其所居在伊士林敦(lslington)之吉勃斯屯場(Gibston Square)。既以其姓名居址見告,予友乃興辭而出。

  予友既出門,思先往報館,以予被逮事告諸新聞記者,而後赴伊士林敦訪偵探。即驅車至太晤士報館謁其副主筆,館人出會客啟一紙,令予友聲明請見之緣由。予友大書曰:「中國使館之誘捕案。」時已夜間九點鐘矣。館人約以十點鐘時再往相見。

  於是予友赴伊士林敦,訪警署介紹之偵探。既抵其境,搜覓良久,始得吉勃斯屯場。其地殊幽暗,少燈火。既得吉勃斯屯場,復按戶檢查,始得警署所示之某號。予友叩戶而入,所謂某偵探者固自不誤。而其人以事不克承命,願轉薦一人,予友不得已諾之。特其所薦之人之居址,需求諸其人之名刺,於是傾筐倒篋,並破衣敗絮之中亦復搜尋殆遍。既而見一紙,謂予友曰:「得之矣。雖然,此人近方守護倫敦本區某旅館,勿庸至其家訪之也。」

  予友躊躇者再,既見偵探室中有數童子擁擠一隊,乃請於偵探,令速具一函,遣一童徑送其人之家,予友復偕同偵探親訪其人於某旅館,是兩者必遇其一矣。部署既定,予友與偵探驅車至某旅館。館在巴畢干(即古堡)鄰近,顧探索良久,迄未見是人蹤影。既而知旅館須於十一點鐘始閉門,則是人亦必於是時始至。康德黎君因令同行之偵探在旅館外候其友,而己則馳赴太晤士報館,盡以予被捕事告記者。記者以所言繕存一紙,而登載與否,則當聽報館之主裁。康德黎君是日回寓,已在夜間十一點半鐘。及十二點鐘,而擬雇之偵探尚未至。康德黎君雖甚焦悶,而熱心豪氣曾不稍滅。計惟有親赴中國使館,躬自偵守於門外,果有潛解人犯事,可立起而干涉。因以此意告諸康德黎夫人,與夫人握手而出。

  康德黎君甫出門,即與一人相值,審知為奉命而至之偵探,乃偕彼赴中國使館。是時雖已十二點鐘半,而使館內燈火猶明,人影未息,是可知孟生博士晝間一言,實足致個中人之驚擾也。康德黎君令偵探伺於一亨生車內,車在渭墨街(WeymouthStreet)街南屋宇下,介於波德蘭區及波德蘭路之間。是夜月明如水,中國使館出入雖有二門,而車中人並可隙見。萬一予於深夜被押解出,則車中人得以馳逐於後,以蹤跡予之所往,若步行則必有所不及也。

  予友康德黎君歸寢,已在二點鐘時矣。此一日間所為之事,如稟諸政府,訴諸警署,告諸報館,而終則密遣偵探伺察於使館之外,予友一日之心力竭,而予命亦賴是以獲全。

  第七章英政府之干涉

  禮拜一日(即十月十九號),康德黎君復往「思蘭德號」,雇一偵探授以方略,令旦夕伺於中國使館之外。及午,康德黎君以本國外部命,將此案始末繕成稟牘,上諸部。蓋英外部之意,欲籌一非正式之辦法,冀中國使館就此釋予,免致釀成國際上不堪收拾之交涉。況予之被逮純出傳聞,或得諸密訴,尚無確實之證據,故當事者謂不用正式交涉為宜。迨英政府質諸格來輪船公司,而知中國使館確曾雇定船艙,於是始瞭然於不特私捕人犯為非虛,且實行遞解亦在即。於是此案經由英政府辦理,而予友之責任始寬。

  英政府遣偵探六人密伺於中國使館之外,並密飭附近警署加意防守。予有歐裝小影一幀,系游美時所攝寫者,英政府發交警吏,借資辨認。蓋外國人未嘗赴華遊歷者,其視華人面目幾於彼此相同,無甚識別,故予平時所攝之影殊不足資英警察之用;若此照則不特身服西裝,且有短鬚,即額上發亦理成歐式也。吾華雖為早婚之國,而留須極遲,其有此資格者大抵已身為人父或為人祖父,若予當時則行年猶未三十也。

  及禮拜四日(即十月二十二號),英政府繕就保護人權令,擬飭中國使館或馬凱尼將人犯交出審訊。嗣以中央刑事裁判所不允,遂未見實行。

  是日(十月二十二號)下午,有《地球報》(Globe)特派訪員造見康德黎君,詢以中國使館誘捕之某華人,其生平行事及本案情節。康君盡以所知相告,並稱嘗於五日前即禮拜日(即十月十八號)以孫某事告於太晤士報館,繼復於禮拜一日(即十月十九號)續往報告,故康德黎君之意,此案宜向《太晤士報》首先發表。既而康德黎君又謂《地球報》訪員曰:「雖然,君試以筆錄者為吾一誦之,吾當為君正之也。」於是訪員以所草之稿,向康德黎君誦畢,康德黎曰:「甚是,君可即以此登報,惟稿中不可述康德黎之姓名。」

  此案於未經刊布之前,知者已不乏人,當禮拜二日(即十月二十號)之晨至少已及二三百之數。然被到處諮詢、隨事刺探之報館訪員,則至禮拜四日(即十月二十二號)之下午而始有所聞,亦可異也。迨報界風聞,則事難更隱。自《地球報》揭露此可驚可愕之異聞,而覃文省街四十六號之屋幾乎戶限為穿,予老友康德黎君遂覺應接不暇矣。

  《地球報》發行後不及二小時,《中央新聞》及《每日郵報》各有訪員一人登予友之門,咨訪此事。予友雖力主緘默,然於本案大概情形,仍舉一二以告。兩訪員興辭後,逕往中國使館求晤孫某,其出接者即彼機變環生之唐先生。唐先生力稱使館並不知有孫某。於是訪員示以《地球報》所刊新聞。唐大笑曰:「是皆欺人之談,純出憑空構造。」《中央新聞》訪員乃正告之曰:「君無庸諱飾,彼孫某被幽於斯,若不立行釋放,則明日之晨將見有數千百之市民圍繞使館,義憤所發,誠不知其所極耳!」唐某仍聲色不動,且狡展更甚於前。

  既而訪員等四出以求馬凱尼之蹤跡,得諸米突蘭旅館(Mid-land Hotel)。其與訪員問答之辭,詳見英國各報紙,今轉錄如下:

  中國使館參贊馬凱尼勳爵於昨日下午三點半鐘赴外部,面陳一切。馬凱尼答某報訪員之問曰:「某甲被留於中國使館一事,除報紙已載之消息外,我殊不能更有所陳述。」訪員曰:「外部刊有佈告,謂外部大臣薩裡斯伯(Lord Salis-bury)1已照會中國公使[今譯索爾茲伯裡。],請其將拘留之人釋放矣。」馬凱尼曰:「誠然。」訪員曰:「敢問此照會之結果若何?」馬凱尼答曰:「某甲自當釋放,然釋放之時須力顧公使館之權利,勿使稍受侵害。」

  厥後又有某報訪員晉謁馬凱尼,馬凱尼謂之曰:「彼拘留於本使館之華人,並非孫逸仙。此人之果為誰某,及其既抵英國後之一舉一動,本使館洞悉靡遺。彼之赴使館系出自己意,並非由使館之引誘或強迫或拘捕。蓋華人之來倫敦者,獨居無俚,人地生疏,而至使館問訊或與使館中人聚語,固屬常有之事。特此人之來,其形跡似有所窺伺,且自恃使館中無識其人者,故敢為之而無忌。初時由使館某員接見,既而介紹於我(馬凱尼自謂),談言酬酢之中,彼無意傾吐一二語,始疑及此人者殆即本使館所伺其舉動、稔其平昔之某某也。迨次日復來,而其人之為某某確已征實,遂拘留於此,俟中國政府訓令既至,而後量為處置。」

  馬凱尼之論國際問題則曰:「某甲華人也,非英人也。中國之公使館不啻為中國之領土,其有統治權者惟中國公使一人而已。華人之赴公使館,既出自其人之本意,而公使館以其有罪案嫌疑之故,即加以拘留,此在外人實無干涉之權。設其人而在公使館之門外,則辦法即從而大異。蓋門外為英國之領土,公使館非先請信票,即不能逮捕也。」

  馬凱尼又答曰:「某甲雖被拘留,然使館並不視為囚犯,起居飲食均甚優待。外間所稱某甲或受非刑,或遭虐遷等語,殊堪嗤笑。』」馬凱尼又謂英國外部已來函質問,公使館擬即備文答覆云云。

  《中央新聞》曰:「馬凱尼勳爵自外部回中國使館後,即趨至龔大人之寢室,告以外部大臣薩裡斯伯必欲將孫逸仙釋出使館之種種理由。」

  馬凱尼之所言所行是否正當,非予所欲言,直宜聽諸公論,並質諸其一己之良心而已。在馬凱尼之意,以為彼之舉動亦自具有理由,然在頭腦清醒者當不出此,而況馬凱尼又身為使館參贊,其職位至為重要乎!且不第身為參贊而已,彼唐先生不雲乎:中國公使僅擁虛名,而使署大權則盡操諸其手也。

  當時予友所以營救予者,幾於無計不施,錄新聞紙一則亦足以見其大概也:

  「現訪得孫逸仙之友,曾籌備一勇悍之策,以為援救。後由外部及蘇格蘭警署向某等擔保,謂孫某在中國使館決不至受荼毒,其策因以作罷。蓋孫君之友已請於包華斯谷子爵(Viscount Powerscourt1)[原文有錯,令據英文本校改。],擬登家之屋頂,攀緣以達中國使館,破孫君所居室之窗,扶之而出。子爵家在波德蘭區五十一號,與中國使館比鄰。某等並將此計密達孫君。孫君雖被中國使館加以桎梏,行動不得自由,然仍密報其友,謂如蒙相援,當於室內用力毀去窗欞,以期出險等語。其友輩並備一車,候於中國使館側,待孫君既出,即乘車疾馳至其友家。」

  報紙所載雖不盡無因,然與事實略有異同。蓋英僕柯爾於十月十九號遺書於予友康德黎君,謂某於今夕當有一絕妙機會,可使孫君攀緣至波德蘭區鄰屋之巔,藉以出險;君如以此計為可行,則請商准鄰屋主人,遣一人待於其室,借資援手,並望賜覆以定進止云云。康德黎君既接此書,即持赴蘇格蘭場警署,乞遣一巡警與康德黎君偕往波德蘭區,用相協助。惟警署中人,以為此等計劃不免損失威嚴,殊非正辦,放力勸予友勿行;並謂孫某必能於一二日後,由中國使館正門倘徉以出雲。

  第八章省釋

  十月二十二號,柯爾攜煤簍入,微示意於予。待其既出,就簍中撿得一紙,則剪自《地球報》者。其載予被逮情形,頗稱詳盡,即觀其標題已足駭人心目,如曰《可驚可愕之新聞》,曰《革命家之被誘於倫敦》,曰《公使館之拘囚》。予急讀一過,知英國報界既出干涉,則予之生命當可無害。當時予欣感之情,真不啻臨刑者之忽逢大赦也!

  禮拜五日(即十月二十三號)自朝至午,仍幽居一室中,未見有何發動。及傍晚四點半鐘,彼監守予之使館衛兵,一中一西,忽發鍵而入,謂予曰:「馬凱尼君在樓下待汝。」旋令予納履戴冠,並加外褂,既畢,即導予至最下一層。予意英政府或將遣一人搜檢,故若輩欲藏予於地窟中,未可知也。守兵雖告予省釋在即,然予終未敢遽信。既而忽睹予友康德黎君,又見有與予友偕至者二人,予心始為之一舒,而知省釋之言為非謬矣。

  與予友偕至者,一為蘇格蘭場之偵探長,其一年事已老則英外部之使者也。馬凱尼當諸人之前,將搜去各物一一還予,並對偵探長及外部使者為簡短之說辭,曰:「某今以此人交付君等。某之為此,期在使本公使館之特別主權及外交權利兩不受損。」云云。予當時方寸激擾,更不能深辨其言之趣味,然在今日觀之,則其所云云,豈非毫無意旨,而又童騃之甚者哉!

  既而馬凱尼告予,謂予已恢復自由,遂與予儕一一握手,啟使館之側門,肅予儕出。予儕於是出門下階,由使館屋後而入於渭墨街中矣。茲事雖微,然以英政府之代表而竟令從後門出,在中國外交家方且自詡其交涉之間又得一勝利,其為有意簡褻,固無可諱言。彼馬凱尼雖非華人,然固同化於華俗,而又於東方風氣之中深得其江河日下之一部分者也。倘外人以此相責,則馬凱尼又必有隨機而發之詭辭,如謂使館前廳既為報館訪員所佔,而使館大門之外又為千百市民所圍繞,當時英國外部之意急欲將此案暗中了結,勿俾張揚,則使者之出更由後戶,而於英國當道之用心固不失為體貼盡致也。

  英人觀念與華人不同。在英人方以為外交之勝利,而中國使館只須於省釋時之舉動間略加播弄,即不難一變而為中國外交之勝利。故予之省釋,在英華兩方面固各有其可慰者在也。

  予省釋之前,外部使者於衣囊中探一紙授馬凱尼。馬凱尼才一展閱,即畢稔其內容。是可知此紙所書,僅寥寥數語而已,然予之生死則固繫於是矣。

  既出使館門,則渭墨街中之環而待者,亦至擁擠。彼報館訪員見予,即欲要予敘話。偵探長急擁予入一四輪車,與予友康德黎及外部使者同驅至蘇格蘭場。偵探長名喬佛斯,在車中危言正色向予誥誡,甚且呼予為頑童;謂此後務宜循規蹈矩,不可復入會黨,從事革命。車抵白宮區某旅館前,忽焉停輪,予輩自車中出,立於道旁。瞬息間,各報訪員已繞予而立。予輩自波德蘭區馳騁至此,已半英里有餘,而各訪員又何能突然出現於此?中有一人,予見其曾躍登御人之側,與御人共坐而來。然此外尚有十餘人,豈盤踞於予輩車頂而偕來者耶?各報訪員慮予一入蘇格蘭場警署,或不免有稍久之盤桓,因要予於某旅館前,俟予出,即擁予至旅館之後屋。其為勢之強,較諸唐某等曳予入使館時為尤甚;而各訪員等之渴欲探予消息,較諸中國使館之渴欲得予頭顱為尤劇也。予既入旅館,被圍於眾人之中,有問即答,各訪員隨答隨寫,其疾如飛。予觀其所書,心竊異之,蓋予當時猶未知其所用者為速記書法也。予言既窮,無可復語,忽聞予友康德黎君呼曰:「諸君乎,時至矣!」予仍被擁簇入車,向蘇格蘭場進發。警署之視予,直同一無知少年,即觀於偵探長喬佛斯可見。蓋喬佛斯誠摯之容色,坦率之言辭,長者之對於卑幼則然也。予既入警署,即將前後所遭歷述一過。警官錄畢,向予宣讀,讀畢命予署名紙末。所歷可一小時,乃偕予友康德黎君興辭而出。

  康德黎君挈予歸,相見之悲喜,接待之殷摯,自無待言。康德黎君夫婦等,成舉杯為予頭顱壽。是晚求見予者弗絕,至深夜始得就寢。此一宵睡夢之酣,實為予有生以來所罕覯。連睡至九小時,忽為樓上群兒跳號之聲所警醒。第聞康德黎君之長子名坎思者,謂其弟妹曰:「柯林,汝扮作孫逸仙。柰兒,汝扮作馬凱尼。我則為援救孫逸仙者。」未幾,喧鬧雜沓之聲大作,馬凱尼被撲於地矣,孫逸仙被援出險矣。於是鼓聲咚咚,笛聲嗚嗚,以示大赦罪之意;而合唱一歌,名曰《布列顛之前鋒隊》(TheBri-tishGrenadiers)。

  禮拜六日(即十月二十四號),來訪者仍終日弗絕。予與康德黎君一一應答,幾干舌敝唇焦。且來訪者無不亟亟問訊,康德黎、孟生二博士何以能得此消息。設予儕漫應曰「賴使館中人之密為傳遞」,則使館中人之厚予者反不免因是而被嫌疑,遭擯斥,是大不可也。乃英僕柯爾自此案既白,即毅然辭退,不願復役於中國使館。是則以一身之去,免餘人於嫌疑,而予儕亦可以道破實情,謂居間通信乃出於柯爾之力也。至外間謂予厚賂柯爾因得脫險,殊非事實。予以密信授柯爾,並以二十鎊,固謂柯爾為予效奔走,不得不稍償其勞;詎知柯爾即於得金之次日,轉授於予友康德黎君,謂此為孫某之物,請予友代為收貯。及予既歸,始知其事,乃以二十鎊力迫柯爾受之。予當時財力止此,故所贈亦止此,揆諸方寸,殊嫌未愜也。當十月十八號(即禮拜日)下午柯爾為予投書至康德黎家時,既已按鈴入門,達於廳事,知予友已外出,乃請見康德黎夫人。僕聞言,入白夫人。柯爾獨立廳事中,瞥見廳之一隅有一華人佇立而望,因大驚失色,自思此來必已為使館所知,故遣人尾隨至此。迨夫人出,柯爾以所疑告。夫人急慰解之,令其無恐。蓋立於室隅者實一塑成之中國人形,其大小與人身相似,康德黎君在香港行道時賞其塑制之工,遂購歸,設於廳事。驟見者往往怪詫,而柯爾心膽既虛,則惶恐尤甚也。

  予當日遭逢,大略儘是。是時英議院尚未屆召集之期,故不知議院雲何。然予自出險之後,相識漸眾,倫敦及倫敦以外之英人多以是謬相推愛,極一時賓朋酬酢之樂焉。

  附錄

  當時英國報紙關於此案之記載評論,謹擇要附錄於下。

  其最先投函於倫敦《太晤士報》者,為荷蘭學士Profes-sor Holland,文曰《孫逸仙案》:

  「記者足下:因孫逸仙案而發生之問題有二:(一)中國公使之拘留孫某,是否為違法舉動?(二)設其為違法舉動,而又不允釋放,則宜用何種適當之方法,俾將孫某釋出?

  第一問題之答語,固無庸遠求。蓋自一千六百又三年法國蘇爾黎(Sully)為駐英公使時,雖有將某隨員判定死罪移請倫敦市尹正法之事,然自是厥後,凡為公使者罕或行使其國內裁判權,即對於使館中人亦久不行用此權。惟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葡萄牙駐荷公使藍陶氏(Leitao)以見欺於馬販某,將該馬販拘禁於使館,終至激起荷人之暴動,將公使館搜劫一空。當時荷人威克福氏(Wicquefort)對於藍陶此舉深致評駁,蓋藍陶氏固嘗在大庭廣眾中演說萬國公法,非不知法律者也。今孫逸仙既在英國,自當受英國法律之保護,乃公使館驟加拘禁,是其侵犯吾英國之主權者大矣。

  第二問題雖不若第、一問題之單簡,然解決之方,要亦無甚困難。中國公使如不允將孫某釋出,則英國借此理由,已足請該公使退出英國。如以事機急迫,恐飭令該公使回國之舉或不免涉於遲緩,則以本案情節而論,即令倫敦警察入搜使館,亦不必疑其無正當理由也。或謂使館應享有治外法權,此治外法權一語過於簡括,實則其意義不過謂使館之於駐在國,為某種緣由之故,間有非該駐在國平常法權所能及耳。然此等享有權歷來相習成風,業已限制甚嚴,且證諸成案,而於通行之享有權外,實不能復有所增益也。證諸一千七百十七年裘倫保(Gyllenburg)之案,可見使臣駐節於他國,苟犯有潛謀不利於該國之嫌疑,則該國政府得拘捕其人,搜檢其使館。又證諸一千八百二十七年茄賴了(Mr.Gallatin)之御人一案,只須駐在國之政府以和平有禮之通牒報告使館之後,即可遣派警察赴該使館拘逮犯案之僕役。又除西班牙及南美洲各共和國之外,凡使館已不復能藏匿犯人,即政事犯亦不得借此為通逃藪,是又各國所公許者也。至於公使館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羈禁,則駐在國之地方警察惟有斟酌情勢所需,為實力之干涉,以資解決而已。

  今孫逸仙堅稱被中國公使館誘劫於道途,且將舁赴輪舟,以便解送至中國,是中國官場對於此案所負之責任,固無庸深詰。中國官場悍然出此,豈尚能有辯護之餘地乎?萬一誘劫之情果屬非虛,押解之謀見諸實責,則此案之情之嚴重,不言可知。而其出於公使館僚屬之急於見功,亦可洞見麥丁博士(Dr.Martin)在北京同文館教授國際法有年,使臣在外應遵何道以行,中國政府豈猶茫然未之審也?--十月二十四日荷蘭由奧克斯福發。」

  楷文狄虛(Mr.Cavendish)者,生平於國際交犯之法律最極研究有素者也,其語某君之語曰:

  「孫逸仙一案,以予記憶所及,實無其他相同之例案可資引證。昔者桑西巴(Zanzibar,東非洲國名)1謀篡君位之人犯[今譯桑給巴爾。],系自行走避於倫敦德國領事署,挾德政府相厚之情,冀為庇護;既而國際法之問題起,德人不允交出,遂移往歐洲大陸之德屬境內。此與本案截然不同。蓋孫逸仙系中國之籍民,其所入者系本國之使館,其逮捕者系本國之使臣,其罪名則系謀覆本國之政府,凡此所述如悉系事實,則只須由英國外務部出而為外交上之陳辭,而無須為法律上之辦理,蓋按諸法律實無可引之條也。」

  胡德氏(Mr.JtesG.Wood)為荷蘭氏所建之議,亦投函《太晤士報》,為法律問題之討論曰:

  「荷蘭學士所擬第二問題,雖揆諸情勢,幸已無甚重要。然此端實大有足供研究者在。竊謂該學士所擬之答語,殊不足令人滿意也。

  該學士論及中國公使萬一不肯將人犯釋放條下,有云『以本案情節而論,即令倫敦警察入搜使館,亦不必疑其無正當理由』云云。該學士既曰不必疑,則必有其可疑者可知;至於可疑者究竟何在,則該學士未之釋明也。以該學士之所答,並不能謂為解決問題,只可謂之猜測而得一解決法耳。公使館即或違法而拘留人犯,然倫敦警察並無入公使館釋放人犯之職權;萬一有入公使館而為此舉動者,公使館盡可以強力拒敵之,揆諸法律無不合也。以吾所聞,公使館果有私拘人犯之事,則揆諸法律所可以行用之手續,惟有頒發交犯審訊之諭(Habeas1Corpus[原文有錯,今據英文本校改。],即保護人權之令,若被捕後不即交審,可發此諭交由公堂訊判,如無罪則二十四小時後即應保釋)而已。顧事有難焉者,則此諭將交諸公使乎?抑交諸公使館中之員役乎?設交諸公使或員役,而彼乃置諸不問,則可施以藐視公堂之處斷乎?以予所知,實無成案可以援引也。

  荷蘭學士又謂公使之所居應享有治外法權,其實公使館與輪舟不同,彼享有此權者乃公使之本身而非公使館也。相傳公使之本身及其家屬隨員等,於民事訴訟得享有完全蠲免權,是以此等問題者,乃個人問題,而非居處問題;乃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諸公使及其家屬隨員等之問題,而非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諸公使館之問題也。惟其然也,故予所擬頒布交犯審訊令之辦法,似不免牽涉而有礙於邦交也。

  至引用成案,謂警察得持信票入公使館拘捕在他處犯有罪案之人犯,如荷蘭學士所謂『公使館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羈禁,則地方警察惟有為實力之干涉』云云。斯論也,實亦不足為萬全之計,蓋此等成案與孫逸仙案並無公同之點也。--十月二十七日胡德氏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二月三日香港《支那郵報》有論云:

  「孫逸仙者,即近日被逮於倫敦中國公使館,擬置諸典刑,視同叛逆者也。顧此人他日似未必不為歷史中之重大人物,然未經正當之法庭加以審訊,自不得謂為與會黨有關,且不得謂該會黨之舉動確在傾覆中國朝廷也。彼以孫逸仙為叛逆者,僅出於倫敦中國使館與夫廣東官場之擬議耳。然孫君固非尋常人物,以開通之知識而目擊中國數百兆人之流離困苦,彼一般華人之中,且有慨然動念、奮然思起者矣。據中國官場之宣告,謂此等華人曾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間起而圖亂,其為之領袖者,則孫逸仙也。

  中國之不免於變亂,夫人而能言之;而其變亂之期之迫於眉睫,則無論居於外國之外人不能知,即寓於遠東之外人亦罕有能知之者也。迨廣州之變既作,以事機不密,倏就傾覆,而當事者仍漠然不動於心,至堪齒冷。他日變起,其可危必更甚於昔之金田軍;蓋其組織之新穎,基礎之文明,較金田軍尤數倍過之也。總之,領袖諸人以事機未熟,故暫圖偃伏,非以偶然失敗之故而遂盡棄其革命之計劃也。

  至革命派之緣起,雖無由追溯,而其大致要由不慊於滿清之行事。近中日一戰,而此派遂嶄然露其頭角。孫逸仙博士輩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憲政體之創行而已,迨至和平無效,始不得不出於強力。然歷觀中國歷史中之崛起隴畝、謀覆舊朝者,其精神意氣大都豪悍不馴;而孫氏則獨不然,秉其堅毅之心志,不特欲調和中國各黨派,且將使華人與西人、中國與外國亦得於權利之間悉泯衝突焉。然而事有至難解決者,則一舉之後必有種種繼起之困難,而此等困難最足使任事者窮於應付也。孫氏豈不知有大興作,不得不借外國之國家與個人為之援助,然而中華全國方無處不為排外之精神所貫徹,是則欲泯除而開導之,固不能不有需乎時日也。總之此等事業,其性質至為宏碩,而其舉措又至為艱難。惟孫氏則本其信心,謂他日欲救中國,勢不能不出乎此,而目前則惟有黽勉以圖,冀其終底於成功而已。

  孫氏誕生於火納魯魯,受有英國完美之教育,且於歐美二洲遊歷甚廣,其造詣亦至深。昔嘗學醫於天津,繼復執業於香港。其軀幹適中,肌膚瘦挺,容貌敏銳而爽直,舉動之間毫無矯矜,而言語又極懇摯;至其知覺之敏捷,處事之果毅,尤足使人油然生信仰之心,是誠不可謂非漢族中之傑出者也。中國今日正與各國在專制時代無異,凡主張創行新政、革除腐敗者,概被以叛逆之名,故有志之士欲傳播其主義,勢不得出以慎密。孫氏於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始著有政治性質之文字,發行於香港,而傳播於中國南省。其於良政府與惡政府描述極為盡致,兩兩相較,自足使人知所去取。然而措辭至為留意,雖以彼狠若狼虎、善於吹求之中國官吏,亦復未從而指摘之。中國人士得讀此書,無不慨然動念。未幾,遂有秘密會社之發生,則孫氏與焉。

  當中日戰事未起以前,中國水陸兩軍,以上官之遏抑,已多懷怨望;即文官亦非無表同意者。況中國伏莽遍地,響應尤易。其初次起事之期定於本年三月間,時則火納魯魯、新嘉坡、澳洲等處,紛紛輸資回華。然人才尚形缺乏,軍需亦未充足,遂改期至十月間。於時軍械彈藥陸續購備矣,香港之黨人赴粵以攻廣州矣,餉項亦甚形富足矣,外國之參謀官及軍事家已延聘矣。日本政府雖無明白之答覆,而黨人則已請其援應矣。凡起事之謀,可謂應有盡有。不幸為奸人所算,洩其謀於當事,卒至全功盡覆。蓋當時有僑寓香港之中國某富商,附和新黨,知其集資購械等事可緣以為利,遂宛然以富商而為志士。既而知起事期迫,該商方為中日戰事後某財政團之一,經營中國路礦等事,恐干戈一起則權利將受影響,遂不惜舉黨人之謀盡洩於粵官,而仍緣之以為利。黨人之計既被所傾覆,孫氏即出奔於異國。此次以嫌疑被戮者凡四五十人,並懸賞以緝孫氏。

  孫氏由香港至火納魯魯,復由火納魯魯至美國。駐美中國公使館中人聞孫氏之緒論,頗有志於革新。既而赴倫敦,思欲以鼓吹駐美使館者鼓吹駐英使館。而不意美使館有陽則贊成革命,陰則志香港富商之志,思緣以為利者,密白其事於駐英使館。而孫逸仙被使館誘劫之案,遂因以演成矣。此案雖由馬凱尼一再辯護,而孫氏之始則被劫,繼則羈禁,固已無可諱言。至孫氏之得脫於禍,實賴友人康德黎博士之力雲。」

  當時英人士討論此案,多集矢於馬凱尼,《太晤士報》最先著論抨擊之,文曰:

  「歐洲各國方以目前為邦交輯睦、彼此相安無事之時,而豈知倫敦中國公使館突然發見一案,其以破壞法律及成例,而足以惹起國際之交涉者,關係固不淺哉!孫逸仙被幽於中國公使館之中,幸其財力猶足以暗通消息,俾其英國友人得施營救之計。英警署既派遣偵探密伺於公使館之外,俾該使館無由將孫氏運解至船。而外務大臣薩裡斯伯又要求該使館期以立釋。幸而此案早破,得以無事。否則孫氏既被遞解,就刑戮於中國,英之外務部必且致責言於中國政府,而勒令將本案有關之人一一懲辦,其損害於邦交固何如哉!孫氏既被誘劫入公使館,即由馬凱尼勳爵出見,旋即被錮一室,直至英外部出而干涉,始克見釋。夫馬凱尼,英人也,乃亦躬與於此案。此案之失敗固可預料,即幸而獲免,然他日與於此案者亦必同受巨創,馬凱尼此舉不亦可異乎?聞中國公使當釋放孫氏之時,謂渠之釋放此人,期無損於使臣應有之權利。噫!此等權利似決非文明國所欲享有者也,設竟或使用此等權利,則其為不可恕,又豈待言?昔者土耳其使臣在倫敦誘阿美尼亞人入使館,意在繁其體,塞其口,而舁送登舟,遞解回國,冀為土耳其皇之犧牲。孫氏之案,毋乃類是乎?」

  馬凱尼睹是論即復書該報曰:

  「貴報評論向極公正,乃本日社論中評某華人被誘於中國使館一案,詞連於予,殊失貴報公正之素旨。彼華人之自稱姓名甚多,而孫逸仙其一也。貴報既歷敘使館與孫逸仙所述之案情,而對於予之行為則頗致微辭,是明明以孫逸仙之所言為可信,而以使館之所言為不足據也。貴報引土耳其使臣在倫敦誘阿美尼亞人事為佐證,殊不知本案並無所謂誘劫,彼原名孫文、偽名孫逸仙所供之辭,如謂被捕於道途、被挾入使館等語,皆至不足信者也。孫逸仙之至使館,系出己意,且為使館中人所不料。其初次之來在禮拜六日,即十月十號。二次之來在禮拜日,即十月十一號。治國際法學者對於孫逸仙被使館拘留一節,無論作何評論,抱何見解,然必先知本案並無所謂誘騙,即其入使館時亦並未嘗施以強力或欺詐,此為本案之事實,而亦至可憑信者也。」

  觀馬凱尼此書,其雲孫逸仙姓名甚多,是明明將以此肆其污蔑,使外國知予非正人。而不知華人習俗,多有以一人而兼三、四名者,此在馬凱尼要無不稔知之也。華人自有生以後,襁褓中父母所呼之名,一也;稍長從師,學塾中師長所授之名,二也;既而身入社會,則有所謂字者,有所謂號者,惟名字屢易,而姓則不變。彼馬凱尼之在中國,有稱為馬大爺者,有稱為馬凱尼者,有稱為馬晉山者,以此例彼,其道一也。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斯比克報》(The Speaker)亦刊有一論,其標題為《波德蘭區之牢獄》,論曰:

  「馬凱尼者,役於中國公使館者也。此公使館之受役者,以不慊於《太晤士報》之評斥,而投函復正,是亦猶土耳其大僚胡資氏(Woods Pasha)為土政府辯護之故,而現身於英國之報紙也。然此事出諸真正之東方人,則不特為情理所宜然,而亦足征其性質之特別;若出諸假托之東方人,則適足以供嘲笑而已。馬凱尼之佈告天下,謂孫逸仙醫士之入公使館,並非由於誘劫;然使孫逸仙當時稔知彼延接者、招待者為何如人,孫氏固肯步入彼波德蘭區之牢獄(以公使館在倫敦之波德蘭區,故名)而絕無趑趄瑟縮乎?馬凱尼於此語乃不置一答辭,何也?況馬凱尼既睹孫氏被捕,而乃絕不設法以冀省釋,直待外務部出而為堅毅之要求,始得出獄,又何故也?夫公使館苟不欲解孫氏回國,何必系之於使館中?馬凱尼身在倫敦,且以迫於責任之故,遂不得不陷入此可憐之地位。若此劇而演於中國之廣州,固不失為循法而行,至正至當也。馬凱尼既遭失敗,將使北京當道者病其無能,固應緘口結舌,自比於中國人之所為,而乃猶昂首伸眉,論列是非於倫敦《太晤士報》乎?且使此次被劫者而為德國人或法國人,則事之嚴重將不可問,幸而其人籍隸中國,聞者不過一笑置之。而報紙之對於此事,亦僅如聞李鴻章之忽焉而畀以相位,忽焉而以未奉召命擅自入宮,被太后之譴責而已。然而自今以往,凡過波德蘭區之牢獄者,不得不竦然以懼、啞然以笑也。(下略)」

  予得釋後,即投函各報館,以謝英政府及英報紙相援之情,文曰:

  「予此次被幽於中國公使館,賴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釋。並承報界共表同情,及時援助。予於英人之尚公德、好正義,素所欽仰,身受其惠,益堪徵信。且予從此益知立憲政體及文明國人之真價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謀吾祖國之進步,並謀所以開通吾橫被壓抑之親愛同胞乎!爰馳寸簡,敬鳴謝忱。孫文緘於波德蘭區覃文省街之四十六號」

  注釋:

  據孫文自述、甘作霖譯《倫敦被難記》(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二年五月出版)。譯本中的英文據英國布里斯托爾(Bristol)一八九七年初版的英文本校改

  *在英國倫敦用英文寫成,原書名是「Kidnappedin London」。後被分別譯成俄、日、中等國文字出版。

  《孫中山選集》

  敬告同鄉書*

  (一九○三年十二月)

  同鄉列公足下:

  向者公等以為革命、保皇二事,名異而實同,謂保皇者不過借名以行革命,此實誤也。

  天下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常人置產立業,其約章契券猶不能假他人之名,況以康梁之智而謀軍國大事、民族前途,豈有故為名實不符而犯先聖之遺訓者乎?其創立保皇會者,所以報知己也。夫康梁,一以進士,一以舉人,而蒙清帝載湉特達之知、非常之寵,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維新,言聽計從,事雖不成,而康梁從此大名已震動天下。此誰為之?孰令致之?非光緒之恩,易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國而倡保皇會也,其感恩圖報之未遑,豈尚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之所信,彼名保皇,實則革命,則康梁者尚得齒於人類乎?直禽獸不若也!故保皇無毫釐之假借,可無疑義矣。如其不信,則請讀康有為所著之《最近政見書》。此書乃康有為功南北美洲華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談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圖保皇立憲,而延長滿洲人之國命,續長我漢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實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誣妄康梁一至於是耶?

  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實明明出諸於梁啟超之口,是何謂誣?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誠無偽耶?而何以梁之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視梁為公敵、為漢仇耶?梁為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閱歷頗深,世情浸熟,目擊近日人心之趨向,風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覺為革命之氣所動盪,偶而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叢報》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同種之過於恩人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為者,是猶乎病人之偶發囈語耳,非真有反清歸漢、去暗投明之實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氣者也,康既刻心寫腹以表自其保皇之非偽,而梁未與之決絕,未與之分離,則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偽;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偽。

  又如本埠保皇<報>之副主筆陳某1者[指檀香山正埠《新中國報》副主筆陳儀侃。],康趨亦趨,康步亦步,既當保皇報主筆,而又口談革命,身入洪門,其混亂是非、顛倒黑白如此,無怪公等向以之為耳目者,混革命、保皇而為一也。此不可不辨也。今幸有一據可以證明彼雖口談革命,身入洪門,而實為保皇之中堅,漢族之奸細。彼口談革命者,欲籠絡革命志士也,彼身入洪門者,欲利用洪門之人也。自弟有革命演說之後,彼之詐偽已無地可藏,圖窮而匕首見矣。若彼果真有革命之心,必聲應氣求,兩心相印,何致有攻擊不留餘地?始則於報上肆情誣謗,竭力訾毀,竟敢不顧報律,傷及名譽,若訟之公堂,彼必難逃國法。繼則大露其滿奴之本來面目,演說保皇立憲之旨,大張滿人之毒焰,而痛罵漢人之無資格,不當享有民權。夫滿洲以東北一遊牧之野番賤種,亦可享有皇帝之權,吾漢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種族,則民權尚不能享,此又何說?其尊外族、抑同種之心,有如此其甚者,可見彼輩所言保皇為真保皇,所言革命為假革命,已彰明較著矣!

  由此觀之,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撲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與任公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故國。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強。總之,劃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誠能如康有為之率直,明來反對,雖失身於異族,不愧為男子也。

  古今來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異種、捨忠義而為漢奸者,不可勝計,非獨康梁已也。滿漢之間,忠奸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捨從違,必能審定。如果以客帝為可保,甘為萬劫不復之奴隸,則亦已矣。如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庶漢族其有豸乎!

  書不盡意,余詳演說筆記中,容出版當另行呈政。此致,即候大安不既。

  弟孫逸仙頓

  注釋:

  據鄭東夢編《檀山華僑》(檀香山檀山華僑編印社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轉錄《檀山新報》所載《敬告同鄉書》

  *孫中山的這篇致海外僑胞的公開信,是在檀香山正埠(火奴魯魯)寫的。

  《孫中山選集》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向美國人民的呼籲

  (一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全世界的注意力,現在都集中在遠東,這不僅是由於俄國與日本間正在進行著的戰爭,而且也由於這樣的事實,即:中國終究要成為那些爭奪亞洲霸權的國家之間的主要鬥爭場所。歐洲人在非洲的屬地--迄今為止,這一直是歐洲列強之間鬥爭的焦點--現在大體上已經劃定了,因而必須尋找一塊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領土和擴展殖民地;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東亞病夫」的中國,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這樣一塊用以滿足歐洲野心的地方。美國在國際政治中雖然有其傳統的孤立政策,但它在這方面絕不會漠不關心,雖則在方式上與其他各國多少有些不同。首先,菲律賓群島轉到美國的控制之下,就使美國成了中國最近的鄰邦之一,因之它不可能對中國的情況閉目不理;其次,中國是美國貨物的一個巨大市場,如果美國要把它的商業與工業活動擴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國就是它必須注目的第一個國家。由此看來,所謂「遠東問題」,對這個國家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

  這個問題是重要的,同時又不易解決,因為其中牽涉到許多互相衝突的利害關係。已經有很多人認為,此次俄日戰爭的最後結局,可能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但是,從中國的立場看來,這次戰爭所引起的糾紛,要多於其所解決的糾紛;假如這次戰爭果真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活,充其量它只能決定俄日兩國之間的霸權問題。至於英、法、德、美等國的利益怎麼樣呢?對這些問題,這次戰爭是絕對無法解決的。

  為了使整個問題得到滿意的解決,我們必須找出所有這些糾紛的根源。即使對亞洲事務瞭解得最為膚淺的人,也會深信:這個根源乃在於滿清政府的衰弱與腐敗,它正是由於自身的衰弱,而有擾亂世界現存政治均衡局面之勢。這種說法好像是說笑話,但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只須指出這一次俄日戰爭,就可以作為一個例證。如果不是由於滿清政府完全無力保持其在滿洲的勢力與主權,那麼這次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然而這次戰爭只不過是在中國問題上利害有關各國間勢將發生的一系列衝突的開端而已。

  我們說滿清政府,而不說中國政府,這是有意識地這樣說的。中國人現在並沒有自己的政府,如果以「中國政府」一名來指中國現在的政府,那麼這種稱法是錯誤的。這也許會使那些對中國事務不熟悉的人感到驚異,但這乃是一個事實--是一個歷史事實。為了使你們相信這一點,讓我們向你們簡單地敘述一下滿清王朝建立的經過吧。

  滿洲人在與中國人發生接觸以前,本是在黑龍江地區曠野中飄泊無定的遊牧部落。他們時常沿著邊界侵犯並搶劫和平的中國居民。明朝末葉,中國發生大內戰,滿洲人利用那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用蠻族入侵羅馬帝國的同一種方式,突然襲來,佔領了北京。這是一六四四年的事。中國人不甘心受外族的奴役,便向侵略者進行了最頑強的反抗。滿洲人為要強迫中國人屈服,便殘酷地屠殺了數百萬人民,其中有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青年與老人、婦女與兒童,焚燒了他們的住所,劫掠了他們的家室,並迫使他們採用滿洲人的服飾。據估計,有數萬人因不服從留髮辮的命令而被殺戮。幾經大規模流血與慘遭虐殺之後,中國人才終於屈服在滿清的統治之下。

  滿洲人所採取的次一個措施,就是把所有涉及他們的對華關係與侵華事實的書籍文獻加以焚燒銷毀,藉以盡其可能地使被征服了的人民愚昧無知。他們又禁止人民結社集會以討論公共事務。其目的乃是要撲滅中國人的愛國精神,從而使中國人於經過一定時間之後,不再知道自己是處在異族的統治之下。現在,滿洲人為數不過五百萬,而中國人口則不下四萬萬,因此,他們經常害怕中國人有一天會奮起並恢復其祖國;為了防範這一點,已經採取了而且還正在採取著許多戒備手段。這一直是滿洲人對中國人的政策。

  西方人中有一種普遍的誤會,誤以為中國人本性上是閉關自守的民族,不願意與外界的人有所往來,只是在武力壓迫之下,才在沿海開放了幾個對外貿易的口岸。這種誤會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對中國歷史缺乏瞭解。歷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從遠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國人一直與鄰國保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外國商人與教士,從沒有絲毫惡意歧視,西安府的景教碑提供我們一個絕妙的記錄,說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紀外國傳教士在當地人民間所進行的傳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漢朝皇帝傳入中國的,人民以很大的熱情歡迎這個新宗教,此後它便日漸繁盛,現在已成為中國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種。不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許可在帝國內部自由地縱橫遊歷。甚至晚至明朝時,中國人中還沒有絲毫排外精神的跡象,當時的大學士徐光啟,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曾深得人民的尊敬。

  隨著滿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漸改變:全國禁止對外貿易;驅除傳教士;屠殺本國教民;不許中國人向國外移民,違者即予處死。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只是因為滿洲人立意由其管轄範圍內將外國人排斥出去,並唆使中國人憎恨外國人,以免中國人因與外國人接觸而受其啟迪並喚醒自己的民族意識。滿洲人所扶育起來的排外精神,終於在一九○○年的義和團騷動中達到最高峰。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義和團運動的首領不是別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由此就可以看出,中國的閉關自守政策,乃是滿洲人自私自利的結果,並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意志。在中國遊歷的外國人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即:凡受官方影響愈小的人民,比之那些受影響較大的人民,總是對外國人愈為友善。

  自義和團戰爭以來,許多人為滿清政府偶而發佈的改革詔旨所迷誘,便相信那個政府已開始看到時代的徵兆,其本身已開始改革以便使國家進步;他們不知道,那些詔旨只不過是專門用以緩和民眾騷動情緒的具文而已。由滿洲人來將國家加以改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改革意味著給他們以損害。實行改革,那他們就會被中國人民所吞沒,就會喪失他們現在所享受的各種特權。若把官僚們的愚昧與腐化予以揭露出來,就會看到政府更為黑暗的一面。這些僵化了的、腐朽了的、毫無用處的官僚們,只知道怎樣向滿洲人謅媚行賄,藉以保全其地位去進行敲搾搜刮。下面就是一個非常顯著的例證:中國駐華盛頓公使最近發佈了一個佈告,禁止住在這個國家之內的中國人與反滿會黨有任何往來,違者即將其在中國本土的家人及遠族加以逮捕並處以格殺之重刑。像中國公使梁誠先生這樣一個有教養的人所做的這樣一種野蠻行為,除了可能認定他是想討好政府以便保全其公使地位外,不能夠有其他解釋。想由這樣的政府和其官吏厲行改革,會有什麼希望呢?

  在滿清二百六十年的統治之下,我們遭受到無數的虐待,舉其主要者如下:

  (一)滿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為了他們的私利,並不是為了被統治者的利益。

  (二)他們阻礙我們在智力方面和物質方面的發展。

  (三)他們把我們作為被征服了的種族來對待,不給我們平等的權利與特權。

  (四)他們侵犯我們不可讓與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

  (五)他們自己從事於、或者縱容官場中的貪污與行賄。

  (六)他們壓制言論自由。

  (七)他們禁止結社自由。

  (八)他們不經我們的同意而向我們徵收沉重的苛捐雜稅。

  (九)在審訊被指控為犯罪之人時,他們使用最野蠻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

  (十)他們不依照適當的法律程序而剝奪我們的各種權利。

  (十一)他們不能依責保護其管轄範圍內所有居民的生命與財產。

  雖然有這樣多的痛苦,但我們曾用了一切方法以求與他們和好相安,結果卻是徒勞無效。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中國人民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為了普遍地奠定遠東與世界和平,業已下定決心,採取適當的手段以求達到那些目標,「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須用強力時即以強力臨之」。

  全國革命的時機,現已成熟。我們可以看到,一九○○年有惠州起義,一九○二年在廣州曾圖謀舉義,而廣西的運動現在猶以日益增大的威力與勇氣在進行著。中國的報紙與近來出版的書刊中也都充滿著民主思想。再者,還有致公堂(中國的反滿會黨)的存在,這個國家內一般都稱之為中國共濟會,其宗旨乃是「反清(滿洲)復明(中國)」。這個政治團體已存在了二百多年,有數千萬會員散佈在整個華南;僑居這個國家之內的中國人中,約有百分之八十都屬於這個會黨。所有抱著革命思想的中國人,約略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人數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搾而無力謀生的人;第二類為憤於種族偏見而反對滿清的人;第三類則為具有崇高思想與高超見識的人。這三種人殊途同歸,終將以日益增大的威力與速度,達到預期的結果。由此顯然可以看到,滿清政府的垮臺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有人時常提出這樣一種在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的論調,他們說: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與豐厚的資源,如果它覺醒起來並採用西方方式與思想,就會是對全世界的一個威脅;如果外國幫助中國人民提高和開明起來,則這些國家將由此而自食惡果;對其他各國來說,他們所應遵循的最明智的政策,就是盡其可能地壓抑阻礙中國人。一言以蔽之,這種論調的實質就是所謂「黃禍」論。這種論調似乎很動聽,然而一加考察,就會發現,不論從任何觀點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腳的。這個問題除了道德的一面,即一國是否應該希望另一國衰亡之外,還有其政治的一面。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只有當中國人被某一外國加以適當訓練並被利用來作為滿足該國本身野心的工具時,中國人才會成為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如果中國人能夠自主,他們即會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經濟的觀點來看,中國的覺醒以及開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對中國人、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好處。全國即可開放對外貿易,鐵路即可修建,天然資源即可開發,人民即可日漸富裕,他們的生活水準即可逐步提高,對外國貨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國際商務即可較現在增加百倍。能說這是災禍嗎?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正像個人與個人的關係。從經濟上看,一個人有一個窮苦愚昧的鄰居還能比他有一個富裕聰明的鄰居合算嗎?由此看來,上述的論調立即破產,我們可以確有把握地說:黃禍畢竟還可以變成黃福。

  列強各國對中國有兩種互相衝突的政策:一種是主張瓜分中國、開拓殖民地;另一種是擁護中國的完整與獨立。對於固守前一種政策的人,我們無需乎去提醒他們那種政策是潛伏著危險與災難的,俄國在滿洲殖民的情況已表明了這一點;對於執行後一種政策的人,我們敢大膽預言:只要現政府存在,他們的目標便不可能實現。滿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難道有人只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牆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於傾倒嗎?我們恐怕這種支撐行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顛覆。歷史表明,在中國,朝代的生命,正像個人的生命一樣,有其誕生、長大、成熟、衰老和死亡;當前的滿清統治,自十九世紀初葉即已開始衰微,現在則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我們認為,即使是維護中國的完整與獨立的善意與義俠行為,如果像我們所瞭解的那樣是指對目前搖搖欲墜的滿清王室的支持,那麼注定是要失敗的。

  顯而易見,要想解決這個緊急的問題,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須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這樣一來,中國不但會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國家維護中國的獨立與完整的麻煩。在中國人民中有許多極有教養的能幹人物,他們能夠擔當起組織新政府的任務;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的計劃,經慎重考慮之後,早就制訂出來了。廣大的人民群眾也都甘願接受新秩序,渴望著情況改善,把他們從現在悲慘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來。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將滿洲韃子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我們的任務確實是巨大的,但並不是無法實現。一九○○年義和團戰爭時,聯軍只需為數不足兩萬的軍隊,就能擊潰滿清的抵抗,進軍北京並奪取北京城;我們以兩倍或者三倍於這個數目的人力,毫無疑義地也可以做到這一點,而且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從我們的愛國分子中徵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從最近的經驗中可清楚地看到,滿清軍隊在任何戰場上都不足與我們匹敵,目前愛國分子在廣西的起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他們距海岸非常遙遠,武器彈藥的供應沒有任何來源,他們得到這些物資的惟一方法乃是完全依靠於從敵人方面去俘獲;即使如此,他們業已連續進行了三年的戰鬥,並且一再打敗由全國各地調來的官軍對他們的屢次征討。他們既然有出奇的戰鬥力,那末,如果給以足夠的供應,誰還能說他們無法從中國消滅滿清的勢力呢?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

  拯救中國完完全全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但由於這個問題近來已涉及全世界的利害關係,因此,為了確保我們的成功、便利我們的運動、避免不必要的犧牲、防止列強各國的誤解與干涉,我們必須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別是向美國的人民呼籲,要求你們在道義上與物質上給以同情和支援,因為你們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開拓者,因為你們是基督教的民族,因為我們要仿照你們的政府而締造我們的新政府,尤其因為你們是自由與民主的戰士。我們希望能在你們中間找到許多的辣斐德1[辣斐德(M.L.Lafayette),又譯拉法葉特、拉斐特,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一七七七年志願參加北美獨立戰爭並擔任將軍,以實際行動幫助了美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

  注釋:

  據胡漢民編《總理全集》(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三○年二月出版)第四集影印的英文原稿重譯

  *用英文寫作,原題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An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在美國聖路易脫稿,同年秋在紐約出版單行本,年底被譯成中文在日本發行。

  《孫中山選集》

  《太平天國戰史》序*

  (一九○四年)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於南京。朱明不數年,奄有漢家故土,傳世數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餘年,及身而亡。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功論豪傑也。

  胡元亡漢,運不及百年,去古未遠,衣冠制度仍用漢官儀。加以當時上君子,半師承趙江漢、劉因諸賢學說,華夷之辯,多能道者。故李思齊等擁兵關陝不出,劉基、徐達、常遇春、胡深諸人皆徒步從明祖,群起亡胡,則大事易舉也。

  滿清竊國二百餘年,明逸老之流風遺韻,蕩然無存。士大夫又久處異族籠絡壓抑之下,習與相忘,廉恥道喪,莫此為甚。雖以羅、曾、左、郭1號稱學者[羅澤南、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終不明春秋大義,日陷於以漢攻漢之策,太平天國遂底於亡。豈天未厭胡運歟?漢子孫不肖應使然歟?抑當時戰略失宜有以致之歟?

  洪朝亡國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偉績概付焚如,即洪門子弟亦不詳其事實,是可憂也。漢公搜輯東西太平遺書,鈔譯成冊,中士秘本考證者不下數十種,雖當年遺老所見所聞異辭,文獻足征大備,史料官書可據者錄之,題曰《太平天國戰史》,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也。太平一朝,與戰相終始,其他文藝官制諸典不能蔚然成帙;又近時官書偽本流行,關於太平戰績,每多隱諱。漢公是編,可謂揚皇漢之武功,舉從前穢史一澄清其奸,俾讀者識太平朝之所以異於朱明,漢家謀恢復者不可謂無人。洪門諸君子手此一編,亦足征高曾矩矱之遺,當世守其志而勿替也,予亦有光榮焉。

  此序。

  孫文逸仙拜撰

  注釋:

  據漢公(劉成禺)編著《太平天國戰史》前編(東京祖國雜誌社出版)

  *《太平天國戰史》一書作者劉成禺,是旅居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這部著作是孫中山建議他寫的。孫中山為他提供資料,並作序。這年,《太平天國戰史》前編在東京初版發行。

  《孫中山選集》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

  (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佈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為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為我國賀也。顧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可疑也。

  中國不僅足以突駕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如埃及、希臘、羅馬等,皆已不可復睹。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發達於數百年前耳。而中國之文明已著於五千年前,此為西人所不及,但中間傾於保守,故讓西人獨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蓋各國無不由舊而新。英國倫敦先無電車,惟用馬車,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來而迥如隔世,前之馬車今已悉改為電車矣。謂數年後之中國,而仍如今日之中國,有是理乎?

  中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據此大舞台,而反謂無所借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好山河仍為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國見情事日迫,不勝危懼。然苟我發憤自雄,西人將見好於我不暇,逞敢圖我。不思自立,惟以懼人為事,豈計之得者耶?

  所以鄙人無他,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志士為之原動力耳,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以吾儕今日為之,獨不事半功倍乎?

  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殊難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國發明機器者,皆積數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歲月之功已足。中國之情況,亦猶是耳。

  又有謂各國皆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只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為共和。此說亦謬,於修築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粗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此取譬,是非較然矣。

  且夫菲律賓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二大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為自由民。言中國不可共和,是誣中國人曾菲律賓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烏乎可!

  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為耶?鄙人願諸君於是等謬想淘汰潔淨,從最上之改革著手,則同胞幸甚!中國幸甚!(下略)

  注釋:

  據《民報》第一號(東京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過庭(陳天華)《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

  *這是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建立中國同盟會一星期前的演說

  《孫中山選集》

  《民報》發刊詞*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姱詞以為美,囂聽而無所終,摘埴索塗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斟時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況夫孤懷宏識、遠矚將來者乎?夫繕群之道,與群俱進,而擇別取捨,惟其最宜。此群之歷史既與彼群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為輿論之母也。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僕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其他旋維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為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繕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視不遠,游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為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於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沈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為風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間,奮發振強,勵精不已,則半事倍功,良非誇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群,吾群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為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覘之。

  注釋:

  據《民報》第一號(東京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孫文《發刊詞》

  *《民報》是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月刊。創刊號脫期出版,這裡標出的是該號印刷日期。

  《孫中山選集》

  軍政府宣言*

  (一九○六年秋冬間)

  天運歲次年月日,中華國民軍軍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佈告國民。

  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為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為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只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緯經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經綸暨將來治國之大本,佈告天下:

  (一)驅除韃虜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亦如之。

  (二)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三)建立民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四)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眾棄之!

  上四綱,其措施之次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其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為人民戮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寧。既破敵者及未破敵者,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辮發之屈辱,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畜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並施教育,修道路,設警察、衛生之制,興起農工商實業之利源。每一縣以三年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第二期為約法之治。每一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平定後六年為限,始解約法,布憲法。第三期為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於憲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為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為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為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以上為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為國戮力,矢信矢忠,始終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能踔厲堅忍,共成大業。漢族神靈,久焜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其人人各發揚其精色。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閭閻不惜其力,則革命可成,民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

  注釋:

  據張永福編《南洋與創立民國》(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三年十月出版)影印《革命方略》油印本原件中的《軍政府宣言》

  *當時,孫中山和黃興、章太炎等在日本制訂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它由十多篇文件組成,本文是第一篇。這裡收錄的是一九○八年孫中山在新加坡增訂的版本。

  《孫中山選集》

  在東京《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諸君:

  今天諸君踴躍來此,兄弟想來,不是徒為高興,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這會,是祝《民報》的紀元節。《民報》所講的是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諸君今天到來,一定是人人把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橫在心上,要趁這會子大家研究的。兄弟想《民報》發刊以來已經一年,所講的是三大主義:第一是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權主義,第三是民生主義。

  那民族主義,卻不必要什麼研究才會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著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做路人,也決不會把路人當做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著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來當做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

  但是有最要緊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因為我漢人有政權才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我們想一想,現在國在那裡?政權在那裡?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地球上人數不過一千幾百兆,我們漢人有四百兆,佔了四分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卻成為亡國之民,這不是大可怪的嗎?那非洲杜國1[杜蘭斯哇,今譯德蘭士瓦(Transvaal)。]不過二十多萬人,英國去滅他,尚且相爭至三年之久;菲律賓島不過數百萬人,美國去滅他,尚且相持數歲;難道我們漢人,就甘心於亡國!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我們祖宗是不肯服從滿洲的。閉眼想想歷史上我們祖宗流血成河、伏屍蔽野的光景,我們祖宗狠對得住子孫,所難過的,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再想想亡國以後滿洲政府愚民時代,我們漢人面子上從他,心裡還是不願的,所以有幾回的起義。到了今日,我們漢人民族革命的風潮,一日千丈。那滿洲人也倡排漢主義,他們的口頭話是說他的祖宗有團結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漢人;他們要長保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們這幾句話本是不錯,然而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漢人無團體。我們漢人有了團體,這力量定比他大幾千萬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

  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他當初滅漢族的時候,攻城破了,還要大殺十日才肯封刀,這不是人類所為,我們決不如此。惟有他來阻害我們,那就盡力懲治,不能與他並立。照現在看起來,滿洲政府要實行排漢主義,謀中央集權,拿憲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權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漢人要剿絕他,故此騎虎難下。所以我們總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清楚,如果滿人始終執迷,仍然要把持政權,制馭漢族,那就漢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視的!想來諸君亦同此意。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

  至於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現在的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盡,卻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卻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後,復被外人侵入,這由政體不好的原故,不是〔做〕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費經營。至於著手的時候,卻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佛蘭西大革命及俄羅斯革命,本沒有種族問題,卻純是政治問題;佛蘭西民主政治〔體〕,已經成立,俄羅斯虛無黨也終要達這目的。中國革命之後,這種政體最為相宜,這也是人人曉得的。

  惟尚有一層最要緊的話,因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因為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的財產,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還沒有定局。今日中國,正是萬國眈眈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卻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

  說到民生主義,因這裡頭千條萬緒,成為一種科學,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並且社會問題隱患在將來,不像民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會他。雖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遠。凡是大災大禍沒有發生的時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發生之後,要撲滅他卻是極難。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在幼稚時代,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那時候收拾不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真是最大的責任。

  於今先說民生主義所以要發生的原故。這民生主義,是到十九世紀之下半期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沒有盛行民生主義的原因,總由於文明沒有發達。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著緊。這個道理,狠覺費解,卻可以拿淺近的事情來做譬喻。大凡文明進步,個人用體力的時候少,用天然力的時候多,那電力、汽力比起人的體力要快千倍。舉一例來說,古代一人耕田,勞身焦思,所得谷米至多不過供數人之食。近世農學發達,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盡,因為他不是專用手足,是藉機械的力去幫助人功,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農工,因他的生產剛夠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專注重生產。近代卻是兩樣。農工所生產的物品,不愁不足,只愁有餘,故此更重商業,要將貨物輸出別國,好謀利益,這是歐美各國大概一樣的。照這樣說來,似乎歐美各國應該家給人足,樂享幸福,古代所萬不能及的。然而試看各國的現象,與剛才所說正是反比例。統計上,英國財富多於前代不止數千倍,人民的貧窮甚於前代也不止數千倍,並且富者極少,貧者極多。這是人力不能與資本力相抗的緣故。古代農工諸業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現時天然力發達,人力萬萬不能追及,因此農工諸業都在資本家手裡。資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貧民怎能同他相爭,自然弄到無立足地了。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就是因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這種人日興月盛,遂變為一種狠繁博的科學。其中流派極多,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有主張均分於貧民的,有主張歸諸公有的,議論紛紛。凡有識見的人,皆知道社會革命,歐美是決不能免的。

  這真是前車可鑒,將來中國要到這步田地,才去講民生主義,已經遲了。這種現象,中國現在雖還沒有,但我們雖或者看不見,我們子孫總看得見的。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壞,不如今日預籌個防止的法子。況且中國今日如果實行民生主義,總較歐美易得許多。因為社會問題是文明進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舉一例來說,今日中國貧民,還有砍柴割禾去謀生活的,歐美卻早已絕跡。因一切謀生利益盡被資本家吸收,貧民雖有力量,卻無權利去做,就算得些蠅頭微利,也決不能生存。故此社會黨常言,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復古。這也是矯枉過正的話。況且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

  歐美為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大凡文明進步,地價日漲。譬如英國一百年前,人數已有一千餘萬,本地之糧供給有餘;到了今日,人數不過加三倍,糧米已不夠二月之用,民食專靠外國之粟。故英國要注重海軍,保護海權,防糧運不繼。因英國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變獵場,所獲較豐,且徵收容易,故農業漸廢,並非土地不足。貧民無田可耕,都靠做工餬口,工業卻全歸資本家所握,工廠偶然停歇,貧民立時飢餓。只就倫敦一城算計,每年冬間工人失業的常有六七十萬人,全國更可知。英國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家的地租占倫敦地租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貧富不均竟到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了!

  大凡社會現象,總不能全聽其自然,好像樹木由他自然生長,定然支蔓,社會問題也是如此。中國現在資本家還沒有出世,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沒有加增,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卻不能照前一樣。比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因為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國改良,那地價一定是跟著文明日日漲高的。到那時候,以前值一萬銀子的地,必漲至數十萬、數百萬。上海五十年前,黃浦灘邊的地本無甚價值,近來竟加至每畝百數十萬元,這就是最顯明的證據了。就這樣看來,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一天緊似一天了。這種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過眼前還沒有這現象,所以容易忽略過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後卻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籌個解決的法子,這是我們同志應該留意的。

  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為己有;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隨口說去,那不必去管他。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家。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有,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國在膠州灣、荷蘭在爪哇已有實效。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長,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兄弟剛才所說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就是為此。行了這法之後,文明越進,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斷不至難辦。現今苛捐盡數蠲除,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永遠斷絕,漫說中國從前所沒有,就歐美日本雖說富強,究竟人民負擔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的。我們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後,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為文明各國將來所取法的了。

  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達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為至完美的國家。

  尚有一問題,我們應要研究的,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憲法」二字,近時人人樂道,便是滿洲政府也曉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預備立憲的上諭,目驚自擾。那中華民國的憲法,更是要講求的,不用說了。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是不能學的,美是不必學的。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裁判權各不相統,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法國孟德斯鳩將英國制度作為根本,參合自己的理想,成為一家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氏學說作為根本,把那三權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是未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文明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也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已經是不適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

  那五權除剛才所說三權之外,尚有兩權。一是考選權。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但官吏卻是國民公僕。美國官吏有由選舉得來的,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考試的制度,所以無論是選舉、是委任,皆有狠大的流弊。就選舉上說,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訥於口才,沒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國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無知的人夾雜在內,那歷史實在可笑。就委任上說,凡是委任官都是跟著大統領進退。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向來是選相興廢,遇著換了大統領,由內閣至郵政局長不下六七萬人,同時俱換。所以美國政治腐敗散漫,是各國所沒有的。這樣看來,都是考選制度不發達的原故。考選本是中國始創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卻被外國學去,改良之後成了美制。英國首先仿行考選制度,美國也漸取法,大凡下級官吏,必要考試合格,方得委任。自從行了此制,美國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於下級官吏,並且考選之權仍然在行政部之下,雖少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卻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國向來銓選,最重資格,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專制國中,黜陟人才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更講資格,也是虛文。至於社會共和的政體,這資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國民的公僕,必須十分稱職,方可任用。但是這考選權如果屬於行政部,那權限未免太廣,流弊反多,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才得妥當。

  一為糾察權,專管監督彈劾的事。這機關是無論何國皆必有的,其理為人所易曉。但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機關定要獨立。中國從古以來,本有御史台主持風憲,然亦不過君主的奴僕,沒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權限,那權限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頫首總命,因此常常成為議院專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總統,如林肯、麥堅尼1[今譯麥金萊(W.Mckinley)。]、羅斯威2等[今譯羅斯福(T.Roosevelt)。],才能達行政獨立之目的。況且照正理上說,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卻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論理上說不去的,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

  合上四權,共成為五權分立。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至於那詳細的條理,完全的結構,要望大眾同志盡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漢族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諸君必肯擔任,共成此舉,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注釋:

  據《民報》第十號(東京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民意(胡漢民)《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

  《孫中山選集》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締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夫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國民以為於內無統一之機關,於外無對待之主體,建設之事更不容緩,於是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自推功讓能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務盡責之觀念以言,則文所不敢辭也。是用黽勉從國民之後,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端在今日。敢披瀝肝膽,為國民告: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日民族之統一。

  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

  血鐘一鳴,義旗四起,擁甲帶戈之士遍於十餘行省。雖編製或不一,號令或不齊,而目的所在則無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為共同之行動,整齊劃一,夫豈其難?--是曰軍政之統一。

  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此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遂其偽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挈,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

  滿清時代,借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經濟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

  以上數者,為政務之方針,持此進行,庶無大過。

  若夫革命主義,為吾儕所昌言,萬國所同喻,前此雖屢起屢躓,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飆發,諸友邦對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與我友邦益增睦誼,持和平主義,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為幸獲。對外方針,實在於是。

  夫民國新建,外交內政百緒繁生,文自顧何人,而克勝此?然而臨時之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十餘年來從事於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所遇之艱難。即使後此之艱難遠逾於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華民國之基礎確定於大地,然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萬萬之同胞共鑒之。

  大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

  注釋:

  據廣州市博物館所藏《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原件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舉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這是孫中山宣誓及受印後向全體國民發佈的宣言書。

  《孫中山選集》

  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

  諸君:

  今日同盟會會員開餞別會,得一最好機會,大家相見,誠一幸事。今日中華民國成立,兄弟解臨時總統之職,解職不是不辦事,解職以後尚有比政治要緊的事待著手的。

  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國亡於滿洲,國中圖光復之舉不知凡幾,各處會黨遍佈,皆是欲實行民族主義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後仍不免為專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數同志在日本發起同盟會,定三大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

  社會革命為全球所提倡,中國多數人尚未曾見到。即今日許多人以為改造中國,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個極強大的國,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罷了。其實不然。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然國中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苦痛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

  中國民族、民權兩層已達,唯民生未做到,即本會中人亦有說:「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會革命最難。因為種族革命只要將異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將機關改良便了,惟有社會革命必須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實行。中國雖然將民族、民權兩革命成了功,社會革命只好留以有待。」這句話又不然。英美諸國因文明已進步,工商已發達,故社會革命難;中國文明未進步,工商未發達,故社會革命易。英美諸國資本家已出,障礙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難;中國資本家未出,障礙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

  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試設一問:社會革命尚須用武力乎?兄弟敢斷然答曰:英美諸國社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所以,剛才說英美諸國社會革命難,中國社會革命易,亦是為此。中國原是個窮國,自經此次革命,更成民窮財盡,中人之家已不可得的,如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有,所以行社會革命是不覺痛楚的。但因此時害猶未見,便將社會革命擱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醫病,與其醫於已發,不如防於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遠大一點,當看至數十年、數百年以後,及於世界各國方可。如以為中國資本家未出,便不理會社會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時,貧富階級已成,然後圖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國因從前未嘗著意此處,近來正在吃這個苦,去冬英國煤礦罷工一事就是證據。然罷工的事,不得說是革命,不過一種暴動罷了,因英國人欲行社會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於暴動。然社會革命今日雖然難行,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於預言。吾人當此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將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甚些,那時再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麼!

  本會從前主義有平均地權一層,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則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權之法,當將此主義普及全國,方可無礙。

  但有一事,此時尤當注意者:現在舊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開辦,開辦之時必得各地主契約換過,此實歷代鼎革時應有之事。主張社會革命,則可於換契時少加變改,已足收效無窮。從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積納稅,分上中下三等,以後應改一法,照價收稅,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較上海黃浦灘土地,其價相去不知幾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價徵稅,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貴地必在繁盛之處,其地多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為虐;賤地必在窮鄉僻壤,多為貧人所有,故非輕取不可。三等之分,則無此等差別。譬如黃浦灘一畝納稅數元,鄉中農民有一畝地亦納稅數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價完稅,則無此病。

  以後工商發達,土地騰貴,勢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價,與百年前相較,至少亦貴至萬倍。中國五十年後,應造成數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見一地不過略為繁盛,而其價每畝約值六百萬元。中國後來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為地主所得。比如在鄉間有田十畝,用人耕作,不過足養一人;如發達後,可值六千萬,則成一大富翁。此家資從何得來?則大抵為鐵道及他業發達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數十年之後,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優先莫大之權,據地以收人民之稅,就是地權不平均的說話了。

  求平均之法,有主張土地國有的,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恐無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如地價一百元時完一元之稅者,至一千萬元時則當完十萬元,此在富人視之,仍不為重。此種地價稅法,英國現已行之,經解散議會數次,始得通過;而英屬地如澳洲等處,則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無他力為之阻礙故也。

  然只此一條件,不過使富人多納數元租稅而已,必須有第二條件--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須地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故高其價,然使國家竟不買之,年年須納最高之稅,則已負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則又恐國家從而買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兩法互相表裡,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在國家一方面言之,無論收稅、買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國近來患貧極了,補救之法,不但收地稅,尚當收印契稅。從前廣東印契稅,每百兩取九兩;今宜令全國一律改換地契,定一平價,每百兩取三兩至五兩,逾年不換新契者,按年而遞加之,則人民無敢故延。加以此後地價日昂,國家收入益多,尚何貧之足患?地為生產之原素,平均地權後,社會主義即易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人民不能抬價,則收買土地自易。

  於是將論資本問題。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借外債以興實業,實內外所同贊成的。前日聞唐少川1先生言[唐紹儀,字少川。],京奉鐵路借債本可早還,因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張,此可見投資實業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國一言及外債,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美國之發達,南美阿金灘1[今譯阿根廷。]、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吾國借債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築路之全本,此後每年所進,皆為純利;如不借債,即無此項進款。美國鐵道收入,歲可得七萬萬美金,其他附屬之利尚可養數百萬工人,輸送各處土貨。如不早日開辦,遲一年即少數萬萬收入。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吾國人不知顧惜,殊為可歎!昔張之洞議築蘆漢鐵道,不特畏借外債,且畏購用外國材料。設立漢陽鐵廠原是想自造鐵軌的,孰知漢陽鐵廠屢經失敗,又貼了許多錢,終歸盛宣懷手裡,鐵路又造不成功。遲了二十餘年,仍由比國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國買的。即使漢陽鐵廠成功,已遲二十餘年,所失不知幾何。中,國知金錢而不知時間,顧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國各處生產未發達,民人無工可作,即如廣東一省,每年約有三十萬「豬仔」輸出,為人作牛馬;若能輸入外資,大興工作,則華人不用出外傭工,而國中生產又不知幾倍。余舊歲經加拿大,見中國人在煤礦用機器採挖,每人日可挖十餘噸,人得工資七八元,而資本家所入,至少猶可得百數十元。中國內地煤礦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噸,其生產力甚少,若用機器,至少可加十數倍。生產加十數倍,即財富亦加十數倍,豈不成一最富之國?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

  然不可不防一種流弊,則〔即〕資本家將乘此以出是也。如有一工廠,傭工數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資所得不過五元,養家餬口猶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為罷工之事--此生產增加所不可免之階級。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本會政綱中,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即此事。現今德國即用此等政策,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見。美國現時欲收鐵路為國有,但其收入過巨,買收則無此財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勢。唯德國後起,故能思患預防,全國鐵道皆為國有。中國當取法於德,能令鐵道延長至二十萬里,則歲當可收入十萬萬,只此一款,已足為全國之公用而有餘。

  尚有一層,為中國優於他國之處。英國土地,多為貴族所有;美國已墾之地,大抵歸人民,惟未墾者尚未盡屬私有;中國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礦產山林多為國有。英國礦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於地主之手;中國礦山屬官,何不可租與人民開採以求利?

  使中國行國家社會政策,則地稅一項,可為現之收入數十倍;至鐵道收入,三十年後歸國家收回,准美國約得十四萬萬;礦山租款,約十萬萬。即此三項,共為國家收入,則歲用必大有餘裕。此時政府所患,已不在貧。國家歲用不足,是可憂的;收入有餘,而無所用之,亦是可慮的。此時預籌開消之法,則莫妙於用作教育費。法定男子五六歲入小學堂,以後由國家教之養之,至二十歲為止,視為中國國民之一種權利。學校之中備各種學問,務令學成以後可獨立為一國民,可有參政、自由、平等諸權。二十以後,自食其力,幸者為望人、為富翁,可不須他人之照顧。設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則五十以後,由國家給與養老金。此制英國亦已行之,人約年給七八百元,中國則可給數千元。如生子多,凡無力養之者,亦可由國家資養。此時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

  凡此所云,將來有必達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則在思患預防,採用國家社會政策,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而隨自然必至之趨勢,以為適宜之進步。所謂國利民福,道不逾此,吾願與我國民共參之。

  注釋:

  據《中國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先生演說詞》(南京中華民國大總統府印鑄局一九一二年印件)

  *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當天所作的這個演說,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不久即被摘譯成法、英、俄等國文字,以論文的形式在國外發表。

  《孫中山選集》

  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

  (前略)此次革命乃國民的革命,乃為國民多數造幸福。凡事以人民為重,軍人與官吏不過為國家一種機關,為全國人民辦事。自光復以來,共和與自由之聲甚囂塵上,實則其中誤解甚多。蓋共和與自由,專為人民說法,萬非為少數之軍人與官吏說法。倘軍人與官吏借口於共和與自由,破壞紀律,則國家機關萬不能統一。機關不統一,則執事者無專責,勢如一盤散沙,又何能為國民辦事?是故所貴夫機關者,全在服從紀律。如機械然,百輪相錯,一絲不亂,而機械之行動乃臻圓滿。此在有形之機關為然,在無形之機關亦何莫不然?蓋在政治機關,百執事按級供職,必紀律嚴明,然後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必收此效,然後可以保全人民、領土,與列強相競爭。

  由斯而談,聞者或以為與平日所信之共和與自由主義大相衝突,其實不然。僕前言之矣,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蓋人民終歲勤動,以謀其生;而官吏則為人民所養,不必謀生。是人民實共出其所有之一部,供養少數人,代彼辦事。於是在辦事期內,此少數人者當停止其自由,為民盡職,以答人民之供奉。是人民之供奉,實不啻為購取少數人自由之代價。倘此少數人而欲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自由之範圍本寬,而在勤務期間則甚狹。僕為總統時,殊不能自由。今日來鄂,與諸君相見,實以國民的資格,而非以總統的資格。故僕今日所享之自由,最為完全,其所以完全者,以為國民的自由也。

  僕此次解職,外間頗謂僕功成身退,此實不然,身退誠有之,功成則未也。僕之解職有兩原因;一在速享國民的自由;一在盡瘁社會上事業。吾國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會革命尚未著手,故社會事業在今日非常緊要。今試即〔以〕中國四萬萬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過五萬人,居軍界者多不過百萬人,餘者皆普通人民。是著眼於人數,已黨社會事業萬萬不能緩辦。未統一以前,政事、軍事皆極重要;而統一以後,則重心又移在社會問題。前者乃犧牲自由之事,後者乃擴張自由之事,二者並行而不悖。僕此次解職,即願為一人民事業之發起人。蓋吾人為自由民,而自由民之事業甚多。且吾國困頓於專制政體之下,人格之喪失已久,從而規復之,需力絕巨,為時亦必多。僕不敏,請擔任之。

  同時有一語奉告諸君,即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當未退為人民,而在職為軍人或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萬萬不可。在盡力革命諸君,必且發問曰:「吾輩以血淚購得之自由,軍人胡乃不得享受之?」須知軍人之數少,人民之數多,吾輩服從之時短,為普通人民之時長,朝作總統,夕可解職,朝為軍長,夕可歸田,完全自由,吾輩自可隨時享之。故人民之自由,即不啻軍人之自由,此語最須牢記。惟在服務期間,則不可與普通人民一律,此其異點耳。

  注釋:

  據上海《民立報》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本社記者筆述《孫先生演說辭》

  《孫中山選集》

  在武昌十三團體聯合歡迎會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

  近來團體之多,至不可數,此可征民智之發達矣,而僕深恐其不能抱一目的,為一致之進行。夫民族思想,根於天性,故十餘年來各團體群趨於革命,一言排滿,舉州〔國〕同聲,乃遂有今日。滿洲專制政府倒矣,以中國史例征之,大可以本族專制政府代之;而乃不然,帝王思想不謀而絕跡於天下,意見雖偶有參差,而無不同向於共和。是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兩種,皆以一致之目的行之。今社會革命著手伊始,僕以是希望各團體,復以其一致之精神,從事斯業。

  今之反對社會革命者,謂:「中國之當急者乃政治問題,至社會問題則相去尚遠。蓋吾國生活程度低,資本家未嘗發見。歐美現象與吾相反,社會主義且憂其扞格不入,奚言吾國?」為此言者,真淺見之徒,不足與言治也。諸君須知,歐美改良政治之時,其見解亦胡不同於吾人。當其時,社會之流弊未生,彼以為政治良、百事皆良,遂不注意於社會事業;及至社會事業敗壞,至於今日之歐美,則欲收拾之,而轉無從。諸君只知歐美今日社會上補苴罅陋之政策,為應於社會問題而起,而不悟倘歐美早百年注意社會問題,而今日補苴罅陋之政策可不發生。甚矣,其疏陋也!當美利堅離英自立,豈不於政治上躊躇滿志,乃未及百年而社會之苦痛以生,國利民福,以此犧牲者多;倘起百年前美洲政家詢之,彼必自歎其失策。今吾國之革命,乃為國利民福革命。擁護國利民福者,實社會主義。故欲鞏固國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會問題。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於專制國。蓋專制皇帝且口不離愛民,雖專橫無藝,猶不敢公然以壓抑平民為職志。若資本家則不然。資本家者,以壓抑平民為本分者也,對於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

  邇來歐美工人對於資本家之無良,常為同盟罷工之事;然總無效。蓋工人皆貧,無持久之宿糧,工人求增值,資本家故靳之,逾兩三月,工人以不能耐餓,不得不以原值俯就羈勒。至用貨者,有時亦復同為資本家所阨。蓋用貨嫌價昂,相率不購,而儲貨者可轉運他國,或居奇久囤以團用者,使終不得不就而購之。世間頗誤認同盟罷工為社會主義,而實非也。罷工一事,乃無法行其社會主義而始用之,以發表其痛苦,非即社會主義也。(未完)1[按:原註明「未完」,但以後未見續載。]

  注釋:

  據上海《民立報》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六日行嚴(章士釗)《孫前總統社會革命談》

  《孫中山選集》

  在上海同盟會機關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同盟會之成立,於今十數年矣。昔吾輩同志開會討論,惟於海外能之,今日竟能於內地設置機關,且能自由言論,嗚呼盛哉!雖然,今日革命雖告成功,共和雖已成立,不過達吾人一部分之目的,決非已遂私心者也。願諸君以推倒滿洲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後之進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義實行無遺,夫然後為吾人目的到達之日,而對於政綱所負之義務庶幾無憾矣。

  三民主義者,同盟會唯一之政綱也,曰民族主義,曰民權主義,曰民生主義。今滿洲政府已去,共和國體已成,民族、民權之二大綱已達目的,今後吾人之所急宜進行者,即民生主義是。夫民族、民權之二主義,在稍有人心者,舉莫不贊同之;即有堅持君主國體之說者,然理由薄弱,稍一辯論,即歸消滅。而獨近日吾人提倡民生主義,居然有起而反對者,其言曰:「社會主義之實際,在歐美文明國中尚不能行,而況於中國乎?且今日外國之資本家,以金錢之勢力壟斷我國財<政>,苟吾國不極力提倡資本家,圖實業之發展,以資本之勢力抵制外人,則當今經濟競爭之世界中,無中國人立足地矣。」聽其言似亦有理,然彼輩之所以為此說者,蓋未知民生主義為何物,故盲然為無謂之反對耳。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占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試以鐵道論之,苟全國之鐵道皆在一二資本家之手,則其力可以壟斷交通,而制旅客、貨商、鐵道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歸少數富者之所有,則可以地價及所有權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設,平民將永無立錐地矣。苟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則其所得,仍可為人民之公有。蓋國家之設施,利益所及,仍為國民福利,非如少數人之壟斷,徒增長私人之經濟,而貧民之苦日甚也。雖然,國有之策,滿清政府以之亡國,吾人所反對者也。然則向之反對鐵道國有者,豈與本政綱抵觸者乎?是不然。滿清政府者,君主專制之政府,非國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滿政府之所謂國有,其害實較少數資本家為尤甚。故本會政綱之次序,必民權主義實施,而後民生主義可以進行者此也。論者又曰:「凡事必有等級,今資本家之等級尚未經過,瞢然言民生主義,人民知識、社會組織皆無此程度也。」嗚呼!果如所言,則共和之先,必經君主立憲之一階級,而今之共和又何以能成厥功乎?此更不待辯而自明者也。

  要之,本會之民族主義,為對於外人維持吾國民之獨立;民權主義,為排斥少數人壟斷政治之弊害;民生主義,則抵抗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故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前二者,吾同志既已灑幾許熱血而獲今日之成功,則今後更宜極其心思,盡其能力,以達最後之目的。此則予之所深望於同志諸君者也。

  注釋:

  據上海《民權報》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天仇(戴季陶)筆述《孫中山演說詞》

  《孫中山選集》

  中華革命軍大元帥檄*

  (一九一四年秋)

  袁賊苦吾國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國以來,殆未有此萬惡政府危亡禍亂至於此極者也。

  清之末造,賊實媚之,以殺吾國人。及其亡而擁兵徼利,至乃要竊總統以和。軍府不忍戰爭之綿延,以為賊本漢族,人情必思宗國,而總統復非帝王萬世之比,俯與遷就,冀其自新;亦以民國初立,舊污未殄,首行揖讓,風示天下,樹之楷模。孰意賊性凶頑,譎詐成習,背誓亂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權之名,行奸雄竊國之實。驕兵悍將,騷擾於閭閻;宵小金壬,比周於左右。甚乃賄收報館,賂遺議員,清議銷沉,監督溺職,而嗾殺元勳、濫借外債之禍作矣。

  贛、寧釀變,皖、滬、閩、粵、湘、蜀繼之。義師敗,賊焰愈張,自是以還,幾於不國。賊兵所至,焚掠為墟,幼女貞孀,供其淫媟。猶復恣意株連,籍沒罔恤,偶涉嫌疑,遽膏鋒刃。人民喪其樂生之心,而賊於此時方論功行賞,以慶太平,蓋自以為帝業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總統,而祭天祀孔,議及冕旒,司馬之心,路人皆見。又其甚者:改毀約法,解除國會,停罷自治,裁併司法,生殺由己,於奪唯私;偵諜密佈於交衢,盜匪縱橫干邑都;頭會箕斂,欲壑靡窮,朋坐族誅,淫刑以逞;礦產鬻而國財空,民黨戮而元氣盡。

  軍府艱難締造之共和,以是壞滅無餘。而賊惡盈矣!殉國烈士飲恨於九原,首義勳賢投荒於海外,而覘國者遂以為自由幸福非吾中華國民所應享,此真天下之大恥奇辱也。而吾國民亦偷生視息,莫之敢指。馴此以往,亡國滅種,匪伊異人,國交之危,其見端耳。袁賊妄稱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隸牛馬之時,此仁人志士所為仰天椎心,雖肝膽塗疆場、膏血潤原野而不辭也。

  軍府痛宗國之陸沉,憤獨夫之肆虐,愛率義旅,誓殄元兇,再奠新邦,期與吾國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來歸;草澤英賢,聞風斯起。諸袁將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賞,勿有所問。若其棄順效逆,執迷不復,大兵既至,誅罰必申,雖欲悔之,晚無及也!

  佈告天下,成使聞知。檄到如律令。

  中華民國年月日孫文(印)

  (說明:檄文後應由大元帥親自署名、蓋印。但在革命軍舉義之時,大元帥不在任地,司令長官得代用印宣佈。)

  注釋:

  據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中《革命方略》第六編文告《中華革命軍大元帥檄》

  *孫中山於一九一四年夏天在日本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領導反對袁世凱的鬥爭。同年秋天他主持制訂了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這篇檄文是其中的文件之一。

  《孫中山選集》

  致黃興書*

  (一九一五年三月)

  前由英士瀝陳近況,遲遲未得還雲,甚悵甚悵!

  文關懷祖國,見於政府之專制、政治之不良,清夜自思,每用痛心!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敗者,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猶憶鈍初死後之五日,英士、覺生等在公寓所討論國事及鈍初刺死之由。公謂民國已經成立,法律非無效力,對此問題宜持以冷靜態度,而待正當之解決。時天仇在側,力持不可。公非難之至再,以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發難,必致大局糜爛。文當時頗以公言為不然,公不之聽。及其後也,烈武、協和等相繼被黜,靜山觀望於八閩,組安反覆於三湘,介人復盤據兩浙,而分南方之勢,以掣我肘。文不勝一朝之忿,乃飭英士奮起滬濱,更檄章梓倡議金陵。文於此時本擬親統六師,觀兵建康,公忽投袂而起,以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遺禍匪淺。文雅不欲於兵戈擾攘之秋,啟兄弟同室之鬩,乃退而任公。公去幾日,馮、張1[指馮國璋、張勳。]之兵聯翩南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則大江以北,決不致聞風瓦解,而英士、鐵生亦豈至一蹶不振?乃公以餉細之故,貿然一走,三軍無主,卒以失敗。堯卿、海鳴難為善後,而如火如茶之民氣,於是殲滅無遺。推原其故,文之非歟?公之咎歟?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矣。

  東渡以來,日夕共謀,非欲雪癸丑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而公又與英士等互相齟齬,溥泉、海鳴復從而煽之,公不維始終之義,遂作中道之棄。離日以後,深虞失援,英士明達,復以函問,而公又置不與復。是公不復以同志為念耶?

  二十年間,文與公奔走海外,流離播遷,同氣之應,匪伊朝夕。癸丑之不利,非戰之罪也。且世之所謂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怯。廣州、萍醴幾經危難,以公未嘗一變厥志者,豈必至今日而反退縮不前乎?中國當此外患侵逼、內政紊亂之秋,正我輩奮戈飲彈、碎肉喋血之時。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機以起。若公以徘徊為知機,以觀望為識時,以緩進為穩健,以萬全為商榷,則文雖至愚,不知其可。臨紙神馳,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為孟浪而菲薄之,斯則革命前途之幸雲〔也〕。1[本文提及的一些人物多用字號,其姓名依次是:陳其美(英士)、宋教仁(遯初、鈍初)、居正(覺生)、戴季陶(天仇)、柏文蔚(烈武)、李烈鈞(協和)、孫道仁(靜珊、靜山)、譚延闓(組庵、組安)、朱瑞(介人)、殷錚(鐵生)、孫武(堯卿)、何海鳴(一雁)、張繼(溥泉)。]

  注釋:

  據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

  *此函從日本東京寄往美國費城。

  《孫中山選集》

  討袁宣言*

  (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

  文自癸丑討逆之師失敗以還,不獲親承我父老昆弟之教誨者,於今三年矣。奸人竊柄,國論混淆,文於是時亦殊不樂以空言與國人相見。今海內喁喁有望治聲矣,文雖不敏,固嘗為父老昆弟所屬役,復自顛沛不忘祖國者,則請繼今一二為國人談也。

  文持三民主義甘有餘年,先後與國人號呼奔走,期以達厥志。辛亥武昌首義,舉國應之,五族共和,遂深注於四億同胞之心目。文適被舉為一時公僕,軍書旁午,萬端草創,文所靖獻於國民者,固甚恨不能馨其悃忱。然國號改建,紀元維新,且本之真正民意以頒布我民國約法,其基礎不可謂不已大定。故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文乃辭職,介舉袁氏於參議院。蓋信其能服從大多數之民心,聽義師之要求,以贊共和,則必能效忠民國,踐履約法,而昭守其信誓也。當南北兩方情志未孚時,文嘗任調和,躬至北京,並有「願袁氏十年為總統」之宣言。何期袁氏逆謀終不自掩,殘殺善良,弁髦法律,壞社會之道德,奪人民之生計。文故主興討賊之師,所以維國法而伸正義,成敗利鈍所不計也。袁氏既挾金錢勢力,肆用詐術,而逆跡未彰,國人鮮悟,以致五省撓敗,而袁氏之惡乃益逞矣。

  文雖蟄居海外,而憂國之志未嘗少衰。以為袁氏若存,國將不保;吾人既主討賊,而一蹶不振,非只暴棄,其於謀國亦至不忠。故亟圖積極進行之計,輒與諸同志謀之。顧敗喪之餘,群思持重,緩進之說,十人而五。還視國中,則猶有信賴袁氏而策其後效者;有以為其鋒不可犯,勢惟與之委蛇而徐圖補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決裂之舉者。文以為此皆有所執持,而其心理上之弱點,則袁氏皆得而利用之,以逞其欲,此文期期所不敢認以為適道者也。袁氏果於是時解散國會,公然破毀我神聖莊嚴之約法,諸民權制度隨以俱盡。文謂袁氏已有推翻民國、及身為帝之謀,而莫之敢信;而虧節墮行、為倀為偵之敗類,且稍稍出矣。文於是痛心疾首,決以一身奮鬥報我國家,乃遂組織中華革命黨,為最嚴格之約束,將盡掃政治上、社會上之惡毒瑕穢,而後復納之約憲之治。兩年以來,已集合多數之同志。其入內地經營進行者,皆屢仆屢起,不憚舉其個人之自由權利、生命財產而犧牲之,以冀奠我區夏。孤行其自信力,而不敢求知於人人,猶之辛亥以前之中國同盟會也。歐戰既起,袁氏以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謀,托始於籌安會,偽造民意,強迫勸進。一人稱帝,天下騷然,志士仁人汗喘相告,而吾同志益愈奮勵,冒死以進。滇、黔獨立,文意豁然。至乃昔所不知,今皆競義,德鄰之樂,詎復可已。頻年主持,益審非謬。

  顧獨居深念,以為袁氏怙惡,不俟其帝制之招揭;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討賊美舉,尤當視其職志之究竟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為何,其策諸方來與建設根本者為何,而後乃有犧牲代價之可言,民國前途,始有攸賴。今獨立諸省通電,皆已揭櫫民國約法以為前提,而海內有志後援、研求國是者,亦皆以約法為衡量。文殊慶幸此尊重約法之表示,足證義軍之舉,為出於保衛民國之誠。袁氏破壞民國,自破壞約法始;義軍維持民國,固當自維持約法始。是非順逆,區以別矣。夫約法者,民國開創時國民真意之所發表,而實賴前此優秀之士,出無量代價以購得之者也。文與袁氏無私人之怨,違反約法,則願與國民共棄之;與獨立諸省及反袁諸君子無私人之惠,尊重約法,則願與國民共助之。我國民亦既一致自愛其寶,而不為獨夫民賊之所左右,則除惡務盡,對於袁氏必無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詐力絕人,猶不能不與帝制同盡,則天下當不復有襲用其故智之人。

  至袁氏今日勢已窮蹙,而猶徘徊觀望,不肯自歸於失敗,此固由其素性貪利怙權,至死不悟。然見乎倡議者之有派別可尋,竊疑黨爭未弭,覬覦其猜忌自紛,而不能用全力以討賊。殊不知鬩牆禦侮,淺人審其重輕,而況昔之政爭,已成陳跡。今主義既合,目的不殊,本其愛國之精神,相提攜於事實,見仇者雖欲有所快,無能幸也。今日為眾謀救國之日,決非群雄逐鹿之時,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殘外,凡百可本之約法以為解決。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文始意以為既已負完全破壞之責,故同時當負完全建設之責。今茲異情,則張皇補苴,收拾時局,當世固多賢者。苟其人依約法被舉,而不由暴力詐術以攫取之,則固與國民所共承者也。民國元首,只有服務負責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榮之可慕,國民當共喻斯義。文之所持,凡皆以祈向真正之和平,故雖嘗以身當天下之沖而不自借也。

  文自束髮受書,知憂國家,抱持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終始不替;所與游者,亦類為守死善道之士。民國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達。乃袁氏推翻民國,以一姓之尊而奴視五族,此所以認為公敵,義不反兵〔顧〕。今是非已大白於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厲進行,無遺一日縱敵之患,國賊既去,民國始可圖安。若夫今後敷設之方,則當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據正確之民意,乃克有濟。文自審立身行事,早為天下共見,末俗爭奪權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於所信之主義,則初不為生死禍福而少有屈撓。袁氏未去,當與國民共任討賊之事;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唯父老昆弟察之!

  注釋:

  據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孫文宣言》

  *這是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以後發表的宣言。

  《孫中山選集》

  建國方略(上)*

  (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建國方略之一

  孫文學說--行易知難(心理建設)

  自序

  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萃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襄,乃得推覆專制,創建共和。本可從此繼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建設宏模,則必能乘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之域,躋斯民於安樂之天也。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眾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為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為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此固予之德薄無以化格同儕,予之能鮮不足駕馭群眾,有以致之也。然而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

  此思想之錯誤為何?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也。此說始於傅說對武丁之言,由是數千年來深中於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設計劃,一一皆為此說所打消也。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只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是故當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兵法有云:「攻心為上。」是吾黨之建國計劃,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繫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夫革命黨之心理,於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如是則以後之建設責任,非革命黨所得而專也。迨夫民國成立之後,則建設之責任當為國民所共負矣,然七年以來,猶未睹建設事業之進行,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午夜思維,不勝痛心疾首!夫民國之建設事業,實不容一刻視為緩圖者也。

  國民!國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回顧當年,予所耳提面命而傳授於革命黨員,而被河漢為理想空言者,至今觀之,適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當為民國建設之資材也。乃擬筆之於書,名曰《建國方略》,以為國民所取法焉。然尚有躇躊審顧者,則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大敵橫梗於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為理想空言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夫如是,乃能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則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為尤速、尤易也。

  時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孫文自序於上海

  第一章以飲食為證

  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予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為建國計劃,舉而行之,以冀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焉。乃有難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遠矣,先生之策閎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於初聞是言也,為之惶然若失。蓋「行之惟艱」一說,吾心亦信而無疑,以為古人不我欺也。繼思有以打破此難關,以達吾建設之目的,於是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勵同人。惟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畏難之心,舉國趨勢皆如是也。予乃廢然而返,專從事於「知易行難」一問題,以研求其究竟。幾費年月,始恍然悟於古人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實似是而非也。乃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於是以予構思所得之十事,以證明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以供學者之研究,而破世人之迷惑焉。

  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語,傳之數千年,習之遍全國四萬萬人心理中,久已認為天經地義而不可移易者矣。今一旦對之曰「此為似是而非之說,實與真理相背馳」,則人必難遽信。無已,請以一至尋常、至易行之事以證明之。

  夫飲食者,至尋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類、物類皆能行之,嬰孩一出母胎則能之,雛雞一脫蛋殼則能之,無待於教者也。然吾人試以飲食一事,反躬自問,究能知其底蘊者乎?不獨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學已大有發明,而專門之生理學家、醫藥學家、衛生學家、物理家、化學家,有專心致志以研究於飲食一道者,至今已數百年來亦尚未能窮其究竟者也。

  我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後,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中國所發明之食物,固大盛於歐美;而中國烹調法之精良,又非歐美所可並駕。至於中國人飲食之習尚,則比之今日歐美最高明之醫學衛生家所發明最新之學理,亦不過如是而已。何以言之?夫中國食品之發明,如古所稱之「八珍」,非日用尋常所需,固無論矣。即如日用尋常之品,如金針、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實素食之良者,而歐美各國並不知其為食品者也。至於肉食,六畜之臟腑,中國人以為美味,而英美人往時不之食也,而近年亦以美味視之矣。吾往在粵垣,曾見有西人鄙中國人食豬血,以為粗惡野蠻者。而今經醫學衛生家所研究而得者,則豬血涵鐵質獨多,為補身之無上品。凡病後、產後及一切血薄症之人,往時多以化煉之鐵劑治之者,今皆用豬血以治之矣。蓋豬血所涵之鐵,為有機體之鐵,較之無機體之煉化鐵劑,尤為適宜於人之身體。故豬血之為食品,有病之人食之固可以補身,而無病之人食之亦可以益體。而中國人食之,不特不為粗惡野蠻,且極合於科學衛生也。此不過食品之一耳,其餘種種食物,中國自古有之,而西人所未知者不可勝數也。如魚翅、燕窩,中國人以為上品,而西人見華人食之,則以為奇怪之事也。

  夫悅目之畫,悅耳之音,皆為美術;而悅口之味,何獨不然?是烹調者,亦美術之一道也。西國烹調之術莫善於法國,而西國文明亦莫高於法國。是烹調之術本於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種族,則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則烹調之術不妙。中國烹調之妙,亦足表文明進化之深也。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調一道,法國為世界之冠;及一嘗中國之味,莫不以中國為冠矣。近代西人之遊中國內地者以赫氏為最先,當清季道光年間,彼曾潛行各省而達西藏,彼所著之遊記,稱道中國之文明者不一端,而尤以中國調味為世界之冠。近年華僑所到之地,則中國飲食之風盛傳。在美國紐約一城,中國菜館多至數百家。凡美國城市,幾無一無中國菜館者。美人之嗜中國味者,舉國若狂。遂至今土人之操同業者,大生妒忌,於是造出謠言,謂中國人所用之醬油涵有毒質,傷害衛生,致的他睞1市政廳有議禁止華人用醬油之事[今譯底特律。]。後經醫學衛生家嚴為考驗,所得結果,即醬油不獨不涵毒物,且多涵肉精,其質與牛肉汁無異,不獨無礙乎衛生,且大有益於身體,於是禁令乃止。中國烹調之術不獨遍傳於美洲,而歐洲各國之大都會亦漸有中國菜館矣。日本自維新以後,習尚多采西風,而獨於烹調一道猶嗜中國之味,故東京中國菜館亦林立焉。是知口之於味,人所同也。

  中國不獨食品發明之多,烹調方法之美,為各國所不及;而中國人之飲食習尚暗合於科學衛生,尤為各國一般人所望塵不及也。中國常人所飲者為清茶,所食者為淡飯,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為今日衛生家所考得為最有益於養生者也。故中國窮鄉僻壤之人,飲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壽。又中國人口之繁昌,與乎中國人拒疾疫之力常大者,亦未嘗非飲食之暗合衛生有以致之也。倘能再從科學衛生上再做工夫,以求其知,而改良進步,則中國人種之強,必更駕乎今日也。西人之倡素食者,本於科學衛生之知識,以求延年益壽之功夫。然其素食之品無中國之美備,其調味之方無中國之精巧,故其熱心素食家多有太過於菜蔬之食,而致滋養料之不足,反致傷生者。如此,則素食之風斷難普遍全國也。中國素食者必食豆腐。夫豆腐者,實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無肉料之毒。故中國全國皆素食,已習慣為常,而不待學者之提倡矣。歐美之人所飲者濁酒,所食者腥膻,亦相習成風。故雖在前有科學之提倡,在後有重法之厲禁,如近時俄美等國之厲行酒禁,而一時亦不能轉移之也。單就飲食一道論之,中國之習尚,當超乎各國之上。此人生最重之事,而中國人已無待於利誘勢迫,而能習之成自然,實為一大幸事。吾人當保守之而勿失,以為世界人類之師導也可。

  古人有言,「人為一小天地」,良有以也。然而以之為一小天地,無寧謂之為一小國家也。蓋體內各臟腑分司全體之功用,無異於國家各職司分理全國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機關,其組織之完備,運用之靈巧,迥非今世國家之組織所能及。而人身之奧妙,尚非人類今日知識所能窮也。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為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為「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為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為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者,生元之構造物也。生元之構造人類及萬物也,亦猶乎人類之構造屋宇、舟車、城市、橋樑等物也;空中之飛鳥,即生元所造之飛行機也;水中之鱗介,即生元所造之潛航艇也。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裡氏發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後,則前時之哲學家所不能明者,科學家所不能解者,進化論所不能通者,心理學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貫通,另辟一新天地為學問之試驗場矣。人身既為生元所構造之國家,則身內之飲食機關,直為生元之糧食製造廠耳;人所飲食之物品,即生元之供養料及需用料也。生元之依人身為生活,猶人類之依地球為生活,生元之結聚於人身各部,猶人之居住於各城市也。

  人之生活以溫飽為先,而生元亦然。故其需要以燃料為最急,而材料次之。吾人所食之物,八九成為用之於燃料,一二成乃用之於材料。燃料之用有二:其一為煖體,是猶人之升火以御寒;二為工作,是猶工廠之燒煤以發力也。是以作工之人,需燃料多而食量大;不作工之人,需燃料少,食量亦少。倘食物足以供身內之燃料而有餘,而其所餘者乃化成脂肪而蓄之體內,以備不時之需。倘不足以供身內之燃料,則生無必取身內所蓄之脂肪,以供燃料;脂肪既盡,則取及肌肉。故飲食不充之人,立形消瘦者此也。材料乃生元之供養料及身體之建築料,材料若有多餘,則悉化為燃料,而不蓄留於體內。此猶之城市之內,建築之材木過多,反成無用,而以之代薪也。故材料不可過多,過多則費體內機關之力以化之為燃料。而其質若不適為燃料,則燃後所遺渣滓於體中,又須費腎臟多少工夫,將渣滓清除,則司其事之臟腑有過勞之患,而損害隨之,非所宜也。食物之用,分為兩種:一為燃料,素食為多;一為材料,肉食為多。材料過多,可變為燃料之用,而燃料過多,材料欠缺,則燃料不能變為材料之用。是故材料不能欠缺,倘有欠缺,必立損元氣;材料又不可過多,倘過多則有傷臟腑。世之人倘能知此理,則養生益壽之道,思過半矣。

  近年生理學家之言食物份量者,不言其物質之多少,而言其所生熱力之多少以為準。其法用器測量,以物質燃化後,能令一格廉1(中國二分六厘)水熱至百度表一度為一熱率[今譯克(gram),下同。],故稱「食物有多少熱率」,或謂「人當食多少熱率」等語。此已成為生理學之一通用術語矣,以後當用此以言食量也。食物之重要種類有三,即淡氣類、炭輕類、脂肪類;此外更有水、鹽、鐵、燐、#、錳各質並生機質(此質化學家尚未考確為何元素),皆為人生所不可少也。談氣類一格廉有四零一熱率,炭輕類一格康有四零一熱率,脂肪類一格廉有九零三熱率。淡氣質以蛋白為最純,而各種畜肉及魚類皆涵大部分淡氣,植物中亦涵有淡氣質,而以黃豆、青豆為最多。每人每日養身材料之多少,生理學家之主張各有不同,有以需蛋白質一百格廉為度者,有主張五十格廉便足者。至於所用熱率多少,奧國那典氏所考得凡人身之重,每一基羅2(中國二十四兩)輕工作時當需三十四至四十熱率[即公斤(kilogram)。]重工作時當需四十至六十熱率。如是其人為七十基羅重者,於輕工作時當需食料二千八百熱率,於重工作時當需食料三千五百至四千熱率。有奧國學者佛列查氏曾親自試驗彼身重八十六基羅,而每日所食蛋白質四十五格廉(中國一兩一錢七分)、燃料一千六百熱率,其後體質雖減少十三基羅有奇,然其康健較前尤勝;後再減少食料至三十八格廉蛋白、一千五百八十熱率,而其身體健康繼續如常。各生理學家為飲食度量之試驗者多矣,而其為身體材料所需之淡氣質,總不外由五十格廉至一百格廉,即中國衡一兩三錢至二兩六錢之蛋白質也。其為身體之燃料所需者,不外三四千熱率之間耳。其間有極重之工作,有需熱率至五六千者,此則不常見也。

  人間之疾病,多半從飲食不節而來。所有動物皆順其自然之性,即純聽生元之節制,故於飲食之量一足其度,則斷不多食。而上古之人與今之野蠻人種,文化未開,天性未漓,飲食亦多順其自然,故少受飲食過量之病。今日進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則去自然亦愈遠,而自作之孽亦多。如酒也、煙也、鴉片也、鵠肩也,種種戕生之物,日出日繁,而人之嗜好邪僻亦以文明進化而加增,則近代文明人類受飲食之患者,實不可勝量也。

  作者曾得飲食之病,即胃不消化之症。原起甚微,嘗以事忙忽略,漸成重症,於是自行醫治稍愈,仍復從事奔走而忽略之。如是者數次。其後則藥石無靈,只得慎講衛生,凡堅硬准化之物皆不入口,所食不出牛奶、粥糜、肉汁等物。初頗覺效,繼而食之至半年以後,則此等食物亦歸無效,而病則日甚,胃痛頻來,幾無法可治。乃變方法施以外治,用按摩手術以助胃之消化。此法初施,亦生奇效,而數月後舊病仍發,每發一次,比前更重。於是更覓按摩手術而兼明醫學者,乃得東京高野太吉先生。先生之手術固超越尋常,而又著有《抵抗養生論》一書,其飲食之法與尋常迥異。尋常西醫飲食之方,皆令病者食易消化之物,而戒堅硬之質。而高野先生之方,則令病者戒除一切肉類及溶化流動之物,如粥糜、牛奶、雞蛋、肉汁等,而食堅硬之蔬菜、鮮果,務取筋多難化者,以抵抗腸胃,使自發力,以復其自然之本能。吾初不之信,乃繼思吾之服粥糜、牛奶等物已一連半年,而病終不愈,乃有一試其法之意。又見高野先生之手術,已能愈我頑病,意更決焉。而先生則曰:「手術者乃一時之治法,若欲病根斷絕,長享康健,非遵我抵抗養生之法不可。」遂從之而行,果得奇效。惟愈後數月,偶一食肉或牛奶、雞蛋、湯水、茶、酒等物,病又復發。始以為或有他因,不獨關於所食也。其後三四次皆如此,於是不得不如高野先生之法,戒除一切肉類、牛奶、雞蛋、湯水、茶、酒,與夫一切辛辣之品;而每日所食,則硬飯與蔬菜及少許魚類,而以鮮果代茶水。從此舊病若失,至今兩年,食量有加,身體康健勝常,食後不覺積滯,而覺暢快。此則十年以來所未有,而近兩年始復見之者。余曩時曾肄業醫科,於生理衛生之學,自謂頗有心得,乃反於一己之飲食養生,則忽於微漸,遂生胃病,幾於不治。幸得高野先生之抵抗養生術,而積年舊症一旦消除,是實醫道中之一大革命也。於此可見飲食一事之難知有如此。

  且人之稟賦各有不同,故飲食之物宜於此者不盡宜於彼,治飲食之病亦各異其術,不能一概論也。惟通常飲食養生之大要,則不外乎有節而已,不為過量之食即為養生第一要訣也。又肉食本為構成身體之材料及補充身體之材料,元氣所賴以存,為物至要,而不可稍為虧缺者也;然其所需之量,與身體之大小有一定之比例。如上所述者,所食不可過多,多則損多益少。故食肉過量而傷生者,獨多於他病也。夫肉食之度,老少當有不同,青年待長之人肉食可以稍多,壯年生長已定之人肉食宜減,老年之人則更宜大減。夫素食為延年益壽之妙術,已為今日科學家、衛生家、生理學家、醫學家所共認矣。而中國人之素食,尤為適宜。惟豆腐一物,當與肉食同視,不宜過於身體所需材料之量,則於衛生之道其庶幾矣。

  雖然,飲食之物審擇精矣,而其份量亦適合乎身體之需要矣,而於飲食之奧義,猶未能謂為知也。飲食入口之後,作如何變化?及既消化之,而由腸胃收吸入血之後,又如何變化?其奧妙,比之未入口之物品更為難知也。食物入口之後,首經舌官試驗之,若其不適於胃腸之物,即立吐而出之;若其適合於胃腸之消化也,舌官則滋其味而歡納之。由是牙齒咀嚼之,口津調和溶化之,粉質之物則化之為糖,其他之物則牙齒磨碎之,舌尖卷而造之以入食管,食管申舒而送之下胃臟。食物入胃之後,則胃之下口立即緊閉,而收蓄食物於胃中,至足度之時,則胃之生元報告於腦,而腦則發令止食,而吾人覺之,名之曰飽。此胃臟作用之一,所以定全體每度所應需物料之多寡也。食飽之後,當立停止,如再多食則傷生矣。食物蓄滿於胃之後,胃津則和化肉質,如口津之化粉質焉。而胃肌則伸縮搖磨,將食物化為細糜,始開下口而送之入於小腸。到小腸上部時,則細糜與甜肉汁和合,凡口津、胃津所不能化之物,而甜肉汁可以補而化之,令之悉成為糜漿。而經過二十餘尺之小腸,輾轉迴旋,而為小腸之機關收吸之,由回管而入於肝。其適於養生之料,則由肝管而導入心臟,由心臟鼓之而出脈管,以分配於百體,為生元之養料及燃料也。其不適於身體之物,則由肝臟淘汰之,不使入血,而導之入膽囊,再由膽管導之出小腸,而為利大便之津液。其小腸所吸余之物,則為渣滓而入於大腸,在大腸時,仍有收吸機關補吸小腸所遺余之養料,遂由大腸而推入直腸,則純為渣滓不適於身體之用矣。直腸積滿渣滓之後,則送之出肛門,而為大便。此飲食之終始也。

  惟食物既入血之後,尚多種種之變化,此非專從事於生理學者則不能知之;而雖從事於生理學者,亦不能盡知之也。此飲食之事之關於體內之組織者,為天然之性,吾人本屬難知;則就飲食之未入人身之前之各種問題,如糧食之生產、糧食之運輸、糧食之分配及饑饉之防備等問題純屬人為者,亦正不易知之也。

  近代國家之行民生政策者,以德國之組織為最進步。而此次歐戰一開,則德國海面被英封禁,糧食時虞竭乏,社會忽起恐慌,人民備受種種之痛苦。至兩年以後,乃始任巴特基氏為全國糧食總監。巴氏乃用科學之法以經理糧食,而竭乏之事始得無虞,恐慌之事漸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漸減。由是德國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則,早已絕糧而降服矣。按巴氏未經理糧食之前,民間之買食物者常千百候於店門之外,須費多少警察之約束,始能維持秩序。店伙按序分配,先到者先得,及至賣盡,則後至者常至空手而回矣。故欲得食物者,多有通宵不睡,先一夕而至,候於糧食店之門外,以待黎明買物者。當時德國有醫學博士諷之云:「使買油之婦在家多睡六小時,則身體中所涵蓄之油,較之彼從油店所買得者多矣。」此可想見其當時困苦情形也。而巴氏之法,亦不外乎平均節用而已。考德國未戰以前,其自產之糧食可足全國八成以上之用,其輸入之糧食不過二成左右耳。然而民家廚中及飯店廚中,每日所虛耗者已不止二成;而個人所食不需要於養生之品及過食需要之品,亦不止二成。故巴氏於廚中則止絕虛耗,於個人則限口給糧,而每人以若乾熱率為準。如是一出入之間,糧不加多,而食則綽有餘矣。其後更從事於推廣生產,凡園庭、花圃、游場與及一切餘地荒土,悉墾為農田,並多制各種之化學田料,從此糧食無竭矣。前此兩年之久,人民備受多少之痛苦,視為無可挽救者;而巴氏之法一行,則能使家給人足,貧而能均,各取所需,無人向隅者,非行之艱,實知之艱也。

  括而言之,食物入口之後,其消化工夫、收吸工夫、淘汰工夫、建築工夫、燃燒工夫,種種作為,誰實為之?譬有人見原料之入工廠,經機器之動作,而變成精美之貨物以供世用者,謂為機器為之,可乎?不可也。蓋必有人工以司理機器,而精美之貨物乃可成也。身內飲食機關有如此之妙用者,亦非機關自為之也,乃身內之生元為之司理者也。由此觀之,身內飲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終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貨問題,人人習之,而全國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證明行之非艱,知之實惟艱也。

  或曰:「飲食之事,乃天性使然,故有終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至於其他人為之事,則非可與此同日而語也。」今作者更請以人為之事於下章證之。

  第二章以用錢為證

  今再以用錢一事,為「行易知難」之證。

  夫人生用錢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後天之習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終身,而無日或間者也。飲食也,非用錢不可;衣服也,非用錢不可;居家也,非用錢不可;行路也,非用錢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視為自然,惟知有錢用,則事事如意,左右逢源;無錢用則萬般棘手,進退維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錢是求,惟錢是賴矣。社會愈文明,工商愈發達,則用錢之事愈多,用錢之途愈廣,人之生、死、禍、福、悲、喜、憂、樂,幾悉為錢所裁製;於是金錢萬能之觀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於錢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錢也,又如此其慣熟。然則錢究為何物?究屬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幾人乎?吾今欲與讀者先從金錢之為物而研究之。

  古人有言:「錢幣者,所以易貨物、通有無者也。」泰西之經濟學家亦曰:「錢幣者,亦貨物之屬,而具有二種重要功用:一能為百貨交易之中介,二能為百貨價格之標準者也。」作者統此兩用,而名之曰「中准」,故為一簡明之定義曰:「錢幣者,百貨之中准也。」中國上古之錢幣,初以龜、貝、布、帛、珠、玉為之,繼以金、銀、銅、錫為之。今日文化未開之種族,其錢幣多有與我上古初期相同者。而遊牧之國,有以牛、羊為錢幣者;漁獵之鄉,有以皮、貝為錢幣者;耕種之民,有以果、粟為錢幣者;今之蒙古、西藏,亦尚有以鹽、茶為錢幣者。要之能為錢幣者,固不止一物,而各種族則就其利便之物,而采之為錢幣而已。專門之錢幣學者論之曰:「凡物能為百貨之『中准』者,尤貴有七種重要之性質,方適為錢幣之上選:其一、適用而值價者,其二、便於攜帶者,其三、不能毀滅者,其四、體質純淨者,其五、價值有定者,其六、容易分開者,其七、容易識別者。凡物具此七種之性質者,乃為優良之錢幣也。」周制以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幣,赤金為下幣。秦併天下,統一幣制,以金鎰銅錢為幣,而廢珠玉、龜貝、布帛、銀錫之屬,不以為幣。周、秦而後,雖屢有變更,然總不外乎金、銀、銅三種之物以為幣。而今文明各國,亦採用此三金為錢幣:有以黃金為正幣,而銀、銅為輔幣者;有以銀為正幣而鋼為輔幣者。古今中外,皆採用金銀銅為錢幣者,以其物適於為百貨之「中准」也。

  然則凡物適合於為百貨「中准」者,皆可為錢幣,而金錢亦不過貨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獨具此萬能之作用也?曰:金錢本無能力,金錢之能力乃由貨物之買賣而生也。倘無貨物,則金錢等於泥沙矣。倘有貨物,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無力量矣。今舉兩事以明之。數十年前,山、陝兩省大饑,人相食,死者千餘萬。夫此兩省,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物產豐富,金錢至多。各省為錢業票號者,皆山、陝人也,無不獲厚利;年年運各省之金錢歸家而藏之者,不可勝數也。乃連年大旱,五穀不登,物產日竭,百貨耗盡,惟其金錢仍無減也。而饑死者之中,家資千百萬者,比比皆是;乃以萬金易斗粟而不可得,卒至同歸於盡也。蓋無貨物,則金錢之能力全失矣。又讀者有曾讀《羅濱遜克魯梳漂流記》1者乎[今譯《魯濱遜飄流記》。]?試擬設身其地,而攜有多金,漂流至無人之島。挾金登陸,尋見島中風光明媚,花鳥可人,林中果實,石上清泉,皆可餐可掬。此時島中之百物,惟彼所有,島中之貨財,惟彼所需,可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矣。然而其饑也,必須自行摘果以充飢;其渴也,必須自行汲泉以止渴;事事無不自食其力,乃能生活。在此孤島,貨物繁殖矣,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等於無用耳。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錢也,乃一己之勞力耳。此時此境,金錢萬能乎?勞力萬能乎?然則金錢在文明社會中,能生如此萬能之效力者,其源委可得而窮求矣。

  吾今欲與讀者再從金錢之為用而研究之。夫金錢之力,雖賴買賣而宏,而買賣之事,原由金錢而起,故金錢未出之前,則世固無買賣之事也。然當此之時,何物為金錢之先河,何事為買賣之導線,不可不詳求確鑿,方能得金錢為用之奧蘊也。欲知金錢之先河、買賣之導線者,必當從人文進化之起源著眼觀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開化之種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於深山窮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織而衣,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其風氣與吾古籍所記載世質民淳者相若。其稍開化者,則居於河流原野之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利便,於是部落與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證古,可知古代未開化之時,其人無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足以自給,無待外求者也。及其稍開化也,則無不從事於交易,雖守古如許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實為買賣之導線也。或曰:「交易與買賣有何分別?」曰:交易者,以貨易貨也;買賣者,以錢易貨也。錢幣未發生以前,世間只有交易之事耳。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數業者,其必有害於耕,有害於織,斷不苦通工分勞之為利大也。即耕者專耕,而織者專織,既無費時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則生產增加,而各以有餘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較自耕自織為進化也。

  惟自交易既興之後,人漸可免為兼工,而仍不免於兼商也。何以言之?即耕者有餘粟,不得不攜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織者有餘布,亦不得不攜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類推,則為漁、為獵、為牧、為樵、為工、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攜其有餘,出而求交易也。否則,其有餘者,必有貨棄於地之虞,而不足者,必無由取得也。以一人而兼農、工兩業,其妨礙固大,然而農、工仍各不免於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難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遊記》有云:彼到未開化之鄉,常有終日不得一食者。蓋土香既無買賣,不識用錢,而彼所備之交易品,間有不適其地之需者,則不能易食物矣。古人與野番所受之困難,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餘粟,而欲得布,攜之以就有餘布者以求交易,無如有餘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則有餘粟者困矣。有餘布者,攜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餘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則有餘布者又困矣。有餘羊者,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則有餘羊者又困矣。有餘器者,攜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則有餘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餘,皆為其餘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當,則四者皆受其困矣。此皆由古人、野番無交易之機關,所以勞多而獲少,而文化不能進步者也。

  神農氏有見於此,所以有教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為市之制,則交易之困難可以悉免矣。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時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餘,以求所需,彼此轉接,錯綜交易,而各得其所矣。此利用時間空間,為交易之機關者也。自有日中為市為交易之機關,於是易貨物,通有無,乃能暢行無阻矣,其為物雖異乎錢幣,而功效則同也。故作者於此創言曰:「日中為市之制者,實今日金錢之先河也。」乃世之經濟學家,多以為金錢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亦猶乎買賣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也。買賣時代以金錢為百貨之中介,而交易時代則以日中為市,為百貨之中介也。人類用之者,則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則必受種種之困難也。未有金錢之前,則其便利於人類之交易者,無過於日中為市矣。故曰:日中為市者,金錢之先河也。

  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交易通而百貨出,人類之勞力漸省,故其慾望亦漸開。於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漸進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飾玩好等物矣。漸而好之者愈多,成為普通之風尚,則凡有貨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後以之易他貨物。如是則此等文飾玩好之物,如龜、貝、珠、玉者,轉成為百貨之「中准」矣。此錢幣之起源也。是故錢幣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漸變交易而為買賣之後,則錢幣之為用大矣。自有錢幣以易貨物、通有無,則凡以有餘而求不足者,只就專業之商賈以買賣而已,不必人人為商矣。是錢幣之出世,更減少人之勞力,而增益人之生產,較之日中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人類自得錢幣之利用,則進步加速,文明發達,物質繁昌,駸駸乎有一日千里之勢矣。

  考中國錢幣之興,當在神農日中為市之後,而至於成周,則文物之盛已稱大備矣。前後不過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為我國後代所不及,此實為錢幣發生後之一大進步也。由此觀之,錢幣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類自有錢幣之後,乃能由野蠻一躍而進文明也。

  錢幣發生數千年而後,乃始有近代機器之發明。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於前矣。蓋機器者,羈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為之事,機器皆能優為之。任重也,一指可當萬人之負;致遠也,一日可達數千里之程。以之耕,則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經此一進步也,工業為之革命,天地為之更新,而金錢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機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產全賴人工為之,則買賣之量,亦無出乎金錢範圍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產,則合人工與自然力為之,其出量加至萬千倍,而買賣之量亦加至萬千倍,則今日之商業,已出乎金錢範圍之外矣。所以大宗買賣,多不用金錢,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運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而售之,每起獲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萬元,皆收現錢。以銀元計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後往市以求他貨而買之,又分十起而買入,則運貨往來之外,又須運錢往來。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貨,又當分十起而收其錢,繼又買入他貨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錢,其費時費力,已不勝其煩矣。倘同時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則合數十百人而各有貨百數十萬以買賣,每人皆需數日之時間以執行其事,則每人所過手之金錢,一人百數十萬元,十人千數百萬元,百人萬數千萬元,則一市中之金錢斷無此數,故大宗買賣早非金錢之力所能為矣。金錢之力有所窮,則不期然而然漸流入於用契券以代金錢,而人類且不之覺也。

  契券之用為何?此非商賈中人,自不能一聞則瞭解也。如上述之川客,販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售之,獲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萬元,惟此十一萬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銀元,乃一張之字紙,列有此數目耳。此等字紙,或為銀行之支票,或為錢莊之莊票,或為貨客本店之期單,或為約束之欠據者是也。售十起之貨,則彼此授受十張之字紙而已,交收貨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銀元矣。川客在滬所採買之貨,亦以此等字紙兌換之。如是一買一賣,其百餘萬元之貨物,已省卻主客彼此交收四萬九千五百斤銀元四次運送之勞矣,且免卻運送時之種種盜竊、遺失、意外等危險矣。其節時省事,並得安全無虞,為利之大,以一人計已如此矣,若以社會而言,則其為利實有不可思議者矣。

  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會中,實非用契券為買賣不可矣,「金錢萬能」雲乎哉?而世人猶迷信之者,是無異週末之時,猶有許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舊習者也。不知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金錢出,則日中為市之制可以廢;至契券出,而金錢之用亦可以廢矣。乃民國元年時,作者曾提議廢金銀,行鈔券,以英國困而振工商,而聞者嘩然,以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戰,世界各國多廢金錢而行紙幣,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張之法。蓋行之得其法,則紙幣與金錢等耳。或曰:「元明兩朝皆發行鈔票,乃漸致民窮國困,而卒至於亡者,美國南北戰爭之時,亦發行紙幣,而亦受紙幣之害者,何也?」曰:以其發之無度,遂至紙幣多而貨物少故也。又曰:「北京去年發不兌現之令,豈非廢金錢行紙幣票乎?何以不見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顰,而發不兌現之令也,只學人一半而違其半。夫人之不兌現,同時亦不收現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兌現,同時又收現,此非廢金錢而行紙幣,乃直以空頭票而騙金錢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敗也。英國之不兌現也,同時亦不收現,凡政府之賦稅、借債種種收入,皆非紙幣不收。是以其戰費之支出,每日六七千萬元,皆給發紙票,而市面流通無滯,人人之樂為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數月必發行一次公債,每次所募之額,在數十萬萬元者,亦皆悉收紙幣,不收現金。有現金之人,或買貨、或納稅者,必須將其金錢向銀行換成紙票,乃能通用,否則其金錢等於廢物耳。此英國不兌現之法也。而北京政府則自發之紙票亦不收,是何異自行宣告其破產乎?天下豈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儈尚且不為此,而堂堂政府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錢之為用之過也。

  世之能用錢而不知錢之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昔漢興,承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的,作業劇而財匱。初以為錢少而困也,乃令民鑄錢。後錢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鑄錢。皆不得其當也。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貨之多少,並貨之流通耳。漢初則以貨少而困,其後則以貨不能流通而又困。於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輸、平准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卒收國饒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者也。惜弘羊而後,其法不行,遂至中國今日受金錢之困較昔尤甚也。方當歐戰大作,舉國從軍,生產停滯,金錢低落,而交戰各國之政府乃悉收全國工商事業而經營之,以益軍資,而均民用。德奧行之於先,各國效之於後。此亦弘羊之遺意也。

  歐美學者有言:「人類之生活程度分為三級: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適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得安適也。其三曰繁華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乃可有可無者,有之則加其快樂,無之亦不礙於安適也。」然以同時之人類而論,則此等程度實屬極無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為需要者,彼一人或以為安適,而他一人或以為快樂者也。惟以時代論之,則其界限頗屬分明矣。作者故曰:錢幣未發生之前,可稱為需要時代,蓋當時之人,最大之慾望無過飽暖而已,此外無所求,亦不能求也。錢幣既發生之後,可稱為安適時代,蓋此時人類之慾望始生,亦此時而人類始得有致安適之具也。自機器發明之後,可稱為繁華時代,蓋此時始有生產過盛,不患貧而患不均者,工業發達之國有汲汲推廣市場輸貨於外之政策,而文明社會亦有以奢侈為利世之謬見矣。由此三時期之進化,可以知貨物「中准」之變遷也。故曰:需要時代,以日中為市為金錢也;安適時代,以金錢為金錢也;繁華時代,以契券為金錢也。此三時代之交易「中准」,各於其時皆能為人類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時又非絕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如日中為市既行之後,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有行之者。而金錢出世之後,日中為市,亦有相並而行者,我國城廂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且未至繁華之時代,世界人類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飛券、鈔引,宋之交子、會子是也。但在今日,則非用契券,工商事業必不能活動也。而同時兼用金錢亦無不可也,不過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錢者所當知也。

  我中國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級,蓋我農工事業,猶賴人力以生產,而尚未普用機器以羈勒自然力,如蒸氣、電氣、煤氣、水力等以助人工也。故開港通商之後,我商業則立見失敗者,非洋商之金錢勝於我也,實外洋入口之貨物,多於我出口者每年在二萬萬元以上也。即中國金錢出口,亦當在二萬萬以上。一年二萬萬,十年則二十萬萬矣。若長此終古,則雖有銅山金穴,亦難抵此漏卮,而必有民窮財盡之日也。必也我亦用機器以生產,方能有濟也。按工業發達之國,其年中出息,以全國人口通計,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而吾國純用人工以生產,按全國人口男女老少通計,每年每人出息當不過七八元耳。倘我國能知用機器以助生產當亦能收同等之效,則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於今日百倍矣。如是則我亦可立進於繁華之程度矣。

  近世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物質發達,突如其來,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適地位而驟進至繁華地位。社會之受其影響者,誠有如佐治亨利氏之《進步與貧乏》一書所云:「現代之文明進步,仿如以一尖錐從社會上下階級之間,突然插進。其在尖錐之上者,即資本家極少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上升。其在尖錐之下者,即勞動者大多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是工業革命之結果,其施福惠於人群者為極少之數,而加痛苦於人群者為極大多數也。所以一經工業革命之後,則社會革命之風潮,因之大作矣。蓋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能長為極少數人之犧牲者公理之自然也。人群所以受此極大之痛苦者,即不知變計以應時勢之故也。因在人工生產之時代,所以制豪強之壟斷者,莫善於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競爭,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此事已行之於世數千年矣。乃自斯密亞當始發明其理,遂從而鼓吹之。當十八世紀之季,其《富國》1一書出世[今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之研究》。],舉世驚倒,奉之為聖經明訓。蓋其事既為世所通行,又為人所習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為世所歡迎,至今猶有奉為神聖者也。不料斯密氏之書出世不滿百年,而工業革命作矣。經此革命之後,世界已用機器以生產,而有機器者,其財力足以鞭答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時而猶守自由競爭之訓者,是無異以破足而與自動車競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麥克2之所以行國家社會主義於德意志[今譯俾斯麥,下同。],而各國後先傚法者也。如丕士麥克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觀之,非綜覽人文之進化,詳考財貨之源流,不能知金錢之為用也。又非研究經濟之學,詳考工商歷史、銀行制度、幣制沿革,不能知金錢之現狀也。要之,今日歐美普通之人,其所知於金錢者,亦不過如中國人士只識金錢萬能而已,他無所知也。其經濟學者僅知金錢本於貨物,而社會主義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學者)乃始知金錢實本於人工也(此統指勞心勞力者言也)。是以萬能者人工也,非金錢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錢,而不知錢者也。此足為「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之一證也。

  第三章以作文為證

  今更以中國人之作文為「行易知難」之證。

  中國數千年來,以文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賊海盜,無不羨仰文藝。其弊也,乃至以能文為萬能。多數才俊之士,廢棄百藝,惟文是務。此國勢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進也。然以其文論,終不能不謂為富麗殊絕。夫自庖羲畫卦,以迄於今,文字遞進,逾五千年。今日中國人口四萬萬眾,其間雖不盡能讀能書,而率受中國文字直接間接之陶冶。外至日本、高麗、安南、交趾之旅,亦皆號曰「同文」。以文字實用久遠言,則遠勝於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之死語。以文字傳佈流用言,則雖以今日之英語號稱流布最廣,而用之者不過二萬萬人,曾未及用中國文字者之半也。蓋一民族之進化,至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勢力,能旁及鄰圉,吸收而同化之。所以五千年前,不過黃河流域之小區,今乃進展成茲世界無兩之巨國。雖以積弱,屢遭異族吞滅,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華民族,反為中國所同化,則文字之功為偉矣。雖今日新學之士,間有偶廢中國文字之議,而以作者觀之,則中國文字決不當廢也。

  夫前章所述機器與錢幣之用,在物質文明方面,所以使人類安適繁華,而文字之用,則以助人類心性文明之發達。實際則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相待,而後能進步。中國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為之稽遲。顧古來之研究,非可埋沒。持中國近代之文明以比歐美,在物質方面不逮固甚遠,其在心性方面,雖不如彼者亦多,而能與彼頡頏者正不少,即勝彼者亦間有之。彼於中國文明一概抹殺者,殆未之思耳。且中國人之心性理想無非古人所模鑄,欲圖進步改良,亦須從遠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補偏救弊之方。夫文字為思想傳授之中介,與錢幣為貨物交換之中介,其用正相類。必廢去中國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紀四五千年之事翔實無間斷者,亦惟中國文字所獨有;則在學者正當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為我調查,而使古人為我書記,多多益善矣。彼歐美學者於埃及、巴比倫之文字,國亡種滅,久不適於用者,猶不憚搜求破碎,復其舊觀,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資今人學問故耳。而我中國文字,詎反可廢去乎?

  但中國文言殊非一致。文字之源本出於言語,而言語每隨時代以變遷。至於為文,雖體制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隨言語而俱化。故在三代以前,文字初成,文化限於黃河流域一區,其時言語與文字當然一致,可無疑也。至於周代,文化四播,則黃河流域以外之民,巴、庸、荊、楚、吳、越、江、淮之族,受中國之文字所感化,而各習之以方言,於是言文始分。及乎周衰,戎狄四侵,外來言語羼入中原;降及五胡,乃至五代、遼、夏、金、元,各以其力蠶食中國,其言語亦不無遺留於朔北,而文字語言益以殊矣。漢後文字,踵事增華,而言語則各隨所便,於是始所歧者甚僅,而分道各馳,久且相距愈遠。顧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而文字則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實日見精研。所以中國言語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達之意,言語不得而傳。是則中國人非不善為文,而拙於用語者也。亦惟文字可傳久遠,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難。至於言語,非無傑出之士妙於修辭,而流風餘韻無所寄托,隨時代而俱湮,故學者無所繼承。然則文字有進化,而言語轉見退步者,非無故矣。抑歐洲文字基於音韻,音韻即表言語,言語有變,文字即可隨之。中華制字,以象形、會意為主,所以言語雖殊,而文字不能與之俱變。要之,此不過為言語之不進步,而中國人民非有所闕於文字。歷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則公論所歸也。蓋中國文字成為一種美術,能文者直美術專門名家,既有天才,復以其終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詣自不易及。惟舉全國人士而范以一種美術,變本加厲,廢絕他途,如上所述,斯其弊為世詬病耳。

  然雖以中國文字勢力之大,與歷代能文之士之多,試一問此超越歐美之中國文學家中,果有能心知作文之法則而後含毫命簡者乎?則將應之曰:否。中國自古以來,無文法、文理之學。為文者窮年揣摩,久而忽通,暗合於文法則有之;能自解析文章,窮其字句之所當然,與用此字句之所以然者,未之見也。至其窮無所遁,乃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解,謂非無學而何?夫學者貴知其當然與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謂為學也。欲知文章之所當然,則必自文法之學始;欲知其所以然,則必自文理之學始。文法之學為何?即西人之「葛郎瑪」1也[英文grammar譯音。],教人分字類詞,聯詞造句,以成言文而達意志者也。泰西各國皆有文法之學,各以本國言語文字而成書,為初學必由之徑。故西國學童至十歲左右者,多已通曉文法,而能運用其所識之字以為淺顯之文矣。故學童之造就無論深淺,而執筆為文,則深者能深,淺者能淺,無不達意,鮮有不通之弊也。中國向無文法之學,故學作文者非多用功於咿唔#嘩,熟讀前人之文章,而盡得其格調,不能下筆為文也。故通者則全通,而不通者雖十年窗下,仍有不能聯詞造句以成文,殆無造就深淺之別也。若只教學童日識十字,而悉解其訓詁,年識三千餘字,而欲其能運用之,而作成淺顯之文章者,蓋無有也。以無文法之學,故不能率由捷徑以達速成,此猶渡水之無津梁舟楫,必當繞百十倍之道路也。中國之文人,亦良苦矣!

  自《馬氏文通》出後,中國學者乃始知有是學。馬氏1自稱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馬建忠。],而後成此書。然審其為用,不過證明中國古人之文章無不暗合於文法,而文法之學為中國學者求速成、圖進步不可少者而已;雖足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不能為初學者之津梁也。繼馬氏之後所出之文法書,雖為初學而作,惜作者於此多猶未窺三昧,訛誤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為證,而不及今時通用語言,仍非通曉作文者不能領略也。然既通曉作文,又何所用乎文法?是猶已繞道而渡水矣,更何事乎津梁?所貴乎津梁者,在未渡之前也。故所需乎文法者,多在十齡以下之幼童及不能執筆為文之人耳。所望吾國好學深思之士,廣搜各國最近文法之書,擇取精義,為一中國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語,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規正言語,使全國習為普通知識,則由言語以知文法,由文法而進窺古人之文章,則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復也。

  文理為何?即西人之邏輯也。作者於此姑偶用「文理」二字以翻邏輯者,非以此為適當也,乃以邏輯之施用於文章者,即為文理而已。近人有以此學用於推論特多,故有翻為「論理學」者,有翻為「辨學」者,有翻為「名學」者,皆未得其至當也。夫推論者,乃邏輯之一部;而辨者,又不過推論之一端,而其範圍尤小,更不足以括邏輯矣。至於嚴又陵1氏所翻之《名學》[嚴復,字又陵。],則更為遼東白豕也。夫名學者,乃「那曼尼利森」2也[英文nominalism譯音,今譯唯名論。下面提到的「實學」,今譯唯實論。],而非「邏輯」3也[英文logiC譯音。]。此學為歐洲中世紀時理學二大思潮之一,其他之一名曰「實學」。此兩大思潮,當十一世紀時大起爭論,至十二世紀之中葉乃止,從此名學之傳習亦因之而息。近代間有復倡斯學者,穆勒氏即其健將也,然穆勒氏亦不過以名理而演邏輯耳,而未嘗名其書為「名學」也。其書之原名為《邏輯之統系》4[英文「SystemofLogics」。]。嚴又陵氏翻之為《名學》者,無乃以穆氏之書言名理之事獨多,遂以名學而統邏輯乎?夫名學者,亦為邏輯之一端耳。凡以「論理學」、「辨學」、「名學」而譯邏輯者,皆如華僑之稱西斑雅5為呂宋也[今譯西班牙,下同。]。夫呂宋者,南洋群島之一也,與中國最接近,千數百年以來,中國航海之客常有至其地者,故華人習知其名。而近代呂宋為西斑雅所佔領,其後華僑至其地者,則稱西班雅人為呂宋人。後至墨西哥、比魯6[今譯秘魯,下同。]、芝利7等國[今譯智利。],所見多西斑雅人為政,亦呼之為呂宋人。尋而知所謂呂宋者,尚有其所來之祖國,於是呼西斑雅為大呂宋,而南洋群島之本呂宋為小呂宋,至今因之。夫以學者之眼光觀之,則言西斑雅以括呂宋可也,而言呂宋以括西斑雅不可也。乃華僑初不知有西斑雅,而只知有呂宋,故以稱之。今之譯邏輯以一偏之名者,無乃類是乎?

  然則邏輯究為何物?當譯以何名而後妥?作者於此,蓋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獵乎邏輯者,莫不知此為諸學諸事之規則,為思想行為之門徑也。人類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而中國則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為當譯之為「理則」者也。夫斯學至今尚未大為發明,故專治此學者,所持之說,亦莫衷一是。而此外學者之對於理則之學,則大都如陶淵明之讀書,不求甚解而已。惟人類之稟賦,其方寸自具有理則之感覺,故能文之士,研精構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則無不暗合於理則者;而叩其造詣之道,則彼亦不自知其何由也。

  是故不知文法之學者,不能知文章之所當然也。如曾國藩者,晚清之宿學文豪也,彼之與人論文,有「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入其門而無人門焉者,入其閨而無人閨焉者」。其於風風、雨雨、衣衣、食食、門門、閨閨等疊用之字,而解之以上一字為實字實用,下一字為實字虛用,則以為發前人所未發,而探得千古文章之秘奧矣。然以文法解之,則上一字為名詞,下一字為動詞也,此文義當然之事,而宿學文豪有所不知,故強而解之為實字虛用也。又不知理則之學者,不能知文章之所以然也。如近人所著《文法要略》,其第三章第二節曰:

  「本名字者,人物獨有之名稱,而非其他所公有。如侯方域《王猛論》曰:『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孔稚圭《北山移文》曰:『惠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亮與猛雖同為人類,鵠雖同為鳥類,猿雖同為獸類,曰亮、曰猛、曰鵠、曰猿,即為本名;不能人人皆謂之亮、猛,亦不能見鳥即謂之鵠,見獸即謂之猿也,故曰本名字。」

  此以亮、猛、鵠、猿視同一律,不待曾涉獵理則學之書者,一見而知其謬。即稍留意於理則之感覺者,亦能知其不當也。世界古今人類,只有一亮一猛其人者耳,而世界古今之鳥獸,豈獨一鵠一猿耶?此不待辨而明也。然著書者何以有此大錯?則以中國向來未有理則學之書,而人未慣用其理則之感覺故也。夫中國之文章富矣麗矣,中國之文人多矣能矣,其所為文,誠有如揚雄所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者矣。然而數千年以來,中國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無人發明文法之學與理則之學,必待外人輸來,而乃始知吾文學向來之缺憾。此足證明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也。

  第四章以七事為證

  前三章所引以為「知難行易」之證者,其一為飲食,則人類全部行之者;其二為用錢,則人類之文明部分行之者;其三為作文,則文明部分中之士人行之者。此三事也,人類之行之不為不久矣,不為不習矣,然考其實,則只能行之,而不能知之。而間有好學深思之士,專從事於研求其理者,每畢生窮年累月,亦有所不能知。是則行之非艱,而知之實艱,以此三事證之,已成為鐵案不移矣。或曰:「此三事則然矣,而其他之事未必皆然也。」今更舉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事為證,以觀其然否。

  夫人類能造屋宇以安居,不知幾何年代,而後始有建築之學。中國則至今猶未有其學。故中國之屋宇多不本於建築學以造成,是行而不知者也。而外國今日之屋宇,則無不本於建築學,先繪圖設計,而後從事於建築,是知而後行者也。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繪圖設計者為外國之工師,而結垣架棟者為中國之苦力。是知之者為外國工師,而行之者為中國苦力,此知行分任而造成一屋者也。至表面觀之,設計者指搖筆畫,而施工者胼手胝足,似乎工師易而苦力難矣,然而細考其詳,則大有天壤之別。設有人欲以萬金而建一家宅,以其所好及其所需種種內容,就工師以請設計。而工師從而進行,則必先以萬金為範圍,算其能購置何種與若干之材料,此實踐之經濟學所必需知也。次則計其面積之廣狹,立體之高低,地基之壓力如何,梁架之支持幾重,務要求得精確,此實驗之物理學所必需知也。再而家宅之形式如何結構,使之勾心鬥角,以適觀瞻,此應用之美術學所必需知也。又再而宅內之光線如何引接,空氣如何流通,寒暑如何防禦,穢濁如何去除,此居住之衛生學所必需知也。終而客廳如何陳設,飯堂如何佈置,書房如何間格,寢室如何安排,方適時流之好尚,此社會心理學所必需知也。工師者,必根據於以上各科學而設計,方得稱為建築學之名家也。今上海新建之崇樓高閣,與及洋房家宅,其設計多出於有此種知識之工師也,而實行建築者皆華工也。由此觀之,知之易乎?行之易乎?此建築事業可為「知難行易」之鐵證者四也。

  民國七年十月,上海有華廠造成一艘三千噸大之汽船下水,西報大為之稱揚,謂從來華人所造之船,其大以此為首屈一指。然華廠之造此船也,乃傚法泰西,借近代科學知識,用外國機器而成之也。接近日在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地之外人船廠,其工匠幾盡數華人,只一二工師及督理為西人耳。所造之船,其大至萬數千噸者,不可勝數也。要之在東方西人各船廠所造之船,皆謂之華人所造者,亦無不可,蓋其施工建造悉屬華人也。作者往嘗遊觀數廠,每向華匠叩以造船之道。皆答以施工建造,並不為難,所難者繪圖設計耳;倘計劃既定,按圖施工,則成效可指日而待矣。去年美國與德宣戰,其第一之需要者為船隻之補充,於是不得不為破天荒之計劃以擴張造船廠,期一年造成四百萬噸之船。此說一出,舉世為之驚倒。若在平時有為此說者,莫不目之為狂妄。乃自計劃既定之後,則美廠有數十日而造成一艘一萬噸以上之船者。全國船廠百數十,其大者同時落造數十船,小者同時落造十餘船。如是各廠一致施工,萬弩齊發,及時所成,則結果已過於期望之上。近日日本川崎船廠,竟有以二十三日造成一艘九千噸之船者,其迅速為世界第一也。此皆為科學大明之後,本所知以定進行,其成效既如此矣。今就科學未發達以前,舉一同等之事業與之比較,一觀知行之難易也。當明初之世,成祖以搜索建文,命太監鄭和七下西洋。其第一次自永樂三年六月始受命巡洋,至永樂五年九月而返中國。此二十八個月之間,已航巡南洋各地,至三佛齊而止。計其往返水程以及沿途留駐之時日,當非十餘個月不辦;今始為之折半,則鄭和自奉命以至啟程之日,不過十四個月耳。在此十四個月中,為彼籌備二萬八千餘人之糧食、武器及各種需要,而又同時造成六十四艘之大海舶。據《明史》所載,其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吃水深淺未明,然以意推之,當在一丈以上,如是則其積量總在四五千噸,其長度則等於今日外國頭等之郵船矣。當時無科學知識以助計劃也,無外國機器以代人工也,而鄭和又非專門之造船學家也,當時世界亦無如此巨大之海舶也。乃鄭和竟能於十四個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載運二萬八千人巡遊南洋,示威海外,為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至今南洋土人猶有懷想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可謂壯矣。然今之中國人借科學之知識、外國之機器,而造成一艘三千噸之船,則以為難能,其視鄭和之成績為何如?此「行之非艱,知之惟艱」,造船事業可為鐵證者五也。

  中國最有名之陸地工程者,萬里長城也。秦始皇令蒙恬北築長城,以御匈奴。東起遼沈,西迄臨洮,陵山越谷五千餘里,工程之大,古無其匹,為世界獨一之奇觀。當秦之時代,科學未發明也,機器未創造也,人工無今日之多也,物力無今日之宏也,工程之學不及今日之深造也,然竟能成此偉大之建築者,其道安在?曰:為需要所迫不得不行而已。西諺有云:「需要者,創造之母也。」秦始皇雖以一世之雄,併吞六國,統一中原;然彼自度掃大漠而滅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設邊戍以防飄忽無定之遊騎,又有不勝其煩也,為一勞永逸之計,莫善於設長城以御之。始皇雖無道,而長城之有功於後世,實與大禹之治水等。由今觀之,倘無長城之捍衛,則中國之亡於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漢之時代矣。如是則中國民族必無漢唐之發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種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強固之後,雖一亡於蒙古,而蒙古為我所同化;再亡於滿洲,而滿洲亦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為北狄之侵凌夭折者,長城之功為不少也。而當時之築長城者,只為保其一姓之私、子孫帝皇萬世之業耳,而未嘗知其收效之廣且遠也。彼迫於需要,只有毅然力行以成之耳,初固不計其工程之大、費力之多也,殆亦行之而不知其道也。而今日科學雖明,機器雖備,人工物力亦超越往昔,工程之學皆遠駕當時矣,然試就一積學經驗之工師,叩以萬里長城之計劃:材料幾何?人工幾何?所需經費若干?時間若干可以造成?吾思彼之所答,必曰:「此非易知之事也。」即使有不憚煩之工師費數年之力,為一詳細測量而定有精確計劃,而呈之今之人,今之人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欲效秦始皇而再築一萬里長城,為必不可能之事也。吾今欲請學者一觀近日歐洲之戰場。當德軍第一次攻巴黎之失敗也,立即反攻為守,為需要所迫,數月之間築就長壕,由北海之濱至於瑞士山麓,長一千五百餘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線各重之防禦,每重之工程,有陰溝,有地窖,有甬道,有棧房。工程之鞏固繁複,每線每裡比較,當過於萬里長城之。工程也。三線合計,長約不下五千餘里。而英法聯軍方面所築長壕亦如之。二者合計,長約萬餘裡。比之中國之長城,其長倍之。此萬餘裡之工程,其初並未預定計劃,皆要臨時隨地施工,而其工程之大,成立之速,真所謂鬼斧神工、不可思議者也。而歐洲東方之戰線,由波羅的海橫亙歐洲大陸,而至於黑海,長約三倍於西方戰場,彼此各築長壕以抵禦亦若西方,其工程時間皆相等。此等浩大迅速之工程,倘無事實當前,則言之殊難見信。然歐洲東西兩戰場合計約有四萬里之戰壕,今已成為歷史之陳跡矣。而專門之工程家,恐亦尚難測其涯略也。由此觀之,「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始皇之長城、歐洲之戰壕可為鐵證者六也。

  中國更有一浩大工程,可與長城相伯仲者,運河是也。運河南起杭州,貫江蘇、山東、直隸三省,經長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長三千餘里,為世界第一長之運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於國計民生,有不可勝量也。自中西通市之後,汽船出現,海運大通,則漕河日就淤塞,漸成水患。近有議修浚江淮一節以興水利者,聘請洋匠測量計劃,已覺工程之大,為我財力所不能辦,而必謀借洋債,方敢從事。夫修浚必較創鑿為易也,一節必較全河為易也,而今人於籌謀設計之始,已覺不勝其難,多有聞而生畏,乃古人則竟有舉三千里之長河疏鑿而貫通之,若行所無事者,何也?曰:其難不在進行之後,而在籌劃之初也。古人無今人之學問知識,凡興大工、舉大事,多不事籌劃,只圖進行。為需要所迫,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其成功多出於不覺。是中國運河開鑿之初,原無預定之計劃也。近代世界新成之運河,不一而足,其最著而為吾國人耳熟能詳者,為蘇伊士與巴拿馬是也。蘇伊士地頸處於紅海、地中海之間,隔絕東西洋海道之交通,自古以來,已嘗有人議開運河於此矣。當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拿破倫佔領埃及,已立意開蘇伊士運河,命工師實行測量其地,而結果之報告,為地中海與紅海高低之差約二十九英尺,因而停止。至五十餘年再有法人從事測量,知前所謂高低差異為不確,其後地拉涉氏乃提倡創立公司以開之。當時世人多以為難,而英人則舉國非之,以為萬不可能之事。而地拉涉氏苦心孤詣,費多年之唇舌,乃得法國資本家及埃及總督之贊助,遂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成立公司,翌年開鑿,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告厥成功。英人乃大為震驚。於是英相地士刺厘1用千方百計[今譯迪斯雷利(B.Disraeli).],而收買埃及總督之股票歸於英政府,後且將埃及並為英國領土,蓋所以保運河以握東西洋之咽喉,而連絡印度之交通也。地拉涉開鑿蘇伊士既告成功之後,聲名大著,為世所重,乃更進而提倡開鑿巴拿馬運河,以聯絡大西洋與太平洋之交通,而招股集資,咄嗟立辦。遂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動工,至八十九年則一敗塗地,而地拉涉氏竟至破產被刑,末路窮途,情殊可憫。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半由預算過差,半由疾疫流行,死亡過眾,難以施工。夫預算過差,尚可挽也;疾疫流行,不可救也。蓋當時科學無今日之進步,多以為地氣惡厲,非人事所能為力,而不留意衛生。乃近年科學進步,始知一切疾疫皆由微生物所致,而巴拿馬之黃熱疫則由蚊子所傳染。其後美國政府決議繼續開鑿巴拿馬運河也,由千九百零四年起,先從事於除滅蚊子,改良衛生。此事既竣,由千九百零七年起始行施工,至千九百十五年則完全告成,而大西洋、太平洋之聯絡通矣。由此觀之,地拉涉氏失敗之大原因者,在不知蚊子之為害而忽略之也;美國政府之成功者,在知蚊子之為害而先除滅之也。此「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中外運河之工程可為鐵證者七也。

  自古制器尚象,開物成務,中國實在各國之先。而創作之物,大有助於世界文明之進步者,不一而足。如印版也,火藥也,瓷器也,絲茶也,皆為人類所需要者也。更有一物,實開今日世界交通之盛運,成今日環球一家之局者,厥為羅經。古籍所載指南車,有謂創於黃帝者,有謂創於周公者,莫衷一是。然中國發明磁石性質而制為指南針,由來甚古,可無疑義。後西人仿而用之,航海事業於以發達。倘無羅經以定方向,則汪洋巨浸,水天一色,四顧無涯,誰敢冒險遠離海岸,深蹈迷途,而赴不可知之地哉?若無羅經為航海之指導,則航業無由發達,而世界文明必不能臻於今日之地位。羅經之為用,誠大矣哉!然則羅經者,何物也?曰:是一簡單之電機也。人類之用電氣者,以指南針為始也。自指南針用後,人類乃從而注意於研究磁針之指南、磁石之引鐵,經千百年之時間,竭無窮之心思學力,而後發明電氣之理。乃知電者,無質之物也,其性與光熱通,可互相變易者也。其為物瀰漫六合,無所不入,無所不包;而其運行於地面也,有一定之方向,自南而北,磁鐵受電之感,遂成為南北向之性。如定風針之為風所感,而從風向之所之者,同一理也。往昔電學不明之時,人類視雷電為神明而敬拜之者,今則視之若牛馬而役使之矣。今日人類之文明,已進於電氣時代矣,從此人之於電,將有不可須臾離者矣。現於通都大邑之地,其用電之事以日加增,點燈也用電,行路也用電,講話也用電,傳信也用電,作工也用電,治病也用電,炊爨也用電,御寒也用電。以後電學更明,則用電之事更多矣。以今日而論,世界用電之人已不為少,然能知電者,有幾人乎?每遇新創製一電機,則舉世從而用之,如最近之大發明為無線電報,不數年則已風行全世。然當研究之時代,費百十年之工夫,竭無數學者之才智,各貢一知,而後得成全此無線電之知識。及其知識真確,學理充滿,而乃本之以制器,則無所難矣。器成而以之施用,則更無難矣。是今日用無線電以通信者,人人能之也。而司無線電之機生,以應人之通信者,亦不費苦學而能也。至於制無線電機之工匠,亦不過按圖配置,無所難也。其最難能可貴者,則為研求無線電知識之人。學識之難關一過,則其他之進行,有如反掌矣。以用電一事觀之,人類毫無電學知識之時,已能用磁針而制羅經,為航海指南之用;而及其電學知識一發達,則本此知識而製出奇奇怪怪層出不窮之電機,以為世界百業之用。此「行之非艱,知之惟艱」,電學可為鐵證者八也。

  近世科學之發達,非一學之造詣,必同時眾學皆有進步,互相資助,彼此乃得以發明。與電學最有密切之關係者為化學,倘化學不進步,則電學必難以發達;亦惟有電學之發明,而化學乃能進步也。然為化學之元祖者,即道家之燒煉術也。古人欲得不死之藥,於是方士創燒煉之術以求之。雖不死之藥不能驟得,而種種之化學工業則由之以興,如製造硃砂、火藥、瓷器、豆腐等事業其最著者;其他之工業,與化學有關係,由燒煉之術而致者,不可勝數也。中國之有化學製造事業,已數千年於茲,然行之而不知其道,並不知其名,比比皆是也。吾國學者今多震驚於泰西之科學矣。而科學之最神奇奧妙者,莫化學若;而化學之最難研究者,又莫有機體之物質若;有機體之物質之最重要者,莫糧食若。近日泰西生理學家,考出六畜之肉中涵有傷生之物甚多,故食肉之人,多有因之而傷生促壽者。然人身所需之滋養料以肉食為最多,若捨肉食而他求滋養之料,則苦無其道。此食料之衛生問題,為泰西學士所欲解決者非一日矣。近年生物科學進步甚速,法國化學家多偉大之發明,如裴在輅氏創有機化學,以化合之法制有機之質,且有以化學制養料之理想;巴斯德氏發明微生物學,以成生物化學;高第業氏以生物化學研究食品,明肉食之毒質,定素食之優長。吾友李石曾留學法國,並游於巴氏、高氏之門,以研究農學而注意大豆,以與開「萬國乳會」而主張豆乳,由豆乳代牛乳之推廣而主張以豆食代肉食,遠引化學諸家之理,近應素食衛生之需,此巴黎豆腐公司之所由起也。夫中國人之食豆腐尚矣,中國人之造豆腐多矣,甚至窮鄉僻壤三家村中亦必有一豆腐店,吾人無不以末技微業視之,豈知此即為最奇妙之有機體化學製造耶?豈知此即為最合衛生、最適經濟之食料耶?又豈知此等末技微業,即為泰西今日最著名科學家之所苦心孤詣研求而不可得者耶?又夫陶器之製造,由來甚古。巴比倫、埃及則有以瓦為書,以瓦為郭;而墨西哥、比魯等地,於西人未發見美洲以前,亦已有陶器。而近代文明之國,其先祖皆各能自造陶器。是知燒土成器,凡人類文明一進至火食時代則能為之。惟瓷器一物,則獨為中國之創製,而至今亦猶以中國為最精。當一千五百四十年之時,有法人白裡思者,見法貴族中有中國瓷器,視為異寶,而決志仿製之,務使民間家家皆能享此異寶。於是苦心孤詣,從事於研究,費十六年之心思,始製出一種似瓷之陶器。此為歐洲仿製中國瓷器之始。至近代泰西化學大明,各種工業從而發達,而其制瓷事業亦本化學之知識而施工,始能與中國之瓷質相伯仲。惟如明朝之景泰、永樂,清朝之康熙、乾隆等時代所制之各種美術瓷器,其彩色質地,則至今仍不能倣傚也。夫近時化學之進步,可謂登峰造極矣,其神妙固非吾古代燒煉之術可比,則二十年前之化學家亦夢想所不到也。前者之化學,有有機體與無機體之分,今則已無界限之可別,因化學之技術已能使無機體變為有機體矣。又前之所謂元素、所謂元子者,今亦推翻矣。因至鐳質發明之後,則知前之所謂元素者,更有元素以成之;元子者,更有元子以成之。從此化學界當另辟一新天地也。西人之仿造中國瓷器,專賴化學以分析,而瓷之體質、瓷之色料一以化學驗之,無微不釋。然其燒煉之技術,則屬夫人工與物理之關係,此等技術今已失傳,遂成為絕藝,故倣傚無由。此歐美各國所以貴中國明清兩代之瓷,有出數十萬金而求一器者。今藏於法、英、美等國之博物院中者,則直視為希世之異寶也。然當時吾國工匠之制是物者,並不知物理、化學為何物者也。此「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化學可為鐵證者九也。

  進化論乃十九世紀後半期,達文1氏之《物種來由》2出現而後始大發明者也[令譯達爾文,下同。][今譯《物種起源》。],由是乃知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然而古今來聰明睿知之士,欲窮天地萬物何由而成者眾矣,而卒莫能知其道也。二千年前,希臘之哲奄比多加利氏及地摩忌裡特氏3[今譯畢達哥拉斯、德漠克利特。],已有見及天地萬物當由進化而成者。無如繼述無人,至梳格底、巴列多4二氏之學興後[今譯蘇格拉底、柏拉圖。],則進化之說反因之而晦。至歐洲維新以後,思想漸復自由,而德之哲學家史賓那沙氏及禮尼詩氏5二人[今譯斯賓諾莎、萊布尼茨,下同。],窮理格物,再開進化論之階梯;達文之祖則宗述禮尼詩者也。嗣後科學日昌,學者多有發明,其最著者,於天文學則有拉巴刺氏,於地質學則有利裡氏,於動物學則有拉麥氏,此皆各從其學而推得進化之理者,洵可稱為進化論之先河也。至達文氏則從事於動物之實察,費二十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始成其《物種來由》一書,以發明物競天擇之理。自達文之書出後,則進化之學,一旦豁然開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於進化矣。夫進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此物種進化之原則也。此種原則,人類自石器時代以來,已能用之以改良物種,如化野草為五穀,化野獸為家畜,以利用厚生者是也。然用之萬千年,而莫由知其道,必待至科學昌明之世,達文氏二十年苦心孤詣之功而始知之。其難也如此。夫進化者,時間之作用也,故自達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理,而學者多稱之為時間之大發明,與牛頓氏之攝力為空間之大發明相媲美。而作者則以為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元始之時,太極(此用以譯西名「伊太」1也)動而生電子[今譯「以太」。],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諸天體多尚在此期進化之中。而物質之進化,以成地球為目的。吾人之地球,其進化幾何年代而始成,不可得而知也。地球成後以至於今,按科學家據地層之變動而推算,已有二千萬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為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之進化為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而最後之十年又勝已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乃至達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而學者多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爭競生存乃為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為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此「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進化論可為鐵證者十也。

  倘仍有不信吾「行易知難」之說者,請細味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可」字當作「能」解。可知古之聖人亦嘗見及,惜其語焉不詳,故後人忽之,遂致漸入迷途,一往不返,深信「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其流毒之烈,有致亡國滅種者,可不懼哉!中國、印度、安南、高麗等國之人,即信此說最篤者也。日本人亦信之,惟尚未深,故猶能維新改制而致富強也。歐美之人,則吾向未聞有信此說者。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博士曰:「吾歐美之人,只知『知之為難』耳,未聞『行之為難』也。」又有某工學博士為予言曰,彼初進工學校,有教師引一事實以教「知難行易」,謂有某家水管偶生窒礙,家主即雇工匠為之修理。工匠一至,不過舉手之勞,而水管即復回原狀。而家主叩以工值幾何,工匠曰:「五十元零四角。」家主曰:「此舉手之勞,我亦能為之,何索值之奢而零星也?何以不五十元,不五十一元,而獨五十元零四角何為者?」工匠曰:「五十元者,我知識之值也;四角者,我勞力之值也。如君今欲自為之,我可取消我勞力之值,而只索知識之值耳。」家主啞然失笑,而照索給之。此足見「行易知難」,歐美已成為常識矣。

  第五章知行總論

  總而論之,有此十證以為「行易知難」之鐵案,則「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古說,與陽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從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或曰:「行易知難之十證,於事功上誠無間言,而於心性上之知行,恐非盡然也。」吾於此請以孟子之說證之。《孟子》「盡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難」,實為宇宙間之真理,施之於事功,施之於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為「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為其難。遂倡為「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其勉人為善之心,誠為良苦。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為易,以易為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為此說所誤,而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陽明之說,雖為學者傳誦一時,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威信為然,故推尊陽明極為隆重。」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尚存;忽遇外患憑凌,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說果有功於日本之維新,則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而效果異趣也。此由於中國習俗去古已遠,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為尤甚。故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為尤難故也。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過不能阻朝氣方新之日本耳,未嘗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說,若干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為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

  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於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夫畏難本無害也,正以有畏難之心,乃適足導人於節勞省事,以取效呈功。此為經濟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難易倒置,使欲趨避者無所適從,斯為害矣。曠觀中國有史以來,文明發達之跡,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則文物已臻盛軌,其時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學術工藝幾與近代之歐美並駕齊驅,其進步之速大非秦漢以後所能望塵追跡也。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夫人類之進化,當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後來居上也。乃中國之歷史,適與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實「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適於此時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漸中於人心,而中國人幾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皆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後知之。而後人之受之前人也,似於無意中得之。故有以知為易,而以行為難,此直不思而已矣。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於「知易行難」之說,遂不復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歐美幸而無「知易行難」之說為其文明之障礙,故能由草昧而進文明,由文明而進於科學。其近代之進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其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也。當元代時有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者,曾游仕中國,致位後回國著書,述中國當時社會之文明,工商之發達,藝術之進步,歐人見之尚驚為奇絕,以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進化之國也。是猶中國人士於三十年前見張德彝之《四達奇》一書,所志歐洲文明景象,而以為荒唐無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歐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尚不及中國當時遠甚。而彼近一二百年來之進步,其突飛速率,有非我夢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維新以後五十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進化,且較之歐洲為尤速,此皆科學為之也。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

  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如中國之習聞,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者,此數千年來之思想見識,習為自然,無復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學按之以考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也。又吾俗呼養子為螟蛉,蓋有取於蜾蠃變螟蛉之義。古籍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雲。吾人以肉眼驟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決也。惟以科學之統系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視察,將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別其日數,而同時考驗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蠃則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蜾蠃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為糧。所謂幽而養之者,即幽螟蛉以養蜾蠃之子也。是蜾蠃並未變螟蛉為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糧耳。由此事之發明,令吾人證明一醫學之妙術,為蜾蠃行之在人類之先,即用蒙藥是也。夫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即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手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動也。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成腐敗,不適於為糧矣。若尚生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是故為蜾蠃者,為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夫蒙藥之術,西醫用之以治病者尚不滿百年,而不期蜾蠃之用之,已不知幾何年代矣。由此觀之,凡為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是行之易,知之難,人類有之,物類亦然。惟人類則終有覺悟之希望,而物類則永無能知之期也。吾國人所謂「知之非艱」,其所知者大都類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螟蛉為子之事耳。

  夫人群之進化,以時考之,則分為三時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時期,曰行而後知之時期,曰知而後行之時期。而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為倣傚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為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乃後世之人,誤於「知之非艱」之說,雖有先知先覺者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每以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獨不為之倣傚推行,且目之為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者則無由為之竭力樂成矣。所以秦漢以後之事功,無一能比於大禹之九河與始皇之長城者,此也。豈不可慨哉!

  方今革命造端之始,開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局,又適為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以我四萬萬優秀文明之民族,據有四百二十七萬方咪之土地(較之日本前有土地不過十四萬餘方咪,今有土地亦不過二十六萬方咪耳),為世界獨一廣大之富源,正所謂以有為之人,據有為之地,而遇有為之時者也。倘使我國之後知後覺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迷信,而奮起以倣傚,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如有河漢予言者,即請以美國之革命與日本之維新以證之。

  夫美國之革命,以三百萬人據大西洋沿岸十三州之地,與英國苦戰八年,乃得脫英之羈厄而獨立。其地為蠻荒大陸,內有紅番之抵拒,外有強敵之侵凌,蓽路藍縷,開始經營,其時科學尚未大明。其地位,其時機,則萬不如我今日之優美也。其建國之資,可為之具,又萬不如我今日之豐富也。其人數,則不及我今日百分之一也。然其三百萬之眾,皆具冒險之精神,遠大之壯志,奮發有為,積極猛進。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日宣佈獨立,至今民國八年,為時不過一百四十三年耳,而美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富強之國矣。日本維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則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當時之知識學問尚遠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翻然覺悟,知鎖國之非計,立變攘夷為師夷,聘用各國人才,採取歐美良法,力圖改革。美國需百餘年而達於強盛之地位者,日本不過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時間耳。准此以推,中國欲達於富強之地位,不過十年已足矣。

  或猶不信者,請觀於暹羅之維新。暹羅向本中國藩屬之一,土地約等於四川一省,人口不過八百萬,其中為華僑子孫者約二三百萬,余皆半開化之蠻族耳。論其人民之知識,則萬不及中國,其全國之工商事業悉操於華僑之手。論其國勢,則界於英法兩強領土之間,疆土日削,二十年前幾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其王室親近,乃驟然發奮為雄,仿日本之維新,聘用外才,採行西法,至今不過十餘年,則全國景象為之一新,文化蒸蒸日上。今則居然亞東一完全獨立國,而國際之地位竟駕乎中國之上矣。今日亞東之獨立國只有日本與暹羅耳,中國尚未得稱為完全之獨立國也,只得謂之為半獨立國而已。蓋吾國之境內尚有他國之租界,有他國之治權,吾之海關猶握於外人之手,日本、暹羅則完全脫離此羈厄也。是知暹羅之維新,比之日本更速;暹羅能之,則中國更無不能矣。道在行之而已。

  學者至此,想當瞭然於行之易而知之難矣。故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此已十數回翻覆證明,無可疑義矣。然則行之之道為何?即全在後知後覺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上所謂文明之進化,成於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覺者即發明家也,其二、後知後覺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覺者即實行家也。由此觀之,中國不患無實行家,蓋林林總總者皆是也。乃吾黨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實行家也。其以二三人可為改革國事之實行家,真謬誤之甚也。不現今之外人在上海所建設之宏大工廠、繁盛市街、崇偉樓閣,其實行家皆中國之工人也,而外人不過為理想家、計劃家而已,並未有躬親實行其建設之事也。故為一國之經營建設所難得者,非實行家也,乃理想家、計劃家也。而中國之後知後覺者,皆重實行而輕理想矣。是猶治化學,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而忽於裴在輅、巴斯德等宿學也。是猶治醫學,而崇拜蜂蟲之蜾蠃,而忽於發明蒙藥之名醫也。蓋豆腐公為生物化學之實行家,而蜾蠃為蒙藥之實行家也,有是理乎?乃今之後知後覺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足混亂是非、阻礙進化也。是故革命以來,而建設事業不能進行者,此也。予於是乎不得不徹底詳辟,欲使後知後覺者瞭然於向來之迷誤,而翻然改圖,不再為似是而非之說以惑世,而阻撓吾林林總總之實行家,則建設前途大有希望矣。

  第六章能知必能行

  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近日之無線電、飛行機,事物之至精妙者也,美國之一百二十餘萬里鐵路(當一千九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國收其全國鐵路歸政府管理時,其路線共長三十九萬七千零十四英里,成本一百九十六萬萬餘元美金,合中國洋銀三百九十二萬萬元)與夫蘇伊士、巴拿馬兩運河,工程之至浩大者也,然於科學之原理既知,四周之情勢皆悉,由工師籌定計劃,則按計劃而實行之,已為無難之事矣。此事實俱在,彰彰可考,吾國人當可一按而知也。

  予之於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鑒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為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軍政時期,第二、訓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第一為破壞時期,擬在此時期內施行軍法,以革命軍擔任打破滿清之專制、掃除官僚之腐敗、改革風俗之惡習、解脫奴婢之不平、洗淨鴉片之流毒、破滅風水之迷信、廢去厘卡之阻礙等事。第二為過渡時期,擬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為自治單位,縣之下再分為鄉村區域,而統於縣。每縣於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頒布約法,以之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以三年為限,三年期滿,則由人民選舉其縣官。或於三年之內,該縣自治局已能將其縣之積弊掃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過半數人民能瞭解三民主義而歸順民國者,能將人口清查、戶籍釐定、警察、衛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約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辦就者,亦可立行自選其縣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團體。革命政府之對於此自治團體,只能照約法所規定而行其訓政之權。俟全國平定之後六年,各縣之已達完全自治者,皆得選舉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以五院制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試院,五曰監察院。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對總統、<立>法院負責,而五院皆對於國民大會負責。各院人員失職,由監察院向國民大會彈劾之;而監察院人員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國民大會職權,專司憲法之修改,及制裁公僕之失職。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由考試院定之。此五權憲法也。憲法制定,總統、議員舉出後,革命政府當歸政於民選之總統,而訓政時期於以告終。第三為建設完成時期,擬在此時期始施行憲政,此時一縣之自治團體,當實行直接民權。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製之權、復決之權、罷官之權,而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此憲政時期,即建設告竣之時,而革命收功之日。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

  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為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為之心灰意冷矣!夫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今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開革命建設之始,是無革命之建設矣;既無革命之建設,又安用革命之總統為?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於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也。至今事過情遷,則多有怪予於民國建元之後,不當再允和議、甘讓總統者。然假使予仍為總統,而黨員於破壞成功之後,已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從領袖之主張,縱能以革命黨而統一中國,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設,其效果不過以新官僚而代舊官僚而已。其於國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毫無所補,是亦以暴易暴而已。夫如是,則予無為總統之必要也。

  或者不察,有以為予當時之勢力不及袁世凱,故不得不與之議和,苟且了事者;甚有誣為受袁世凱百萬之賄,遂以總統讓之者。事至今日,已可不待辯而明矣。苟予果貪也,則必不以百萬而去總統之位矣。不觀今日一督軍一年之聚斂幾何,一師長一年之侵吞幾何,誣者果視予貪而且一愚至此耶!至謂於民國建元之後,予之勢力不及袁世凱,則更擬於不倫也。夫當時民國已有十五省,而山東、河南民黨亦蜂起,直隸則軍隊且內應,稍遲數月,當可全國一律光復,斷無疑義也。且捨當時情勢不計,而以前後之事較之,當明予非畏袁世凱之勢力而議和者。夫革命成功以前,予曾經十次之失敗,而奮鬥之氣猶不少衰。民國二年,袁世凱已統一全國,而予已不問政治而從事實業矣,乃以暗殺宋教仁故,予時雖手無寸兵而猶不畏之,而倡議討袁。惜南方同志持重,不敢先發制人,致遭失敗。討袁軍敗後,同人皆頹喪不振,無敢主張再行革命者,予知袁氏必將帝制自為,乃組織中華革命黨以為之備,散佈黨員於各省,提倡反對帝制。是故袁氏之帝制未成,而反對之人心已備,帝制一發,全國即起而撲滅之也。由此觀之,則予非由畏勢力而去總統,乃以不能行革命之建設而去總統,當可以瞭然於國人之心目中矣。夫如是,然後能明予之志,而領會於予革命建設之微意也。

  何謂革命之建設?革命之建設者,非常之建設也,亦速成之建設也。夫建設固有尋常者,即隨社會趨勢之自然,因勢利導而為之,此異乎革命之建設者也。革命有非常之破壞,如帝統為之斬絕,專制為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壞,則不可無非常之建設。是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必相輔而行,猶人之兩足、鳥之雙翼也。惟民國開創以來,既經非常之破壞,而無非常之建設以繼之。此所以禍亂相尋,江流日下,武人專橫,政客搗亂,而無法收拾也。蓋際此非常之時,必須非常之建設,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與國更始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為必要也。

  試觀民國以前之大革命,其最轟轟烈烈者為美與法。美國一經革命而後,所定之國體,至今百餘年而不變。其國除黑奴問題生出國內南北戰爭一次而外,余無大變亂,誠可謂一經革命而後,其國體則一成不變,長治久安,文明進步,經濟發達,為世界之冠。而法國一經革命之後,則大亂相尋,國體五更,兩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後,窮兵黷武之帝為外敵所敗,身為降虜,而共和之局乃定。較之美國,其治亂得失,差若天壤者,其故何也?說者多稱華盛頓有仁讓之風,所以開國之初,有黃袍之拒;而拿破倫野心勃勃,有鯨吞天下之志,所以起共和而終帝制。而不知一國之趨勢,為萬眾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勢已成,則斷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轉移也。夫華、拿二人之於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動者。美之十三州既發難抗英而後,乃延華盛頓出為之指揮,法則革命起後,乃拔拿破倫於偏裨之間,苟使二人易地而處,想亦皆然。是故華、拿之異趣,不關乎個人之賢否,而在其全國之習尚也。

  美國土地向為蠻荒大陸,英人移居於其地者,不過二百餘年。英人素富於冒險精神、自治能力,至美而後即建設自治團體,隨成為十三州。雖歸英王統治之下,然鞭長莫及,無異海外扶余,英國對之不過羈縻而已。及一旦徵稅稍苛,十三州則聯合以抵抗。此革命之所由起也。血戰八年而得獨立,遂創立亞美利加之聯邦為共和國。其未獨立以前,十三州已各自為政,而地方自治已極發達;故其立國之後,政治蒸蒸日上,以其政治之基礎全恃地方自治之發達也。其餘中美、南美之各拉丁人種之殖民地,百十年來亦先後仿美國,而脫離其母國以改建共和。然其政治進步之不如美國而變亂常見者,則全繫乎其地方自治之基礎不鞏固也。然其一脫母國統治而建共和之後,大小十九國,除墨西哥為外兵侵入、強改帝制外,無一推翻共和者。此皆得立國於新天地之賜,故能洗除舊染之污,而永遠脫離君政之治也。法國則不然。法雖為歐洲先進文化之邦,人民聰明奮厲,且於革命之前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權之鼓吹,又模範美國之先例,猶不能由革命一躍而幾於共和憲政之治者,其故何也?以彼之國體向為君主專制,而其政治向為中央集權,無新天地為之地盤,無自治為之基礎也。

  我中國缺憾之點悉與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識、政治之能力更遠不如法國,而予猶欲由革命一躍而幾於共和憲政之治者,其道何由?此予所以創一過渡時期為之補救也。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以訓導人民,實行地方自治。惜當時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張,而只採予約法之名,以定臨時憲法,以為共和之治可不由其道而一躍可幾。當時眾人之所期者實為妄想,顧反以予之方略計劃為難行,抑何不思之甚也!

  當予鼓吹革命之時,擬創建共和於中國,歐美學者亦多以為不可,彼等蓋有鑒於百年來之歷史,而重乎其言之也。民國建元前一年,予過倫敦。有英國名士加爾根者,曾遍游中土,深悉吾國風土人情,著書言中國事甚多,其《中國變化》一書尤為中肯。彼聞予提倡改中國為共和,懷疑滿腹,以為萬不可能之事,特來旅館與予辯論者,數日不能釋焉。迨予示以革命方略之三時期,彼乃渙然冰釋,欣然折服,喟然而歎曰:「有如此計劃,當然可免武人專制、政客搗亂於民權青黃不接之際也。而今而後,吾當助子鼓吹。」故於武昌起義之後,東方之各西文報,皆盛傳吾於民國建設之計劃,滿盤籌備,成竹在胸,不日當可見之施行,凡同情於中國之良友當拭目以觀其成也云云。此皆加爾根氏在倫敦各報為吾游揚之言論也。惜予就總統職後,此種計劃,為同志所格而不行,遂致歐美同情之士亦大失所望。而此後歐美學界之知吾計劃者,亦不敢再為游揚吾說;而不知者,則多以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不足,斷不能行共和之治矣。此所以美國著名之憲法學者古德諾氏,有勸袁世凱帝制之舉也。

  中國人對於古德諾氏勸袁帝制一事,頗為詫異,以為彼乃共和國之一學者,何以不右共和而揚帝制?多有不明其故者。予廉得其情,惟彼為共和國人,斯有共和國之經驗,而美國人尤飽嘗知識程度不足之人民之害也。美國之外來人民,一入美境數年,即享民權;美國之黑奴,一釋放後,立享民權。而美國政客,利用此兩種人之民權而搗出滔天之亂,為正人佳士所惱煞者。不知若干年,始定有不識字之人不得享國民權利之禁例,以防止此等搗亂。是以彼中學者,一聞知識程度不足之人民欲建設共和,則幾有痛心疾首,期期以為不可者,此亦古德諾氏之心理也。

  夫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之不足,固無可隱諱者也。且加以數千年專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誠有比於美國之黑奴及外來人民知識尤為低下也。然則何為而可?袁世凱之流,必以為中國人民知識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學之士亦曰,非專制不可也。嗚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馬也尚能教之乘,而況於人乎?今使有見幼童將欲入塾讀書者,而語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識字,不可使之入塾讀書也。」於理通乎?惟其不識字,故須急於讀書也。況令世界人類,已達於進化童年之運,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漸發達,所謂世界潮流不可復壓者也。故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然入塾必要有良師益友以教之,而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為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非此則必流於亂也。

  然當同盟會成立之初,則有會員疑革命方略之難行者,謂「清朝偽立憲許人民以預備九年,今吾黨之方略定以軍政三年、訓政六年,豈不與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苦於革命成功之後,猶須九年始得憲政之治,未免太久也」云云。予答以「非此則無望造成完全之民國」。今民國改元已八年於茲矣,不獨憲政之治不能期,而欲求如清朝苟且偷生猶不可得,尚何望九年之有完全民國出現耶?或又疑訓政六年,得毋同於曲學者所倡之開明專制耶?曰:開明專制者,即以專制為目的;而訓政者,乃以共和為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別也。譬如今次之世界大戰爭,凡參加此戰爭之國,無論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憲政,行軍政;向來人民之行動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皆削奪之,甚且飲食營業皆歸政府支配,而舉國無有異議,且獻其身命為國家作犧牲,以其目的在戰勝而圖存也。人之已行憲政猶且停之,況我憲政尚未發生,方欲由革命之戰爭以求之,豈可於開戰之初即施行憲政耶?此誠幼稚無倫之思想也。今民國成立已八年矣,吾黨之士,於此八年間應得無量之經驗、多少之知識,若能回憶予十數年前之訓誨主張,當能恍然大悟,而不再河漢予言,以為理想難行矣。

  夫以中國數千年專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國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復,而欲成立一共和憲治之國家,捨訓政一道,斷無由速達也。美國之欲扶助菲島人民以獨立也,乃先從訓政著手,以造就其地方自治為基礎。至今不過二十年,而已丕變一半開化之蠻種,以成為文明進化之民族。今菲島之地方自治已極發達,全島官吏,除總督尚為美人,余多為土人所充任,不日必能完全獨立。將來其政治之進步,民智之發達,當不亞於世界文明之國。此即訓政之效果也。美國對於菲島何以不即許其獨立,而必經一度訓政之時期?此殆有鑒於當年黑奴釋放後之紛擾,故行此策也。我中國人民久處於專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污,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此袁氏帝制之時而勸進者之所以多也。夫中華民國者,人民之國也。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於一人,今則主權屬於國民之全體,是四萬萬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國中之百官,上而總統,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僕也。而中國四萬萬之人民,由遠祖初生以來,素為專制君主之奴隸,向來多有不識為主人、不敢為主人、不能為主人者,而今皆當為主人矣。其忽而躋於此地位者,誰為為之?孰令致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壞專制之結果也。此為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變局,吾民破天荒之創舉也。是故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在昔專制之世,猶有伊尹、周公者,於其國主太甲、成王不能為政之時,已有訓政之事。專制時代之臣僕尚且如此,況為開中國未有之基之革命黨,不尤當負伊尹、周公之責,使民國之主人長成,國基鞏固耶?惜乎當時之革命黨,多不知此為必要之事,遂放棄責任,失卻天職,致使革命事業只能收破壞之功,而不能成建設之業,故其結果不過僅得一「中華民國」之名也。悲乎!

  夫破壞之革命成功,而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是知與不知之故也。予之於破壞革命也,曾十起而十敗者,以當時大多數之中國人,猶不知彼為滿洲之所征服,故醉生夢死,而視革命為大逆不道。其後革命風潮漸盛,人多覺悟,知滿清之當革,漢族之當復,遂能一舉而覆滿清,易如反掌。惟對於建設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黨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而莫易於建設,今難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敗,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敗也。何以謂之容易?因破壞已成,而阻力悉滅,阻力一滅,則吾人無所不可,來往自由,較之謀破壞時,稍一不慎則不測隨之之際,何啻天淵。然吾人知革命排滿為救國之必要,則犯難冒險而為之,及夫破壞既成,則以容易安全之建設,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續矣,此建設事業之所以墜也。

  今以一淺顯易行之事證之。吾人之立同盟會以擔任革命也,先從事於鼓吹,而後集其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任者,共立信誓,以實行三民主義為精神,以創立中華民國為目的。其不信仰此信條當眾正式宣誓者,吾不承認其為革命黨也。其初,一般之志士莫不視吾黨宣誓儀文為形式上之事,以為無補於進行。為數年之間,革命黨之勢力膨脹,團體固結,卒能推倒滿清者,則全賴有此宣誓之儀文,以成一黨心理之結合也。一黨尚如此,其況一國乎!

  常人有言,中國四萬萬人實等於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萬萬散沙,而成為一機體結合之法治國家,其道為何?則必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也。今世文明法治之國,莫不以宣誓為法治之根本手續也。故其對於入籍歸化之民,則必要其宣誓表示誠心,尊崇其國體,恪守其憲章,竭力於義務,而後乃得認為國民;否則終身居其國,仍以外人相視,而不得同享國民之權利也。其對於本國之官吏、議員,亦必先行宣誓,乃得受職。若遇有國體之改革,則新國家之政府,必要全國之人民一一宣誓,以表贊同,否則且以敵人相待,而立逐出境也。此近世文明法治之通例也。請觀今回戰後,歐洲之新成國家、革命國家,其有能早行其國民之宣誓者,則其國必治;如有不能行此、不知行此者,則其國必大亂不止也。中國之有今日者,此也。

  夫吾人之組織革命黨也,乃以之為先天之國家者也,後果由革命黨而造成民國。當建元之始,予首為宣誓而就總統之職,乃令從此凡文武官吏軍士人民,當一律宣誓,表示歸順民國,而盡其忠勤。而吾黨同志悉以此為不急之務,期期不可,極端反對,予亦莫可如何,始作罷論。後袁世凱繼予總統任,予於此點特為注重,而同人則多漠視。予以有我之先例在,決不能稍事遷就,而袁氏亦以此為不關緊要之事也,故姑惟予命是聽,於是乃有宣誓服膺共和、永絕帝制之表示也。其後不幸袁氏果有背盟稱帝之舉,而以有此一宣誓之故,俾吾人有極大之理由以討罰之;而各友邦亦直我而曲彼,於是乃有勸告取消之舉。袁氏帝制之所以失敗者,取消帝制為其極大之原因也。蓋以帝制之取消,則凡為袁氏爪牙各具王侯之望者,亦悉成為空想,而鬥志全消矣。此陳宦所以獨立於四川,而袁氏即以此氣絕也。帝制之所以不得不取消者,以列強之勸告也。列強之所以勸告者,以民黨之抵抗袁氏有極充分之理由也。而理由之具體,而可執以為憑,表示於中外者,即袁氏之背誓也。倘當時袁氏無此信誓,則其稱帝之日,民黨雖有抵抗,而列強視之,必以民黨愚而多事,而必無勸告之事;而帝制必不取消,袁氏或不致失敗。何也?蓋袁氏向為君主之臣僕,而不主張共和者也;而民黨昧然讓總統於袁,已自甘於犧牲共和矣。既甘放棄於前,而反爭之於後,非愚而多事乎?惟有此信誓也,則不然矣。故得列強之主張公道,而維持中國之共和也。由是觀之,信誓豈不重哉!

  乃吾黨之士,於民國建設之始,則以信誓為不急之務而請罷之,且以予主張為理想者,則多屬乎此等淺近易行之事也。夫吾人於結黨之時已遵行宣誓之儀矣,乃於開國之初,與民更始之日,則罷此法治根本之宣誓典禮,此建設失敗之一大原因也。倘革命黨當時不河漢予言,則後天民國之進行,亦如先天組黨之手續,凡歸順之官吏、新進之國民必當對於民國為正心誠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擁護民國,扶植民權,勵進民生;必照行其宣誓之典禮者,乃得享民國國民之權利,否則仍視為清朝之臣民。其既宣誓而後,有違背民國之行為者,乃得科以叛逆之罪,於法律上始有根據也。如今之中華民國者,若以法律按之,則只有少數之革命黨及袁世凱一人曾立有擁護民國之誓,於良心上、法律上皆不得背叛民國,而其餘之四萬萬人原不負何等良心法律之責任也。而昔日捕戮革命黨之清吏,焚殺革命黨之武人,與夫反對革命黨之虎倀,今則靦然為民國政府之總長、總理、總統,而毫無良心之自責、法律之制裁,此何怪於八年之間而數易國體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國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故由清朝臣民而歸順民國者,當先表示正心誠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為必要也。乃革命黨於結黨時行之,於建國時則不行之,是以為黨人時有奮厲無前之宏願魄力,卒能成破壞之功,而建國後則失此能力,遂致建設無成,此行與不行之效果也。所以不行者,非不能也,坐於不知其為必要也。故曰能知必能行也,理想雲乎哉?革命黨既以予所主張建設民國之計劃為理想太高,而不知按照施行,所以由革命而造成此有破壞、無建設之局,致使中國人民受此八年之痛苦矣。然而民國之建設一日不完全,則人民之痛苦一日不息,而國治民福永無可達之期也。故今後建設之責,不得獨委之於革命黨,而先知先覺之國民噹噹仁不讓而自負之也。夫革命先烈既捨身流血,而為其極艱極險之破壞事業於前矣,我國民宜奮勇繼進,以完成此容易安全之建設事業於後也。國民!國民!當急起直追,萬眾一心,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予請率先行之。誓曰:

  孫文正心誠意,當眾宣誓:從此去舊更新,自立為國民;盡忠竭力,擁護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採用五權憲法;務使政治修明,人民安樂,措國基於永固,維世界之和平。此誓!

  中華民國八年正月十二日孫文立誓

  此宣誓典禮,本由政府執行之,然今日民國政府之自身尚未有此資格,則不得執行此典禮也。望有志之士,各於其本縣組織一地方自治會,發起者互相照式宣誓;會成而後,由會中各員向全縣人民執行之,必親筆簽名於誓章,舉右手向眾宣讀之。其誓章藏之自治會,而發給憑照,必使普及於全縣之成年男女。一縣告竣,當助他縣成立自治會以推行之。凡行此宣誓之典禮者,問良心,按法律,始得無憾而稱為中華民國之國民,否則仍為清朝之遺民而已。民國之能成立與否,則全視吾國人之樂否行此歸順民國之典禮也。愛國之士,其率先行之。

  附錄陳英士致黃克強書

  克強我兄足下:

  美狠以菲材,從諸公後,奔走國事,於茲有年。每懷德音,誼逾骨肉。去夏征颿東發,美正##在院,滿擬力疾走別,握手傾愫,乃莫獲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復以事先日就道,卒無從一面商榷區區之意於足下,緣何慳也!日者晤日友宮崎1君[宮崎寅藏。],述及近狀,益眷眷國事,彌令美動「榛苓彼美」、「風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譚、宋2輩過滬上時[譚人鳳、宋教仁。],談及吾黨健者,必交推足下;以為孫氏理想,黃氏實行。夫謂足下為革命實行家,則海內無賢無愚莫不異口同聲,於足下無所增損。惟謂中山先生傾於理想,此語一入吾人腦際,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見不易見諸施行,迨至今日猶有持此言以反對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諸過去之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為誤而反對之致於失敗耶?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為誤,皆致失敗;則於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為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懷往事而欲痛滌吾非者也。愛臚昔日反對中山先生其歷致失敗之點之有負中山先生者數事以告,足下其亦樂聞之否耶?

  當中山先生之就職總統也,海內風雲,擾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見一未實行,而經濟支絀更足以掣其肘。俄國借款,經臨時參議院之極端反對,海內士夫更借口喪失利權,引為詬病。究其實,實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擔保,利權不礙;視後日袁氏五國財團借款之實交八二,鹽稅作抵,不足復益以四省地了,且予以監督財政全權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豈可同年語耶!乃群焉不察,終受經濟影響,致妨政府行動。中山先生既束手無策,國家更瀕於阽危。固執偏見,貽誤大局,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一。

  及南北議和以後,袁氏當選臨時總統。中山先生當時最要之主張,約有三事:一則袁氏須就職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謂南北聲氣未見調和,雙方舉動時生誤會,於共和民國統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職南京不為功。蓋所以聯絡南北感情,以堅袁氏對於民黨之信用,而祛民黨對於袁氏之嫌疑也。二則民國須遷都南京也。北京為兩代所都,帝王癡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憑借,方足鏟鋤專制遺孽;遷地為良,庶可蕩滌一般瑕穢耳。三則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詔全權授袁氏組織共和政府也。夫中華民國乃根據臨時約法、取決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後構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臨時總統乃得國民所公選之參議院議員推舉之,非清帝所得任意取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於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當日最為適法之主張,而不惜以死力爭之者也。乃竟聽袁氏食其就職南京取決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約法、推翻共和之後患者,則非中山先生當日主張政見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試問中山先生主張政見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雖複雜,而其重要原因,非由黨人當日識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二。

  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志為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吾人又以為空涉理想而反對之,且時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態度。卒至朝野冰炭,政黨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謀國之苦衷,經世之碩劃,轉不能表白於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之事,猶可曰一般黨人之無識,非美與足下之過也。獨在宋案發生,中山先生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是誓必去之。所定計劃,厥有兩端:一曰聯日。聯日之舉,蓋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黨之勢也。「日國亞東,於我為鄰,親與善鄰,乃我之福。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認聯日為重要問題,決意親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視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輕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孫寶琦、李盛鐸東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則失所與矣。(文按: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奮為雄,變弱小而為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民黨得志,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抑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橫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憫也。倘長此不改,則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倖免矣。東鄰志士,其有感於世運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為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遲鈍,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律之解決,不為宣戰之預備。豈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法律以遷延而失效,人心以積久而灰冷。時機坐失,計劃不成,事欲求全,適得其反。設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貽伊戚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無何,刺宋之案率於袁、趙1之蔑視國法[趙秉鈞,當時國務總理。],遲遲未結;五國借款又不經國會承認,違法成立。斯時反對之聲,舉國若狂。乃吾人又以為有國會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爭在,袁氏終當屈服於此數者而取消之。在中山先生則以為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堅持,均不足以嶯予智自雄、擁兵自衛之野心家;欲求解決之方,惟有訴諸武力而已矣。其主張辦法,一方面速興問罪之師,一方面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借款之公意於五國財團。五國財團經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於二星期內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欲躬親赴粵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聽;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獨立,吾人又以上海彈丸地,難與之抗,更不聽之。當此之時,海軍尚來接洽,自願宣告獨立,中山先生力贊其成,吾人以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不欲為海軍先發之計。尋而北軍來滬,美擬邀擊海上,不使登陸,中山先生以為然矣,足下又以為非計。其後海軍奉袁之命開赴煙台,中山先生聞而欲止之,曰:「海軍助我則我勝,海軍助袁則袁勝。欲為我助,則宜留之。開赴煙台,恐將生變。」美與足下則以海軍既表同意於先,斷不中變於後,均不聽之。海軍北上,入袁氏牢籠矣。嗣又有吳淞炮台炮擊兵艦之舉,以生其疑而激之變,於是海軍全部遂不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當時屢促南京獨立,某等猶以下級軍官未能一致諉。及運動成熟,中山先生決擬親赴南京宣告獨立,二三同志威以軍旅之事乃足下所長,於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張政見,皆為破壞借款、推倒袁氏計也,乃遷延時日,逡巡不進,坐誤時機,卒鮮寸效。公理見屈於武力,勝算卒敗於金錢,信用不孚於外人,國法不加於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語,舉二千五百萬鎊之外債,不用之為善後政費,而用之為購軍械、充兵餉、買議員、賞奸細,以蹂躪南方、屠戮民黨、攫取總統之資矣。設當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時獨立,勝負之數尚未可知也。蓋其時聯軍十萬,擁地數省,李純未至江西,芝貴不聞南下,率我銳師,鼓其朝氣以之聲討國賊,爭衡天下無難矣。惜乎粵、湘諸省不獨立於借款成立之初,李、柏1諸公不發難於都督取消之際[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變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討之,蓋亦晚矣!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五。

  夫以中山先生之知識,遇事燭照無遺,先幾洞若觀火,而美於其時貿貿然反對之;而於足下主張政見,則贊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於其間,亦以識不過人,智闇慮物,泥於孫氏理想一語之成見而已。蓋以中山先生所提議者,胥不免遠於事實,故懷挾成見,自與足下為近。豈知拘守尺寸,動失尋丈,貽誤國事,罔不由此乎!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已覆,來軫方遒」;「亡羊補牢,時猶未晚」;「見免顧犬,機尚不失」。美之所見如此,未悉足下以為何如?自今而後,竊願與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識,與時並進,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厭從人。鄙見以為理想者,事實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於二十年前,當時反對之者,舉國士夫殆將一致,乃經二十年後卒能見諸實行者,理想之結果也。使吾人於二十年前即贊成其說,安見所懸理想,必遲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於二十年後猶反對之,則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時始克形諸事實,或且終不成效果,至於靡有窮期者,亦難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證實,全在吾人之視察能否瞭解、能否贊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現於既往,可驗將來」,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東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勝美萬萬,當鑒及此,何待美之喋喋?

  然美更有不容已於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謂革命事業旦暮可期,必不遠待五年以後者。誠以民困之不蘇,匪亂之不靖,軍隊之驕橫,執政之荒淫,有一於此足以亂國,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剝極必復,否極必泰,循環之理,不間毫髮。乘機而起,積極進行,撥亂反正,殆如運掌。美雖愚闇,願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見實行,不至如推倒滿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後。故中華革命黨之組織,亦時勢有以迫之也。

  顧自斯黨成立以來,舊日同志頗滋訾議,以為多事變更,予人瑕隙,計之左者。不知同盟結會於秘密時代,辛亥以後一變而為國民黨,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見擴張,勢力固征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熏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齷齪敗類,更覆雨而翻雲。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群,須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貴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3(澹〕經營、機關改組之苦衷否耶?

  至於所定誓約有「附從先生,服從命令」等語,此中山先生深有鑒於前此致敗之故,多由於少數無識黨人誤會平等自由之真意。蓋自辛亥光復以後,國民未享受平等自由之幸福;臨於其上者,個人先有緬規越矩之行為。權利則狺狺以爭,義務則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統攝,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為從違,更難達精神一貫之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於此,欲相率同志納於軌物,庶以統一事權;非強制同志屍厥官肢,盡失自由行動。美以為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眾星之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至於紛歧。懸目的以為之赴,而視力乃不分;有指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中山先生之政見,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為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足下其許為同志而降心相從否耶?

  竊維美與足下,共負大局安危之責,實為多年患難之交,意見稍或差池,宗旨務求一貫。惟以情睽地隔,傳聞不無異詞;緩進急行,舉動輒多誤會。相析疑義,道故班荊,望足下之重來,有如望歲。迢迢水闊,懷人思長;嚶嚶鳥鳴,求友聲切。務祈足下剋日命駕言旋,共肩艱巨。歲寒松柏,至老彌堅;天半雲霞,縈情獨苦。陰霾四塞,相期攜手同仇;滄海橫流,端賴和衷共濟。於乎!長蛇封豕,列強方逞薦食之謀;社鼠城狐,內賊愈肆穿塘之技。飄搖予室,綢繆不忘未雨之思;邪許同舟,慷慨應擊中流之楫。望風懷想,不盡依依。敬掬微忱,耑求指示。寒氣尚重,諸維為國珍攝,言不罄意。

  陳其美頓首

  (按:此民國四年春之書也。)

  第七章不知亦能行

  或曰:「誠如先生所言,今日文明已進於科學時代,凡有興作,必先求知而後從事於行,則中國富強事業,非先從事於普及教育,使全國人民皆有科學知識不可。按以先生之新發明『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又按之古人之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則教育之普及,非百十年不為功。乃先生之論,有一躍而能致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者,其道何由?」曰:子徒知知之而後能行,而不知不知亦能行也。當科學未發明之前,固全屬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猶有不知者。故凡事無不委之於天數氣運,而不敢以人力為之轉移也。迨人類漸起覺悟,始有由行而後知者,乃甫有欲盡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聽之於天也。至今科學昌明,始知人事可以勝天,凡所謂天數氣運者,皆心理之作用也。然而科學雖明,惟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於知而後行者為龍多也。且人類之進步,皆發動於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則,而不以科學之發明為之變易者也。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也。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動機也。生徒之習練也,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欲能也。科學家之試驗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由是觀之,行其所不知者,於人類則促進文明,於國家則圖致富強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獨為人類所皆能,亦為人類所當行,而尤為人類之欲生存發達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國家富強者,宜黽勉力行也。

  夫古今來一躍而致隆盛者不可勝數,即近代之列強,亦多有躋於強盛而後乃從事於教育者。夫以中國現在之地位,現有之知識,已良足一躍而致隆盛,比肩於今世之列強矣。所以不能者,究非在於不知不行也。而向來之積弱退化有如江流日下者,其原因實在政府官吏之腐敗,倒行逆施,積極作惡也。其大者,則有欲圖一己之私,而至於犧牲國家而不恤;其次者,則以一督軍一師長而年中聚斂,動至數百萬數十萬;又其次者,則種種之作弊,無一不為斷喪國家之元氣,傷殘人民之命脈。比之他國之政策務在保民而治,獎士、勸農、勵工、惠商以圖富強者,則我無一不與之相反也。由此觀之,若政府官吏能無為而治,不倒行逆施,不積極作惡以害國害民,則中國之強盛已自然可致,而不待於發奮思為。是今日圖治之道,興利尚可緩,而除害尤宜急;倘能除害,則自然之進化,已足登中國於強盛之地矣。何以言之?夫國之貧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貧者,有以地瘠而貧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貧弱之四大原因也。乃中國之土地則四百餘萬方咪之廣,居世界之第四,尚在美國之上。而物產之豐、寶藏之富,實居世界之第一。至於人民之數則有四萬萬,亦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聰明才智自古無匹,承五千年之文化,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嘗為世界之雄矣。四大貧弱之原因,我曾無一焉。然則何為而貧弱至是也?曰:官吏貪污、政治腐敗之為害也。倘此害一除,則致中國之富強,實頭頭是道也。在昔異族專制之時,官吏為君主之鷹犬,高居民上,可任意為惡,民無可如何也。今經革命之後,專制已覆,人民為一國之主,官吏不過為人民之僕,當受人民之監督制裁也。其循良者吾民當任用之,其酷劣者當淘汰之而已。為人民者只知除害足矣,為此需要,不必待於普通教育科學知識,而凡人有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也。國害一除,則國利自興,而富強之基於是乎立。是中國今日欲富強則富強矣,幾有不待一躍之功也。

  中國為世界最古之國,承數千年文化,為東方首出之邦。未與歐美通市以前,中國在亞洲之地位,向無有與之匹敵者。即間被外族入寇,如元清兩代之僭主中國,然亦不能不奉中國之禮法。而其他四鄰之國,或入貢稱藩,或來朝親善,莫不羨慕中國之文化,而以中國為上邦也。中國亦素自尊大,目無他國,習慣自然,遂成為孤立之性。故從來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國,其取資亦盡於本國而已,其外則無可取材借助之處也。是猶孤人之處於荒島,其所需要皆一人為之,不獨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必自爨而後得食,自縫而後得衣,其勞苦繁難,不可思議,然其人亦習慣自然,而不知有社會互助之便利,人類交通之廣益也。倘時移勢變,此荒島一旦成為世界航路之中樞,海客接踵而至,有憫此孤人之勞苦者,功之曰:「君不必事事躬親,只從所長專於一業足矣,其他當有人為君效勞也。」其人必不之信,蓋以為一己之才力所不能致者,則為必不可能之事也。此猶今日中國之人,不信中國之富強可坐而致者,同一例也。蓋中國之孤立自大,由來已久,而向未知國際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中國所不知所不能者,則以為必無由以致之也。雖閉關自守之局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則猶是閉關時代荒島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資、利用外才以圖中國之富強也。夫今日立國於世界之上,猶乎人處於社會之中,相資為用、互助以成者也。中國之為國,擁有廣大之土地、無量之富源、眾多之人力,是無異一富家翁享有廣大之田園、盈倉之財寶、眾多之子孫,而乃不善治家,田園則任其荒蕪,財寶則封鎖不用,子孫則日事遊蕩,而舉家則飢寒交迫,朝不保夕,此實中國今日之景象也。嗚呼!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吾國人果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則人人當自奮矣!

  夫以中國之人處中國之地,際當今之時,而欲致中國於富強之境,其道固多矣。今試陳其一:即利用今回世界大戰爭各國新設之製造廠,為開發我富源之利器是也。夫此等工廠專為供給戰品而設,今大戰已息,此等工廠將成為廢物矣。其傭於此等工廠之千百萬工人,亦將失業矣。其投於此等工廠之數十萬萬資本,將無從取償矣。此為歐美戰後問題之一大煩難,而彼中政治家尚無解決之方也。倘我中國人能利用此機會,借彼將廢之工廠以開發我無窮之富源,則必為各國所樂許也。此所謂天與之機。語曰:「天與不取,必受其禍。」倘我失此不圖,則三五年後,歐美工業悉復原狀,則其發達必十倍於前,而商戰起矣。吾中國手工之工業,必不能與彼之新機械大規模之工業競爭,如此則我工商之失敗必將見於十年之內矣。及今圖之,則數年之間,我之機器工業亦可發達,則此禍可免。此以實業救國之道也,國人其注意之。

  今之美國,吾人知其為世界最富最強之國也,然其所以致富強者,實業發達也。當其發展實業之初也,資本則悉借之歐洲,人才亦多聘之歐洲,而工人且有招之中國。其進行則多由冒險試驗,而少出於計劃統籌,且向未遇各國有投閒置散之全備工廠,為彼取材之機會如我之今日也。而其富源尚不及我之豐盛。然其實業之發達,今已為世界冠矣。試以其鋼、鐵、炭、油之出產而觀其成績。美國一千九百十六年所產鐵四千萬噸,鋼四千三百四十八萬噸。而我國每年所產之鋼鐵不過二十餘萬噸,較之美國不過四百分之一耳。美國同年所產煤炭五萬八千七百四十七萬噸,等於九千八百萬匹馬力;所產燃油二萬九千二百三十萬桶,等於一千九百七十五萬匹馬力;所產自然汽約三百萬匹馬力;所發展水力電約六百萬匹馬力。夫鋼鐵者,實業之體也;炭、油、汽、電者,實業之用也。統計美國所發展之自然力約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五萬匹馬力,以一馬力等八人力計之,則美國約有一十三萬萬有奇之人力以助之生產。其人口一萬萬,除人力作工之外,每人尚有十三人之機器力為之助,而此十三人之機力乃夜以繼日,連作二十四時之工而不歇者,而人之作工每日八時耳,機力則每日多作三倍之工,是一機力無異三人也,而十三人之機力則等於三十九人矣。《大學》曰:「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此美國之所以富也。我中國人口四萬萬,除老少而外,能作工者不過二萬萬人。然因工業不發達,雖能作工者亦恆無工可作,流為游手好閒而寄食於人者或亦半之。如是有工可作者,不過一萬萬人耳。且此一萬萬人之中,又不盡作生利之工,而半為消耗之業,其為生產之事業者實不過五千萬人而已。由此觀之,中國八人中不過一人生產耳。此國之所以貧,尚過於韓愈所云:「農之家一而食票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較之美國人口一萬萬,而當有五千萬人有工可作,而每人更有三十九人之機器力以助之,即三十九人有半作工以給一人,此其所以不患貧反憂生產之過盛,供過於求,而岌岌向外以覓市場為尾閭之疏洩也。此貧弱富強之所由分,亦商戰勝敗之所由決也。

  然則今日欲求迅速之法,以發展中國之財源,而立救貧弱者,其道為何?倘以中國而言,則本無其法,更無迅速之法也。若欲中國之實業於十年之間,而發達至美國現在之程度,則中國人不獨不能知,不能行,且為夢想所不能及也。是猶望荒島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發展其荒島,使之田園盡辟,道路悉修,港灣深浚,市場繁盛,樓宇林立,公園宏偉,居宅麗都,生活優逸,如此,雖延長其壽命至萬年,彼必無由以成此等之事業也。然若荒島之孤人,肯出其巖穴所埋藏纍纍之金塊明珠,以與海客謀,將其荒島發展成為繁盛華麗之海市,而許酬以相當之金塊明珠,則必有人焉,為之經營,為之籌劃,為之招集人才,為之搜羅資料,不期年而諸事可以畢集矣。荒島孤人,直可從心所欲,坐享其成耳。中國之欲發展其工商事業,其道亦猶是也。故其問題已不在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也,而直在欲不欲耳。

  夫以中國之地位,中國之富源,處今日之時會,倘吾國人民能舉國一致,歡迎外資,歡迎外才,以發展我之生產事業,則十年之內吾實業之發達必能並駕歐美矣。如其不信,請觀美國工業發達之速率,可以知矣。當十餘年前,美國之議繼鑿巴拿馬運河也,初擬以二十年為期,以達成功,及後實行施工,不過八年而畢厥事。是比其數年前所知之工程,已加速二倍半矣。及美國對德宣戰而後,其戰時之工業進步更令人不可思議。往時非數十年所不能成者,而今則一年可成之矣。如造船也,昔需一兩年而造成一艘者,今則二十餘日可成矣。倘以戰時大規模、大組織之工程,施之於建築巴拿馬運河,則一個月間便可成一運河矣。有此非常速率之工程,若吾國人能曉然於互助之利,交換之益,用人所長,補我所短,則數年之間,即可將中國之實業造成如美國今日矣。

  中國實業之發達,固不僅中國一國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故世界之專門名家,無不樂為中國效力,如海客之欲為荒島孤人效力者一也。予近日致各國政府《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一書1[此書原附錄於本章末後,但因與《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劃》篇首所載重複,故後被孫中山刪去。],已得美國大表贊同,想其他之國當必惟美國之馬首是瞻也。果爾,則此後只須中國人民之欲之而已。倘知此為興國之要圖,為救亡之急務,而能萬眾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練技術,為我籌劃,為我組織,為我經營,為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林立於國中,我實業之人才亦同時並起。十年之後,則外資可以陸續償還,人才可以陸續成就,則我可以獨立經營矣。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識之完備而後始行,則河清無日,坐失良機,殊可惜也。必也治本為先,救窮宜急,「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實業發達,民生暢遂,此時普及教育乃可實行矣。今者宜乘歐戰告終之機,利用其戰時工業之大規模,以發展我中國之實業,誠有如反掌之易也。故曰:不知亦能行者,此也。

  第八章有志竟成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為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尚未敢自承興中會為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興中會之本旨為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

  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眾,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為補錄也。

  予自乙西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為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為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雲。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1[尤列,字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聽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

  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2二人願傾家相助[孫眉,字德彰。],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3繼陷[旅順、威海衛。],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為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為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周,聲勢頗眾,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

  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眾,佈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為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自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為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以久留檀島無大可為,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眾比檀島多數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為暴客,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為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游,為之指導。游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隨將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

  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

  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為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借為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為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為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群眾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為之,蓋此最易動群眾之視聽也。其傳佈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尚多瞭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為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為者,彼眾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眾乃始知彼等原為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為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即遭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倖存焉。否則吾尚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土,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尚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為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為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劃也。

  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週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1為外相[大隈重信。],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2等[大石正巳、尾崎行雄。]。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3等[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秋山定輔、中野德次郎、鈴木五郎。],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4等[安川敬一郎、犬塚信太郎、久原房之助。]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為最。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1等[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宮崎彌藏、宮崎寅藏、菊池良士、萱野長知。]。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2兩博士[寺尾亨戶。]。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志不忘耳。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

  日本有華僑萬餘人,然其風氣之錮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佈,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然彼眾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借全無,只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

  時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併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為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劃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為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台灣,擬由台灣設法潛渡內地。時台灣總督兒玉1頗贊中國之革命[兒玉源太郎。],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籐2與予接洽[後籐新平。],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劃,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尚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劃,不直逼省城,而先佔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眾,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眾,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而轉戰於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佔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籐氏3對中國方針[伊籐博文。],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台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劃,乃為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合集之眾足有萬餘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為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兩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為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庚子之役,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

  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後、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禹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戢元成、沈虯齋、張溥泉1等則發起《國民報》[戢翼翬(字元成)、沈翔雲(字虯齋)、張繼(字溥泉)。],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韜美氏托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韜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壁、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為同志,於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件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予乃托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己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為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沖,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己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予略告以實情。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宜齋1與某武官往南京[喬義生,字宜齋。]、武漢。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在南京有趙伯先2接洽[趙聲,字伯先。],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秘密會議,策劃進行。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到會者甚眾,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開會時各人演說,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偽為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也。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內容多為彼探悉。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劃,或確或否。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法政府何以處分佈加卑等。政府飭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

  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瀰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謹等是也。丙午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稍有緩卻,則多痛哭流淚,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獨惜萍鄉一舉為會員之自動,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已相望於道矣。尋麗萍醴之師敗,而禹之漠、劉道一、寧調元、胡英〔瑛〕等竟被清吏拿獲,或囚或殺者多人。此為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蕩全國者,更為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亦不能久為沉默矣。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離日本,而與胡漢民、汪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以籌劃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為予第三次之失敗也。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亦不利,此為予第四次之失敗也。

  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津營,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遊說之以贊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為一致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同志,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器械一到,則佔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為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為利便也。滿擬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劃為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於團紳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為之制,故不敢來。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趙見郭尚未來,彼亦不敢來。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此為予第五次之失敗也。

  欽廉計劃不成之後,予乃親率黃克強、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襲取鎮南關,佔領三要塞,收其降卒。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眾,而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眾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眾握據三炮台,而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眾連戰七晝夜,乃退入安南。予過諒山時為清偵探所察悉,報告清吏。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將予放逐出安南。此為予第六次之失敗也。

  予於離河內之際,一面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以為吾黨根據之地。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此為予第七次之失敗也。

  予抵星洲數月之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誅邊防督辦,收其降眾千有餘人,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時予遠在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不期克強行至半途,被法官疑為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內;為清吏所悉,與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眾,以指揮無人,失機進取,否則,蒙自必為我有,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其倉皇失措可知也。黃明堂守候月餘,人自為戰,散漫無紀;而虜四集,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眾,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眾六百餘人退入安南。此為予第八次之失敗也。

  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屬星加坡。到埠之日,為英官阻難,不准登岸。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稱此六百餘眾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其本國政府作戰,而未得他國承認為交戰團體者,本政府不能視為國事犯,而只視為亂民;亂民入境,有違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後由法屬政府表白: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法政府對於兩方曾取中立態度,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不能作亂民看待等語。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敗之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

  由黃岡至河口等役,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先後六次失敗。經此六次之失敗,汪精衛頗為失望,遂約合同志數人入北京與虜酋拚命,一擊不中,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系獄,至武昌起義後乃釋之。

  同盟會成立之前,其出資以助義軍者,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此外則無人敢助,亦無人肯助也。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其出資勇而摯者,安南堤岸之黃景南也,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盡獻之軍用,誠難能可貴也。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峰、曾錫周、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資數萬,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

  予自連遭失敗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邇者皆不能自由居處,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已完全失卻矣。於是將國內一切計劃委託於黃克強、胡漢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遊,專任籌款,以接濟革命之進行。後克強、漢民回香港設南方統籌機關,與趙伯先、倪映典、朱執信、陳炯明、姚雨平等謀,以廣州新軍舉事,運動既熟,擬於庚戌年正月某日發難。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風潮,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至橫枝岡,為敵截擊。映典中彈被擒死,軍中無主,遂以潰散。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

  時予適從美東行至三藩市,聞敗而後,則取道檀島、日本而回東方。過日本時,曾潛行登陸,隨為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橫濱渡擯榔嶼,約怕失、克強、漢民等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劃。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卻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為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如果眾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時各人親見擯城同志之窮,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費每有不給,顧安得余資以為活動。予再三言必可設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速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為,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勖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醵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款,已可分頭進行。計劃既定,予本擬遍游南洋英荷各屬,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而英屬及暹邏亦先後逐予出境。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為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則多有樂從者矣。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舉。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此為吾黨第十次之失敗也。

  先是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1[譚人鳳,號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為廣州應援;廣州既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早已成熟。無如清吏防範亦日以加嚴。而端方調兵入川,湖廣總督瑞澂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調遣。所以然者,蓋欲弭患於未然也。然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為甚。故瑞澂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炮轟擊。時已一日數驚,而孫武、劉公等積極進行,而軍中亦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壞,拿獲三十餘人。時胡英〔瑛〕尚在武昌獄中,聞耗,即設法止陳英士等匆來。而炮兵與工程等營兵士已多投入革命黨者,聞波等名冊已被搜獲,明日則必拿人等語。於是迫不及待,為自存計,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而蔡濟民等率眾進攻,開炮轟擊督署。瑞澂聞炮,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炮攻擊。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炮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為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佈中立之佈告。瑞澂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恃,乃逃上海。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然革命黨方面,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癒,劉公謙讓未遑,上海人員又不能到;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漸復。厥後黃克強等乃到。此時湘鄂之見已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尚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

  武昌既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自為戰,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著尤多也。

  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1[今譯科羅拉多(Colorado)州的丹佛(Denver)市。]。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饑,先至飯堂用膳,道經迴廊報館,便購一報攜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為革命黨佔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為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覆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

  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埸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尚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皆向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尚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厥為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為患矣。

  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道過聖路易城時,購報讀之,則有「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云云。予得此報,於途中格外慎密,避卻一切報館訪員,蓋惡虛聲而圖實際也。過芝加古1時[今譯芝加哥。],則帶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紐約時,聞粵中同志圖粵急,城將下。予以欲免流血計,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功之獻城歸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後此目的果達。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成馬裡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此兩宗借款,一則已發行債票,收款存備待付者;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予之意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停止交付,於未備之款停止發行債票。乃銀行主幹答以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於是乃委託維加炮廠總理為予代表,往與外務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幹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時以予在英國個人所能盡之義務已盡於此矣,乃取道法國而東歸。過巴黎,曾往見其朝野之士,皆極表同情於我,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1為最懇摯[今譯克裡孟梭(G.Clemenceau)。]。

  予離法國三十餘日,始達上海。時南北和議已開,國體猶尚未定也。當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報皆多傳佈謂予帶有巨款回國,以助革命軍。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於是各省代表乃開選舉會於南京,選舉予為臨時總統。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職。乃申令頒布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元為中華民國元年,採用陽曆。於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

  注釋:

  *此書由三部著作組成。《民權初步》出版於一九一七年,原名《會議通則》,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三(社會建設)。《實業計劃》用英文寫成,原名「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China」,該書的部分內容曾發表於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年出版全書英文本,一九二一年出版中文本,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出版於一九一九年(按:該書原擬包括卷二《三民主義》、卷三《五權憲法》,但未續出),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一書的總目中,親筆增添了「(四)國家建設(續出)」一項。按他的著作計劃,《建國方略》之四(國家建設)將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但後來只完成了一部分。

  《孫中山選集》

  建國方略(中)

  (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建國方略之二

  實業計劃(物質建設)

  自序

  歐戰甫完之夕,作者始從事於研究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而成此六種計劃。蓋欲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且以助各國戰後工人問題之解決。無如各國人民久苦戰爭,朝聞和議,夕則懈志,立欲復戰前原狀,不獨戰地兵員陸續解散,而後路工廠亦同時休息。大勢所趨,無可如何。故雖有三數之明達政治家,欲贊成吾之計劃,亦無從保留其戰時之工業,以為中國效勞也。我固失一速進之良機,而彼則竟陷於經濟之恐慌,至今未已。其所受痛苦,較之戰時尤甚。將來各國欲恢復其戰前經濟之原狀,尤非發展中國之富源,以補救各國之窮困不可也。然則中國富源之發展,已成為今日世界人類之至大問題,不獨為中國之利害而已也。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此實業發展之一事也。吾欲操此發展之權,則非有此知識不可。吾國人欲有此知識,則當讀此書,尤當熟讀此書。從此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以推求眾理。庶幾操縱在我,不致因噎廢食,方能泛應曲當,馳驟於今日世界經濟之場,以化彼族競爭之性,而達我大同之治也。

  此書為實業計劃之大方針,為國家經濟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實施之細密計劃,必當再經一度專門名家之調查,科學實驗之審定,乃可從事。故所舉之計劃,當有種種之變更改良,讀者幸毋以此書為一成不易之論,庶乎可。

  此書原稿為英文,其篇首及第二、第三計劃及第四之大部分為朱執信所譯,其第一計劃為廖仲愷所譯,其第四之一部分及第六計劃及結論為林雲陔所譯,其第五計劃為馬君武所譯。特此志之。

  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孫文序於粵京

  (篇首1[此篇曾於一九一八年單獨發表,原為英文,中譯名為《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一一補助世界戰後整頓實業之方法》。《建國方略》中此處原無標題,「篇首」二字為本書編者所加。])

  世界大戰最後之一年中,各國戰費每日須美金二萬四千萬元。此中以極儉計,必有一半費於藥彈及其他直接供給戰爭之品,此已當美金一萬二千萬元矣。如以商業眼光觀察此種戰爭用品,則此新工業乃以戰場為其銷場,以兵士為其消費者,改變種種現存之他種實業,以為此供給,而又新建以益之。各交戰國民,乃至各中立國民,日夕縮減其生活所需至於極度,而儲其向日所費諸繁華及安適者,以增加生產此種戰爭貨品之力。今者戰事告終,誠可為人道慶。顧此戰爭用品之銷場同時閉鎖,吾人當圖善後之策。故首當謀各交戰國之再造,次則恢復其繁華與安適。此兩項事業,若以日費六千萬元計之,只佔此戰爭市場所生余剩之半額,而所餘者每日仍有六千萬元,尚無所用之地。且此千數百萬軍人,向從事於消費者,今又一轉而事生產,則其結果必致生產過多。不特此也,各國自推行工業統一與國有後,其生產力大增,與前此易手工用機器之工業革命相較,其影響更深。吾人欲命以第二工業革命之名,似甚正確。若以其增加生產力而言,此次革命之結果,實較前增加數倍。然則以世界戰爭而成此工業統一與國有之現象者,於戰後之整理,必多糾紛。今夫一日六千萬,則一年二百一十九萬萬也,貿易如是其巨也,以戰爭而起者,乃忽以和平而止。試問歐美於此世界中,將向何處覓銷場,以消納戰爭時儲節所贏之如許物產乎?

  如當整理戰後工業之際,無處可容此一年二百一十九萬萬之貿易,則其工業必停,而投於是之資本乃等於虛擲,其結果不惟有損此諸生產國之經濟狀況,即於世界所失亦已多矣。凡商業國,無不覓中國市場,以為消納各國余貨之地。然戰前貿易狀態,太不利於中國,輸入超過輸出,年逾美金一萬萬。循此以往,中國市場不久將不復能銷容大宗外貨,以其金錢、貨物俱已枯竭,無復可持與外國市易也。所幸中國天然財源極富,如能有相當開發,則可成為世界中無盡藏之市場;即使不能全消費此一年二百十九萬萬之戰爭生產剩餘,亦必能消費其大半無疑。

  中國今尚用手工為生產,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歐美已臨第二革命者有殊。故於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既廢手工采機器,又統一兩國有之。於斯際中國正需機器,以營其巨大之農業,以出其豐富之礦產,以建其無數之工廠,以擴張其運輸,以發展其公用事業。然而消納機器之市場,又正戰後貿易之要者也。造巨炮之機器廠,可以改制蒸汽轆壓,以治中國之道路;制裝甲自動車之廠,可制貨車以輸送中國各地之生貨;凡諸戰爭機器,一一可變成平和器具,以開發中國潛在地中之富。此種開闢利源之辦法,如不令官吏從中舞弊,則中外利益均沾,中國人民必歡迎之。

  歐美人或有未之深思者,恐以戰爭時之機器、戰爭時之組織、與熟練之技工開闢中國利源,將更引起外國工業之競爭。故予今陳一策,可使中國開一新市場,既以銷其自產之貨,又能銷外國所產,兩不相妨。其策如下:

  (甲)交通之開發。

  子鐵路一十萬英里。

  丑碎石路一百萬英里。

  寅修浚現有運河:

  (一)杭州、天津間運河。

  (二)西江、揚子江間運河。

  卯新開運河:

  (一)遼河、松花江間運河。

  (二)其他運河。

  辰治河:

  (一)揚子江築堤浚水路,起漢口,迄於海,以便航洋船直達該港,無間冬、夏。

  (二)黃河築堤,浚水路,以免洪水。

  (三)導西江。

  (四)導淮。

  (五)導其他河流。

  巳增設電報線路、電話及無線電等,使遍佈於全國。

  (乙)商港之開闢。

  子於中國中部、北部、南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紐約港者。

  丑沿海岸建種種之商業港及漁業港。

  寅於通航河流沿岸建商場船埠。

  (丙)鐵路中心及終點並商港地設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設備。

  (丁)水力之發展。

  (戊)設冶鐵、制鋼並造士敏土之大工廠,以供上列各項之需。

  (己)礦業之發展。

  (庚)農業之發展。

  (辛)蒙古、新疆之灌溉。

  (壬)於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

  (癸)移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

  如使上述規劃果能逐漸舉行,則中國不特可為各國余貨消納之地,實可為吸收經濟之大洋海,凡諸工業國其資本有餘者,中國能盡數吸收之。不論在中國抑在全世界,所謂競爭、所謂商戰者,可永不復見矣。

  近時世界戰爭,已證明人類之於戰爭不論或勝或負,均受其殃,而始禍者受害彌重。此理於以武力戰者固真,於以貿易爭者尤確也。威爾遜總統今既以國際同盟防止將來之武力戰爭,吾更欲以國際共助中國之發展,以免將來之貿易戰爭。則將來戰爭之最大原因,庶可從根本絕去矣。

  自美國工商發達以來,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萬萬人之中國一旦發達工商,以經濟的眼光視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參與此開發之役者,亦必獲超越尋常之利益,可無疑也。且此種國際協助,可使人類溥愛之情益加鞏固,而國際同盟亦得借此以鞏固其基礎,此又予所確信者也。

  欲使此計劃舉行順利,余以為必分三步以進:第一,投資之各政府,務須共同行動,統一政策。組成一國際團,用其戰爭時任組織、管理等人材及種種熟練之技師,令其設計有統系,用物有准度,以免浪費,以便作工。第二,必須設法得中國人民之信仰,使其熱心匡助此舉。如使上述兩層,已經辦到,則第三步,即為與中國政府開正式會議,以議此計劃之最後契約。而此種契約,吾以為應取法於曩者吾與倫敦波令公司所立建築廣州重慶鐵路合同,以其為於兩方最得宜,而於向來中國與外國所結契約中為人民所最歡迎者也。吾人更有不能不預為戒告者,即往日盛宣懷鐵路國有之覆轍,不可復蹈也。當時外國銀行家不顧中國之民意,以為但與中國政府商妥,即無事不可為;及後乃始悔其以賄成之契約,終受阻於人民也。假使外國銀行先遵正當之途,得中國人民之信仰,然後與政府訂契約,則事易行,豈復有留滯之憂?然則於此國際計劃,吾人不可不重視民意也。

  如資本團以吾說為然,吾更當繼此有所詳說。

  第一計劃

  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今欲利便個人企業之發達於中國,則從來所行之自殺的稅制應即廢止,紊亂之貨幣立需改良,而各種官吏的障礙必當排去;尤須輔之以利便交通。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佔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今茲所論,後者之事屬焉。此類國家經營之事業,必待外資之吸集、外人之熟練而有組織才具者之僱傭、宏大計劃之建設,然後能舉。以其財產屬之國有,而為全國人民利益計以經理之。關於事業之建設運用,其在母財、子利尚未完付期前,應由中華民國國家所雇專門練達之外人任經營監督之責;而其條件,必以教授訓練中國之佐役,俾能將來繼承其乏,為受雇於中國之外人必盡義務之一。及乎本利清償而後,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所雇外人當可隨意用捨矣。於詳議國家經營事業開發計劃之先,有四原則必當留意:

  (一)必選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資。

  (二)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

  (三)必期抵抗之至少。

  (四)必擇地位之適宜。

  今據上列之原則,舉其計劃如下:

  (一)築北方大港於直隸灣。

  (二)建鐵路統系,起北方大港,迄中國西北極端。

  (三)殖民蒙古、新疆。

  (四)開浚運河,以聯絡中國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

  (五)開發山西煤鐵礦源,設立制鐵、煉鋼工廠。

  上列五部,為一計劃,蓋彼此互相關聯,舉其一有以利其餘也。北方大港之築,用為國際發展實業計劃之策源地;中國與世界交通運輸之關鍵,亦系夫此,此為中樞,其餘四事旁屬焉。

  第一部北方大港

  茲擬建築不封凍之深水大港於直隸灣中。中國該部必需此港,國人宿昔感之,無時或忘。向者屢經設計浚渫大沽口沙,又議築港於岐河口。秦皇島港已見小規模的實行,而葫蘆島港亦經籌商興築。今余所策,皆在上舉諸地以外。蓋前兩者距深水線過遠而淡水過近,隆冬即行結冰,不堪作深水不凍商港用;後兩者與戶口集中地遼隔,用為商港,不能見利。茲所計劃之港,為大沽口、秦皇島兩地之中途,青河、,灤河兩口之間,沿大沽口、秦皇島間海岸岬角上。該地為直隸灣中最近深水之一點,若將青河、灤河兩淡水遠引他去,免就近結冰,使為深水不凍大港,絕非至難之事。此處與天津相去,方諸天津、秦皇島間少差七八十咪。且此港能借運河以與北部、中部內地水路相連,而秦皇、葫蘆兩島則否。以商港論,現時直隸灣中唯一不凍之港,惟有秦皇島耳。而此港則遠勝秦皇、葫蘆兩島矣。

  由營業上觀察,此港築成,立可獲利,以地居中國最大產鹽區域之中央故也。在此地所產至廉價之鹽,只以日曝法產出;倘能加以近代制鹽新法,且可利用附近廉價之煤,則其產額必將大增,而產費必將大減,如此中華全國所用之鹽價可更廉。今以本計劃遂行之始,僅能成中等商港計之,只此一項實業,已足支持此港而有餘。此外直接附近地域,尚有中國現時已開最大之煤礦(開灤礦務公司),計其產額,年約四百萬噸。該公司現用自有之港(秦皇島),借為輸出之路。顧吾人所計劃之港,距其礦場較近,倘能以運河與礦區相聯,則其運費,方諸陸運至秦皇島者廉省多矣。不特此也,茲港將來必暢銷開灤產煤,則該公司勢必仰資此港為其運輸出口之所。今天津一處在北方為最大商業之中樞,既無深水海港可言,每歲冬期,封凍數月,亦必全賴此港以為世界貿易之通路。此雖局部需要,然僅以此計,已足為此港之利矣。

  顧吾人之理想,將欲於有限時期中發達此港,使與紐約等大。試觀此港所襟帶控負之地,即足證明吾人之理想能否實現矣。此地西南為直隸、山西兩省與夫黃河流域,人口之眾約一萬萬。西北為熱河特別區域及蒙古遊牧之原,土曠人稀,急待開發。夫以直隸生齒之繁,山西礦源之富,必賴此港為其唯一輸出之途。倘將來多倫諾爾、庫倫間鐵路完成,以與西伯利亞鐵路聯絡,則中央西伯利亞一帶皆視此為最近之海港。由是言之,其供給分配區域,當較紐約為大。窮其究竟,必成將來歐亞路線之確實終點,而兩大陸於以連為一氣。今余所計劃之地,現時毫無價值可言。假令於此選地二三百方咪置諸國有,以為建築將來都市之用,而四十年後,發達程度即令不如紐約,僅等於美國費府,吾敢信地值所漲,已足償所投建築資金矣。

  中國該部地方,必需如是海港,自不待論。蓋直隸、山西、山東西部、河南北部、奉天之一半、陝甘兩省之泰半,約一萬萬之人口,皆未嘗有此種海港。蒙古、新疆與夫煤鐵至富之山西,亦將全恃直隸海岸,為其出海通衢。若乎沿海、沿江各地稠聚人民,必需移實蒙古、天山一帶從事墾殖者,此港實為最近門戶,且以由此行旅為最廉矣。

  茲港所在,距深水至近,去大河至遠,而無河流滯淤,填積港口,有如黃河口、揚子江口時需浚渫之患。自然之障礙,於焉可免。又為乾燥平原,民居極鮮,人為障礙絲毫不存,建築工事,盡堪如我所欲。至於海港、都市兩者之工程預算,當有待於專門技士之測勘,而後詳細計劃可定。

  第二部西北鐵路系統

  吾人所計劃之鐵路,由北方大港起,經灤河谷地,以達多倫諾爾,凡三百咪。經始之初,即築雙軌,以海港為出發點,以多倫諾爾為門戶,以吸收廣漠平原之物產,而由多倫諾爾進展於西北。第一線,向北偏東北走,與興安嶺山脈平行,經海拉爾,以赴漠河。漠河者,產金區域,而黑龍江右岸地也。計其延長,約八百咪。第二線,向北偏西北走,經克魯倫,以達中俄邊境,以與赤塔城附近之西伯利亞鐵路相接,長約六百咪。第三<線>,以一幹線向西北,轉正西,又轉西南,沿沙漠北境,以至國境西端之迪化城,長約一千六百咪。地皆平坦,無崇山峻嶺。第四線,由迪化迤西以達伊犁,約四百咪。第五線,由迪化東南,超出天山山峽,以入戈壁邊境,轉而西南走,經天山以南沼地與戈壁沙漠北偏之間一帶腴沃之地,以至喀什噶爾;由是更轉而東南走,經帕米爾高原以東,崑崙以北,與沙漠南邊之間一帶沃土,以至於闐,即克裡雅河岸。延長約一千二百咪,地亦平坦。第六線,於多倫諾爾、迪化間幹線,開一支線,由甲接合點出發,經庫倫,以至恰克圖,約長三百五十咪。第七線,由幹線乙接合點出發,經烏裡雅蘇台,傾北偏西北走,以至邊境,約六百咪。第八線,由幹線丙接合點出發,西北走,達邊境,約四百咪。茲所計劃之鐵路,證以「抵抗至少」之原則,實為最與理想相符合者。蓋以七千餘咪之路線為吾人計劃所定者,皆在坦途。例如多倫諾爾至喀什噶爾之間,且由斯更進之路線,延袤三千餘咪,所經均肥沃之平野,並無高山大河自然之梗阻橫貫其中也。

  以「地位適宜」之原則言之,則此種鐵路,實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蓋將為歐亞鐵路系統之主幹,而中、歐兩陸人口之中心,因以聯結。由太平洋岸前往歐洲者,以經此路線為最近;而由伊犁發出之支線,將與未來之印度、歐洲線路(即行經伯達,以通達馬斯加斯及海樓府1者)聯絡[以上地名,現依次譯為巴格達、大馬士革、開羅。],成一連鎖。將來由吾人所計劃之港,可以直達好望角城。綜觀現在鐵路,於世界位置上無較此重要者矣。

  以「國民需要」之原則言之,此為第一需要之鐵路。蓋所經地方,較諸本部十八行省尤為廣闊。現以交通運輸機關缺乏之故,豐富地域,委為荒壤,而沿海沿江煙戶稠密省分,麇聚之貧民無所操作,其棄自然之惠澤而耗人力於無為者,果何如乎?倘有鐵路與此等地方相通,則稠密省區無業之遊民,可資以開發此等富足之地。此不僅有利於中國,且有以利世界商業於無窮也。故中國西北部之鐵路系統,由政治上經濟上言之,皆於中國今日為必要而刻不容緩者也。

  吾人所以置「必選有利之途」之第一原則而未涉及者,非遺棄之也,蓋將詳為論列,使讀者三致意焉耳。今夫鐵路之設,間於人口繁盛之區者其利大,間於民居疏散之地者其利微,此為普通資本家、鐵路家所恆信;今以線路橫亙於荒僻無人之境,如吾人所計劃者,必將久延歲月,而後有利可圖。北美合眾國政府於五十年前,所以給與無垠之土地於鐵路公司,誘其建築橫跨大陸干路,以達太平洋岸者,職是之故。余每與外國鐵路家、資本家言興築蒙古、新疆鐵路,彼輩恆有不願。彼將以為茲路之設,所過皆人跡稀罕,只基於政治上軍事上理由,有如西伯利亞鐵路之例,而不知鐵路之所佈置,由人口至多以達人口至少之地者,其利較兩端皆人口至多之地為大。茲之事實,蓋為彼輩所未曾聞。請詳言其理。夫鐵路兩端人口至多之所,彼此經濟情況大相彷彿,不如一方人口至多、他方人口至少者,彼此相差之遠。在兩端皆人口至多者,捨特種物產此方仰賴彼方之供給而外,兩處居民大都生活於自足經濟情況之中,而彼此之需要供給不大,貿遷交易,不能得巨利。至於一方人口多而他方人口少者,彼此經濟情況,大相逕庭。新開土地從事勞動之人民,除富有糧食及原料品,以待人口多處之所需求而外,一切貨物,皆賴他方之繁盛區域供給,以故兩方貿易必臻鼎盛。不特此也,築於兩端皆人口至多之鐵路,對於人民之多數無大影響,所受益者惟少數富戶及商人而已;其在一方人口多而他方人口少者,每築鐵路一咪開始輸運,人口多處之眾必隨之而合群移住於新地,是則此路建築之始,將充其量以載行客。京奉、京漢兩路比較,其明證也。

  京漢路線之延長八百有餘咪,由北京直達中國商業聚中之腹地,鐵路兩端之所包括,皆戶集人稠之所;京奉路線長僅六百咪耳,然由人口多處之京、津,開赴人口少處之滿洲。前者雖有收益,則不若後者所得之大。以較短之京奉線,方諸較長之京漢線,每年純利所贏,其超過之數有至三四百萬者矣。

  故自理則上言之,從利益之點觀察,人口眾多之處之鐵路,遠勝於人口稀少者之鐵路。然由人口眾多之處築至人口稀少之處之鐵路,其利尤大。此為鐵路經濟上之原則,而鐵路家、資本家所未嘗發明者也。

  據此鐵路經濟上之新原則,而斷吾人所計劃之鐵路,斯為有利中之最有利者。蓋一方聯接吾人所計劃之港,以通吾國沿海沿江戶口至多省分;又以現存之京漢、津浦兩路,為此港暨多倫諾爾路線之給養,他方聯接大逾中國本部之饒富未開之地。世界他處,欲求似此廣漠腴沃之地,而鄰近於四萬萬人口之中心者,真不可得矣。

  第三部蒙古、新疆之殖民

  殖民蒙古、新疆,實為鐵路計劃之補助,蓋彼此互相依倚,以為發達者也。顧殖民政策,除有益於鐵路以外,其本身又為最有利之事業。例如北美合眾國、加拿大、澳洲及阿爾然丁1等國所行之結果[今譯阿根廷。],其成績至為昭彰。至若吾人之所計劃,不過取中國廢棄之人力,與夫外國之機械,施於沃壤,以圖利益昭著之生產。即以滿洲現時殖民言之,雖於雜亂無章之中,虛耗人工地力,不知凡幾,然且奇盛;假能以科學上方法行吾人之殖民政策,則其收效,將無倫比。以此之故,予議於國家機關之下,佐以外國練達之士及有軍事上組織才者,用系統的方法指導其事,以特惠移民,而普利全國。

  土地應由國家買收,以防專占投機之家置土地於無用,而遺毒害於社會。國家所得土地,應均為農莊,長期貸諸移民。而經始之資本、種子、器具、屋宇應由國家供給,依實在所費本錢,現款取償,或分年攤還。而興辦此事,必當組織數大機關,行戰時工場制度,以為移民運輸居處衣食之備。第一年不取現值,以信用貸借法行之。

  一區之移民為數已足時,應授以自治特權。每一移民,應施以訓練,俾能以民主政治的精神,經營其個人局部之事業。

  假定十年之內,移民之數為一千萬,由人滿之省徙於西北,墾發自然之富源,其普遍於商業世界之利,當極浩大。靡論所投資本龐大若何,計必能於短時期中,子償其母。故以「有利」之原則論,別無疑問也。

  以「國民需要」之原則衡之,則移民實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夫中國現時應裁之兵,數過百萬;生齒之眾,需地以養。殖民政策於斯兩者,固最善之解決方法也。兵之裁也,必須給以數月恩餉,綜計解散經費,必達一萬萬元之巨。此等散兵無以安之,非流為餓莩,則化為盜賊,窮其結果,寧可忍言。此弊不可不防,尤不可使防之無效。移民實荒,此其至善者矣。予深望友好之外國資本家,以中國福利為懷者,對於將來中國政府請求貸款以資建設,必將堅持此旨,使所借款項第一先用於裁兵之途;其不然者,則所供金錢,反以致禍於中國矣。對於被裁百餘萬之兵,只以北方大港與多倫諾爾間遼闊之地區,已足以安置之。此地礦源富而戶口少,倘有鐵路由該港出發以達多倫諾爾,則此等散兵可供利用,以為築港、建路及開發長城以外沿線地方之先驅者。而多倫諾爾將為發展極北殖民政策之基矣。

  第四部開浚運河以聯絡中國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

  此計劃包含整理黃河及其支流、陝西之渭河、山西之汾河暨相連諸運河。黃河出口,應事浚渫,以暢其流,俾能驅淤積以出洋海。以此目的故,當築長堤,遠出深海,如美國密西悉比河口然。堤之兩岸,須成平行線,以保河輻之劃一,而均河流之速度,且防積淤於河底。加以堰閘之功用,此河可供航運,以達甘肅之蘭州。同時,水力工業亦可發展。渭河、汾河亦可以同一方法處理之,使於山、陝兩省中,為可航之河道。誠能如是,則甘肅與山、陝西省,當能循水道與所計劃直隸灣中之商港聯絡,而前此偏僻三省之礦材物產,均得廉價之運輸矣。修理黃河費用或極浩大,以獲利計,亦難動人。顧防止水災,斯為全國至重大之一事。黃河之水,實中國數千年愁苦之所寄。水決堤潰,數百萬生靈、數十萬萬財貨為之破棄淨盡。曠古以來,中國政治家靡不引為深患者。以故一勞永逸之策,不可不立,用費雖巨,亦何所惜,此全國人民應有之擔負也。浚渫河口,整理堤防,建築石壩,僅防災工事之半而已;他半工事,則植林於全河流域傾斜之地,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是也。

  千百年來,為中國南北交通樞紐之古大運河,其一部分現在改築中者,應由首至尾全體整理,使北方、長江間之內地航運得以復通。此河之改築整理,實為大利所在。蓋由天津至杭州,運河所經皆富庶之區也。

  另應築一新運河,由吾人所計劃之港,直達天津,以為內地、諸河及新港之連鎖。此河必深而且廣,約與白河相類,俾供國內沿岸及淺水航船之用,如今日冬期以外之所利賴於白河者也。河之兩岸,應備地以建工廠,則生利者不止運輸一事,而土地價格之所得,亦其一端也。

  至於建築之計劃預算,斯則專門家之責,茲付闕如。

  第五部開發直隸、山西煤鐵礦源,設立制鐵煉鋼工廠

  本計劃所舉諸業,如築北方大港,建鐵路統系由北方大港以達中國西北極端,殖民蒙古、新疆,與夫開浚運河、改良水道以聯絡北方大港,之四者所需物料當極浩大。夫煤鐵礦源,在各實業國中累歲銳減,而各國亟思所以保存天惠,以遺子孫。如使為開發中國故,凡夫物料所需,取給各國,則將竭彼自為之富源,貽彼後代患。且以歐洲戰後,各國再造所費,於實業界能供給之煤鐵,行將吸收以盡。故開發新富源,以應中國之特別需求者,勢則然也。

  直隸、山西無盡藏之煤鐵,應以大規模採取之。今假以五萬萬或十萬萬元資本,投諸此事業。當中國一般的開發計劃進行之始,鋼鐵銷場立即擴大,殊非現時實業界所能供給。試思鐵路、都市、商港等之建築,與夫各種機械器具之應用,所需果當何若。質而言之,則中國開發,即所以起〔啟〕各種物品之新需要,而同時不得不就附近原料,謀相當之供給。故制鐵、煉鋼工廠者,實國家之急需,亦厚利之實業也。

  此第一計劃,皆依據前此所述之四原則而成。果如世論所云,「一需要即以發生更新之需要,一利益即以增進較多之利益」,則此第一計劃,可視為其他更大發展中國計劃之先導,後當繼續論之。

  第二計劃

  東方大港之為第二計劃中心,猶之北方大港之為第一計劃中心也。故第二計劃,亦定為五部,即:

  (一)東方大港。

  (二)整治揚子江水路及河岸。

  (三)建設內河商埠。

  (四)改良揚子江之現存水路及運河。

  (五)創建大士敏土廠。

  第一部東方大港

  上海現在雖已成為全中國最大之商港,而苟長此不變,則無以適合於將來為世界商港之需用與要求。故今日在華外國商人有一運動,欲於上海建一世界商港。現經有種種計劃提出,即如將現在之佈置更加改良,堵塞黃浦江口及上游以建一泊船塢,於黃浦口外揚子江右岸建一鎖口商港,於上海東方鑿一船池,並浚一運河到杭州灣;而預算欲使上海成為一頭等商港,必須費去洋銀一萬萬元以上然後可。據第一計劃中吾所舉之四原則,則上海之為中國東方世界商港也,實不可謂居於理想的位置。在〔而〕此種商港最良之位置,當在杭州灣中乍浦正南之地。依上述四原則以為觀察,論其為東方商港,則此地位遠勝上海。是以吾等於下文將呼之為計劃港,以別於現在中國東方已成之商港即上海也。

  甲計劃港

  計劃港當位於乍浦岬與澉浦岬之間,此兩點相距約十五英里。應自此岬至彼岬建一海堤,而於乍浦一端離山數百尺之處,開一缺口,以為港之正門。此種海堤可分為五段,每段各長三英里。因現在先築一段,長三英里,闊一英里半,已得三四方英里之港面,足供用矣。至於商務長進,則可以逐段加築,以應其需用。前面海堤,應以石塊或士敏土堅結築之。其橫於海堤與陸地間之堤,則可用沙及柴席壘成,作為暫時建造,以備擴張港面時之移動。此港一經作成,永無須為將來浚渫之計。蓋此港近旁,並無挾泥之水日後能填滿此港面及其通路者也。在杭州灣中,此港正門為最深之部分,由此正門出至公海,平均低潮水深三十六尺至四十二尺,故最大之航洋船,可以隨時進出口。故以此計劃港作為中國中部一等海港,遠勝上海也。(參觀第三圖)

  以「抵抗最少」之原則言,吾之計劃,乃在未開闢地規劃城市、發展實業皆有絕對自由,一切公共營造及交通計劃均可以最新利之方法建設之。即此一層,已為我等之商港將來必須發展至大如紐約者之最重要之要素矣。如使人之遠見,在百年前能預察紐約今日人口之多與其周圍之廣,則此空費之無數金錢勞力與無遠見之失誤皆可避去,而恰就此市不絕長進之人口及商務,求其適合矣。吾人既知其如此,則中國東方大港務須經始於未開闢之地,以保其每有需用,隨時可以推廣也。

  且上海所有天然利益,如其為中國東部長江商港,為其中央市場,我之計劃港亦復有之。更加以由鐵路以與大江以南各大都市相交通,此港較之上海為近。抑且如將該地近旁與蕪湖之間水路加以改良,則此港與長江上游水上交通,亦比上海為近。而上海所有一切人為的繁榮,所以成為一大商埠,為中國此方面商務之中心者,不待多年,此港已能追及之矣。

  由吾發展計劃之觀察點,以比較上海與此計劃港,則上海較此港遙劣。因其須購高價之土地,須毀除費用甚多之基址與現存之佈置,即此一層所費,已足作成一良好港面,於我所計劃之地矣。是以照我所提,別建一頭等港供中國東部之用,而留上海作為內地市場與製造中心,如英國孟遮斯打1之於利物浦[今譯曼徹斯特。]、日本大阪之於神戶、東京之於橫濱,最為得策也。

  以其建造將較上海廉數倍,工作亦簡單數倍,故此計劃港將為可獲厚利之規劃。乍浦、澉浦間及其附近,土地之價每畝當不過五十元至一百元,國家當劃取數百英方里之地於其鄰近,以供吾等將來市街發展之計劃所用。假如劃定為二百英方里,每畝價值百元,每六畝當一英畝,而六百四十英畝當一英方里,故二百英方里地價當費七千六百萬元。以一計劃論,此誠為巨額。但政府可以先將地價照現時之額限定,而僅買取所須用之地,其餘之地,則作為國有地未給價者留於原主手中,任其使用,但不許轉賣耳。如此,國家但於發展計劃中需用若干地,即隨時取若干地,而其取之,則有永遠不變之定價,而其支付地價可以徐徐,國家將來即能以其所增之利益,還付地價。如此,惟第一次所用地區之價須以資本金支付之,其餘則可以其本身將來價值付之而已足。至港面第一段完成以後,此港發達,斯時地價急速騰貴,十年之內,在其市街界內地價將起自千元一畝至十萬元一畝之高價,故土地自體已發生利益矣,而又益之以計劃本來之港面及市街之利益。因其所挾卓越之地位,此港實有種種與紐約媲美之可能。而在揚子江流域,控有倍於美國之二萬萬人口之一地區,想當以此為唯一之深水海港也。此種都市長進之率,將與實行此發展計劃全部之率為正比例。如使用戰時工作之偉大規模、完密組織之方法,以助長此港面與市街之建造,則此時將有東方紐約崛起於極短時間之中。於是無須更慮其過度擴展與資本之誤投,因有無限之富源與至大之人口,正待此港而用之也。

  乙以上海為東方大港

  如使我之計劃,惟欲以一深水港面,供中國此部分將來商務之用,則必取前之計劃港,而捨上海無疑。任從何點觀察,上海皆為殭死之港,然而在我之中國發展計劃,上海有特殊地位。由此審度之,於上海仍可求得一種救濟法也。揚子江之沙泥,每年填塞上海通路,迅速異常,此實阻上海為將來商務之世界港之噩神也。據黃浦江浚渫局技師長方希典斯坦君所推算,此種沙泥每年計有一萬萬噸,此數足以舖積滿四十英方里之地面,至十英尺之厚。必首先解決此沙泥問題,然後可視上海為能永成為一世界商港者也。幸而在吾計劃中,本有整治揚子江水道及河岸一部,將有助於上海通路之解決。故常以此計劃置諸心中,即可將沙泥問題作為已解決者,而將整治長江入海口一事讓之次部。現在先商上海港面改良一事。

  現有諸專門家提出種種計劃,以圖上海港面改良,如前所述。其中有欲將十二年來黃浦江浚渫局用一千一百萬兩所作之工程,盡行毀棄者。是以吾欲獻一常人之規劃,以供專門家及一般公眾之研究。我之設世界港於上海之計劃,即仍留存現在自黃浦江口起至江心沙上游高橋河合流點止已成之佈置,如此則浚渫局十二年來所作之工程均不虛耗。於是依我計劃,當更延長浚渫局所已開成之水道,又擴張黃浦江右岸之灣曲部,由高橋河合流點開一新河,直貫浦東,在龍華鐵路接軌處上流第二轉灣復與黃浦江正流會。如此,則由此點直到斜對楊樹浦之一點,江流直幾如繩,由此更以緩曲線達於吳淞。此新河將約三十英方里之地圈入,作為市宅中心,且作成一新黃浦灘;而現在上海前面繚繞瀠洄之黃浦江,則填塞之以作廣馬路及商店地也。此所填塞之地,當然為國家所有,固不待言;且由此線以迄新開河中間之地,暨其附近,亦均當由國家收用,而授諸國際開發之機關所支配。如此,然後上海可以追及前述之計劃港,其建造能為經濟的,可以引致外國資本也。關於改良上海以為將來世界商港(參觀第四圖),在楊樹浦下游,吾主張建一泊船塢。此塢應就現在黃浦江左岸自楊樹浦角起,至江心沙上流轉灣處止,跨舊黃浦江面及新開地,而鄰於新開河之左岸以建之。塢之面積應有約六英方里,並應於江心沙上游之處建一水閘以通船塢,而塢當鑿至四十尺深。新開河之深,亦當以河流之沖刷,而使之至四十尺。惟此沖刷之水,非如專門家所提議於江陰設一長江、太湖間之閉鎖運河而引致之,乃由我計劃所定之改良此部分地方與蕪湖間之水道而引致之,如此乃能得較猛之水力也。我輩既已見及現在之黃浦江,須由龍華接軌處上面第二轉灣起,填至楊樹浦角,以供市街規劃,則如何處分蘇州河之問題,又須解決。吾意當導此小河,沿黃浦江故道右岸,直注泊船塢之上端,然後合於新開之河;於此小河與泊船塢之間,當設一水閘,所以便於由蘇州及內地之水運系統直接與船塢聯絡也。

  在我計劃,以獲利為第一原則,故凡所規劃皆當嚴守之。故創造市宅中心於浦東,又沿新開河左岸建一新黃浦灘,以增加其由此計劃圈入上海之新地之價值,皆須特為注意者也。蓋惟如此辦去,而後上海始值得建為深水海港。亦惟為此垂死之港,新造出有價值之土地,然後上海可以與計劃港爭勝也。究竟救濟上海之最重要要素,為解決揚子江口沙泥問題,故整治揚子江水道及河岸一事於此沙泥問題有何影響、有何意義,吾人將於次部論之。

  第二部整治揚子江

  整治揚子江一部,當分六節:

  甲由海上深水線起,至黃浦江合流點。

  乙由黃浦江合流點起,至江陰。

  丙由江陰至蕪湖。

  丁由蕪湖至東流。

  戊由東流至武穴。

  己由武穴至漢口。

  甲整治揚子江口自海上深水線至黃浦江合流點

  凡河流航行之阻塞,必自河口始,此自然原則也。故凡改良河道以利航行,必由其河口發端,揚子江亦不能居於例外也。故吾人欲治揚子江,當先察揚子江口。揚子江入海有三口:最北為北支流,在左岸與崇明島間;中間為中水道,在崇明島與銅沙坦之間;最南為南水道,在銅沙坦與右岸之間。故為便利計,以後當分別稱之為北水道、中水道、南水道。

  凡河口所以被沙泥填塞者,以河水將入海匯流,河口寬闊,湍流減其速力,而沙泥因之沉澱也。救之者,收窄其河口,令與上流無異,以保其湍流之速力;由此道,則沙泥被水裹挾,直抵深海。收窄之工程,當築海堤以成之,或用一連之石壩。如是,其沙泥為水所混,直到深海廣闊之處,未及沉澱,復遇回潮衝擊,還填入河口兩旁附近淺水之窪地,以潮長、潮退之動力與反動力,遂使河口常無淤積。凡疏浚一河之河口,皆以利用此天然力助成之。

  欲治揚子江口,吾輩須將構成其口之三水道一一研究,又擇出其一道以為入海之口。在方希典斯坦君所提議改良上海港面通路策,列有二案:其一,閉塞北、中兩水道,獨留南水道,以為揚子江口;其二,獨修浚南水道,而置余兩水道不理。現在彼意以為用第二案已足,此或因經濟上目的而然。顧惟修浚南水道,則上海通路將常見不絕提心吊膽之情形,仍如方希典斯坦君暨其他專門家現所憂慮者;因揚子江水流之大部,隨時可以改灌入他兩水道,而令南水道淤塞也。故為使上海通路永久安全、一勞永逸計,必須於三水道之中,閉塞其二,獨留一股,以為上海通路。此又整治揚子江口惟一可得實行之路也。

  在我整治揚子江口之計劃,本應選用北水道,而閉塞中南二水道。因北水道為入深海最短之線,又用之以為惟一之揚子江口,則其兩旁有更多之沙坦窪地,正待沙泥填堵也。故其費用為較少,而收效為較多。但此本不為上海作計故然耳。如其統籌全局,必須以一箭雙鵰之法行之,而采中水道以為河口,則於治河與築港兩得其便。蓋專謀治揚子江口與單謀上海之通路者,各有所志,其考察自有不同也。在我治揚子江口之計劃,所取者有兩端:其一,則求深水道以達海洋;其二,則多收其沙泥,以填海為田,惟力所及。中水道具有三堆積場,以受沙泥而成新陸地,即海門坦、崇明坦、銅沙坦是也。此外尚有渟水窪地千數百英方里,循現在之勢以往,不過十年至二十年便成陸地。以我之第一原則為獲利故,每一舉足,不可忘之。即令二十年不能成地,姑倍之為四十年,而所填築者有約一千英方里之多,其於利益,已不菲矣。以至賤計之,填積之地值二十元一畝,如使十年之後,五百英方里之地可備耕作之用,其所得之利已為三千八百四十萬元。如使由南水道以通上海,則接受沙泥之地面只在一偏,即惟有銅沙坦在其左方,而右方則為深水之杭州灣,非數百年不能填滿,在此數百年間沙泥之半數歸於無用矣。夫以上海為海港,故沙泥為之噩神;至於低地,正歡迎沙泥,而以福星視之也。

  此種企業,既有填築上述海坦窪地為田之利,我等自可建一雙石堤,自長江入海之處起,直達深海,至離岸四十英里之沙尾山為止。以舟山列島附近有花岡石島,廉價之石,不難運致。故築一石堤,高六英尺至三十英尺,使剛與低潮面平,其平均所需,當不過每一英里費二十萬元;石堤每邊長四十英里,統共八十英里,其所費約在一千六百萬元左右。而在海門坦、崇明坦暨銅沙坦有二三百英方里地,轉瞬之間,可變為農田計之,則建此石堤,已非不值矣。況其建此石堤,實足以為上海世界港得一永久通路,又為揚子江得一深水出路也耶!

  右邊之石堤,應從黃浦江合流點起,延長其右邊石壩,畫一緩曲線,到南水道深處,然後轉向對岸,橫截鴨窩沙,以至中水道,又折向東方,直築至沙尾山東南水深三十尺處。左邊之堤,由崇寶沙起,直至崇明角,與右堤平行,兩堤中間相距約兩英里。此堤當在崇明之飲水角附近,稍作曲線,然後直達深海三十尺深之線,恰在沙尾山南端經過。試一覽附圖,當知將來上海通路當何如,揚子江出路當何如矣。此一雙水底石堤,斷不容高過低潮面,以使潮漲時水流自由通過堤面,如此則潮漲時可將沙泥夾帶回兩堤之旁,於是填塞兩堤旁所括之低地,更迅速矣。現在南水道在黃浦江外面,已有四五十英尺之深,而新水道以兩平行石堤夾成,料必比南水道更深,因其聚三水道入於一流,其水流速力必較現在者為多也,而河身之深亦將較現在為確定,且一律。在石堤,雖止於水深三十英尺處,而水流不於是遽停,必過此一點更突入較深之外海而後止。則上海通路常開,與揚子江口無阻之兩目的,可得同時俱達矣。

  乙由黃浦江合流點起至江陰

  揚子江水道中,此一部分為最不規則,又最轉變無常者。其江流廣處,在十英里以上;至其狹處,才得四分英里之三,即江陰窄路是也。在此廣闊之處,河深不過三十英尺至六十英尺;至於江陰窄路,實有一百二十尺之深。由江陰窄路之水深以判斷之,必須有一英里半闊之河身,以緩和此地方湍流之速力,令全河流速始終如一。於是在黃浦口之二英里闊河身,在江陰應闊一英里半。

  此段左岸即北岸築河堤,起自崇寶沙,與海堤相連,作一凸曲線,以至崇明島,在崇明城西北約六英里處,接於灘邊。然後沿崇明灘邊,直至馬孫角(譯音),然後轉而橫過北水道,離北岸約三四英里,作一平行線,直抵金山角(譯音)。在此處截斷近年新成之深水道,向西南,以與靖江縣城東北河岸相接。沿此岸再築七八英里,又挖開陸地,以增河身之闊。令其自江陰炮台腳下起,算至對岸,常有一英里半之距離。此自崇寶沙至江陰對面之靖江,河堤共長約一百英里。

  在崇明島迤南,此河堤之一部及海堤,共圍有淺灘約一百六十英方里,可以填為實地。其河堤之他一部,自崇明島上頭馬孫角起,至靖江河岸止,另圍有淺灘一百三十英方里。

  右邊河堤,自黃浦江口石壩盡處起,循寶山岸邊,過布蘭暗灘,直至深處,橫過「孔夫子水道」,穿入額段暗灘(譯音),隨哈維水道(譯音)右邊,沂〔泝〕流築至樸老花角(譯音)。再在狼山渡,橫截深水道,穿過約翰孫沙洲(譯音),與常陰洲相接續。再循此岸,直築至江陰炮台山腳下。此段河堤圍有淺灘兩處,一在樸老花角上游,他一則在其下游,共約有一百六十英方里。此兩邊河堤之所圍淺灘,共約四百五十英方里,其中大部分已成陸地,亦有一部已於低潮時露出。此等地方,若令不與湍流相遇,則其填塞之進行更速。所以謂二十年之內,此四百五十英方里之地,當完全填成實地,可供耕作,亦非奢望也。如使此種新地每畝僅值二十元,則此新填地所生利益,已約有二千九百七十六萬元矣。而此近三千萬之利益,固從新地而生。此新地之利益,自起工以後,則每年增長,直至其填塞完成而後已者也。

  以後此二十年間可得三千萬元利益而論,此種提案,自可采供討議。今先計須投資本若干,然後我填築之全計劃可以完成。將欲填此四百五十英方里之地,須築二百英里之河堤。此所計劃之河堤,有一部分為沿河岸線者,而大部分須在中流,更有一小部分須築在深水道之中。沿河岸線者,惟有在凹曲線面之一部須以石建,或用土敏士堅結,以保護堤面,此外無須費力。在中流者,須用石疊起,至離低潮水面下不及十尺為止,適足以抵抗下層水流,令不軼出正路之外。如此則大股流水,將循此抵抗最少之線,以其自力,從其初級河堤所誘導,開一水道。此種初級河堤所費,比之海堤較廉,而海堤所費,依吾前計算為二十萬元一英里而已。惟有在馬孫角、北水道分流點一處,須將該水道完全閉塞,其費已經專門家估算,當在百萬元以外,方能填築此二三英里之堤。是故由新填地所生利益,必足以回復其所築河堤所費。可知即此填新地一節,已足令自海口到江陰兩段導江工程不致虧本,而又有改良揚子江航路之益也。

  丙自江陰至蕪湖

  此段河流,性質與江陰以下全異。其水道較為鞏固,惟有三數處現出急曲線,河流蝕入凹曲線方面之陸地,因此時時於兩岸另開新水道而已。此段長約一百八十英里。

  此處整治之工,比之江陰以下更為困難。蓋其氾濫之地,應填築者,仍與長江下游景況正同。其急曲線須修之使直,旁支水道應行閉塞,中流小島應行削去,窄隘水路應行波廣,令全河上下游一律。然而此部分原有河堤,大抵可以聽其自然,惟其河岸四曲線面,有數處應用石或士敏土堅結以保護之耳。以力求省費之故,此段水道及河堤整治工程,可以一面用人為之工作,一面助以自然之力。此一段河流工程全部所費,不能於測量未竣以前精密計出,但粗為計算,則四十萬一英里之數,總相去不遠。故全段一百八十英里,應費七千二百萬元。此外尚有開闊南京、浦口中間河面之費,未計在內;此處有多數高價之產業須全毀去,其費頗多也。

  瓜洲開鑿一事,所以令鎮江前面及上下游三處急曲線改為一處,使河流較直也。此處沿江北岸約二英里半陸地,正對鎮江,必須鑿開,令成新水道,闊一英里有餘。其舊道在鎮江前面及上下游者,則須填塞之。所填之地,即成為鎮江城外沿江市街,估其價值,優足以償購取瓜洲陸地,及開鑿工程之費。故此一部分,至少總可認為不虧本之提案。

  浦口、下關間窄處,自此碼頭至彼碼頭,僅得五分英里之三,即一千二百碼而已。而此處水深最淺處為三十六英尺,最深處為一百三十二英尺。下關一邊陸地,時時以水流過急、河底過深之故而崩陷,斯即顯然為此部分河道太窄,不足以容長江洪流通過也。然則非易以廣路不可矣。為此之故,必以下關全市為犧牲,而容河流直洗獅子山腳,然後此處河流有一英里之闊。以賠還下關之高價財產而論,須費幾何,必須提交專門家詳細調查,乃能決定。要之,此為整治揚子江全計劃中最耗費之部分。但亦有附近下關沿岸之地,可以成為高價財產無疑,故此工程或可望得自相彌補也。

  南京、浦口間窄路下游之水道,應循其最短線路,沿幕府山腳,以至烏龍山腳。其繞過八卦洲後面之干流,應行填塞,俾水流直下無滯。

  由南京至蕪湖一段河流,殆成一直線,其中有氾濫三處,一處剛在南京上游,余二則在東西梁山之上下游。其第一氾濫之米子洲上游支流,應行閉塞,另割該洲外面一幅,使本流河幅足用。至欲整治余二氾濫,則應循其右岸深水道作曲線,向太平府城,而將左邊水道鎖閉。此曲線所經各沙洲,有須全行削去者,亦有須削其一部者。而在東西梁山上游之氾濫,須將兄弟水道完全閉塞,並將陳家洲削去一部。而蕪湖下游左岸,亦須稍加割削,令河流廣狹上下一律。

  丁自蕪湖至東流

  此段大江約長一百三十英里,沿流有氾濫六處。其中最顯著者,即在銅陵下之氾濫也。此氾濫,兩岸相距在十英里以上。每一氾濫,常分為兩三股水道,其間夾有新漲之沙洲。其深水道時時變遷,忽在此股,忽在彼股,有時竟至數股同時淤塞,逼令航行暫時停止,亦非希覯之事也。

  為整治此自蕪湖上游十英里至大通下游十英里一段河流,吾擬鑿此三氾濫中流之沙洲及岸邊之突角,為一新水道,直貫其中,使成一較短較直之河身,即附圖中點線所示之路是也。此項費用,亦須詳細測量之後,始能算定。但若兩邊河堤築定之後,則浚渫工程之大部分,將以河流之自然勢力行之,故開鑿新河之費,必較尋常大為減少。大通以上,左岸有急度彎曲兩處,須行鑿開。第一處即大通上游十二英里,現設塔燈水標處之左岸,此處左岸陸地有二三英里,須略加刊削。次一處則應在安慶下游,鑿至江龍塔燈水標,計長六英里左右。既鑿此河,則免去全江口急度之轉灣矣。此項開鑿工程,比之下游疊石為堤之費更多。其旁支水路,雖能填為耕地,究不能補其開鑿所費。是以此一部分整治之工程,不免為虧本,但以其通長江航道,與保護兩岸陸地,又防止將來洪水為患,則此種工程必為有益明也。

  戊自東流至武穴

  此段長約八十英里,沿右岸皆山地,左岸則大抵低地也。沿流有氾濫四處,此中有三處,以水流之蝕及左岸,成一支流,復至下游,與正流相會,其會合處殆成直角。在此等地方,河岸殊不鞏固,而此氾濫各股水道之間,正在堆積,將成沙洲矣。

  此段整治工程,比之下游各段,施工較易。此三處成半圓形時時轉變之支流,應從其分支口施以閉塞,仍留其下游會流之口,任令洪水季節之沙泥隨水泛入,自然填塞之。其他一處氾濫,則須於兩邊築壩,束而窄之。更有數處須行削截,而小孤山上游及糧洲兩處尤為重要。江心沙洲有一部分須削去,而河幅闊處亦有須填窄者。總令水道始終一律,期於全航道常有三十六英尺以上之水深也。

  己自武穴至漢口

  此段約長一百英里,自武穴而上,夾岸皆山地,河幅常為半英里內外。水深自三十尺至七十二尺,有數處尚在七十二尺以上。

  整理此段,須填塞其寬廣之河面三數處。令水道整齊,有三四處支流須行閉塞。如此,然後冬季節俱有三十六尺至四十八尺水深之水道,可得而成也。在戴家洲一段河流,應將埃梨水道(譯音)閉塞,獨留冬季水道,則此島上游下游曲線均較緩徐。在鴨蛋洲及羅霍洲之處,其大彎曲水道及兩島間水道均應閉塞,而另開一新水道,穿過羅雷洲以成為較短之曲線。在水母洲,其南水道務須閉塞,而此洲之上萬八堤口曲處,亦須挖成較緩徐之曲線。由此處以至漢口,則須先填右岸,收窄河身,至與右岸向西南曲處相接而止。再從對面左岸填起,直過漢口租界面前,以至漢水口。則漢口堤岸面前,可以常得三十六英尺至四十八英尺深之水道矣。

  總計自海中至漢口,治河長約六百三十英里,河堤之長當得其二倍,即一千二百六十英里也。在江口之堤,吾嘗約計每英里費二十萬元,兩堤四十萬。此項數目,自深海以迄江陰一百四十英里,均可適用,充足有餘。因此部分惟須建兩堤,此堤亦惟須於水中堆石,令其堅足以約束河流,使從其所導而行,斯已足矣。此兩岸列石既成之後,水道可因於自然之力以成,所以此部工程尚為簡單。

  然而在上游有數處為困難,其中有五六十英里之實地,水面上有一二十英尺之高,水面下尚有三四十英尺之深,須行削去,以使河身改直。此鑿開及削去之工程,有若干須用人工,有若干可借天然之力,仍須待專門家預算。除此不計外,工程全部每一英里所費不過四十萬元。故自海面至漢口,相距六百三十英里,所費當不過二萬五千二百萬元。今姑假定整治揚子江全盤計劃並未知之部分算在其內,須費三萬萬元。由此計劃,吾人辟一通路深入內地六百英里,容航洋巨船駛至住居二萬萬人口之大陸中心,而此中有一萬萬人住居於此最大水路通衢之兩旁。以工程之利益而論,此計劃比之蘇彝士、巴拿馬兩河更可獲利。

  雖在江陰以上各段,吾人不能發見不虧本之方法,不如江陰下游各段可以新填之地補其所費,但在竣工之後,仍可在沿江建立商埠,由之以得利益也。此建設商埠之計劃,將於次部論之。

  結論

  當結論此二部,吾更須申言關於築港及整治揚子江之工程數目,僅為粗略之預算,蓋事勢上自然如此也。關於在長江出海口及諸氾濫地建築初步河堤之預算,或者有太低之跡,但吾所據之資料以為計算根源者,在下列各層:第一、為吾所親見在廣東河漢環吾本村築堤填地之私人企業;第二、為廉價之石,可求之於舟山列島者;第三、為海關沿岸視察員泰羅君之計算。在崇明島上端閉塞北水道所費,該水道以此處為最狹,約計有三英里,而泰羅君謂所費約須一百萬兩有餘,然則約五十萬元一英里也;比之吾所計算,已為兩倍有半,此其差異可得比較而知。蓋此崇明島上端三英里之水道,平均水深二十英尺,而我所計劃之海堤江堤建於水中者,平均比此段少三分之二,且閉塞北水道之工程完全與河流成為直角,則其所費較之建此初步河堤與水流成平行線者,縱使長短相同,所差亦應數倍。而五十萬元可以建橫截深二十尺之河,而閉塞之之一英里工程,則其五分之二之經費,亦必足以供吾所規劃之工程之用矣。當吾草此文之際,《芝加高1鐵路批評》五月十七日所出之報[今譯芝加哥。],適有一論文道及此事。彼謂用鋼鐵骨架以築河堤及壩,於濁泥河流,如吾輩今所欲治者,比之用石及用其他材料較佳,而又較廉。然則若采此新法,吾等可以用吾前此未知之更廉材料,以建河堤矣。所以吾前所計算或者不免稍低,而仍離正確之數目不遠,決不如驟見所覺之過低也。

  第三部建設內河商埠

  在揚子江此一部建設內河商埠,將為此發展計劃中最有利之部分,因此部分在中國為農礦產最富之區,而居民又極稠密也。以整治長江工程完成之後,水路運送,所費極廉,則此水路通衢兩旁,定成為實業薈萃之點,而又有此兩岸之廉價勞工附翼之。則即謂將來沿江兩岸,轉瞬之間變為兩行相連之市鎮,東起海邊、西達漢口者,非甚奇異之事也。此際應先選最適宜者數點,以為獲利的都市發展。依此目的,吾人將從下游起,泝江逐港論之如下:

  甲鎮江及其北岸。

  乙南京及浦口。

  丙蕪湖。

  丁安慶及其南岸。

  戊鄱陽港。

  己武漢。

  甲鎮江

  鎮江位於運河與江會之點,在汽機未用以前,為南北內地河運中心重要之地。而若將舊日內地運河浚復,且增浚新運河,則此地必能恢復其昔日之偉觀,且更加重要。因鎮江為挈合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中間之聯鎖,而又以運河之南端直通中國最富饒之錢塘江流域。所以此鎮江一市,將來欲不成為商業中心,亦不可得也。

  依吾整治長江計劃,則在鎮江前面,吾人既以大幅餘地,在六英方里以上者,加入鎮江。此項大江南面新填之餘地,當利用以為吾人新鎮江之都市計劃。而江北沿岸之地,亦當由國家收用,以再建一都市。蓋以黃河流域全部,欲以水路與江通,惟恃此一口,故江北此一市當然超越江南之市也。鎮江、揚州之間,須建船塢,以便內地船舶;又當加最新設備,以便內地船隻與航洋船之間,盤運貨物之用。此港既用以為東海岸食鹽收集之中心,同時又為其分銷之中心,如此則可用新式方法,以省運輸之費。江之兩岸須以石或士敏土堅結築成堤岸,而更築應潮高下之火車渡頭,以便聯絡南北兩岸鐵路客車、貨車之往來。至於商業發達之後,又需建橋樑於江上,且鑿地道於江下,以便兩岸貨物來往。街道須令寬闊,以適合現代之要求。其臨江街道及其附近,應預定為工商業所用。此區之後面,即為住宅,各種新式公共營造均應具備。至於此市鎮計劃詳細之點,吾則讓之專門家。

  乙南京、浦口

  南京為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鐘毓一處,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長江下游兩岸最豐富區域之中心,雖現在已殘破荒涼,人口仍有一百萬之四分一以上。且曾為多種工業之原產地,其中絲綢特著,即在今日,最上等之綾及天鵝絨尚在此製出。當夫長江流域東區富源得有正當開發之時,南京將來之發達,未可限量也。

  在整治揚子江計劃內,吾嘗提議削去下關全市,如是則南京碼頭當移至米子洲與南京外郭之間,而米子洲後面水道自應閉塞,如是則可以作成一泊船塢,以容航洋巨舶。此處比之下關,離南京市宅區域更近;而在此計劃之泊船塢與南京城間曠地,又可以新設一工商業總匯之區,大於下關數倍。即在米子洲,當商業興隆之後,亦能成為城市用地,且為商業總匯之區。此城市界內界外之土地,當照吾前在乍浦計劃港所述方法,以現在價格收為國有,以備南京將來之發展。

  南京對岸之浦口,將來為大計劃中長江以北一切鐵路之大終點。在山西、河南煤鐵最富之地,以此地為與長江下游地區交通之最近商埠,即其與海交通亦然。故浦口不能不為長江與北省間鐵路載貨之大中心,猶之鎮江不能不為一內地河運中心也。且被橫貫大陸直達海濱之幹線,不論其以上海為終點,抑以我計劃港為終點,總須經過浦口。所以當建市之時,同時在長江下面穿一隧道以鐵路聯結此雙聯之市,決非躁急之計。如此,則上海、北京間直通之車,立可見矣。

  現在浦口上下游之河岸,應以石建或用士敏土堅結,成為河堤,每邊各數英里。河堤之內應劃分為新式街道,以備種種目的建築所需。江之此一岸陸地,應由國家收用,一如前法,以為此國際發展計劃中公共之用。

  丙蕪湖

  蕪湖為有居民十二萬之市鎮,且為長江下游米糧市易之中心,故吾擇取此點為引水沖刷上海黃浦江底之接水口,而此口亦為通上海或乍浦之運河之上口。在整治長江工程之內,青弋河合流點上面之四曲部分應行填塞,而對岸突出之點則應削去。此所計劃之運河,起於魯港合流點下游約一英里之處。此運河應向北東走,至蕪湖城東南角,與山腳中間一點,與青弋河相合;更於濮家店,循此河之支流以行。如此,則蕪湖東南循此運河左岸,得一臨水之地。運河兩旁,應建新堤,一如長江兩岸。且建船塢於運河通大江之處,以容內地來往船隻,加以近代之機械,供盤運貨物過船之用。自江岸起,向內地,循運河之方向,規劃廣闊之街道,其近江者留以供商業之需,其沿運河者則留為製造廠用地。蕪湖居豐富鐵礦區之中心,此鐵礦既得相當開發之時,蕪湖必能成為工業中心也。蕪湖有廉價材料、廉價人工、廉價食物,且極豐裕,專待現世之學術與機器,變之以為更有價值之財物,以益人類耳。

  丁安慶及南岸

  安慶者,安徽之省城,自從經太平天國戰爭破壞之後,昔日之盛不可復睹矣。現在人口僅有四萬。其直接鄰近之處,農產、礦產均富。若鐵路既成,則六安大產茶區,與河南省之東南角礦區,均當以安慶為其貨物出入之港。在治江工程中,安慶城前面及西邊之江流曲處,應行填築。此填築之地,即為推擴安慶城建新市街之用。所有現代運輸機械,均應於此處建之。

  在安慶城對面上游江岸最突出之地角,應行削去,使江流曲度更為和緩,而全河之廣亦得一律。新市街即當在此處建造,因皖南、浙西之大產茶區,將於此處指揮掌握之也。如以徽州之內地富饒市鎮,又有產出極盛之鄉土環繞之,則必求此地以為其載貨出入之中站明矣。以蕪湖為米市中心言,則此安慶之雙聯市將為茶市中心,而此雙聯市之介在豐富煤鐵礦區中心,又恰與蕪湖相等。此又所以助茲港使於短期之間成為重要工業中心者也。故在長江此部建此雙聯市,必為大有利益之企業。

  戊鄱陽港

  吾欲於長江與鄱陽湖之間,建設一鄱陽港,此港將成為江西富省之惟一商埠矣。江西省每縣均有自然水路聯絡之,若更加以改良,則必成宏偉之水路運輸系統。江西有人民三千萬,礦源最富,如有一新式商埠以為之工商業中心,以發展此富源饒裕之省分,則必為吾計劃中最獲利之一部分矣。

  此港位置,應在鄱陽湖入口西端,長江右岸之處。此港應為新地之上所建之新市,其中一部之地,須由填築湖邊低地成之。在鄱陽湖水道整治工程之中,應建一范堤,起自大姑塘山腳,迄於湖口石鐘山對面之低沙角。此范堤之內,應建造一有閘船塢,以便內河船舶寄泊。而此港市街則應設在長江右岸、鄱陽湖左側、廬山山麓,合成之三角地。此三角地,每邊約有十英里,以供市街發展,優良已極。景德鎮磁器工業應移建之於此地。蓋以運輸便利缺乏之故,景德之磁常因之大受損壞,而出口換船之際,尤常使製成之磁器碰損也。此地應採用最新大規模之設備,以便一面製造最精良之磁器,一面複製廉價之用具。蓋此地收集材料,比之在景德鎮更為便宜也。以各種製造業集中於一便利之中心,其結果不特使我計劃之港長成迅速,且於所以奉給人者亦可更佳良。但以江西一省觀之,鄱陽湖已必為世界商業製造之大中心。鄱陽湖非特長江中一泊船港,又為中國南北鐵路之一中心。所以從經濟上觀之,以大規模發展此港者,全然非不合宜者也。

  己武漢

  武漢者,指武昌、漢陽、漢口三市而言。此點實吾人溝通大洋計劃之項水點,中國本部鐵路系統之中心,而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也。三市居民數過百萬,如其稍有改進,則二三倍之,決非難事。現在漢陽已有中國最大之鐵廠,而漢口亦有多數新式工業,武昌則有大紗廠。而此外,漢口更為中國中部、西部之貿易中心,又為中國茶之大市場。湖北、湖南、四川、貴州四省,及河南、陝西、甘肅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漢口以為與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於中國鐵路既經開發之日,則武漢將更形重要,確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為武漢將來立計劃,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

  在整治長江堤岸,吾人須填築漢口前面,由漢水合流點龍王廟渡頭起,迄於長江向東屈折之左岸一點。此所填之地,平均約闊五百碼至六百碼。如是,所以收窄此部分之河,全河身一律有五六鏈(每鏈為一海里十分之一)之闊,又令漢口租界得一長條之高價土地於其臨江之處也。此部之價,可以償還建市所費之一部分。漢水將入江處之急激曲折,應行改直,於是以緩徐曲線繞龍王廟角,且使江漢流水,於其會合處向同一方面流下。漢陽河岸應密接現在之河邊,沿岸建築,毋突過於鐵廠渡頭之外。武昌上游廣闊之空處,當圈為有閘船塢,以供內河外洋船舶之用。武昌下游應建一大堤,與左岸平行,則將來此市可遠擴至於現在市之下面。在京漢鐵路線,於長江邊第一轉彎處,應穿一隧道過江底,以聯絡兩岸。更於漢水口以橋或隧道,聯絡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市。至將來此市擴大,則更有數點可以建橋,或穿隧道。凡此三聯市外圍之地,均當依上述大海港之辦法收歸國有,然後私人獨佔土地與土地之投機賭博,可以預防。如是則不勞而獲之利,即自然之土地增價,利可盡歸之公家,而以之償還此國際發展計劃所求之外債本息也。

  第四部改良現存水路及運河

  茲將現存水路運河、揚子江相聯絡者,列舉如下:

  甲北運河。

  乙淮河。

  丙江南水路系統。

  丁鄱陽<水路>系統。

  戊漢水。

  己洞庭系統。

  庚揚子江上游。

  甲北運河

  北運河在鎮江對岸一點與揚子江聯絡,北走直至天津,其長逾六百英里。在江北之一部運河,現已著手為詳細之測量,改良工事不久可以起工,此吾人所共知者也。在吾計劃,吾將以淮水注江之一段,代江北一段運河之用。

  乙淮河

  淮河出河南省西北隅,東南流,又折而東流,至安徽、江蘇兩省之北部。其通海之口近年已經淤塞,故其水鬱積於洪澤湖,全恃蒸發以為消水之路,於是一入大雨期,洪水氾濫於沿湖廣大區域,人民受其荼毒者以百萬計。所以修浚淮河,為中國今日刻不容緩之問題。近年迭經調查,屢有改良之提案。美國紅十字會技師長詹美生君,曾獻議為淮河開兩出口,其一循黃河舊槽以達海,其一經寶應、高郵兩湖以達揚子江。在此計劃,吾贊成詹君通海、通江之方法,但於用黃河舊槽及其經過揚州西面一節,有所商榷。在其出海之口,即淮河北支已達黃河舊槽之後,吾將導以橫行入於鹽河,循鹽河而下,至其北折一處,復高鹽河過河邊狹地,直入灌河,以取入深海最近之路,此可以大省開鑿黃河舊路之煩也。其在南支在揚州入江之處,吾意當使運河經過揚州城東,以代詹君經城西入江之計劃。蓋如此則淮河流水,剛在鎮江下面新曲線,以同一方向與大江會流矣。

  淮河此兩支,至少均須得二十英尺深之水流,則沿岸商船自北方赴長江各地,可免繞道經由江口以入,所省航程近三百英里。而兩支既各有二十英尺之深,則洪澤與淮河之水流宣暢;而今日高於海面十六英尺之湖底,即時可以變作農田。則以洪澤合之其旁諸湖,依詹美生君之計算,六百萬畝之地,咄嗟可致也。如此以二十元為其一畝之價,則此純粹地價已足一萬二千萬元,此政府之直接收入也。而又有一萬七千英方里地,向苦水潦之災者,今既無憂,所以昔日五年而僅兩獲者,今一年而可再獲,是一萬七千英里者,得一千零八十八萬英畝(七千餘萬中畝),各得五倍奇收穫也。假如總生產額一英畝所值為五十元,則此地所產總額原得五萬四千四百萬元者,今為二十七萬二千萬元也。其在國家,豈非超越尋常之利益乎!

  丙江南水路系統

  此項系統包含南運河與黃浦江、與太湖、及其與為聯絡之水路而言。此中吾所欲為最重要之改良,乃在浚廣浚深蕪湖、宜興間之水路,以聯長江與太湖,而又貫通太湖浚一深水道,以達南運河蘇州、嘉興間之一點。其在嘉興歧為兩支,一支循嘉興、松江之運河,以達黃浦江;他一支則至乍浦之計劃港。此項長江、黃浦間水路,當其未達上海之前,應先行浚令廣深至其極限,使能載足流水。一面以洗滌上海港面,不容淤積;一面亦使內河船舶來往於江海之間者經此,大減其路程也。而此水路又可為扶土壤俱來之用,太湖暨其旁諸湖沿水路之各區,將來均可因其填塞,成為耕地。故於建此水路之大目的以外,又有此種填築計劃及本地載貨之利益可收,於是其獲利之性質,可以加倍確實。現在太湖暨其他諸湖沼地之精確測量尚無可征,則能填築為田者當有幾畝,今亦未可遽言,但以粗略算之,則填築江南諸湖所得之地,吾意其畝數必不在江北之田以下。

  丁鄱陽水路系統

  此一系統,為江西全省排水之用。每縣、每城乃至每一重要市鎮,均可由水路達到。全省交通,惟恃水路,此乃未有鐵路前,中國東南各省所同者也。江西下游水路系統受不規則之害與長江同,皆以其為低地之故,然則其整治之工亦應與長江相同。鄱陽湖應按各水入湖之路,分為多數水道,然後逐漸匯流,卒至渚溪附近乃合而為一。度此湖狹隘之部,而與長江合於湖口。此深水道兩旁應各疊水底石堤為一線,使剛與湖中淺處同高,以是其水道可以於排水之外並作航行之用也。水道以外之淺處,將來於相當時間可填為耕地。於是整治鄱陽湖各水道之計劃,可以其填築而得充足之報酬矣。

  戊漢水

  此水以小舟溯其正流,可達陝西西南隅之漢中;又循其旁流,可達河南西南隅之南陽及賒旗店。此可航之水流,支配甚大之分水區域:自襄陽以上,皆為山國;其下以至沙洋,則為廣大開豁之谷地;由沙洋以降,則流注湖北沼地之間,以達於江。

  改良此水,應在襄陽上游設水閘。此一面可以利用水力,一面又使巨船可以通航於現在惟通小舟之處也。襄陽以下,河身廣而淺,須用木樁或疊石作為初級河堤,以約束其水道,又以自然水力填築兩岸窪地也。及至沼地一節,須將河身改直浚深。其在沙市,須新開一運河,溝通江漢,使由漢口赴沙市以上各地得一捷徑。此運河經過沼地之際,對於沿岸各湖,均任其通流,所以使洪水季節挾泥之水溢入渚湖,益速其填塞也。

  己洞庭系統

  此項水路系統,為湖南全省及其上游排水之用。此中最重要之兩支流,為湘江與沅江。湘江縱貫湖南全省,其源遠在廣西之東北隅,有一運河在桂林附近,與西江系統相聯絡。沅江通布湖南西部,而上流則跨在貴州省之東。兩江均可改良,以供大河〔船〕舶航行。其湘江、西江分水界上之運河,更須改造。於此運河及湘江、西江各節,均須設新式水閘,如是則吃水十尺之巨舶,可以自由來往於長江、西江之間。洞庭湖則須照鄱陽湖例,疏為深水道,而依自然之力,以填築其淺地為田。

  庚長江上游

  自漢口至宜昌一段,吾亦括之入於長江上游一語之中。因在漢口為航洋船之終點,而內河航運則自茲始,故說長江上游之改良,吾將發軔於漢口。現在以淺水船航行長江上游,可抵嘉定,此地離漢口約一千一百英里。如使改良更進,則淺水船可以直抵四川首府之成都。斯乃中華西部最富之平原之中心,在岷江之上游,離嘉定僅約六十英里耳。

  改良自漢口至岳州一段,其工程大類下游各部。當築初步河堤,以整齊其水道。而急彎曲之四岸,當護以石堤,或用士敏土堅結。中流洲嶼,均應削去。金口上游大灣,所謂簰州曲者,應於簰州地頸開一新河以通航。至後金關之突出地角,則應削除,使河形之曲折較為緩徐。

  洞庭之北、長江屈曲之部,自荊河口起以至石首一節,吾意當加閉塞。由石首開新道,通洞庭湖,再由岳州水道歸入本流。此所以使河身徑直,抑亦縮短航程不少。自石首以至宜昌,中間有氾濫處,當以木石為堤約束之;其河岸有突出點數處,須行削去,而後河形之曲折可更緩也。

  自宜昌而上,入峽行,約一百英里而達四川之低地,即地學家所謂紅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於江源一部分河流,兩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尋(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尋者。急流與灘石,沿流皆是。

  改良此上游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其灘石應行爆開除去。於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漢口,上達重慶,可得而致。而內地直通水路運輸,可自重慶北走直達北京,南走直至廣東,乃至全國通航之港無不可達。由此之道,則在中華西部商業中心,運輸之費當可減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業何等有力耶!

  第五部創建大士敏土廠

  鋼鐵與士敏土為現代建築之基,且為今茲物質文明之最重要分子。在吾發展計劃之種種設計,所需鋼鐵與士敏土不可勝計,即合世界以製造著名之各國所產,猶恐不足供此所求。所以在吾第一計劃,吾提議建一大煉鋼廠於煤鐵最富之山西、直隸。則在此第二計劃,吾擬欲沿揚子江岸建無數士敏土廠。長江谷地特富於士敏土原料,自鎮江而上可航之水道,夾岸皆有灰石及煤,是以即為其本地所需要,還於其地得有供給也。今日已有制士敏土之廠在黃石港上游不遠之石灰窯,其位置剛在深水碼頭與灰石山之間。其山既若是近,故直可由山上以鍬鋤起石,直移之窯中,無須轉運。而在漢口、九江之間,與此相類之便利,尚復多有。九江以下,馬當、黃石磯以及九江、安慶間諸地,又有極多之便利相同之灰石山。其安慶以下至南京之間,多為極有利於制士敏土之地區,即如大通、獲港、採石磯,均有豐裕之灰石及煤鐵礦,夾江相望也。

  築港、建市街、起江河堤岸諸大工程同時並舉,士敏土市場既如斯巨大,則應投一二萬萬之資本,以供給此士敏土廠矣。而此業之進行,即與全盤其他計劃相為關連,徐徐俱進,則以一規劃獎進其他規劃,各無憂於生產過剩與資本誤投,而各計劃俱能自致其為一有利事業矣。

  第三計劃

  第三計劃主要之點,為建設一南方大港,以完成國際發展計劃篇首所稱中國之三頭等海港。吾人之南方大港,當然為廣州。廣州不僅中國南部之商業中心,亦為通中國最大之都市。迄於近世,廣州實太乎洋岸最大都市也,亞洲之商業中心也。中國而得開發者,廣州將必恢復其昔時之重要矣。吾以此都會為中心,制定第三計劃如下:

  (一)改良廣州為一世界港。

  (二)改良廣州水路系統。

  (三)建設中國西南鐵路系統。

  (四)建設沿海商埠及漁業港。

  (五)創立造船廠。

  第一部改良廣州為一世界港

  廣州之海港地位,自鴉片戰爭結果,香港歸英領後,已為所奪。然香港雖有深水港面之利益,有技術之改良,又加以英國政治的優勢,而廣州尚自不失為中國南方商業中心也。其所以失海港之位置也,全由中國人民之無識,未嘗合力以改善一地之公共利益,而又益之以滿洲朝代之腐敗政府及官僚耳。自民國建立以來,人民忽然覺醒,於是提議使廣州成為海港之計劃甚多。以此億兆中國人民之覺醒,使香港政府大為警戒。該地當局,用其全力以阻止一切使廣州成為海港之運動;凡諸計劃,稍有萌芽,即摧折之。夫廣州減成為一世界港,則香港之為泊船載貨站頭之一切用處,自然均將歸於無有矣。但以此既開發之廣州與既繁榮之中國論,必有他途為香港之利,而比之現在僅為一退化貧窮之中國之獨佔海港,利必百倍可知。試征之英領哥倫比亞域多利港1之例[今又譯維多利亞港(VictoriaPunta)。],彼固嘗為西坎拿大2與美國西北區之唯一海港矣[加拿大西部。]。然而即使有獨佔之性質,而當時腹地貧窮,未經開發,其為利益,實乃甚小。及至一方有溫哥華起於同國方面,他方美國又有些路與打金麻3並起為其競爭港[今譯西雅圖(Seattle)、塔科馬(Tacoma)。],此諸港之距域多利遠近恰與香港之距廣州相似,而以其腹地開發之故,即使其俱為海港,競爭之切有如是,仍各繁榮非常。所以吾人知競爭海港,有如溫哥華、些路、打金麻者,不惟不如短見者所嘗推測,以域多利埠置之死地,且又使之繁榮有加於昔。然則何疑於既開發之廣東、既繁榮之中國,不能以與此相同之結果與香港耶!實則此本自然之結果而已,不必有慮於廣東之開發、中國之繁榮,傷及香港之為自由港矣。如是,香港當局正當以其全力,鼓勵此改良廣州以為海港一事,不應復如向日以其全力阻止之矣。抑且廣州與中國南方之發展,在於商業上所以益英國全體者,不止百倍於香港今日所以益之者。即使此直轄殖民地之地方當局,無此遠見以實行之,吾信今日寰球最強之帝國之各大政治家、各實業首領必能見及於此。吾既懷此信念,故吾以為以我國際共同發展廣州以為中國南方世界大港之計劃,布之公眾,絕無礙也。

  廣州位於廣州河汊之頂,此河汊由西江、北江、東江三河流會合而成,全面積有三千英方里,而為在中國最肥饒之沖積土壤。此地每年有三次收穫,二次為米作,一次為雜糧,如馬鈴薯或甜菜之類。其在蠶絲每年有八次之收成。此河汊又產最美味之果實多種。在中國,此為住民最密之區域,廣東全省人口過半住於此河汊及其附近。此所以縱有河汊沃壤所產出巨額產物,猶需求多數之食料於鄰近之地與外國也。在機器時代以前,廣州以東亞實業中心著名者幾百年矣。其人民之工作手藝,至今在世界中仍有多處不能與匹。若在吾國際共同發展實業計劃之下,使用機器,助其工業,則廣州不久必復其昔日為大製造中心之繁盛都會矣。

  以世界海港論,廣州實居於最利便之地位。既已位於此可容航行之三江會流一點,又在海洋航運之起點,所以既為中國南方內河水運之中軸,又為海洋交通之樞紐也。如使西南鐵路系統完成,則以其運輸便利論,廣州之重要將與中國北方、東方兩大港相侔矣。廣州通大洋之水路大概甚深,惟有二處較淺,而此二處又甚易范之以堤,且浚渫之,使現代航海最大之船可以隨時出入無礙也。海洋深水線,直到零丁島邊,該處水深自八尋至十尋。自零丁以上,水道稍淺(其深約三四尋),以達於虎門,凡十五英里。自虎門起,水乃復深,自六尋至十尋。直至蓮花山腳之第二閂洲,其長二十英里;在第二閂洲處,僅有數百碼水深自十八英尺至二十英尺而已。過第二閂洲後,其水又深,平均得三十英尺者約十英里,以至於第一閂洲,此即吾人所欲定為將來廣州港面水界之處也。將改良此通廣州之通海路,吾意須在廣東河口零丁島上游左邊建兩水底范堤:其一,由海岸築至東新坦頭,他一則由該坦尾起築至零丁坦頂上。此第一范堤之頂,應在水面下三四英尺,約與該坦同高。第二范堤一端低於水面四英尺,一端低十六英尺,各按所聯之坦之高低(參照第十一圖之l及3),此堤須橫斷兩坦間深二十四英尺之水道。合此兩堤與此四英尺高之東新坦,將成為一連續海堤之功用,可以導引現在衝過左邊海岸與零丁島之間之下層水流,入於河口當中一部。於是可以在零丁橫沙與同名之坦中間,開一新水道,而與零丁島右邊深水相接。在廣東河口右邊須建一范堤,自萬頃沙外面沙坦下面起,向東南行,橫斷二十四英尺深之水道,直穿過零丁橫沙至其東頭盡處為止(參照第十一圖之2)。如是,以此河口兩邊各水底堤,限制下層水流,使趨中央一路,則可得一甚深之水道。自虎門起,直通零丁口,約五十英尺深。於是可得創造一自深海直達珠江之第二閂洲之通路矣。

  合此各水底堤計之,其長約八英里,而其高只須離海底六英尺至十二英尺而已。其所費者應不甚多,而其使自然填築進行加速之力則甚大。故因此諸堤兩岸新成之地,必能償還築此諸堤之工程所費,且大有餘裕也。

  整治此廣州通海之路,自虎門至黃埔一段珠江,吾意須使東江出口集中於一支,即用其最上之水道,於鹿步墟島下游一點與珠江合流者。其他在第二閂洲以下與珠江會流各支,概須築與尋常水面同高之堰,以截塞之,至入雨期則仍以供宣洩洪水之水道之用。此集會東江全流於第二閂洲上面,可以得更強之水,以沖洗珠江上部也。

  此一段范水工程,吾意須築多數之壩如下:第一,自江鷗沙之A點築一壩,至#2沙島低端對面加裡吉打灘邊。此壩所以堵截江鷗沙與加裡吉打灘中間之水流,而轉之入於現在三十六英尺深之水道,以其自然之力浚使更深。第二,於此河右岸,由海心沙之B點起另築一壩,至中流第二閂洲下端為終點。第三,於此河左岸,自漳澎尾沙下頭C點築一壩,至中流,亦以第二閂洲下端為終點。以是借此兩壩所束集中水流之力,可以刷去第二閂洲,其兩壩上面淺處,則可浚之至得所求之深為止。若發現河底有岩石,則應炸而去之,然後全部通路可得一律之水深也。第四,在此河右岸與海心沙中間之水道,須堵塞之於D點(即瑞成圍頭)。第五,在漳澎常安圍上游之E點起築一壩,至第二閂洲坦之上端中流。如是,則此河左邊水流截斷,而中央水道之流速可以增加也。第六,在右岸長洲島與第二閂洲之間適中之處F點起築一壩,至中流灘之頂上,以截斷此河右邊之水流。第七,於鹿步墟島下端G點起築一壩,至中流,與前述之F壩相對。此EG兩壩所以集中珠江上段水流,而G壩同時又導引東江,使其流向與珠江同一也。

  以此七壩,自黃埔以迄虎門之水流可得有條理,而沖刷河底可致四十英尺以上之深,如是則為航洋巨舶開一通路,自公海直通至廣州城矣。合此諸壩,其長當不過五英里,而又大半建於淺水處。自建壩以後,水道兩旁各壩之間,以其自然之力,新填地出現必極速。單以所填之地而論,必足以償還築壩所費。況又有整治珠江與為海洋運輸開一深水道之兩大目的,可由此而實現乎!

  吾人既為廣州通海水路作計,則可次及改良廣州城以為世界商港一事矣。廣州港面水界應至第一閂洲為止。由此處起,港面應循甘布列治水道(烏湧與大吉沙之間),經長洲、黃埔兩島之間,以入亞美利根水道(深井與白頭之間)。於是鑿土華、小洲之間,開一新路,以達於河南島之南端,復循依裡阿水道(瀝滘、下滘之間),以至大尾島(三山對面)。於是循佛山舊水道,更鑿一新水道,直向西南方,與潭洲水道會流。如是,由第一閂洲起以達潭洲水道,成一新水路矣,其長當有二十五英里。此水路將為北江之主要出口,又以與西江相通連。一面又作為廣州港面,以北江水量全部及西江水量一部,經此水路以注於海。故其水流之強,將必足以刷洗此港面,令有四十英尺以上之深也。

  新建之廣州市,應跨有黃埔與佛山,而界之以車賣炮台及沙面水路。此水以東一段地方,應發展之以為商業地段;其西一段,則以為工廠地段。此工廠一區,又應開小運河以與花地及佛山水道通連,則每一工廠均可得有廉價運送之便利也。在商業地段,應副之以應潮高下之碼頭,與現代設備及倉庫,而築一堤岸。自第一閂洲起,沿新水路北邊及河南島西邊,與沙面堤岸聯為一起。又另自花地上游起築一堤岸,沿花地島東邊,至大尾乃轉向西南,沿新水路左岸築之。其現在省城與河南島中間之水道,所謂省河者,應行填塞。自河南頭填起,直至黃埔島,以供市街之用。從利益問題論之,開發廣州以為一世界商港,實為此國際共同發展計劃內三大港中最有利潤之企業。所以然者,廣州占商業中樞之首要地位,又握有利之條件,恰稱為中國南方製造中心,更加以此部地方之要求新式住宅地甚大也。此河汊內之殷富商民與華人在外國經商致富暮年退隱者,無不切盼歸鄉,度其餘年;但坐缺乏新式之便宜與享樂之故,彼等不免躊躇,仍留外國。然則建一新市街於廣州,加以新式設備,專供住居之用,必能獲非常之利矣。廣州城附近之地,今日每畝約值二百元,如使劃定以為將來廣州市用之地,即應用前此所述方法收用之,則劃定街道加以改良之後,地價立可升高至原價之十倍至五十倍矣。

  廣州附近景物,特為美麗動人,若以建一花園都市,加以悅目之林囿,真可謂理想之位置也。廣州城之地勢,恰似南京,而其偉觀與美景,抑又過之。夫自然之原素有三:深水、高山與廣大之平地也。此所以利便其為工商業中心,又以供給美景以娛居人也。珠江北岸美麗之陵谷,可以經營之以為理想的避寒地,而高嶺之巔又可利用之以為避暑地也。

  在西北隅市街界內,已經發現一豐富之煤礦。若開採之,而加以新式設計,以產出電力及煤氣供給市中,則可資其廉價之電力、煤氣以為製造、為運輸,又使居民得光、得熱、得以炊爨也。如是則今日耗費至多之運輸,與煩費之用薪炊爨製造,行於此人煙稠密之市中者,可以悉免矣。是此種改良,可得經濟上之奇效也。現在廣州居民一百萬,若行吾計劃,則於極短時期之中將見有飛躍之進步,其人口將進至超過一切都市,而吾人企業之利益,亦比例而與之俱增矣。

  第二部改良廣州水路系統

  中國南部最重要之水路系統,為廣州系統。除此以外皆不甚重要,將於論各商埠時附述之。論廣州水路系統,吾將分之為下四項:

  甲廣州河汊。

  乙西江。

  丙北江。

  丁東江。

  甲廣州河汊

  吾人論廣州河汊之改良,須從三觀察點以立議:第一,防止水災問題;第二,航行問題;第三,填築新地問題。每一問題皆能加影響於他二者,故解決其一,即亦有裨於其他也。

  第一防止水災問題近年水災頻頻發生,於廣州附近人民實為巨害,其喪失生命以千計,財產以百萬計。受害最甚者,為廣州與聲包間,其地恰在廣州河汊之直北。吾以為此不幸之點,實因西南下游北江正流之淤塞而成。以此之故,北江須經由三水之短河道,以入西江,借為出路;同時又經由兩小溪流,一自西南,一自蘆包,以得出路。此二溪者,一向東南行,一向東北行,而再合流於官窯。自官窯起,復東北流,至於金利,又折而東南流,經過廣州之西關。自北江在西南下游淤塞之後,其淤塞點之上游一段,亦逐年變淺;現在三水縣城上游之處,亦僅深四五英尺。當北江水漲之時,常借岡根河(即思賢滘)以洩其水於西江。但若西江同時水漲,則北江之水無從得其出路,惟有停積,至高過蘆包上下游之基圍而後已。如是,自然基圍有數處被水沖決,水即橫流,而基圍所護之地域全區均受水災矣。欲治北江,須重開西南下面之北江正流,而將自清遠至海一段,一律浚深。幸而吾人改良廣州河汊之航行時,亦正有事於此項浚深,故一舉而可兩得也。

  救治西江,須於其入海處橫琴與三灶兩島之間兩岸,各築一堤,左長右短以范之。如是則將水流集中,以割此河床,使成深二十英尺以上之水道;如是則水深之齊一,可得而致。蓋自磨刀門以上,通沿廣州河汊之一段,西江平均有二十英尺至三十英尺之深也。如有全段一律之水深,以達於海,則下層水流將愈速,而洪水時洩去其水更速矣。除此浚深之工程以外,兩岸務須改歸齊整,令全河得一律之河闊;中流之暗礁及沙洲,均應除去。東江流域之受水災,不如西、北二江之深重。則整治此河,以供航行,即可得其救治,留俟該項論之。

  第二航行問題廣州河汊之航行問題,與三江相連,論此問題,須自西江始。往日西江流域與廣州間往來載貨,常經由三水與佛山,此路全長三十五英里。但自佛山水道由西南下游起淤塞之後,載貨船隻須為大迂迴:、沿珠江而下以至虎門,轉向西北以入沙灣水道,又轉向東南入於潭洲水道,西入於大良水路,又南入於黃色水道(自合成圍至鶯哥嘴)及馬寧水路,於此始入西江。西北泝江以至三水西北江合流之處,此路全長九十五英里,比之舊路多六十英里。而廣州與西江流域之來往船隻,其數甚多,現在廣州與近縣來往之小火輪有數千艘,其中有大半為載貨往來西江者。夫使廣州、三水間水道得其改良,則今之每船一往復須行九十五英里者,忽減而為三十五英里也,其所益之大,為何如哉!

  在吾改良廣州通海路及港面之計劃,吾曾提議浚一深水道,自海至於黃埔,又由黃埔以至潭洲水道。今吾人更須將此水道延長,自潭洲水道合流點起,以至三水與西江合流之處。此水道至少須有二十英尺水深,以與西江在三水上游深水處相接。而北江自身,亦須保有與此同一之水深,至於三水上游若干裡之處,所以便於該河上流既經改良之後大舶之航行也。為廣州河汊之航行以改良東江,吾人應將其出口之水流,集中於鹿步墟島上面之處與珠江合流之最右之一水道。此所以使水道加深,又使異日上流既經改良之日,廣州與東江地區路程更短也。

  為航行計,廣州河汊更須有一改良,即開一直運河於廣州與江門之間,此所以使省城與四邑間之運輸得一捷徑也。此運河應先將陳村小河改直,達於紫泥,於是橫過潭洲水道,以入於順德小河。循此小河,以直角入於順德支流。由此處須鑿新運河一段,直至大良水道近容奇曲處(竹林)。又循此水道,通過黃水道,、至匯流路(南沙、小攬之間起鶯哥嘴至岡美之對岸)為止。於此處須更鑿一段新運河,以通海洲小河,循古鎮水道,以達西江正流,橫過之以入於江門支流。此即為廣州、江門間直達之運河矣。欲更清晰瞭解廣州河汊之改良,可觀附圖第十四、第十五。

  第三填築新地問題在廣州河汊,最有利之企業,為填築新地。此項進行,已兆始於數百年前。於是其所增新地供農作之用者,歲逾百十頃。但前此所有填築,僅由私人盡力經營,非有矩矱。於是有時私人經營,有阻塞航路、誘致洪水等等事情,危及公安;如在磨刀島上游之填築工事,閉塞西江正流水路過半,其最著者也。論整治西江,吾意須將此新坦削去。為保護公安計,此河汊之填築工作,必須歸之國家。而其利益,則須以償因航行及防水災而改良此水路系統之所費。現在可徐徐填築之地區,面積極廣。在廣州河口左岸,可用之地有四十英方里,其右岸有一百四十英方里;在西江河口,東起澳門,西至銅鼓洲,可用之地約二百英方里。此三百八十英方里之中,四分一可於十年之內填築成為新坦,即十年之內有九十五英方里之地可以填築,變為耕地也。以一英方里當六百四十英畝、而一英畝當六畝計,九十五英方里將等於三十六萬四千八百畝。而中國此方可耕之地,通常不止值五十元一畝,假以平均五十元一畝算,則此三十六萬四千八百畝,已值一千八百二十四萬元矣。此大有助於償還此河汊為航行及防水災所為改良水路之費也。

  乙西江

  現在西江之航行,較大之航河汽船可至距廣州二百二十英里之梧州,而較小之汽船則可達距廣州五百里之南寧,無間冬夏。至於小船,則可通航於各支流,西至雲南邊界,北至貴州邊界,東北則以興安運河通於湖南以及長江流域。

  為航行計改良西江,吾將以其工程細分為四:

  一自三水至梧州。

  二自梧州至柳江口。

  三桂江(即西江之北支)由梧州起,溯流至桂林以上。

  四南支自潯州至南寧。

  一自三水至梧州西江此段,水道常深,除三數處外,為吃水十英尺以下之船航行計,不須多加改良。其中流岩石須行爆去,其沙質之岸及氾濫之部分應以水底堤范之,使水深一律,而流速亦隨之。於是有一確實航路,終年保持不替矣。西江所運貨載之多,固盡足以償還吾今所提議改良之一切費用也。

  二自梧州至柳江口在柳江口應建一商埠,以聯紅水江及柳江之淺水航運,與通海之航運。此兩江實滲入廣西之西北部與貴州之東南部豐富之礦產地區者也。此商埠應設於離潯州五十英里之處,潯州即此江與南寧一支合流處也。是故在此項改良,所須著力之處只有五十英里,因梧州至潯州一段,為南寧商埠計劃所包括也。為使吃水十英尺以上之船可以航行,必須築堰,且設水閘於此一部分。而此所設之堰,又同時可藉以發生水電也。

  三桂江(即西江之北支)由梧州起溯流至桂林以上桂江較小較淺,而沿江水流又較速,故其改良,比之其他水路更覺困難。然而,此實南方水路規劃中,極有利益之案。因此江不特足供此富饒地區運輸之目的而已也,又以供揚子江流域與西江流域載貨來往孔道之用。此項改良,應自梧州分歧點起,以迄桂林,由此再溯流至興安運河,順流至湘江,因之以達長江。於此當建多數之堰及水閘,使船得升至分水界之運河;他方又須建多數之堰閘,以便其降下。此建堰閘所須之費,非經詳細調查,不能為預算也。然而吾有所確信者,則此計劃為不虧本之計劃也。

  四由潯州至南寧此右江一部分,上至南寧,可通小輪船。南寧者,廣西南部之商業中心也。自南寧起,由右江用小船可通至雲南東界,由左江可通至越南東京之北界。如使改良水道,以迄南寧,則南寧將為中國西南隅--雲南全省、貴州大半省、廣西半省礦產豐富之全地區之最近深水商埠矣。南寧之直接附近又多產銻、錫、煤、鐵等礦物,而同時亦富於農產。則經營南寧,以為深水交通系統之頂點,必不失為有利之計劃也。改良迄南寧之水道,沿河稍須設堰及水閘,使吃水十英尺之船可以通航,並資之以生電力。此項工程所費,亦非經詳細測量不能預算,但比之改良自梧州至興安運河一節桂江所費,當必大減矣。

  丙北江

  北江自三水至韶州,約長一百四十英里,全河中有大部分為山地所夾。但自出清遠峽以後,河流入於廣豁之區,其地與廣州平原相聯,此處危險之水災常見。自西南下游水道淤塞之後,自峽至西南一段河身逐年變淺,左岸靠平原之基圍時時崩決,致廣州以上之平原大受水災。所以整治一部分河流,有二事須加考察:第一,防止洪水;第二,航運改良。關於第一事,無有逾於浚深河身一法者。在改良廣州通海路及港面並廣州河汊時,吾人應開一深水水路,從深海起,直達西南。在改良北江下段時,吾人只須將此工程加長,溯流直至清遠峽,擬使有水深自十五尺至二十尺之深水道。其浚此水道,或用人工,或兼用自然之力。既已浚深此河底矣,則即以今日基圍之高言,亦足以防衛此平原不使其遭水患矣。論及此第二事,則既為防止水災,將西南至清遠峽一節之北江浚深,即航行問題同時解決矣。然則今所須商及者,只此上段一部而已。吾欲提議將此北江韶州以下一段改良,令可航行。韶州者,廣東省北部之商業中心也,又其煤鐵礦之中心也。欲改良此峽上一部今可航行,則須先建堰與水閘於一二處,然後十英尺吃水之船可以航行無礙,直至韶州。雖此江與粵漢鐵路平行,然而若此地礦山得有相當開發之後,此等煤鐵重貨仍須有廉值之運輸以達之於海,即此水路為不可缺矣。然則於此河中設堰以生水電,設水閘以利航行,固不失為一有利之企業也,況又為發展此一部分地方之必要條件也。

  丁東江

  東江以淺水船航行可達於老龍市,此地離黃埔附近鹿步墟島東江總出口處約一百七十英里。沿此江上段,所在皆有煤鐵礦田。鐵礦之開採於此地也,實在於久遠之往昔,記憶所不及之年代。在今日全省所用各種鐵器之中,實有一大部分,為用此地所出之鐵製造之者。是故浚一可航行之深水道,直上至於煤鐵礦區中心者,必非無利之業也。

  改良此東江,一面以防止其水害,一面又便利其航行。吾意欲從鹿步墟島下游之處著手,於前論廣州通海路已述之矣。由此點起,須浚一深水道,上至新塘。自新塘上游約一英里之處,應鑿一新水道直達東莞城,而以此悉聯東江左邊在東莞與新塘間之各支流為一。以此新水道為界,所有自此新水道左岸以迄珠江,中間上述各支流之舊路,悉行閉塞。其閉塞處之高,須約與通常水平相同,而以此已涸之河身,供異日雨期洪水宣流之用。如是,東江之他出口已被一律封閉,則所有之水將匯成強力之水流,此水流即能浚河身使加深,又使全河水深能保其恆久不變也。河身須沿流加以改削,令有一律之河幅,上至潮水能達之處;自此處起,則應按河流之量多寡,以定河身之廣狹。如是,則東江將以其自力浚深惠州城以下一段矣。石龍鎮南邊之鐵路橋,應改建為開合鐵橋,使大輪船可以往來於其間。東江有急激轉彎數處,應改以為緩徐曲線,並將中流沙洲除去。惠州以上一部江流,應加堰與水閘,令吃水十尺之船,可以上溯至極近於此東江流域煤鐵礦田而後已。

  第三部建設中國西南鐵路系統

  中國西南一部,所包含者:四川,中國本部最大且最富之省分也;雲南,次大之省也;廣西、貴州,皆礦產最豐之地也;而又有廣東、湖南兩省之一部。此區面積有六十萬英方里,人口過一萬萬。除由老街至雲南府約二百九十英里法國所經營之窄軌鐵路外,中國廣地眾民之此一部,殆全不與鐵路相接觸也。

  於此一地區,大有開發鐵路之機會。應由廣州起,向各重要城市、礦產地引鐵路線,成為扇形之鐵路網,使各與南方大港相聯結。在中國此部建設鐵路者,非特為發展廣州所必要,抑亦於西南各省全部之繁榮為最有用者也。以建設此項鐵路之故,種種豐富之礦產可以開發,而城鎮亦可於沿途建之。其既開之地,價尚甚廉,至於未開地及含有礦產之區,雖非現歸國有,其價之賤,去不費一錢可得者亦僅一間耳。所以若將來市街用地及礦產地,預由政府收用,然後開始建築鐵路,則其獲利必極豐厚。然則不論建築鐵路投資多至若干,可保其償還本息,必充足有餘矣。又況開發廣州以為世界大港,亦全賴此鐵路系統,如使缺此縱橫聯屬西南廣袤之一部之鐵路網,則廣州亦不能有如吾人所預期之發達矣。

  西南地方,除廣州及成都兩平原地各有三四千英方里之面積外,地皆險峻。此諸地者,非山即谷,其間處處留有多少之隙地。在此區東部,山嶽之高,鮮逾三千英尺;至其西部與西藏交界之處,平均高至一萬英尺以上。故建此諸鐵路之工程上困難,比之西北平原鐵路系統,乃至數倍。多數之隧道與鑿山路,須行開鑿,故建築之費,此諸路當為中國各路之冠。

  吾提議以廣州為此鐵路系統終點,以建下列之七路:

  甲廣州重慶線,經由湖南。

  乙廣州重慶線,經由湖南、貴州。

  丙廣州成都線,經由桂林、滬州。

  丁廣州成都線,經由梧州、敘府。

  戊廣州雲南大理騰越線,至緬甸邊界為止。

  己廣州思茅線。

  庚廣州欽州線,至安南界東興為止。

  甲廣州重慶線經由湖南

  此線應由廣州出發,與粵漢線同方向,直至連江與北江會流之處。自此點起,本路折向連江流域,循連江岸上至連州以上,於此橫過連江與道江之分水界,進至湖南之道州。於是隨道江以至永州、寶慶、新化、辰州,溯酉水過川、湘之界入於酉陽,由酉陽橫過山脈而至南川,從南川渡揚子江而至重慶。此路全長有九百英里,經過富饒之礦區與農區。在廣東之北連州之地,已發見豐富之煤礦、鐵礦、銻礦、鎢礦;於湖南之西南隅,則有錫、銻、煤、鐵、銅、銀;於四川之酉陽,則有銻與水銀。其在沿線之農產物,則吾可舉砂糖、花生、大麻、桐油、茶葉、棉花、煙葉、生絲、谷物等等;又復多有竹材、木材及其他一切森林產物。

  乙廣州重慶線經由湖南、貴州

  此線約長八百英里。但自廣州至道州一段即走於甲線之上,凡二百五十英里,故只有五百五十英里計入此線。所以實際從湖南道州起築,橫過廣西省東北突出一段,於全州再入湖南西南境,過城步及靖州。於是入貴州界,經三江及清江兩地,橫過山脈,以至鎮遠。此線由鎮遠須橫過沅江、烏江之分水界,以至遵義。由遵義則循商人通路,直至綦江,以達重慶。此鐵路所經,皆為產出木材、礦物極富之區域。

  丙廣州成都線經由桂林、滬州

  此線長約一千英里。由廣東西行,直至三水在此處之綏江口地點,渡過北江。循綏江流域,經過四會、廣寧,次於懷集入廣西。經過賀縣及平樂,由此處循桂江水流,上達桂林。於是廣東、廣西兩省省城之間,各煤鐵礦田可得而開鑿矣。自桂林起,路轉而西,至於永寧,又循柳江流域,上至貴州邊界。越界至古州,由古州過都江及八寨,仍循此河谷而上,逾一段連山至平越。由平越橫渡沅江分水界,於甕安及岳四城,入烏江流域。自岳四城循商人通路逾雷邊山至仁懷、赤水、納溪。於是波揚子江,以至滬州。自滬州起,經過隆昌、內江、資州、資陽、簡州,以達成都。此路最後之一段,橫過所謂「四川省之紅盆地」,有名富庶之區也。其在桂林、滬州之間,此路中段則富於礦產,為將來開發希望最大者。此路將為其兩端人口最密之區,開一土曠人稀之域,以收容之者也。

  丁廣州成都線經由梧州與敘府

  此線長約一千二百英里。自丙線波北江之三水鐵路橋之西端起,循西江之左岸,以入於肇慶峽,至肇慶城。即循此岸,上至德慶、梧州、大湟。在大湟,河身轉而走西南,路轉而走西北,至象州,渡柳江,至柳州及皮遠。於是進至思恩,過桂、黔邊界,入貴州,至獨山及都勻。自都勻起,此路再折偏西走,至貴州省城之貴陽,次進至黔西及大定。離貴州界於畢節,於鎮雄入雲南界。北轉而至樂新渡,過四川界,入敘府。自敘府起,循岷江而上,至嘉定,渡江,入於成都平原,以至成都。此路起自富庶之區域,迄於富庶之區域,中間經過寬幅之曠土未經開發、人口極稀之地。沿線富有煤、鐵礦田,又有銀、錫、銻等等貴金屬礦。

  戊廣州雲南大理騰越線

  此線長約一千三百英里。起自廣州,迄於雲南、緬甸邊界之騰越。其首段三百英里,自廣州至大湟,與丁線相同。自大湟江口分支至武宣,循紅水江常道,經遷江及東蘭。於是經興義縣,橫過貴州省之西南隅入雲南省,至羅平,從陸涼一路以至雲南省城。自省城經過楚雄,以至大理。於是折而西南,至永昌,遂至騰越,終於緬甸邊界。

  在廣西之東蘭、近貴州邊界處,此路應引一支線,約長四百英里。此線應循北盤江流域,上至可渡河與威寧,於昭通入雲南,在河口過揚子江。即於此處入四川,橫截大涼山,至於寧遠。此路所以開昭通、寧遠間有名銅礦地之障礙,此項銅礦為中國全國最豐之礦區也。

  此路本線,自東至西,貫通桂、滇兩省,將來在國際上必見重要。因在此線緬甸界上,當與緬甸鐵路系統之仰光、八莫一線相接,將來此即自印度至中國最捷之路也。以此路故,此兩人口稠密之大邦,必比現在更為接近。今日由海路,此兩地交通須數禮拜者,異時由此新路,則數日而足矣。

  已廣州思茅線

  此線至緬甸界止,約長一千一百英里。起自廣州市西南隅,經佛山、官山,由太平墟渡過西江,至對岸之三洲墟。於是進入高明、新興、羅定。既過羅定,入廣西界,至平河,進至容縣。於是西向,渡左江,至於貴縣,即循左江之北岸以達南寧。在南寧應設一支線,約長一百二十英里,循上左江水路以至龍州,折而南,至鎮南關、安南東京界上止,與法國鐵路相接。其本線,由南寧循上右江而上,至於百色。於是過省界入雲南,至剝隘,經巴門、高甘、東都、普子塘一路,至阿迷州,截老街、雲南鐵路而過。由阿迷州進至臨安府、石屏、元江。於是渡過元江,通過他郎、普洱及思茅,至緬甸邊界近瀾滄江處為止。此線穿入雲南、廣西之南部錫、銀、銻三種礦產最富之地,同時沿線又有煤鐵礦田至多,復有多地產出金、銅、水銀、鉛。論其農產,則米與花生均極豐饒,加以樟腦、桂油、蔗糖、煙葉,各種果類。

  庚廣州欽州線

  此線從西江鐵路橋西首起算,約長四百英里。自廣州起,西行至於太平墟之西江鐵路,與己線同軌。過江始分支,向開平、恩平,經陽春,至高州及化州。於化州須引一支線,至遂溪、雷州,達於瓊州海峽之海安,約長一百英里。於海安再以渡船與瓊州島聯絡。其本線,仍自化州西行,過石城、廉州、欽州,達於與安南交界之東興為止。東興對面芒街至海防之間,將來有法國鐵路可與相接。此線全在廣東省範圍之內,經過人口多、物產富之區域,線路兩旁皆有煤鐵礦,有數處產金及銻,農產則有蔗糖、生絲、樟腦、苧麻、靛青、花生及種種果類。

  此系統內各線,如上所述,約六千七百英里。此外須加以聯絡成都、重慶之兩線。又須另設一線,起自乙線遵義之東,向南行至甕安,與丙線接;又一線自丙線之平越起,至丁線之都勻;又一線由丁線貴州界上一點,經南丹、那地,以至戊線之東蘭,再經泗城,以至己線之百色。此聯絡各線,全長約六百英里。故總計應有七千三百英里。

  此系統將於下文所舉三線經濟上大有關係:

  一法國經營之老街、雲南府已成線,及雲南府、重慶計劃線。此線與己線交於阿迷州,與戊線交於威寧,與丁線交於敘府,與丙線交於滬州,而與甲乙兩線會於重慶。

  二英國經營之沙市、興義計劃線。此線與甲線交於辰州,與乙線交於鎮遠,與丙線交於平越,與丁線交於貴陽,而與戊線之支線交於永定西方之一點。

  三美國經營之株洲、欽州計劃線。此線與甲線交於永州,乙線交於全州,丙線交於桂林,丁線交於柳州,戊線交於遷江,己線交於南寧,而與庚線會於欽州。

  所以此法、英、美三線,與本系統各線,一律完成之後,中國西南各省之鐵道交通可無缺乏矣。

  此諸線皆經過廣大且長之礦產地,其地有世界上有用且高價之多種金屬。世界中無有如此地含有豐富之稀有金屬者,如鎢、如錫、如銻、如銀、如金、如白金等等;同時又有雖甚普通而尤有用之金屬,如銅、如鐵、如鉛。抑且每一區之中,均有豐裕之煤。南方俗語有云:「無煤不立城。」蓋謂預計城被圍時,能於地中取炭,不事薪采,此可見其隨在有煤產出也。四川省又有石油礦及自然煤氣(火並),極為豐裕。

  是故吾人得知,以西南鐵路系統開發西南山地之礦產利源,正與以西北鐵路系統開發蒙古、新疆大平原之農產利源,同其重要。此兩鐵路系統,於中國人民為最必要,而於外國投資者又為最有利之事業也。論兩系統之長短,大略相同,約七千英里。此西南系統,每英里所費平均須在彼系統兩倍以上,但以其開發礦產利源之利益言,又視開發農產利源之利益更多數倍也。

  第四部建設沿海商埠及漁業港

  既於中國海岸為此三世界大港之計劃,今則已至進而說及發展二三等海港及漁業港於沿中國全海岸,以完成中國之海港系統之機會矣。近日以吾北方大港計劃為直隸省人民所熱心容納,於是省議會贊同此計劃,而決定作為省營事業立即舉辦,以此目的,經已票決募債四千萬元。此為一種猛進之徵兆。而其他規劃,亦必或早或晚,或由省營,或由國營,隨於民心感其必要,次第採用。吾意則須建四個二等海港、九個三等海港及十五個漁業港。

  此四個二等海港,應以下列之情形配置之,即一在北極端,一在南極端,其他之港則間在此三世界大港之間。

  此項港口,按其將來重要之程度排列之如下:

  甲營口。

  乙海州。

  丙福州。

  丁欽州。

  甲營口

  營口位於遼東灣之頂上,昔者嘗為東三省之唯一海港矣。自改建大連為一海港以後,營口商業大減,昔日之事業殆失其半。以海港論,營口之不利有二:一為其由海入口之通路較淺,二為冬期冰錮至數月之久。而其勝於大連唯一之點,則為位置在遼河之口,擁有內地交通遍及於南滿遼河流域之內;其所以仍保有昔時貿易之半與大連抗者,全以其內地水路之便也。欲使營口將來再能凌駕大連而肩隨於前言三世界大港之後,吾人必須一面改良內地水路交通,一面浚深其達海之通路。關於通路改良之工程,當取與改良廣州通海路相同之法,既設一水深約二十英尺之深水道,而又同時行填築之工程。蓋以遼東灣頭廣而淺之沼地,可以轉為種稻之田,借之可得甚豐之利潤也。至於內地水路交通,則不獨遼河一系,即松花江、黑龍江兩系統亦應一併改良。其最重要之工程,則為鑿一運河,聯此各系統,此則吾當繼此有所討論。

  遼河與松花江間之運河,於將來營口之繁榮,實為最要分子。惟有由此運河,此港始能成為中國二等海港中最重要者。而在將來,此北滿之偉大森林地及處女壤上豐富礦源,可以以水路交通與營口相銜接也。所以為營口計,此運河為最重要;使其缺此,則營口之為一海港也,最多不過保其現在之位置,人口六七萬,全年貿易三四千萬元,極矣,無由再佔中國二等海港首位之位置矣。此運河可鑿之於懷德以南,范家屯與四童山之間,與南滿鐵路平行,其長不及十英里;亦可鑿之於懷德以北,青山堡與靠山屯之間,其長約十五英里。在前一線,所鑿者短,而以全水路計則長,在後一線,運河之長几倍前者,而計此兩江系統間之全水路則較短。兩線均無不可逾越之物質的障礙,二者俱在平原,但其中一線高出海面上之度或較他一線為多,則將來擇用於二者間唯一之取決點也。若此運河既經開竣,則吉林、黑龍江兩富省及外蒙古之一部,皆將因此與中國本部可以水路交通相接,然則此運河不特營口之為海港大有需要焉也,又與中國全國國民政治上經濟上亦大有關係。遼河、松花江運河完成以後,營口將為全滿洲與東北、蒙古內地水路系統之大終點。而通海之路既經浚深以後,彼又將為重要僅亞於三大港之海港矣。

  乙海州

  海州位於中國中部平原東陲,此平原者,世界中最廣大肥沃之地區之一也。海州以為海港,則剛在北方大港與東方大港二大世界港之間,今已定為東西橫貫中國中部大幹線海蘭鐵路之終點。海州又有內地水運交通之利便,如使改良大運河其他水路系統已畢,則將北通黃河流域,南通西江流域,中通揚子江流域。海州之通海深水路,可稱較善。在沿江北境二百五十英里海岸之中,只此一點,可以容航洋巨舶逼近岸邊數英里內而已。欲使海州成為吃水二十英尺之船之海港,須先浚深其通路至離河口數英里外,然後可得四尋深之水。海州之比營口,少去結冰,大為優越;然仍不能不甘居營口之下者,以其所控腹地不如營口之宏大,亦不如彼在內地水運上有獨佔之位置也。

  丙福州

  福建省城在吾二等海港中居第三位。福州今日已為一大城市,其人口近一百萬,位於閩江之下游,離海約三十英里。此港之腹地,以閩江流域為範圍,面積約三萬方英里。至於此流域以外之地區,將歸他內河商埠或他海港所管,故此港所管地區又狹於海州。所以以順位言,二等海港之中,此港應居第三位。福州通海之路,自外閂洲以至金牌口,水甚淺;自金牌口而上,兩岸高山夾之,既窄且深,直至於羅星塔下。

  吾擬建此新港於南台島之下游一部,以此地地價較賤,而施最新改良之餘地甚多也。客船舶之鎖口水塘,應建設於南台島下端,近羅星塔處。閩江左邊一支,在福州城上游處應行閉塞,以集中水流,為沖刷南台島南邊港面之用。其所閉故道,繞南台島北邊者,應留待自然填塞,或遇有必要,改作蓄潮水塘(收容潮漲時之水,俟潮退時放出,以助沖洗港內浮沙),以沖洗羅星塔以下一節水道。閩江上段,應加改良,人力所能至之處為止,以供內地水運之用。其下一段,自羅星塔以至於海,必須範圍整治之,以求一深三十英尺以上之水道,達於公海。於是福州可為兩世界大港間航洋汽船之一寄港地矣。

  丁欽州

  欽州位於東京灣之頂,中國海岸之最南端。此城在廣州即南方大港之西四百英里。凡在欽州以西之地,將擇此港以出於海,則比經廣州可減四百英里。通常皆知海運比之鐵路運價廉二十倍,然則節省四百英里者,在四川、貴州、雲南及廣西之一部言之,其經濟上受益為不小矣。雖其北亦有南寧以為內河商埠,比之欽州更近腹地,然不能有海港之用。所以直接輸出入貿易,仍以欽州為最省儉之積載地也。

  改良欽州以為海港,須先整治龍門江,以得一深水道直達欽州城。其河口當浚深之,且范之以堤,令此港得一良好通路。此港已選定為通過湘、桂入粵之株欽鐵路之終點。雖其腹地較之福州為大,而吾尚置之次位者,以其所管地區,同時又為廣州世界港、南寧內河港所管,所以一切國內貿易及間接輸出入貿易皆將為他二港所佔,惟有直接貿易始利用欽州耳。是以腹地雖廣,於將來二等港中,欲凌福州而上,恐或不可能也。

  此三個世界大港、四個二等港之外,吾擬於中國沿海,建九個三等港,自北至南如下:

  甲葫蘆島。

  乙黃河港。

  丙芝罘。

  丁寧波。

  戊溫州。

  己廈門。

  庚汕頭。

  辛電白。

  壬海口。

  甲葫蘆島

  此島為不凍深水港,位於遼東灣頂西側,離營口約六十英里。論東三省之冬期港,此港位置遠勝大連,以其到海所經鐵路較彼短二百英里,又在豐富煤田之邊沿也。當此煤田及其附近礦產既開發之際,葫蘆島將為三等港中之首出者,為熱河及東蒙古之良好出路。此港又可計劃之,以為東蒙古及滿洲全部之商港,以代營口,但須建一運河以與遼河相連耳。將來惟有由內地水路交通可以成一重要商港,而葫蘆島恰亦與之相同,所以葫蘆島若得內地水路交通,自然可代營口而興。如使確知於此鑿長距離運河,以通葫蘆島於遼河,比之建一深水港面於營口,經濟上更為廉價,則葫蘆島港面應置之於此半島之西北邊,不如今之計劃置之半島之西南。蓋今日之位置,不足以多容船舶碇泊,除非建一廣大之防波堤直入深海中,此工程所費又甚多也。且此狹隘之半島,又不足以容都市規劃,若其在他一邊,則市街可建於本陸,有無限之空隙容其發展也。

  吾意須自連山灣之北角起,築一海堤,至於葫蘆島之北端,以閉塞連山灣,使成為鎖口港面。在葫蘆島之頸部,開一口,向南方深水處;此閉塞港面,應有十英方里之廣。但此中現在只有一部分須浚至所求之深。在此港面北方,須另留一出口,介於海堤、海岸之間,以通其鄰近海灣。並須另建一防波堤,橫過第二海灣。由該處起,應建一運河,或鑿之於海岸線內,或建一海堤與海岸線平行、至與易鑿之低地連接為止。再由該地開鑿運河,與遼河相連。如能為葫蘆島鑿此運河,則此島立能取營口而代之,居二等港首位矣。

  乙黃河港

  此港將位於黃河河口北直隸灣之南邊,離吾人之北方大港約八十英里。當整治黃河工程已完成之日,此河口將得為航洋汽船所經由,自然有一海港萌芽於是。以是所管北方平原在直隸、山東、河南各省有相當之部分,而又益以內地水運交通,所以此港欲不成為重要三等海港,亦不可得矣。

  丙芝罘

  芝罘為老條約港,位於山東半島之北側,嘗為全中國北部之惟一不凍港矣。自其北方有大連開發,南方又有青島興起,其貿易遂與之俱減。以海港論,如使山東半島之鐵路得其開發,而築港之工程又已完畢,則此港自有其所長。

  丁寧波

  寧波亦一老條約港也,位於浙江省之東方,甬江一小河之口。此地有極良通海路,深水直達此河之口。此港極易改良,只須范之以堤,改直其沿流兩曲處,直抵城邊。寧波所管腹地極小,然而極富;其人善企業,其以工作手工知名,肩隨於廣州。中國之於實業上得發展者,寧波國當為一製造之城市也。但以東方大港過近之故,寧波與外國直接之出入口貿易未必能多,此種貿易多數歸東方大港。故以寧波計,有一相當港面以為本地及沿岸載貨之用,亦已足矣。

  戊溫州

  溫州在浙江省之南,甌江之口。此港比之寧波,其腹地較廣,其周圍之地區皆為生產甚富者,如使鐵路發展,必管有相當之地方貿易無疑。現在港面極淺,中等沿岸商船已不能進出。吾意須於盤石衛即溫州島之北(溫州島者,甌江口之小島,非溫州城)建築新港。由此目的,須建一堰於北岸與溫州島北端之間,使此島北之河流完全閉塞,單留一閉鎖之入口。至於甌江,應引之循南水道,經溫州島,使其填塞附近淺地之大區,而又以范上段水流也。其自虎頭島南邊以至此港之通路,應行浚深。在此通路右,應於溫州島與尾妖島之間淺處,及尾妖島與三盤島各淺處之間建堤。於是成一連堤,可以防甌江沙泥不令侵入此通路。如此,然後溫州新港可以得一恆常深水道也。

  己廈門

  此亦一老條約港也,在于思明島。廈門有深廣且良好之港面,管有相當之腹地,跨福建、江西兩省之南部,富於煤鐵礦產。此港經營對馬來群島及南亞細亞半島之頻繁貿易,所有南洋諸島、安南、緬甸、暹羅、馬來各邦之華僑大抵來自廈門附近,故廈門與南洋之間載客之業極盛。如使鐵路已經發展,穿入腹地煤鐵礦區,則廈門必開發而為比現在更大之海港。吾意須於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以為江西、福建南部豐富礦區之一出口。此港應施以新式設備,使能聯陸海兩面之運輸以為一氣。

  庚汕頭

  汕頭在韓江口,廣東省極東之處。以移民海外之關係,汕頭與廈門極相類似,以其亦供大量之移民於東南亞細亞及馬來群島也。故其與南洋來往船客之頻繁,亦不亞廈門。以海港論,汕頭大不如廈門,以其入口通路之淺也。然以內地水運論,則汕頭為較勝,以用淺水船則韓江可航行者數百英里也。圍汕頭之地,農產極盛,在南方海岸能追隨廣州河汊者,獨此地耳。韓江上一段,煤鐵礦極富。汕頭通海之路,只須少加範圍浚渫之功,易成為一地方良港也。

  辛電白

  此港在廣東省海岸、西江河口與海南島間當中之點。其周圍地區富於農產、礦田,則此地必須有一商港,以供船運之用矣。如使以堤全圍繞電白灣之西邊,另於灣之東南半島頸地開一新出入口,以達深海,則電白可成一佳港面,而良好通路亦可獲得矣。港面本甚寬闊,但有一部須加浚渫,以容巨船,其餘空隙則留供漁船及其他淺水船之用。

  壬海口

  此港位於海南島之北端,瓊州海峽之邊,與雷州半島之海安相對。海口與廈門、汕頭俱為條約港,巨額之移民赴南洋者,皆由此出。而海南固又甚富而未開發之地也。已耕作者僅有沿海一帶地方,其中央猶為茂密之森林,黎人所居,其藏礦最富。如使全島悉已開發,則海口一港,將為出入口貨輻輳之區。海口港面極淺,即行小船,猶須下錨於數英里外之油船地,此於載客、載貨均大不便。所以海口港面必須改良。況此港面,又以供異日本陸及此島鐵路完成之後,兩地往來接駁貨載之聯絡船碼頭之用也。

  於漁業港一層,吾前所述之頭二三等海港均須兼為便利適合漁業之設備,即三個頭等港、四個二等港、九個三等港皆同時為漁業港也。然除此十六港以外,中國沿岸仍有多建漁業港之餘地,抑且有其必要。故吾意在北方奉天、直隸、山東三省海岸,應設五漁業港如下:

  (1)安東在高麗交界之鴨綠江。

  (2)海洋島在鴨綠灣遼東半島之南。

  (3)秦皇島在直隸海岸遼東灣與直隸灣之間,現在直隸省之獨一不凍港也。

  (4)龍口在山東半島之西北方。

  (5)石島灣在山東半島之東南角。

  東部江蘇、浙江、福建三省之海岸,應建六漁業港如下:

  (6)新洋港在江蘇省東陲,舊黃河口南方。

  (7)呂四港在揚子江口北邊一點。

  (8)長塗港在舟山列島之中央。

  (9)石浦浙江之東,三門灣之北。

  (10)福寧在福建之東,介於福州與溫州之間。

  (11)湄州港福州與廈門之間,湄州島之北方。

  南部廣東省及海南島海岸,應建四漁業港如下:

  (12)汕尾在廣東之東海岸,香港、汕頭之間。

  (13)西江口此港應建於橫琴島之北側。西江口既經整治以後,橫琴島將借海堤以與本陸相連,而有一良好港面地區出現矣。

  (14)海安此港位於雷州半島之末端,隔瓊州海峽與海南島之海口相對。

  (15)榆林港海南島南端之一良好天然港面也。

  以此十五漁業港,合之前述各較大之港,總三十有一。可以連合中國全海岸線,起於高麗界之安東,止於近越南界之欽州。平均每海岸線百英里,而得一港。吾之中國海港及漁業港計劃,於是始完。

  瞥見之下,當有致疑於一國而須如是之多海港與漁業港者。然讀者須記此中國一國之大與歐洲等,其人則較歐洲為多。如使吾人取西歐海岸線與中國等長之一節計之,則知歐洲海港之多,遠過中國。歐洲海岸線之長過中國數倍,而以每百英里計,尚不止有一與此相當型式之港。例如荷蘭,其全地域不較大於吾人三等港中汕頭一港之腹地,而尚有安斯得坦與洛得坦1兩頭等海港[今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鹿特丹(Rotterdam)。],又有多數之小漁業港附隨之。又使與北美合眾國較其海港,美國人口僅得中國四分之一,而單就其大西洋沿岸海港而論,已數倍於吾計劃中所舉之數。所以此項海港之數,不過僅敷中國將來必要之用而已。且吾亦僅擇其自始有利可圖者言之,以堅守第一計劃中所標定之「必選有利之途」一原則也。

  第五部創立造船廠

  當中國既經按吾計劃發展無缺之際,其急要者,當有一航行海外之商船隊,亦要多數沿岸及內地之淺水運船,並須有無數之漁船。當此次世界大戰未開之際,全世界海船噸數為四千五百萬噸;使中國在實業上,按其人口比例,有相等之發達,則至少須有航行海外及沿岸商船一千萬噸,然後可敷運輸之用。建造此項商船,必須在吾發展實業計劃中占一位置。以中國有廉價之勞工與材料,固當比外國為吾人所建所費較廉。且除航海船隊以外,吾人尚須建造大隊內河淺水船及漁船,以船載此等小船遠涉重洋,實際不易,故外國船廠不能為吾建造此等船隻,則中國於此際必須自設備其船廠,自建其淺水船漁船船隊矣。然則建立造船廠者,必要之企業,又自始為有利之企業也。此造船廠應建於內河及海岸商埠,便於得材料人工之處。所有船廠應歸一處管理,而投大資本於此計劃,至年可造各種船隻二百萬噸之限為止。一切船舶當以其設計及其設備定有基準,所有舊式內河淺水船及漁船,當以新式效力大之設計代之。內河淺水船當以一定之吃水基準為基礎設計之,如二英尺級、五英尺級、十英尺級之類。魚拖船(船旁拖網者)應以行一日、行五日、行十日分級為基準。沿海船可分為二千噸級、四千噸級、六千噸級。而駛赴海外之船,則當設定一萬二千噸級、二萬四千噸級、三萬六千噸級為基準。於是今日以萬計之內河船及漁艇來往中國各江、各湖、各海岸者,將為基準劃一,可使費少、功多、較新、較廉之船隻所代矣。

  第四計劃

  在吾第一、第三兩計劃,吾已詳寫吾西南鐵路系統、西北鐵路系統兩規劃矣。前者以移民於蒙古、新疆之廣大無人境地,消納長江及沿海充盈之人口為目的,而又以開發北方大港;後者則所以開中國西南部之礦產富源,又以開發廣州之南方大港也。此外仍須有鐵路多條,以使全國得相當之開發。故於此第四計劃,吾於《國際共同發展計劃》緒論中所擬十萬英里之鐵路細加說明,其目如下:

  (一)中央鐵路系統。

  (二)東南鐵路系統。

  (三)東北鐵路系統。

  (四)擴張西北鐵路系統。

  (五)高原鐵路系統。

  (六)創立機關車、客貨車製造廠。

  第一部中央鐵路系統

  此系統將為中國鐵路系統中最重要者,其效能所及之地區,遍包長江以北之中國本部,及蒙古、新疆之一部。論此廣大地域之經濟的性質,則其東南一部人口甚密,西北則疏;東南大有礦產之富,而西北則有潛在地中之農業富源。所以此系統中每一線,皆能保其能有利如京奉路也。

  以此北方、東方兩大港為此系統諸路之終點故,吾擬除本區現有及已計劃各線之外,建築下列各線,合而成為中央鐵路系統:

  天東方大港塔城線。

  地東方大港庫倫線。

  玄東方大港烏裡雅蘇台線。

  黃南京洛陽線。

  宇南京漢口線。

  畝西安大同線。

  洪西安寧夏線。

  荒西安漢口線。

  日西安重慶線。

  月蘭州重慶線。

  盈安西州于闐線。

  昃婼羌庫爾勒線。

  辰北方大港哈密線。

  宿北方大港西安線。

  列北方大港漢口線。

  張黃河港漢口線。

  寒芝罘漢口線。

  來海州濟南線。

  暑海州漢口線。

  往海州南京線。

  秋新洋港南京線。

  收呂四港南京線。

  冬海岸線。

  藏霍山嘉興線。

  天東方大港塔城線

  此線起自東方大港之海邊,向西北直走,至俄國交界之塔城為止,全長約三千英里。如使以上海為東方大港,則滬寧鐵路即成為此路之首一段。但若擇用乍浦,則此線應沿太湖之西南岸,經湖州、長興、溧陽,以至南京。於是在南京之南,渡長江,至全椒及定遠。此時線轉而西,經壽州及穎上,於新蔡入河南界。在確山,橫截京漢線後,過泌陽、唐縣、鄧州,轉而西北,至浙川及荊紫關,入陝西界。溯丹江谷地而上,通過龍駒寨及商州,度藍關至藍田及西安。西安者,陝西之省城,中國之古都也。由西安循渭河而西行,過盩屋、郿縣、寶雞,於三坌入甘肅界。進向泰州、鞏昌、狄道,及於甘肅省城之蘭州。自蘭州從昔日通路,以至涼州、甘州、肅州、玉門及安西州。由此西北行,橫絕沙漠以至哈密。自哈密轉而西,達土魯番。在土魯番,與西北鐵路系統之線會,即用其線路軌,以至迪化及綏來。自綏來與該線分離,直向邊界上之塔城,途中切斷齊爾山而過。此線自中國之一端至於他一端,全長三千英里,僅經過四山脈。而此四山脈皆非不可逾越者,由其自未有歷史以前已成為亞洲貿易路一事,可以知之矣。

  地東方大港庫倫線

  此線自東方大港起,即用天線路軌迄於定遠。定遠即在南京渡江後第二城也。自定遠起,始自建其路軌,進向西北,達於淮河上之懷遠。於是歷蒙城、渦陽及毫州,更轉迻北,過安徽界,入河南,經歸德,又出河南界,入山東界。於是經曹縣、定陶、曹州,渡黃河,入直隸界。通過開州,再入河南,至於彰德。自彰德循清漳河谷地西北走,出河南界,入山西界。於是本線通過山西省大煤鐵礦田之東北隅矣。既入山西,仍遵此谷地,至遼州及儀城,越分水界,入洞渦水谷地,至榆次及太原。自太原西北進,入山西省之別一煤鐵礦區,至於岢嵐。又轉而西,至保德,於此渡黃河,至府谷,陝西省之東北隅也。此線自府谷北行,截開萬里長城,入綏遠區,再渡黃河,至薩拉齊。由薩拉齊起西北行,截過此大平原,至西北干路之甲接合點。在此處與多倫諾爾、庫倫間之公線合,以至庫倫。此線自中國中部人口最密之地,通至中部蒙古土沃人稀之廣大地域。其自定遠至甲接合點之間,約長一千三百英里。

  玄東方大港烏裡雅蘇台線

  自東方大港,因用天線路軌,至於定遠;再用地線路軌,至於毫州。由毫州起,分支自築路軌,西向行越安徽省界,至河南之鹿邑。自此處轉向西北,逾太康、通許,以及中牟。在中牟與海蘭線相會,並行至於鄭州、榮陽、汜水。在汜水渡過黃河,至溫縣。又在懷慶出河南界,入山西界。於是乃過陽城、沁水、浮山,以至平陽。在平陽渡汾水,至蒲縣、大寧。轉而西,至省界,再渡黃河,入陝西境。於是進至延長,遵延水流域,以至於延安、小關、靖邊,然後循長城之南邊,以入甘肅。又渡黃河,至寧夏。自寧夏而西北,過賀蘭山脈,至沙漠緣端之定遠營。於此取一直線向西北走,直至西北鐵路系統之乙接合點,與此系統合一線以至烏裡雅蘇台。此線所經之沙漠及草地之部分,均可以以灌溉工事改善之。其自毫州至乙接合點之距離,為一千八百英里。

  黃南京洛陽線

  此線走於中國兩古都之間,通過煙戶極調、地質極肥之鄉落,又於洛陽一端觸及極豐富之礦田。此線自南京起,走於天、地兩線公共路軌之上,自懷遠起始分支西行,至太和。既過太和,乃逾安徽界,入河南界。又沿大沙河之左岸,至周家口,此一大商業市鎮也。自周家口進至於臨穎,與京漢線交。更進至襄城、禹州,則河南省大煤礦田所在地也。自禹州而往,過嵩山分水界,以逮洛陽,與自東徂西之海蘭線相會。此線自懷遠至洛陽,凡三百英里。

  宇南京漢口線

  此線應循揚子江岸而行,以一支線與九江聯絡。自南京對岸起西南行,至和州、無為州及安慶。安慶者,安徽省城也。自安慶起,仍循同一方向至宿松、黃梅。自黃梅別開一支線,至小池口,渡揚子江,以達九江。本線則自黃梅轉而西至廣濟,又轉而西北至蘄水,卒西向以至漢口,距離約三百五十英里,而所走之路平坦較多。

  宙西安大同線

  此線自西安起,北行至於三原、耀州、同官、宜君、中部、甘泉,以至延安,與東方大港烏裡雅蘇台線相會。自延安起轉而東北,至於綏德、米脂及黃河右岸之葭州,即循此岸而行,至蔚汾河與黃河匯流處(在對岸)。渡黃河至蔚汾河谷地,循之以至興縣、岢嵐,在岢嵐與東方大港庫倫線相交。過岢嵐,至五寨及羊房。在羊房截長城而過,至朔州,乃至大同,與京綏線相會。此線約長六百英里。經過陝西有名之煤油礦,又過山西西北煤田之北境,其在終點大同與京綏線合。借大同至張家口一段之助,可與將來西北系統中聯絡張家口與多倫諾爾之一線相屬。

  洪西安寧夏線

  此線應自西安起,西北向行,至涇陽縣、淳化、三水(今改稱枸邑)。過三水後,出陝西界,入甘肅界,於正寧轉而西,至寧州。自寧州始入環河谷地,循其左岸,上至慶陽府及環縣。乃離河岸,經清平、平遠後,與環河相會。仍循該谷地,上至分水界。過分水界後,至靈州,渡黃河至寧夏。此線長約四百英里,經過礦產及石油最富之地區。

  荒西安漢口線

  此線聯絡黃河流域最富饒一部與中部長江流域最富饒一部之一重要線路。此線自西安起,用天線路軌,過秦嶺,進至丹江谷地。直至浙川,始分線南行,過省界,至湖北。循漢水左岸,經老河口,以至襄陽對岸之樊城。由樊城仍循此岸以至安陸,由此以一直線東南至漢川及漢口。全線約長三百英里。

  日西安重慶線

  此線自西安起,直向南行,度秦嶺,入漢水谷地。經寧陝、石泉、紫陽,進入任河谷地,逾陝西之南界,於大竹河入四川界。於是逾大巴山之分水界,以入太平河谷地。循此谷地而下,至綏定及渠縣,乃轉入此谷地之左邊,至於鄰水。又循商路,以至江北及重慶。此線全長約四百五十英里,經由極多產物之地區及富於材木之地。

  月蘭州重慶線

  此線從蘭州起西南行,用天線之線路,直至狄道為止。由此分支進入洮河谷地,過岷山分水界,入黑水谷地沿之而下,至於階州及碧口。自碧口而降,出甘肅界,入四川界,進逮昭化黑水河,即在昭化與嘉陵江合。自昭化起,即順嘉陵江,降至保寧、順慶、合州以及重慶。此線的長六百英里,經過物產極多、礦山極富之地區。

  盈安西州于闐線

  此線貫通於戈壁沙漠與阿勒騰塔格嶺中間一帶肥沃之地。雖此一帶地方,本為無數山間小河所灌溉,潤澤無缺,而人口尚極蕭條,則交通方法缺乏之所致也。此線完成之後,此一帶地方必為中國殖民最有價值之處。此線起自安西州,西行至敦煌,循羅布泊沼地之南緣端,以至婼羌。自婼羌仍用同一方向,經車城,以至於闐,與西北系統線之終點相接。借此系統之助,得一東方大港與中國極西端之喀什噶爾直接相通之線。自安西州以至於闐,長約八百英里。

  昃婼羌庫爾勒線

  此線沿塔里木河之下游,截過沙漠,其線路兩旁之地給水豐足,鐵路一旦完成,即為殖民上最有價值之地。本線長約二百五十英里,與走於沙漠北緣端之線相聯屬。沙漠兩邊肥饒土地之間,此為捷徑。

  辰北方大港哈密線

  此線自北方大港西北行,經寶坻、香河,以至北京。由北京起即用京張路軌,以至張家口,由此以進入蒙古高原。於是循用商隊通路,向西北行,以至陳台、布魯台、哲斯、托裡布拉克。自托裡布拉克向西,取一直線,橫度內外蒙古之平原及沙漠,以至哈密,以與東方大港塔城線相聯絡。而該線則直通於西方新疆首府之迪化。故此線,即為迪化城與北京及北方大港之直通線。此線長約一千五百英里,其中有大部分走於可耕地之上。然則其完成之後,必為殖民上最有價值之鐵路矣。

  宿北方大港西安線

  此線自北方大港西行,至於天津。由該處西行,經過靜海、大城,以至河間。由河間更偏西行,至於深澤、無極,又與京漢線交於正定,即於此處與正太線相接。自正定起,即用正太線路。但該線之窄軌,應重新建築,改為標準軌闊,此所以便於太原以往之通車也。自太原起,此線向西南行,經交城、文水、汾州、隰州,以至大寧。由大寧轉而西行,渡黃河。又西南行,至宜川、洛川、中部。在中部,與西安大同線相會,即用其路線以達西安。此線長約七百英里。其所經者,則農產物極多之地區,又煤、鐵、石油豐富廣大之礦田也。

  列北方大港漢口線

  此線自北方大港起,循海岸而行,至北塘、大沽、岐口,又至鹽山,出直隸界,入山東界於樂陵。自樂陵而往,經德平、臨邑,至禹城,與津浦線相交,進至東昌、范縣,於是渡黃河,至曹州。既過曹州,出山東界,入河南界,與海蘭線相交,至睢州。由此進至太康,與玄線相交,經陳州及周家口,與黃線相交,又至項城、新蔡、光州及光山。既過光山,逾分界嶺,入湖北境,經黃安,至漢口。此線長約七百英里,自北方大港以至中國中部之商業中心。

  張黃河港漢口線

  此線自黃河港起,西南行,至於博興、新城、長山。乃與膠濟線相交,至博山。上至分水界,入於汶河谷地,至泰安。與津浦線相交,又至寧陽及濟寧。自濟寧而進,以一直線向西南,至安徽之毫州、河南之新蔡。自新蔡起,與北方大港漢口線合,以至漢口。自黃河港至新蔡,約四百英里。

  寒芝罘漢口線

  此線起於山東半島北邊之芝罘,即橫斷此半島,經過萊陽、金家口,以至於其南邊之即墨。由即墨起,向西南,過膠州灣頂之窪泥地,作一直線,至於諸城。既過諸城,越分水界以入沭河谷地,至莒州及沂州,進至徐州,與津浦海蘭線相會。自徐州起,即用津浦路軌,直至安徽之宿州。乃分路至蒙城、穎州,過省界,入河南光州,即於此處與北方大港漢口線相會,由之以至漢口。此線自芝罘至光州,長約五百五十英里。

  來海州濟南線

  此線發海州,循臨洪河至歡墩埠,轉西向,至臨沂。由臨沂始轉北向,次西北向,經蒙陰、新泰,至泰安。在泰安與津浦線會合,取同一軌道,而至濟南。此線自海州至泰安,長約一百一十英里,經過山東南部之煤鐵礦場。

  暑海州漢口線

  此線自海州出發,西南行,至沭陽與宿遷,或與現在海蘭線之預定線路相同。自宿遷而往,經泗州、懷遠,與東方大港庫倫線及烏裡雅蘇台線相交。既過懷遠,乃向壽州及正陽關,即循同一方向,橫過河南省之東南角及湖北之分界嶺,過麻城,至漢口。長約四百英里。

  往海州南京線

  此線從海州向南至安東,稍南至淮安。既過淮安,渡寶應湖(此湖應按第二計劃第四部整治淮河,施以填築),經天長、六合,以至南京。全長一百八十英里。

  秋新洋港漢口線

  此線自新洋港而起,至於鹽城,過大縱湖(此亦應填築),至淮安。自淮安轉向西南,渡過洪澤湖之東南角(此湖仍應填築),至安徽之盯眙。既過盯眙,在明光附近與津浦線相交,又至定遠,與地、玄兩線相會。過定遠後,進至六安、霍山,逾湖北之分界嶺,過羅田,以至漢口。全長約四百二十英里。

  收呂四港南京線

  此線由呂四港而起。呂四港者,將來於揚子江口北端盡處應建之漁業港也。自呂四港起西行,至於通州。轉西北行,至如皋。又西行至泰州、揚州、六合、南京。全長約二百英里。

  冬海岸線

  此線自北方大港起,循北方大港漢口線,至於岐口。始自開線路,密接海岸以行,過直隸界,至山東之黃河港,進至於萊州。自萊州離海岸,畫一直線,至招遠及芝罘,以避煙濰鐵路之計劃線。由芝罘轉而東南,經過寧海及文登。自文登引一支線至榮城,又一線至石島,其本線轉而西南,至海陽及金家口,與芝罘漢口線合。循之直至於膠州灣之西端,折而南至靈山衛。自靈山衛轉而西南,循海岸至日照,過山東界,入江蘇省,經贛榆,至海州。於是向西南,進至鹽城、東台、通州、海門,以達於崇明島。此島以揚子江之治水堤之故,將與大陸聯為一氣矣。其自崇明赴上海,可用渡船載列車而過。此自岐口迄崇明之線,約長一千英里。

  藏霍山蕪湖蘇州嘉興線

  此線自霍山起,至舒城及無為,乃過揚子江,至蕪湖。又過高淳、溧陽、宜興,過太湖之北端(將來填築),至蘇州,與滬寧線會。過蘇州後,轉而南,至滬杭線上之嘉興。此線走過皖、蘇兩省富庶之區,長三百英里,將成為上海、漢口間之直接路線之大部分。

  中央鐵路系統各線,全長統共約一萬六千六百英里。

  第二部東南鐵路系統

  本系統縱橫布列於一不規則三角形之上。此三角形以東方大港與廣州間之海岸線為底,以揚子江重慶至上海一段為一邊,更以經由湖南之廣州重慶甲線為第二邊,而以重慶為之頂點。此三角形全包有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並及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廣東之各一部。此地富有農礦物產,而煤鐵尤多,隨在有之,且全區人口甚密,故其建鐵路,必獲大利。

  以東方大港、南方大港及其間之二三等港,為此鐵路之終點,可建築下列之各線:

  天東方大港重慶線。

  地東方大港廣州線。

  玄福州鎮江線。

  黃福州武昌線。

  宇福州桂林線。

  宙溫州辰州線。

  洪廈門建昌線。

  荒廈門廣州線。

  日汕頭常德線。

  月南京韶州線。

  盈南京嘉應線。

  昃東方南方兩大港間海岸線。

  辰建昌沅州線。

  天東方大港重慶線

  此線越揚子江以南,殆以一直線聯結中國西方商業中心之重慶與東方大港。此線起於東方大港,至杭州,經臨安、昌化,以至安徽省之徽州(歙縣)。由徽州進至休寧、祁門,於是越省界,入江西境,過湖口,至九江。自九江起,循揚子江右岸,越湖北界,至興國州,又進至通山、崇陽。在崇陽逾界至湖南嶽州。自岳州起,取一直線,貫洞庭湖(此湖將來進行填塞)至於常德。由常德溯漊水谷地而上,過慈利,再逾省界,入湖北之鶴峰,於是及於施南與利川。在施南應開一支線,向東北界走,至宜昌;在利川應另開一支線,西北行至萬縣。此宜昌、萬縣兩地,均在長江左岸。自利川而後,入四川界,過石#,至涪州。遂過烏江,循揚子江右岸而上,至與廣州重慶乙線會而後已。此後以同一之橋渡江,至對岸之重慶。連支線,長約一千二百英里。

  地東方大港廣州線

  此線由一頭等海港,以一直線,至他頭等海港。自東方大港起,至杭州。折而西南行,遵錢塘江左岸,過富陽、桐盧,至嚴州及衢州。更進過浙,贛省界,至廣信(上饒)。由廣信起,經上清、金溪,至建昌,然後進至南豐、廣昌、寧都。由寧都而往,至零都、信豐、龍南。過贛、粵界嶺,至長寧(新豐)。於是經從化,以至廣州。長約九百英里。

  玄福州鎮江線

  此線起自福州,經羅源、寧德,以至福安。於是進而逾閩、浙邊界,以至泰順、景寧、雲和、處州。於是進經武義、義烏、諸暨,以達杭州。杭州以後經德清及湖州,逾浙江省界,以入江蘇,循宜興、金壇、丹陽之路而進,以至鎮江。此線長五百五十英里。

  黃福州武昌線

  此線自福州起,沿閩江左岸,過水口及延平,至於邵武。邵武以後過福建界,入於江西,經建昌及撫州,以至省城南昌。由南昌而入湖北之興國,過之,以至湖北省城武昌。全長約五百五十英里。

  宇福州桂林線

  此線自福州起,渡過閩江,進而取水福(永泰)、大田、寧洋、連城一路,以至汀州(長汀)。於是過閩、贛省界,入於瑞金。由瑞金進至雩都、贛州,又進至上猶及崇義。崇義以後,過贛、湘邊界,至桂陽縣(汝城)及郴州,與粵漢線交於郴州,遂至桂陽州。又進至於新田、寧遠、道州,與廣州重慶甲乙兩線相遇。道州以後,轉而南,循道江谷地而上,至廣西邊界,過界直至桂林。此線長約七百五十英里。

  宙溫州辰州線

  此線由溫州新港起,循甌江左岸而上,至於青田。由青田進向處州及宣平,轉而西出浙江省界,入江西之玉山。自玉山經過德興、樂平,乃沿鄱陽湖之南岸,經余干,至於南昌。由南昌經過瑞州(高安)、上高、萬載,逾江西省界,入湖南之瀏陽,遂至長沙。由長沙經寧鄉、安化,以至辰州,與廣州重慶甲線及沙市興義線會合。長約八百五十英里。

  洪廈門建昌線

  此線自廈門新港起,至長泰。溯九龍江而上,至漳平、寧洋、清流及建寧縣。自建寧以後,過省界,至江西之建昌,與東方大港廣州線、福州武昌線、建昌沅州線相會。此線長約二百五十英里。

  荒廈門廣州線

  此線自廈門新港起,進至漳州、南靖、下洋。於此出福建界,至廣東之大埔。由大埔過松口、嘉應、興寧、五華。於五華,過韓江及東江之分水界,至龍川。乃遵東江而下,至河源。又過一分水界,至於龍門、增城,以至廣州。長約四百英里。

  日汕頭常德線

  此線自汕頭起,進至潮州、嘉應,出廣東界,至江西之長寧(尋鄔)。自長寧越分水界,入貢江谷地,循之以下,至於會昌、贛州。由贛州以至龍泉(遂川)、永寧(寧岡)、蓮花。在蓮花逾江西界,入湖南,於是進至株洲及長沙。由長沙經過寧鄉、益陽,終於常德與東方大港重慶線及沙市興義線相會。此線長約六百五十英里。

  月南京韶州線

  此線自南京起,循揚子江右岸而上,至於太平、蕪湖、銅陵、池州、東流以後,出安徽界,入江西之彭澤,遂至湖口。在湖口與東方大港重慶線會,即用該線之橋,以至鄱陽港。於是沿鄱陽湖之西岸,經過南康(星子)、吳城,以至南昌,與溫州辰州線及福州武昌線會於南昌。由南昌溯贛江谷地而上,由臨江(江渡)至吉安,與建昌沅州之計劃線交於吉安。由吉安至於贛州,復與福州桂林線交焉。於是進向南康縣,及南安。南安以後,過大瘐嶺分界處,入廣東之南雄。於是經始興,至韶州,與粵漢線會。此線長約八百英里。

  盈南京嘉應線

  此線自南京起,進至溧水、高淳。於是出江蘇界,入安徽之宣城。自宣城進至寧國及徽州(歙縣)。徽州以後,出安徽界,入浙江界,經開化、常山及江山。出浙江界,入福建之浦城。自浦城,由建寧(建甌)以至延平,與福州武昌線交,更過沙縣、永安以至寧洋,與福州桂林線及廈門建昌線會。自寧洋復進至龍巖、永定,至松口與廈門廣州線合,迄嘉應而止。所經之路約七百五十英里。

  昃東方南方兩大港間海岸線

  此線自南方大港廣州起,與廣九鐵路采同一方向,行至石龍,乃自擇路線,取東江沿岸一路,以至惠州。由惠州經三多視、海豐、陸豐,轉東北行,至揭陽及潮州。潮州以後,經饒平出廣東界,入福建之詔安。自詔安經雲霄、漳浦、漳州,以及廈門。由廈門,歷泉州、興化,而至福州省城。自福州以後,用與福州鎮江線同一之方向抵福安,乃轉而東,至福寧,又轉而北,至福鼎。過福鼎後,出福建界,入浙江界,經平陽,至溫州。於溫州渡甌江,進至樂清、黃巖、台州。又進歷寧海,至於寧波,以為終點。即用杭甬鐵路,經杭州,以與東方大港相接。此線自廣州至寧波,長約一千一百英里。

  辰建昌沅州線

  此線自建昌起,行經宜黃、樂安、永豐、吉水,以至吉安,即於該地與南京韶州線相交。由吉安進而及永新、蓮花,與汕頭常德線會。於是出江西界,入湖南之茶陵,乃經安仁,至衡州,遇粵漢線。於是由衡州更進至寶慶,則與廣州重慶甲線交焉。由是西行,至於終點沅州(芷江),與沙市興義線相遇。此線長約五百五十英里。

  東南鐵路系統各線,全長統共約九千英里。

  第三部東北鐵路系統

  此系統包括滿洲之全部,與蒙古及直隸省之各一部分,佔有面積約五十萬英方里,人口約二千五百萬。其地域三面為山所圍繞,獨於南部則開放,直達至遼東海灣。在此三山脈之中,低落成為一廣浩肥美之平原,並為三河流所貫注,嫩江位於北,松花江位於東北,遼河位於南。此之境界,中國前時視之,等於荒漠,但自中東鐵路成立後,始知其為中國最肥沃之地。此地能以其所產大豆,供給日本全國與中國一部分為食料之用。此種大豆為奇美物品,在植物中含有最富蛋白質之物,早為中國人所發明;經用以代肉品,不下數千年。由此種大豆可以提出、一種豆漿,其質等於牛奶,復由此種豆奶製成各種食品,此種食品為近代化學家所證明,其涵肉質比肉類尤為豐富;而中國人與日本人用之以當肉與奶用者,已不知其始自何時矣。近來歐美各國政府之糧食管理官,對於此項用以代肉之物品,甚為注意。所以此種大豆之輸出於歐美者,亦日見增加。由此觀之,滿洲平原確可稱為世界供給大豆之產地。除此大豆以外,此平原並產各種穀類極多,就麥一類言之,已足供西伯利亞東部需用。至於滿洲之山嶺,森林、礦產素稱最富,金礦之發見於各地者亦稱最旺。

  敷設鐵路於此境域,經已證明其為最有利益之事業。現已成立之鐵路貫通於此富饒區域者,已有三幹線。如京奉線,為在中國之最旺鐵路;日本之南滿鐵路,亦為獲利最厚路線;中東鐵路,又為西伯利亞系統之最旺部分。除此以外,尚有數線為日本人所計劃經營。如欲依次發展此之富庶區域,即應敷設一網式鐵路,乃足敷用也。

  在未論及此網式鐵路之各支線以前,吾意以為當先設立一鐵路中區,猶蜘蛛巢之於蜘蛛網也。吾且名此鐵路中區曰「東鎮」。此東鎮當設立於嫩江與松花江合流處之西南,約距哈爾濱之西南偏一百英里,將來必成為一最有利益之位置。此之新鎮,不獨可為鐵路系統之中心,至當遼河、松花江間之運河成立後,且可成為水陸交通之要地。

  既以此計劃之新市鎮「東鎮」為中區,吾擬建築如下之各線:

  天東鎮葫蘆島線。

  地東鎮北方大港線。

  玄東鎮多倫線。

  黃東鎮克魯倫線。

  宇東鎮漠河線。

  宙東鎮科爾芬線。

  洪東鎮饒河線。

  荒東鎮延吉線。

  日東鎮長白線。

  月葫蘆島熱河北京線。

  盈葫蘆島克魯倫線。

  昃葫蘆島呼倫線。

  辰葫蘆島安東線。

  宿漠河綏遠線。

  列呼瑪室韋線。

  張烏蘇裡圖們鴨綠沿海線。

  寒臨江多倫線。

  來節克多博依蘭線。

  暑依蘭吉林線。

  往吉林多倫線。

  天東鎮葫蘆島線

  此是由計劃中之滿洲鐵路中區分出之第一線。比較其他直達遼東半島之不冰口岸之二線為短,路線與南滿鐵路平行。在兩線之北部末尾,相距約八十英里。依據與俄前政府所訂原約,不能在南滿鐵路百里以內建築並行路線,但當施行國際發展計劃,為共同利益起見,此等約束必須廢除。此線起自東鎮,向南延進,經過滿洲大平原,由長嶺、雙山、遼源、康平而至新民,成為一直線,約有二百七十英里之長。過新民後,即與京奉鐵路合軌,約行一百三十英里之長,即至葫蘆島。

  地東鎮北方大港線

  此是由鐵路中區直達不冰之深水港之第二線。起自東鎮,向西南方延進,經過廣安於東鎮與西遼河間之中道。在未到西遼河以前,先須經過無數小村落。當經過遼河之後,即進入熱河區域之多山境界。經過一谷地至阜新縣城,再經過分水界,進入大凌河谷地。當經過大凌河谷地之後,此線即由此河之支流,再經一分水界而入於灤河谷地。然後通過萬里長城,取道永平與樂亭,而至北方大港。此線共長約五百五十英里,前半截所經過者是平地,後半截所經過者是山區。

  玄東鎮多倫線

  此是由鐵路中區分出之第三線。向西方直走,經過平原,至洮南。由此橫過日本之計劃璦琿熱河線,並與長春洮南及鄭家屯洮南兩計劃路線之終點相合。經過洮南後,此線即沿大興安嶺山脈東南方之山腳轉向南走,在此一帶山脈,發見有最豐盛之森林與富饒之礦產。然後經過上遼河谷地,此谷地即由在北之大興安嶺與在南之熱河山所成。再通過林西與經棚等市鎮,至多倫,於是由此處與西北鐵路系統之幹線相合。此線長約有四百八十英里,大半皆在平地。

  黃東鎮克魯倫線

  此由東鎮鐵路中區分出之第四線。向西北走,幾與中東路之哈爾濱滿洲裡線平行。兩線相隔之距離,由一百英里至一百三十英里不等。此線由嫩江與松花江合流處之東鎮北部起,復向西渡嫩江,至大賚,轉西北向,橫過平原,進入奎勒河之北支流谷地。當進入此谷地後,即沿此河流直上至河源處,然後橫過大興安嶺分水界,進入蒙古平原。於是從哈爾哈河之右岸至貝爾池北之末端,由彼處轉向西走,至克魯倫河,即循克魯倫河南岸至克魯倫。此線的共長六百三十英里。

  宇東鎮漠河線

  此是由鐵路中區發出之第五線。起自嫩江與松花江合流處之北部,向西北行,橫過滿洲平原之北端,至齊齊哈爾。在齊齊哈爾與計劃之錦璦線相會,同向西北方,沿嫩江左岸走,至嫩江,而後彼此分路。於是再向西北走,進入嫩江上流谷地,至發源處再橫過大興安嶺山脈之北部末尾處至漠河,在漠河與多倫漠河線之末站相會。此線約長六百英里。全線首之四分一行經平原,其次之四分一沿嫩江下流走,第三之四分一行經上流谷地,第四之四分一截經山嶺。是為金礦產地,但天然險阻亦意中事也。

  宙東鎮科爾芬線

  此是由鐵路中區分出之第六線。起至嫩江與松花江合流處之北邊,向平原前行,經肇東、青岡等城鎮。到青岡後,波通肯河,至海倫。然後上通肯河谷地,橫過小興安嶺分水界,由此即向下進入科爾芬谷地。經車陸前行,至科爾芬,即黑龍江之右岸也。此線共長約三百五十英里,三分二為平地,三分一為山地。此為由東鎮至黑龍江之最短線,黑龍江之對岸即俄境也。

  洪東鎮饒河線

  此是由鐵路中區分出之第七線。起自嫩江、松花江合流處之北邊,經肇州,繞松花江左岸行經平原,而後再橫過中東鐵路,渡呼蘭河,而至呼蘭。過呼蘭後,向巴彥、木蘭、通河等地方前進,再渡松花江至三姓,即今名依蘭地方也。於是向前進入倭肯河谷地,過分水界,經七星碣子與大鍋蓋等地方,進入饒河谷地。於是沿此河邊經過無數村落市鎮,始至饒河縣,以饒河與烏蘇里江合流處為終點。此線之距離約有五百英里,所經之處皆為肥美土地。

  荒東鎮延吉線

  此是第八線,由鐵路中區分出。起自嫩江、松花江會流處之東邊,循松花江右岸,向東南方前行,至扶余(又名伯都訥),並經過此江邊之鎮甚多。至橫過哈爾濱大連鐵路後,即轉向東行,至榆樹與五常等地方。到五常後,此線轉偏南行,向辛德棧前進,而後依同一方向至額穆。於是由額穆渡牡丹江,然後向涼水泉與石頭河前行,至此即與日本會寧吉林線合軌,直達於延吉。此線約共長三百三十英里,經過各農產與礦產極豐富之地方。

  日東鎮長白線

  此是由鐵路中區分出之第九線。起自嫩江、松花江相會處之南部,向東南方走,橫過平原,至農安。渡伊通河,相繼向同一方進行,經過此河之各支流,至九台站。復由此與長春吉林線合軌,直行至吉林。迨至吉林後,則由其本路循松花江右岸,向東南行至拉法河合流處。即沿松花江河岸轉南行,至樺甸。即再由此溯流而上,至頭道溝,直達撫松。即轉東南行,進入松香河谷地。再溯流前行,經長白山分水界,繞天池湖邊南部,然後轉向循曖江至長白,即近高麗邊界地方也。此線之距離約共三百三十英里。最後之一部分,當經過長白分水界時,須歷許多困難崎嶇之地。

  月葫蘆島熱河北京線

  由此吾將從而另為計劃東北鐵路系統之一新組,此組以遼東半島之不冰口岸葫蘆島為總站。此第一線起自葫蘆島,向西方走進沙河谷地,至新台邊門。於是行過海亭、#牛營子、三十家子之多山境界,至平泉。復依同一方向直達熱河(又名承德)。到熱河後,由舊官路至灤平,然後轉西南向至古北口,通過萬里長城,由彼處循通路經密雲與順義,至北京。此線之距離約有二百七十英里。

  盈葫蘆島克魯倫線

  此是由葫蘆島分出之第二線。起自葫蘆島口岸,向北直走,經建平與赤峰。行過熱河之多山地域後,此線循通道而行,過遼河谷地上部,至間場、西圖、大金溝與林西等地方。到林西即進至陸家窩谷地,即由甘珠廟、右府跡,經過大興安嶺極南之分水界。然後再進至巴原布拉克、烏尼克特及歡布庫列,由此即與多倫克魯倫線合軌,直達克魯倫。此線以達至歡布庫列計之,約長四百五十英里,經過豐富之礦產、木材、農業等地方。

  昃葫蘆島呼倫線

  此是由葫蘆島分出之第三線。取道錦州,循大凌河右邊直走至義州,由此渡大凌河,至清河邊門與阜新。到阜新後,此線即向北直行至綏東,由此波西遼河至開魯,再由大魚湖與小魚湖之間直達合板與突泉。然後橫過大興安嶺,進入阿滿谷地,沿河流直達呼倫。此線長約六百英里,所經過地方皆富於礦產與農業,並有未開發之森林。

  辰葫蘆島安東線

  此第四線,自葫蘆島起,向東北方走,循計劃中之遼河葫蘆島運河邊直上,而後轉東南行至牛莊與海城,由此再轉東南行至析木城,於是與安東奉天線合軌,直達近高麗境界之安東。此線的長二百二十英里。此線與葫蘆島熱河北京線連合,則成為一由安東以外之高麗至北京之至直捷之線矣。

  宿漠河綏遠線

  此是別一組鐵路系統中之第一線,吾且進而論之。此等為環形線,以東鎮中區為軸,成二半圓形,一內一外。此之漠河綏遠線,起自漠河,沿黑龍江邊前進至烏蘇裡、額木爾蘋果、奎庫堪、安羅、倭西們等地。過彼處後,此後轉折南流,故此線亦循之至安干、察哈顏、望安達、呼瑪等處。於是再由呼瑪前行,至錫爾根奇、奇拉、滿洲屯、黑河、璦琿,在璦琿乃與錦璦線之終點相會。過璦琿後,此線即漸轉而東向,直達霍爾木勒津、奇克勒與科爾芬等處,在科爾芬與東鎮科爾芬線相會。然後由彼處再進至烏雲、佛山與蘿北,由蘿北直至同江,此即黑龍江與松花江會流之點也。此線即由此處渡松花江,抵同江。再由此向街津口額圖前行,至綏遠,即黑龍江與烏蘇裡河之合流處也。此線長約有九百英里,至所經之地方,皆系金礦產地。

  列呼瑪室韋線

  此本是漠河綏遠線之支線。起自呼瑪,循庫瑪爾河,經過大砬子與瓦巴拉溝等金礦。然後溯庫瑪爾而上,向西行,又西南偏至此河之北源。遂由彼處過分水界,進入哈拉爾谷地,於是由此各地上達室葦。此線約長三百二十英里,經過極豐富之金礦地方。

  張烏蘇裡圖們鴨綠沿海線

  此是外半圓形之第二線。由綏遠起與第一線相續,沿烏蘇里江前行,經過高蘭、富有、民康等處,至饒河,於是此線與東鎮饒河線之末站相會。由饒河起南行,則與在烏蘇里江東邊之俄烏鐵路成平行線,直達虎林而止。到虎林後即離俄羅斯線,轉向西方,循穆陵河至興凱湖之西北角之密山縣。由此再至平安鎮,轉南向,循國界在小綏芬車站橫過哈爾濱海參威線,直至東寧。到東寧後相繼南向,循國界而行,至五道溝與四道溝間之交點。然後轉而西行,至琿春,再西北走至延吉,於是與日本之會寧吉林線相會。由延吉循日本線至和龍,離日本線由圖們江左岸向西南走,經過分水界,進入鴨綠谷地,即在此處與東鎮長白線相會。過長白後即轉西向,又西北偏,沿鴨綠江右岸至臨江。彼時又復西南偏,仍沿鴨綠江右岸前行,至輯安縣。再相繼依同一方向,沿鴨綠江右岸直達安東,由此即與安東奉天鐵路相會。過安東後,向鴨綠江口之大東溝前走,循此海岸線至大孤山與莊河等處。然後轉而西向,經平西屯、房店,至吳家屯,與南滿鐵路相會。此線之距離約有一千一百英里,自頭至尾皆依滿洲東南之國界而行也。

  寒臨江多倫線

  此是東鎮鐵路中區外半圓之第三線。與在中區南部分出之支線相接。此線起自臨江,即鴨綠江之西南轉彎處也。由此處向多山地域前進,經過通化、興京與撫順等地方,至奉天,橫過南滿鐵路。於是此線由奉天與京奉線合軌,直達新民。由此橫過東鎮葫蘆島線,轉向西北走,經過新立屯,至阜新。過阜新後,此線進入遼河谷地上部之山地,直向赤峰前行,經過無數小村落與帳幕地,皆大牧場也。此線由赤峰再前行,經三座店、公主陵、大輾子等處,通過銀河谷地至發木谷,然後循吐根河至多倫諾爾。此線長五百英里。

  來節克多博依蘭線

  此是內半圓形之第一線。與東鎮鐵路中區之東北方所分出之各支線相連。起自黑龍江上游之節克多博,向東前行,又東南偏,經過大興安嶺山脈之谷地、山地數處,即至嫩江。過嫩江後,漸轉南向至克山,由被處再至海倫,然後波松花江至三姓,即依蘭也。此線長約七百英里,經過農業與金礦地方。

  暑依蘭吉林線

  此是內半圓之第二線。起自依蘭,向西南方,沿牡丹江右岸前行,經過頭站、二站、三站、四站,至城子,即由此處橫過哈爾濱海參威線。於是由牡丹江右岸渡至左岸,直往寧古塔。過寧古塔後,復向西方前行,經過甕城、藍旗站、搭拉站與鳳凰店,至額穆。於此與日本之會寧吉林線相合,向西前行,至吉林。此線所行之長度約二百英里,經過牡丹江之肥美谷地。

  往吉林多倫線

  此是在東鎮鐵路系統中內半圓形之第三線。起自吉林,循舊通路西行至長春,於是在此與中東鐵路北來之線及日本南滿鐵路南來之線之兩末站相會。過長春後,即橫過平原,至雙山,又在此與東鎮葫蘆島<線>及日本之四平街鄭家屯洮南線相會。再由雙山渡遼河,至遼源,復由彼處行經一大平原,經過東鎮北方大港線,直達綏東,與葫蘆島呼倫線相會。過綏東後,循遼河谷地上行,先橫過葫蘆島克魯倫線,然後過分水界至多倫,是為終站。此線所經之遠度約有五百英里。

  由以上所舉,方能完成吾計劃中東北鐵路之蜘蛛網系統。就全系統路線之長言之,其總數約有九千英里。

  第四部擴張西北鐵路系統

  西北鐵路系統包有蒙古、新疆與甘肅一部分之地域,面積約有一百七十萬英方里。此幅土地,大於阿根廷共和國約六十萬英方里。阿根廷為供給世界肉類之最大出產地,而蒙古牧場尚未開發,以運輸之不便利也。以阿根廷既可代美國而以肉類供給世界,如蒙古地方能得鐵路利便,又能以科學之方法改良畜牧,將來必可取阿根廷之地位而代之。此所以在此最大食物之生產地方建築鐵路為最要之圖,亦可以救濟世界食物之竭乏也。在國際共同發展中國之第一計劃中,吾曾提議須敷設七千英里鐵路於此境域,以為建築北方大港之目的,而復可以將中國東南部過密之人民逐漸遷移。但此七千英里之鐵路不過為一開拓者,如欲從實際上發展此豐富之境城,鐵路必須增築。故在此擴張西北鐵路系統之計劃中,吾提議建築下列之各線:

  天多倫恰克圖線。

  地張家口庫倫烏梁海線。

  玄綏遠烏裡雅蘇台科布多線。

  黃靖邊烏梁海線。

  宇肅州科布多線。

  宙西北邊界線。

  洪迪化烏蘭固穆線。

  荒戛什溫烏梁海線。

  日烏裡雅蘇台恰克圖線。

  月鎮西庫倫線。

  盈肅州庫倫線。

  昃沙漠聯站克魯倫線。

  辰格合克魯倫節克多博線。

  宿五原洮南線。

  列五原多倫線。

  張焉耆伊犁線。

  寒伊犁和闐線。

  來鎮西喀什噶爾線。

  天多倫恰克圖線

  此線起自多倫,向西北方前行,循驛路橫過大牧場,至喀特爾呼、闊多、蘇疊圖等處。過蘇疊圖後,此線即橫過界線至外蒙古,依同一路線至霍申屯、魯庫車魯、楊圖等地方。由彼處波克魯倫河,至額都根、霍勒闊,進入山地。於是即橫過克魯倫河分水界與赤奎河分水界,克魯倫分水界之水則流入黑龍江而至太平洋,赤奎河分水界之水則流入貝加爾湖,再由彼處至北冰洋。過克奎河分水界後,此路即循赤奎河之支派,至恰克圖。其線長約八百英里。

  地張家口庫倫烏梁海線

  此線起自萬里長城之張家口,向西北前進高原,橫過山脈,進入蒙古大草場,走向明安、博羅裡治、烏得與格合,即橫過多倫迪化幹線。過格合後,此線前行經過穆布倫之廣大肥沃牧場,然後依直線再前行,經穆克圖、那賴哈、庫倫。由庫倫此線即進入山地,橫過色楞格谷地,至一地點,在庫蘇古爾泊南部末端之對面。然後再轉北向,橫過山脈,從庫蘇古爾之南岸之哈特呼爾。過哈特呼爾後,此線繞庫蘇古爾泊邊走約一短距離,即再轉西北向,又西偏循烏魯克穆河岸,至近國界之出口點。復轉西南向,直上克穆赤克谷地,至其發源處,通過巴闊窪,直達中俄國境交界處而止。此線之距離約有一千七百英里。

  玄綏遠烏裡雅蘇台科布多線

  此線起自綏遠,近於山西省之西北角地方,向西北方前進,經過山地進入蒙古牧場托裡布拉克,於是橫過北方大港哈密線與北方大港庫倫線。過托裡布拉克後,此線由同一方向依直線前行,通過匝們蘇治,至土謝圖省會。由彼處仍依直線向西北走,至霍勒特,再循商路至郭裡得果勒。此線即轉西向,再西北向前行,通過河流、谷地數處與小市鎮,即至烏裡雅蘇台,於是在烏裡雅蘇台橫過北方大港與烏魯木齊線之第二聯站邊界支線。過烏裡雅蘇台後,此線即依商路向西方前行,通過呼都克卒爾、巴爾淖爾與匝哈布魯等處,至科布多。彼時此線轉西北向,至歡戛喀圖與列蓋等處,即復西走至別留,以國界為終點。此線約長一千五百英里。

  黃靖邊烏梁海線

  此線起自靖邊,即在陝西北界與萬里長城相接地方也。此線向鄂爾多斯鄉落前行,經波羅波勒格孫、鄂托、臣濁等處,然後過黃河至三道河。由三道河再前行,過哈那那林、烏拉嶺,即進入在西北方之蒙古大草場,直至古爾斑、昔哈特,在此即經過北京哈密線。然後至烏尼格圖、恩京,由恩京即經過北方大港烏魯木齊線。過恩京後,此線進入谷地與分水界地,向北前行,至西庫倫。於是再轉西北行,經過色楞格河流域之各支流與谷地,即抵沙布克台與粗裡廟等處。至粗裡廟後,再向同一方向前行,渡色楞格河,沿其支流帖裡吉爾穆連河,至發源處,經過流入帖裡淖爾湖之分水界。然後沿此湖之出口,至烏魯克穆河,即與張家口庫倫烏梁海線相合,此即終點也。此線之長約有一千二百英里。

  宇肅州科布多線

  此線起自肅州,向西北方走,在尖牛貫通萬里長城,向煤礦地方前行,即離肅州二百五十里地方也。由彼處即往哈畢爾罕布魯克與伊哈托裡。離伊哈托裡不遠,此線即經過北京哈密線,然後前行至伯勒台。過此處後,經過一小塊沙漠,即至底門赤魯。當進此多山與下隰之鄉落,再前行至戛什溫,即橫過北方大港烏魯木齊幹線。過戛什溫,向倭倫呼都克、塔巴騰與塔普圖,即由塔普圖與古城科布多通道相合。於是循此路經伯多滾台、蘇台,前行至科布多,即此線之末站。約共長七百英里。

  宙西北邊界線

  此線起自伊犁,循烏魯木齊伊犁線,至三台,即賽裡木湖之東邊也。此線由此處向東北自行,沿艾比湖西方,至土斯賽。過土斯賽後,向托裡前行,橫過中央幹線,即北方大港塔城線也。由彼處,此線即往納木果台與斯托羅蓋台,經過最大之森林與最富之煤礦地方。再由斯托羅蓋台依通道前行,至承化寺,是阿爾泰省之省會。於是由彼處橫過山脈,經烏爾霍蓋圖山口入至科布多谷地,循科布多河河源至別留,由此與綏遠科布多線直達烏列蓋。由烏列蓋依其本路取道烏松闊勒與烏蘭固穆,行至塔布圖,於是與他線再合,同行至在唐努烏梁海境內之烏魯克穆河。然後轉東向,沿河流而上,至別開穆與烏魯河之合流處。即再前行,沿前流依東北方溯源直上至境界,是為終點。此線所經之距離約九百英里。

  洪迪化(又名烏魯木齊)烏蘭固穆線

  此線起自迪化,依多倫迪化幹線至阜康。然後循其本路向北前進,經自辟川,至霍爾楚台。由此轉東北走,經過山地,至開車。然後至土爾扈特,於是橫過北方大港烏魯木齊線之支線第三交點。過土爾扈特後,轉北行,經巴戛寧格力谷地,至斯和碩特。然後過帖列克特山口,由彼處即轉東北向前行,經過一新耕種地方,即至科布多。再前行經過一肥沃草場,渡數河流,沿經數湖,即至烏蘭固穆,在此即與西北邊界線相會。此線長約五百五十英里。

  荒戛什溫烏梁海線

  此線起自戛什溫,向東北前行,橫過多山與隰地境界,經哈同呼圖克與達蘭趣律、博爾努魯。過博爾努魯後,此線通過匝盆谷地,經呼志爾圖與博爾霍,至烏裡雅蘇台,在此與綏遠科布多線及北方大港烏裡雅蘇台線相會。於是此線向北方前行於一新境地,先經過色楞格河之正源,然後經過帖斯河之正源,當在帖斯河谷地中,此線經過一極大未辟之森林。過此森林後,即轉向西北走,經過分水界,進入在唐努烏梁海地方之烏魯克穆谷地,與西北邊界線相會,是為末站。此線共長六百五十英里。

  日烏裡雅蘇台恰克圖線

  此線起自烏裡雅蘇台,依戛什溫烏梁海線前行,至色楞格河支流之鄂疊爾河止。然後轉而東向,由其本線循鄂疊爾河流域前行而下,橫過靖邊烏梁海線,至鄂疊爾河與色楞格河合流處而止。於是與張家口庫倫烏梁海線合軌,向東方前行頗遠,待至彼線轉東南向而止。當此線轉東北向時,即循色楞格河下至恰克圖。此線包有之距離約五百五十英里,經過一肥美谷地。

  月鎮西庫倫線

  此線起自鎮西,向東北前行,橫過一種植地域,道經圖塔古,至苓爾格斜特。於是由烏爾格科特行過肅州科布多線,然後行經戈壁沙漠北邊之大草場,至蘇治與達闌圖魯。由彼處再向北走,橫過北方大港烏裡雅蘇台<線>與多倫諾爾烏裡雅蘇台線,至塔順呼圖克。過此處後,此線即在鄂羅蓋地方橫過綏遠烏裡雅蘇台線,前行過分水界,進入色楞格河谷地。於是在沙布克台行過靖邊烏梁海線,從此即轉東向,經過一多山水之境域,至庫倫。此線所經之距離約八百英里。

  盈肅州庫倫線

  此線起自肅州,前行經金塔,至毛目。於是隨道河(又名額經納河)而行,此河可以之灌注沙漠中之沃地。然後乃沿河流域而至一湖,復由彼處行經戈壁沙漠,即與北京哈密線及北方大港烏裡雅蘇台線之相交處相會,成為一共同聯站。過此以後,此線向沙漠與草場前行,經過別一鐵路交點,此鐵路之交點即由綏遠科布多線與靖邊烏梁海線所成。於是此線在此處亦成為共同聯站。由彼處前行,進入一大草地,經過哈籐與圖裡克,至三音達賴,於此即橫過多倫諾爾烏魯木齊線。過三音達賴後,此線前行經烏蘭和碩與許多市鎮營寨,即至庫倫。此線包有之距離的七百英里,三分一路經過沙漠,其餘三分之二經過低濕草地。

  昃沙漠聯站克魯倫線

  此線起自沙漠聯站,向東方前行,至一大草地。於是在鄂蘭淖爾湖南方橫過靖邊烏梁海線,由彼處前行,至土謝圖汗都會,於此經過綏遠科布多線。過土謝圖汗都會後,行經大草場,至第一聯站。由第一聯站即前行至烏蘭呼圖克與尖頂車,然後橫過張家口烏梁海線,至車臣汗。由車臣汗此線向東北循河流域而下,直達克魯倫城,於此即橫過多倫克魯倫線並與克魯倫東鎮線相會。此線長約八百英里。

  辰格合克魯倫節克多博線

  此線起自格合,此即多倫諾爾烏魯木齊與張家口庫倫烏梁海二線之交點也。由彼處向東北前行,經過大草場,至霍申屯,於是橫過多倫恰克圖線。過霍申屯後,依同一方向前行,又經過一大草場,至克魯倫,即由此橫過呼倫克魯倫線。然後依克魯倫河右岸前行,再渡左岸,經過呼倫池之西北邊。過呼倫池後,此線橫過中東鐵路,渡額爾古納河。然後沿此河右岸直達節克多博,於是與多倫諾爾漠河與節克多博依蘭二線相會,此即此線之末站也。此線包有之距離約六百英里,上半截經過旱地,下半經過濕地。

  宿五原洮南線

  此線起自黃河西北邊之五原地方,向東北前行,橫過曬田、烏拉山與大草地,即抵托裡布拉克,於是與北京哈密線、綏遠科布多線及北方大港庫倫線之三路交點相會。由托裡布拉克此線再向同一方向前行,經過草地場,至格合,在此即與多倫烏魯木齊與北京庫倫二線相會,亦即格合克魯倫線之首站也。過格合後,此線漸轉東向,橫過多倫恰克圖<線>之中部,至歡布庫裡,於是在此橫過多倫克魯倫與葫蘆島克魯倫之二線。由歡布庫裡此線行經界線之南,即循之行至達克木蘇馬,於是與多倫漠河線相會。由彼處行向東方,橫過興安嶺,至突泉,然後轉東南向,至洮南,此即終站也。此線長約九百英里。

  列五原多倫線

  此線起自五原,向東北前行,橫過曬田、烏拉嶺,至茂名安旗,即在此經過北方大港庫倫線。然後向一大草場前行,經過綏遠科布多線,至邦博圖,經過北京哈密線。過邦博圖後,此線轉而東向前行,經過張家口庫倫烏梁海線。然後至多倫,與多倫奉天臨江線相合為終站。此線由黃河上流谷地,成一直接路線至肥美之遼河谷地,包有距離約五百英里。

  張焉耆伊犁線

  此線起自焉耆(又名喀喇沙),向西北前行,橫過山嶺,進入伊犁谷地。然後循空吉斯河向西下行,繞極肥美谷地,至伊寧與綏定(即伊犁城)等,此皆在伊犁地方、近俄羅斯邊境之主要城鎮也。於是在伊犁與伊犁烏魯木齊線相合。此線長約四百英里。

  寒伊犁和闐線

  此線起自伊犁,向南前行,渡伊犁河,然後東向沿此河左岸而行。初向東南,繼向南,行至博爾台。由此即轉西南向,進入帖克斯谷地。然後溯帖克斯河而上,至天橋,再上山道。過此山道後,此線轉東南向行,繞過一極大煤礦地方,然後再轉西南,至札木台,於此即經過吐魯番喀什噶爾線。由札木台即轉南向,行過塔里木谷地北邊之最肥美區域,至巴斯團搭格拉克。再向西南行,至和闐。此路經過無數小部落,皆在和闐河之肥沃區域中,此河即流入沙漠。此線在和闐與喀什噶爾于闐線相會。過和闐後,即向此城南方上行至高原,以國界為終站。此線包有距離約七百英里。

  來鎮西喀什噶爾線與其支線

  此線起自鎮西,向西南行,循天山草場,經延安堡、薛家隴與陶賴於,至七個井。然後循天山森林,經過桐窩西鹽池與阿朗,至鄯善,由此即經過中央幹線。過鄙善後,即循塔里木沙漠北邊而行,經魯克沁與石泉,至河拉,於此橫過車城庫爾勒線。由河拉前行,循塔里木河流域,經過無數新村落肥美地方與未開發之森林,即至巴斯團塔格拉克,在此橫過伊犁和闐線。行經巴楚,至喀什噶爾,在此與烏魯木齊于闐線相會。過喀什噶爾後,此線即向西北前行至國界,是為終站。至與此線有連續關係者,約有二支線:第一支線,由河拉西南方前行,經沙漠中沃地數處至車城;第二支線,則由巴西楚南方循葉爾羌河至莎車,然後西南至蒲犁,即近國界地方也。此線與其各支線合計之,約共長一千六百英里。

  如就此系統全部言之,約共長一萬六千英里。

  第五部高原鐵路系統

  此是吾鐵路計劃之最後部分,其工程極為繁難,其費用亦甚巨大,而以之比較其他在中國之一切鐵路事業,其報酬亦為至微。故此鐵路之工程,當他部分鐵路未完全成立後,不能興築。但待至他部分鐵路完全成立,然後興築此高原境域之鐵路,即使其工程浩大,亦當有良好報酬也。

  此高原之境域包括西藏、青海、新疆之一部,與甘肅、四川、雲南等地方,面積約一百萬英方里。附近之土地,皆有最富之農產與最美之牧場。但此偉大之境域,外國多有未之知者。而中國人則目西藏為西方寶藏,蓋因除金產豐富外,尚有他種金屬,黃銅尤其特產;故以寶藏之名,加於此世人罕知之境域,洵確當也。當世界貴金屬行將用盡時,吾等可於此廣大之礦域中求之。故為開礦而建設鐵路,為必要之圖。吾擬下之各線:

  天拉薩蘭州線。

  地拉薩成都線。

  玄拉薩大理車裡線。

  黃拉薩提郎宗線。

  宇拉薩亞東線。

  宙拉薩來古雅令及其支線。

  洪拉薩諾和線。

  荒拉薩于闐線。

  日蘭州#羌線。

  月成都宗札薩克線。

  盈寧遠車城線。

  昃成都門公線。

  辰成都沅江線。

  宿敘府大理線。

  列敘府孟定線。

  張于闐噶爾渡線。

  天拉薩蘭州線

  此線與西藏都會相連,為彼境域之中央幹線,足稱為此系統中之重要路線。沿此線之起點與終點,現已有少數居民,將來可成為一大殖民地,故即當開辦之始,或可成為一有價值之路線也。此線起自拉薩,循舊官路向北前行,經達隆,至雅爾,即騰格裡池之東南方也。過雅爾後,此線暫轉東向,由藏布谷地過分水界,經雙竹山口,至潞江谷地。然後轉而東向,渡潞江正源,經過數處谷地、河流及山嶺,而至揚子江。於是波揚子江上流正源之金沙江,過苦苦賽爾橋。過此橋後轉東南向,又東向通過揚子江谷地,進入黃河谷地。於是由此經過數小村落與帳幕地,進至札陵湖與鄂陵湖間之星宿海。然後東北向,過柴塔木之東南谷地,再轉入黃河谷地,即前進經過喀拉普及數小市鎮,至丹噶爾(今名湟源,界於甘肅與青海之間)。過丹噶爾後,此線即轉東南,循西寧河流之肥美谷地下行,經過西寧、碾伯與數百小市鎮、小村落,至蘭州。此線行經之距離約一千一百英里。

  地拉薩成都線

  此線起自拉薩,東北向,依舊官路前行,經德慶、南摩,至墨竹工卡。然後轉東南向,又東北向,至江達。於是由江達轉北向,又轉東北向前行,經過托拉山,至拉裡。過拉裡後,此線向東行,經邊壩碩督與數小市鎮,至洛尤宗。然後由嘉裕橋渡潞江,即轉東北向,至恩達與察木多。過察木多後,此線不循東南之官路至巴塘,乃向東北,而循別一商路前行,至四川省西北角之巴戒。由此前行過橋渡金沙江,即札武三土司附近地方也。於是此線轉東南向,進入依杵谷地,沿鴉龍江下行,至甘孜。再前進經長葛、英溝,至大金川之倍田,並至小金川之望安。過望安後,此線即橫過斑斕山,至灌縣,進入成都平原,即由鄲縣至成都。此線行經之距離約一千英里。

  玄拉薩大理車裡線

  此線起自拉薩,與拉薩成都線同軌,直行至江達。於是由江達循其本路路軌西南向,沿藏布江支流,至油魯,即其河支流與正流會合之點也。過油魯後,即沿藏布江口左岸,經公佈什噶城,至底穆昭。由底穆昭離藏布江向東前行,至底穆宗城、遺貢、巴谷、刷宗城。過刷宗城後,此線轉東南行至力馬,再東行至潞江之門公。於是由門公轉南向前行,沿潞江右岸,經菖蒲桶,至丹鄔。然後渡潞江,由崖瓦村谷地過分水界,至瀾滄江(又名美江),乃渡江至小維西。過小維西後,即沿河邊至誠心鋼廠。然後離河前行,經河西、洱源、鄧州、上關,至大理。由大理南行至下關、鳳儀、蒙化,再行至保甸,與瀾滄江再會。於是南行沿江之左岸,至車裡,為此線之終點。其路線之長約九百英里。

  黃拉薩提郎宗線

  此線起自拉薩,向南行,道經德慶,至藏布江。再由藏布江轉東向,沿河之左岸,至札噶爾總。渡藏布江至澤當,即南向前行,經吹夾坡郎、滿楚納、塔旺,至提郎宗。再接續前行,至印度之亞三1邊界[今譯阿薩姆(Assam)。]。此線長約二百英里。

  宇拉薩亞東線

  此線起自拉薩,西南向,由札什循舊官路,經僵裡,至曲水。由曲水過末力橋,渡藏布江南之查戛木,然後至塔馬隆、白地、達布隆與浪噶子等地方。過浪噶子後,此線轉西向,至翁古、拉薩、沙加等地。於是由沙加離官路再轉向西南行,道經孤拉,至亞東,是哲孟雄1邊界[今錫金。]。此線約長二百五十英里。

  宙拉薩來吉雅令及其支線

  此線起自拉薩,向西北行,由札什循舊官路前行,至小德慶。再西行至桑駝駱池,轉西南行至那馬陵與當多汛,即在拉古地方渡藏布江。過拉古後,此線即轉西向,至日喀則城,是為西藏之第二重要市鎮。由此依同一方向,向沿藏布江邊右岸前行,經過札什岡、朋錯嶺與拉子等地方。於是由拉子分一支線向西南行,取道脅噶爾、定日,至尼泊爾邊界之聶拉木。但其幹線則橫過藏布江之右邊,循官路行,取道那布林格喀,至大屯。由此再分一支線向西南行,至尼泊爾邊界。而其幹線仍接續西北行,取道塔木札卓山,至噶爾波。然後向西前行,至薩特來得河之來吉雅令,以印度邊界為終點。此線與其二支線合計之,約共長八百五十英里。

  洪拉薩諾和線

  此線起自拉薩,與富線同軌,行至桑駝駱池,始循其本線向西北前行,至得貞、桑札宗及塔克東。於是由此處進入西藏之金礦最富地方,再經過翁波、都拉克巴、光貴與於喀爾,至諾和,為此線之終點。其距離約長七百英里。

  荒拉薩于闐線

  此線起自拉薩,循宙、洪兩線之軌道,至騰格裡池之西南角。於是由其本軌向西北前行,經隆馬絨、特布直〔克〕托羅海與四、五處小地方,至薩裡。過薩裡後,此線即通過一大幅無人居之地,至巴喀爾與蘇格特。橫過山嶺,遂由高原而下,經索爾克,至塔里木河流域之雅蘇勒公,在此與西北鐵路系統之車爾城于闐線合軌,前行至於闐。此線共長約七百英里。

  日蘭州#羌線

  此線起自蘭州,循拉薩札州線軌道同行,至青海之東南角。於是由其本軌繞青海南岸,至都蘭奇特,即由此轉西南走,至宗札薩克。由宗札薩克依柴達木低窪地之南邊,向西南行,經過屯月、哈羅裡與各爾莫,至哈自格爾。過哈自格爾後,此線即轉西北向,經拜把水泉、那林租哈,至阿爾善特水泉。然後暫轉北向前行,橫過山脈,至#羌,即與安西于闐線及#羌庫爾勒線聯合,是為終站。此線約長七百英里。

  月成都宗札薩克線

  此線起自成都,循拉薩成都<線>軌道前行,至灌縣。然後由其本軌向北前行,經汶川,至茂州。於是循泯江河流向西北前行,至松潘。過松潘後,即入岷山谷地,經過東丕,至上勒凹。即由此處橫過揚子江與黃河間之分水界,再接續前行,至鄂爾吉庫捨裡。於是由黃河支源西北轉至其正流,沿河右邊,取道察漢津,至布勒拉察布。渡黃河至舊官路,西北轉,與拉薩蘭州線合軌前行,直達拉尼巴爾。再轉西北向,循其本軌前行,至宗札薩克,與蘭州#羌線相會,是為終站。此線行經之距離約六百五十英里。

  盈寧遠車城線

  此線起自寧遠,向西北行,取道懷遠鎮,至雅江。橫過江之右岸,循舊驛路前行,至西俄落,即離江邊循驛路至裡塘。由裡塘仍依同一方向,從別路前行至金沙江左岸之岡沱。再沿此河邊前行,至札武三土司,橫過拉薩成都線。過札武三土司後,此線仍依同一方向前行,沿金沙江邊,取道圖登貢巴,至苦苦賽爾橋,即在此橫過拉薩蘭州線。再循金沙江之北支源至其發源處,過分水界,循駱駝路前行,經沁司坎、阿洛共,至車城,是為終站。其距離約長一千三百五十英里,此線為此系統之最長路線。

  昃成都門公線

  此線起自成都,向西南行,經雙流、新津、名山,至雅州。轉西北向,前行至天全。復轉西行,至打箭爐、東俄落、裡塘等地方。過裡塘後,此線向西南行,經過巴塘、宴爾喀羅,至門公。約共長四百英里,所經過地方皆系山嶺。

  辰成都元〔沅〕江線

  此線起自成都,循成都門公線路軌,前行至雅州。然後由其本軌依同一方向,取道榮經,至清溪。過清溪後,此線向南行,經越#,至寧遠,即於此與寧遠車城線之首站相會。過寧遠後,即至會理,然後渡金沙江至雲南府,與廣州大理線相會。於是由雲南府循昆明池西邊至昆陽,經過新興、#峨,至沅江,與廣州思茅線相會,是為終站。其距離約六百英里。

  宿敘府大理線

  此線起自敘府,沿揚子江左岸,前行至屏山、雷波。過雷波後,即離此河向西南行,過大梁山,至寧遠,即於此橫過成都寧遠線,並與廣州寧遠線及寧遠車城線之首站相會。於是再接續依同一方向前行,橫過鴉龍江,至鹽源、永北。過永北後,此線暫轉南向,渡金沙江至賓川,然後至大理,與廣州大理線及拉薩大理線相會,是為終站。共長約四百英里。

  列敘府孟定線

  此線起自敘府,循敘府大理線路軌,直行至雷波。即由揚子江上流名曰金沙江橫過,沿此江之上流左岸,至其灣南處,即橫過成都元江線,至元謀。復由元謀前行,至楚雄。橫過廣州大理線,至景東。復向西南前行,橫過瀾滄江,至雲州。然後轉西南向,循潞江支脈至孟定,以邊界為終站。此線共長約五百英里。

  張于闐噶爾渡線

  此線起自于闐,沿克利雅河,向南行,至波魯。由波魯復轉西南行,取道阿拉什東郎,至諾和,即與拉薩諾和線之終站相會。過諾和後,即繞諾和湖之東邊,至羅多克。復向西南行,沿印度河至碟木綽克。復由碟木綽克東南向,沿印度河上行,至噶爾渡,即於此與拉薩來吉雅令線相會,是為終站。此線長約五百英里。

  此高原鐵路系統,全部共長一萬一千英里。

  第六部設機關車、客貨車製造廠

  上部第四計劃所預定之路線,約共長六萬二千英里。至第一、第三計劃所預定者,約一萬四千英里。除此以外,並有多數幹線當設雙軌,故合數計劃路線計之,至少當有十萬英里。若以此十萬英里之鐵路,在十年內建築之,機關車與客貨車之需要必當大增。現當此戰後改造時期,世界之製造廠將難以供應。此所以在中國建設機關車、客貨車之製造廠以應建築鐵路之需,為必要之圖,且其為有利事業尤不可不注意也。中國有無限之原料與低廉之人工,是為建設此等製造廠之基礎。但舉辦此種事業所必需者,為外國資本與專門家耳。至此項之計劃應用資本若干,吾當留為對於此種工程有經驗者定之。

  第五計劃

  前四種計劃既專論關鍵及根本工業之發達方法,今則進述工業本部之須外力扶助發達者。所謂工業本部者,乃以個人及家族生活所必需,且生活安適所由得。當關鍵及根本工業既發達,其他多種工業皆自然於全國在甚短時期內同時發生,歐美工業革命之後,既已如是。關鍵及根本工業發達,人民有許多工事可為,而工資及生活程度皆增高;工資既增多,生活必要品及安適品之價格亦增加。故發達本部工業之目的,乃當中國國際發展進行之時,使多數人民既得較高工資,又得許多生活必要品、安適品而減少其生活費也。世人嘗以中國為生活最廉之國,其錯誤因為尋常見解以金錢之價值衡量百物;若以工作之價值衡量生活費用,則中國為工人生活最貴之國。中國一尋常勞工,每日須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時,僅能維持其生活。商店之司書,村鄉之學究,每年所得恆在百元以下。農人既以所生產價還地租及交換少數必要品之後,所餘已無幾何。工力多而廉,惟食物及生活貨品,雖在尋常豐年亦僅足敷四萬萬人之用,若值荒年則多數將陷於窮乏死亡。中國平民所以有此悲慘境遇者,由於國內一切事業皆不發達,生產方法不良,工力失去甚多。凡此一切之根本救治,為用外國資本及專門家發達工業以圖全國民之福利。歐美二洲之工業發達早於中國百年,今欲於甚短時期內追及之,須用其資本、用其機器。若外國資本不可得,至少亦須用其專門家、發明家,以為吾國製造機器。無論如何,必須用機器以輔助中國巨大之人工,以發達中國無限之富源也。

  據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質原件共有五種,即食、衣、住、行及印刷是也。吾故定此種計劃如下:

  (一)糧食工業。

  (二)衣服工業。

  (三)居室工業。

  (四)行動工業。

  (五)印刷工業。

  第一部糧食工業

  糧食工業又分類如下:

  甲食物之生產。

  乙食物之貯藏及運輸。

  丙食物之製造及保存。

  丁食物之分配及輸出。

  甲食物之生產

  人類食物得自三種來源,即陸地、海水、空氣三者。其中最重要、最多量者為空氣食物,譬如養氣為此中有力元素,惟自然界本具此甚多,陳飛行家及潛艇乘員閒時須特備外,不須人工以為生產,故此種食物人人可自由得之,於此不須詳論。吾前此論捕魚海港之建設及捕魚船舶之構造,已涉及海水食物,故於此亦不更述。惟陸地食物生產之事須國際扶助者,此下論之。

  中國為農業國,其人數過半皆為食物生產之工作。中國農人頗長於深耕農業,能使土地生產至最多量。雖然,人口甚密之區,依諸種原因,仍有可耕之地流為荒廢,或則缺水,或則水多,或則因地主投機求得高租善價,故不肯放出也。

  中國十八省之土地,現乃無以養四萬萬人。如將廢地耕種,且將已耕之地依近世機器及科學方法改良,則此同面積之土地,可使其出產更多,故盡有發達之餘地。惟須有自由農業法以保護、獎勵農民,使其獲得己力之結果。

  就國際發展食物生產計劃言之,須為同時有利益之下列二事:

  (一)測量農地。

  (二)設立農器製造廠。

  (一)測量農地中國土地向未經科學測量製圖,土地管理、徵稅皆混亂不清,貧家之鄉人及農夫皆受其害。故無論如何,農地測量為政府應盡之第一種義務。然因公款及專門家缺乏之故,此事亦須有外力扶助。故吾以為是當以國際機關行之,由此機關募集公債以供給其費用,僱用專門家及諸種設備以實行其工事。測量費用幾何,所需時間幾何,機關之大小如何,以飛行機測量亦適用於工事否,是須專門家決定之。

  地質探驗,當與地圖測量並行,以省費用。測量工事既畢,各省荒廢未耕之地,或宜種植,或宜放牧,或宜造林,或宜開礦,由是可估得其價值,以備使用者租佃,為最合宜之生產。耕地既增加之租稅,及荒地新增之租稅,將足以償還外債之本息。除十八省外,滿洲、蒙古、新疆有農地收地極廣,西藏、青海有收地極廣,可依移民計劃如吾第一計劃所述者,以廣耕法開發之。

  (二)設立農器製造廠欲開放廢地,改良農地,以閒力歸於農事,則農器之需要必甚多。中國工價甚廉,煤鐵亦富,故須自製造一切農器,不必由外國輸入。此需資本甚多。此工場直沒於煤鐵礦所在之鄰地,即工力及物料易得之所。

  乙食物之貯藏及運輸

  此所言當貯藏及運輸之重要食物,即谷類。現在中國貯藏谷類之方法不良,若所藏之量過多,每不免為蟲類所蛀損、氣候所傷害;故其量甚少,且須非常注意,乃能於一定時期內保存之。又谷類之運輸,大半皆以人力,故費用甚巨。及谷類已達水道,則船舶往來,運輸漫無定制。若將谷類貯藏及運輸方法改良,必省費不少。吾意當由國際開發機關於全國內設谷類運轉器,且沿河設特別運船。此事所需資本幾何,且谷類運轉器當設於何處,應由專門家調查之。

  丙食物之製造及保存

  前此中國之食物製造,幾全賴手工,而以少數簡單器具助之;至於食物保存,則以食鹽或日光製造之,至機器及罐頭方法,為前此所不知。吾意揚子江及南部中國諸大城鎮以米為主食者,當設許多磨米房;揚子江以北以小麥、燕麥及米以外之他谷類為主食者,其諸大城鎮當設許多磨麥機房。此種機房,當由中央一處管理,以得最省費之結果。是所需資本幾何,當俟詳細調查。

  食物果類、肉類、魚類之保存,或用錫鐵罐,或用冰冷法。若錫鐵罐工業發達,則錫鐵片之需要必大增,故錫鐵片工場之建設為必要,且有利益。此種工場當設於鐵礦之近處。中國南部有許多地方皆發見有錫、鐵、煤三種,如欲建築工場,材料最為完備。錫鐵片工場及罐工場當合同經營,以得最良之節省結果。

  丁食物之分配及輸出

  在尋常豐年,中國向不缺乏食物,故中國有常言云:「一年耕,則足三年之食。」國內較富部分之人民,大概有三、四年食物之積儲以對付荒年。若中國既發達,有生計組織,則當預儲一年之食物以為地方人民之用,其餘運至工業中樞。食物之分配及運出,亦由中央機關管理,與其貯藏及運輸無異。每一縣余出之谷類,送至近城貯藏;每一城鎮須有一年食物之貯積。經理部當按人數依實價售主要食物於其民,更有所餘,乃以售之於外國需此宗食物且可得最高價者。以隸中央經理部之輸出部司之。於是乃不如前此禁止輸出法之下,食物多所廢壞。輸出所得巨資,以之償還外債本息,固有餘也。

  於敘論食物工業之部,不能不特論茶葉及黃豆二種工業,以畢所說。茶為文明國所既知已用之一種飲料,科學家及食物管理部今復初認黃豆為一種重要食料。就茶言之,是為最合衛生、最優美之人類飲料,中國實產出之,其種植及製造,為中國最重要工業之一。前此中國曾為以茶葉供給全世界之唯一國家,今則中國茶葉商業已為印度、日本所奪。惟中國茶葉之品質,仍非其他各國所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寧酸太多,日本茶無中國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產茶之母國即中國得之。中國之所以失去茶葉商業者,因其生產費過高。生產費過高之故,在釐金及出口稅,又在種植及製造方法太舊。若除釐金及出口稅,採用新法,則中國之茶葉商業仍易復舊。在國際發展計劃中,吾意當於產茶區域,設立制茶新式工場,以機器代手工,而生產費可大減,品質亦可改良。世界對於茶葉之需要日增,美國又方禁酒,倘能以更廉、更良之茶葉供給之,是誠有利益之一種計劃也。

  以黃豆代肉類,是中國人之發明。中國人、日本人用為主要食料,既歷數千年。現今食肉諸國,大患肉類缺乏,是必須有解決方法。故吾意國際發展計劃中,當以黃豆所制之肉乳油酪輸入歐美,於諸國大城市設立黃豆製品工場,以較廉之蛋白質食料供給西方人民。又於中國設立新式工場,以代手工生產之古法,而其結果可使價值較廉,出品亦較佳矣。

  第二部衣服工業

  衣服之主要原料為絲、麻、棉、羊毛、獸皮五種,今分論如下:

  甲絲工業。

  乙麻工業。

  丙棉工業。

  丁毛工業。

  戊皮工業。

  己製衣機器工業。

  甲蠶絲工業

  蠶絲為中國所發明,西曆紀元前數千年已用為製衣原料,為中國重要工業之一,直至近日,中國為以蠶絲供給全世界之唯一國家。惟現今日本、意大利、法蘭西諸國,已起而與中國爭此商業,因此諸國已應用科學方法於養蠶制絲之事,而中國固守數千年以來之同樣舊法也。世界對於蠶絲之需要既逐日增加,則養蠶,制絲之改良,將為甚有利益之事。吾意國際發展計劃,應於每一養蠶之縣設立科學局所,指導農民,以無病蠶子供給之。此等局所,當受中央機關監督,同時司買收蠶繭之事,使農民可得善價。次乃於適宜地方設繅絲所,採用新式機器,以備國內國外之消費。最後乃設制綢工場,以應國內國外之需求。繅絲及制絲工場皆同受一國家機關之監督,借用外資,受專門家之指揮,而其結果可使該物價廉省,品物亦較良較賤矣。

  乙麻工業

  是亦為中國之古工業。惟中國所產等麻,與歐美所產之亞麻異,若以新法及機器制之,其細滑與蠶絲無異。然中國至今尚無以新法及機器制麻者,有名之中國麻布皆依舊法及手工織造。中國南部之麻原料甚富,人工亦廉,故於此區域宜設立許多新式工場也。

  丙棉工業

  棉花本外國產物,其輸入中國在數百年前,在手工紡織時代,是為中國一種甚重要之工業。然自外國棉貨輸入中國之後,此種本國手工業殆漸歸滅絕,於是以許多棉花輸出,以許多棉貨輸入。試思中國工力既多且廉,乃不能產出棉貨,豈非大可怪之事。近今乃有少數紡紗、織布廠設於通商諸埠,獲利極巨。或謂:「最近二三年內,上海紡織廠分紅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二百。」皆因中國對於棉貨之需要,遠過於供給,故中國須設紡織廠甚多。吾意國際發展計劃,當於產棉區域設諸大紡織廠,而由中國立中央機關監督之,於是最良節省之結果可得,而可以較廉之棉貨供給人民也。

  丁毛工業

  中國西北部占全國面積三分之二用為牧地,而羊毛工業則從未見發達,每年由中國輸出羊毛甚多,制為毛貨,又復輸入中國。自羊毛商業輸出、輸入觀之,可知發達羊毛工業,為在中國甚有利之事。吾意當以科學方法養羊、剪毛,以改良其製品,增加其數量。於中國西北全部設立工場以製造一切羊毛貨物,原料及工價甚廉,市場復大至無限。此工業之發達,須有外國資本及專門家,是為國際發展計劃中最有報酬者,因是屬一種新工業,無其他私人競爭也。

  戊皮工業

  通商諸埠雖有多少制皮工場,是實為中國之新工業。生皮之輸出,熟皮之輸入,每年皆有增加。故設立制皮工場,及設立製造皮貨及靴、鞋類工場,甚為有利益之事。

  己製衣機器工業

  中國需要各種製衣機器甚多。或謂:「中國在歐美所定購紡織機器,須此後三年內乃能交清。」若依予計劃發展中國,則所需機器當較多於現在數倍,歐美且不足供給之。故設立製造製衣機器為必要,且有利之事。此種工場,當設於附近鋼鐵工場之處,以省粗重原料運輸之費。此事所需資本幾何,當由專門家決定之。

  第三部居室工業

  中國四萬萬人中,貧者仍居茅屋陋室,北方有居土穴者。而中國上等社會之居室,乃有類於廟宇。除通商口岸有少數居室依西式外,中國一切居室,皆可謂為廟宇式。中國人建築居室,所以為死者計過於為生者計,屋主先謀祖先神龕之所,是以安置於屋室中央,其他一切部分皆不及。於是重要居室非以圖安適,而以合於所謂紅白事者。紅事者,即家族中任何人嫁娶及其他喜慶之事;白事者,即喪葬之事。除祖先神龕之外,尚須安設許多家神之龕位。凡此一切神事,皆較人事為更重要,須先謀及之。故舊中國之居室,殆無一為人類之安適及方便計者。今於國際發展計劃中,為居室工業計劃,必須謀及全中國之居室。或謂為四萬萬人建屋,乃不可能。吾亦認此事過巨。但中國若棄其最近三千年愚蒙之古說及無用之習慣,而適用近世文明,如予國際發展計劃之所引導,則改建一切居室以合於近世安適方便之式,乃勢所必至。或因社會進化於無意識中達到,或因人工建設於有意識中達到,西方民族達到近世文明,殆全由於無意識的進步,因社會經濟科學乃最近發明也。但一切人類進步,皆多少以知識即科學計劃為基礎,依吾所定國際發展計劃,則中國一切居室將於五十年內依近世安適方便新式改造,是予所能預言者。以預定科學計劃建築中國一切居室,必較之毫無計劃更佳更廉。若同時建築居室千間,必較之建築一間者價廉十倍。建築愈多,價值愈廉,是為生計學定律。生計學唯一之危險,為生產過多,一切大規模之生產皆受此種阻礙。自歐美工業進化以來,世界之大戰爭前所有財政恐慌,皆生產過多之所致。就中國之居室工業論,僱主乃有四萬萬人,未來五十年中至少需新居室者有五千萬,每年造屋一百萬間,乃普通所需要也。

  居室為文明一因子,人類由是所得之快樂,較之衣食更多。人類之工業過半數,皆以應居室需要者。故居室工業,為國際計劃中之最大企業,且為其最有利益之一部分。吾所定發展居室計劃,乃為群眾預備廉價居室。通商諸埠所築之屋,今需萬元者,可以千元以下得之,建侵者且有利益可獲。為是之故,當謀建築材料之生產、運輸、分配,建屋既畢,尚須謀屋中之傢具裝置,是皆包括於居室工業之內。今定其分類如下:

  甲建築材料之生產及運輸。

  乙居室之建築。

  丙傢具之製造。

  丁家用物之供給。

  甲建築材料之生產及運輸

  建築材料為磚、瓦、木材、鐵架、石、塞門土、三合土等,其每一種皆須製造,或與其他原料分離。如製造磚瓦則須建窯,木材須建鋸木工場,鐵架須建制鐵工場,此外須設石工場、塞門土工場、三合土工場等。須擇適宜之地,材料與市場相近者為之。且一切須在中央機關監督之下,使材料之製出與需要成比例。材料既製成,則水路用舟,陸路用車,以運至需要之地,務設法減省一切費用。造船部、造車部於此則造特別之舟、車以應之。

  乙居室之建築

  此項建築事業,包括一切公私屋宇。公眾建築,以公款為之,以應公有,無利可圖,由政府設專部以司其事。其私人居室,為國際發展計劃所建築者,乃以低廉居室供給人民,而司建築者仍須有利可獲。此類居室之建築,須依一定模範。在城市中所建屋,分為二類:一為一家之居室,一為多家同居室。前者分為八房間、十房間、十二房間諸種;後者分為十家、百家、千家同居者諸種,每家有四房間至六房間。鄉村中之居室,依人民之營業而異,為農民所居者當附屬谷倉、乳房之類。一切居室設計,皆務使居人得其安適,故須設特別建築部以考察人民習慣、營業需要,隨處加以改良。建造工事,務須以節省人力之機器為之,於是工事可加速、費用可節省也。

  丙傢具之製造

  中國所有居室既須改造,則一切傢具亦須改用新式者,以圖國人之安適,而應其需要。食堂、書室、客廳、臥室、廚房、浴室、便所所用傢具,皆須製造。每種皆以特別工場製造之,立於國際發展機關管理之下。

  丁家用物之供給

  家用物為水、光、燃料、電話等。(一)除通商口岸之外,中國諸城市中無自來水,即通商口岸亦多不具此者。許多大城市所食水為河水,而污水皆流至河中,故中國大城市中所食水皆不合衛生。今須於一切大城市中設供給自來水之工場,以應急需。(二)於中國一切大城市供給燈光,設立製造機器發光工場。(三)設立電工場、煤氣工場、蒸氣工場,以供給暖熱。(四)廚用燃料在中國為日用者。最貧鄉村之人,每費年工十分之一以採集柴薪。城市之人,買柴薪之費佔其生活費十分之二。故柴薪問題,為國民最大耗費。今當使鄉村中以煤炭代木草,城市用煤氣或電力。然欲用煤炭、煤氣、電力等,皆須有特別設備,即由國際發展機關設製造煤氣、電力火爐諸工場。(五)無論城鄉各家,皆宜有電話。故當於中國設立製造電話器具工場,以使其價甚廉。

  第四部行動工業

  中國人為凝滯民族,自古以來,安居於家,僅煩慮近事者,多為人所贊稱。與孔子同時之老子有言曰:「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中國人民每述此為黃金時代。惟據近世文明,此種狀態已全變。人生時期內,行動最多,各人之有行動,故文明得以進步。中國欲得近時文明,必須行動。個人之行動為國民之重要部分,每人必須隨時隨地行動,甚易甚速。惟中國現在尚無法使個人行動容易,因古時大道既已廢毀,內地尚不識自動車即摩托為何物。自動車為近時所發明,乃急速行動所必要。吾儕欲行動敏捷,作工較多,必須以自動車為行具。但欲用自動車,必先建造大路。吾於國際發展計劃,提前一部已提議造大路一百萬英里。是須按每縣人口之比率,以定造路之裡數。中國本部十八省約有縣二千,若中國全國設縣制,將共有四千縣,每縣平均造路二百五十英里。惟縣內人民多少不同,若以大路一百萬英里除四萬萬人數,則四百人乃得大路一英里。以四百人造一英里之大路,決非難事。若用予計劃,以造路為允許地方自治條件,則一百萬英里之大路將於至短時期內製成矣。

  中國人民既決定建造大路,國際發展機關即可設立製造自動車之工場。最初用小規模,後乃逐漸擴張,以供給四萬萬人之需要。所造之車當合於各種用途,為農用車、工用車、商用車、旅行用車、運輸用車等。此一切車以大規模製造,實可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

  除供給廉價車之外,尚須供給廉價燃料,否則人民不能用之。故於發展自動車工業之後,即須開發中國所有之煤、油礦,是當於礦工業中詳論之。

  第五部印刷工業

  此項工業為以知識供給人民,是為近世社會一種需要,人類非此無由進步。一切人類大事皆以印刷紀述之,一切人類知識以印刷蓄積之,故此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諸民族文明之進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中國民族雖為發明印刷術者,而印刷工業之發達,反甚遲緩。吾所定國際發展計劃,亦須兼及印刷工業。若中國依予實業計劃發達,則四萬萬人所需印刷物必甚多。須於一切大城鄉中設立大印刷所,印刷一切自報紙以至百科全書。各國所出新書,以中文翻譯,廉價售出,以應中國公眾之所需。一切書市,由一公設機關管理,結果乃廉。

  欲印刷事業低廉,尚須同時設立其他輔助工業。其最重要者為紙工業。現今中國報紙所用紙張,皆自外國輸入。中國所有制紙原料不少,如西北部之天然森林,揚子江附近之蘆葦,皆可制為最良之紙料。除紙工場之外,如墨膠工場、印模工場、印刷機工場等,皆須次第設立,歸中央管理,產出印刷工業所需諸物。

  第六計劃1[此處原有「礦業」二字,為與前面各計劃的標題格式相一致,特刪去。]

  礦業與農業為工業上供給原料之主要源泉也。礦業產原料以供機器,猶農業產食物以供人類。故機器者實為近代工業之樹,而礦業者又為工業之根。如無礦業,則機器無從成立;如無機器,則近代工業之足以轉移人類經濟之狀況者,亦無從發達。總而言之,礦業者為物質文明與經濟進步之極大主因也。在吾第一計劃之第五部中,曾倡議開採直隸、山西兩省之煤鐵礦田,為發展北方大港之補助計劃;但礦業為近代之重要事業,有不可不另設專部以研究之者。中國礦業尚屬幼稚,惟經營之權素歸國有,幾成習慣。此所以發展中國實業,當由政府總其成,庶足稱為有生氣之經濟政策。彼通常人對於礦業多以為危險事業,並謂借外資以為開採者亦非得計,其所見或未到也。故在此之礦業計劃中,擇其決為有利者先行舉辦,茲分別列於下之各種:

  (一)鐵礦。

  (二)煤礦。

  (三)油礦。

  (四)銅礦。

  (五)特種礦之採取。

  (六)礦業機器之製造。

  (七)冶礦機廠之設立。

  第一部鐵礦

  在近代工業中,稱為最重要之原質者,是為鋼鐵。鋼鐵產生於各地者,多見豐富,且易開採。故為國家謀公共利益計,開採鐵礦之權,當屬之國有。中國除直隸、山西兩省經擬開採之鐵礦外,其餘各地鐵礦亦須次第開採。中國內地沿揚子江一帶與西北各省皆以鐵礦見稱豐富,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各地亦以鐵礦著名。所可惜者,中國經營鋼鐵事業,現只有漢陽鐵廠與南滿洲之本溪湖鐵廠,其資本又多為日本人所佔有,雖雲近來獲利甚厚,亦不免有利權外溢之歎矣。廣州將開為南方大港,應設立一鐵廠。其他如四川、雲南等地方之鐵礦,亦可次第開採。而後多設鋼鐵工廠於各處內地,使之便利經營鋼鐵事業者之需要。至增設之鐵廠,應用資本若干,可留為有經驗者另行察奪。但以吾之見,因發展中國實業之結果,需鐵孔亟,即以相等或加倍於直隸、山西鐵廠所用之資本經營之,亦不為多也。

  第二部煤礦

  中國煤礦素稱豐富,而煤田之開掘者,不過僅采及皮毛而已。北美合眾國每年所採取之煤約六萬萬噸,如中國能用同一方法採取之,並依其人口之比例以為衡,則產出之煤應四倍於美國。此當為中國將來煤礦之產額,而國際發展實業機關宜注意經營者也。夫煤礦之產於中國各地既多所發見,而其產額亦可以預定,故開採者不特無失敗之虞,而利益之厚可斷言者。但煤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為近代工業之主要物,故其採取之目的,不徒純為利益計,而在供給人類之用。由此言之,開採煤礦之辦法,除攤派借用外資之利息外,其次當為礦工增加工資,又其次當使煤價低落,便利人民,而後各種工業易於發展也。吾以為當煤礦開採之始,除為鋼鐵工廠使用外,開始計劃當以產出二萬萬噸備為他項事業之用。沿海岸、河岸各礦,交通既便,宜先開採,內地次之。況歐洲各國現思取煤於中國,故吾所定煤之產額,雖當開採之始,亦無過多之慮。待至數年後,當中國工業愈加發達,需煤之數必漸增多,可無疑者。至開採需用之資本若干,與何處礦四應先開採,須留以待專門家用科學之眼光考察之。除煤礦以外,其他一切因煤而產出之工業,可用同一方法經理之。此之新工業,既無人與之競爭,且在中國又有無限之市場,故資本之投放,其利益之大可斷言者。

  第三部油礦

  世界中營業公司之最富者,以紐約三達煤油公司1為著[今譯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下面提及的樂極非路,今譯洛克菲勒。],世界中人之最富者,以該公司之創建者樂極非路為最著,於此可以證明開採煤油礦為最有利益之事業。中國亦以富於煤油出產國見稱也,四川、甘肅、新疆、陝西等省已發見有油源,雖其份量之多寡,尚未能確實調查。而中國有此種礦產,不能開採以為自用,以至由外國入口之煤油、汽油等年年增加,未免可惜。如待至中國將來汽車盛行之時,煤汽之需用或增至千倍。當此歐美各國煤油正在日漸減縮,由外國輸入之煤油、煤氣,斷不足以供中國之需要,此所以在中國以開採油礦為必要之圖也。此種事業,須由國際發展實業機關為政府經營之。但當經營之始,規模亦當遠大。如煤油區域、稠密民居、工業中心以及河岸、海港等地方,皆宜用油管辦法互相聯絡,以使其輸送與分配於各地者,更為便利。如此之籌劃,須用資本若干方能開辦,可留為對於此事業有經驗者察奪之。

  第四部銅礦

  中國銅礦亦如鐵礦之豐富,經已發見者,已有多處。至其礦產之份量,在未開以前均可預計,故辦理可無危險。但開採之權,須依中國慣例,屬之國有,而後由國際發展實業機關投資代為經營。四川、雲南與揚子江一帶,皆中國鋼產最盛之區。由政府開採之銅礦在於雲南北角之昭通者,經已數世紀之久矣。中國向來通用之錢幣,幾乎全賴雲南銅礦以製造之,現今錢幣需用之銅,仍稱大宗。但因雲南之銅,輸運艱難,價格過高,故多購自外國。非中國缺此種金屬,是中國對於此種金屬之採取未能發達故也。況銅之為物,除用作錢幣外,需用為他種目的者尚多。當中國將來之工業發達,用鋼之途必增至百倍。故此種金屬,即在中國市場,將必成為需要之大宗。此吾之所以為開採銅礦不可不適用近代機器,而冀其有大宗之出產也。此之事業,應投資若干以為之經營,可留為專門家察奪之。

  第五部特種礦之採取

  國際發展實業機關對於各色特種之礦,有可以經營之者。如雲南#舊之錫礦,黑龍江之漠河金礦,新疆之和闐玉礦,皆用人力採取,經已數世紀之久矣。此種之礦產皆以豐厚見稱,現已開採者不過是礦中之上層,其餘大部分因無法排除泉水,尚多埋藏地中。但向來對於此等特種礦產,有為人民採取者,有為政府採取者。如能行用近代機器,並由政府經營,是為最經濟之辦法也。其他多有已棄置之礦產。如此類者,須通行考察,如以為實有利益,即須依國際發展計劃,再行開採。至於將來一切礦業,除既為政府經營外,應准租與私人立約辦理,當期限既滿,並知為確有利益者,政府有收回辦理之權。如此辦法,一切有利益之礦可以從漸收為社會公有,而通國人民亦可以均沾其利益矣。

  第六部礦業機械之製造

  各種金屬之埋藏於獨一地域者,不過一小部分,而散產於各地者,廣狹亦各有不同。故對於各種礦業之經營,有為政府不能自辦,當留為私人辦之。譬如農業,私人經營者利益常豐,礦業亦如是也。如慾望礦務之發展,國家必須採用寬大之礦律。政府所僱用之專門技師,應自由予以指導與報告。公司銀行應予以經濟之幫助。此國際發展機關對於普通礦業,只當為之製造各種礦業器具與機械,以供給業礦者之使用。至此器具與機械之出售者,無論其為現金,或為賒借,必須定以最低廉之價,而後能使之遍為分配於中國之多餘工人,礦業自日臻發達。礦業既日臻發達,器具與機械之需要必日多。若依此辦理,即製造礦業器具機械之利益,已無可限量矣。但此等工廠,在開始時期只宜至小經營,待從礦業日臻發達而後從漸推廣。故吾以為此種之第一工廠須設立於廣州,蓋出廣州為西南礦區之口岸,獲取原料、延請技師亦較他處為便易也。至其他之工廠,應設立於漢口與北方大港各地。

  第七部冶礦廠之設立

  各種金屬之冶鑄機廠,應遍設於各礦區,使之便於各種金屬之化煉。此等冶鑄機廠,應仿合作制度組織之。當其始也,生礦之收集,價格必廉。迨後金屬之出售,無論其在中國或外國市場。而此種冶鑄工夫,可以分享其一分之利益,用以抵償各種費用、利息與冗費。其他之剩餘利益,應按各種工人之工資並各資本家所供給於鑄爐之生礦之多寡比例分配之。如此辦法,對於私人之經營礦業者,既可以資鼓勵,而工業之基礎亦可因之以成立。但機廠之設立須依各區之需要,由專門家以定其規模之大小,而設中央機關以管理之。

  結論

  世界有三大問題,即國際戰爭、商業戰爭與階級戰爭是也。在此國際發展實業計劃中,吾敢為此世界三大問題而貢一實行之解決。即如後達文而起之哲學家之所發明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競爭,如其他之動物者焉。故鬥爭之性,乃動物性根之遺傳於人類者,此種獸性當以早除之為妙也。

  國際戰爭者,無他,純然一簡直有組織之大強盜行為耳。對此種強盜行為,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之。當美國之參加歐戰也,遂變歐戰而為世界之大戰爭。美國人民舉國一致,皆欲以此戰而終結將來之戰,為一勞永逸之計焉。世界愛和平之民族之希望,莫不為之興起,而中國人民為尤甚,一時幾咸信大同之世至矣。惜乎美國在戰場上所獲之大勝利,竟被議席間之失敗而完全推翻之。遂至世界再回復歐戰以前之狀況,為土地而爭、為食物而爭、為原料而爭將再出見。因此之故,前之提倡弭兵者,今則聯軍列強又增加海軍,以預備再次之戰爭。中國為世界最多人口之國,將來當為戰爭賠償之代價也。

  十餘年前,列強曾倡瓜分中國,俄羅斯帝國且實行殖民滿洲,後因激動日本之義憤,與俄戰爭,得以救中國之亡。今則日本之軍國政策,又欲以獨力併吞中國。如中國不能脫離列強包圍,即不為列國瓜分,亦為一國兼併。今日世界之潮流,似有轉機矣。中國人經受數世紀之壓迫,現已醒覺,將起而隨世界之進步,現已在行程中矣。其將為戰爭而結合乎?抑為和平而結合乎?如前者之說,是吾中國軍國主義者與反動者之主張,行將以日本化中國。如其然也,待時之至,拳匪之變或將再見於文明世界。但中華民國之創造者,其目的本為和平,故吾敢證言曰:為和平而利用吾筆作此計劃,其效力當比吾利用兵器以推倒滿清為更大也。

  吾現所著之《實業計劃》,經已登載各報、各雜誌流傳於中國者不止一次,幾於無處無人不歡迎之,並未聞有發言不贊成之者。但彼等所慮者,謂吾所提議之計劃過於偉大,難得如此一大宗巨款,以實行之耳。所幸者,當吾計劃弁首之部寄到各國政府與歐洲和會之後,巴黎遂有新銀行團之成立,思欲協助中國發展天然物產。聞此舉之發起人出自美國政府,故吾等即當開辦之始,亦不患資本之無著也。

  在列強之行動如系真實協力為共同之利益計,而彼之主張軍國主義者,欲為物質向中國而戰爭者,自無所施其伎倆,此無他,蓋為互助而獲之利益,當比出競爭而獲之利益更為豐厚也。彼日本之武力派,尚以戰爭為民族進取之利器,彼參謀本部當時計劃十年作一戰爭。一八九四年以一最短期之中日戰爭,獲最豐之報酬,於是因之而長其欲。一九零四年日俄之役,獲大勝利,所得利益亦非輕小。最後以一九一四年之大戰爭,復加入聯軍以拒德國,而日本以出力最微,費財至少,竟獲一領土大如未戰前之羅馬尼亞,人口眾如法國之山東。由此觀之,在近三十年間,日本於每一戰爭之結局即獲最厚之報酬,無怪乎日本之軍閥以戰爭為最有利益之事業也。

  試以此次歐戰最後之結果證之,適得其反。野心之德國,幾盡喪其資本與利益與其他難於計算之物。法國雖以戰勝稱,實亦無所得。今中國已醒覺,日本即欲實行其侵略政策,中國人亦必出而拒絕之。即不幸中國為日本所佔領,不論何時何處,亦斷非日本所能統治有利。故以吾之見,日本之財政家當比日本之軍閥派較有先見之明,此可以滿洲、蒙古範圍地之爭持證之。以財政家得最後之勝利,如是日本即捨棄其壟斷蒙古之政策,而與列強相合成立新銀團。若此新銀團能實行其現所提倡之主義,吾中國人素欲以和平改造中國者,必當誠意歡迎之。故為萬國互助者當能實現,為個人或一民族之私利者自當消滅於無形矣。

  商業戰爭,亦戰爭之一種,是資本家與資本家之戰爭也。此種戰爭,無民族之區分,無國界之限制,常不顧人道,互相戰鬥。而其戰鬥之方法即減價傾軋,致弱者倒敗,而強者則隨而壟斷市場,佔領銷路,直至達其能力所及之期限而止。故商業戰爭之結果,其損失、其殘酷亦不亞於鐵血競爭之以強力壓迫也。此種之戰爭,自採用機器生產之後,已日見劇烈。彼司密亞丹派之經濟學者,謂競爭為最有利益之主因,為有生氣之經濟組織;而近代之經濟學者,則謂其為浪費,為損害之經濟組織。然所可確證者,近代經濟之趨勢,適造成相反之方向,即以經濟集中代自由競爭是也。美國自有大公司出現,即有限制大公司法律,而民意亦以設法限制為然。蓋大公司能節省浪費,能產出最廉價物品,非私人所能及。不論何時何地,當有大公司成立,即將其他小製造業掃除淨盡,而以廉價物品供給社會,此固為社會之便利。但所不幸者,大公司多屬私有,其目的在多獲利益,待至一切小製造業皆為其所壓倒之後,因無競爭,而後將各物之價值增高,社會上實受無形之壓迫也。大公司之出現,系經濟進化之結果,非人力所能屈服。如欲救其弊,只有將一切大公司組織歸諸通國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但須得國際資本家為共同經濟利益之協助。若依此辦法,商業戰爭之在於世界市場中者,自可消滅於無形矣。

  階級戰爭,即工人與資本家之戰爭也。此種之戰爭現已發現於各工業國家者,極形劇烈。在工人則自以為得最後之勝利,在資本家則決意以為最苦之壓迫。故此種之戰爭,何時可以終局,如何可以解決,無人敢預言之者。中國因工業進步之遲緩,故就形式上觀之,尚未流入階級戰爭之中。吾國之所謂工人者,通稱為「苦力」,而其生活只以手為飯碗,不論何資本家若能成一小工店予他等以工作者,將必歡迎之。況資本家之在中國,寥若晨星,亦僅見於通商口岸耳。

  發展中國工業,不論如何,必須進行。但其進行之方,將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行乎?然此之舊路徑,不啻如哥倫布初由歐至美之海程。考其時之海程,由歐洲起向西南方,經加拿利島至巴哈馬群島之聖沙路華打1[今譯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島,又名華特林島。],繞程極遠;與現行之航線取一直捷方向,路程短於前時數倍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西方文明之路徑,是一未辟之路徑,即不啻如哥倫布初往美國之海程,猶人行黑夜之景況。中國如一後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徑而行之,此所以吾等從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預知其彼岸為美洲新大陸而非印度矣。經濟界之趨勢,亦如是也。夫物質文明之標的,非私人之利益,乃公共之利益。而其最直捷之途徑,不在竟爭,而在互助。故在吾之國際發展計劃中,提議以工業發展所生之利益,其一須攤還借用外資之利息,二為增加工人之工資,三為改良與推廣機器之生產,除此數種外,其餘利益須留存以為節省各種物品及公用事業之價值。如此,人民將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樂矣。前之六大計劃,為吾欲建設新中國之總計劃之一部分耳。簡括言之,此乃吾之意見,蓋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

  附錄一

  關於廣州至重慶與蘭州支線之借款與建築契約草案1[標題和正文中凡提及「廣州」之處,底本原作「廣東」,今均據英文本原文「canton」改譯。]

  此之契約,經於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四日即西曆一九一三年七月四日成立於上海。關於此契約之雙方當事人,一為中國國家鐵路公司,一為波令有限公司(Paulingand ComPany,Limited2)[所附英文有遺漏,今據英文本補正。]。中國國家鐵路公司經於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九日即西曆一九一二年九月九日由總統命令委任,並於中華民國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西曆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大總統公佈公司章程在案,故即以公司定名。波今有限公司現設立於倫敦城維多利亞街第二號,為立契約人等,現經雙方當事人同意,議定契約條文如下:

  第一條

  立契約人承諾借巨款與中華民國,年息五厘,專為興築廣州至重慶之鐵路費用。其總額若干,須經雙方預為議定。此借款開始所發行之債券,名曰「一九一三年中國國辦廣州重慶鐵路五厘公債券」。

  第二條

  此借款之用途,專為由廣州至重慶鐵路之建築與器具之費用。至其必要之用具,再詳細開列於第十七條之詳細契約中。

  第三條

  對於借款之攤還與利息之交付,則由中華民國政府並以廣州重慶鐵路之監察權為之擔保。

  此之監察權,為契約人對於該路為其債券所有者之援助應享有之第一抵押品。此之抵押品,即如當建築鐵路之時,各種費用與鐵路材料、車料與屋宇等之買賣是。

  如利息應償還款項之全數或一部分,不能如所訂之期限交付時,立契約人為其債券所有者援助計,有權將該項權利加入於特別抵押品內。

  第四條

  當鐵路尚在建築時期,凡債券與借款之利息經立契約人訂定者,應由借款項下支付。凡由借款所加入之利息,若當建築時期尚未支出者,與鐵路公司已成立之一部分鐵路之收入,須移用為補償應攤還利息之總數。若再有不足,則由借款補足。

  當鐵路全部建築完工後,其債券之利息可由該鐵路公司之鐵路入息或其他項收入支付。但對於此項辦法之詳細契約,另詳於此契約之第十七條。

  不論何時,若鐵路之收入與借入之存款合計之,尚不足償還債券之利息與載在詳細契約中所借入期單應償還之資本,中華民國政府為保證此契約起見,應正式承認將此借款之欠負與載在第十七條詳細契約所償還之利息一併交付。

  第五條

  發行之債券,即作為中華民國政府之債券。

  第六條

  債券應分為二次或二次以上發售。第一次所發出之總額,須在金鎊一百萬至二百萬之間,惟須當此契約第十七條之詳細契約雙方簽名之後,即刻實行。此債券之發行價格,應由鐵路公司與立契約人協同依同樣債券為基礎,以議定市面價格。此之價格,因包含債券發行於各國所需用之印花,故比其原定價格略低。此種債券至少須百分之五十在英倫發行,百分之四為立契約人抽收,即每一百金鎊可照債券之發行之價抽收四鎊。

  當十七條詳細契約既定、債券亦將發行時候,立契約人須先存貯五萬金鎊於銀行,入為廣州重慶鐵路公司數目。此之總數,若經鐵路總理之命令並總會計與總工程師之簽名,可以隨時提取作為測量及各種必需之費用。至此五萬金鎊之總數,訂定每年利息五厘,將來由借款項下撥出歸還。

  第七條

  借款須存貯於銀行,由立契約人聲明並擔保作為廣州重慶鐵路數目。如此辦法,可再由第十七條之詳細契約中商酌辦理。

  當建築工程經已開始,一相等於在中國足充六個月用度之數額,須交付存貯於設立在中國之銀行,入為廣州重慶鐵路數目,並可由該鐵路公司支用。但須得總會計與總工程師會簽方為有效。此六個月用度之總額,可接續依月遞交,存貯於中國之銀行。

  第八條

  當詳細契約簽押之後,此鐵路公司即須於廣東省城另設一廣州重慶鐵路事務所。此之事務所,應設中國總理一人,由鐵路公司派委;英國總工程師及英國總會計各一人,由鐵路公司與立契約人協同擇定,而後由鐵路公司任命。但所僱用英國職員,若得鐵路公司與立契約人之同意,並可以革除。

  此項職工應盡之義務,在增進鐵路公司與債券所有者之共同利益,故每當有問題發生,必須有鐵路公司與立契約人共同秉公處理。英國總工程師與總會計之薪金及期限,由鐵路公司與立契約人訂定,即由鐵路數目項下支出。

  凡關於管理鐵路之重要人員,如有有經驗、有技能之歐洲人與有能幹之中國人,均須一體並用。如此等一切之任用與其權限之規定,須由總理與總工程師會商辦理,呈請鐵路公司核准。至僱用於總會計部之歐人,均須依同一方法辦理。如歐洲職員有失德行為或不稱職時,總理與總工程師會商呈請公司核准,可將該職員革除。至僱用歐洲職員所訂之契約,須與普通所用者相同。

  凡在總會計部之收入數目及鐵路建築與管理之支出數目,須用中英兩國文字。總會計須依此辦法辦理報告,分呈於總理與代表債券所有者之立契約人。但此項數目之收入與支出,必須經總會計承認,並總理核准。

  當鐵路建築完工之後,凡關於鐵路之通常應辦事宜,須由總理與總工程師會商辦理,並須隨時報告於鐵路公司。

  總工程師之責任,在使鐵路辦理妥善,節省經費;至普通事宜,須會商總理進行。副工程師當建築時期,其責任如何,再詳示於本契約中第十七條之詳細契約。

  總工程師須遵奉鐵路公司意思與命令。惟此項意思與命令,不論其為直接授予或經總理轉達,均須一體照辦。並須對於鐵路之建築與維持隨時留心料理。

  為養成中國鐵路人才起見,總理若得鐵路公司之核准,可設一鐵路專門學校。

  第九條

  立契約人擔認建造與完成此鐵路,並得由該鐵路所用之建築物與器具之確實所值價格抽取百分七之數量。「器具」二字之意思,包含鐵路用以駕駛之一切器用,如車料、車頭為駕駛而用者皆是。

  「器具」之名詞,若明白解釋之,凡對於鐵路已建築完全、經已購器使用之後,所購入之各物不包含在內。更為詳明解釋之,凡因建築鐵路買入之地價,與總理、總會計、總工程師及各辦事人員之薪俸,不能列入建築與器用之名詞之意思內。

  立契約人有權依章建築支路至甘肅省之蘭州。如或得雙方之同意,並可建築同長鐵路至中國之他部地方。此種之權限,在由鐵路興工之始七年內有效。

  其餘一切關於建築鐵路與購辦器具之事宜,遵照本契約第十七條之詳細契約辦理。

  第十條

  一切沿鐵路邊旁之田地,經測量指定,系依詳細計劃用為旁路、車站、修理店與車房之用者,可由公司依確定之價值收買,並須由借款內照給。

  第十一條

  立契約人依照詳細契約所規定,須將每段已完工之鐵路交出鐵路公司,以備使用。

  第十二條

  立契約人須派董事為債券所有者之代表。至其應領取之薪金,別以詳細契約定之。

  第十三條

  中華民國政府對於現建築或已駛行之鐵路,與屬於鐵路之一切財產,並將僱用中國或外國人員,皆須飭各地方官極力保護。鐵路得設立警察隊與警察官,其薪金與費用須由鐵路建築費用項下支給。若鐵路遇有事故,須要政府兵力時,須由鐵路公司呈明,迅速派人駐守。但此等兵隊,須由政府供給費用。

  第十四條

  凡用以建築鐵路之各種材料,無論其由外國購辦抑由本省採取,若為鐵路使用,且在免稅限內者,須一待〔律〕免除釐金與關稅。凡債券、票據與鐵路之入息,須由中華民國政府免除各種征抽。

  第十五條

  為獎勵中國工業起見,若中國材料之價值與物質均稱適宜,須一體功用。英國製造貨物與由他國運來之貨物比較,若系同物質並同價值者,英國貨物有優先權。

  第十六條

  立契約人得鐵路公司之核准與承諾,可將全部或一部之利益、權利與事權轉讓與承受人或授予人。

  第十七條

  當此契約經已劃押,即須送呈中華民國政府核奪。若經中華民國政府批准,然後將此契約由雙方協定,另訂詳細契約。

  第十八條

  此契約既經批准與承諾,中華民國政府須將此事實照會駐京英國公使。但此之批准,必須將第十七條之詳細契約統括之。

  第十九條

  此之契約須按照英中兩國文字繕寫四張,一送呈於中華民國政府,一送呈於駐京英國公使,一留存於立契約人。若對於此契約之解釋有疑義發生時,英文底本即作為標準。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四日即一九一三年

  關於契約雙方當事人劃押於上海

  附錄二

  駐京美國公使芮恩施復函譯文

  孫先生大鑒:

  來函經於二月一日收到。函內手著《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拜讀之餘,良深欽佩。先生對於此重要問題,能以宏偉精深之政策運用之,可喜可賀。尊意以為發展中國實業,須聯合國際共同辦理,凡命為中國朋友者,應當竭力贊助。前者列強每當戰爭告終,即施其所謂勢力範圍與割讓、租借等手段,是不幸事,人皆知之。尊意以為革除彼向來惡習為必要之圖,故提倡用一聯合政策,由國際機關與中國共同發展中國之實業,所見甚是。若依此辦法,中國應享之權利無不可保矣。

  吾甚望中國情形有所變更,一切中國人民將利用其錢財為生利之事業,而共襄助此偉大之經營也。吾甚望中國政府獎勵其本國工業,使以其本國無限之資本用為生產,其日不遠。蓋因政府有建設之政策,信用自生也。

  若先生許吾進言,吾欲將先生之偉大計劃為之介紹,或可使世界原料與資本生一密切之關係。吾人皆知現殘餘之歐洲亟需資以恢復,而他國又以發展偉大計劃而求資,如此之發展中國實業計劃,必須認定其最急迫最密切之需要,而後共同聯合整頓輸運,使在如此之計劃中占一永久位置。故為目前計,五萬英里之鐵路似可最敷需用。如此,可使中國西北部之豐富無人境城,交通利便,移民居住,既可以救濟沿海岸一帶人居過密之各省不至受經濟之壓迫,亦可以使中國西、北兩部之豐富區域能與中國各部及世界各國有通商之機會也。

  中國對於煤鐵礦之發展,尤為要圖。煤與鐵,近代工業主義之兩大原料也。如中國欲發展此兩項工業,應設法利用外資,為之援助。但不可不注意者:一面當留存煤鐵,為其本國之需;一面當阻止中國之鋼鐵事業抵押於外人。如此而後不至危及中國此項偉大之事業。幣制之改良與內地稅率管理之改良,亦對於中國經濟與工業之發展有大關係之大問題也。現在最大出產之土地,而又為中國急迫之需要者,是為農業。此無他,農產,一國之所賴以供養也。就現時計之,中國之人口幾百分之八十為農業。中國之大問題在使人民衣食豐足,故改良農業、開闢新地、整頓灌溉與保護工人、獎勵畜牧、發展棉業、改良絲茶及改良中國種子等事業,尚須注意者甚多。若從此開始,亦可導中國於繁盛,或可使其國人民投資於各項事業。若捨此不顧,欲保證實業之發達,蓋亦難矣。

  就現時言之,吾之所切望者,注重於改良輸運、幣制、稅則、煤鐵、農工等事業。然在先生大計劃中所包括者,亦不外上列之各種具體辦法也。

  試就此發展實業計劃言之,吾信以為吾等所應留意者,不在討論新國家,而在討論一社會秩序極錯綜而又為以農工商業立國久有經驗之國家。在吾之意,至要者為工業。但工業變用新法不可過急,只可將舊藝術、舊習慣由漸改進。如製造絲與磁等工業之藝術技能,須設法保存,不可以省工廉價求售。如食物出口,若非確知為生產之剩餘者,即須禁止。不然,若食物價格之在中國,起而與世界市場之食物價格相等,中國將必大受恐慌,可無疑者。近代機關之組織,中國人有不可不知者,是對於一公司辦事員應用何權限,並該公司與股東有何關係是也。若中國人不知適用公司,國債機關之設立亦斷無效果。茲更有進者,中國人素以誠實見稱,尤不可因改用新法以經營事業,遂棄置其原有性質也。吾上所述之各點,亦不過欲使中國成一更良善之組織,前日之好習慣固當保全,而社會之秩序亦不至因急速改革而受攪擾也。

  先生欲整頓中國,因而利用一最適時宜辦法,成一國際共同發展實業計劃。高言偉論,當為道賀。此亦足見今日為中國人民領袖之心理,已日漸趨重於國家建設之事業。若奮其能力以成此事業,將來中外人民日相親密,使將來之發展得與世界之發展共同提攜,此為最可喜者也。

  先生發展實業計劃有更詳明者,請賜一紙,不勝銘感。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芮恩施敬上<於北京>

  附錄三

  美國商務總長復函一通

  孫逸仙大人閣下:

  得奉三月十七日賜函,內附《國際共同發展中國計劃》,披閱之下,興味不窮。而閣下之所謂中國之經濟發展將為人類全體最大利益,不特中國人食賜,尤所贊成也。以閣下所提計劃如此複雜,如此博偏,即令將其備細之點規劃完竣,亦須數年。閣下亦明知書案中一小部分尚須數十萬萬金元,而其中多數在初期若干年間,不能償其所投之利息與經費。是故,其必要之債所需利息如何清付,實為第一須決之問題。以中華民國收入負擔現在國債,利息太重,難保新增之息必能清付。則今日似必要將此發展計劃限制,以期顯有利益足引至私人資本者為度。

  合眾國政府一致努力以表示無私之友誼於中國人民,並願由各種正當之途徑,以參與增進華人最上利益之計劃也。

  遠承賜教,感謝無已,敬頌勳祺。

  商務總長劉飛爾謹啟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二日<於華盛頓>

  附錄四

  意大利陸軍大臣嘉域利亞將軍復函

  敬啟者:蒙惠賜以關於如何以國際共同組織使用戰時所產洋溢之製造能力,而開發中國最大寶藏之<有>興味之計劃,不勝感謝。雖在此計劃亦有與相附麗之實際困難,稍須顧慮,而以其所造之深與其帶有現代精神之活氣,使我不禁為最高之代〔評〕價也。

  為人道之利益,為貴國之進步,否願閣下此計劃之完全成功。專此布達悃誠。

  嘉域利亞<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於羅馬>

  附錄五

  北京交通部顧問之鐵路專門家碧格君投函

  孫逸仙先生閣下:

  敬啟者,得讀《遠東時報》六月號所載尊著論文,敢以一鐵路專門家之資格,敬表喜忭之忱。在閣下所選定路線,僕在此時雖難遽言贊成、反對,但以一鐵路聯結廣大之農業腹地與人口稠密之海岸之理想,感我實深。竊謂閣下於此已於鐵路經濟理論上致一具體之貢獻。即此路線自身,已能蠲解滯積,開闢一生產區,使食料價可較賤,以職業授巨額之退伍兵卒,又能使大量之硬幣得有流轉,而通貨之位置將循之以為於正也。在僕尤有慶者,則大著正以此時發表,而僕適亦應《橫貫太平洋雜誌》社主之求,曾草一論,恰亦觸及此種思想徑路。此論非至七月不能發表,則閣下之意見,對於現在此點著想,使懷疑我者大足以開悟之矣。

  冒昧致書,惟冀鑒原。又信閣下此種啟沃思想敏妙之作,必將有繼此而宣於世者也。專此敬頌勳祺。

  碧格謹啟<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七日<於北京>

  附錄六

  美國名士寓居羅馬以世界中都計劃著名之安得生君復函

  逸仙先生足下:

  六月十九日賜書,已由羅馬敝事務所轉到此處,甚謝,甚謝。並承瑰偉之補助戰後整頓實業之案與《國際共同發展中國計劃》相貽,尤感。

  奉讀尊著計劃,旁擘附圖而及于先生所與理則的且有力的論據,覺其興味深水。謹此布慶悅之忱。

  吾完全確信先生之高尚理想必將實現,非惟以為中國國家人民之福利而已,又以為世界各人種之利益與繁榮計也。

  以饒富之貴國,糧食、礦產、煤鐵等等天然富源素稱豐富,從前雖為各國所忽略,今則不然矣。而先生之活動發展計劃與其展開培成,在使此全未觸及之廣大處女地,以最經濟最實用之方法運其產物於世界市場之前。是先生絕無私心,專為人道求其利益,是為稀有之人,且明晰顯出先生深重之國際同情也。

  夫發展中國富源者,不特於貴國實業商務與之新刺激、新能力,且為貴國之人民謀其不可勝計之利路而已,又以不可否認且無限之利益付與一切國家之一切人民。此所以政府及外國財政家,對于先生之計劃與以最深細之考查及援助,而襄同先生以實現此最大之人道的計劃,不應更有所躊躇也。凡此在北直隸建築北方大港,由此港直通中國西北邊陲,建一鐵路系統,又浚一運河,構成中國北部、中部與此港聯絡之內地水路統系,且開發山西煤鐵礦區,不僅其所需以作制鐵煉鋼工程者使貴國數百萬人得其職役,抑且廣開門戶,隨之以利益,以容多數國家組織完美之無數實業也。

  先生於我世界交通中心之計劃辱予贊助,且將以先生所經營之《建設》雜誌紹介此思想於貴國人民,使我益加奮厲矣。

  此都市如建立於中立地區,則立可以應國際聯盟之必然的需要,作為其實際之骨幹,而能成為受治於國際司法法庭之下最莊嚴之行政中心矣。

  吾已將此世界中都之圖及案送與各國之政府及主權者,並擬於十月一日起赴華盛頓,以展覽各圖原本,並親自由純然實際經濟的觀察點說明此種計劃於各國代表之前。此等代表擬於此處集合,以助國際聯盟之組織也。

  吾又嘗致函威爾遜總統,彼接吾圖案之後,答吾謂彼視此計劃之價值甚高。吾望此世界交通中心之計劃,不久能為實現之中都,將以各國最高自然產物與最重要之實業成功致之於集中點,且使之確定意義,顯出此種貢獻,乃向於友誼的社會及經濟關係為最初決定之一步,而建立此種聯合之實用無可批難者也。

  將紀念於此海上、空中、陸地戰場,為求公道之戰勝,為人道掃除榛穢以進於和平,為將來不受暴君壓迫之自由而拋其生命之數百萬人之英雄奮鬥與高尚的犧牲,諸國應各有所獻納,共建造維持此和平都市,以為國際之為豐碑也。

  對于先生高尚之計劃,吾抱有最深厚之同情;而于先生對於我計劃有此深切之興味,尤吾所引以為慶者也。專布悃忱,藉申敬意。

  <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軒特力•安得生啟於薩丁諾1[今譯撒丁(Sardinia)。]

  《孫中山選集》

  建國方略(下)

  (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建國方略之三

  民權初步(社會建設)

  序

  中華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優者也。中華土地,世界之至廣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然而以此至大至優之民族,據此至廣至富之土地,會此世運進化之時、人文發達之際,猶未能先我東鄰而改造一富強之國家者,其故何也?人心渙散,民力不凝結也。

  中國四萬萬之眾等於一盤散沙,此豈天生而然耶?實異族之專制有以致之也。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云幸矣,豈復能期其人心固結、群力發揚耶!

  乃天不棄此優秀眾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歐風美雨之吹沐;其繼也,得東鄰維新之喚起;其終也,得革命風潮之震盪。遂一舉而推覆異族之專制,光復祖宗之故業,又能循世界進化之潮流,而創立中華民國。無如國體初建,民權未張,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復帝制,民國五年已變為洪憲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氣未消,新舊兩派皆爭相反對帝制自為者,而民國乃得中興。今後民國前途之安危若何,則全視民權之發達如何耳。

  何為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謂民國也。何謂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製法案之權,民有復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權,方得謂為純粹之民國也。革命黨之誓約曰:「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蓋欲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而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

  今民國之名已定矣。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而革命之功亦以之而畢矣。此後顧名思義,循名課實,以完成革命志士之志,而造成一純粹民國者,則國民之責也。蓋國民為一國之主,為統治權之所出;而實行其權者,則發端於選舉代議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漸而進,由幼稚而強壯,民權發達,則純粹之民國可指日而待也。

  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又非從集會不為功。是集會者,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於茲,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原則、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習慣、集會之經驗,皆闕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是中國之國民,今日實未能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然則何為而可?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學者必曰「非專制不可」。不知國猶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舉步,而國之初造,豈能一時而突飛?孩提之舉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國民之學步亦當如是。此《民權初步》一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自西學之東來也,玄妙如宗教、哲學,奧衍如天、算、理、化,資治如政治、經濟,壽世如醫藥、衛生,實用如農、工、商、兵,博雅如歷史、文藝,無不各有專書,而獨於淺近需要之議學則尚闕如,誠為吾國人群社會之一大缺憾也。夫議事之學,西人童而習之,至中學程度則已成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團體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

  西國議學之書不知其幾千百家也,而其流行常見者亦不下百數十種,然皆陳陳相因,大同小異。此書所取材者,不過數種,而尤以沙德氏之書為最多,以其顯淺易明,便於初學,而適於吾國人也。此書條分縷析,應有盡有,已全括議學之妙用矣。自合議制度始於英國,而流佈於歐美各國,以至於今,數百年來之經驗習慣可於此書一朝而得之矣。

  此書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流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若以流覽誦讀而治此書,則必味如嚼蠟,終無所得。若以習練演試而治此書,則將如#蔗,漸入佳境。一旦貫通,則會議之妙用,可全然領略矣。

  凡欲負國民之責任者,不可不習此書。凡欲固結吾國之人心、糾合吾國之民力者,不可不熟習此書。而遍傳之於國人,使成為一普通之常識。家族也、社會也、學校也、農團也、工黨也、商會也、公司也、國會也、省會也、縣會也、國務會議也、軍事會議也,皆當以此為法則。

  此書為教吾國人行民權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穩,則逐步前進,民權之發達必有登峰造極之一日。語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吾國人既知民權為人類進化之極則,而民國為世界最高尚之國體,而定之以為制度矣,則行第一步之工夫萬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習此書,則人心自結,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後,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四萬萬同胞行哉勉之!

  民國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孫文序於上海

  卷一結會

  第一章臨時集會之組織法

  一節會議之定義凡研究事理而為之解決,一人謂之獨思,二人謂之對話,三人以上而循有一定規則者則謂之會議。無論其為國會立法,鄉黨修睦,學社講文,工商籌業,與夫一切臨時聚眾徵求群策、糾合群力以應付非常之事者,皆其類也。

  二節會議之規則嘗見邦人之所謂會議者,不過聚眾於一堂,每乏組織,職責缺如,遇事隨便發言,彼此交談接語,全無秩序。如此之會議,吾國社會殆成習慣。其於事體容或有可達到目的之時,然誤會之端、衝突之事在所不免,此直謂之為不正式、不完備、不規則之會議可也。有規則之會議,則異於是,其組織必有舉定之職員,以專責成;其行事必按一定之秩序,有條不紊。如提議一案也,必先請於主座以討地位,得地位而後發言;既提之案,必當按次討論,而後依法表決。一言一動,秩序井然,雍容有度。如是,乃能收集思廣益之功,使與會者亦得練習其經驗,加增其智能也。

  三節會議之種類會議有三種:其一、臨時集會,為應付特別事件而生者;其二、委員會,乃受高級團體之命令而成,以審查所指定之事,而為之解決或為之籌備者;其三、永久社會,為有定目的而設者。此三者之分別,則如一、二兩種為暫時之會,其三為永久之會。又其一、其三為獨立之團體,而委員會則為附屬之團體。至於組織之不同,則臨時集會必當有主座、書記,各專其責;而委員會之書記雖有用之者,然非必要,而主座常可兼之。但永久社會之組織,略同於二者之外,更加以須有正式舉定之職員及一切之章程規則,並有定期之會議、標揭之意志、規定之人數。

  四節召集之通式凡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皆可召來會議。其法有以口傳,有用帖請,有登廣告於報上,有標長紅於通衢。其式如下:

  敬啟者:茲值民國中興,宜張慶典。謹擇於十月二十五日,在新都成功大道民樂園開籌備會。凡我同志,屆期務乞光臨指示一切!此布。

  民國五年十月初十日發起人甲乙丙丁同啟

  五節開會之秩序屆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而丁君先將議堂預備妥當,設主座於堂上,堂前陳列一案,案前橫列眾椅。到者隨意擇座,互道寒暄。少頃,發起人甲君敲案作聲,要眾注意,遂起而言曰:「諸君……開會之時間已至,請眾就秩序!」(外國習尚,臨開會時只高聲號曰:「秩序!秩序!!」眾則肅然就範矣。)俟眾就秩序之後,乃再曰:「請諸君指名若人為候選主座!」仍立而候眾人之指名。

  六節主座之選舉有己君起而對甲君言曰:「我指名乙君當主座。」(己君對於甲君發言而不稱曰主座者,因彼尚未得為正式主座,不過權行其事耳,故不稱也。)己君既坐,庚君即起而言曰:「我附和之。」遂亦坐。甲君尚立待,乃曰:「乙君已被指名為候選主座,又得附和矣,尚有其他指名者否?」稍待,又曰:「尚有言否?」仍立待。乃再曰:「如無別意,則樂舉乙君為吾人主座者,請曰『可』!」(眾人之贊成者,則答曰「可」。)「其反對者,請曰『否』!」(眾人之反對者,則答曰「否」。)若「可」者多於「否」,甲君當宣佈曰:「選舉主座之案已得通過:乙君當選為本會之主座。」遂坐。

  倘答「否」者多於「可」,則其案為否決,而甲君當再請眾指名以備選。會中當照前法指名其他之人。

  七節被指名者多人倘有於乙君之外另指名他人當主座者,當起而言曰:「我指名戊君。」又有指名丙君、指名甲君,如是者數人。甲君立待,俟指名者各盡其所喜,而後按次先由乙君起,一一表決之,至得當選之人為止。甲君自身之被指名,亦提出己名於眾以表決,一如他人焉。因甲君之職務,為會眾之代理,以辦選舉主座之事,而待其本身亦如待他會員也。若用投票選舉,則於指名既齊之後,乃能投票。投票法後再詳。

  八節指名之附和指名宜有附和,為一妥善辦法,蓋足見被指名者非只一人之樂意也。倘同時有指名多人,則附和一法非所必要;但其事以何為妥便,代行主座者可酌量變通辦理。

  九節選舉書記等乙君既被選為主座,起而就座,立於案後,對眾人(或敲案要眾注意)言曰:「現在第一件事為選舉書記,請眾指名!」仍立而待。戊君起而言曰:「主座先生!」(此之謂稱呼主座所以討地位也。)主座答曰:「戊先生。」(此之謂承認其發言之地位也。)戊君既得地位,乃進而言曰:「我指名己君當書記之選。」遂坐。辛君即起而言曰:「主座先生,我附和之。」亦坐。主座略待,或問眾曰:「更有指名否?」少頃,乃進而照前選舉主座之法以表決之。己君當選為書記,即就案坐於主座之傍(案上當先準備文房器具),預備將所經之事、隨來之事,一一照實記之;不必記眾人之所言,但須全錄已行之事或表決之案,而不得下一批評。

  此時主座則將開會之目的宣佈,為一長短適宜之演說,大略如下曰:「今日之會,為籌備慶典而設。諸君當知民國開基,甫經四載,則被移於大盜,幾至淪亡。所幸人心不死,義師起於西南,志士應於東北,舉國一致,大盜伏誅,天日得以重光,主權依然還我,中華民國從此中興,四億同胞永綏福樂。當茲幸運,理合申祝,故擬舉行慶典,以表歡忱。諸君對於籌備之事當有指陳,此時則在發言秩序之中,本主座望各暢所欲言,備眾采擇,俾得速定辦法,幸甚!」言畢乃坐。惟一旦有人稱呼「主座」,彼當再起立承認之。當人發言時,彼可坐,但於接述動議、呈出表決及詳言事實時,當起立。又凡有關於會中秩序及儀式所必要之時,亦當起立。

  以上各節,為臨時會議組織完備、著手進行之模範也。

  十節委員會委員會之組織與上同,惟書記一職,可以省之耳。若高級團體委任委員之時已選定其主座,則開會時不必再選,否則於開第一會時,當由委員會中自選舉之。就事實上而論,先受委之人未必即為委員長,但第一會當由彼召集其他之委員耳。委員會進行規則,後再詳之。

  第二章永久社會之成立法

  十一節立會發起永久社會之第一回集會,其組織方法與臨時集會相同,但須訂立章程規則及選舉長任職員。

  (演明式)譬如慶典會告終之後,與會者興趣未消,感情愈結,均欲成立一會,以助政治改良,而導社會進步。於是再集同人,從新發起,其進行程序一如臨時之會焉。

  乙君被選為臨時主席,己君為臨時書記。主座既宣佈開會宗旨之後,在會者各隨意評談,有贊成、有反對此計劃者。甲君於是起而稱呼主座,及得承認,乃曰:「我動議發起一『地方自治勵行會』,而在此會中即須從事進行。」主座接述其動議,遂即正式討論,各盡所言,然後呈出表決。若得多數表決贊成,則為通過,而主座即宣佈曰:「發起一地方自治勵行會之動議,已得可決矣。」斯時也,按法言之雖為臨時集會,實則變為永久之團體矣。從此凡與會者,既盡共同所約束之義務,則當然為會員。

  主座既將表決之結果宣佈之後,乃繼而問曰:「本會今當如何進行,使團體之組織臻於完備?」庚君如法討得地位,乃動議委任委員三人,以草立章程規則。此動議既接述,經討論,乃呈眾表決。若得通過,主座當問曰:「用何法委任,由眾選抑由主座委?」壬君討得地位動議,或曰「由主座委任」,或曰「由眾指名」。若為前之動議,如法呈眾通過後,主座乃委任在會之三人,曰「本主座今委任戊先生、壬先生、己先生為起草委員。」若為後之動議,呈眾如前通過後,主座乃請眾指名,而接之以呈眾表決,一如選舉主座之法焉。

  選舉職員亦如前法,可動議交委員審定,備造職員名冊,或動議由眾指名候選。若交委員審定,則被委者或即返於別室,詳細審定,而即報告;或俟下會然後報告;更或飭令將職員名冊抄錄,或印刷多分,備為選票之用。

  至於章程規則之起草委員,必待下會而後報告也。

  以上各事,為發起一會之所必要,而不能稍為忽略者。如是暫成組織隨而逐步進為永久之團體。第一會當決定下會之開會時間、地位,乃散會。

  十二節章程及規則第一次會議所委任之起草委員,自行集會,將章程規則草就謄正,準備報告。於下期開會時認可記錄之後,第一件事則為起草委員之報告。主座要請之,而委員長宣讀之。先讀全文,俾會員知主旨之總意,後乃分條而讀之。每條當詳細討論,或加修正。第一條議定之後,主座則曰:「今開議第二條。」每條皆如是云云,至盡而止。主座隨曰:「現在問題,在採用此章程為本會之章程,贊成者……」云云(如前之表決法)。規則表決式同此。

  有《模範章程規則》一份,載於附錄,可為各種團體之張本。章程規則之要點,當包涵會名及其目的,職員及常務委員之數及其職務,會員之條件,取法之議則,法定之額數,修改之條例,與夫會中一切之要義。

  十三節職員重要之職員,為會長、副會長及記錄書記。若有會費,則加理財、核數二職。如事繁則當有通信書記及副書記。倘其事件為集會時所不能辦者,則當舉董事辦之。至若小團體,而目的在互相資益而不勤外務者,則一切事務當以全體會員辦之,於集會時討論表決其大要,而細務乃授之委員。又此等資益會,其職員宜輪流充當,使各得練習其才幹。如是,則全體會員皆得與聞會事,於是感情益密,結力彌堅,而平等公正之精神亦油然而生矣。

  十四節職員之選舉第一回會議所委之職員,指名委員自行開會審定,乃列單預備報告。於第二回開會時章程規則既採用之後,主座則著指名委員報告。該委員長起而言曰:「主座先生,本委員等謹報告如下:當主座者壬先生,當副主座者丙先生,當記錄書記者己先生,當通信書記者戊先生,常理財者乙先生,當核數者甲先生」云云(以至章程中應有職員,盡仿此開列)。讀畢,將人名單交與主座,遂坐。

  會中規則,各有不同:有規定於指名委員報告之後,同時選舉者;有規定於接報告之後,下期始選舉者。倘為下期開會始選舉者,主座於收接指名報告之時,當申言曰:「諸君已聞委員報告候選職員之姓名矣,選舉之期在於下會某某日,倘有不合意者,此時可另為指名,以備下會附入正式指名者之後而當候選也。」倘為同時選舉者,主座當曰:「諸君已聆委員報告,意見如何?」云云。此種報告,不必另有動議以收接或採用也。此時在指名秩序中,倘有他指名者,適可行之(詳下節)。

  選舉時至,主座發言曰:「今當選檢查員。」辛君隨而討得地位,曰:「我動議檢查員由主座委派。」此動議即呈眾表決。得通過,主座即委癸先生及子先生為檢查員。彼等受命後,即分派候選人之名單,以作票用,或空白條紙亦可。會員各將票準備,勾去不合意之名,而加入其所喜者。檢查員以箱或他器收之,退而數之,記其結果。此事既畢,主座當擱置他事,曰:「檢查員已準備報告矣。」癸君於是將投票之結果宣讀如下:

  所投之票總數二十一票

  當選必要之數為十一票

  會長票辛先生得一票

  壬先生得二十票,理合當選

  副會長票子先生得一票

  庚先生得一票

  丙先生得十九票,理合當選

  讀畢,將單交與主座。主座曰:「下開各位已得大多數票,當選為本會職員。」彼再宣讀職員及被選者之名。經此宣讀,則成為決議,而書記即記錄其案,此案不能復議。

  十五節其他之選舉倘指名委員須即時報告,則無暇準備名單,而用白票,按職分選會員,隨所喜而書名,然後收而按名數之。或用復選之法,初選作為指名,其法如下:一、凡得票皆作被指名者;二、以二三得最多票為被指名者;三、以限得若干票以上皆為被指名者。三者之中,採用何法,須先表決。復選之法,最為公允,但略費時耳。

  十六節無人當選若各職之候選者,無人能得所投票之大多數,則謂之無人當選。如是必須再選,至得有當選者為止。則如選舉會長,所投票共得十九:壬君得票十,丙君得票七,乙君得票二。此為壬君得大多數為當選。倘壬君所得少於十票,則為不當選,必當再投票。於是主座當曰:「候選會長皆無人能得大多數,本會當再投票。」

  十七節大多數與較多數大多數者,即過半數也;較多數者,即半數以下之最多數也。若只得二份票,或二候補員之競爭,即大多數與較多數實無所別;若過二數以上則大異矣。如所投票為十九數,壬君得九票,丙君得七票,乙君得三票,如是則壬君所得票為較多數,非大多數也。因十票乃為十九票之大多數也。較多數亦有得選者,如此則必於投票之先,已經表決乃可。但一切社會之職員選舉,最少須有一票過半乃能當選,庶幾合大多數之常例。惟在人民選舉官吏,則反乎此者乃為常例。因用大多數法,往往生出不便之事也,故有經驗之國家多不行之。

  十八節團體之成立恆久職員選妥之後,當於下會就職。臨時可申言感謝會中之信任,並許盡其能力以服務,且當注意於會員之權利及利益,而平等承認之、尊重之。自此彼稱為「會長」或「主座」。職員選妥,章程規則訂妥,則其會即為成立,而可著手辦事矣。此時職員當就職,各司其事。倘無論何時,當開會時而正式職員全然缺席者,則當宣佈秩序時,無論何人皆可將秩序宣佈,而使會中另舉代理主座並書記以攝行會事,此則猶勝於使會眾及演說者久待也。

  臨時會與永久會皆各有常規,以定其程序。其前者則多尚普通習慣,其後者則采自專家。各商團及公司會議皆當循會議規則,而無論何家所定之法,適於各社會,皆適於各商團、公司也。

  第三章議事之秩序並額數

  十九節循行之事開場議事,有三件必要之形式:一為唱秩序,二為宣讀及認可前會之記錄,三為散會。此外更有常務委員之報告,皆可稱為循行之事。此等事由全體許可,便可不用動議及表決之形式而施行之。但此等非公式之舉動,切不宜施之於此外之事,因雖於循行之事中,亦常容人反對非公式之舉動者。當開會之時,會長起立,稍靜待,或敲案而後言,曰:「時間已到,請眾就秩序而聽前會記錄之宣讀。」乃坐。書記於是起而稱主座,然後宣讀記錄,讀畢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曰:「諸君聽悉前會之記錄矣,有覺何等錯誤或遺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無之,此記錄當作認可。今當序開議之事為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覺記錄之錯誤,當起而改正之。發言如下,曰:「主座,我記得所決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書記以為所改正者合,而又無人反對,書記當照錄之,而主座乃曰:「此記錄及修正案,當作認可成案。」倘有異議,或書記執持原案,任人皆可動議,曰「照所擬議以修正記錄」,或刪去或加入何字。此動議經討論及表決,而案之修正與否,當從大多數之可決、否決而定之。主座於是曰:「記錄如議修正,作為成案。」

  二十節議事之公式秩序凡社會或會長宜採用議事之一種秩序,以為集會之標準;但其式可作通常用,非一成不變者也。其式如下:

  一請就秩序

  二宣讀記錄及認可之

  三宣佈要旨

  四特務委員之報告

  五常務委員之報告

  六選舉

  七前會指定之事

  八前會未完之事

  九新生事件

  十本日計劃之事

  十一散會

  以上秩序,各會可隨其利便及方法以變通之。會長每次當定一日錄,書明各件於秩序之下,以備開會時按序提出。次及新生事件之時,會長當問曰:「今日有無新生事件?」如其有之,當提出表決之,或臨時結束之,然後著手於本日之演說或其他之計劃事件。倘本日計劃定有一定時間者,到時而諸事尚未完結,除得多數投票表決「繼續進行」外,當作默許,立將諸事延擱至下期會議。總之,議事之秩序,一經認可記錄之後,便可由動議及表決隨時停止或變更之,以議特別事件也。

  二十一節額數定義額數乃會議辦事之必需人數。在臨時集會,則額數問題不發生,無論到會者多少,皆可開會。在委員會,必得過半數乃成額。在長久社會,必當以法定其何數乃成額。如未有規定者,則必以大多數為成額。開會時必得過半數而後乃能辦事,不足額則只有散會以待下期而已。

  在立法院,其事為公共性質,其人員到會為當然之職務。而法院,又有強迫到會之能力,則額數以多為允當。至於尋常社會,則以少為宜,因其目的在事之能辦,所以當定少額,以備開會時必能達足額之數。如社友之數由五十人至百人者,其額數以九人為妙;若更少之會,則五人為額;若數百人以上之社會,亦不過十五人至十七人為額足矣。至於所定人數,又當注意於社會之種類。有種社會其社員非服務者,則人數雖多,而額仍以少為宜也。其要義即在凡會員皆有到會之權利之機會,故無論雨晴皆到者,當然得辦事之權利,以償其勞;而疏忽不到會之會員,當不得更有異議也。

  二十二節額數為開會前之必要凡一團體既定有額數,則此額為開會辦事之必要條件。到開會之時,會長當數到會者幾人,連己能足額否。苟缺一人,則不能唱序開會,須待到足方可。倘待過時尚無足額,眾可定散會之時,時到則散。下期之會亦如是,則到會者只能談論事件,而不能動議,不能表決,而無事在秩序之列,此與不開會等。會員或可催請到來以成額,然不能使之必來也。委員會之開會,亦與此同例。

  二十三節開會後缺額之效力以足額而開會,開會後會員逐漸離席,以至於缺額,則事仍照前進行。此其意蓋以為既得足額而開會,則開會後仍為足額也。當此情景,所辦之事可視為正當,且可進行至散會之時而止。會長無注意於缺額之必要,而可繼續進行。但若有人無論主座或會員欲提出缺額問題,則進行立止。主座可曰:「本主座要眾注意於缺額之事,而待動議。」或一會員起曰:「主座,我提出缺額之問題。」此時各事當停止,而數在場人數,倘有不足,即行散會。

  二十四節數額數之法若額數為少數人,其出席、缺席,由主座及書記一數便明,眾人亦容易察悉。若額過大,當由檢查員或用唱名而數之,登記在場者之多少,便可立即解決額數問題矣。

  立法會之議長(其會之額為大多數之議員,或多數之額數),可否由彼一人數在場之人數,尚屬一問題。此專斷之法,或為程序所規定之政黨團體所必要。但在尋常團體,則用唱名之先例,以定人員出席、缺席為最允當之法。

  無論何事,可發生機會致會長有自然之趨勢而成其專斷之能力者,寧為限制,而不當獎勵之也。

  第四章會員之權利義務

  二十五節會長之義務會長為全體之公僕,非為一部分或一人而服務,是故彼雖為一會之長,而非一會之主人翁也。彼以事體之秩序,而糾率會眾,使一切皆循公正平等而行。彼維持秩序及額數,如遇秩序紊亂之時,當立呼「秩序!」及議則錯誤,當立起糾正之。彼憑議則及會章以率眾,引導之而不驅策之,至達目的而已。會長之義務,當嚴正無偏,務使大多數之意趣得以施行,而同時又能尊重少數人之權利,俾事件得迅速公當之處分,而討論得自由不偏之待遇。賢能之會長當具三種特質:一、果毅之力,二、誠懇之意,三、體順之情。

  至於詳細之節,主座當行其最宜於維持秩序之時,及適當於處分事件之事。彼於辦事,如接述動議,呈問動議,及表決動議時當起立,但討論時可坐。彼發言時,稱本會長或本主座。彼對於會員,當承認應得地位之會員,當接述合序之動議,而使之得機以討論。對於開會時當候至足額,乃能進行。當依時開會,依時散會。彼當知何時為委員報告,而到時命之報告。彼當注意於特別指定之事,而於適合之時提出之。所有需要事件,必當了結之,或正式延擱之,而後乃能散會。

  二十六節會長之權利會長為社中或議場中人員之一,故當有發言及投票之權。但除關於必要之事外,此種權利常多放棄者。主座可遇事加以說明,並達布事實而已。至於親行討論,則當退讓主座曰:「請某君代主座」而暫為一純素會員,乃從事於討論。波不必離其坐位,但當以他人為主座,如他之會員先稱呼主座而後發言者。言畢,乃復其主座之職。

  主座有權以處決誰為應得地位者,並有權以處決秩序之爭點,但如有不服者,則二事皆可訴之公決也。彼可不待動議,而將正式事件提出。又倘無人反對,可將循例之案,不待表決而宣佈通過。且到時可由被宣佈散會。彼又可使會員將動議繕寫成文,又可隨意打消不合秩序之動議。

  主座非受特別委任,無權參加於委員會,而委員亦無與磋商之必要。被非受特別委任,亦無監督之權,而此等權亦以不授之為妙。主座之權,乃指導會眾,而使之能自治,而不在治之也。

  二十七節會員之權利義務會員之義務,在能以竭助會長維持秩序。而維持之道,則當從自己始。如在會場,須戒出聲,戒旁語,戒走動,並戒一切之能擾亂會場而阻人言聽者。會員當依正式而動議,當持友恭而討論,當惟多數之是從。會員地位,彼此皆一體平等。表決之投票乃會員之權利,而投票當本之主張亦會員之義務也。會員討論之權利義務,第七章另行詳之。

  二十八節副會長並書記之權利義務副會長乃備以若遇會長缺座或失能而代之者。彼之職務,與會長同,故當知會中之目的、之辦法與夫一切議事之行為。最妙得會長常請彼幫理一切事務,以資練習,庶不致使之成為廢職。

  記錄書記之職務,乃記錄當場之事,不必記錄當場之言,除非有特別命意乃錄言;隨後當將臨場記錄繕就正式議案。所有表決票數,須照當時結果抄錄,不容稍為更易。所有否決之動議,亦必錄之。凡有記錄,則作為案據,日後有所爭持,悉以記錄為準,而不以個人之記憶或主張為準也。故凡前會之記錄,必當復讀於下會,由眾動議,或投票,或默許,以表決認可,然後方能成為正式議案。書記有通告委員被委事之責,並管理各種擱置及延期案件。簡而言之,則幫助會長料理一切事務。倘書記於記錄中有錯誤之處,而記錄已為眾所認可者,則正誤之人,必要指出其錯點為眾所滿意者乃可。蓋以議案一經認可則成立正式案據,故必先修改錯誤,方許認可,是為極要之事。記錄經認可之後,書記當簽押於記錄之後,如下:書記某某。書記記錄之時,宜書之於冊,則不必再抄。若有改正之處,可於行間加入。如所有表決之事,非得全體所許,不能刪之。其他職員之義務,當由各會之需要,而從會則規定之各職員,當盡本職之義務;彼不當干涉他人,亦不容他人之干涉也。總而言之,記錄書記之義務,為專司記錄;通信書記之義務,為專理文牘。與夫凡屬其類者,各從而司之。若其他之事件,亦得指委其一以司之;或其務內之事件,亦可由投票或特別規定而分治之。會長當監督一切,但除糾正程序之外,不當干涉之。書記固不當授以重權,然而彼亦當自慎用其應有之權,而毋越分可也。

  二十九節全體之權限並缺席、廢置、特別會等之規定夫一會之權力:第一為章程並規則,第二為各種之表決之專條與章程規則無抵觸者,第三為采定之議則,第四為議會之習慣。以上各條,以先後為施行秩序。

  職員缺席倘於會期內職員有缺席者,當早為另選新員以補之。如遇散會期內有缺席者,可待至開會時乃選補之,或於規則中定有專條以處理之。至於董事會之缺席,宜否由董事團中自行選補,殊屬疑問。但委員會有缺席,則常可自行選補,因其為臨時之團體也。所有缺席職員,宜以他員暫代其職,以待新員之選舉,而新員一經選出之時,代員即立終止其職務。

  職員廢置職員有放棄責任或有隕越貽羞於一會者,可以多數表決,而廢置斯職。其廢置之法,當出於有附和之動議,而由投票以表決之如下:「動議宣佈某某事務之職從此廢置」云云。此等廢置之事,獨關於是非利害之極端者乃行之,其他當待其職務之屆期告終為妙。

  三十節特務會議在永久社會之會員,當知常期會開會之時及集會之地,故通告可以不必。但特務會則異是,必當照會中表決之規定。每會員發給正式通告,此規必當勵行。在常期會得足額人數,則各種表決無抵觸於章程規則及前時之表決者,皆可施行。惟特務會則反是,所表決之事,必先登錄於傳單;傳單所無之事,則不能提議。特務會對於修改之事,較常期會格外謹嚴,而其程序與常會同。若有疑問發生,當就謹嚴之途以采決。特務會為應非常而設,當以少開為宜。

  卷二動議

  第五章動議

  三十一節動議議場每行一事,其手續有三:其一、動議,其二、討論,其三、表決。此三手續,乃一線而來,無論如何複雜之程序,皆以此貫之。動議者,為對於事體處分之提案也。欲在議場發生合法之提案,必當行正式之動議;倘隨意談話或隨意擬議而得一般之同意者,不得收約束之效力也。如命行一事,必有正式動議,正式表決,始足責成受命者之遵行也。凡隨意談話,只足當動議之先導,而不能代動議之功能。故動議者,實為事體之始基也。

  三十二節處事之手續以動議及表決而處事,重要之步調有六,其秩序如下:

  一會員起立而稱呼主座。

  二主座起立而承認會員。

  三會員發動議而坐。

  四主座接述其動議。

  五主座畀機會以討論,隨而問曰:「諸君準備處分此問題否?」

  六呈動議以表決,並宣佈表決之結果。

  倘動議有附和,則附和之步調在第三步之後。此步調未括於內者,以此非重要如他也。

  三十三節動議之措詞動議之詞,以能達言者之意為主,各種詞句皆可用也。但動議當要簡明,而限定一題目。此書各章所演明動議之形式,不必強作模範,蓋此不過指導動議當如何發耳。發言者之開始當曰:「我動議如此如此。」主座呈其動議於眾,當複述其言,一如動議者為是。但彼可要求動議者,將動議譽諸翰墨,或可令其再言,以期確正。倘動議者有詞不達意之處,主座接述之時,可為之修飾,但只能改其詞句,而不能稍變其本意;倘主座有變其本意,則動議者當複述原語以糾正之。

  三十四節何時可發動議各種普通動議,皆可於無他動議待決時發之。惟有特別之議術動議,則雖於他動議待決中,亦可隨時而發。此種動議,十四章洋之。惟當投票時,或當會員得討論地位時,則無論何種動議皆不能發。在動議打消之後,則各事復回動議未發前之原來秩序。

  三十五節手續之演明式設使地方自治勵行會適在進行之中,而會長循序開會,記錄既宣讀及認可之後,照辦事秩序以次及新事件矣。

  辛君欲在會發起公開演說之議,乃起而言曰:「會長先生!」仍立而待承認。主座遂起而承認之,曰:「辛先生!」辛君由此得地位,進而言曰:「我動議『本會公開一演說會』。」遂坐。主座乃曰:「諸君已聽著辛先生之動議為『本會當公開一演說會』,此事當待諸君討論。」仍立而待眾之討論。如久無人起,主座當請之,仍不應,再勉促之以討論。當討論時,主座可坐。討論既竟,各盡所言,主座再起,曰:「諸君已預備處分此問題否?」倘無人再起討論,彼即將動議呈眾表決如後,曰:「動議為本會公開一演說會,諸君之贊成此動議者請曰『可』(贊成者應曰「可」),諸君之反對此議者請曰『否』(反對者應曰「否」)。」若贊成者為大多數,主座曰:「可者得之。」或曰:「動議已通過。」若否者為大多數,主座曰:「否者得之。」或曰:「動議已否決。」除有疑點及復議之外,則主座此一宣佈便成決案;書記錄之,以為後日會中行事可作案據也。至其他之動議,如於何時何地開演說會,何人當演說員等等,皆同式發之,同式決之。略而言之,所有動議皆照此手續而行。惟屬於議術之動議,則有免卻或限制討論之事。

  三十六節附和動議附和動議之習慣,常有視之過重。每有於動議尚不能正式發之及正式呈之,而亦力持動議之必需附和而後得付討論者,此乃以形式小事視為太重也。且近有立法院,如美國國會及馬斯朱雪省1省會[今譯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state),下同。],皆不用附和,於此可見附和之事,漸失其用矣。經驗老練之團體,已覺免卻附和一事較為利便,蓋可減省時間,且適於平等之理,使人人在會中能同享發言之權也。

  由此觀之,雖向來會議法家多主持〔張〕附和為當務之事,而吾人則主張除關於不能討論之案、非正式之案及偏僻之案外,則不必太為拘守此舊習,但假權宜與主座,由彼定附和之需否,而後將動議呈之於眾也。

  按以習慣,無論何人皆可隨意附和動議,但附和非屬必要之務。如無人附和,主座可以請人附和。除特別之案,主座可不待附和,而直呈動議於眾者。又主座覺於事有益,亦可自行附和動議者,此可免於請眾附和之煩也。在堅持必需附和之團體,其動議未得附和者,便作打消論。是故公正之主座,往往寧自行附和一正式之動議,而不願任其打消也。

  三十七節附和之形式附和動議者,必待動議發後乃從而附和之。附和之事,固有正式行之,即起而稱主座,得彼承認,而後言曰:「我附和動議。」但附和本非重要之事,則每多以非公式行之,由坐而言曰:「附和動議。」主座遂曰:「某動議既發,並得附和」云云。如動議為主座自行附和者,則彼所用之言詞與上同;或曰:「動議為如此如此。」若在無需附和之時,主座當曰「動議已發」或「某某君動議如此如此」。若主座欲得場上之附和,當曰:「有人附和此動議否?」在堅持有附和之社會,則凡有此動議,議員當立時附和,而不必待主座之請求。此可省時,而免主座之再三復問也。

  三十八節極端之當避常有兩極端為公正之主座所當避者:其一為打消無附和之動議,其二為過促將動議呈眾表決,而不假機以討論。

  如第一章所言,職員指名之舉當以有附和為善,其故因指名之事,向無討論也。對於附和規則,欲規定其良善者只屬此耳。附和此事,在常務當不必堅持;所可堅持者,則在指名之案,在不能討論之動議,並在申訴之事件。而在此書之演明式中,附和一事免而不用。各種社會,如有以此書為法則者,可任意采擇附和之去取也。

  第六章離奇之動議並地位之釋義

  三十九節收回動議之公例動議既發,而未經主座接述者,本人可以隨意收回。若既經主座接述之後,則非全體一致,斷不能收回也。蓋既經主座接述之後,則動議當屬之全體,而不屬之本人也。且以全體一致而決會眾之意旨,實為最直捷了當之法;若不用全體一致,而用大多數以解決此問題,則既決之後,任一人皆可再發同一之動議也。如此倒而復起,徒為費時失事耳。又動議既經修正之後,則雖全體一致,亦不能收回。蓋此既經他種手續,則自有他種之作用也。倘動議既經附和時,附和亦必要收回。動議既收回,則不必紀錄之,以其與未發無異也。

  四十節收回之演明式事件有至於討論之際,乃使動議者覺其提案之非要且屬無謂,而悔其所為者,於是彼可以收回之。其法如下:彼起稱呼主座而得承認,乃言曰:「我欲收回我之動議。」主座隨而接述之曰:「某先生欲收回其動議,有反對者否?」略待回答,倘無反對,即宣佈曰:「動議已收回。」倘有反對者,其人當起而言曰:「主座先生,我反對之。」主座遂曰:「已有人反對,動議不能收回,仍在諸君之前,請從而討論之。」

  四十一節例外之事上節所述動議,未經主座接述之前,則動議仍為個人所屬,發者可任意收回。然動議者皆有故而發,斷未有即發即收者。但間有為事實所關或時勢使然之事,為動議者所未知,而主座或他人轉主座示意,使動議者知其動議之無謂或不合時宜,倘動議者以為然,可乘時收回動議,而免生後悔。

  四十二節分開動議一動議具有數段意思者,可於每段分作一動議,而一一呈出以表決。其分開之事可由主座為之,如無反對,則不必表決。或由會員發動議,將動議分開,此案呈出表決,與他動議無異。譬有發動議為「由主座委全權委員三人,以審查公開演說會之問題」。此動議可分為四,如下:其一、委員以審查公開演說會事,其二、委員為三人,其三、委員由主座派委,其四、委員授以全權。

  此可假機會以便逐段討論、逐段修正,較之一起而處分一全部之複雜動議,尤能得迅速公平之效果。在級序之列,則分開與修正同等,見一一六節。若主座決意不用動議而行分開事,則可將動議之顯明段落一一分之,而呈出表決,便是。分開事之動議法,不過如下曰「我動議將此動議分開」,而不必詳其分法也。若此議通過,主座則隨而分之,如上所述。

  四十三節對等動議對等動議者,即兩動議同時有背馳效力之謂也。如否決此動議,便是可決彼動議,二者出入於否決、可決之間,毫無疑義,於是表決其一,即是表決其他也。演明之式,見五十二節。

  四十四節地位釋義地位者,發言之權也。因言者必先起立,故西人議場習慣,通稱地位。此書亦沿之以為一術語,專為議場上有發言之權而說。凡議會辦事,必由動議以開其端,而動議者必先得地位而後能發言。本此秩序以集會,雖聚千百人於一堂,各盡所懷,自由暢議,無論事體如何紛紜,問題如何複雜,皆能迎刃而解,泛應曲當,決無阻滯難行、#堂搗亂之事也。

  四十五節地位之討得地位既為議事軌道之初步,則動議者必先向主座以討地位,得地位之後乃能發言。是故地位者,對眾交通之樞紐也。握此樞紐者,主座也。是猶乎一城市內之電話機關也,握其樞紐者為中央電話局,凡欲用電話以通消息者,必先向中央電話局以按其樞紐,始能有達言之效。議員之欲發言者,亦猶乎城市內之一家,欲通其消息於他處,必先聯絡中央電話局之樞紐,而向主座討其地位也。既得地位,而後對眾發言乃為有效,否則視為閒談,可置不理也。此地位之為用如此,而發言者有討得之必要也。演明式見三十五節。

  第七章討論

  四十六節討論之權利一動議既發,及為主座接述之後,會眾便可討論。此時主座之義務,當使之能得完滿及公平之討論,又使會員各得同等討論權利;而一面又須有以護衛全體,毋使一二會員之討論時間有侵及全會時間。是以欲維持一適中之準則,一面可防止冗贅或搗亂之討論,而一面又可防止疏略之處分,則會中對於討論一事當立專規以指導而調護之。

  四十七節討論之定義以狹義言之,討論即對於一問題,具有成見,意趣不同,表決背馳,而下反對之駁議也。但以廣義言之,即包括對於問題一切之評論,無論其為反對與贊同也。凡會員於討得地位後,對於當前之動議有所發抒,而其所言皆當就題論事,不能說及個人。(倘對於動議者有為莫須有之諷刺,或下誅心之論調,便為違反秩序矣。)又為當場之議論,而非作備之文章,方得謂之討論也。

  四十八節何時為討論之秩序當前有正式動議,即為討論之秩序;若無動議,而作非公式之談話,不得謂之為討論。而正式之討論,即動議之討論也。動議既發,一得接述,則討論開始。反之,動議一旦呈決,則討論立止。如主座問曰:「諸君預備處分此問題否?」若無人起言,則動議便可由討論之秩序而進於呈決之秩序矣。此時則不能再有討論也,除非得公眾之許可,而由口頭或起立或舉手表決之,然後乃能回復討論於呈決之後也。若討論既經回復,則結尾投票,當分兩面而重複投之。若兩面已經投票表決之後,則無論如何不得復行討論。倘於宣佈表決之後,再有異議,則為無效,蓋事已表決也。若有專條,則討論當為所范。又若停止討論之令已布,則雖全體一致,亦不能復行討論矣。

  四十九節討論法演明式譬如當地方自治勵行會開會時,有人動議「公開一演說會」。此動議已接述於眾前,適次討論之秩序,而主座請眾討論曰:「此動議今在諸君之前,本主座望各將所見詳言之。」寅君起稱主座,被承認得地位,乃進而言其贊成公開演說之意。所言當嚴限於本題範圍之內,而表出良美之理由。彼當避用模稜兩可之詞,並防止重複冗滯之語。又當注意於討論之詞勢,當先從寬處,然後步步迫緊,不可由緊而放寬也。至於無經驗之發言者,雖不能美滿以達意,而主座當勉勵之,使之盡意。蓋意思為重,而言詞為輕。言者不必以言詞之拙劣而向眾道歉,所發何言,由之可也。若發言者於討論中偶要說及他會員,則不當提其名,但說「在我左或右之會員」,或曰「我等之書記」,或曰「其他之發言者」,或曰「我之反對者」,或其他不屬個人之代名詞,以指出所說之人便可。西人議場習尚,會員彼此討論向不直稱姓名,如有稱之,視為不合會議規則。發言者言畢,即止而坐。倘無人即行繼起發言,主座當請之,曰:「此問題當詳加討論,諸君之有所見者,幸勿推宕,宜盡所欲言為望!」主座對於會員,亦宜以不呼姓名為妙,除非有特別之人為專長於此問題者。蓋呼名之習慣一生,則有不被請者不敢發言,而欲發言者又必待於請。如是則自然流露之發揮為討論之價值者,為之阻礙矣。由此觀之,為主座者,倘遇人聲沉寂之頃,寧為稍待,以候會眾精神之活動,而不宜強人討論,而指定誰當言者。久而久之,會員必有鼓其勇氣,起而發言者。由是相習成風,則必能各從其贊成、反對兩方面暢所欲言,至各盡其詞而已。及地位已空,主座乃問曰:「諸君準備處決此問題否?」倘仍無人起,便可呈出表決矣。

  五十節限制冗論之例由上節觀之,討論之事似屬毫無限制,各人可隨時發言,而言之長短又各隨其所欲。此等辦法,若為專對於結束之事件及對於會員多不願發言之會,則誠為盡善盡美,且為一普通辦法也。公正賢良之會長,當能引人入勝,而使素來怯駑之人亦敢於討論。如是則限制之例,可以不必也。

  但在於習討論為目的之會,而會員又屬有經驗者,或於特別之會期,時間為有限,而指定所討論之事又為眾所悅意者,則討論之時間宜有所限制,免一二人專攬討論之地位。其限制之規則,或用之臨時,或用之久遠,俱隨所擇。此等規則,當嚴限言者之時間並秩序。其簡單規則,而為討論會所常用者如下:

  (一)非待所有會員輪流講畢之後,一人不能講二回。

  (二)一人所講,不能過五分鐘之久。

  (三)討論領袖,於開端時可講十分鐘,結尾時可講五分鐘。

  所定之時,可長可短。而結尾之論,不必定為領袖發之,如時間太短則雖不用結論亦可。此數條規則,已足為通常所需,主座當實行之。如有言過其時者,主座當起立敲案或搖鈴,且曰「言者之時間已過」,以止之。倘言者仍不止,則以亂秩序視之。每值一人講完之後,主座當曰:「尚有發言者否?」

  延長討論時間之習尚,非有異常之事,不宜頻行,以其與規則本意衝突也。倘欲延長討論時間,當有人起討地位而動議曰:「請將言者之時間延長。」若得通過,則討論者可繼續進行。總之,延長時間之事,既為勢所不免,則不如加采一例如下:

  (一)獨得全體一致之表決,乃可延長討論者之時間。

  五十一節演明式地方自治勵行會已進步至非公式之談話時,遂決意再進一步至正式之討論會。於是委一會員或數會員訂備有趣之論題,如建築道路、統一圜法、收回租界等論題為議案;而議案又須從正面主張,不可從反面主張,如「當主張建築道路為有利」,非「主張建築道路為無利」,方免亂論者及聽者之意,而使之有所適從也。論題定後,須選討論領袖二人至四人,或由眾指名,或由主座委任,辦法如下:第一正面、第一反面、第二正面、第二反面等。並當注意,使之各知其主討論之何面為要;又宜先行表決,以前節之條例為討論之準繩。

  到時,主座曰:「今夕之計劃討論問題,為『主張以收回租界為救國之要圖』,而寅先生為第一之正面討論領袖,請先發言!」於是寅君起而稱主座,得承認,乃進而討論,至主座示以時間已完為止。而主座又曰:「戊先生的第一之反面討論領袖,請繼發言。」於是戊君步寅君之後塵,討論至時終而止。而第二之正面領袖辛君繼之,第二之反面領袖再繼之。各領袖討論完畢之後,主座再曰:「今為會員討論之時,每人以五分鐘為限。」於是各盡所言。倘有領袖為收束之討論,則當取他會員之時間而為之。如其無之,則各人講完之後,便為討論告終之時也。此外,即時間已至及停止討論之動議,在秩序中亦皆為討論告終之時也。討論既終,主座即呈案表決如下,曰:「凡贊成『以收回租界為救國之要圖』者請起立!」待數完為止。(贊成者即起立,而書記乃逐一數之,並記其人數。)又曰:「凡反對者請起立!」待數完為止。(反對者即起立,數之如前。書記遂將記錄交與主座。)主座宣佈曰:「三十五人投贊成票,而二十人投反對票,此議通過。」

  五十二節駁論言辭凡討論者,對於問題當注重多聞博識、考察無遺,而論點當以誠實、適當、簡明為主。發言時當力揚本面主張之優良,而用公平之道,以發露對面主張之過失、之無當、之不公等等,方為妙論。

  西人討論會中,常有表決問題之優良,兼而表決言辭之工妙者;亦有只表決言辭之工妙,而不計問題為如何者。如是則投票者不計意之異己,只審其發言之工妙耳。但此種習尚究非所宜,蓋以其為專獎辭華,而不重誠實也。

  五十三節競爭地位前已言之,會員為主座所承認者為得地位,有發言權。在所定時間之內,若循序而言,無人能阻止之。但常有兩人齊起,同時稱呼主座。遇有此事,除非其一退讓,曰「主座,我讓與某先生」,遂坐,否則主座當裁決之。其法即呼先起者,或言者之名便是。若主座有所疑,彼寧承認離座最遠者,或未曾發言者,或向鮮發言者,而捨其他也。若二人中,其一已起而稱主座,其一不過甫起,或甫發言,則前者當得地位也。

  倘未承認者,自信彼為應得地位之人,彼可堅持留立而言曰:「主座先生,我信我先稱呼主座。」或同效力之語。主座乃隨而言曰:「某先生(指承認者)肯讓位於某先生(指未承認者)否?」倘不肯讓,則主座當呈出表決,曰:「問題為此兩會員中誰為先起者,眾贊成某先生(指承認者)得地位,請曰『可!』」若得可決,則未承認之會員當復坐。若得否決,則彼得地位,而承認之會員復坐。此可不必再行表決,因表決其一,即表決其他,毫無疑義也。此為「對等動議」之模範。

  若競爭者過於二人以上,則表決之次數,必至得可決而後止。此等動作,名之曰「競爭地位」,常見於立法院,而鮮見於一般社會也。尋常社會之會員,常慣順從主座之決斷,或彼此相讓。但此節之規則,對於不公平之主座以及言者之有急要原因,則甚有用處。

  五十四節遜讓地位在有趣之討論中,常有會員思欲間止言者,以「問一句話」之語。此容有出於誠意者;然常遇之事,則為指出言者之失處。諸如此類者,或允,或不允。此等問話之間斷,倘言者允而「遜讓地位」以應之,而問之者倘欲連續發言,則彼失卻地位矣。如欲復之,必當由正式再討得乃可。例如寅君正在討論中,而卯君欲問一事,乃起而言曰:「主座,發言者允我問一話否?」主座起而言曰:「寅先生允讓地位,俾問一話否?」寅君如允,可曰「允之」。仍立而聽之,或答,或不答,俱可隨意。而卯君坐後,彼可再言。或寅君不欲其語論為人所間斷,可曰:「主座,我言畢之後,我當樂答所問。」遂進行,發言如初,而卯君復坐。倘彼允人問話,彼有失卻地位之慮,又有失卻思潮之慮,而於事體之決斷亦慮為卯君意見所搖動;倘彼之意見與己相左,尤不宜於此時允之也。在問話時,卯君可出下式:「我欲經由主座而一問發言者如此如此……。」彼可乘時繼進,而自答其問題,而又為駁議,而不理寅君之仍立而待也。

  卒之,倘卯君言之不已,寅君不耐而坐,則失其地位矣;而欲復之,只從正式討之,或得一致之許可乃能也。此實為一嚴厲之習尚,然以既屬議規,當慎防之為妙。間斷之事,實屬騷擾,言者聽者兩皆不便,故不宜獎勵也。至於地位,非由自由遜讓,乃為權宜問題及秩序問題停止之者,則仍屬之其人,而不失卻也;倘該題解決之後,仍得復之。見一百五十一節。

  五十五節討論之友恭友恭一事,當常在注意之列,然不可施之太過,以致有礙於一己之權利。不遜讓地位,非不友恭也,只要以友恭之態而卻之耳。受人之讓,而據其地位,亦非不友恭也,只求由公道而得之耳。

  在美國國會有一習慣,允特種議員有優先權,如委員長、發案人等,於討論時皆假以超眾之機會、超眾之時間。此於國會或有所必要之處,而在通常社會則大非所宜。假以特別優權於任一會員,而使之凌駕其他會員,則討論之自由已為之失,而討論之安全亦為之礙矣。

  五十六節一致許可有許多程序,本非公式,而由一致許可,得以進行者。如循行之事得以施行,秩外之討論得以允許,與夫一切非公式之事得以通過(本書隨處皆有引之),諸如此類,倘有一人反對則不能行矣,事件常有賴此全體一致而收其利便者。但此種習慣必須謹防,無使妄用也。又有特別手續非得全體一致不能行者,如收回動議及刪除記錄等事,凡此等事,其全體一致必當以確鑿得之,而不能擅行武斷也。主座當進如四十節,或尤善者即曰:「此事須全體一致,以表決其贊成者」云云。倘有一人反對,便屬不行也。

  第八章停止討論之動議

  五十七節停止討論動議之用法停止討論之動議,是否屬正式程序之一部分,尚無定論。又除各盡所言之外,討論宜否停止,亦久成一未決問題。在大會場中,此停止討論之動議,視為不可少之件,蓋非此則無以防止纏綿之討論也。倘有用之非宜,亦易為大多數所打消。在小會場中,此動議以少用為宜,倘有常用之而致生討論之障礙者,或防止少數人之發揮意見者,宜定條例以限制之。若無專條以限制之,則用之者固視為議場所應爾也。凡社會欲立限制之條件,宜以三分之二表決為妙,此可防範僅僅之大多數以阻止討論也。美國國會之元老院、紐約省會之元老院及馬士朱雪省會之元老院,皆不用停止討論之動議,但其內之各附屬會用之。凡有社會不喜用此動議者,可規定特別條例如下:「本會禁用停止討論之動議。」

  五十八節停止討論動議之效力前已言之,若無條例以限制討論,則討論必繼續至各盡所言,或至時間已屆,而主座發問「諸君準備處分此問題否?」之後,方可自然停止。若欲隨時停止討論而行表決,其法當用停止之動議。此動議既發,及經接述之後,雖未得表決,而本題之討論當立即停止。若停止討論之動議為表決所打消,則本題之討論可再復。若得可決,則本題當立呈表決。此動議有當注意之要點二:其一、為一簡單之停止討論動議而已。其二、此動議一發,議場即當立為表決兩動議:甲、獨立之動議(即討論中之本題),乙、附屬動議(即停止討論動議)。兩動議當各為表決,先行表決停止動議,倘得通過,再行表決本題動議。要之凡能討論之動議,皆受停止討論動議之規限。

  五十九節停止討論動議之討論停止討論之動議,自身亦可討論,但限以時間,常以十分鐘為度。或立例以規定之,為不討論之列。討論此動議,無可多說,不過指明理由,何以本題不可立時表決而已,此可頃刻說畢也。倘言者討論此動議之時,而支吾入於本題之議論,則為逸出秩序,主座當立止之。

  六十節停止討論之演明式地方自治勵行會當討論公開演說會時,己君以為討論過久而欲速行表決之,適寅君言畢而坐,己君循例討得地位而言曰:「我動議停止討論。」主座曰:「停止討論之議已提出矣,可否呈出本題?」若無異議,彼當繼曰:「贊成者……」云云。如有討論,則討論亦甚簡略,只限於本題之應否即行表決之理由耳。如十分鐘已至,或討論告終,主座當曰:「討論之限已過,今當表決,贊成者請曰『可』!反對者請曰『否』!」云云。隨宣佈曰:「案已通過,停止討論,當在秩序。」彼隨而呈出本題以表決,曰:「諸君贊成本會公開演說會之動議,請曰『可!』」云云。如是則事件告竣矣。倘有人於停止討論秩序之後,仍思討論,便為犯秩序矣。蓋會中已決即行表決本題,則不容再有阻止之者。

  若動議否決,主座當曰:「此案否決,討論當繼續進行。」討論於是復續,至再有停止動議,或至互相許可,或至散會,或至別種動議致本題立當處決而後止。

  六十一節停止動議與本題動議之別當一動議在討論之中,遇有發停止討論動議者,即謂之為「附屬動議」。此動議當先行表決,如得通過,立即當呈本題以表決。此兩表決相續而行,不容有他事為之間斷也。

  六十二節停止動議對於他動議之效力停止動議既發並接述後,尚有可行者為以下之事:可提起權宜問題或秩序問題之關於本題者,可動議散會,可動議休息,可動議定時開下期之會,可動議擱置本題,及可動議各種有關於本題之修正及表決方法。但停止討論動議既呈決之後,除不足額問題及表決法問題外,則無可阻撓本題之立決者,而各種問題皆須即行表決,不得再事討論也。

  若有延期動議或付委動議在待決之時,而停止動議通過,則兩動議為之打消。其故因會眾表決停止討論之時,則必欲即行表決本題,而延期及付委皆與此意抵觸也。惟修正案則不能打消,因此為成全本題也;但皆不得討論,亦不得增加。其對於復議之效力,七十八、八十二兩節詳之。

  六十三節停止動議對於本題一部分之效力停止討論之動議,能否施之於本題之一部分,向為會議學說之一爭點。有一說謂停止動議一提,則全部須為之停止,是以不能獨施於一部分也。但屬於事所必需,則停止動議當能施之於可討論者,而重要可討論之附屬動議,為延期、付委、修正及無期延期等附屬動議。若對於本題一部分而發停止討論,則必須明白說出,其式如下:「我動議停止修正問題之討論,或付委問題之討論。」如得通過,則此一部分當立呈表決,而後再從事以討論他部分也。

  六十四節定時停止討論停止討論動議之外,更有動議以定未來時間之停止討論也。此動議與他動議同,惟所異者,雖在他議待決中亦可發耳。時間動議,最妙能發於開始之前,其用處一面在防止纏綿之討論,而同時又使能得適度之討論。此動議之方式如下:「我動議限此動議之討論,至四點鐘為止。」其時間之長短,可以討論而修正之,乃呈表決。倘得可決,則屆時討論須停止,而即行表決本題。此時倘大多數尚欲繼續討論,則此案可以復議如他種動議焉。

  第九章表決

  六十五節表決方式表決與動議原不能分離者也,故第五章所述動議,已連帶論之矣。今更重複詳之。討論告終之後,主座起而複述動議,呈之表決如下,曰:「動議為本會公開一演說會,諸君贊成者,請曰『可』!(可者應之。)反對者,請曰『否』!(否者應之。)」如可者為大多數,彼曰:「此案通過。」或曰:「此案可決。」或曰:「可者得之。」如否者為大多數,彼曰:「此案否決。」或曰:「此案失敗。」或曰:「否者得之。」主座最後之言,即為宣佈表決,而議案於以成立。此謂之「口頭表決法」,或曰「用聲表決」。如兩方皆無人出聲,即為默許通過,蓋不反對則公認為贊成也。

  六十六節舉手並起立用聲表決之法,為最簡便。但須數人數,則當用舉右手或起立之法為當。主座曰:「諸君贊成者請舉右手!」或曰:「請起立!」待至數畢,贊成者當如法應之。書記乃數之,而報其數於主座。對於反對方面,亦與同法處之。於是主座宣佈曰:「十五人表決贊成,而二十五人表決反對,此案失敗。」獨依法表決者,乃數之,不舉手、不起立者闕之。

  六十七節采法宜定以上之表決各法,為普通集會所常用者,然開會時當采定其一,不宜同時並用數種,免致混亂耳目也。雖在永久社會中,會員慣用一法,而會長亦當先為指定何法,而後行其表決。若在臨時會議及複雜集團,則先事聲明用何法以表決更為不可少之事,否則會眾無所適從也。

  六十八節拍掌不宜用以表決我國集會向有厲禁,故人民無會議之經驗之習慣。近年西化東漸,吾人始有集會之舉,然行之不久,習未成風,訛誤多所不免,則如以拍掌為表決是其一端也。拍掌為讚揚稱道之謂,中西習尚皆同也。乃吾國集會,多用之以為表決,此則西俗所無也。夫既用之為讚揚,而又用之以表決,則每易混亂耳目,使會眾無所適從,故稍有經驗之議會,洵不宜用拍掌以表決也。

  六十九節兩面俱呈表決必兩面俱呈,而主座又宣佈結果,乃雲決定。若只呈之可決,而未呈之否決,或兩面皆已呈,而主座未宣佈結果,則不得謂之完妥,不能生合法之效力也。其無經驗之主座,常忽略之,而呈表決如下:「諸君之贊成者請曰『可』!諸君之反對者請曰『否』!」而已,隨而忽略於宣佈,此皆謂之不合法也。其合法之表決秩序如下:一、主座呈問可決者,二、可決者應之,三、主座呈問否決者,四、否決者應之,五、主座宣佈其結果。

  七十節表決疑問用聲表決,贊成與反對兩者之數相差不遠,結果難辨,則成疑問。若於兩者既應之後,而主座不能定何方為大多數,彼則曰:「本主座有疑,請贊成者起立!」待至數畢,其手續悉如六十六節。又如有會員不以主座之宣佈為然,彼可生疑問,演明如下:一動議既呈表決,而主座以為可者多於否者,既而宣佈曰:「已得可決。」乃有戊君以為不然,於是起而不待承認,言曰:「主座,我疑表決之數。」遂坐。主座從而言曰:「表決之數已見疑,贊成之者請起立!」待至數畢,云云,悉如六十六節。主座可用舉手以代起立,但起立則錯誤較少也。若在大會場中,則常有令表決者分為兩部,一往右邊,一往左邊。惟此種煩難之法,只宜用之於不得已之時,及臨時之會耳。在永久社會之大會,會員皆列入名冊,如有見疑時,當按冊點名,各隨名以應可否。他法倘生疑點,則此為最適當也。

  倘用聲表決,當時不生疑問,則主座所宣佈,便作成案。蓋以會員不即起疑問,便作承服主座之決斷也。

  七十一節同數當表決可者與表決否者之數相同,則謂之曰「同數」。此案贊成與反對兩適相抵,故動議則為之打消。其理由為動議之通過必要得大多數,今只得同數,乃大多數之欠一,是以不能通過也。此法有一例外,見一五六節。

  七十二節主座之特權若遇同數之表決,則為主座行使特權之候。彼可隨意左右袒,或加多一數,使案通過,或由之使自打消。倘彼為贊成其案者,當宣佈如下,曰:「二十人讚成,二十人反對,本主座加入贊成方面,案得可決。」倘彼反對,則曰:「二十人讚成,二十人反對,而案打消。」

  主座又可加入少數以成同數,以打消動議。倘表決為二十人讚成,十九人反對,而主座欲打消其案,則宣佈如下曰:「二十人讚成,十九人反對,本主座亦加入反對,而案打消。」

  七十三節主座有表決之權利主座亦為會員之一,有同等表決之權利。但此權利除遇同數時之外,鮮有用之者,惟其存在則一也。而其惟一之例外,則為主座非屬會員之一,如美國副總統為元老院之議長,則除同數之外,本無表決之權;但元老院代理議長,本為元老之一,則有表決權也。

  若用點名以表決,則主座之名亦按次與會員同時點之,而主座應名與否聽之。倘彼既應名,而得同數之表決,則彼不能左右袒矣,蓋每會員只得一次之表決權也。倘彼尚未應名,而遇有同數,則彼宣佈時可隨所喜而加表決也。

  七十四節點名表決用聲表決、起立表決、舉手表決及分兩部表決,上已論之矣。而點名表決則與各法不同,蓋此法非由主座自行采擇,乃由動議及表決而定。若遇特種法案欲得記名,以便知誰為贊成誰為反對者,則點名表決為不可少者也。但點名表決,恐難得大多數之贊成者,故宜立例以規定少數(五分一)人有要求之權利。此等條例,凡有集會多採用之,而永久社會亦當採用之。

  到表決之時,或表決之前,如有會員欲記名表決,當照常討地位,動議「用點名表決」。此動議不討論,而呈表決,若得在場五分之一贊成,主座當宣佈曰:「已得五分之一贊成用點名表決,則點名為刻下秩序矣。」書記遂起執名冊,逐名高唱;若不見應,則再唱之;但不三唱。每會員名字唱出之時,即應曰「可」或「否」。書記按名而記之:可者作一號於其名之右,否者作一號於其名之左;唱畢,將可否各名數之,而交主座宣佈之。

  七十五節投票表決若欲秘密,則當投票表決,其法已詳於十四節。此為煩緩手續,多用於選舉職員、委員及代表或收接會員等,及用之於關於個人而不便公然討論、不便公然表決之問題。投票表決之動議,其發起及呈表決,由大多數以決定,一如平常之動議焉。

  七十六節由少數或多於大多數以取決尋常通例,贊成、反對之表決皆定於大多數,此除少數特別事件之外莫不皆然也。在用點名表決,只需在場者五分之一。在改章程、修憲法及罷免會員等事,當需三分二之數。而停止條例,當需一致之表決。及其他之事件,由僅僅大多數通過而致大不便者,須立以需更大多數之例以防範之,庶為萬全也。

  第十章表決之復議

  七十七節復議之定義按之常例,凡動議一經表決之後,或通過,或打消,則事已歸了結矣。惟預料議員中過後或有變更意見,遂欲改其表決者,故議會習慣,有許可「復議之動議」,即推翻表決而復行開議也。其作用,則所以救正草率之表決及不當之行為也。

  七十八節復議動議之效力此動議若得勝,則其效力有打消表決,而使案復回於未表決前之狀況,以得再從事於種種之討論,然後再行表決也。此動議若失敗,則其效力為確定前之表決,而不許再有異議也。蓋會議公例,每一表決,在一會年內非全體一致,不得有二次之復議也。

  七十九節何時可發復議動議此動議只可發於同時,或於下會,若過兩會期之後則不能再發矣。若發於同時者,可以立即開議,又可由動議及表決延至下期開議。若發於下期者,必當立時開議。但兩者皆無立時決斷之必要。倘此動議得勝,亦不過重開討論耳,而其受延期及他種行動之影響,則與他議案同也。倘此動議失敗,則表決案便得最終之確定矣。

  八十節何人可發復議動議復議動議有一重要點,與他動議不同者:即他動議在場之人皆可發之,而此奇特動議只有得勝方面之人乃可提出。其限制之理由,則以事既經表決之後,則失敗者固欲復議,而得多一次之表決以挽救其失敗,故常乘間抵隙,俟得勝方面人數減少之時提出復議,如是則對於得勝方面殊欠公平也。故為公平起見,當加限制於一方,誠為良法美意也。倘表決果有不當,則失敗方面之人自易說托得勝方面之人,以提出復議也。

  凡一問題既經圓滿之討論、公平之表決,則一次已足矣;獨遇有特別重大之理由,乃有提出復議之事。故為之限制者,所以防止不時之復議也。此等限制,立法院及大會場多采之,以其屬乎公平適當也。倘有社會不欲用之,當訂立專條,規定凡有會員皆可提出復議動議也。

  八十一節折衷辦法於二法之中,求一折衷之道,可望解決此奇特問題者。其法如下:「復議動議,若發於表決之同日,則兩方面之人皆可發之。如發於表決之下期,則只得勝方面之人可發之。」如是乃可防止下期為失敗黨出其不意之推翻表決案,而於同日又不礙失敗方面之人發揮新義也。凡社會之欲折衷辦法者,可采此法以為專條也。

  八十二節討論復議復議動議之討論,與停止討論動議之討論同,皆限以時間。以此種討論,除說明因何有復議之必要,則無可再說也。倘此討論費時太多,致有障礙於本題者,會眾便可請主座維持秩序而停止之矣。又停止討論之動議,亦可施之於復議動議,如他之獨立動議焉。如此即立將各種討論終止。若事已至此,則便知大多數之人已表示其不願再聽,而決意不欲復議矣。

  八十三節得勝方面之釋義得勝方面,非必為可決方面及大多數方面也,若一動議或一問題被打消者,即否決方面之人為得勝者也。若須三分二之數以通過一案,而其案被打消者,即得勝方面乃少數之人也。若兩造同數,而最後之人加一否決者,即此否決者為獨一之得勝人也。又若須全體一致以通過一事者,而一人梗之,此一人即為得勝方面,倘須復議則只此一人乃能提之也。

  八十四節復議之演明式設使地方自治勵行會已通過之案為「本會公開一演說會」,曾經正式表決而記錄在案,則其事當然歸於結束矣。乃有甲君以為其事決於倉卒,或欲表示其不合時宜之理由,故於同時或下議期討得地位而言曰:「主座,我動議復議本會表決『公開一演說會』之案。」言畢遂坐。而主座乃曰:「復議動議只可由得勝者發之,倘甲君為表決是案之得勝者,其動議方為有效,而在秩序之中。否則非是。」是時書記當翻記錄,如為點名表決者,則「可」、「否」必識於名下,一看便知甲君屬於何方。若無記名之表決,甲君當答曰:「我表決於得勝方面。」或曰:「我非表決於得勝方面。」隨其所行而言之。若彼不屬得勝方面,則彼之動議不入秩序;除有得勝方面會員出於友誼,為之再提其動議,而主座當不為之接述也。最妙莫如甲君於動議時則提明如下,曰:「主座,我對於某某案乃表決於得勝方面者,今動議復議其表決。」

  若甲君為表決於得勝方面者,主座當曰:「有提復議『本會公開演說會』之表決案,諸君準備處分之否?(隨或為一有限之討論,各僅將其應否復開討論之理由陳之而已。)贊成復議者請曰『可』!反對者請曰『否』!」若得通過,則曰:「復議得通過,請諸君將案復行討論。」若否者為大多數,主座則曰:「否者得之。」或曰:「復議之案失敗,公開演說會之表決,仍然確立。」

  八十五節不能復議之案以下各案之表決,或通過,或否決,皆不能復議者,為散會之表決、擱置之表決、停止討論之表決、付委之表決(而委員已著手行事者)、復議之表決,及申訴之表決、選舉之表決、投票之表決等是也。又表決案之已著手執行者,皆當然不得復議。

  八十六節復議動議宜慎用復議之動議始自美國,其用處乃以應非常之事。如他法之能力已窮,而仍不能達目的者,然後始用之,方可謂為適當。要之,最善莫若先盡一切必要之討論,詳而議之,使無遺義,然後從事於表決,庶不致會眾有所借口於復議也。總而言之,此奇特之動議務宜審慎少用為佳,故只限於得勝方面也。

  八十七節取消動議取消動議與復議動議甚相似,而兩名目常有混用之者,其實大有不同。復議動議,欲將表決之案再加詳細之討論,而後再行表決之。取消動議,乃直將表決之案取消,不復再議。又復議動議,當受限制,如前所述;倘得通過,則再將問題討論,而再行表決,如是則受兩度之表決。而取消動議,為獨立之動議,不受限制,人人能發之;倘得通過,則直打消全案,而無再行表決之事。簡而言之,其前者則將問題復呈於眾,其後者則將全案打消。

  八十八節兩動議之功效復議動議之限制條例,不能假取消動議以免除之,其理甚顯也,否則其條例之維持作用全然失卻矣。且若借此免除,亦殊欠公允。故事件一過復議期限之後,則不能以取消動議施之矣。惟向無一成不易之例,是以社會習慣以一年為一會期,今年會期所定之事,明年可以取消之。又由全體一致,則復議動議或取消動議皆可隨時發之,非此所能限制也。復議之本題,無論由大多數或大多數以下所通過者,而復議動議之表決,則必以大多數為定;而取消動議之表決,必要與本題之表決數相同乃可。取消之方式如下:動議者曰:「我動議將某某案打消。」隨當討論,而後表決。倘得通過,即取消其案。若得否決,則其案得重行確定於今年之會期矣。

  卷三修正案

  第十一章修正之性質與效力

  八十九節修正之性質以前所論皆單純動議,始終一成不變,而以原議為表決者也。然動議可隨意更改,或增加,或全變為一異式者。其改變方式或意義之手續,名曰「修正」。修正之作用,則以改良所議之事件。然所謂良者,人心各有不同,而修正之實習,乃任意改之。故所改之議案,雖與動議者之本旨及用意相反者,亦常有也。複雜動議之進行程序,與單純者無異,其提出、接述、呈眾、收回、討論等,皆與單純動議同一辦法也。

  九十節修正案須有關係修正案只有一限制,即所擬改易必須與本題有關係。所修正者,無論如何衝突,若與本題有關係,則不能不許也。倘另立題目則屬無關係,主座可行使維持秩序之權而制止之,會員亦可請主座維持秩序而令之停止。又修正案不得過為瑣碎或近乎癡愚也。演明式如下:地方自治勵行會正在討論一動議,為「委理財員往調查本城各會堂之價值,以備得一地址,為本會永久集會之所」。乙君動議修正,為刪去「理財員」之句,而加入「會長」之句;或修正為「會堂」之後加入「房屋」;或刪改為刪去「委理財員往」以後各句,而加「租一會堂為永久集會之所」。以上各句,雖有變易本題用意,然皆與本題有關,故謂之為有關係之修正案。但若使乙君之提議修正案,為刪去「為本會永久集會之所」,而加入「為應酬之地」,此則與本題不相類,可以「無關係,不入秩序」打消之,因彼為純然別一問題也。主座當曰:「乙君之修正案,為加入『應酬之地』以代『永久集會之所』,乃軼出秩序之外。蓋所擬修正案,與所議之本題無關係。本題乃覓一地為正式集會之所,而非為應酬之地也。」再若乙君動議為「本城」之後當加以「新都」,此當以「瑣碎,不入秩序」而打消之。對於修正案之普通習慣,美國國會代表院有簡明之規定條例,曰:「凡動議及問題與議中之本題判然兩物者,則不容有托辭修正而加入也。」

  九十一節修正案之效力修正案之效力,乃呈兩動議於會眾:一為修正之動議,一為本題。因一問題當結構完備,乃呈出表決。故當先議修正案而表決之,然後乃從事於修正之本題也。

  (演明式)如八十九節,尚在議中,而寅君討得地位而言曰:「我動議修正為『會堂』之後加入『及房屋』三字。」主座曰:「諸君聽之,動議為『會堂』二字之後加入『及房屋』三字。」於是動議之讀法當如下:「委理財員往調查各會堂及房屋之價。」討論隨之,而只及於修正案,遂付表決,如他案焉。倘得採取,則「及房屋」三字成為本題之一部分矣。而最終之付表決,主座當曰:「現在之所事,為修正之本題,其案如下(彼複述所修正之本題,而後呈之表決)。」

  九十二節第一及第二之修正案一修正案之外,更有修正案之修正案,即將修正之案再加以修正,如修正之對於本題焉。如是則前之修正案謂為「第一修正案」,後之修正案謂為「第二修正案」。前者為對於本題之修正案,後者為對於修正案之修正案也,由此而及於本題焉。其解決之級序,當先從事於第二修正案,因第二之修正案為結構第一之修正案,而使之完備。凡案必先完備,方呈表決也。故此案有三重表決如下:其一、表決第二之修正案,其二、表決第一之修正案,其三、表決本題。

  此為修正案之極端,不能再有「修正案之修正案」之修正案矣。有之,必生紛亂之結果。但一修正案表決之後,無論其為通過或打消,則其他之修正案可再提出,如是連接不已,此對於第一、第二修正案皆然也。其理由則因修正案既表決之後,只餘一動議(如為第二之修正,則余二動議)於議場,而修正案之限制,本只容三動議同時並立:即一為本題,二為第一修正案,三為第二修正案。其原則為一修正案既通過之後,則便併合於所關係之動議而為一體,此動議則成為一新方式,而新方式則可作本題觀也。是以第二修正案既已表決,則其他之第二修正案便可提出。第一修正案既已表決,其他第一修正案亦可提出。如是者屢,以至於原動議結構完備,為大多數所滿意者,始呈出表決也。

  九十三節第一第二修正案之演明式地方自治勵行會在議之案,為「本會設一圖書雜誌庫為會員之用」。主座已呈此案於眾討論,而戊君欲提出修正案,其進行手續如下:

  戊君起而言曰:「會長先生!」

  主座起答曰:「戊先生!」

  戊君曰:「我動議修正此案,加『新聞』二字於『雜誌』之後。」遂坐。

  主座曰:「諸君聽著,戊君之動議為加『新聞』二字於『雜誌』之後。如是,則此動議讀為『本會設一圖書雜誌新聞庫』。大眾準備處分此問題否?」

  寅君起而言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寅先生!」

  寅君曰:「我動議修正此修正案,加『每週』二字於『新聞』之前。」

  主座曰:「寅君動議加『每週』二字於『新聞』之前,大眾準備否?」(隨而討論加入「每週」二字。)

  主座曰:「第一問題,為表決加入『每週』之修正修正案。諸君贊成者,請曰『可』!反對者請曰『否』!」遂宣佈曰:「案已通過。其次之問題,為修正案加入『每週新聞』四字於『雜誌』之後,諸君準備否?(隨而討論修正案。)贊成者請曰『可』!反對者請曰『否』!」又宣佈曰:「已得通過。今之問題為修正之原案,即『本會設一圖書雜誌每週新聞庫以便會員之用』。尚有修正否?(若有之,則照前法提出。)若無之,則贊成所修正之動議者,請曰『可』!』

  學者須知,修正之討論皆限於當前之問題,但此限制,間有出入之處。即如修正案或修正之修正案,其關係與本題甚切者,則討論時每有申論至全題之必要,如是雖議長可限止,然鮮如此苛求者;但兩題若判然有別,則議長當立行制止也。

  九十四節同時多過一個之修正案在有經驗之團體習慣,常許同時多過一個之修正案,各關於本題之不同部分。但無經驗之社會,則莫善於照普通習慣,一時只許一修正案,俟解決其一,再從事其他。會議學家有言:「一修正案在解決中,則不能接受他修正案,除非後起之案為修正之修正案也。」

  (演明式)如上九十三節所引之案,戊君動議修正加「新聞」二字,而此動議當前待眾解決;而己君動議修正刪去「會員」二字,而加入「公眾」二字等語。主座對於此事,當曰:「同時只能開議一修正案,己君之動議此時不合秩序。現在之問題,乃戊君之動議必當先行解決者也。且己君之動議引出一新問題,而此問題又非修正之修正案,是為不合秩序。」

  九十五節先事聲明倘有欲為修正之案,而時不當秩序,彼可先事聲明,待機而動,此為準備其動議之路徑,而會眾得此聲明,先知其意,則於表決當前之事當更有酌量也。

  (演明式)己君既動議如九十四節所云,而主座以違秩序打消之,但己君可進而言曰:「若是,則我欲先事聲明,到適可之時,我當動議加入『公眾』二字,以代『會員』二字。」言畢,乃坐。戊君之議案於是進行,至表決之後,己君乃討得地位,而提其修正之案,因此時已無障礙也。

  此先事聲明之法,有特殊之妙用。如有第一、第二修正案已發,若再有人欲發其他,非待其前者表決則不能,故先事聲明,常可使表決者之意為之一變也。假如己君欲以「每日」二字加入,以代「每週」於「新聞」之前,但彼不能發此動議,因有第一、第二兩修正案尚在議中也。但彼可先事聲明曰:「我欲先事聲明,倘加入『每週』兩字之案被打消,我當動議加入『每日』二字。」如是則先示意於欲取「每日」者,使之於表決時可打消「每週」也。

  九十六節接納修正案處分修正案之最簡便者,莫如本案之原動者接納所擬之修正案。但倘有人反對,則修正案不能接納,因主座接納之後,其案便成為公共之所有。倘無人反對,而修正案得接納之後,則成為本案之一部分,一若本案提出者之原議不必分開以表決焉。但原動者只接納彼所同意之修正案耳。倘彼不同意,則當緘默不言,聽其正式解決,如他種之問題其得失任之本體之優劣可也。主座無庸問修正案之接納與否,凡修正案不得接納,並非失敗,不過另呈正式之表決耳。

  (演明式)對於圖書雜誌庫之議案(見九十三節),乙君動議修正案加「新聞」二字於「雜誌」之後,正在討論中,卯君動議修正修正案加入「每週」二字於「新聞」二字之前。乙君若贊成此修正案,可起而言曰:「主座,我接納此修正案。」若無人反對,則其修正案成為與「修正加入每週新聞」等,主座遂接述而表決之也。更有一限制,則凡一案或其案之修正案,若已受變更之後,則不能接納矣。譬如乙君之修正案加入「新聞」已再被修正,加入「小冊」,則乙君不能接納卯君之動議加入「每週」二字也。

  第十二章修正案之方法

  九十七節修正之三法修正有三法:一、加入字句,二、刪除字句,三、刪除一分而加入他分以代之。

  (演明式)其一、加入式:「本會設一圖書雜誌庫為會員之用」之動議,正在討論中,酉君動議修正加入「輪貸」二字於「庫」字之前,或修正加「及其友」三字於「會員」之後,或修正加入「報紙」二字於「雜誌」二字之後,是也。其二、刪除式:同前案丙君動議修正刪除「雜誌」二字,或修正刪去「為會員之用」五字,是也。其三、刪除及加入式:寅君動議修正刪去「會員」二字、加入「公眾」二字,或修正刪去「圖書及雜誌」而加入「期刊新聞」,是也。以上各條,皆為第一修正案,而每條可再加修正。

  九十八節宣述修正案之方式主座呈修正案於表決,不獨複述修正案,且當述修正後之本案為如何也。三式之修正案,其宣述如下:(一)茲有動議修正加入某某字於某某之後,於是修正後之本案,讀為如此如此。(二)茲有修正刪去某某下之某某字,於是修正後之本案,讀為如此如此。(三)茲有修正刪去某某字,而加入某某字,於是修正後之本案,讀為如此如此。

  九十九節加入方法一切語句與本題有關係者,皆可由大多數表決而加入。既加入矣,則以後該語句或一部分之語句,除由復議外,不能刪去,蓋議例凡同一之事件不能加以兩次動作也。惟其語句加入之後,若再受修正,而加入他語句於其間,則全部可由再一修正案以刪去之。

  (演明式)其案為「本會設一圖書雜誌庫為會員之用」,正在會議中,而以下之動作生焉。寅君討地位後,曰:「我動議加入『輪貸』二字於『圖書庫』之前。」主座接述曰:「諸君聽著,寅君之動議加入『輪貸』二字於『圖書庫』之前,於是其案讀為『本會設一輪貸圖書庫為會員之用』。」遂曰:「諸君準備否?」繼曰:「贊成者請曰『可』!反對者請曰『否』!」宣佈曰:「已得可決,尚有修正案否?」

  戊君討地位後,曰:「我動議加入『免費』二字於『輪貸』二字之前。如是則讀為『免費輪貸圖書庫為會員之用』。」

  主座曰:「諸君聽著,動議修正案為加入『免費』句,如是則案讀為如此如此,贊成者……」云云。遂曰:「此案通過。」

  戊君曰:「我今動議刪去『免費輪貸』四字於圖書之前。」主座乃複述之,而呈之表決。

  戊君發兩動議之目的,乃在使寅君之加入「輪貸」二字之修正案,再得一次之表決,而意在打消之也。蓋修正案一旦通過之後,除復議外則不能再行表決,而復議之結果或無把握,故戊君動議加入「免費」二字,以取得多一次之表決;隨得通過,則戊君動議刪去全部。如是戊君乃得兩次之討論,而行兩次之表決,而使彼所反對之案,得兩次之機會以打消之。但寅君之動議,則殊無成見於中也。

  其理由以何而見許此重複行動,則因「免費」兩新字既采入於修正案之內,則其案已變成一異式問題,故作新案觀,而修正之限制不能加之也。

  一百節加入案之否決效力反之,前節如擬加入之修正案得否決,則同式字句或一部以後,不得再行加入。但既打消之字句,若以其他字句而成不同之案,則可加入。如在議之案,寅君既動議加入「報紙」二字而其案已被打消,彼隨後可再提出加入「宗教報紙」,或「地方自治之匯報」;此雖屬於否決之修正案,而今則另含有他語,為新問題,而成一不同之案也。

  一百零一節改變意思之必要最當注意者,所加入之字,必變易其打消案之意義或其界限,方得成為一新問題,從事討論。若只改換其語句,而不變其性質,則不成為一新問題。而原有之事件既經打消,不能再從事於動作也。寅君不能動議加入「每日新聞」,因此等之字雖口語不同,而實與「報紙」無異,而此既已打消矣。但關於「地方自治之期報」或「法政宗教報」等件異於報紙,而會眾當樂於表決此等有界限之件,而反對泛泛之件也。

  一百零二節刪除之法刪除之修正動議,與加入之修正動議甚相切合,故從事其一,則必牽動其他,二者皆為一法所範圍。任何語句,皆可刪去,但同一事件或其一部分若已刪去,則不能再行加入,除非復議乃可。而已刪去之語句或其一部,若有他字混合而成一異種問題者,便可加入也。

  (演明式)同問題在討論中,丙君動議修正刪去「及雜誌」三字。主座接述之,付之表決,而得通過。此三字於是被刪去,除復議外,不得再加入矣。但有己君反對刪去,而欲再行加入,彼可動議修正加入「小冊及期報之關係吾人之事者」各句。此中包有雜誌,但非純為加入雜誌之句,是以有別於已經處分之件也。

  一百零三節刪去修正案否決之效力反之,前節若一刪去之修正案被打消,則所擬刪去之各字得以確立,而為原案之一部,除復議外,不能加以處分。但如牽入他語,則此部或其一分,可再動議修正刪去,蓋此為一新問題故也。在一百零二節之演明式,如丙君之修正案,刪去「雜誌」二字已被打消,其後彼可動議修正刪去「圖書及雜誌」,因此句雖含有打消之案,其實為一不同之問題也。

  一百零四節刪去案呈決之方式主座於呈動議以表決時,多照述動議者之言而已。乃顧興氏之《議事規則》則異於是,其式如下:主座呈動議以表決曰:「動議為由『書』字之後刪去『及雜誌』三字。今請問諸君『及雜誌』一句,可否成立為動議之一部分?」此其效力乃與常例相反,常例可者可之。此之可者,乃適以否決刪去案也。

  顧氏之法,無甚理由,且易惑初學者之耳目,故多為他家所不主張。而本書所採用之法如下:

  主座曰:「修正案為刪去『設』字後之『圖書及雜誌』五字,此句可否刪去?贊成者……」云云。宣佈曰:「已得可決,刪去『圖書及雜誌』五字。」

  一百零五節所棄之字可加入他處既經由刪去案而得可決,或由加入案而得否決,所棄之字有時可加入於本題之他處,惟必於本題另經修正,改變性質及其意義而成一新問題之後乃可。

  一百零六節不字一修正案加入刪去「不」字,而使動議之意義適成正反對者,乃不能許可之事。如有為之者,則當以違序而制止之。由此而推,則凡有相反之字,使正義成為負義者,則不許加入也。若欲否決一案,當於處分時表決之而已。

  一百零七節刪去而加入之法任何字皆可由一動議刪去,而任何字有關係者皆可補入其位。既已加入,則必照一百零二節所釋之條件,始可刪除。其動議「刪去並補入」乃為一案。申而言之,則為動議刪去,並動議加入,相合而成者也。如刪去甲字,補入乙字,則不能分為兩案(一刪去甲字案,一補入乙字案),既以一案提出,亦當以一案呈表決。其理由則動議者有一表決,以補其字於刪去之字之位也。

  若此案可分而為二,則刪去其字之後,其地位已空白,若他字非動議者之所欲,若加入之,則與動議者之用意相左矣。是故「刪去而補入」之案不得分而為二也。

  (演明式)「設立一圖書雜誌庫為會員之用」之案,正在討論中,子君討得地位而言曰:「我動議修正刪去『會員』二字,而加入『公眾』二字。」主座曰:「諸君聽著,子君之動議,刪去『會員』二字,而加入『公眾』二字,於是其案讀為『設立一圖書雜誌庫為公眾之用』,眾人準備處分此問題否?」云云。「贊成刪去『會員』二字而加入『公眾』二字請曰『可』!」云云,若得通過,則「公眾」代卻「會員」二字,而為原案之一部分矣。若有人欲刪去「公眾」二字,則必當提出復議,或用一百零二節之手續乃可。

  一百零八節刪去而加入修正案否決之效力若刪去某語而加入他語之案被打消後,則除復議外,原語必當確立。但如有他事加入於原語,使之成為一別種問題,則間接可再受修正之行動。

  一百零九節替代一新動議,如與在場之議案有相關者,可全部替代之。此簡而言之,即為刪去全案,而加入他案也。

  (演明式)設書庫之議,正在討論中,西君起而言曰:「我動議修正,將現在議案改為『委會長調查建設書庫需費若干,並辦理勸捐此費』。」主座曰:「已有人動議將議案改為……」云云。

  現在問題,以為一動議代他動議,所擬之替代題不過一修正案耳。此案可加以修正,又可分之為二,以其含有兩問題也。當經過討論,如他案焉,然後乃呈表決:先表決修正案,後表決所修正之本題。此兩表決呈出如下:其一,「諸君贊成將案替代者,請曰『可』!」隨宣佈曰:「已得通過。」其二,「諸君贊成所修正之本題者,請曰『可』!」宣佈曰:「案已通過。」

  第十三章修正案之例外事件

  一百一十節款項及時間之空白對於兩度之修正案不能再加修正之例,有例外之事件:即如數目問題,凡有擬改者,不限於兩度。各會員皆得隨意提議,悉當接納,而一一表決之。而第二修正案當在第一修正案之前以表決之例,亦不施於此。

  數目問題,多屬乎款項及時間。若有一動議含有此兩種數目者,遇有他動議改易之,不作為修正案,而作為填補數目字之空位論。故所有提出數目者,主座或書記當一一記錄之,而後逐一表決;從最大之款項或從最長之時間起,而至表決其一為止。

  (演明式)有動議「以兩點鐘為本會開會之時」。

  主座既呈此案於會眾,寅君得地位而動議:「以三點鐘為開會之時。」(此非修正刪去兩字,而加入三字也。)故主座仍進行接受其他之動議,以填空位焉。

  卯君曰:「我動議『以兩點半鐘為開會時』。」

  乙君曰:「我動議『以三點半為開會時』。」

  癸君曰:「我動議『以四點為開會時』。」

  主座曰:「今所議為本會開會之時間,已有動議以兩點、三點、兩點半、三點半、四點各案者。請諸君討論之!」

  主座曰:「諸君準備處分此問題否?贊成四點鐘者,請曰『可』!」宣佈曰:「此案失敗。贊成三點半鐘者,請曰『可』!」宣佈曰:「此案失敗。贊成三點鐘者,請曰『可』!」宣佈曰:「此案失敗。贊成兩點半鐘者,請曰:『可』!」宣佈曰:「此案通過。」於是填寫兩點半鐘入空位。再曰:「今贊成此案『以兩點半鐘為本會開會之時者』請曰『可』,反對者請曰『否』!」宣佈曰:「已得通過。本會開會之時間為兩點半。」

  驟觀之「兩點半鐘」一句,得二度之表決,似乎不必。但第一度之表決,為修正案之表決,如一百零九節所釋之義,且表決於「兩點半鐘」者,非必隨而表決於本題也。又或有會員不欲限定開會時間者,亦未可定也。

  更有顯而易見者,即如收費問題:會員中有贊成此項,而不贊成彼項者。設有動議捐十元為某事經費者,有議捐二十元、十五元及五元者,主座一一呈之表決。先從最大之數,既而曰:「十五元得通過,可補入空位。有贊成修正之原案,以捐十五元為某事經費者,請曰『可』!」如是則會員之反對捐款者,可有機會以表決打消原案也。其例第一表決,為填空位(即一種之修正案)而設也;而第二之表決,乃為原案而設也。

  一百十一節人名若有數人之名,皆受指名為同一之職務,此非照修正案之法辦理,乃照前節所詳對於款項及時間之法辦理。各名照指名之秩序一一呈之表決,先從原案或報告中所列之名起。演明式見第一章。

  一百十二節不受修正之動議有數種之動議不得加以修正者,其要者如下:一、散會,一、擱置,一、抽出,一、停止討論,一、無期延期。其例凡案皆可加以修正,惟修正致改變性質者則不得加以修正也。譬如「停止討論」之案,則不能再以修正為「停止討論於指定之時」也。

  一百十三節復議案若一案已得通過之後,而欲復議此案之修正案表決,則必先復議本案之表決,而後乃能導入於修正案之表決也。

  一百十四節修正之秩序前已論之,若同時有數起第一修正案加於一問題,則當照提出之先後而處分之。若有第一修正案及第二修正案,則先表決第二修正案,而後乃從事於第一也。若為連續之問題合成於一者,如一會之規則等,則宜逐節詳議,按序修正,不宜逐條表決,因此有妨礙會眾重複再議也。若只逐節修正,而暫置之,則於全部規則表決之前,可隨時再加修正,此常有必要者也。俟各節之修正已齊妥,而會眾已準備,乃將全部之規則呈之表決,則必得完滿之結果也。

  卷四動議之順序

  第十四章附屬動議之順序

  一百十五節順序之定義在此之「順序」二字,乃指處分動議之秩序而言。照公例,凡動議之順序,當以提出之先後為定。其先提出者,得先討議,得先表決。但有一種之動議出此例外,因其性質之異,其順序則在當前動議之先。而此種例外之動議,其中順序,亦自有等級。

  一百十六節獨立動議附屬動議動議之不關連於他動議,其效果為呈一新問題於議場者,則謂之獨立動議。凡獨立動議之順序,當循公例之範圍,即一獨立動議只能提出於無動議當前之議場,而一獨立動議解決之後,他動議方能入秩序。

  附屬動議,可提出於他案正在議中而未解決之時。此乃附屬於獨立動議之下,而使之改變方式,或改變情狀。修正案及停止討論案,即附屬動議之張本也。附屬動議必當就於其所關連之獨立動議上施其效力。附屬動議中亦自有順序定例,有此先於彼者。其當先者,雖提出於後,亦能超出前者而得處分也。

  一百十七節七種附屬動議及其順序等級附屬之動議有七,為議場中所常有者。凡學議者必當熟習之。此中二者已論之於其所屬之部:其一,為修正議,乃最要而最常者,第三卷專論之。其二,為停止討論之議,則關於討論之案,第八章論之。其餘五者,為散會議、擱置議、暫延期議、付委議及無期延期議,其先後之順序等級如下:

  (一)散會議

  (二)擱置議

  (三)停止討論議

  (四)延期議

  (五)付委議

  (六)修正議

  (七)無期延期議

  凡此附屬動議順序,皆在本題之前。即如當本題在議之時,有提出以上動議之一者,即當間斷本題,先從事於討論附屬動議而表決之,然後再從事於所變動之本題焉(見一百五十八節)。在於一問題討議中,若有兩人先後各提出七種附屬動議之一,其後所提出者若順序等級在前,便可即行討議;若順序等級在先提出者之後,則不許之。即如有一獨立動議正在討議中,突有提出延期議者,既而此議在討論之時,其能再提出之議為散會議、擱置議及停止討論議,其不能提之議為付委議、修正議及無期延期議。其動議順序列在當議中之附屬動議上者,則在超之之階級;其在當議中之動議下者,則在被超之之階級。若獨立動議,即本題與及數修正案俱在當議中,則除第七動議之外,各動議皆可提出。倘各皆就秩序提出,則當一一按順序以表決,而本題則暫為放下,俟各附屬動議解決之後,乃再從事也。

  一百十八節議案順序之演明式有動議「使地方自治勵行會速行籌備註冊」者。

  戊君(略去討地位式,余仿此)曰:「我動議修正加入『在暑假期』句於『備』字之後。」

  主座曰:「諸君聽著,修正案加入字句,如是則議案當讀如下:『使地方自治勵行會速行籌備在暑假期註冊。』諸君準備否?」(此案可討論。)

  癸君曰:「我動議付委籌辦。」

  主座曰:「已有動議將案付委籌辦,此議順序在修正議之前,諸君準備為付委之表決否?」(可討論。)

  寅君曰:「我動議將此事延期一星期。」

  主座曰:「有動議延期矣。」(可討論。)

  乙君曰:「我動議停止討論。」

  主座曰:「停止討論動議已經提出,可否即行表決本題?」(可為限制之討論。)

  甲君曰:「我動議擱置。」(不能討論。)

  主座曰:「擱置之議已提出,贊成者請……」云云。

  卯君:(間斷之)曰:「主座!」

  主座曰:「擱置之議為不能討論者。」

  卯君曰:「主座!我非欲討論,乃動議散會也。」

  主座即改正曰:「散會之議,今已在秩序。此議順序駕乎各議之上,今當先行表決散會之議,贊成者請曰『可』!」云云。宣佈曰:「此案失敗。今表決擱置之議,贊成者請曰『可』!」云云。宣佈曰:「此案失敗。今次及停止討論(即表決本題如得通過,則延期之議及付委之議皆無形失敗,而即從事於本題及修正案),贊成者請曰『可』!」云云。宣佈曰:「已失敗矣。諸君準備處分延期一星期之議否?贊成者請曰『可』!」云云。宣佈曰:「已失敗。」

  己君曰:「我動議無期延期。」

  主座曰:「付委及修正兩議尚在場中,無期延期之議未到秩序,諸君準備表決付委之議否?贊成者請曰『可』!」云云。宣佈曰:「此案失敗。今之問題,為戊君之修正議加入『在暑假期』,諸君準備否?贊成者……」云云。宣佈曰:「此案通過。今贊成修正之本案者,請……」

  己君(間斷)曰:「我今動議無期延期。」

  主座曰:「此議今已到序。諸君欲打消議案者,請曰『可』!」宣佈曰:「打消案失敗。贊成修正之本案,即『地方自治勵行會速行籌備在暑假期註冊』者,請曰『可』!」宣佈曰:「已得通過。」

  以上之演明式,乃表示附屬動議,除修正案外,各皆失敗時之效果也。其各皆通過之效果之演明式,後三章洋之。若有提出其中任一,而因有他案當前不合秩序者,則對付之法,一如己君之無期延期案也。各附屬動議既經一次失敗,隨後可再行提出,惟當間以他事也。例如擱置動議,可再提出於一動議之後,或於兩動議之間。所有附屬案,皆受順序之範圍,而討論則只就附屬動議之本身從事,不牽涉入本題也。

  所提之動議,其順序若在他案之前者,則他案不過暫擱,以俟超級之動議解決而已。若得否決,則其他當照秩序施行,如演明式焉。

  一百十九節七種附屬動議之目的其中三種(散會議、擱置議、延期議)之目的為緩遲行動,其中一種(停止討論)乃催促行動,其中之二(付委議、修正議)乃整備或改變其事體,其餘一種為最終之廢置。而停止討論之對於他附屬動議之效力,見於六十二、六十三兩節。

  一百二十節定秩序之理由此種秩序乃由經驗得來,實為最適合於辦事原則,而使之公平迅速也。不能討論之案,居於能討論案之前,所以防阻滯也;本題之臨時變動,先得機會以處分,所以速結束也;討論適序,可以停止,所以避生厭也;至於求全備議延期,皆所以免造次也;最後則壓止,所以打消積案也。以上秩序,議法家間有出入者,亦有不守者。若社會有不欲采擇,可立專條規定其所棄者。總之,此為最簡便易行之法,故吾人主張之。凡領率議場者,當識之於心,或書之座右,以作津梁可也。

  第十五章散會與擱置動議

  一百二十一節散會動議附屬動議,其在秩序之首者,為散會議,其處分順序超乎各動議之先。所以如是者,因會眾憑大多數之意,則有權隨時終結議期也。此議一出,當立即決斷,不得討論,並不得修正,不得擱置,不得付委,不得延期,不得壓止,不得復議,只有表決而已。

  一百二十二節獨立之散會動議散會動議為附屬動議之外,有時亦為獨立動議。其在各事完結之時或在無事之間而提出者,則為獨立動議也。但其受限制與附屬動議同,當得全體一致,乃可討論其因何不宜散會之理由。常有於會期終結之時,照例提出散會議者。但如有人提出權宜問題,指出尚有當議之事,則提者當即收回也。

  一百二十三節散會議之限制通常有言:「散會動議,無時不在秩序。」其實不然也。散會議有不能提出之時如下:一、在會員得有地位之時,二、在進行表決之時,三、在表決停止討論之時,四、在一散會動議才否決之後而無他事相間之時。此四條件,所以防止少數人之搗亂也。更有權宜問題及秩序問題,因具急要性質,故雖於散會議提出之時行之,亦合秩序。

  除以上之限制外,則散會議當常在秩序之首也。

  一百二十四節散會之效果一會員照常例討得地位而言曰:「我動議散會。」主座曰:「散會之議已提出,贊成者請曰『可』」云云。宣佈曰;「已得通過,本會散會至某日再集。」表決如有可疑,可提出疑問,如他案焉。

  若散會之議失敗,則間斷之事再行繼續。若得通過,則間斷之事,下會當接續辦之。倘無下會,則散會之議即為打消在議之事也。若有一定之辦事秩序,一定之散會時間,則散會所間斷之事,下會可按次以未完件提出之;而提出之時,當就其間斷之點以開議。

  一百二十五節有定時間在團體之規定散會時間者,屆時主座當止絕各事而言曰:「散會之時間已到。」隨而稍候(與機會使提議「延長時間」或提議「散會」),再曰:「本會散會。」若欲連續繼議,則當提出獨立動議以延長時間(至有限定或無限定),呈表決而按之以施行也。

  若無規定散會時間者,則當提議「本會於幾點鐘散會」。此動議與其他獨立動議無異,並無優先順序也。

  與散會動議並列者,為定期開下會之議。其有規定開會日期之團體,則不須此;其無規定者,則為不可少之事。故有謂定下期開會之議,應在散會順序之前。但此既屬可討論可修正之議,則當不然也。若散會之議既提出,而無下次開會之期者,主座當喚醒提議者,以下次會期尚未曾定,而提議者當自收回其議,俾有提議下次開會期之機會,而留回其優先權以再提散會之議可也。倘彼不肯收回散會之議,則必當立呈表決;若非會眾不願再有下會者,即必否決之也。此動議之方式如下:「我動議散會,至下星期二日午後三點鐘再開會。」

  一百二十六節擱置動議第二級之附屬動議,為擱置議。此議所以延遲最後之動作,而假以再加審察之時也。此議不得討論,不得修正,不得付委,不得延期,不得打消,不得復議,而只讓步於散會之議,並權宜問題及秩序問題而已。若遇失敗,可以散會議之同一條件而再提出之。

  一百二十七節擱置議之效力擱置之議,乃將所議之原案及其附屬各動議一齊擱置之。此議不能施於案之一部分;若加於一部分,則當然加於全案也。倘此議得勝,則全案及其所屬之修正案,乃至所屬之附屬動議,皆從而擱置之,而另從事於他事也。

  一百二十八節拍出之動議抽出之議,可於擱置之後立時提出,或可於稍後之同期提出,或下期提出。抽出之動議,並非附屬動議,是以無順序優先之權利,而與一般之動議同列。此議亦不能討論,其效力則恢復原案於間斷之點。若擱置之案,以後無提議以抽出之,則當然打消。又擱置之案,適遇會期告終,或至會年之末,亦終歸打消也。

  (演明式)如一百十八節之案正在討議中,其附屬動議付委延期及停止討論已經提出,而最後甲君曰:「我提出擱置議。」主座曰:「擱置之議已經提出,贊成者……」云云。宣佈曰:「已得通過,而本會籌備註冊之問題當擱置。今者會眾之意欲為何事?」(中有他事告竣)於是場中適無別案,甲君討得地位而言曰:「我提議抽出『本會籌備註冊』案。」主座接述其議,若得通過,則曰:「此案復在眾前,而第一問題為停止討論之動議。」彼乃進而表決之。若歸失敗,則其他之附議動議如延期、如付委、如修正,皆一一付之表決,最後則處分本題也。

  主座於表決擱置動議,宜喚醒會員,以擱置問題非特擱置本題,而更擱置所附屬之動議也。

  第十六章延期動議

  一百二十九節有定時之延期此動議列在順序之第四,其前者為散會動議、擱置動議、停止討論動議。當延期議在議中,如有提出本題停止討論動議者,則延期議使作截斷,而非暫擱。惟若提出散會議或擱置議,則適成相反,蓋此不過暫擱而已,而於本題再出現之時,此附屬動議當與之復現也。延期動議,其時間可得討論,並得修正,但不得付委、不得擱置、不得壓止並不得延期,除即時之外不得復議。此動議之目的,乃將事件延至所定之時,而使之得完滿之討議也。其對本題之效力,見六十三節。

  一百三十節其效力此議與擱置之議同,皆擱起問題之動作也;惟擱置議則擱起無定期,此則擱起至一定之期而已。延期案至再提出之時,名之曰「特別指定事件」。延期一議,乃將全案延期,而不得延期一部分也。若延期議失敗,則隔一事之後可以再提出。

  若延期議通過,則書記將所延期之事,收管至指定之日。到時則無論於何事在場,此指定之件皆為當序,主座當間斷他事而提出之。若主座忘之,則書記或他會員當為之提出也。

  (演明式)今設同案在討議中,如一百十八節,已提出修正及付委矣。寅君討得地位而言曰:「我動議將案由今日起,延期至下星期二日午後三時再議。」主座遂曰:「此案已提出延期至下星期二日午後三時。」此議可以討論,可以修正其日時,然後如常而呈之表決。倘得通過(而非如一百十八節之被打消),則主座曰:「延期案已得通過,本會討論註冊之動議,當延期至下星期二日午後三時。」至下星期二日屆期之時,主座當停起他事而言曰:「指定討議本會註冊之案之時期已至。此事適當特別之秩序,請諸君討論之!」若有欲將他事先行完結者,則當動議:「將特別事件擱置。」若此議得勝,則指定事件擱置,以俟再提。若指定事件不受擱置(或再提出),則主座乃繼續曰:「此案之第一問題為付委之議。」(因此議正在討議中,而本題乃延期也。)彼遂進而以付委之議呈表決,及處決其他之附屬動議,而後乃及於本題也。

  若主座到時忘卻提出指定之事件,則任一會員皆可起而言曰:「主座,特別指定事件之時間非已到乎?」若指定之件只有日期,而無時間,則統歸本日指定事件之列。

  為指定事件所間斷之事,則不待有動議而暫置之。俟指定事件了結之後,乃復討議,或歸入下期,作未完事件辦理。

  一百三十一節此議之限制定時延期之議,只可作時間之修正,而不能為他種之修正。而有定時之延期議,不能改為無期之延期議,又不能定一非會期之日而為延期,蓋此則等於無期之延期動議故也。

  一百三十二節無期延期質而言之,此動議非延期也,實一打消或壓止之動議耳。其作用乃以之為直捷了當處決本題者,而其順序列於最末,只於無附屬動議在前,乃能當序。此議可以討論,但不能修正,不能延期,不能付委,不能擱置。若遇否決,則對於同一本題,不能再行提出。

  一百三十三節此議之效力若此議勝,則直打消其本題耳,其效力等於本題之呈表決而得否決者也。又如以反例以表決一問題,其式如下:「諸君之不贊成者,請曰『是』!」此以是決之用於反對者,而以否決用於贊成者也。此動議常用之以試反對者之勢力如何,若反對者實為大多數,則此為打消議案之捷徑。以效力言之,則此議之別名可謂為「打消議」也。

  (演明式)一百十八節已演明提出此議之方式矣。若己君之動議不被打消,而得通過,則主座當曰:「已得通過,而本會註冊之問題當延期至無定期。」此除復議外,便為了結其事矣。凡遇此而打消之問題,若欲再提出之,必當於下年開會方可為之也。

  第十七章付委動議

  一百三十四節付委付委即付事件於委員以籌備或審查也。此動議之作用,乃欲將事件措置裕如,或將事件考求詳盡者也。其順序居附屬動議之五,只在修正動議及打消動議之前而已。其受前列附屬動議之影響,同於一百二十九節之所陳,即為停止討論動議斷絕,而為他附屬動議所暫擱耳。此付委之議,可以討論,但不能延期,不能打消,不能擱置,而更不能復付委也。其單純付委之動議,不能修正。但有訓令之付委,或指出人數之委員,及如何委任之動議,則可修正。此議之復議只可立即行之;若委員已定,而開始辦事,則決不能復議矣。若付委之動議失敗,則隔一事之後,可以再行提出也。其受停止討論動議之影響,同於六十三節。

  有同於付委之動議,則以「全體會員為委員」之動議是也。此乃以全體改為委員會,而對於所議之事作一度公式之談話也。若欲全體為委員之時,當提出動議「以全體為委員會」。若得通過,則主座請他會員為委員主座,而彼則下場為一委員。於是,委員主座請眾就秩序,而開議付委之問題焉。在尋常社會,鮮有用全體委員之機會。全體委員會事另詳於一百四十節。

  一百三十五節付委議之效力當事件在議中,而有付委議提出,若得通過,則其效力為以在討議之全案暫由議場抽出,而付託於委員之手。於是而成立委員會及授訓令與之,為必要之事矣。委員即接受其事,依訓令而行,酌量辦理,為各種之準備,而後乃報告於下次之會。至於付委之時,若有修正之議當前,而為付委議所收束者,則此修正議委員當照辦理,而並報告之。若得贊成,則加入本題,否則刪之。若為壓止之議,則委員當除去之。此外則無他種之附屬議矣。蓋其餘之四者,當必先行處決,而後方次及於付委之議也。

  (演明式)籌備註冊之議,正在討論中(如一百十八節),癸君討地位而發言曰:「我動議付委。」或:「將事付託與委員。」主座曰:「已動議付委矣,諸君準備處分此問題否?贊成者請曰……」云云。宣佈曰:「已得通過矣。本會籌備註冊之議已付委員等辦矣。但委員會應用幾人?」

  戊君曰:「我動議以五人為率。」眾乃從而討論之。若有他數提出,則照一百零十節式而投票表決之。主座遂曰:「委員如何委任,由主座委之,抑由會眾委之?」會員於是動議曰:「由主座委任!」或曰:「由會眾指名!」隨呈表決。若為前者,則主座當於立時或稍間而委任五人為委員,其首名則為臨時主座。至委員會集,乃選舉其主座。若由眾指名之議得勝,則照六節與十五節所詳之手續辦理。此時委員當授以各種訓令,或假以全權。例如有動議如下:其一,「令委員與律師商酌本會註冊之事,而下期報告之」。此授訓令者也。其二,「委員當授以全權,以籌備本會註冊之事」。此付全權者也。(參看一百四十一節)

  若有問題當付於常務委員者,其正式之動議為「將問題付某種常務委員」。如此若得通過,則其事歸於此種委員。蓋付常務委員之議,其順序在特務委員之議之先也。

  對於單純付委之議,有以定限付委之議代之者。即如「以事件付之於主座所委五人之委員會」,此可以一動議而提出之。但有以之分為三動議(參觀四十二節),而每議單獨提出之為更妥者。定限動議之提出式及其效力,皆與單純付委動議無異,而受同一法例之約束,而其討論與修正可分段行之。

  一百三十六節帶訓令之付委議若有提出之付委動議而帶有特種訓令於委員者,此等訓令,不能由動議內分開,而必須與付委動議同呈表決。若欲除去訓令,即為無訓令之付委,則當動議「修正刪去訓令」。設使有動議「將事件付之主座所委之五委員,而訓令赴律師請教」。此動議不能分為四段,只可分作三段:一、動議付委而訓令之使赴律師請教;二、委員之數為五人;三、委員由主座委任。而第一動議,可提議「修正刪去訓令」,如是則成為一單純付委議,而此後其他之訓令隨便可加或不加也。總之,帶有訓令之付委議不能分開,實為成例也。

  一百三十七節問題之一部分問題內之任何一部分,皆可付委,其他部分同時仍可繼續進行。但最終之處決,當待至付委之部分報告回答之後乃可。

  一百三十八節委選之事宜向有流行之成見,以為提出議案者為同案之委員,則必當委之為委員長。但近來遵此成見者少,而不遵者恆多,蓋以其有礙於自由平等之則,故漸漸不用也。無論由主座委任或由眾指名,皆當就會員之留意其事者,或就才幹之適於其事者,而兼委一二新手以與有經驗者同辦事,為最適宜也。若提案者為一適宜之人,固當選為委員,而但不必定為之長。前曾言之,首名委員,除召集第一會外,不必定為委員之長。而委員人數,當以奇零為妙,以免表決之同數也。受委之人若不在場,當由書記通知。所有被委之人,當由首名委員通告召集第一會。

  所有付委之案,暫時當停止進行,而會中決從事其他問題。委員報告手續,下章另詳之。

  一百三十九節獨立之付委議除凡關於各本題之附屬動議之外,當無他案再議之時,隨就任何時而提出付委之議,此為獨立之付委議,而不享受順序之優先權,且更受各附屬動議方法動作之約束,以其自身為一本題也。

  第十八章委員及其報告

  一百四十節委員之性質委員會為附屬團體,只就其訓令之範圍內行事,而受節制於委之之會。委員既受委任之後,則會集而組織其團體,如四、五、九各節所詳者。

  委員會之集議,照會議之常規,但可省略各種起立、發言及按序復坐之儀式。所議之事件,可以談話行之。惟一切動作,當以正式之動議及表決而處分之,當由書記存記作一合式之紀錄;若無書記,則委員長當筆記所有表決之事。只有受委之委員,方能與於討議之列。會長及各職員倘未被委,亦不得參加於其列。而會長無監督委員之權,若彼欲於委員會試其運動或勸誘,則當拒絕之。委員會以大多數為額數。

  全數之委員會,即以會員之全體而作一委員之會議而已。其會議之規則,即擱起正式之會期,暢行討論,不許提出停止動議,與夫委員會所常用之非公式行動,皆准行之而已。至會議告終之時,則全體委員退席,即行事之性質一變耳。會長復其座位,而再令眾就秩序。委員長則行正式報告於眾;而眾之處理此種報告,悉如其處理少數人之委員會之報告焉。

  一百四十一節委員之權限委員既受訓令,其權限只在令行之事範圍之內。若付委之事件不帶訓令者,則委員審查其案之體裁,加入已通過之修正案,並貢獻所得,而適於會眾之討論及表決者。委員只能照委託所事而行,當小心謹慎,毋得稍出其權限也。

  若委員受有全權,則其行事有若一獨立之團體焉。會中已表決之事,而欲使此事之成全,則委委員以全權執行之,以竟其功。或在兩可之問題,而付委員使以全權處決之,則此處決作為最終之定論。

  (演明式)「本會籌備註冊」之議在討論中,有單純付委之議,已得通過。於是委任委員,而將事托之。委員討議如何註冊之方法,而調查應辦之事宜。到時由委員長報告「本會應要註冊」(或不必註冊),詳其理由及辦法。若其議為「將事付委而令委員向律師請教」,委員則照訓令而行往與律師商酌,然後將律師所言報告於眾。同時或呈獻己意,聽眾采擇。

  若動議為「將本會註冊之事付之委員全權辦理」,如此則委員當將註冊各種手續進行辦理,而事竣之後,乃報告其效果於眾。或審查之後,而以註冊之事為不適宜,而報告於眾曰:「本會註冊之事為不適宜。」若會中必欲註冊,則先表決本會註冊之事,而後委委員以全權執行之。若如此,則委員惟有進而執行將本會註冊而已。

  一百四十二節報告當委員之事務告竣,其主座或其他之受命者當準備一報告,將審查之各點並委員之判斷詳錄之。倘委員中有少數不同意者,亦可另作一報告,謂之「少數之報告」,包括彼等之判斷。報告當用簡單明白之言辭,有時須陳己見者,則統結以獻替之語。即如有委員承命「到街上調查會堂之租價及款式」者,當準備其報告如下:「本委員查得本市之各會堂租價如下:民樂會堂每日租價十元,崇德會堂每日租價十二元,自由廳每日租價八元」云云。遂繼而曰:「本委員謹以第一會堂之價格及地位最為適當也。委員某某謹報。」又委員未帶訓令而審查一問題者,當報告如下:「本委員建議此案之語句,應如以下方式……」云云,或「本委員建議此議不當採用(詳其理由)」,並如上為結斷之語。

  至帶訓令而行事之委員,其報告如下:「本委員已照所訓,而完其責,租得崇德會堂為本會集會之所。」

  一百四十三節報告之呈遞委員或有訓令,使之報告於一定期之日者,則到期之時次及報告秩序,主座當令之報告。若無如此之訓令,則委員準備報告之時,承委報告之員在無議案當前之時,則討地位而言曰:「主座,某某事件,委員之報告已經準備矣。」主座曰:「今可否接收某某事件委員之報告?贊成者……」云云。若得否決,則委員當俟之遲日,而仍照同一手續以討地位而後行之。若得通過,則委員之代表曰:「承辦某事之委員道呈報如下……」彼乃宣讀報告。

  報告讀後,則委員之事畢矣,並不用表決以解其職,蓋其職與呈遞報告而俱完結也。從此則委員對於其事,亦猶乎他委員之不相涉也。倘再委之以續行辦理,則為另外一委員而已。

  委員之報告,當繕就成文;報告之後,則將報告文呈交主座。而所報告事件之新方式,則為當秩序而受會眾之處分者也。

  一百四十四節要求報告若到報告之時,而主座及委員俱忽略其事,則會員可動議:「請某某事件之委員此時報告。」倘此議通過,則委員必當報告;如不報告,自當詳說理由。若委員準備未完,當可請求寬限,如是則當有動議:「寬限委員之報告期,而令之於某某日報告。」若委員欲取消其職務,亦當有動議:「取消某某事件委員之職務。」而得表決通過乃可。

  一百四十五節少數之報告此為不同意者之報告,讀於正式報告之後,而不能與正式報告同效力,會眾可以不理者也。但若其確有見地,則可以之代多數之報告耳。此即與修正報告無異,而當以修正案順序行之。

  一百四十六節報告之演明式本會註冊之問題,經已付委辦理,而委員會集討議準備報告。至值期開會,次及「委員報告」,主座曰:「今日有無委員報告?」

  辰君曰:「主座,本委員之註冊事,已經準備報告矣。」

  主座曰:「前今註冊委員今日報告,請諸君聽之!」

  辰君遂讀報告曰:「本委員承命審查本會註冊事宜,茲報告如下:所有註冊事宜雖複雜,然有熟悉此事之人樂為相助,則進行亦易。而本委員詳審各情,註冊確於本會大有利便,誠如某會員所言。故獻議將本會從速註冊也。辰某謹報告。」

  主座既接辰君報告之後,乃曰:「諸君已聽著委員報告及其獻議,對於『本會即行註冊之問題』已表示極為贊成。諸君之意如何?」此時為討論秩序,於是各討論本會宜否即行註冊事宜。

  一百四十七節復付委若委員之報告有不滿眾意者,並若重新討論之後生出新問題,則事件當復行付委於委員或其他之委員也。「復付委」之動議,與「付委」同受一例之約束。

  卷五權宜及秩序問題

  第十九章權宜問題

  一百四十八節權宜問題之性質第五章曾經論及,凡議場循規舉動,當由正式動議出之。但有時事件發生,有不能待新動議秩序之至者。如遇有破壞議則之事、發生錯誤之事與夫一切急要之事,必當立刻應付,而應付之方,則謂之為權宜問題及秩序問題。此等問題不屬動議,而超夫各動議順序之前,無時不在秩序之中,能間斷一切事件,並暫奪去言者地位。須待此問題解決後,當議事件方能復原。而事件復原之時,當由間斷之點繼續再議。權宜問題之順序,駕乎秩序問題之前。

  此等問題,如非遇事即發,則其後不准追發也。然若就事而發,則當散會動議之中,亦准發之。凡權宜問題,若非急要者,則提出者既述明之後,主座可以打消之,如是即可減省其煩難也。至於秩序問題,必當就關於當議之事而發,方能准之(參觀一百五十二節及一百五十四節)。此問題對於散會動議,除動議者有犯四規則之一如詳於一百二十三節者,則不能間斷之也。是故舉秩序問題者,乃改正動議者之錯誤也。

  一百四十九節權宜問題之定義權宜問題,乃有關於在場之額外事件問題也。此問題之起,乃常起於關乎全會自身之權利,或個人自身之權利;其問題甚罕發生,而亦容易解決者也。十數年前,在美國元老院發生一好先例:當秘密會議之時,疑有報館訪員藏於院閣之旁聽座,此為侵犯元老院秘密會議之權利者也;於是一元老提出權宜問題,而設法驅逐犯者出外。其他之例,如忽而燈光熄滅,或空氣不通,或有人擾亂會場秩序,或有會員即有遠行而欲速於言事,或報告而求優先權利者是也。又或有會員受不平之事者,或反對職員報告不確者。總之,凡意外之事,須即時應付者皆是。但起立為事體之說明則不入權宜問題之列。會員常得許可佔有地位而為說明者,非權利之應爾,不過友誼之通融而已。若有反對,則假時以便說明之事,當呈眾表決,而取大多數之同意,蓋說明不能間斷他事也。

  一百五十節效力此突起之問題,判其是否確為權宜問題,則主座之特權也。會員欲舉此問題者,不必如發動議之先討地位而後發言,但起而言曰:「主座我提出權宜問題。」主座當請提者述之。述後,主座立即判決是否確為權宜問題。若主座以為否,而提者不服,可訴之於眾。若以為是,則隨有動議,將事提出於眾,以備討論;或屬於特別事件,則不待動議,而主座自行將事處分之。此種動議,須即時討論,但非必即時表決,蓋亦猶乎他種動議可以擱置、可以延期也。當此問題發生時,諸般事件當停止進行,待此解決之後乃得復議,而會員之被間斷者亦得復其地位也。

  一百五十一節演明式適寅君正在討論一事,而午君起而間斷之,曰:「主座,我提出權宜問題。」

  主座起曰:「請該會員述彼權宜問題。」(此時寅君當復坐。)

  午君曰:「我雅不欲言之。但我等之坐在堂後者,實不能聞言者之聲,因有人交頭接語擾亂會場也。」

  主座曰:「此當然視為一確正權宜問題,蓋本會之第一權利,則為暢聽所言之權利也。倘吾人有所欲言,請於得地位之時乃暢而言之,則無此煩擾也。本主座請該委員等保守秩序,而歸安靜。請寅君繼續再言!」

  甲君起而間斷之,曰:「主座,我提出權宜問題。」

  主座曰:「請述之。」

  甲君曰:「外間有狂烈敲擊之聲,可否使守門者或他人一往察之?」

  主座曰:「本主座當接受關於此事之動議。」

  甲君曰:「我動議著守門者往察此擾聲之來由。」(此議呈之表決,而守門者受訓而行,將事回報,或自處決之。無論繼有如何行動,而當處分之中,諸事為之擱起。)

  癸君曰:「我提出權宜問題。」

  主座曰:「請癸君述之。」

  癸君曰:「我刻有要務他行,我已空候甚久,欲得機緣以一詢訓令,為我等書庫委員之辦法也。此事不能再候矣。」

  主座曰:「此問題起之適當,諸君之意見如何?」

  己君曰:「我動議當使癸君得盡其言。」(此議呈眾表決,而行動隨之。待事竣之後,則前所間斷之事復其進行。)

  第二十章秩序問題

  一百五十二節秩序問題之定義秩序問題與權宜問題之別者,在直接關係當議之事件,而有所改正,或完備其進行之手續者。如言語離題,或動議不當其序,或論及個人,或破壞議法,皆其類也。主座亦有出乎範圍者,如按其所不當接之事,或不接其所當接之事。以上各種破壞秩序之端,所以常因而生出秩序問題也。此問題除權宜問題之外,超出各順序之前。

  一百五十三節主座之職務維持秩序及議額,為主座第一之職務。此非獨指全體之風紀而已,各會員有破壞秩序及違背議法者,皆當糾正之。若主座於此稍有忽略,則會員當提出秩序問題。

  一百五十四節秩序問題之效力當秩序問題發生時,在議之各事皆為之間斷,至解決之後乃再復原。若會員在發言中而被擱止,則問題解決之後,彼仍復其位;除非彼自身亦受決而為秩序範圍之外者,如此若有反對之者,則彼不能再事進行矣。

  秩序問題進行之道,一如權宜問題焉。當時機之至,會員不待正式請得地位,可直起而發言曰:「會長先生,我提出秩序問題。」遂被請述之,述畢則坐。主座當酌斷其問題為適當與否,日:「本主座以為此秩序問題發之適當(或發之不適當)。」此宣佈謂之為主座之判決,而問題以之為定。如有不服者,可以申訴。惟此問題初不付討論,不呈表決,此其所以異於動議者也。

  因秩序問題為直接關於當議之事者,是故必須立提出於其事發生之時;倘事過情遷之後,則不能再提矣。

  一百五十五節申訴若會員有不服主座之判決者,可起而申訴曰:「我將主座判決申訴於眾。」此申訴須有附和,如其無之,則主座可以不理。若有人起曰:「我附和之。」則此問題由主座之判決,而移歸於眾人之表決矣。其呈此問題之方式如下:「主座之判決,可否即為本會之定論?」討論隨之。對於此之討論,主座有優先權。彼可不必離座而發言,詳陳其判決之理由等等而後呈之表決,而宣佈之曰:「主座之判決成立。」或曰:「主座之判決打消。」隨事而異。此表決即為最終之決議而不能復議矣。由此觀之,一切事件,最終決議之權則在會眾,而不在主座也。信乎議法家華氏之言曰:「申訴之權,為一切團體自由行動不可少之物。」必如此,則會長乃會場之公僕而不為主宰也。

  一百五十六節申訴表決之同數票前一成例,動議之表決得同數票者,則動議為之打消。但在申訴之案,得表決之同數票者,則效力適為相反:此乃維持之而非打消之也。如是則主座之判決,更因之而得成立。其理由為主座之判決,若無推翻之者則作為成立,而同數之表決票實為無效,則不能推翻主座之判決也。如此,則主座不必(多有不欲者)自行投票,以維持其判決之成立者。茲定此為例如下:「對於申訴案之表決同數票,乃成全『主座之判決可否成立』之問題」。

  一百五十七節順序今復統括附屬動議之順序,列之如下: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散會動議

  (四)擱置動議

  (五)停止討論動議

  (六)延期動議

  (七)付委動議

  (八)修正動議

  (九)無期延期動議

  除此之外,更有他種事件,可於獨立動議在議中而提出者,其重要者如下:收回動議及分開議題之動議;舉發不足額之問題,規定表決法之動議;限制或申長討論時間之動議;定時停止討論之動議;定時散會及定時開會之動議;擱起規則之動議;暫作休息之動議。以上各動議,若發於需要之時,皆為合秩序,其順序在當前之獨立動議之前。

  一百五十八節秩序問題及申訴之演明式地方自治勵行會適會議之際,序及於新事件,隨生如下之行動:

  乙君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乙先生!」

  乙君曰:「我動議於會期告終之日,本會舉一午餐會,以聯吾人友誼,想諸君必樂從也。」

  主座曰:「諸君聽著,有動議本會舉一午餐會於會期告終之日。」

  己君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己先生!」

  己君曰:「何不稱之為早膳?我動議修正刪去『午餐』二字,而加入『早膳』二字。」

  主座曰:「諸君聽著……」

  乙君曰:「會長先生,我歡納此議,我總求其有耳,如何稱謂所不計也。」

  主座曰:「修正案已得接納,而今之問題為當舉一早膳為會期之結束。」

  甲君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甲先生!」

  甲君曰:「我反對此議,因將必多所破費,我知會友中多有力不能勝者,願本會為城中獨一不以飲食為題之會!試觀彼之好古會、詩人會、棋客會等常設晚餐會,我知彼等之所欲矣!」

  主座起而言曰:「請該會員進歸秩序。彼之所言,出乎題目之外,蓋批評他會之行為非在秩序之中也。」

  甲君曰:「甚善甚善,會長先生。我當勉而進於秩序,但我絕對反對此議!」

  丙君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丙先生!」

  丙君曰:「我絕對贊成之!吾人總需多少交際性質之物,乃可聯絡會友感情,使之親切如一家焉。蓋把盞言歡,每生同氣之感,捨此則結會鮮有成功者也。」

  辛君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辛先生!」

  辛君曰:「我提議將此問題擱置案上。我個人以為……」

  主座曰:「擱置之議,為不能討論者,是故該會員為越出秩序矣!諸君準備否?」

  寅君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請君言之!」

  寅君曰:「主座既言擱置之議不能討論,又問吾人準備否,按此則為請人討論矣!」

  主座曰:「此足見我會員大為省黨,但出之不甚妥貼耳。本主座所問『諸君準備否』,乃以機緣使散會動議或他秩序問題,順序在擱置動議之前者,可以提出耳!諸君準備否?諸君之贊成擱置動議者,請曰『可』!」續而宣佈曰:「此議打消。」

  戊君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戊先生!」

  戊君曰:「我提議延期此案之討議至一星期。」

  主座曰:「已有提議延期一星期,諸君準備否?」

  癸君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癸先生!」

  癸君曰:「我提議將此事付委。其委員會由……」

  戊君曰:「會長先生!我起秩序問題。付委之議此時不在秩序,因延期之案尚在議中也。」

  主座曰:「此舉出之甚當。付委之議此時不在秩序,以延期之議之順序在前也。諸君準備表決延期之議否?贊成者……」云云。宣佈:「此議打消。」

  癸君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癸先生!」

  癸君曰:「我今再提出付委動議,其委員會由會長、理財、書記三人組織之。」

  主座曰:「諸君聽著,此動議,本主座當從而分開之。先呈付委動議,諸君預備否?」

  子君坐而言曰:「我以為吾人當在會中結束此事。」

  未君曰:「我起秩序問題。」

  主座曰:「請未先生述其問題。」

  未君曰:「最後之發言者未曾起立而稱呼主座!」

  主座曰:「本主座為之斷定此點舉得甚當。務望一切討論,必當以正式出之。」

  子君曰:「我起而就正之!會長先生,我反對付委案,因過於假權與少數人也。」

  主座曰:「會眾當可訓其委員於被委之後。諸君預備否?」

  戊君寅君同時並起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戊先生!」

  戊君曰:「我提議……」

  申君曰:「我起秩序問題。」

  主座曰:「請述其秩序之點。」

  申君曰:「會長先生!寅先生先成先生而起,或以彼坐位太遠,而主座不之覺也。彼豈不應先於戊君而得地位乎?」

  主座曰:「本主座當斷定此秩序之點提之不適當。本主座見兩會員同時並起,而已以地位與戊先生;今除非戊先生退讓耳!」

  戊君曰:「我既得地位,則不欲讓之!會長先生,我動議……」

  申君曰:「我將主座之判決訴之於眾。」

  主座曰:「申先生訴主座之判決,今之問題,為主座之判決可否成立為會中之定論。(討論可隨之。)諸君贊成主座之判決者請曰『可』!」宣佈曰:「已得可決!主座之判決,成為確立。戊先生請復發言!所議問題為付委動議。」

  戊君曰:「我動議本會此時散會。」

  主座曰:「散會之議已提出。諸君贊成者……」云云。宣佈曰:「此議打消。諸君贊成付委動議者……」云云。宣佈曰:「此議打消。今本會欲再辦何事?」

  酉君曰:「會長先生!我見得本會有等會員專圖打消彼所不樂之議案,而毫不假以討論之餘地,有一發言者為達此目的幾於無所不至也。」

  戌君曰:「我起秩序問題。」

  主座曰:「請詳之!」

  戌君曰:「最後之發言者,侈言個人之事,殊出範圍!」

  主座曰:「此秩序之點,舉之適當。請酉先生就本題範圍!」

  酉君曰:「會長先生!我訴此判決!我已慎重不提名字,則並未有毫釐違及秩序也。」

  主座曰:「申訴提出矣。主座之判決能成立否?贊成者……」云云。宣佈曰:「不成立。西先生已得表決為合秩序,可繼續言之。」

  酉君曰:「我只欲重要問題能得公平之討論,而我以為……」

  亥君曰:「會長先生!」

  主座曰:「亥先生!」

  亥君曰:「我動議散會。」

  主座曰:「有動議……」

  寅君曰:「我起秩序問題。」

  主座曰:「請詳之!」』

  寅君曰:「會員發言之地位,不能由散會動議奪去也。」

  主座曰:「本主座斷定此點提出甚當,而散會之議為違反秩序。西先生請復言!」

  酉君曰:「我動議將全案由今天起延期兩星期。」

  卯君曰:「會長先生!我起秩序問題。吾人豈非已經表決不延期乎?豈第二之延期議在秩序乎?」

  主座曰:「新事件已中間之矣。第二延期議當合秩序也。諸君預備否?贊成者……」云云。宣佈曰:「此議通過。而舉一早膳會之問題,延期作為兩星期開會日之指定事件。本主座望各會員到時當黽勉齊集,以得詳為討論為是。茲已次及散會時矣。」

  酉君曰:「我提出散會。」

  主座曰:「贊成者請曰『可』!」宣佈曰:「本會散會。至下星期此日午後二時半再開。」

  結論

  以上各章所詳論之原理方式,足為領率議場者作指南之用矣。然欲為良議員者,徒誦讀之、研究之猶未足臻其巧妙也,必須習練成熟,而後乃能左右逢源,泛應曲當也。欲議場之步調整齊,秩序不紊,則非常時開會演習議法不可。其演習之道,有假設議場以專行練習者,然不若乘開會之期而兼習練之,則更為一舉兩得也。凡社會其事由少數董事或委員辦理者,則會員鮮有機會以習練;倘另行隨時開執行會,使全體會員在場,而將事件提出加之討論與修正,而後處以最終之動作,則會員一年之所得,必勝於五年之研究及演習也。此書可備為個人研究及會場參考之用,且可備為同好者常時集合玩索而習練之。一社會中,其會員人人有言論表決權於大小各事,則知識能力必日加,而結合日固,其發達進步實不可限量也。

  凡團體欲以此書為津梁者,可於其規則加定一條如下:「本會集議規則以《民權初步》為準。」如是則有疑點,皆以此書為折衷也。若有團體不欲全照本書所定之規則,便可另立專條,規定其會所欲行者,如是則關於此種事件可不必照此書所定也。此等專條,不必包括於規則之內,一記錄之表決案亦已足矣。譬如一會已采擇本書之規定為例,而又欲以動議須有附和,或以復議動議不當加以限制為適宜者,便可立例如下:「本會定以所有動議,須得附和,而後能接述之。」或:「本會定以凡會員皆能提出復議動議。」但凡欲成為一純粹議范之社會,則不當捨去普通認定之議事規則也。

  凡社會采定一書為範圍者,則凡於未規定之事,皆當遵守之。而其為專條所規定之事,則皆以專條為定衡。各會對於其所事或方法,當采專條以規定之。此等專條,或具於規則中,或立特別條例均可。惟須注意:切不可訂立條例與通行議場公例抵觸者,方為妥善。

  更有一事當為各社會之忠告者:則切不可因一時情面或他種理由,而設一先例,以致將來有礙一會之自由行動者。而於選舉職員更宜留意,庶免蹈此弊。如有不覺中陷於此等之惡習,則速改為佳。蓋先例非一成不變者也,其效力只行於未得良法之前而已;如一旦得更良之法,則當以代之也。

  再者,若一社會察覺其前時所行之事有不合通則者,則盡可由之,而不必追加改正,只宜慎重不必行之於下次足矣。蓋當時既無人反對其事,則當視為正當,所謂「遂事不諫,既往不究」也。

  附錄章程並規則之模範

  章程

  第一條會名本會名為地方自治勵行會。

  第二條職員本會舉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記錄書記一人,通信書記一人,理財員一人,核數員一人,董事若干人,演說委員若干人。每年選舉一次,如規則所定。

  第三條會議本會每年三月某某日開週年大會一次,每月某某日開常期會議一次。會中一切要務,當在常期會議決之。除規則所定者之外,只有會員方能到場會議。議場額數,至少七人。凡常期會,當由某某報登廣告通知。而特別會議,可由會員五人申請,會長即得召集,但每會員當專牒通知。

  第四條經費每年某月某日起為預算年期,會員經費每人若干元,限入會或預算期一月之內交足。如得過期,通告猶不交者,則停止會員資格。

  第五條會員凡入會者,須得滿一年資格之會員二人介紹,於常期會議時報名。待一星期後,乃按名投票,如不過三票之反對者,則為當選。如有落選之人,則本年之內不得再報名。本會會員以若干名為限。

  規則

  第一條職員之義務:

  一節會長副會長會長當主持一切會議,並領率會員就事體之正式秩序,當擔任週年大會之演說,並辦理屬於其職務之各事。若遇會長有事不能到會,則副會長代理其職務。而副會長鬚隨時助會長辦理各事。

  二節書記記錄書記辦理開會事宜,並記錄所議決各事,作一議事錄。通信書記當收會中各信,開會時向眾讀之;並答覆一切信函,保存會中文件,通知會員得被舉者,函催會員欠費,署名給發會員憑票,編掌會員名冊後址,並管理一切關於會員事件及文件。到週年大會之期,彼當將一年所經過之事及現在情形作一詳細報告,向眾宣讀。以上各事,亦可責成記錄書記分任之。議事錄及文件,可隨時與會眾察閱。如會中有與他會及團體常通書信者,可多設一交際書記,專理與他團體交際之事。

  三節理財員理財員當接收、催收、管理、出支一切會中銀錢,並當將所有收支銀錢開列詳細數目,作一報告,呈報於週年大會之期。

  四節核數員核數員當查核一切單據及理財員之帳目符合否,作一報告,呈報於週年大會之期。

  (若有董事會者則董事規則列於此。)

  五節演說員演說員分三部,每部設一演說員長。第一部,各國地方自治之歷史規模;第二部,關於地方自治之科學及經濟學;第三部,中國地方自治應辦事宜。某月某日為第一部之期,某月某日為第二部之期,某月某日為第三部之期。各演說員長當將其部一年之經過作一報告,呈報於年會之期。

  六節選舉在某月之常務會期,會長當於職員之外,委派委員三人為指名委員,將來年職員指名造冊。指名委員當通告被指名者,如有辭卻,則當另指名以代之。於後三期會議,當將完備指名冊呈報於眾。至週年大會之期,當行投票選舉。倘有被指名而不得選者,當另選至職員滿數而止。凡入會不滿一年者,無被選資格。

  七節任期除書記及理財兩職外,其他任期不得連任兩年,而一人不得同時兼兩職。惟隔任期一年之後,則可再得復其被選之資格。所有職員任期,至週年大會之日為滿。

  第二條會員凡被選為會員者,簽名於章程並繳會費之後,則可領受本會之憑票而為會員,得享本會一切之權利,至年期末為止。此後再納年費,便可繼續為會員。每期會議,會員須當呈票,方得入場。

  名譽會員可由會中酌量選擇。舊會員居於遠方者,可得為通信會員;倘來本城欲與會議者,可納臨時費便得入場。

  凡會員欲除名會籍者,當致書通告通信書記便可。

  第三條來賓凡會員可領朋友同來會議,但須納臨時費若干,而每會員每次會議只得許領二人。演說員每人給免票六條,不收臨時費。

  第四條會議法則地方自治勵行會一切會議,皆以《民權初步》為法則。書記之外,非有本會特別命令,不得將本會會議報告發印。

  第五條本會章程及規則,在正式常務會議可以到場會員三分之二之表決而修改之。但至少須於一會期前將欲修改之條正式通告,使眾周知方可。

  第六條擱起條例本會之章程、規則內之條例,其可暫時停止者,遇有需要時可由全體一致而臨時擱起之,以便他事之進行;但不能擱起過於一會期以上。

  議事表

  符號之說明:

  一、凡出此兩問題外所發生之急要動議,則處分之動作與獨立動議同。

  二、得主座之許可可作評議,但除申訴事外,不能有討論之權利。

  三、申訴問題之自身,無可付委、無可延期、無可擱置者也。惟可隨申訴之本題,一同受此三種之動作。

  四、若在不定下會開會之期而散會等於終止者,則此議有可討論。

  五、得為有限時之討論,而其討論只範圍於停止討論之自身,不能牽入於本題。

  六、只有屬於時日者,乃有可修正。

  七、只有屬於有附訓令之付委,為無可分開者也。

  八、只有屬於有訓令之付委及委員之人數,有可修正者也。

  九、委員已開始進行,則無可復議。

  十、只有刪去而加入之修正案,為無可分開。

  十一、有種修正案,其本題尚懸而未決者,有可付委者也。

  十二、復議已受擱置者,不能抽出其問題作為終結。

  注釋:

  據上海孫中山故居所藏的經孫中山親筆改正本--以孫文著《建國方略》(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二年六月再版)為藍本進行校訂。《實業計劃(物質建設)》中的插圖據其他版本參

  《孫中山選集》

  護法宣言*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南北交戰已過二年,將士勞苦,人民塗炭。今者,兩方將領已各有以救國為先之表示,無必以戰爭貫徹主張之意,而人民猶受因戰爭犧牲生命財產之苦。夫戰爭以求達目的,因致殃民,不得已也;無意於以戰達目的,而徒以不和殃民,則大不可!今日為求救國,人民無不希望速得合法永久之和平,職是故也。而至今和議不成者,罪在不求之於國家組織之根本,而求之於個人權利之關係。

  須知國內紛,皆由大法不立。在法律,國會本不能解散。若不使國會復得完全自由行使其職權,則法律已失其力,根本先搖,枝葉何由救正?內亂何由永絕?況國家以外患而致艱危,一切有損主權危及國脈之條約,其訂立本未經國會之同意,故亦惟恢復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始能解除之。蓋訂約、解約之權本在國會,擅訂固屬違法,不以未經國會同意為基礎而言解約,亦無可解之理由。故和議初開,文即以恢復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為唯一條件,必令此後南北兩方蔑視合法國會之行動一切遏絕,凡與合法國會不相容之機關組織悉歸消滅,則和平立談可致,外患內憂皆不足慮也。國民對我主張,多數讚許,乃不幸議和數月,竟無結果。今雖日言續議,理固無由可成,抑且外法律以言和平,其和平豈能永久,外患又何由可息哉?今日言和平救國之法,惟有恢復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一途。

  諸君雖處境不同,置籍於中華民國則一,棟折榱崩,豈能無懼。希以中華民國國民之資格,受此忠言,一致通電主張,共謀救國之業。苟使國會得恢復完全自由行使職權,永久合法之和平於焉可得,則文之至願也。若有沮格此議以便其私者,則和平破壞之責,自有所歸。尤望諸公以救國之本懷,捐棄猜嫌,與文共達此重新改造中華民國之目的。國步方艱,時不待人,苟且遷延,為厲滋大。諸公愛國,幸速圖之!

  孫文

  注釋:

  據吳拯寰編《孫中山全集》(上海三民公司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第四集《初次護法宜言》

  *當時,西南軍閥操縱的廣州軍政府與北京的北洋軍閥政府之間「南北議和」宣告破裂,這是孫中山在上海就時局問題發表的宣言。

  《孫中山選集》

  改造中國之第一步*

  (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

  今天承青年會幹事的預約,得與諸君相見,是狠愉快的事。「改造中國之第一步」這個題目,是主人所定,事前沒有同兄弟商量,所以只能就題發揮了。

  十月十號是中華民國國慶的紀念日,青年會提前兩日慶祝,兄弟得身與盛會。但今日亦可認為國慶日,因武昌搜獲黨人名冊、窮捕黨人、拘殺三烈士的一日,正是八年前的今日。十月十日的成功,全靠有八日的犧牲。如滿清當日不竭力壓迫,革命爆發或不能如此之速。革命成功已經八年,何以到今日還有「改造中國」的名詞?因當時已推倒了滿清的政府,其他關於建設上種種絕對沒有著手,所以今日還不能不討論改造中國的方法。

  為什麼要改造呢?因現在中國政治非常腐敗。至於改造方法應從何處著手,有人說,教育是立國的要素。但我們若致力於教育事業,一般官吏非特不能提倡,且必來設法摧殘。假使我們培養一個青年,費巨額金錢,俾受一種完全教育,官吏有時竟因嫉視新人物的心理,置諸死地。

  又有人說,興辦實業,救多數人生計的困厄。奈官吏非特不能提倡獎勵,且對於較大之公司或開礦事業等,必先得多數賄金,才許給照開辦。辛亥以後,多數華僑熱心回國經營實業,因官吏索賄過重,致中途灰心。從這點看,從實業上改造起,也是役有希望的。

  又有人說,立國根本在人民先有自治能力,所以地方自治為最重要之一事,現應從一鄉一區推而至於一縣一省一國,國家才有希望。但現在官僚,何嘗願意人民有自治的能力?大家只須看各地方自治經費統被他們揮霍盡淨,致自治不能舉辦。

  以上三種,固是改造中國的要件,但還不能認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麼?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革命兩字,有許多人聽了,覺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與改造是完全一樣的。先有了一種建設的計劃,然後去做破壞的事,這就是革命的意義。譬如我們要建築一新屋,須先將舊有的結構拆卸乾淨,並且鍬地底,打起地基,才能建築堅固的屋宇。不這樣辦去,便是古代的建築方法,不適用於今日。八年以來的中華民國,政治不良到這個地位,余〔實〕因單破壞地面,沒有掘起地底陳土的緣故。地底的陳土是什麼?便是前清遺毒的官僚。

  中國國家腐敗到這點,是不是革命的罪惡?不是的。革命破壞滿清政府以後,一般人民每訾謂只有破壞的能力,沒有建設的經驗,所以一般議論都希望官僚執政。如袁世凱時代,幾乎大家說非袁不可。革命黨自審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既輿論說非袁不可,只好相率下野,將政權交與官僚。八年來造成官僚與武人政治的原因,就在這一點。

  現在國內的政治,比較滿清的政治進步也沒有?依兄弟看來,滿清的政治猶稍愈於今日,一般人民在滿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覺自由。如現政府的濫捕濫殺良民,在滿清政治專制時代還沒有發見。如現武人官僚的貪婪,亦較滿清時代為甚。兄弟記得清代某粵督於一年內搜刮得一百多萬,人已詫為奇事;由今日看來,像督軍、師長等有一年發財到數百萬的,有數年發財到千餘萬的,方見貪婪的風氣比前清倍蓰了。我們因滿清政治不良,所以要革命;但革命的結果,所呈的現象比滿清尤壞。這個原因,不是革命黨的罪,是前清遺毒--武人與官僚的罪。

  我們既經要改造中國,須造成一燦爛莊嚴的中華民國。像工師建築偉大房屋一般,須用新的方法去建築。新方法的建築,便是上層越高,打地基須越深,所挖出的陳土須遠遠搬開。這陳土便是舊官僚。

  滿清時的武人,是受文官節制的,就是一個提督,他也不敢侵犯州縣官的職權。如武官有不法行為,滿清亦能照律嚴辦。試問現在的北京政府,有這樣的魄力麼?依兄弟看來,要免一個師長、旅長的職還不敢呢!所以要改造中國,武人便是陳土的一種。

  前清時代的土豪,包攬詞訟,魚肉鄉里,還不敢公然出頭。現在的政客,居然白晝現形,挑撥武人,擾亂國政。武人所有種種的不法行為,都由政客養成。因武人的腦筋是狠簡單,作惡的方法還不能設想周到。試看北張南陸1[指奉系軍閥張作霖和桂系軍閥陸榮廷。],他們本來是個草包,經政客教唆,才發明種種搗亂方法。所以政客便也是陳土的一種。

  照這樣看,要建築燦爛莊嚴的民國,須先搬去這三種的陳土,才能立起堅固的基礎來。這便是改造中國的第一步。兄弟狠希望到會諸君,大家要懷抱這精神去改造新中華民國。

  注釋:

  據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一九年十月九日《孫中山先生<改造中國第一步>演說》

  *這是孫中山在上海青年會舉辦的國慶慶祝會上的演說

  《孫中山選集》

  救國之急務*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今夜蒙招請到此演講「救國之急務」。夫以民國成立已過八年之今日,何故尚須講求方法以救之乎?則以中國今茲,正瀕於最危之一步,所遇艱險實前此所未嘗有。內憂現已當前,外患同時俱至。在內則有南北交爭,在外則有強鄰危我國脈。故萬不能不採一有力之方法以救吾國也。

  吾人欲救民國,所可采者惟有兩途:其一則為維持原狀,即恢復合法國會,以維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則重新開始革命事業,以求根本改革也。

  今先論維持原狀。諸君知數月之前,以五國警告之故,上海既開和會矣,實際兩代表間已將一切問題決定,惟有如何處置國會一層懸而未決。北方代表表示北方永不能允恢復國會,而促南方代表表示其對於此問題之態度;南方代表則答以此為孫逸仙之條件,故北方務必與孫氏直接磋商此問題。於是北方代表吳鼎昌君來見予,且言彼確知北廷意將拒絕我所要求,問予可否另出他種辦法。當時予應彼所求,提出三項:

  第一、軍閥既已毀壞約法,奪去人民所握之主權,則務須以此權還諸建立此約法之革命黨人之手;

  第二、如軍閥以為此主權本為以強力奪諸清室者,故不欲以還革命黨人,則彼等盡可傚法張勳,復以此權貢之清室,再演清帝復辟之事;

  第三、若軍閥意猶不欲,則亦可效袁世凱所為,僭稱帝號,永握此權。

  當時予問吳君:「北方敢行此三事乎?」吳毅然對曰:「否。」予曰:「然則惟有恢復國會一途而已。」吳乃搖頭告別。從此和會不復有聲響,以至於王揖唐君之任命。今日諸君萬眾一心,以反對王揖唐之為北方總代表矣,而予實有所未解。人謂王揖唐既為吾人公敵,故吾人不欲其來與吾人會商,此其為論亦太軼常軌矣。以常理言,世間豈有與現為吾親友之人言和之理,吾人尚須議和者,非敵人而誰?

  王揖唐之來上海以前,彼嘗使人來謁,問予對彼出為議和之人態度如何。予答其人曰:「王若允我恢復國會之條件,吾當盡力為之助成其事。」及王離北京以後,南方全體起而反對,彼乃決留南京以避風潮;既而又遣人問予以進止。予答以王如真為決定國會問題而來,則可立來見我,我當以我一身負與彼完成和議之全責。王當來滬見予,予與彼就於國會問題作坦白之長談。王言彼已準備允諾新舊國會合同制定永久憲法。予曰:「此非我之條件也,我之條件為恢復合法國會。」王答言:「此乃無異彼方之無條件降伏,北方諸督軍將強硬反對,而段祺瑞、徐樹錚所永不允諾者也。」王氏既以誠求平和妥協而來,復問予有無他種辦法。予復舉前所告於吳者以告之,且言如此各種辦法均不能受,則附從我著手於革命事業,為彼最善之途,亦即最後之途。王氏乃言彼將熟慮而後答我。

  四萬萬同胞乎!救吾民國,惟有兩途:一則維持吾在南京三月為民國所經營之諸制度;一則從頭再舉革命之全事業而已。今者諸君須自決定其所願欲,苟有所欲,必得成就。諸君或者自疑以為無力,但諸君須知,在中華民國約法上,諸君為此地上之主人,君等苟知所以用其力者,決不患力之不足。試觀今次學生運動,不過因被激而興,而於此甚短之期間收絕倫之巨果,可知結合者即強也。如使諸君即時以正當方法結合,要求在國會政治之下回復諸君自己之權,吾敢斷言諸君之必成功也。前此主張國會必須恢復者,僅吾及吾黨少數人耳。以此當大多數之反對,獨力支持,二年於茲矣。若諸君於此舉足輕重之際,來助我主張,吾信北京政府從此不能更拒絕吾人也。如此,則真正最後之和平,可得而致。予所謂維持原狀者,即指此也。

  如曰此非所可得致,則救國之業僅能出他一途,即重行革命是也。或者曰:「革命何為?吾人於革命尚未厭乎?」夫一班人以為革命黨人只知破壞,不知建設,此大誤也。就吾黨觀之,只見其急於建設,不能待破壞之完成,所以無用舊物尚多留置,未經破壞;吾人雖革去滿洲皇統,而尚留陳腐之官僚統系未予掃除,此真吾輩破壞之道未工之過也。吾人所已破壞者一專制政治,而今有三專制政治起而代之,又加惡焉。於是官僚、軍閥、陰謀政客攬有民國之最高權矣。吾四萬萬同胞乎!諸君固民國之主人也。渙號天下,驅除此醜類者,匪異人任,諸君其已有驅逐之決心乎?

  諸君或亦有言吾輩未嘗有所藉手,則辛亥前事,去今不遠。諸君當數日前,不嘗為民國八週年之慶祝乎?當時武昌炮工營同志,知逮捕將及,冒死起義,熊秉坤君首先發難,遂破滿族鉗羅。熊君告予:當是時,義軍惟從退伍之一軍官得子彈二盒,其他新軍被嫌疑者之子彈則已悉繳去矣。爾時革命黨人物資缺乏,豈今茲可比,然而諸君得年年為此雙十節之慶祝,固知藉手不在多也。

  今日南方為護法而戰之真正愛國陸軍,有十五師。此愛國軍隊,不受彼營私之督軍及高級長官命令,惟待人民之指揮。所以當吾發起此次護法戰爭、聲討北方叛賊之時,南方軍閥力阻吾謀。吾之為護法事業也,托根廣州,而廣東督軍即忠事北方,群賊聞吾計劃,彼立反對;然而以軍心向義,彼卒無如我何也。及護法戰爭有利,南方軍閥始群來參與;而又提議犧牲舊國會,以求遂分贓之願。北方所以敢於堅拒恢復國會之主張者,正以其深知南方軍閥隨時可以欣然同意於叛去國會之計劃耳。

  四萬萬同胞乎!如欲采第二步,則須早定之矣。吾人在南方至少有愛國軍隊十五師,專候國民之指揮;即在北方亦至少有五師之眾,專候諸君之指揮。諸君何必以無力遂行諸君之志願為憂哉!

  今者二十一條款暨他密約,已為北方篡竊之徒所允,危難即在目前。諸君亦既要求廢約矣。但試問:此等軍閥已完全為要求此賣國條約之勢力所支配,如何尚能廢約?就使約為彼所能廢,抑且以諸君之要求,彼亦不敢不廢。而諸君已將自己固有之權拋棄,反以締約廢約之權力付與北方篡竊之人,此其失計,諸君尚未之知耶!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未見其益,先受其害矣。諸君當知締約、廢約之權,本屬國會,故以全權還之國會,即諸君之所求,無不可得。如使國會不能恢復以從事其本來之職分,則惟有重新革命,以盡去此篡竊之人,同時蕩滌一切舊官僚腐敗之系統,而此條約亦當然否認矣。吾信諸君必能見及如何而始可救國。

  國民乎!君等民國之主人也。君等以命令授吾人所當行,予敢確言君等之最上要求,必可得如願以償也。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在寰球學生會演說辭》(上海一九一九年印本)

  *這是孫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演說。

  《孫中山選集》

  關於五四運動*

  (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注釋:

  據吳拯寰編《孫中山全集》(上海三民公司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第四集《與海外國民黨同志書》

  *本文節錄自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員書。

  《孫中山選集》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的演說

  (一九二○年五月十六日)

  本黨自改組以來,我因有許多別項事故,不能常在本部專心辦理黨事,故將諸事付託諸君。今觀諸君皆能本吾黨進取之精神,奮勉從事,實為欣慰。唯此後所應留意者有一事:諸君皆知中華民國何以成,以有同盟會。從前同盟會開始不過數十人,一兩年後就發展到若干萬人,所以到了辛亥年,一舉就成功了一個中華民國。但是那年武昌起義後,十二月間我到上海,有一種很可怪的意氣,此意氣為何?即是一般〔班〕官僚某某等及革命黨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是也。當時這種言論的意氣充塞四圍,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實是莫名其妙,無論如何大聲疾呼,總喚不醒。所以後來革命黨的失敗,都是在這句話上面,這是我們大家不可不徹底覺悟的。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以後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成一個真中華民國。但是我以為無論何時,革命軍起了,革命黨總萬不可消,必將反對黨完全消滅,使全國的人都化為革命黨,然後始有真中華民國。所以我們的責任,以後就在造成一個真中華民國。

  真中華民國由何發生?就是要以革命黨為根本,根本永遠存在,才能希望無窮的發展。譬如一棵大樹,只要根存在,那怕秋冬時他的枝葉凋落,一到第二年春天,他就會發生新的枝葉,還要一年茂盛一年。我們中華民國算是一棵大樹,我們革命黨就是這樹的根本,所以我們要格外留意,將根本好好培植。現在以上海為本部辦理海外黨事,只要本部辦事有精神,則海外當然發達。要圖本黨發達,全在諸君辦理。諸君須知黨事為革命源起事業,革命未成功時要以黨為生命,成功後仍絕對用黨來維持。所以辦黨比無論何事都要重要。我常勸人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如從前宋鈍初等,都是辦黨事很有才力的,到後來都拚命要做大官,無形中就把黨事廢置了。九年以來,我們得了許多經驗,許多教訓。以後我們要把三民主義的精神,傳他到全國,完全靠在這黨的作用上面,我們同志非拿全副精神來辦他不可。諸君切勿以為黨事無足輕重,諸君如將黨辦得堅固,中華民國亦就堅固了。

  現在辦事要義:第一、須知黨事為重,遇事就要辦理,萬不可稍有延滯,因為光陰比什麼都貴。一件事早一刻辦,就早一刻收效果。第二、形式與精神並重,形式完備後,才能振起精神。如海外保皇黨,何以至今還尚存在,因為他還有一點形式之故。第三、我們以後要注意培養人才與延攬人才,將來種種事業,非有多數的人才莫可。前此所計劃之大印刷所及英文報,事在必舉,總以能早一日辦起為好。

  諸君一同辦事,盡可於每禮拜集議,將本部事務共同研究。本黨前途發展全在諸君身上,我對於諸君很有無窮的希望,願與諸君共勉之!

  注釋:

  據黃季陸編《總理全集》(成都近芬書屋一九四四年七月出版)下冊《要造成真中華民國》

  《孫中山選集》

  五權憲法*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今天講題為「五權憲法」。五權憲法是兄弟所創造,古今中外各國從來沒有的。諸君皆知近世一二百年以來,世界政治潮流趨於立憲。「立憲」二字,在我國近一二十年內亦聞之熟矣。到底什麼叫做憲法?所謂憲法者,就是將政權分幾部分,各司其事而獨立。各國憲法只分三權,沒有五權。五權憲法是兄弟所創。自兄弟創出這個五權憲法,大家對之都狠不明白。到底五權憲法有什麼來歷呢?講到他底來歷,兄弟可以講一句實在話,就是從我研究所得思想中來的。至講到五權憲法底演講一層,十數年前在東京同盟會慶祝《民報》週年紀念底時候,兄弟曾將五權憲法演講一過。但是兄弟雖然演講,在那個時候大家對於這個事情都沒有十分留心。此事說來已十餘年了。在當時大家底意思,以為世界各國只有三權憲法,沒有聽見講什麼五權憲法的,大家覺得這個事情狠奇怪,以為兄弟偽造的。但兄弟倡此五權憲法,實有來歷的,兄弟倡革命已三十餘年,自在廣東舉事失敗後,兄弟出亡海外;但革命雖遭一次失敗未成,而革命底事情仍是要向前做去。奔走餘暇,兄弟便從事研究各國政治得失源流,為日後革命成功建設張本。故兄弟亡命各國底時候,尤注重研究各國底憲法,研究所得,創出這個五權憲法。所以五權憲法可謂是我兄弟獨創的。

  當美國革命脫離英國之後,創立一種三權憲法,他那條文非常嚴密,即世人所稱之「成文憲法」。其後各國亦狠傚法他訂定一種成文憲法,以作立國底根本法。兄弟亦嘗研究美國憲法。而在美國底人民自從憲法頒行之後,幾眾口一辭,說美國憲法是世界最好的憲法。即英國政治家,也說自有世界以來,只有美國底三權憲法是一種好憲法。兄弟曾將美國憲法仔細研究,又從憲法史乘及政治各方面比較觀察,美國底三權憲法到底如何呢?研究底結果,覺得他那不完備底地方狠多,而且流弊亦不少。自後歐美底學者研究美國憲法,所得底感想亦與我相同。兄弟以最高尚的眼光、最崇拜的心理研究美國憲法,畢竟美國憲法實有不充分之處。近來世人亦漸漸覺察美國底憲法是不完全的,法律上運用是不滿足的。由此可知凡是一個東西,在當時一二百年之前以為是好的,過了多少時候,或是現在亦覺得不好的。兄弟比較研究之後,有見於此,想來補救他底缺點;即美國學者也有此思想。然而講到補救的事,談何容易。到底用什麼法子去補救呢?既沒有這樣底書可以補救,又沒有什麼先例可供參考。

  說到這裡,兄弟想到從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位教授喜斯羅,他著了一本書名叫《自由》,他說三權是不夠的,他主張四權。他那四權底意思,就是將國會底彈劾權取出來作個獨立底權。他底用意,以為國會有了彈劾權,那些狡猾底議員往往行使彈劾權來壓制政府,弄到政府動輒得咎。他這個用意亦未盡完善,但是兄弟覺得他這本書在美國固可說已有人覺悟了,他們底憲法不完全,想法子去補救。但是這種補救方法仍是不完備。

  何以言之?在美國各州,有許多官吏是由民選而來。但是民選是狠繁難底一件事,民選底流弊亦狠多。於是想出限制人民選舉底法子:要有資格才有選舉權;以職產為資格者,必有若干財產才有選舉權,役有財產的就沒有選舉權。但這種限制選舉與現代底潮流平等自由主旨不合,且選舉亦狠可作弊,而對於被選底人民亦沒有方法可以知道誰是適當。想補救他呢,單單限制選舉人亦不是一種好底方法。最好底方法就是限制被選舉人。人民個個都有選舉權,這個就是「普通選舉」,是即近日各國人民所力爭的。但是普通選舉固好,究竟選什麼人好呢?若沒有一個標準,單行普通選舉,毛病亦多。而且,那被選底人不是僅僅擁有若干財產,我們就可以選他。兄弟想當議員或作官吏底人,必定要有才有德或有什麼能幹,若是沒有才沒有德,又沒有什麼能於,單靠有錢是不行的。譬如有這種才德能幹資格底人只有五十人,即對於這種資格底人來選舉。然則取得這種資格底人如何來定呢?我們中國有個古法,那個古法就是考試。在中國,從前凡經過考試出身底人算是正途,不是考試出身的不算正途。講到這個古法,在中國從前專制底時代,用的時候尚少。因為那君主即在吃飯睡覺底時候亦心心唸唸,留心全國的人材,誰是人材好,叫誰去做官。君主以用人為專責,他就狠可以搜羅天下底人材。在今日的時代,人民實沒有功夫可以辦這件事,故在君主時代可以不用考試,在共和時代考試則不可少。於是兄弟想加一個考試權。考試本是一個狠好底制度,是兄弟亡命海外底時候考察各國底政治憲法研究出來的,算是兄弟個人所獨創,並沒有在那一國學者中抄襲的。兄弟想這個制度一定可以通行有利。

  從前在東京同盟會時,本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黨綱,預計革命成功就要實行五權憲法。不想光復之後,大家並不留意及此,多數心理以為推翻滿洲就算了事。所以民國雖成立了十年,亦沒有看見什麼精彩,比前清更覺得腐敗。這個緣故,我們也就可以知道,不用兄弟細說,必以五權憲法為建設國家底基礎。我們有了良好底憲法,才能建立一個真正底共和國家。

  自兄弟發明五權憲法之後,一班人對於這個五權憲法都不很清楚。即專門學者亦多不以為然。記得二十年前有個中國學生,他本是大學法科畢業,在美國大學亦得了法學士底學位,他後來還想深造,又到美國東方底一個大學讀書。此人兄弟在美國紐約城遇見,兄弟問他:「此回你又入美國東方底大學,預備研究什麼學問?」他說他想專門學憲法。兄弟聽他說是要學憲法,就將我底五權憲法說與他聽,足足與他討論了兩個星期。他說這個五權憲法比什麼都好。兄弟心喜他既贊成這個五權憲法,就請他到了學校裡,將這五權憲法詳細研究研究。其後他就在美國東方耶路大學三年畢業,又得了個法律博士底學位。這耶路大學是美國東方狠有名譽底大學,他得了這個大學底博士學位,他底學問自然是很好的。他自耶路大學畢了業,後來他又到英國、法國、德國考察各國底政治憲法。辛亥革命成功,他亦回到中國,兄弟又遇見了他,我就問他:「當日你因贊成我底五權憲法,現在你研究之後,可有什麼心得?」他說:「五權憲法,各國都沒有這個東西,這個恐怕是不能行的。」當時兄弟聽了這話,就狠不以為然。誰知我們那班同志聽了他這話,以為這位法律博士說各國都沒有這個東西,想來總是不大妥當,也就忽視這五權憲法了。還有一個日本底法律博士,兄弟在南京底時候請他做法律顧問,有許多法律上底事情與他商量。後來討袁之役,兄弟亡命在東京,遇到了這位博士。他問兄弟什麼叫五權憲法,兄弟就與他詳細講解,相處兩三個月底功夫,合計總是二三十小時,後來他也就明白了。此時,兄弟覺得這位法律博士,還要講了許多底時候才能明白,若遇著一班普通人民又將如何,難怪他們不懂了。適才所說底這兩個博士,一個是中國底博士,一個是東洋底博士。那中國底博士,在紐約遇著他底時候,討論了兩個星期,他狠贊成這個五權憲法。在這個時候他不過是個學士底學位,只算是半通底時候;待他得了博士底學位,可算已到大通底時候了,他說各國沒有這個東西。又那個日本底博士,兄弟與他研究了好幾個月底功夫,他才明白。兄弟想這個東西實在狠難,現在雖沒有人懂得,年深月久,數百年或數千年以後,將來總有實行的日子。

  我們要想把中國弄成一個莊嚴華麗底國家,我們有什麼法子可以使他實現呢?我想亦有法子,而且並不為難,只要實行五權憲法就是了。兄弟在東京慶祝《民報》週年底時候講演五權憲法之後,到現在差不多二十年了,而贊成五權憲法的人仍是寥寥,可見他們心中都不以為然。今天我們想要講五權憲法本是狠好底事情,但是要將五權憲法詳細的說明,雖費幾天底功夫亦說不了,而且恐怕越說越不明白。兄弟想了一個法子,要想就五權憲法之外來講,側面底講比正面底講容易懂得。中國不嘗有句成語嗎,就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個意思,就是必離開廬山一二百里,才可看到廬山底真面目,若在廬山裡頭,反看不出廬山的真面目。兄弟今天講五權憲法,亦是用這個法子。

  諸君想想,我們為什麼要這個憲法呢?要知道我們要憲法底用意,應先把幾千年以來底政治取來看看。政治裡面有兩個潮流,一個是自由底潮流,一個是秩序底潮流。政治中有這兩個力量,正如物理之有離心力與歸心力。離心力之趨勢,則專務開放向外;歸心力之趨勢,則專務收合向內。如離心力大,則物質必飛散無歸;如歸心力大,則物質必愈縮愈少。兩力平均,方能適當。此猶自由太過,則成為無政府;秩序太過,則成為專制。數千年底政治變更,不外夫這兩個力量的衝動。中國歷史,是從自由而入於專制;西國歷史,是從專制而入於自由。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之世,堯天舜日,號為黃金世界,極平等自由之樂。而降及後世,政治弄到如此不好,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其故就是人民享得自由太多,因此而生厭,遂至放去其自由,而野心之君主繼之,以致積而成秦漢以後之專制。外國底政治乃從專制而漸趨自由,其始人民有不堪專制之苦,故外國有句話叫做「不自由毋寧死」。他底意思,是人民不能自由,寧可死去。此可見當時外國政治專制之烈也。中國底政治是由自由而進於專制。中國古代人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原是很自由的。而老子所說底「無為而治」,亦是表示人民極自由底意思。當時底人民有了充分底自由,不知自由之可貴,至今此習仍存,故外人初不知其理,甚異中國人民之不尚自由也。若在歐洲底歷史,則與此不同。歐洲自羅馬亡後,其地為各國割據,以人民為奴隸,在近世紀底時候有許多戰爭發生,都是為爭自由而戰。

  兄弟從前倡革命,於自由一層沒有什麼講到,因為中國人只曉得講改革政治,不懂得什麼叫自由。中國歷代底皇帝,他只曉得要人民替他完糧納稅,只要不妨礙他祖傳帝統就好,故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曉自由。近來有幾個少年學者,得了點新思想,才曉得「自由」兩個字。本來中國人民是不須爭自由的。如諸君在此,曉得空氣是什麼東西。空氣要他作什麼?我們在這房子裡空氣是很夠的,人之在空氣中生活,如魚之在水中生活,魚離水就要死,人沒有空氣,亦是要死的。但人不曉得空氣之可貴,到底是個什麼呢?因為空氣不竭也。試將人閉之於不通空氣底屋子裡,他知空氣可貴矣。歐俗人不自由,故爭自由。中國人尚不竭自由,故不知自由。這兩個底潮流,一專制,一自由,就是中國與歐洲不同底地方。

  政治裡面又有兩種人物,一是治人者,一是治於人者。孟子所謂:「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必有知識的,治於人者必無知識的。從前底人可說是同小孩子一樣,只曉得受治於人,現在已漸長成,大家都明白了,已將治人與治於人底階級打破。歐洲近世紀已將皇帝治人底階級打破,人民才得今日比較底自由。兄弟這個五權憲法,亦是打破治者與被治者底階級,實行民治底根本方法。

  現在再講憲法底出產地,憲法創始於英國。英國自大革命後,將皇帝底權漸漸分開而成為一種政治底習慣,好像三權分立一樣。其實英人亦不自知其為三權分立也,不過以其好自由之天性行其所適耳。乃二百年前有法國學者孟德斯鳩,他著了一部書叫做《法意》,有人亦叫做《萬法精義》,發明了三權獨立底學說,主張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但英國後來因政黨發達,已漸漸變化。現在英國並不是行三權政治,實在是一權政治。英國現在底政治制度是國會獨裁,行議會政治;就是政黨政治,以黨治國。孟氏發明三權分立學說未久,就有美國底革命,訂定一種憲法。美國即根據孟氏底三權分立學說,用很嚴密底文字訂立成文憲法。孟氏乃根據英國底政治習慣,草成此種三權分立主張。後來日本底維新及歐洲各國底革命,差不多皆以美國為法訂立憲法。英國底憲法並沒有什麼條文,美國則有極嚴密底條文,故英國底憲法又稱活動底憲法,美國底憲法是呆板底憲法。英國以人為治,美國以法為治。英國雖是立憲底鼻祖,然沒有成文底憲法。以英國底不成文憲法拿來比較我們中國底憲法,我們中國亦有三權憲法,如:

  考試權立法權

  中國憲法君權-兼行政權

  第一圖彈劾權司法權

  比較憲法

  立法權-兼-彈劾權

  外國憲法行政權-兼-考試權

  司法權

  就這個圖看來,中國何嘗沒有憲法:一是君權,一是考試權,一是彈劾權。而君權則兼有立法、行政、司法之權。考試本是中國一個很好底制度,亦是很嚴重底一件事,從前各省舉行考試底時候,將門都關上,認真得很,關節通不來,人情講不來,看看何等鄭重。但是到後來,也就有些不好起來了。說到彈劾,有專管彈劾底官,如台諫、御史之類,雖君主有過,亦可冒死直諫,風骨凜然。好像記得廣雅書局內有十先生祠,系祀諫臣者,張之洞題有一額曰「抗風軒」,言其有風骨能抗君王底意思。可知當日設御史、台諫等官原是一種很可取底事情。美國有個學者巴直氏是很有名的,他著了一本書叫《自由與政府》,謂中國底彈劾權是自由與政府間底一種最良善之調和法。

  剛才兄弟講底這兩個潮流,自由這個東西,從前底人民都不大講究。極端底自由,就是無政府主義。歐洲講無政府主義,亦是認為一種很新底東西,最初有法人布魯東1[今譯蒲魯東。]、俄人巴枯寧及現已逝世之俄人克魯泡特金。在他們講這種主義,不過看了這種東西很新,研究研究罷了。近來中國底學生們,他無論懂不懂,也要講無政府以為趨時,真是好笑。講到無政府主義,我們中國三代以上已有人講過。黃老之道,不是無政府主義嗎?《列子》內篇所說底「華胥氏之國,其人民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這不是無政府主義嗎?我們中國講無政府主義已講了幾千年了,不過現在底青年不懂罷了。像他們現在所講底無政府主義,就是我們已不要的。兄弟講自由與專制兩個潮流,要調和他,使不各趨極端。如離心力與歸心力一樣,單講離心,或是單講歸心,都是不對。有離心力,還要有歸心力,片面底主張總是不成的。兩力相等,兩勢調和,乃能極宇宙之大觀。

  憲法的作用猶如一部機器,兄弟說政府就是一個機器。有人說爾這個譬喻,真比方得奇。不知物質有機器,人事亦有機器,法律是一種人事底機器。就物理言,支配物質易,支配人事難。因科學發明,支配物質很易,而人事複雜,故支配人事繁難。憲法就是一個大機器,就是調和自由與統治底機器。我們革命之始,主張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美國總統林肯他說的「The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ooPle」,兄弟將他這主張譯作「民有、民治、民享」。他這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要必民能治才能享,不能治焉能享,所謂民有總是假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今欲破除之,亦未嘗無方法。人力非不可以勝天,要在能善用不能善用耳。世界有千里馬日能行千里,有鳥能飛天、魚能潛海,人則不能。假如我們人要日行千里,要飛天,要潛海,我們能不能呢?兄弟可以說能,我們只要用機器就能。我們用一輛自動車,何止日行千里;我們用飛行機,就可以上天;我們用潛航艇,就可以下海。這個就是人事可以補天功。從前希臘有一人日能行千里,但這種人是賢者,是天賦的特能,不可多得的。今日人類有了這種機器,不必賢者,不必要天賦的特能,亦可以日行千里,飛天潛海,隨意所欲。我們現在講民治,就是要將人民置於機器之上,使他馳騁翱翔,隨心所欲。機器是什麼?憲法就是機器。如:

  立法權

  司法權

  第二圖五權憲法行政權

  彈劾權

  考試權

  這個五權憲法,就是我們底自動車、飛機、潛艇。五權憲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權,各個獨立。從前君主底時代有句俗話叫「造反」,造反就是將上頭的反到下頭,或是將下頭的反到上頭。在從前底時候,造反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這五權憲法,就是上下反一反,將君權去了,並將君權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提出,作三個獨立底權。行政設一執行政務底大總統,立法就是國會,司法就是裁判官,與彈劾、考試同是一樣獨立的。

  以後國家用人行政,凡是我們的公僕都要經過考試,不能隨便亂用的。記得兄弟剛到廣州的時候,求差事的人很多,兄弟亦不知那個有才幹、那個沒有才幹,其時政府正要用人,又苦沒有人用,這個緣因,就是沒有考試的弊病。沒有考試,雖有奇才之士,具飛天的本領,我們亦無法可以曉得,正不知天下埋沒了多少的人材呢!因為沒有考試的緣故,一班並不懂得政治的人,他也想去做官,弄得烏煙瘴氣,人民怨恨。前幾天兄弟家裡想找個廚子,我一時想不到去什麼地方去找,就到菜館裡托他們與我代找一個。諸君想想,我為什麼不到木匠店托他們代找,要跑到菜館裡去呢?因為菜館是廚子專門的學堂,他那裡必定有好廚子。諸君試想,找一個廚子是很小的事情,尚且要跑到那專門的地方去找,何況國家的大事呢?可知考試真是一件最要緊的事情。沒有考試,我們差不多就無所適從。譬喻省議會到期要選八十個議員,其時有三百個人有這候補的資格,我們要選八十個議員,就在這三百人中選舉。

  美國選舉的時候,常常要鬧笑話。曾記有兩個人爭選舉,一個是大學畢業的博士,一個是拉車子的苦力。到將要選舉的時候,兩人去演說。那個博士學問高深,講的無非是些天文地理,但他所講的說話,人家聽了都不大懂他。這個車伕隨後亦上去演說道:「你們不要以為他是博士,他是個書獃子。他靠父兄的力能進學校裡讀書,我沒有父兄的幫助,不能進學校讀書。他靠父兄,我是靠自己的,你們看那一個有本領呢?」這一番話說得那班選舉人個個拍掌,說那個博士演說的不好,一點不懂;這個車伕的演說很好,入情入理。後來果然車伕當選。諸君想想,這兩個人,一個是博士,一個是車伕,說到學問當然是那個博士比車伕好,然而博士不能當選,這個就是只有選舉而沒有考試的緣故。所以美國的選舉常常就鬧出笑話。有了考試,那末必要有才有德的人才能當我們的公僕。英國行考試制度最早,美國行考試才不過二三十年,英國的考試制度就是學我們中國的。中國的考試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亦都是學英國的。

  剛才講過立法是國會,行政是大總統,司法是裁判官,其餘彈劾有監察的官,考試有考試的官。兄弟在南京的時候,想要參議院立一個五權憲法,誰知他們各位議員都不曉得什麼叫五權憲法。後來立了一個約法,兄弟也不理他,我以為這個只有一年的事情,也不要緊,且待隨後再鼓吹我的五權憲法罷。後來看他們那個「天壇憲法」草案,不想他們果然又把自己的好東西丟去了!

  五權憲法是兄弟創造的,五權憲法如一部大的機器。譬如你想日走千里路,就要坐自動車;你想飛天,就要駕飛機;你想潛海,就要乘潛艇;你想治國,就要用這個治國機關的機器。如:第三圖冶國機關(1據黃昌谷編《孫中山先生演說集》(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六年二月出版),此處另作「軍政部」。)

  這個就是治國機關。除憲法上規定五權分立外,最要的就是縣治,行使直接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的民權。直接民權凡四種:一選舉權,一罷官權,一創製權,一復決權。五權憲法如一部大機器,直接民權又是機器的制扣。人民有了直接民權的選舉權,尤必有罷官權,選之在民,罷之亦在民。什麼叫創製權?假如人民要行一種事業,可以公意創製一種法律。又如立法院任立一法,人民覺得不便,可以公意起而廢之,這個廢法權叫做復決權。又立法院如有好法律通不過的,人民也可以公意贊成通過之,這個通過不叫創製權,仍是復決權。因為這個法律仍是立法院所立的,不過人民加以復決,使他得以通過。就是民國的約法,也沒有規定具體的民權;在南京所訂民國約法,內中只有「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一條是兄弟所主張的,其餘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負這個責任。

  前天當在省議會將五權憲法大旨講過,甚望省議會諸君議決通過,要求在廣州的國會制定五權憲法,作個治國的根本法。今天兄弟是就側面底觀察來講五權憲法,因時間短促,意尚未盡,希望諸君共同研究,並望諸君大家都來贊成五權憲法。

  注釋:

  據《孫大總統五權憲法講演錄》(廣東官印刷局一九二一年版)

  *孫中山於一九二○年十一月從上海到廣洲,重組中華民國軍政府。這是他在籌建正式政府過程中到廣東省教育會所作的一次演說。

  《孫中山選集》

  促徐世昌引退電*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

  北京徐菊人先生鑒:

  韓退之有言:「鼎不可以〔使〕拄車,馬不可使守閭。」惟人亦然,非其才而用之,則用之者與為之用者皆受其殃。中國之民主政治,至於今日,其為痛苦,所不俟言。然此痛苦非民主政治之自身所使之然,由運用民主政治者非其人故也。

  民國紀元以還,政治之權操於袁世凱之手。袁世凱之為人,即在君主專制之朝亦將為王莽、董卓,以民國付之,其倒行逆施有必然者。君平日自命當繼袁世凱之後,論者或亦以君與袁世凱同科。然平心論之,袁世凱者亂世之奸雄,君則承平時一俗吏耳。

  使君早生數十年,或足與杜受田、祁#藻之流,以趨蹌應對,保其令名。不幸所處時勢,不適於君。故君立晚清之朝,而清以亡;立袁世凱之朝,而袁世凱以亡。天下後世,或將以君為凶人。然原其心術,或不幸災樂禍至是。特「鼎折足,覆公#」,則不能為君諱。夫以君之才,立於專制君主之朝,為一臣僕,猶不能有所展佈,況於任中華民國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嘗聞,中國之何以實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貿貿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為意,其為害於國家,夫何足怪!

  夫中國今日政治之窳敗,由於驕兵悍將、貪官污吏之肆無忌憚,此人人所知者也。此驕兵悍將、貪官污吏,實袁世凱所翼而長之,至於今日。君則依其肘腋,而仰其鼻息。六年有毀法之亂,君居天津,參與督軍團逆謀,是為君依人肘腋之明證。七年有非法選舉之亂,君名為受人擁戴,實則供人傀儡,始終為軍閥所頤指氣使,不敢枝梧,是為君仰人鼻息之明證。最近蒙亂#逼,實有人唆使,與復辟陰謀有關,道路所傳,君亦與聞其事;識者知君無此膽氣,不過當年故智,#仰隨人,成則分功,敗則不任咎耳。君曾以此伎倆,一誤前清,兩誤袁世凱,今將三誤中華民國矣!

  君縱不以屑意,而天下之人具有耳目,具有血氣,決不忍君之所為,故已相與投袂而起,拯此中華民國,俾不致覆亡於君之手。此後之中華民國,置於國民全體之懷抱;建設中華民國之責任,荷於國民全體之仔肩。於選任公僕之際,以為民主政治,惟忠於民主政治之人,始能知其所以然而為之不貳,故遂以文承其乏。文雖不敏,誠不忍中國之民主政治有名無實,寢假並其名而亡之;既受國民之付託,則惟盡力所能至,以實現中華民國於世界。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所已知。君之不能有益於中華民國,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已覺。即日引退,以謝國人,則國人必諒君之不獲已,且善君之能改過也。愛人以德,故為此言。若夫怙惡不悛,必不惜以國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虛榮,則非所望於君矣。

  孫文歌

  注釋:

  據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孫總統促徐世昌引退》

  *徐世昌是當時北洋政府的總統。這份電報是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的同一天拍發的。

  《孫中山選集》

  復甦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書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齊契林:

  我收到了您一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從莫斯科寄來的信。這封信是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到達的。我之所以遲遲未作復,是因為想見見為您送信的使者,他本來應當是將信從哈爾濱寄給我的。因為他至今還未能來廣州看我,我就決定先回答您兄弟般的敬禮和關於恢復中俄商業關係的建議。

  首先,我應當告訴您:這是我從您或蘇俄某一位那裡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最近兩年來,在資本主義的報紙上曾經有幾次報道,斷言好像莫斯科向我作過一些正式的建議。其實任何這樣的建議都沒有用信件或其它方式通知過我。萬一從您的同僚中有誰已往曾寄信給我或現在正寄信給我,那末讓我告訴您,我還沒有收到過一封信。

  我應當簡要地向您說明中國是怎樣一個情況。且回溯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當時我的政治事業,在一九一一年十月開始並迅速普及全國的革命中獲得了自己決定性的表現。革命底結果,是推翻了滿清並建立了中華民國。我當時被選為總統。在我就職後不久,我便辭職讓位於袁世凱,因為我所完全信賴的一些朋友們,在當時比我對中國內部關係有更確切的知識,他們以袁世凱得外國列強信任、能統一全國和確保民國底鞏固來說服我。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後果正像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或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發生的一樣。袁世凱很快就開始了恢復帝制的勾當。如您所知,我們已經將他擊敗了。

  他死了以後,列強仍然在政治上和財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軍閥。其中有一個是過去的胡匪頭子,叫作張作霖。他名義上是滿洲軍隊的統帥和督軍,但實際上是北京「政府」所聽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卻又在一切重大的、與日本有關的事情上聽命於東京。因此,可以正確地斷言:在與日本切身利益有關的一切重大政策問題上,北京實際上是東京底工具。莫斯科在自己與北京的一切正式關係上應當好好地估計到這個情況。只有在首都實行徹底清洗之後--當我到那裡時,這種清洗將會發生--,蘇俄才可以期望與中國恢復友好的關係。

  在您寫信給我以後,我當選為廣州國民政府底總統。這個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因為(一)它本身的權限是根據一九一二年在南京召開的第一次立憲會議所通過的《臨時約法》和一部唯一的《中華民國組織法》;(二)它的成立是為了執行在法定的中國國會中按照約法所賦予全權的政權機關底決議,現在國會會議正在廣州舉行。我的政府也是實際的政府,它的權限已經為中國西南諸省及其權力所及的其他各省所承認。

  現在,因為地理條件,我還不可能和你們發生有效的商業關係。只要看一看中國地圖,您就可以看出:我的政府管轄下的領土是在揚子江以南,而在這片領土與滿洲和蒙古的「門戶」之間--只有經過這些「門戶」才可能建立商業關係--,有張作霖及其同盟者橫梗著。只要還未建築起包括在我所計劃的中國鐵道系統內的大鐵道幹線,那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通過新疆的「門戶」。

  當我還沒有肅清那些在首創的革命後第二天便在全國各地出現的反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時,莫斯科就應當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來的親身經驗,會使您能夠瞭解我所面臨的是何等艱難的事業。我最近九、十年以來都在從事於這一艱難的事業。如果不發生某種形式下的積極的外國干涉,我希望能在短期內完成這一事業。外國干涉是很少可能的,因為這涉及到西方列強。它們大概已被北京餵飽了。

  在這個期間,我希望與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獲得私人的接觸。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底組織、你們軍隊和教育底組織。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這些事情方面、特別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訴我的一切。像莫斯科一樣,我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勞動者們底頭腦中深深地打下中華民國底基礎。

  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寧以及所有為了人類自由事業而有許多成就的友人們致敬。

  您的真摯的孫逸仙

  又:這封信是經倫敦蘇俄商務代表團轉寄的。如果它能安全無阻地到達您手中,就請通知我,以便我今後能經過同一個中間人與您聯繫。如果從莫斯科來的信將由你們在倫敦的使節轉寄的話,我就這樣地建立聯繫來接收它們。

  注釋:

  據《新華月報》總第十六期(北京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譯自俄文《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五○年第十九期《孫中山底一個未公佈過的文件》(□□eonye□□□□□□□□□□□□□□□□□□□□□□□□□□□)

  *徐世昌是當時北洋政府的總統。這份電報是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的同一天拍發的。

  《孫中山選集》

  在廣東旅桂同鄉會歡迎會的演說*

  (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

  今日同鄉諸君在此開歡迎會,恰值新年一月四日。但我國內有兩種新年,再過二十幾日又有一陰曆新年。我國甚崇尚陰曆新年,對於陽曆新年反淡然漠視焉。須知陰曆新年與陽曆新年有分別,其分別安在?即新舊之分別也。民國十一年來,人民尚崇尚舊新年、不注重新新年者,是尚未能脫離舊觀念,未能脫離舊思想者也。國家進化由野蠻而進於文明,人類亦然,由無知識而進於有知知識,民脫離舊觀念,發生新觀念,脫離舊思想,發生新思想。諸君今日當打破舊觀念、舊思想,發生新觀念、新思想。新新年為民國的1新年[此處原有一「新」字,當為衍文,已刪。],為共和國家的新年;舊新年為君主時代的新年,為專制國家的新年。專制與共和大有不同,有如為商焉:為商者,有東家生意,自己生意。民國如公司,國民如股東,官吏如公司之辦事者,故總統、官吏皆國民之公僕也。國民如股東享有權利的,非若專制國家奉一人為君主,人民為奴隸,而毫無權利所〔可〕享也。國人對於新新年不甚注重,對於舊新年反注重之,是有權利而不知享,是尚未知自身已成主人翁者。

  國人因缺乏新思想,放棄權利,國中政權遂為一般強盜官僚乘時而操縱之。民國十年來所以如此大亂,其原因亦即在是。國中既大亂,人人感受痛苦,遂生一種思舊之心,以為滿清時代尚優於民國時代也。此種反感有一故事可為比例:在昔美國因釋放黑奴,而成南北戰爭,戰爭結果,黑奴得釋放。但黑奴雖被釋放,因無獨立生活,一旦失其依附,反覺異常困苦,尚不若為奴時代之安樂也。故林肯在當時反為人反對,今日黑種人方知林肯為聖人。所以大凡新舊交替,必有一種變更。如發財,人所願也,添丁,人亦所願也,添丁雖為人所願,須知生產時必經痛苦危險。從此可知人欲享安樂,必須由困苦艱難而來。且民國成立之時,北方官僚亦贊成共和,如袁世凱者即首先贊成共和之人也。誰知彼等之贊成純係假意,陽奉陰違,以致醞釀國中之大亂。吾人今日當鏟鋤此假意贊成共和者,實行真共和,必造成如法如美之共和國家。

  然美國在前數十年前,土地荒蕪,極力改良,開礦山,興工藝,遂成今日之富強。桂林地方物產豐富,山水幽秀,所謂「桂林山水甲天下」者也。今即以山石而論,山石可以為塞門德土,真可謂隨地皆寶。假使工藝發達,交通便利,其利豈可勝言?至於四川雲貴之煤油〔炭〕,產額亦豐,北方各省所產尤伙,外人咸稱我國為煤田,如能盡行開採,其利又豈可勝計?我國因工藝不發達,商業不振興,所用貨物多仰給外國,是以每年出口之貨多生貨,進口之貨多熟貨,以致利權外溢。

  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新式者何?即化國為家是也。人人當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同心協力,共同締造。國家者載民之舟也,舟行大海中,猝遇風濤,當同心互助,以謀共濟。故吾人今日由舊國家變為新國家,當鏟鋤舊思想,發達新思想。新思想者何?即公共心。

  吾人今日欲改造新國家,當實行三民主義。何謂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之主義是也。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絕不能為他種族所壓制。如滿漢〔人〕入主中夏,垂二百六十餘年,我漢族趨〔起〕而推翻之,是即民族革命主義也。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同為一族,絕不能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人人有天賦之人權,不能以君主而奴隸臣民也。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等〔者〕壓制貧者是也。但民生主義在前數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設太平天國,所行制度,當時所謂工人為國家管理,貨物為國家所有,即完全經濟革命主義,亦即俄國之今日均產主義。今日同鄉諸君開會歡迎本大總統,本大總統深望諸君不僅為歡迎本大總統一人,<並>歡迎本大總統之主義,是則本大總統之厚望也。

  注釋:

  據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總統新年在桂之演說》

  *孫中山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抵廣西桂林,設立北伐大本營。這是他旅桂期間發表一系列演說中的一次。

  《孫中山選集》

  徐世昌退職後對外宣言*

  (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

  自徐世昌退職,統一全國機關之國會,其恢復之前途,業除去最初之障礙。溯自黎元洪於一千九百十七年非法解散國會,全國政治即呈分裂之象。迨徐世昌於一千九百十八年非法就任總統,分離乃益以加甚。更因徐繼續在位之結果,政府遂爾解體,國家之威信因亦墮落至往日未有之程度。夫政象至於如是,締約各邦亦不能全辭其咎。政府對於各邦,曾屢次提出警告及抗議,請各邦勿承認徐為中國之總統,而各邦不顧。在此種情形下之承認,直無異於干涉中國內政。如徐因此乃得提支在外人管理下而非由外國承認不得支取之國稅餘額,更取得向外國訂借外債之地位。苟無此等稅收及外債,徐之總統或僅可任四星期,何至竟至四年之久!

  予今以中國事實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領之資格,謹宣言於條約國:請於現在中國內爭之時,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之宣言,並請對於此語之精神及字面同一尊重。要知現在中國之內爭為全國改造之一事實,吾人今日正從事於改造中國舊生活之事業,而使之適合於政治及經濟的環境。欲此種改造須成為真正之改造,則惟有任中國人民自己求之,列強固不可加以干涉。假使列強現承認北京之偽新總統,則其行動仍為干涉中國內政,其結果將更劣於承認徐世昌也。

  大總統(印)

  外交總長伍廷芳副理

  注釋:

  據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三日自英文譯載--《總理對外宣言與談話》

  *一九二二年四月奉系軍閥在直奉戰爭中失敗,直系軍閥進據北京,不久擁黎元洪復任總統。徐世昌於六月二日通電下野。本宣言是孫中山在廣州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向各國政府發表的。

  《孫中山選集》

  就陳炯明叛變事件致海外同志書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同志公鑒:

  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曾致海外同志一電,並於十五日發表宣言,想已鑒及。茲再以事變始末及將來計劃,為同志述之。

  此次陳炯明叛變,非惟文與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之人所不及料。蓋以陳炯明之性質而論,其堅忍耐勞,自有過人之處;然對於國事常存私心,且城府深嚴,不以誠待人,則早為文與諸同志所矚及。顧以為人各有短長,但當繩之以大公,感之以至誠,未嘗不可為用;即使偶有差池,亦何至於決裂,更不虞其陰毒凶狠至此也。以陳炯明與文之關係而論,相從革命以來十有餘年,雖元、二之際,陰謀左計,稍露端倪;及六年亂作,陳炯明來滬相見,自陳悃#,再效馳驅,文遂盡忘前嫌,復與共事。嗣是廣州處困,閩疆轉戰,久同艱苦;回粵之役,相倚尤深。方期戮力中原,以酬夙志,乃出師甫捷,而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不但國事為所敗壞,黨義為所摧殘,文與諸同志為所犧牲,即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喪失無餘。果何所樂而為此?此誠所謂別有肺腸,不可以常理推測者也!

  溯民國九年之秋,我海內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達到粵軍回粵之目的者,良以頻年禍亂,不但民國建設尚未完成,即護法責任亦未終了,故欲得粵為根據地,群策群力,以成戡亂之功,完護法之願。乃陳炯明自回粵後,對國事則有餒氣,對粵事則懷私心。其所主張,以為今之所務,惟在保境息民,並窺測四鄰軍閥意旨,聯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據粵,進可合諸利害相同之軍閥,把持國事,可不煩用兵而國內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潰爛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國既不保,吾粵一隅何能獨保?且既欲保境,則須養兵,所謂養兵以保境,無異謂掃境內以養兵,民疲負擔,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負擔兵費,猶尚不給,則一切建設無從開始,所謂模範省者,徒托空言。一省如此,已為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為各省之害,所謂聯省自治,又徒托空言。謀國不以誠意,未有不誤國者。況各省軍閥利害安能相同,而偽中央政府又操縱挑撥於其間,禍在俄頃,何可不顧?保境息民,亦為幻想。凡此所言,陳炯明雖無以難,而終未肯信;直至桂軍發難,邊隅震驚,始知晏安#毒之不誣。文以為自此以後,庶幾可期其恢復勇氣,以戮力進行矣,故仍命諸同志於政治上、軍事上悉力助之,俾桂事早平,國難亦得以早赴。不圖陳炯明於破敵之後,故態復萌,昔惟欲據粵以自固,今更欲兼桂以自益,北伐大計,漠然不顧。文乃自統諸軍以當此任,以完戡亂護法之夙志。--此文率師北伐以前與陳炯明相處之大略也。

  當文率北伐諸軍次於桂林,以為陳炯明雖不肯自赴前敵,後方接濟當不容辭,初不意其陰蓄異謀,務欲陷我於絕地。自去年十月以至於今年四月,半載有餘,種種異謀,始漸發覺:其一,文自桂林出師,必經湖南,而陳炯明誘惑湖南當局,多方阻遏,使不得前,其函電多為文所得。其二,諸軍出發以來,以十三旅之眾,而行軍費及軍械子彈從未接濟;滇、黔諸軍受中央直轄者,並伙食亦靳而不與,屢次電促,曾不一諾。綜此二者,一為阻我前進,一為絕我歸路。文所以能在桂林拮据支持半載有餘者,全恃臨行借提廣東省銀行紙幣二百萬,為陳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暫維軍用。及糧餉告絕,接濟不至,北伐諸軍,不為流寇,則為餓莩,計無所出,始有改道出師之舉。

  四月之杪,文率北伐諸軍,回次梧州,其本意在解決後方接濟問題而已。及陳炯明辭職而去,文初以為感,蓋猶以君子之心度之,以為陳炯明將讓我獨行其志,故恝然捨去也。文雖不得陳炯明為助,但使不為梗,亦已無憾;然又念其前功,不忍其恝然捨去,於是電報、信使不絕於道,所反覆說明者,但使對於大計不生異同,必當倚畀如故。陳炯明於此,亦願留陸軍總長之職,並稱稍事休息,再效力行間。當時有人建議,陳炯明狼子野心,不可覆信,北伐諸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內患,再圖中原。卒以此次目的,在於改道出師,而奉直戰事方熾,北方人民水深火熱,若按兵不發,坐視成敗,則與擁兵自衛者果何以異?遂決出師江西,悉命諸軍集中韶州,以大本營設於韶州。文於五月六日親臨誓師,李烈鈞、許崇智、朱培德、李福林、黃大偉、梁鴻楷諸將遂各率所部,向江西前進。

  葉舉等所率援桂之粵軍,在北伐諸軍改道以前,已有撤回之議;及陳炯明在惠州與文電報相商,委任葉舉為粵桂邊防督辦,令率所部,分駐肇、陽、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及北伐諸軍已入江西,大瘐嶺已發生戰事,葉舉等遂率所部五十餘營突至省垣,廣州衛戍總司令魏邦平力不能制。在葉舉等各有防地,乃不俟命令,自由移動,罪已無可逭。然前敵戰事方亟,後方空虛,若有騷擾,前方軍心必因以動搖。文為鎮靜人心計,乃曉葉舉等以大義,令加入北伐,共竟全功。葉舉等則以要求陳炯明復出,規復粵軍總司令為請。文以粵軍總司令部已並入陸軍部,陳炯明現為陸軍總長,有管理之責,初擬令率所部自當一面,故以中路聯軍總司令相屬;旋以陳炯明不欲出戰,而欲以地方善後自任,乃命以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地方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陳炯明來電,願竭能力,以副委任,並稱已催葉舉等部迅回防地,且言葉舉等部必無不軌行動,願以生命人格為保證。然葉舉等部則逗遛省垣如故。財政部供給餉糈,從無歧視,猶以索餉為名,操縱金融,致紙幣低跌,人心恐慌。且不#所部,橫行無忌,舉動詭異,叛狀漸露。文以省垣鎮攝無人,乃於六月一日留胡漢民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徑至省垣,仍駐總統府,示前敵諸軍以省垣無恙,安心前進。而前敵諸軍捷報迭至,贛南諸縣以次攻克,陳光遠兵破潰略盡。屈指師期,克贛州後進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逾一月;文將親率海軍艦隊至上海,入長江,與陸軍會於九江,以北定中原。乃命汪精衛至上海,料量此事。

  其時,北方將士已有尊重護法之表示,不妨礙國會之開會於北京,文對之因有六月六日之宣言。北方將士若能依此宣言,則以商訂停戰條件為第一步,以實行統一為第二步,戡亂護法之主張可以完全達到,六年以來之禍亂可以歸於平復。江西戰事如此,北方將士表示又如此,苟無六月十六日之變,則政府無恙,無論為和為戰,定能貫徹所期也。

  六月十六日之變,文於事前二小時得林直勉、林拯民報告,於叛軍邏弋之中,由間道出總統府,至海珠。甫登軍艦,而叛軍已圍攻總統府,步槍與機關鎗交作,繼以煤油焚天橋,以大炮毀粵秀樓,衛士死傷枕藉,總統府遂成灰燼。首事者洪兆麟所統之第二師,指揮者葉舉,主謀者陳炯明也。總統府既毀,所屬各機關鹹被搶劫。財政部次長廖仲愷,事前一日被誘往拘禁於石龍;財政部所存帑項及案卷部據,擄掠都盡。國會議員悉數被逐,並掠其行李。總統府所屬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慘殺。復縱兵淫掠,商廛民居橫罹蹂躪。軍士掠得物品,於街市公然發賣。繁盛之廣州市,一旦蕭條。廣州自明末以來二百七十餘年,無此劫也!五年逐龍濟光之役,九年逐莫榮新之役,皆未聞有此,而陳炯明悍然為之,倒行逆施,乃至於此!

  文既登兵艦,集合艦隊將士,勉以討賊。目擊省垣慘罹兵燹,且聞叛軍已由粵漢鐵路往襲韶關,乃命艦隊先發炮,攻擊在省叛軍,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發炮後始還駐黃埔,以俟北伐諸軍之旋師來援,水陸並進,以殲叛軍。此為當日決定之計劃,而文久駐兵艦之所由也。

  其時,虎門要塞已落叛軍之手。惟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能堅守,與艦隊相犄角,合以海軍陸戰隊及新招諸民軍,為數雖少,尚能牽制叛軍兵力,使不能盡聚於北江,以御北伐諸軍之歸來。故叛軍必欲得此而甘心,一欲終置文於死地,一欲以死力攻下長洲,使艦隊失陸地以為依據也。相持二旬有餘,叛軍終不得逞。而艦隊中竟有一部分將士受其運動,使海圻、海深、肇和三大艦駛出戰線,長洲要塞孤懸受敵,遂以不守。文乃率余艦駛進省河,沿途受炮壘轟擊,僚屬將士皆有死傷,所駐永豐艦亦被彈洞穴,然以奮鬥不餒之結果,竟於七月十日進至白鵝潭。此役也,以兵艦數艘,處叛軍四集環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進至省河,以懾叛軍之膽,而壯義士之氣,中外觀聽亦為之聳。海防司令陳策等更分率兵艦及民軍,往襲江門等處,以牽制叛軍兵力;事雖未就,而諸將士之忠勇勞苦,誠可念也。

  北伐諸軍未聞變以前,已攻克贛州,進至吉安。陳光遠既逃,蔡成勳亦不敢進,南昌省城指顧可得。然北伐諸軍入贛州後,搜得陳光遠致其部將電報,已盡悉陳炯明謀叛事實。蓋陳炯明堅囑陳光遠固守贛州,以扼北伐諸軍之前進,而己則將率兵以襲北伐諸軍之後,故陳光遠據此以嚴飭所部死守以待也。北伐諸軍將領見此等電報,已知陳炯明蓄謀凶險,禍在必發。及胡漢民自韶州馳至,告以六月十六日變亂消息,軍心激昂。許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日決議,旋師討賊,黃大偉繼歸,李烈鈞留守贛南,以為後方屏蔽。惟梁鴻楷所部第一師於議決之後,潛歸惠州與陳炯明合。第一師為鄧仲元所手創,入贛之役,與許崇智等部共同作戰,乃聞變之後,始而躊躇不決,終乃甘心從逆,仲元之目為不瞑矣。許、李、朱、黃諸部自南雄、始興進至韶州,七月九日開始與賊劇戰,復分兵出翁源,湘軍陳嘉#所部亦來助戰。前後二旬有餘,其始軍鋒甚銳,屢挫賊勢,賊#擾欲退者屢矣。然賊據粵漢鐵路,運輸利便,且憑借堅城以為頑抗,而西江等處響應之師不以時應,使賊得傾注全省兵力,以革於韶州、翁源一帶,與北伐諸軍相搏。北伐諸軍餉彈不繼,兵額死傷者無可補充,猶力戰不屈。直至蔡成勳、沈鴻英之兵自後掩至,李烈鈞所部贛軍與敵眾寡懸殊,至於撓敗。於是許、李、黃、陳等部首尾受敵,無可再戰。許、李、黃等部退至贛東,朱、陳等部退至湘邊。是次北伐諸軍自五月初至八月初旬,凡三閱月中,始而由粵入贛,與陳光遠之敵兵戰,繼而由贛回粵,與陳炯明之叛軍戰,曾無一日之休息,不但久戰而疲,即遠道之勞殆已非人所堪,其堅苦卓絕,洵足為革命軍人之模楷!而陳炯明輩,以欲遂其把持盤踞之欲,至不惜勾通敵人,以夾擊其十餘年同患難共死生之袍澤,廉恥道義掃地以盡矣!

  文率諸艦自黃埔進至自鵝潭後,賊以水雷狙擊永豐艦不得逞,又欲以炮擊沙面釀成國際交涉不得遂。諸艦雖孤懸河上,無陸地以相依倚,無可進展,然以為北伐諸軍果得進至省城附近,則水陸夾擊,仍非無望,故堅忍以待之。自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九日,歷五十餘日之久,艦中將吏雖極疲勞,意氣彌厲。及聞北伐諸軍已由始興、南雄分道退卻,知陸路援絕,株守無濟,文始率將吏離艦,乘英國兵艦至港,轉乘商輪赴滬。

  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十五日發表宣言,進行方針大略已具,擷其要旨,不外數端:其一,文任用非人,變生肘腋,致北伐大計功敗垂成,當引咎辭職。其二,對陳炯明所率叛軍當掃滅之,毋使以禍粵者禍國。其三,護法事業,當以合法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為究竟。其四,關於民國統一與建設,當實行工兵計劃,發展實業,尊重自治。至文個人,以創立民國者之資格,終其身為民國盡力,無間於在位在野。凡此犖犖諸端,凡我同志所宜深喻者也。

  近據報告:許崇智、李福林、黃大偉等部現在贛東者有眾萬餘人,朱培德、陳嘉#等部現在湖南者亦有眾萬餘人,服裝餉糈固待補充,而軍力未失,士氣至厲,疲勞恢復,不難再舉。黃明堂在高、雷、欽、廉舉兵討賊,以為響應,遲不及事,退至桂境。而兩粵同志軍隊蓄志殺賊、待時而動者,為數尤多。陳炯明叛黨禍國,縱兵殃民,罪惡貫盈,難稽顯戮。凡我同志,但當踔厲奮發,努力不懈,粵難平定為期必不遠也。

  至於國事,北方將士既有尊重護法之表示,援潔己以進之義,開與人為善之誠,理所當爾。各方面使者來見,一切言論,悉取公開,但以主義相切磋,則舉凡營私壟斷之言,悉無自而入。若能以同力合作之結果,俾護法事業完全無憾,則數年血爭,卒能導民國入於法治之途,庶幾犧牲不為徒勞,而吾黨報國之忱亦得以少慰。至於以息事寧人為借口,而枉道以求合,吾黨之士所不屑為,無俟言也。

  於此猶有言者: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為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為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為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凶狠,凡敵人所不忍為者,皆為之無恤,此不但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跡其致此之由,始則慮文北伐若有蹉跌,累及於已,故務立異以求自全。充此一念,遂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恤,其心雖鷙,其膽則怯。顧革命黨人常以國民之前鋒自任,當其一往直前之際,前敵未可料,後援亦未可必,其所自任者,本至險而至難,苟無堅確之操,則中道潰去,或半途離畔,亦事所恆有。數年以來,護法事業蹉跎未就,與於此役者,苟稍存畏難苟安之意,鮮有不失其所守者。特陳炯明之厚顏反噬,以求自全,為僅見耳。然疾風然後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後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時尤當艱貞蒙難,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此則文所期望者也。余不一一,此候

  公安

  孫文謹啟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注釋:

  據魯直之等編《陳炯明叛國史》(上海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出版)中的《孫總統致海外同志書》

  《孫中山選集》

  和平統一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北京黎宋卿先生、張敬輿先生、馮煥章先生,天津段芝泉先生,奉天張雨亭先生,保定曹仲珊先生,洛陽吳子玉先生,南京齊撫萬先生,杭州盧子嘉先生1[以上受電人依次是: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宋卿)、署理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張紹曾(敬輿)、陸軍檢閱使馮玉祥(煥章)、前國務總理段祺瑞(芝泉)、奉天督軍張作霖(雨亭)、直隸督軍曹錕(仲珊)、兩湖巡閱使吳佩孚(於玉)、江蘇督軍齊燮元(撫萬)、浙江督軍盧永祥(子嘉)。],並各省農工商學各界及各報館轉全國國民公鑒:

  文於往年八月十五日發表宣言,對於國事,主張使護法問題完全解決,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對於粵事,主張討伐叛國禍粵之陳炯明,以申國法而靖粵難。今者,討賊諸軍已逐去陳逆而戡定粵局,則障礙既除,建設斯易。文於撫輯將士及綏靖地方外,當竭盡心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進行,並務以求達護法事業之圓滿結束。如是,庶幾六年以來之血戰,卒得導民國於法治之途,凡諸為國犧牲者可得代價而少慰,而此分崩離析之局亦卒得歸於統一,文始獲與國人雍容討論以圖治。

  惟曠觀全國,以北京政府尚未純踐合法之塗轍,故猶多獨立自主省分,北京命令不能逮遽,統一之業仍屬無期。回憶年來南北紛爭,兵災迭見,市廛騷擾,閭閻為墟,盜匪乘隙,縱橫靡忌,百業凋殘,老弱轉徙,人民顛連困苦之情狀,悚目恫心。文竊以為謀國之道,苟非變出非常,萬不獲已,不宜輕假兵戎,重為民困。前者西南起義,特因護法之故,不得已而用兵。至於今日,則各方漸有覺悟,信使往來,力求諒解,較之昔時已為進步。曩者法統之復,亦可為時局一大轉捩,誠得西南護法諸省監護匡助,以底於成,此時之中國當已入於法治之軌。徒以陳逆叛變,護法政府中斷,而北京政府所為,遂致任情而未及徹底。且以毀法之徒,謬托於恢復法統,國會糾紛,及今未解。而於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廢督諸大端,反言行相違,不復稍應其求,而增兵備戰之息,乃囂然塵上。不知兵日益增,政日益弊,長此不悛,匪特求治無期,助亂速禍,實未知所止。

  今之大病,固在執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誠心,而國中實力諸派利害不同,莫相調劑,亦其致此之緣故。試舉今日國內勢力彼此不相攝屬者,辜較計之,可別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護法諸省。此四派之實際利害,果以何衝突,亦自難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攜,互相瞭解,開誠佈公,使率歸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為天職,則統一之實不難立見。文今為救國危亡計,擬以和平之方法,圖統一之效果,期以〔與〕四派相周旋,以調節其利害。在統一未成以前,四派暫時劃疆自守,各不相侵,內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約,以企統一之成。倘蒙各派領袖諒解斯言,文當誓竭綿薄,盡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統一期於實現。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未有張皇武力,濫行招募,而可訟言和平以#人者。誠知兵多之足以亂國禍民,則減之惟恐不速,不容借端推諉,以黷武之私衷,為強國之瞀論。各派首領不乏明達,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其間當大有其人在也。

  當此〔世〕謬說,有謂須俟統一後始可議及裁兵者。此未免為怙亂之談。何者?兵不裁則無和平,無和平則難統一。蓋擁兵以言政而政紊,擁兵以言法而法#。強權盛則公理衰,武力張則文治弛。此必至之期,國人所身受而語焉能詳者也。不裁兵而言和平,猶挾刃以談揖讓;不和平而言統一,猶視鬥爭為求友好。愚者且竊然嗤之,而況並世之賢豪豈復昧此,而謂國人可欺耶!然此非徒責難之談、墮空之論,其裁兵辦法,可以坐言起行者,文籌之已審,其綱要有三:一、本化兵為工之旨,先裁全國現有兵數之半。二、各派首領贊成後,全體簽名,敦請一友邦為佐理,籌劃裁兵方法及經費。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監督機關外,另由債權人並全國農工商學報各團體各舉一人監督之。其詳細條目,則由專員妥訂,諸公朝贊<成>則夕可見諸施行。此在諸公一轉念間,而國民將鹹拜嘉賜;文亦當率西南諸將,敬從諸公之後,不敢有避。

  統一成而後一切興革乃有可言,財政、實業、教育諸端始獲次第為理,國民意志方與以自由發舒,而不為強力所蔽障。其為統一,則永久而非一時,精神而非形式,國人同奮於法律範圍之內,而無特殊勢力之可虞。蓋兵者所以防國,而非私衛及假以竊權之具也。能如是,乃真民治,重符共和盛軌,以與列強共躋於平等之域,百世實利賴之。不然者,民巖可畏,不#自焚。文愛國若命,將不忍坐視淪胥,弗圖拯救。諸公之明,當不復令至此。語曰:「人之好善,孰不如我。」諸公當代人賢,謀國有素,其一聆鄙言而決然許之、毅然行之乎?此實誠悃之忠言,期代人民呼籲,而冀諸公相與為實踐,以矯虛與委蛇之失,而塞河清難俟之機〔譏〕也。敬布區區,願聞明教!

  孫文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發於上海

  注釋:

  據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先生和平統一宜言》

  《孫中山選集》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

  同志諸君:

  今天是本黨懇親大會繼續開會的日期。諸君這次到廣東來開懇親大會,是要做一些什麼事呢?諸君要知道應該做些什麼事,便先要知道本黨是什麼性質。本黨自成立以來,始終都是革命黨。辛亥年革命推翻滿清、創造民國,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關於民國的幸福,人民絲毫都沒有享到。今年是民國十二年。在這十二年之中,人民不但是沒有享民國的幸福,並且各省發生戰事,到處都有兵變,年年都是受痛苦。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由於革命沒有成功。因為革命沒有成功,所以真正的民國,無從建設。我們從此要建設民國,所以還要來革命。民國一天沒有建設好,本黨就要奮鬥一天。諸君都是本黨的黨員,便要擔負這個奮鬥的責任。

  本黨最發達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華僑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國國民黨。華僑的思想開通較早,明白本黨的主義在先,所以他們革命也是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但是本黨在辛亥年革命,能夠推翻滿清、創造民國,何以十二年以來,不能一氣呵成,建設民國呢?就是因為國內大多數人民,還不明白民國的道理,不瞭解本黨的主義。因為大多數人民不瞭解本黨的主義,所以本黨在中國革命,從前的破壞成功,現在的建設不能成功。我們要本黨的革命,自破壞以至建設徹底做成功,還要國內外同志大多數都擔負這個責任,更行努力去奮鬥。

  本黨政府此刻建設在廣東,在這個政府所管轄之地,國內人民加入本黨者寥寥無幾。回想南京政府成立之時,本黨的黨務該是何等發達,本黨的氣象該是何等蓬勃!何以本黨在南京政府之時便那樣興盛,此刻在廣東反不如前呢?原因就是在本黨分子此刻過於複雜,黨內的人格太不齊,令外人看不起,所以外人都不情願加入,幫助體黨來奮鬥。譬如許多黨員,總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滿意足;這些黨員的心理,以為達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業便算了結一樣。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對本黨,去贊成敵黨。至於熱心黨務、真正為本黨主義去奮鬥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數黨員都是以加入本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因為加入本黨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黨員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黨的分子便非常複雜。諸君現在這地開懇親大會,要想振興黨務,討論的事件當然是很多,照本總理看起來,最要緊的事,是應該乘此機會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設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來的分子自然是很優秀的,大家從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為主義去奮鬥。做黨員的精神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能夠為主義去犧牲。大家為黨做事,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徹底做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黨員的真精神!

  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以黨治國的這一說,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黨員都要做官,才算是治國呢?如果黨員的存心都以為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大家都知道,滿人滅了中國之後,就是以滿清治中國。試問當滿清的時候,全國所有的大官是不是都用滿洲人去做,才算是滿清治中國呢?完全不是的。最初滿清入關的時候,便用洪承疇治中國。洪承疇是什麼人呢?洪承疇就是漢人。到了後來,滿清更用許多漢人來治中國。推到春秋戰國的時候,有很多國家都是聘用客卿治國,像李斯相秦、楚材晉用,都是用外來的人治國家。因為要某人做某官,就是要那一個人去做那一件事。如果那個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以使他做那個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件事,他一定要去做那個官,便是不勝任,便沒有好結果。好像諸君在家內要有好菜吃,便要專請一個好廚子;要做好衣穿,便要專請一個好裁縫;要做好屋住,便要專請一個好建築工程師。這些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的任務,在諸君自己家內的人不能夠說都可以做得到。諸君自己家內的人,不能夠說都要做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諸君要請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家內的人便不能一定要反對。國就是大眾的一個大家庭,國事就是和家事一樣。如果說要黨員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麼,本黨的黨員現在有三十多萬,廣東的知縣只有九十多個,其餘的大官更是很少,用這樣少的官怎麼能夠分配到這樣多的黨員呢!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諸君要辨別得很清楚。至於本黨黨員若是確為人才,能勝大任的,自當優先任用,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倘若有一件事發生,在一個時機或者一個地方,於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

  本黨自成立以來,在國內進步很慢,在海外進步很快;但是到民國以後,就是海外進步也不很快。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由於一般華僑黨員,自以為革命成功,我是黨員應該得官做,如果得不到官做,便心灰意懶,失卻原來奮鬥的精神。所以弄到海外各處黨務,至今都沒有朝氣,各處都是暮氣很深,前途是很危險的。我們要除去現在的暮氣,恢復朝氣,便要諸君恢復從前為黨奮鬥之精神,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然後本黨才可望蒸蒸日上,不致失敗。若長此以往,本黨前途便很危險,便要失敗。本黨革命在十二年以前,過去的失敗,不知道有了多少次。譬如在辛亥年,假若有好方法能實行以黨治國,我相信從南京政府以後,決不致弄到今日,像這樣的大失敗。但是失之東隅,還可以收之桑榆,亡羊補牢,還未為晚。諸君在廣東開懇親大會,能夠研究從前的錯誤,趕快改良,所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從今日以後,便消滅以往的錯誤,從新振作精神,發奮有為,本黨前途,還是有無窮的大希望。

  本黨自成立以來,成功的次數少,失敗的次數多。現在得到廣東這片乾淨土做我們的策源地,可算是一個小小的成功。諸君這次到此地來開懇親大會,也是一個不易得的機會。試問這個地盤,今天歸我們所有,將來能不能夠保守呢?諸君今年在此地開懇親大會,明年還可不可以再在此地開懇親大會呢?以後可不可以永遠在此地開懇親大會呢?這個「可不可以」沒有別的問題,只問我們自己能不能夠盡心盡力,求一個保守這個地盤的方法。如果能夠求得保守這個地盤的方法,並且把那個方法能夠發揚光大,諸君此後不但是年年可以在廣東開懇親大會,並且可以把這個懇親大會移到南京、北京去開。這個保守地盤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在得人心。人心一得,這個地盤便永遠歸我們所有,別人便爭奪不去。人心一失,這個地盤便要歸別人所有,不但是諸君不能再來開懇親大會,就是本黨的無論什麼事業都不能在此地做。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辛亥年滿清之所以亡,是亡於他們失去了這個根本;民國之所以成,就是成於我們得到了這個根本。我們現在要保守這個地盤,便要得廣東的人心。以後要擴充這個地盤,吸收各省,統一全國,便要得各省的人心,得全國的人心。

  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本黨現在的黨員,人格高尚,行為正大。不可居心發財,想做大官;要立志犧牲,想做大事,使全國佩服,全國人都信仰。然後本黨的基礎才能夠鞏固,本黨的地盤才能夠保守。我每次要諸君革命,總是勸諸君犧牲。今日說要犧牲,明日也說要犧牲,究竟要犧牲到什麼時候為止境呢?民國一天沒有建設成功,三民主義一天沒有完全實行,我們的犧牲便沒有一天的止境。要三民主義完全實行,我們革命徹底成功,那才是我們犧牲的止境,那才是我們犧牲的報酬。

  第二是要諸君注重宣傳,教本黨以外的人都明白本黨的主義,歡迎本黨的主義,然後本黨施行主義便無阻力,便無反抗。本黨在辛亥年革命成功的道理,就是由於一般先烈自己能夠犧牲,為主義去奮鬥,並且把本黨的主義宣傳到全國人民,令全國人心都贊成革命,所以武昌起義一經發動,便全國響應。當時武昌的革命軍,沒有離開武昌一步,沒有打到各省,各省便同時響應來革命,就是由於各省人民受過了本黨主義的宣傳。現在本黨放棄宣傳,這是一個大錯誤!至於不肖黨員,行為不正,或假本黨黨員名義在外招謠〔搖〕,更是失全國人心的大原因。

  本總理知道,本黨黨員固然不能說是人人都好,但是相信本黨的主義的確是適合中國國情,順應世界潮流,建設新國家一個最完全的主義。諸君把這個主義宣傳到全國,使全國人民都贊成,全國人民都歡迎,便是用這個主義去統一全國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國人民的心理都被本黨統一了,本黨自然可以統一全國,實行三民主義,建設一個駕乎歐美之上的真民國。要達這個目的,便要諸君實行普通的宣傳。宣傳就是勸人。要勸世人都明白本黨主義,都來傾向本黨,便要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知道怎麼樣去宣傳。到了知道怎麼樣去宣傳,那便是宣傳人才。要有很多的宣傳人才,非要辦一個宣傳學校,慢慢的養成不可。依我看,諸君今天開這樣的盛會,要有好成績,最要緊的事是先辦一個宣傳學校,養成這種人才。如果這種學校辦成了,我在每星期之中,也可以抽出多少時間到學校來演講,擔負教師的責任。

  我從前提倡革命,常常遇到很多的反對人。過細考察那些反對人的心理,大概都是挾持成見,不肯改變。我總是用盡方法去開導,反覆規勸,以至於瞭解而後已。並且把那些最反對的心理,變成最贊成的心理,熱心為本黨盡力,替本黨的主義去奮鬥。由這樣看起來,此刻想實行本黨主義,要從這個懇親會閉會以後本黨的黨務便能夠進步,還是非從宣傳上做工夫不可。宣傳工夫,就是以黨治國的第一步工夫。現在廣東的人民號稱三千萬,本黨黨員有三十萬,如果一個人能夠宣傳十個人,在一年之後便可以得三百萬人的同志,在三年之後便可以得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有了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就是廣東的人心有了一半來歸化本黨;到了廣東的人心有一半歸化本黨,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粵。再用一千五百萬做基本,推廣到各省去宣傳,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傳到四萬萬。到了四萬萬人都受過了本黨的宣傳,四萬萬人的心理便要歸化本黨;到了四萬萬人的心理都歸化本黨,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國。現在廣東的三千萬人之中,真正明白本黨主義的人幾幾乎不及三萬,只有1千分之一[此處原有一「三」字,當為衍文,已刪。],力量實在是太薄弱;但是能夠利用這三萬人做基本,到處去宣傳,還是很有效力,前途還是很有希望。譬如本黨從前在日本組織同盟會所得的會員,不過一萬多學生,他們回國之後到各省去宣傳,便收辛亥年武昌起義登高一呼,全國響應,不到半年全國就統一的大效果。由這樣看起來,革命的發起人不怕少,只要大家負起責任來,到各處去宣傳,前途總是很有希望的。

  我們從前去革命,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難保,並且還有抄家滅族的危險。我們從前有那樣的大危險,還能夠去革命,那是什麼原故呢?就是由於我們富於犧牲的精神。因為我們有很大的犧牲精神,所以後來革命能夠成功。我們現在革命要像以前的一樣成功,那麼,今天的懇親會不但是形式上要振作精神,並且要大家從今天起,把從前的犧牲精神再恢復起來。如果大家恢復了從前的犧牲精神,便不怕有什麼難事,便不愁現在的革命做不成功。我們無論做什麼事,只要問心無愧,憑真理去做,就是犧牲了,還是很榮耀。像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打死孚琦的溫生財,為主義去革命,成仁取義,留名千古,至今誰人不敬仰他們呢?就是千載之後,誰人又不去紀念他們呢?他們那些人的犧牲,真是雖死猶生,死在九泉之下都是很瞑目的。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人類犧牲的價值,有比生命還要貴重的,就是真理和名譽。七十二烈士和溫生財為真理和名譽而死,他們死後的酬報,不只是立紀念的石碑;革命成功,中國富強,全國人民都可以享幸福,那就是他們的大酬報,我們要得將來的大酬報,眼前便不能不犧牲。那種大酬報,不是一年兩年就可以得到的,或者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才可以得到。凡百事業,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遲,利益愈大。我們革命要收國強民富的大利益,眼光便要遠大,要為十年百年之後來打算,不要為眼前來打算。

  我們國民黨就是革命黨。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奮鬥,有宣傳的奮鬥。軍事的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群。要消滅那一般軍閥,軍事的奮鬥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奮鬥更是重要。因為這個原因,諸君從今以後,便要盡力去宣傳,介紹國人加入本黨。在一年之中,不要做很多的事,只要一個人感化十個人,介紹十個人入黨。我想一個人介紹十個人,不是難事。再過一年二年以後,便是以十傳百,百傳千,推廣到全國,那就是全國的人心完全被本黨所感化。到了全國的人心都歸化於本黨,就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

  注釋:

  據黃昌谷編《孫中山先生演說集》(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六年二月出版)中的《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一九二三年二月以後,孫中山再度到廣州就任陸海軍大元帥,設立大本營作為政權機關。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是從十月十日開始舉行的,為期一週。

  《孫中山選集》

  致犬養毅書*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木堂先生大鑒:

  山田君來稱,先生此次入閣,將大有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決東亞百年問題,聞之狂喜。久欲修書商榷,以廣東軍事尚未解決,遂致未果。

  今以曹錕竊位,舉國同憤,西南已聲罪致討,行將令四川、湖南、廣東三省之師及滇、桂同志各軍大舉北伐,同時聯絡張作霖、段祺瑞、盧永祥,同力合作以破國賊。惟曹錕之甘冒不諱〔韙〕而公然竊位者,其先固有強國為之後盾,故敢有如此也。按之列強傳統之政策,當不願中國之致治圖強,故有歷次反對革命之舉;此次吾人舉動,亦當受列強種種之撓阻,可無疑也。貴國對支1行動[支那,即中國,下同。],向亦以列強之馬首是瞻,致失中國及亞洲各民族之望,甚為失策也。今次先生入閣,想必能將追隨列強之政策打消,而另樹一幟,以慰亞洲各民族喁隅之望。若能如此,則日本不優無拓殖之地,以納其增加之人口;吾知南洋群島及南亞各邦,必當歡迎日本為其救主也。請觀尼泊爾、不丹二國,雖受英國統治百有餘年,而仍納貢稱藩於中國,是民族之同情大於政治之勢力也。倘日本以扶亞洲為志,而捨去步武歐洲帝國主義之後塵,則亞洲民族無不景仰推崇也。

  自歐戰而後,世界大勢已為之一變。強盛如英,加以戰勝之餘烈,尚不得不退讓而許愛爾蘭之自由,允埃及之獨立,容印度之解放,其故何也?此即歐戰而後,發生一種新世界勢力也。此勢力為何?即受屈部分之人類鹹得大覺悟,群起而抵抗強權之謂也。此部分人類以亞洲為最多,故亞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將必起而抵抗歐洲強權也。今之突厥1[今土耳其。],其先導也;波斯、柯富汗2[今伊朗、阿富汗,下同。],其繼步也;其再繼者,將有印度、巫來由3也[今譯馬來亞,下同。]。此外更有最大最要而關係於列強之競爭最烈者,即支那之四萬萬人是也。其能奴此四萬萬人者,則必執世界之牛耳也。故列強中初有欲併吞之者,而阻於他強,遂有議而瓜分之者,不期適有日本崛起於亞東之海隅,而瓜分之謀又不遂。當此之時,支那之四萬萬人與亞洲各民族,無不視日本為亞洲之救主矣。不圖日本無遠大之志、高尚之謀,只知步武歐洲之侵略手段,竟有併吞高麗之舉,致失亞洲全境之人心,殊為可惜!古人有云:「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國。」倘日本於戰勝露國4之後[即俄國。露西亞,今譯俄羅斯,下同。],能師古人之言,則今日亞洲各國皆以日本為依歸矣。英國今日之許愛爾蘭以自由,允埃及以獨立,即此意也。倘日本能翻然覺悟,以英之待愛爾蘭而待高麗,為亡羊補牢之計,則亞洲人心猶可收拾。否則,亞洲人心必全向赤露1而去矣[即蘇俄,下同。],此斷非日本之福也。夫赤露者,歐洲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強權者之大敵也,故列強之政府出兵攻露而各國人民則反攻其政府,故英、佛、米2等國皆以其人民之內訌而不得不撤回征露之師[今譯法、美,下同。]。今亞洲人民之受屈者比歐洲人民尤甚,故其望救亦尤切,本洲既無濟弱扶傾、仗義執言之國,故不得不望於赤露。波斯、阿富汗已遂其望矣,支那、印度亦將賴之。吾切望日本深思而善處之,幸毋一誤再誤!夫當歐戰之初,日本溺於小信,昧於遠圖,遂失其一躍而為世界盟主之機會,以貽世界有再戰之禍。日本志士至今回顧,猶有痛恨太息者,想先生或猶憶靈南板之半日長談也。先生昔以不能行其志而拒入大隈內閣,然今先生竟入閣矣,想必為能行其志之時,故不禁為先生長言之、深言之也。

  夫再來之世界戰爭,說者多謂必為黃白之戰爭,或為歐亞之戰爭,吾敢斷言其非也,其必為公理與強權之戰也。而排強權者固以亞洲受屈之人民為多,但歐洲受屈人民亦復不少,是故受屈人民當聯合受屈人民以排橫暴者。如是,在歐洲則露獨為受屈者之中堅,英佛為橫暴者之主幹;在亞洲則印度、支那為受屈者之中堅,而橫暴者之主幹亦同為英佛;而米國或為橫暴者之同盟,或為中立,而必不為受屈者之友朋,則可斷言也。惟日本則尚在不可知之數,其為受屈者之友乎?抑為受屈者之敵乎?吾將以先生之志能否行於山本之內閣而定之。若先生果能行其志,則日本必將為受屈者之友也,如是,則對於再來世界之大戰爭不可不準備也。然則準備之道為何?請為先生陳之。

  其一,日本政府此時當毅然決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對內可以統一,對外可以獨立,一舉而打破列強之束縛。從此日支親善可期,而東亞之和平永保;否則列強必施其種種手段,以支制日,必使日支親善永無可期,而日本經濟必再難發展。夫歐洲列強自大戰而後,已無實力以推行其帝國主義於東亞,然其經濟地盤之在支那者已甚鞏固,故其所慮者,為吾黨革命之成功有危及之耳。彼列強之深謀遠慮,實出日本之上,故常能造出種種名義,使日本不能不與之一致行動以對支那。不知日本於支那之關係,其利害適與列強相反。凡對支政策,有利於列強者,必有害於日本。而日本事事皆不得不從列強之主張者,初固以勢孤而力不敵,不敢稍露頭角而與列強抗衡,習慣成自然,至今時移勢易而猶不知變計;且加甚焉,事事為列強作嫁衣,致支那志士之痛恨於日本,較列強尤甚者此也。今幸而先生入閣,想必能將日本前時之失策與盲從列強之主張一掃而空之,其首要則對於支那之革命事業也。夫支那之革命,為歐洲列強所最忌者。蓋支那革命一旦成功,則安南、緬甸、尼泊爾、不丹等國,……;而印度、阿富汗、亞刺伯、巫來由等民族,必步支那之後塵離歐而獨立。如此,則歐洲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必至失敗。是故支那之革命,實為歐洲帝國主義宣佈死刑之先聲也,故列強政府之反對支那革命無所不至者此也。乃日本政府不察,亦從而反對之,是何異於自殺也。夫日本之維新實為支那革命之前因,支那革命實為日本維新之後果,二者本屬一貫,以成東亞之復興,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日本之對於支那革命何可步武歐洲而忌我害我耶?為日本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計,倘支那無革命發生,日本當提倡而引導之,如露西亞今日之對於波斯、印度,又如先生昔年之命宮崎與吾黨聯絡者方是。至於支那革命已經發動,日本當傾其全國之力助成之,以救支而自救,如百年前英國之援助西斑雅,如近日米國之援助巴拿馬乃可。乃日本對於支那之革命,十二年以來,皆出反對行動;反對失敗,則假守中立以自文。從未有徹底之覺悟,毅然決然以助支那之革命,為日本立國於東亞之鴻圖者。此皆由于先生向未得志於政府之所致也。今先生自為政府之一員矣,吾人不得不切望之、深望之也。此非獨為支那計,亦為日本計也。

  其二,日本當首先承認露國政府,宜立即行之,切勿與列強一致。夫列強之不承認露國政府者,以利害之衝突也。佛以國債之無償,必要求露政府擔負還債,而始承認之。英以印度問題不得解決,必欲露國政府為其領土之保障,如最後之日英同盟焉,而後承認之。米亦以債權關係,即佛之債權多有轉嫁於米者,露國既廢除國債之擔負,米亦大受損失,故與英佛一致行動也。顧日本則如何?於此而猶競競與列強一致者,其愚真不可及也。不觀歐洲諸小國乎?其與露國無關係者,乃有與英佛一致行動;其與露國有關係者,已悉先承認露國矣。而日本與露國固有最大之關係者也,初以誤於與列強一致行動而出兵,後已覺悟而曾單獨與露國代表開數次之會議矣,乃竟以承認問題猶與各國一致,而致感情不能融洽,遂礙種種之協商不得完滿之結果,殊為惋惜。夫日本與露既有密切之關係,而又無權利之損失如列強者,而對露外交猶不敢脫離列強之範圍,是比之歐洲之一小國亦不如也。何日本之無人一至於此!或謂日本立國之本與蘇維埃主義不同,故不敢承認之,此真坐井觀天之論也。夫蘇維埃主義者,即孔子之所謂大同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露國立國之主義不過如此而已,有何可畏!況日本為尊孔之國,而對此應先表歡迎,以為列國倡,方不失為東方文明之國也。倘必俟列強承認之後,而日本始不得不從而承認之,則親善之良機已失矣。此所謂「為淵驅魚、為叢驅雀」也,行將必有排日本之強國利用露國為之前鋒,則不獨日本危,而東亞亦從此無寧日矣。如此,則公理與強權之戰,或竟以日本而變成黃白人種之戰,亦未可知也。須知歐戰後,不獨世界大勢一變,而人心思想亦為之一變,日本外交方針必當隨而改變,乃能保存其地位於世界也,否則必蹈獨1之覆轍無疑也[獨,即德國。]。試觀漢那魯魯2之佈置[今譯火奴魯魯。],新加坡之設備,以誰為目的者乎?事已至此,日本猶不聯露以為與國,行將必受海陸之夾擊而已。夫英米海軍各已強於日本者數倍,而露國陸軍在於今日實天下莫強焉,不可不知也。以孤立之日本而當此海陸之強鄰,豈能有幸?故親露者為日本自存之一道也。

  以上二策,實為日本發揚國威、左右世界之鴻圖。興廢存亡,端繫乎此。日本於歐戰之初,既誤於所適而失其為世界盟主之良機矣,一誤豈容再誤?維先生詳審而速圖之。

  孫文謹啟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寫於廣州

  注釋:

  據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所藏原件照片

  *犬養毅是當時日本「革新俱樂部」的領導人,他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山本權兵衛組閣以後,出任郵電大臣兼文部大臣。

  《孫中山選集》

  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吾黨組織,自革命同盟會以至中國國民黨,由秘密的團體而為公開的政黨,其歷史上之經過垂二十年。其奮鬥之生涯,落落大者,見於辛亥三月廣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漢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諸役,丙辰以往護法諸役。黨之精英,以個人或團體為主義而損〔捐〕生命者,不可勝算,當之者摧,攖之者折。其志行之堅,犧牲之大,國中無二。然綜十數年已往之成績而計效程功,不得不自認為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墮廢,乃生無數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有如深山蔓草,燒而益生,黃河濁波,激而益溷,使國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為。此則目前情形無可為諱者也。

  竊以中國今日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貧困剝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痾,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本其歷史的使命,依民眾之熱望,為之指導奮鬥,而達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則民眾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為軍閥之牛馬、外國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犧牲而已。國中政黨,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為。凡此派流,不足齒數。而吾黨本其三民主義而奮鬥者歷有年所,中間雖迭更稱號,然宗旨主義未嘗或離;顧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則以組織未備、訓練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運用不靈,雖有大軍,無以取勝。吾黨有見於此,本其自知之明,自決之勇,發為改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總理委任九人,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始其事;行將召集海內外全黨代表會議,以資討論。關於黨綱章程之草定,務求主義詳明,政策切實,而符民眾所渴望。而於組織訓練之點,則務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惡留良。吾黨奮鬥之成功,將繫乎此,願與同志共勉之!

  注釋:

  據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日(葉)楚倫《介紹<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

  *孫中山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委派人員組成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改組國民黨事宜。這個宣言便是由該委員會起草並在這一天發表的。

  《孫中山選集》

  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各位同志:

  此次吾黨改組,志在將本黨勢力在中國內地各省盡力擴充。向來本黨勢力多在海外,故吾黨在海外有地盤、有同志,而中國內地勢力甚為薄弱。所以吾黨歷年在國內的奮鬥,專用兵力;兵力勝利,吾黨隨之勝利,兵力失敗,則吾黨亦隨之失敗。故此次吾黨改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單獨倚靠兵力,要倚靠吾黨本身力量。

  所謂吾黨本身力量者,就是人民的心力。吾黨從今以後,要以人民的心力為吾黨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奮鬥。人民的心力與兵力,二者可以並行不悖。但兩者之間,究竟應以何者為基礎?應以何者為最足靠?自然當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礎,為最足靠。若單獨倚靠兵力,是不足靠的,因為兵力勝敗無常。吾黨必要先有一種基本力量做基礎,然後兵力有足靠之希望。假使沒有一種基本力量做基礎,雖有兵力,亦不足恃。

  吾黨在國內以兵力奮鬥而勝利者,已有三次。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建設共和,是吾黨兵力成功的第一次。袁氏稱帝,討袁軍興,推翻洪憲,是吾黨兵力成功的第二次。張勳復辟,吾黨提倡護法,其後徐氏1退位[徐世昌。],以至陳炯明謀叛,北方武人亦承認護法,是吾黨兵力成功的第三次。但三次之成功,皆不能達革命之目的。是兵力雖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為吾黨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者是何種力量?就是人民心力。當時中國人民不贊成革命,多數人民不為革命而奮鬥。革命行動欠缺人民心力,無異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即如近幾天,陳逆炯明率其部下迫攻廣州,以作孤注之一擲,我軍本其奮鬥精神與之抵抗,已將陳逆部隊打得七零八落,在廣州方面亦可說是兵力的成功。但將來能收得效果若干,將來結果如何,誠不能預定;且將來所得結果是善果抑是惡果,亦不能預定。所以吾黨想立於不敗之地,今後奮鬥的途徑,必先要得民心,要國內人民與吾黨同一個志願,要使國內人民皆與吾黨合作,同為革命而奮鬥。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決其成功。蓋以兵力戰鬥而成功,是不足靠的;以黨員力量奮鬥而成功,是足靠的。質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謂之成功,靠黨員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勝仗非真成功,以黨員打勝仗方是真成功。

  如何是以黨員打勝仗?就是凡屬黨員,皆負一種責任,人人皆為黨而奮鬥,人人皆為黨的主義而宣傳。一個黨員,努力為吾黨主義宣傳,能感化一千幾百人。此一千幾百人,亦努力為吾黨主義宣傳,再能感化數十萬人或數百萬人。如此推去,吾黨主義自能普遍於全中國人民。此種奮鬥,可謂之「以主義征服」。以主義征服,是人民心悅誠服,所謂「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國」,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已經過十二年,而國內糾紛愈甚,政治經濟諸端反呈退化現象,其原因何在?簡括言之,即是吾黨奮鬥未曾成功之故。在辛亥革命以前,吾黨黨員非不奮鬥,但自辛亥革命以後,熱心消滅,奮鬥之精神逐漸喪失。人人皆以為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業不肯繼續做去,這是最大的原因。至此等錯誤思想發生的原因,不能不稍詳細說明。

  回憶武昌起義時,我從海外遄返上海,當時長江南北莫不贊成革命,即如上海一隅,雖至腐敗之老官僚,亦出而為革命奔走。惟當我初抵上海時,凡吾黨同志,以至紳商學各界,甚而至於一班老官僚,都一齊來歡迎。其中有一官僚極鄭重的對人說:「好極了!現在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滅了。」我當時亦聽聞此話,甚為詫異。不久,則見所謂革命黨人所辦的報館、所賴以指導國內輿論者,亦持此論調,真是怪事。一般官僚,在未革命之前為滿清出力,以殘殺革命黨人為能事,在革命軍興之時又出而口頭贊成革命。當時一般官僚,尚未知革命黨有何等力量,但彼等最怕的就是革命。如果革命軍起,革命黨興,彼輩必不能生存,故造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八個字去抵制革命黨。而革命黨人亦隨聲附和1[據《嚮導週報》第四十九期(杭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之演說》,這一句另作:「其後,張謇、湯壽潛輩亦附和此說;久之,一般革命黨人亦隨著彼輩如此說。」]。後來民國成立,即有政黨#起。其時有共和黨、統一黨,種種色色,不勝縷述,大都皆以取得政權為目的;但完全未有革命黨。於是宋教仁、黃興等一般舊革命黨人,以為別人既有了黨,吾等尚未有黨,乃相率而組織國民黨。

  但當組織國民黨之時,我已經辭了臨時大總統。我當時觀察中國形勢,我已經承認吾黨立於失敗之地位。當是時極為悲觀,以為在吾黨成功之時,吾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尚不能施行,更復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暫行置身事外。後來國民黨成立,本部設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長,我決意辭卻。當時不獨不願意參加政黨,且對於一切政治問題亦想暫時不過問。但一般舊同志以為我不出而擔任理事長,吾黨就要解體,一定要我出來擔任。我當時亦不便峻卻,只得答應用我名義,而於黨事則一切不問,純然放任而已。

  及至宋案發生,一般同誌異常憤激,然亦未有相當辦法,遂聯同致電日本,促我返國。我回上海時,見得宋教仁之被殺,完全出於袁世凱主使,人證物證皆已完備。所有宋教仁未被殺之先一切往來電文,宋教仁被殺之後一切來往電文,皆已搜集起來,已經證實宋教仁之被殺主謀的確是袁世凱,毫無疑義。於是一般同志,問我有何辦法?我謂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為袁世凱是總統,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但一般同志誤以為宋教仁之被殺是一個人之事,以為不應因一人的事動天下之兵。我竭力勸各位同志,要明白宋教仁之被殺並非一人之事,切勿誤認,除從速起兵以武力解決之外,實無其他辦法。而各位同志仍依然不肯贊成。當宋教仁被殺時,全國輿論皆甚憤激,即外國亦不直袁氏所為,袁氏借債之舉因此大受打擊。是時吾黨在國內勢力殊不薄弱,倘能於此時起而繼此奮鬥,吾黨大有可為,袁氏不足平也。無如各位同志皆不贊成,此種時機遂至錯過。不久,袁氏借債成功,錢已到手,可以施用武力政策,遂向吾黨示威,先免去吾黨四都督。吾黨遂起而與之對抗,因而二次革命以起。惟此時,時機錯過,故二次革命終歸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後,各同志多再亡命於日本,大都垂頭喪氣。但我此時反極為樂觀。然必先使多數同志奮鬥之精神復活,方能繼續吾黨革命事業。於是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集合吾黨革命分子,專心於革命事業。從前吾等不敢公言革命,因避去革命黨之名義,而有同盟會之組織。但此時在日本竟公然提出中華革命黨,以資號召矣。

  然當時亡命在日之同志,以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勢力,有何方法?他等以為當二年前,吾黨正是成功,據有十餘省地盤,千萬之款可以籌集,三四十萬之兵可以調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敗塗地,有何勢力可以革命?革命進行究竟有何辦法?我再<三>苦勸各同志說1[此處原有一「謂」字,當為衍文,已刪。]:「自成功以至失敗,其時間不過三年,爾等不要專向從前的地位著想,爾等不要忘記了時間。爾等若專向地位著想,以為從前有十餘省地盤,有錢又有兵,尚且失敗;若如此想,一定想不通的。爾等要向時間上著想。吾黨成功時,有十餘省地盤,有錢又有兵,誠然不錯。但爾等要反追想三年以前的事。吾黨人在三年以前,都是一班亡命之徒,何嘗有地盤?何嘗有錢?何嘗有兵?吾黨成功時間不過一年,爾等可將一年間事情作為一場大夢,復回三年以前的革命精神。自庚子以後,或一年一次而革命,或二年一次而革命,總共革命之起不下十有餘次。而每次失敗,各位同志總沒有灰心的,何以經過武昌之成功後,遂反至灰心?吾等在三年前,類皆百折不撓,屢仆屢起,此是何等精神,何等奮鬥!我今日希望同志恢復從前所具之精神,繼續奮鬥而已。從前吾黨當推翻滿清時,何嘗有力量,大眾皆是赤手空拳。當武昌革命黨發動時,亦未有何種方法,不過大眾皆明白滿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種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種道理,但尚未有何種事實可以證明。今日吾等雖失敗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經驗益富,而且有事實可以證明。故今次失敗,比之三年前較有信用、有經驗、有證據。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敗,無不繼續奮鬥,在三年後便爾灰心,不肯繼續奮鬥呢?」各同志經聽我此次苦勸之後,大眾都恢復從前的革命精神,共同起而組織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唯一之宗旨,是以革命的精神圖主義的實現。

  後日袁世凱稱帝,中華革命黨遂起義於廣東、山東、長江流域各省。未幾袁氏死,黎元洪繼之。當時各同志又不能繼續奮鬥,到底人人以為黎氏復職,民國政治可以逐漸整理,不肯繼續革命。後來張勳復辟,吾等實行護法。然革命始終不能徹底,稍有少許成功,即行收束,以為妥協。革命事業,終始未能成功。

  以上所述,吾黨之奮鬥多是倚靠兵力之奮鬥,故勝敗無常。若長此以往,吾黨終無成功之希望,吾黨三民主義終無實現之一日。所以,有此次改組事情發生。

  此次改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黨造成一中心勢力。各同志從今日起,要認真去幹革命事業,要將革命事業作為本人終身事業,必要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完全實現,方可算是吾黨成功。但是此等成功,不能單靠戰爭。因為戰爭要靠軍人,而現在一般軍人多是不明主義者。彼等不是為主義而戰爭,是為個人陞官發財而戰爭。故單靠軍人奮鬥,不能使三民主義實現。不過現在1軍人適逢其會[此處原有一「與」字,當為衍文,已刪。],故與之合作罷。然此是借人之力量以干革命事業,終是不可靠的。吾黨所須者,是在革命精神。吾等對於三民主義應當有堅決的信仰,要使吾等皆願意為主義而犧牲,為主義而奮鬥。且吾等必先具有此決心,有此志願,然後用宣傳的方法,使全國大多數人民皆與吾等具有一樣的決心,一樣的志願。能吸收多一個同志,就可減少一個反對黨。

  至現在吾黨有多少黨員,實在甚少。吾等應當固結團體,討論一種好方法,努力去宣傳,於最短時間,使廣州百餘萬人民皆變成革命黨,做吾等的同志。又費若干時間,努力去宣傳,使廣東三千萬同胞,以至於全國四萬萬同胞,有過半數變成革命黨,做吾等的同志。此真是吾黨的大成功。如此做法,就是國民黨黨員之戰勝。我黨從今日起努力做去,務要達到黨員戰勝,方得謂之成功。如其不然,若專靠兵力,雖百戰百勝,亦不得謂之成功。就如以前所述三次之勝利,皆旋得而旋失,勝敗互見,何得謂之成功!推究其故,實有許多缺點,且許多工作未做。此種工作,在革命後固未嘗做,在革命前亦未嘗做。其所以未做之故,因為吾等未曾發明有好的方法;且因為知識不足,尚未看見此種道理。故革命成功以後,許多革命黨人反借革命以謀個人利權,養成個人勢力,一俟個人勢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所以革命雖經三次成功,而革命主義依然不能實現。其最大原因,皆是專靠兵力,而黨員不負責任,所以有此惡果。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傳事業幾乎停頓。即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從事於宣傳,但當時宣傳方法,皆是個人的宣傳,既無組織,又無系統,收效仍小,故只可謂之「人自為戰」的宣傳。至武昌起義以後,則連人自為戰的宣傳,亦皆放棄而不肯做。人人皆以為革命已經成功,吾黨停止奮鬥。殊不知以前之所謂成功,不過靠兵力之成功,而非黨員之成功。吾黨欲求真正之成功,從今以後,不單獨專靠軍隊,要吾黨同志各盡能力,努力奮鬥。而且今後吾黨同志的奮鬥,不要仍守著舊日人自為戰的奮鬥,要努力於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

  從前何以不從事於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因為未有模範,未有先例。現在一位好朋友鮑君1[鮑羅廷。],是從俄國來的。俄國革命之發動遲我國六年,而俄國經一度之革命,即能貫徹他等之主義,且自革命以後,革命政府日趨鞏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國能成功,而中國不能成功?蓋俄國革命之能成功,全由於黨員之奮鬥。一方面黨員奮鬥,一方面又有兵力幫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但有許多人以為俄國是過激黨執政,吾等學俄國,豈不是學過激黨?殊不知俄國當革命未發動之初,誠不免有許多過激的思想發生,蓋俄國革命黨首領多是具有豐富之學識與高深之理想,故立論之間操之過激者,實在難免。但我國人做事,不專尚理想,多是以事實為依據,如行路然,於擇其可通行者而後行之。但俄國當革命之時,國內有許多黨並立,如社會民主黨、民主革命黨等,而皆不能成功,今日成功者是共產黨。共產黨之所以成功,在其能合乎俄國大多數人心,所以俄國人民莫不贊成他,擁護他。鮑君初來時即對我說,俄國革命經過六年間之奮鬥,誠不一其道。而今日回頭一看,最合乎俄國人民心理者,莫如民族主義。俄國人民受列強之束縛,異常痛苦。俄國人民所受歐洲大戰之痛苦,完全是受列強強迫的。俄國皇帝之動搖,就是因為與列強一致參加大戰,所以人民莫不反對他,故起而革俄皇之命。但革命後,民主革命黨執政,柯倫斯基政府仍然與列強一致繼續對德戰爭,而共產黨早已反對戰爭,早已提出與德單獨講和的議案,至是大得俄國民心。俄國人民皆不願做列強的奴隸,於是共產黨與俄國人民主張一致,所以共產黨得告厥成功。

  共產黨革命成功之後,因取消外債,故惹起列強激烈的反對,英、美、法、日本等國均起而攻擊之。當時俄國是八面受敵,列強的兵已攻至聖彼得堡,其危險程度實比之前數日的廣州更甚。而俄國之所以能抵抗此強敵者,全靠乎俄國人民與黨員之奮鬥,故能排除外力,造成獨立的國家,不再做列強的奴隸,並能排除列強經濟的侵略。至今日回頭一看,六年間的奮鬥,無非為脫離列強的束縛而奮鬥,即無非為民族主義而奮鬥。俄國革命,原本只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無民族主義。但其在六年間奮鬥,皆是為民族主義而奮鬥。若是,與吾黨之三民主義,實在暗相符合。至有人謂為過激,則又有說。蓋當革命時,非采激烈手段,一定不能成功;至今日之俄國,秩序已經回復,何嘗有過激之舉發生?這是不足慮的。

  吾黨與他們所主張皆是三民主義,主義既是相同,但吾黨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遲遲不能成功。他們氣魄厚,學問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學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為戰,今後應該結合團體而戰,為有紀律的奮鬥。因為要學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練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鮑君辦黨極有經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的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今日各區分部之成立,時間雖甚短,而據各位同志之報告,成績已大有可觀。若繼此以往,吾黨終有最後勝利之一日。鮑君對我說:「吾能假以六個月時間,可以將廣州市變成吾黨最鞏固的地盤。」不獨廣州市如此,在一年間或二年間將此革命精神普遍於全國,則我國革命成功雖遲於俄國,而終是成功。吾黨要從今日學起,一定可以成功。

  我記得前在倫敦時候,有俄國革命黨問我:「中國革命,幾年方能成功滿足?」我當時極為審慮,然後答他說:「中國革命三十年成功,便爾滿足。」他反說:「未有如此之快。」原本我說三十年是極讓步的,我於是反問他:「俄國革命如何?」他說:「俄國革命如百年成功,亦甚滿足。但要從今日奮鬥起,不然,應該一百年成功者,將來或不止一百年。」他如此說,足見俄人魄力之雄厚。我每次革命失敗逃至海外時,無不極力尋新同志。我記得一次到舊金山,有一位青年對我說,極佩服我每次失敗,毫不灰心,而且精神更強。我是相信革命事業要三十年成功者,如二三次之失敗算得什麼,何至令我灰心!但我說三十年成功,他便佩服我,而俄人謂成功待之百年,更足令我佩服。

  俄國與中國皆是大國,將來成功亦必一樣。吾等要從今日起,大家固結團體,以團體而奮鬥,不專尚個人的奮鬥;要靠黨員的成功,不專靠軍隊的成功。望各同志要本此等精神、此等力量而進行。

  注釋:

  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孫中山先生最近講演集(廣州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中的《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

  *這是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

  《孫中山選集》

  黨義戰勝與黨員奮鬥*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

  各位同志:

  此次本黨改組,想以後用黨義戰勝,用黨員奮鬥。吾黨經過十餘年來,或勝或敗,已歷許多次數。就以勝敗成績觀察之,則軍隊戰勝為不可靠,必須黨人戰勝乃為可靠,此點黨員須首先明白。吾黨當革命未成功以前,皆用黨員來奮鬥,絕少用軍隊來奮鬥。至於武昌一役,雖屬軍隊奮鬥之大勝利,然此次成功,乃由黨員以黨義奮鬥之結果,感動軍隊而來。不幸武昌成功之後,黨員即停止奮鬥,以至此十二年來吾黨用軍隊奮鬥多,用黨員奮鬥少,即或有之,亦屬討袁失敗之短時期間。

  吾黨此次改組,乃以蘇俄為模範,企圖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黨員協同軍隊來奮鬥。俄國以此能抵抗列強之侵迫,其時正當俄國革命初成功,而俄黨人竟能戰勝之,其原因則由黨員能為主義的奮鬥。吾人由反對俄國各報紙所得之事實,則英兵由北冰洋上陸時,俄兵不加抵抗,自行引退,留下種種印刷品,詢問其何故來打俄國--列強既與德國和好,何以今再有征俄之舉。各國兵士當時以為往俄與德兵戰,不知為與俄民戰也。以此質諸上官,上官無詞以對,兵士遂即行引退,或激成兵變。此全由俄黨員不僅能感化本國人,而且能以主義感化外兵。日本兵隊之開往西伯利亞,亦同被感動。此俄黨人為主義奮鬥的結果。

  吾黨歷年來革命奮鬥工夫,尚未周密,以故屢遭失敗。吾黨革命未成功以前,黨人多肯奮鬥,及成功後則遽行停止,轉而全靠軍隊來奮鬥。今由俄國觀之,則黨人奮鬥始能為最後之成功。今日有民國之名,而仍然失敗者,何以故?則由於黨人不為主義奮鬥之故。我黨為國中唯一之革命黨,如黨員希望革命真成功,即須奮鬥,否則無成功之望。從前黨員出外宣傳,發揮主義,非常踴躍;至成功後,以為此等事乃無效力之所為,須握軍權乃算奮鬥,這個觀念實在錯誤。今日由俄國革命成功觀察之,我們當知軍隊革命成功非成功,黨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以前吾人所不知的,現在可以明白了。

  然從今日現象考察:吾黨黨員中熱心的人出而握軍權,未嘗無人;但謀私利者亦假稱熱心,爭握軍權。不知軍隊是拚命殺人的事業。今之手握一萬數千兵者,以利結合,鮮有以主義感化其部下者。就現在情形觀之,凡兵士臨陣,有賞則能克敵破城,無之則不能。或有不賞亦打仗者,則因地盤苦瘠,須佔領較富裕的地盤而已。可知軍隊奮鬥,系為陞官發財起見,非如昔日黨員專為主義的奮鬥也。故欲靠今日之軍隊單獨以達革命之成功,則希望甚微;必定將現在將士陞官發財、自私自利的思想化除,引他到遠大的志願,乃能有望。故黨員今日第一級工夫,要先設法感化在西南政府旗下的軍隊,完全變為革命黨員,一致為三民主義犧牲,而不為陞官發財而犧牲。如此,則軍隊、黨員便可成互助之奮鬥,而革命之成功指日可期矣。

  然軍隊之奮鬥,必素有多少之練習;乃黨員則毫無練習,此黨員之缺點也。若黨員欲運用其能力,出而感化他人,亦猶之軍人上陣戰爭,必須明白其槍炮之效力及其用法。故黨員必須明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內容如何,然後用之出而宣傳,始生效力,始能感化他人也。槍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殺人,故大軍一到,敵人即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則與之相反,其效力為生人。革命主義既以生人為最終之目的,故必須周知敵人之情形,尤須明#士農工商之狀況。對待此類人們,非可殺之也,實須生之。如何方可以生之,則須知其痛苦所在,提出方法,敷陳主義,乃能克敵致果。此乃無敵之雄師,無人能抗之者,在乎我黨能善用之否耳。如遇農,則說之以解脫困苦的方法,則農必悅服。遇工、遇商、遇士各種人們亦然。然用何方法,用何力量,走何道路,則須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非對於已往及將來,乃對於現在造成良好國家。

  建國方法有二:一曰軍隊之力量;二曰主義之力量。我黨前時無兵力,今始稍有之。然吾黨兵力,常居於弱的地位,而敵則常居於強的地位。前為吾黨大敵的滿洲政府,兵力強於我,而我能推翻之。以後袁世凱、馮國璋等,我亦能推翻之。今目前之敵人,則為曹錕、吳佩孚,試問能打倒之否?照歷史上觀察,則必能之,只時間的問題而已。惟靠軍隊打倒曹吳,革命亦未能算成功。試問滿洲、袁、馮倒後,革命能成功否?由此推之,則前途極為危險。今後首當將企望以軍隊謀革命成功的觀念打破,因為軍隊無暇受宣傳感化,即熱心者帶兵,亦為環境所同化,久而久之,變為圖私罔利之人。故軍隊數年來未能成為革命軍,這是一個大原因。

  無識者以為軍隊戰勝,便是革命成功,而不知實系觀察錯誤。革命是救人的事,戰爭則為殺人的事;軍隊奮鬥是出而殺人,黨員奮鬥是出而救人。然革命須用軍隊之故,乃以之為手段,以殺人為救人。殺人為軍隊之事,救人乃黨人之事。十餘年前,用軍隊破除障礙,推翻滿洲政府,這是軍隊用得適當。惟推倒滿政府之後,即須救人,此乃黨員所應有事,所謂責無旁貸的。乃竟不負此責,其高尚者則宣言不問政事,壞者則只知陞官發財。今則愈弄愈壞,革命名詞失其尊嚴神聖,其咎實在於革命黨人不去做革命奮鬥工夫。

  今次之改組,則欲黨員個個從新再去做革命奮鬥工夫。但做革命奮鬥工夫,必須有方法,而方法必從訓練而來。古人云:「不教民戰,是為棄之。」這句話是很對的。黨人為主義奮鬥亦然。然必須自己先受訓練,然後出而能感化他人。現在吾黨即欲實行訓練黨員,使之出而奮鬥。以前黨員無訓練,故奮鬥成績甚微。殺人之事,尚須操練,則救人之事,更非訓練不可。

  吾黨員奮鬥之武器,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也。諸位皆贊成此次改組者,試問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已有心得否?打倒曹吳亦不能作為吾黨成功,因吾黨主義,非只推倒一二軍閥便算了事的。必須黨員人人能奮鬥,主義能實行,然後乃得為真成功也。此則純然倚靠宣傳之力。軍隊以槍炮出而宣傳,黨員則以主義出而宣傳,其革命相同,而其成功則不同。因革命成功,非能專靠殺人,尤須靠救人。然救人必須全國人能自救;全國人能自救,必須多數人明白人生道理。

  吾黨人以華僑為多。試問何以有華僑?則因內地生活不足,乃謀生活於海外。就香港出口計之,前二十年每年往南洋者,多至四五十萬人,現在必有加而無減。此等出外謀生者,多由他人借給船費,就是賣身為「豬仔」。落船後已覺不快,登岸後更不快,至派往園口礦山作工後,更覺痛苦非常。詢其何以來此受苦,則言內地生路已絕。以每年四十萬出口計之,回國的不足四萬,是十人有九人死於海外,並骸骨亦不能回國。此等人是最苦的。幸遇有親友,以資贖回,救出苦海;然贖不勝贖,且所救者只一二人。我革命黨救人,則謀全數救之,不但華僑,且及全國。各位均知南洋群島前時均一片荒土,我中國人為之辟草萊,墾荒地,謀生活;雖間有致富者,然極少數。我國荒地、礦山甚多,乃竟地利不辟,其原因則由無良好政府,不能不〔有〕所為。今革命方法,乃救全體人民,組織良好政府。惟必須多數人先明白主義,瞭解此方法,乃能全救之。故今先打倒陳逆,得回惠、潮、梅之地,使全省統一,進而全國統一,再進而實行主義,乃能救之。

  十二年前,軍力成功,不能實行主義,以至人民痛苦愈甚。不知者方歸咎於革命黨,試問革命黨能受之否?然事實則確令人飽受痛苦。前之強盜甚少,今則強盜遍地,皆由黨人失於奮鬥,致此結果。奮鬥救人之方法如何?即以廣東言之,三千萬人須一半能明白我黨主義,能受我黨感化,方能達我黨目的。故我黨人能起而救人,首須明白主義,明白社會狀況,然後人民乃能接受我黨主義也。譬之軍人提槍射擊,若命中,其人必死,否則亦傷。今黨員出而宣傳主義,能入人心,則其人必受多少感動。然有感動<有>不感動者,何以故?其不受感動者,則由於其人有障礙。譬之射擊時,其人立於一大石之後,則雖命中,亦不死傷。若其人有障礙,則所言必不入,故必須隨時考察各個人之情況。因凡人類皆有其主義。以發財而論,則人人皆欲之。我黨人之救人,亦屬發財主義;但常人則欲個人發財,我黨則欲人人發財而已。今日私人發財者,無險不冒。就以南洋「豬仔」而論,其冒險性較軍隊為強大;軍隊死亡,反不如「豬仔」死亡之多,而人之甘心為個人發財者,乃樂而為之。此發財主義實與我黨主義無背;所不同者,乃我欲人人發財,彼則謀個人發財而已。損人利己,乃能發財成功者,我黨人不為也。我黨須人人發財,始為成功.故須向各界人士說明,如君欲真發財,必人人發財,乃可達真發財目的。因此必須組織良好政府,人人明白本此主義以組織政府,乃可達到人人發財之目的。

  古代草莽英雄,出而革命,所憑者威力,順之者生,逆之者死,此乃「化家為國」之革命。我黨則不然,乃根本民意而革命,實為「化國為家」之革命。今我國已成割據局面,如單靠我革命黨軍力統一之,實不可望。因革命黨兵力甚弱,以軍力論,則必屬於非革命黨者成功。然我黨之必成功,則又若可操左券者,何也?則革命力量,譬之山上之大石,不動則已,若一引動,則必轉落至山腳而後止。故革命力一引動,則不可止。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則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則由於我黨組織之方法不善,前此因無可倣傚。法國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國革命血戰八年而始得獨立,因均無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國有之,殊可為我黨師法。各黨人個個能實行為主義奮鬥,不汲汲於握軍權,但監督之使為己用而已。且俄之成功,亦不全靠軍力,實靠宣傳。我黨兵力雖弱於人,惟主義則高尚於人,久為國人所信仰。苟我黨員能盡其聰明能力,說之使明,則當無不受其感化者。大眾能想出良法,使多數人明#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則可不待軍力革命,而亦告成功。俄國軍隊能感化外兵;而今日為我敵者,只本國兵而已,又何至不能感化之耶?且在前廣州新軍一役、武昌一役,是其明證。故我黨不用此力則已,一引用之,則曹吳之兵必如前清新軍例,而我黨可事半功倍矣。為此之故,我黨須每日均學習宣傳方法,時時訓練,訓練純熟,然後能戰勝一切。今滇軍以善戰稱,由於彼軍士每日三操兩講,無日或閒者也。

  我黨主義,乃合各個人所期望而集成者,乃企圖人人發財,非企望損人利己而發財者也。彼英、法、美等國人民之生活程度優於吾人者,則以有良好政府之故。彼政府常為人民謀幸福,有災害則為之防,有利益則為之圖,故人民能家給人足。今我黨人若能日日出而講演主義,其有不入者,則考其有何故障。今定於每兩星期來此學習一次,而此兩星期須將做過之工夫,報告於我。由下一星期起,訂一種問題,互相研究,以便答聽者的問話。搜集材料,如軍隊打仗然,打過後須補充子彈,今黨員出外宣傳,亦當如之。每兩星期到此補充材料,則宣傳事業自易著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為吾之所倡始、所發明,其解釋須一依我之解釋,然後方不至誤解誤講。此處可稱為諸位的兵工廠,我可以盡力供給材料,為宣傳於軍士的武器。

  注釋:

  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孫中山先生最近講演集》(廣州一九二四年七月版)中的《黨義戰勝與黨員奮鬥》

  *這是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

  《孫中山選集》

  宣傳造成群力*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諸君:

  這次國民黨改組,變更奮鬥的方法,注重宣傳,不注重軍事。今日提出一個問題來:為什麼奮鬥的方法要注重宣傳,不要注重軍事呢?

  大家知道我們革命的方法,自推倒滿清以後,都是注重軍事,以前是注重宣傳。這個原因,是在後來組織軍隊的機會比從前多。說起功效來,是那一樣大呢?自然是宣傳奮鬥的效力大,軍事奮鬥的效力小。譬如就武昌起義說,表面上雖然是軍事奮鬥的成功,但當時在武昌的軍隊是清朝訓練的,不是本黨訓練的,因為沒有起義之先,他們受過了我們的宣傳,明白了我們的主義,才為主義去革命。所以這種成功,完全是由於宣傳奮鬥的成功。假若武昌的軍隊毫沒有受過宣傳,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專由本黨另外起一支兵,打那一些清兵,想把他們盡數消滅,他們一定拚命來和我們反抗,那麼,我們的革命恐未必能夠成功。或者我們有了一支兵,對於我們的兵士絕不注重宣傳,兵士絲毫不知為什麼要革命的道理,拿這一種軍隊來和清兵奮鬥,那麼,勝負之數也未可必。至於武昌起義當時能夠達到目的的道理,完全是由於滿清軍隊的自動,一經發起,便馬到成功。那些清兵有自動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於我們宣傳的效果;他們受了宣傳,都贊成我們的主義,所以便不來和我們反抗。像這樣用敵人的軍隊來做我們的事業,所收的效果,該是何等大呢!自清朝推倒了以後,我們便以為軍事得勝,不必注重宣傳,甚至有把宣傳看做是無關緊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國沒有是非,引起軍閥的專橫,這是我們不能不負責任的。現在我們要再圖進步,希望我們的革命主義完全成功,便要恢復武昌起義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傳。所以這次改組以後,便要請大家向宣傳一方面去奮鬥。

  我們用已往的歷史來證明,世界上的文明進步,多半是由於宣傳。譬如中國的文化自何而來呢?完全是由於宣傳。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遊列國,是做什麼事呢?是注重當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他刪詩書,作《春秋》,是為什麼事呢?是注重後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傳播到全國,以至於現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工夫。再像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亞洲全部,信仰的人數比那一種教都要多些呢,都是由於釋迦牟尼善於宣傳的效果。再像耶穌教,從前自歐洲傳到美洲,近代傳到亞洲,流行於中國,世界上到處都有他們的教堂。這樣普遍的道理,也是由於耶穌教徒善於宣傳。宗教之所以能夠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們有一種主義,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義,便深入刻骨,便能夠為主義去死。因為這個原因,傳教的人往往為本教奮鬥,犧牲生命亦所不辭。所以宗教的勢力,比政治的勢力還要更大。

  我們國民黨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國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我們的這種主義,比宗教的主義還要切實。因為宗教的主義,是講將來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們的政治主義,是講現在的事和人類有切膚之痛的事。宗教是為將來靈魂謀幸福的,政治是為眼前肉體謀幸福的。說到將來的靈魂,自然是近於空虛;講到眼前的肉體,自然有憑有據。那麼宗教徒宣傳空虛的道理,尚可收到無量的效果;我們政黨宣傳有可憑據的道理,還怕不能成功嗎!

  要政治上切實的道理實行出來,統共有兩種方法:(一)是用武力壓逼群眾,強迫去行--中國古時政治變更大多數都是用這種方法。(二)是靠宣傳,使人心悅誠服,情願奉令去行--這種方法在中國歷史上不多見。中國實行改革政治的人,最大的毛病都是自私自利,許多英雄豪傑都想要做皇帝。從前創成獨裁製,不專用武力的,只有湯武革命。他們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盤做根本,造成良政府,讓全國人都佩服。所以後來用兵,一經發動,便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全國人都是很歡迎的,不專用兵力便統一中國。他們當初要造成良政府,讓人佩服的事業,便是注重宣傳。後來全國人歡迎,不和他們反抗,便是因為受過了宣傳。所以當時中國人民,便享幾百年幸福。後人都說他們的革命,是「順乎天應乎人」。到了現在,人類的政治思想極發達,民權的學說極普遍,更不可專用兵力。必要人人心說誠服,都歡迎我們的主義,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們國民黨這幾年用武力的奮鬥太多,宣傳的奮鬥太少。此次改組,注重宣傳的奮鬥,便是挽救從前的弊端。

  諸君擔負宣傳的任務,應該有恆心,不可虎頭蛇尾,今日熱心奮鬥,明日便心灰意冷。因為要人心說誠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動能夠收效果的。必要把我們的主義,潛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是有效果。我們要能夠收到這種效果,便非請諸君對於宣傳做繼續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繼續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恆心。因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達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至中途廢止。我們一定要達到這種目的,那就是我們的志氣。

  無論什麼人做事,都有一種志氣。古人說:「有志者事竟成。」用這一句話對個人說,大概在市井之上熙熙攘攘、往來不絕的人,都是志在發財。他們究竟能不能夠得志呢?有的能夠做富翁,是得志的。但是這種志氣過於自私自利,和別人的利害相衝突,便容易被人消滅,所以大多數的人,都是不能得志。有一種志氣,是大家公共的志,眾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謂「眾志成城」。像革命黨從前想推翻滿清,到後來果然建設民國,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

  就推翻滿清而論,從前太平天國也有這種志願,當時何以不成功,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洪秀全自廣西金田村起義,打過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他們的革命本來可以成功的。因為後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那一班人出來破壞,所以失敗。滿清因為能夠利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那一班人,所以他們的天下還能夠維持。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漢人,洪秀全也是漢人。洪秀全所反對的本是滿人,不是漢人。但是當時漢人知道要反對滿人的很少,所以漢人便自相殘殺,弄到結果,滿人坐收漁人之利。自明朝漢人亡國之後,排滿的舉動不知道有多少次,失敗的原因,都是漢人自相反對。如果漢人不反對,太平天國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辛亥年武昌起義,全國戰事不過兩三個月,便大功告成;太平天國打了十幾年仗,還是不能成功。當中的原因,全是由於漢人自己維持不維持。辛亥年漢人知道自相維持,所以滿清的江山一推便倒;太平天國時漢人不知道自相維持,所以終洪秀全之身,總是推滿清不倒。漢人知不知道自相維持的道理,是由於全國漢人明白不明白滿漢的界限。辛亥年全國漢人明白了滿漢的界限,所以武昌的漢人一經起義,便沒漢人再來反對漢人,去維持滿人的天下。國人明白不明白滿漢的界限,是由於主持革命的人有沒有普遍的宣傳。當辛亥年武昌沒有起義之先,我們革命黨老早發明了民族主義,一般有思想的人都拿這種主義對全國宣傳,一傳十,十傳百,大眾一心,向前奮鬥。弄到後來,人人都知道要光復漢族,非排去滿人不可。故武昌起義之後,便沒有漢人再去幫助滿人。滿人沒有漢人的幫助,他們的江山怎樣能夠保守呢!

  像辛亥年漢人排滿,這種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這種群力是很大的。因為中國的大事業太大,要用四萬萬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兩個人的力可以做得到的。因為一兩個人的力有限。譬如一個人可出力一百斤,搬運貨物到十里路遠,每日可搬運十次。那麼,用十個人的力,每日可以搬運一千斤;用一百人的力,每日便可以搬運一萬斤。如果用四萬萬人,一日可以搬運多少斤呢?四萬萬人在一百日內,又可以搬運多少斤呢?因為沒有四萬萬人可以同時搬運貨物的事實,所以這種群力是怎麼樣偉大,諸君還不易明白。我們可用動物的群力來證明一證明。

  各種動物用力,可分作兩種:一種是用孤力的。像一虎在山,群獸空谷。虎是不能合群的,他所用的力是孤力。他項走獸,如獅如豹都是一樣。一種是用群力的。動物中天性最合群的是螞蟻,他們合居的有時可到幾千萬。蜜蜂合居的也是極多,並且很有條理,他們住在一窩之中,都是分職任事:有做窩的,有覓食的,有採花的,有看門的,有釀蜜的;並有做首領的,叫做蜂王。好像國家一樣,有行政、立法、司法種種人員,毫不紊亂。做起事來,既不侵越權限,又能夠互相幫助。至於螞蟻所用的群力,更容易看出。譬如我們在郊外步行,遇到風雨的時候,常見無數螞蟻,用泥做成一條極長的隧道,以遮風雨而便出入。如果那樣的工作是一個螞蟻去做,那麼,他用極微的力,搬運極微的泥塵,要做成一條長隧道,應該要多少時間才可以成功呢?但是用無數的螞蟻都去搬運泥塵,同力合作,積少成多,便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做成很長的隧道。

  人的天性和動物的天性不同,多數人能合群,但是群性的程度不及蜜蜂和螞蟻。譬如許多蜜蜂同住一處,他們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彼此對於職務不互相侵犯,亦不互相規避,總是各盡各的職務,始終去做。好像守門的蜂,尾上藏有蜂蠆,知道他的職務是保護全群安全的,如果遇到強暴來侵犯同群的安全,他便用尾刺激,拚命抵抗,就是犧牲生命也是不辭。這種奮鬥精神,真是視死如歸。這種視死如歸的特長,不是教成的,是他生成自然而然的,可以說是天性。人便沒有這種天性。像當兵的人,必要受過了許久的教練,然後才能應戰;到了臨陣的時候,還有計及生死利害,違反他的職守的。近來文明國的兵士,雖有死守職守、不計利害的,但是他們的天性純厚還是不及蜜蜂。至於中國的兵士,更是比不上。俗話常說:「好鐵不打釘,好子不當兵。」要他們成好兵士,必須經過許久的教訓,才勉強有用。如果說到忠心一層,和蜜蜂比較,更是差得遠。蜜蜂賦有天生合群的性質,一群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訓練,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賦有多少天生合群的性質,但須加以訓練,然後合群的性質才有進步;進步到極點,還是不及蜜蜂。蜜蜂實行天賦的特性,勇往向前,毫無顧慮。人便每每因後天的訓練沒有嫻熟,容易喪失先天的特性。因為這個原故,人類中常發生許多弒父賊子,自相殘殺。螞蟻和蜜蜂之中,便沒有這種現象。

  我們要求中國進步,造成一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國家,非用群力不可。要用群力,便要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奮鬥。不可依賴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做去,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民國成立以後,生出了袁世凱、趙秉鈞那一般官僚來。那般官僚在滿清的時候本來是很聽話的,初到民國來也是忠於共和,奉命維謹,不敢犯法。到了後來犯法,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因為推倒滿清之後,成立民國,那般舊官僚還不知道民國是什麼東西;人民又不知道怎樣做主人,去監督他們。而在專制的時候,有皇帝做主人,可以管理他們。他們怕皇帝的威權,革他們的官,所以他們便甘伏於奴隸之下。到了民國,人民本是主人,應該有權可以監督他們的,但是初次脫去奴隸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還不知道怎麼樣做主人的方法,實行民權。所以他們便目無主人,胡行亂為。革命成功,創造民國,原是先覺先知奮鬥出來的,普通人民還不知其所以然。當民國初成立的時候,他們還怕那般先覺先知來干涉,有時候還是不敢亂為。到了後來,官僚和軍閥連成一氣,他們便更有膽量來把持政權,違法亂紀,無所不為。不是袁世凱做皇帝,張勳復辟,便是曹錕拿錢買總統做,用武力反叛民國。所以弄到今天,不是人民的國家,完全是官僚和軍閥的國家。人民的天性,本來沒有蜜蜂和螞蟻的天生長處,所以能夠變好的原因,多半由於學習。普通人要學習,便是因為不知。先覺先知的人要他們知,便應該去教,教便是宣傳。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久而久之,便可傳到四萬萬。如果四萬萬人都明白了我們的主義,他們便歡迎我們去建設中華民國。要做到這樣的偉大事業,只有本黨才有這個力量。因為本黨是有主義的,別黨沒有主義,所以他們便做不到。

  造成一個國家,是從何而起呢?何為國家呢?國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國家的基礎,是建築在人民思想之上。世界上現在何以多是民國呢?從前何以都成帝國呢?因為人民的政治思想,各有不同。改革國家,並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變。好像改革廣東一樣,並不是要把白雲山搬到河南1[河南,指廣州在珠江南岸的市區。],把東江、西江、北江都要改變河道的方向。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舊思想,另外換成一種新思想,這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國家有了新基礎,那麼好像做新屋一樣,只要屋基築成,以後做牆上梁,還有什麼大困難呢!

  本黨的三民主義,便是無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何謂三民主義呢?簡單的說,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詳細的說,便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項主義的意思,是要把全國的主權,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內;一國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國家利益,由人民共享。這三項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個字包括起來。五權憲法是根據於三民主義的思想,用來組織國家的。好像一個蜂窩一樣,全窩內的覓食、採花、看門等任務,都要所有的蜜蜂分別擔任,各司其事。總而言之,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都是建國的方略。建設一個國家,好像是做成一個蜂窩,在窩內的蜜蜂,不許有損人利己的事,必要井井有條,彼此毫無衝突。我們將來的國家,做到了民有、民治、民享,便是世界上最安樂的國家;在此國家之內的人民,便是世界上最安樂的人民。

  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不是現在廣東少數的國民黨員可以做得成功的。必要應用群力,請全國人都同心協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要全國人都同我們去做,便要他們明白我們做事的主義。如果不然,他們不但不同我們去做,並且還要反對我們。像做外國人的奴隸,本來沒有人甘心情願的。但是從前的漢人,不知道做中國皇帝的是從外國來的滿人,所以曾國藩、左宗棠那一般漢人,便情願去做滿人的奴隸,來反對漢人。因為他們在那個時候,只知道忠君大義,清朝深仁厚澤,他們是不能反對的。不知道有滿漢的界限、民族的思想,不知道滿人來做漢人的皇帝,是不能不反對的。所以他們一生做外國人的奴隸,反以為榮耀。到了辛亥年,全國漢人思想便和從前大不相同,所以武昌革命一經發起,便全國響應。我們見到此地,所以從事革命,便要宣傳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

  從前宣傳民族主義,推翻滿清,很有功效。我們現在從事宣傳,必要把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同民族主義一樣的注重。不過從前宣傳民族主義的時候,有漢人同滿人的比較,很容易教人明白;現在宣傳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難找到一個簡單的比較,很不容易教人明白。因為環境可以束縛人的。譬如老監犯,在牢內住了十幾年,如果一時把他放到外邊,教他回去,他仍然是回到老監牢。因為他在監牢住久了,習慣成自然。如果回到監牢內去,便覺得很自然;若是到別的地方,便覺得不自然。再者,大家都知道美國最著名的南北戰爭,是由於黑奴制。當時美國南方有幾百萬黑奴,北方是工商業的省份,南方是農業的省份,因為有了許多黑奴,便可以替他們去耕種。戰爭的原因,是北方主張人道主義,要求人人平等,不可有奴隸的制度,想用政府籌一大宗款去贖那些黑奴;南方主張人民有財產保護權,黑奴是他們的財產,政府不能干涉,反對北方的主張。因為這項爭端,便發生南北之戰。後來北方勝利,南方失敗,實行放奴,讓那幾百萬黑人自由。那些黑奴初放出之後,便一時無所措手足,覺得諸事都不方便。以為自己從前做奴隸的時候,所有的衣食住,都有主人辦到非常完備,那個時候的生活是很安樂的。一旦脫離了主人,自己便不知道怎麼樣可以謀衣食住,一時的生活便覺得痛苦。諸君都知道美國有兩個大偉人,一個是華盛頓,一個是林肯。林肯之所以出名,是由於放黑奴。黑奴到現在才知道要感謝他,但當初放出來的時候,不但不感謝他,並且還要謾罵他。當時有許多黑奴常痛駕林肯說:「我們從前是很安樂的,為什麼他要來害我們呢?」我們革命黨推翻滿清,把人民由奴隸的地位超度到主人的地位;現在做了主人,不但不來感激,因為暫受目前的痛苦,反要來謾罵。常有人說:「我們從前是很安樂的,自革命之後,國亂民窮,要有真命天子出世,或者清朝復辟才好,民國真是沒有用呵!」試問從前的人見了官要打屁股,現在不受這種刑罰,只就這一件事說來,民國到底是好不好呢?我們要人明白民國的好處,必要用普遍的宣傳去感化人,萬不可專用兵力去壓制人。如果專用兵力,就是一時成功,還不能根本改革人的思想,變更人的習慣。好像現在陳炯明的軍隊投北,陸榮廷的軍隊也投北,他們為什麼要投北呢?因為他們的思想,以為北京從前出真命天子,那才是真的,民國是假的。再像民國六年陸榮廷到北京,還要去向宣統叩頭。這種改不了的奴性,和美國的黑奴當初放出之後,一時還失不了奴性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要根本上改變他,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就是宣傳。

  大家擔負這種任務,所用的方法必須臨機應變。好像現在因為關余問題,外國人用兵船來示威,我們要和他們反抗,便要應用民族主義。要說明民族主義,是很容易的。說明民權主義,那要困難。至於要說明民生主義,那更困難。許多人從前只知道民族主義,現在才知道民權主義。講到民生主義,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的。我們擔任宣傳的,自己先要明白他才好。如果不然,便是以盲導盲,都不知道是從那一條路走。

  從前革命沒有成功以前,廣東人有一句俗話,可以包括民生主義。這句話是歡迎民生主義的,很可以用來做群眾宣傳的材料。因為普遍的宣傳,是要對極無知識的群眾去演講。普通人極歡迎的心理,是在什麼地方呢?拿他們心理上極歡迎的話去演講,便可感動許多人,不必費很大的力量,便可收很大的效果。這句話不是我們革命黨說的,是普通人民自己造出來的。這是一句什麼話呢?就是「革命成功,我們大家有平米吃」。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革命成功了,如果實行民生主義,國民真是有平米吃。現在的米比從前的還要貴,大家不要以為就是革命成功之後,實行了民生主義的效果。這個米貴的道理,是因工價抬高的原故。我們廣東的工人,從前沒有團體,近來因為知道了被東家壓制,便組織種種工會,去反抗他們;遇到和東家衝突的時候,便罷工,要求加工價,減時間。這種方法是從外國傳來的。外國的工人要求加工價,是因為他們的工業發達,工廠極大,普通一個工廠,一年可以得幾百萬利息。像上海前幾年的工廠,一百萬資本,每年可以得兩三百萬利息。外國像這一樣大的工廠,每年也可以得幾十萬利息。外國的工人因為生活太高,便結起團體來,和廠主商量,只許廠主賺若干,其餘都要分到工人。這項情形宣傳到中國來,我們的工人,不管工業情形是怎麼樣,也是一樣照行。不知道中國沒有極大的工廠,只有做散工的勞動。他們還要求加工價,所以百物昂貴,米也隨之而貴。這是我們革命黨提倡人民自由的結果。要補救他,有什麼方法呢?歐美補救的方法,在資本家一方面的,是工價加高,貨價也抬高,這不是根本的解決;他們現在所想的根本解決,是社會革命。中國的工業還沒有發達,罷工的事,在外國可行,在中國不可行。

  我們革命成功之後,要有平米吃,究竟用什麼方法可以做到呢?外國人想做的方法,是工人同農民合作,不要商家做經紀、賺傭錢,便可省卻許多消耗費。這件事是要大家去做,政府加以提倡,便容易成功。廣州此刻米貴,最大原因是商家壟斷,有中飽的弊端。要除去這項弊端,便要工人同農民合作。要工人和農民知道怎麼樣合作,便要去宣傳這個道理。現在我們的工人,大多數都是有知識的,很容易宣傳,難處是在要農民知道。米出於農民,原價一元直接可以買二十斤,間接向商家去買,用銀一元只可買米十斤,中間被商家賺了一半。要米價平,便要工人同農民辦一合作社,用工人所做的器具,交換農民所出的米,省去商家的中飽,那樣米價便可以平。外國實行這種方法,最有成績的是英俄兩國,他們所辦的合作社,大約有幾千萬人。我們如果仿照英俄兩國的方法去行,便有平米吃,工人和農民也可以多得錢。要達到這種目的,必要有團體去行。要有團體,便要勸他們入黨,入了黨之後,才可以請師父來教。我們把這個方法怎麼樣去行,實行了以後做成一個什麼國家,並不是難事。難處是由於不知,不是不能行,是由於不知道怎麼樣去行。孟子說:「挾泰山以超北海,非不行也,是不能也;為長者折枝,非不能也,是不行也。」1我們如果徹底的知了[所引與原文有出入。原文是:「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見《孟子•梁惠王上》)],再又去行,那就是「為長者折枝」,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

  我們想要造成一個有條理的國家,就是象蟻巢和蜂窩一樣。螞蟻和蜜蜂還有這種組織能力,人為什麼沒有這種能力呢?人為萬物之靈,所有的知識,比較什麼動物都要高一點,是應該有這項能力的。我們現在擔任國事的人,把國家應該做的大事一概不理,只知道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為什麼還不如螞蟻蜜蜂呢?如果不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只要去看蟻巢和蜂窩。古人說:「人饑己饑,人溺己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家之內,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們的責任。大家都是國民黨員,應該擔負這個責任,用宣傳去奮鬥。從前所以不能行的原故,是由於不知。蜜蜂和螞蟻,本來也是不知,但是他們有天生的長處。不過他們的長處,各個的蟻與蜂只限於一件事,我們人類是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的。譬如從前以為人總不能像鳥雀一樣飛到天上,現在的坐在飛機中,直達雲霄,是不是飛上天呢?飛上天都可以做得到,別事還不能做嗎?古人說「知易行難」,我的學說是「知難行易」。從前中國百事都腐敗的原因,是由於思想錯了。自我的學說發明以後,中國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學說去做事,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中國現在是最貧弱的國家。像葡萄牙那樣小的國,尚且派兵船來示威。連葡萄牙那樣小的國,我們還要怕他。講到我們從前的時候,本來是很富強的,像唐朝,各國都派人來留學,萬國來朝。日本從前是很貧弱的,也受過了像我們白鵝潭一樣的大恥辱,到了近來才富強。所以能夠富強的原因,是由於維新。如果我們立志要國家富強,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時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去做,總是可以做得成的。像飛機,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飛的,是經過了好幾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不過首先要立一個志願,照那個志願去做,總是不改,將來的結果一定是有希望的。

  今天我希望國民黨員的,是要諸君立志,於十年之內把中國變成世界上頂富強的國家。只要諸君有了志願,方法是很多的。中國從前是富強的,英法現在是富強的,學一國富強的方法便夠了。如果自己真沒有方法,便可以請師父。像大沙頭的那般青年飛機師,從前本不知道怎麼樣飛,但是請外國技師來教,所以學到現在,便飛得很好。但諸君須先有這項志願。自己有了這項志願,還要去宣傳自己的志願,推到四萬萬人都有這項志願。如果人人都有了相同的志願,便能夠學螞蟻和蜜蜂,合群策群力去行。

  我們這次革命,一定是能夠成功的。不過要大家先有這項志願,立定恆心去做。如果弄到成功,把中國建設好了,大家便有平米吃。到了有平米吃,中國便是世界上頂安樂的國家,諸君便是世界上頂享幸福的人民。我們要做到這個地步,不可專用兵力,因為兵力只可以用來做破壞的事,不可用來做建設的事。要做建設的事,便要有主義和方法。要全國人都明自建設的主義,便要有宣傳。所以從今天以後,要請大家注重宣傳的奮鬥,不要單注重兵力的奮鬥。

  注釋:

  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孫中山先生最近講演集》(廣州一九二四年七月版)中的《宣傳造成群力》

  *這是孫中山在廣州對國民黨員的演說。

  《孫中山選集》

  在廣州商團和警察聯歡會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

  諸君:

  今日商團和警察在此聯歡,這是一個很好的盛會。本來商團和警察的責任是維持治安的,是維持廣州市的治安的。商團和警察都住在廣州市,廣州市的治安怎樣可以維持呢?商團和警察用什麼方法去維持呢?商團和警察所能維持的治安,是一部分的治安,是防備宵小的治安;如果國家全體,不能太平,不能治安,商團和警察又有什麼方法可以去維持一部分的地方治安呢?商團和警察既然有維持廣州市地方治安責任,就要知道廣州市處中華民國之內是什麼地位。我們要希望全國的治安可以維持,然後一部分的地方治安才可以維持;如果全國的治安不能維持,那麼一部分的地方治安也是不能維持。廣州市在中華民國之內,從前不過二十二行省的一個省會,但今日廣州市的地位便和從前大不相同。我們要知道是怎樣不同,便要知道現在是中華民國的什麼時候,和中華民國是怎麼樣成立。中華民國之成立,是由於十三年前武昌起義;武昌之所以起義,是為革命,是要推倒滿清,創造中華民國。但是中華民國成立至今,雖然有了十三年,全國還是四分五裂,大亂不已,這便是中華民國還沒有創造成功。

  大家自己都承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總沒有一個人肯表示是大清帝國的遺民。我可以說大家有九成九都不承認是大清帝國的人,都肯承認是中華民國的人。大家既然承認是民國的人,便要知道什麼是民國,便要知道中華民國和大清帝國有什麼分別。諸君的年歲大概都在二十歲以上,十三年以前的事自然記得很清楚。用中華民國和大清帝國來比較,中華民國是怎樣造成的,大家自然記得,是用革命手段把清朝推翻、滿帝消滅來造成的。今日既是民國,顧名思義,大家便應該知道,何以叫做民國呢?民國是和帝國不同的:帝國是由皇帝一個人專制,民國是由全國的人民作主;帝國是家天下,民國是公天下。好比做生意,帝國是東家生意,民國是公司生意。公司生意賺了錢,股東都有份;東家生意賺了錢,只有一個人享受。所以從前清朝是家天下,現在民國是公天下。這便是民國和帝國的分別。民國已經過了十三年,大家應該明白這種分別。

  現在民國的景象,還是在分裂之中,到處都有戰事,這十三年以來沒有一年可以得太平。為什麼到了民國不能太平呢?是不是民國不如帝國呢?如果民國真是不如帝國,大家又何以要承認是民國的人,以做民國的國民為光榮,以做帝國的子民為恥辱呢?論起道理來,民國比帝國公道得多,民國的國民比帝國的子民光榮得多。我們中華民國是否成立了呢?本來滿清帝國已經推翻,中華民國的招牌已經掛了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中,人民有沒有享到民國的幸福呢?實在的說,人民簡直還沒有享到民國的幸福,國家還是在變亂的時代,人民還是在水深火熱之中,日日受苦痛。何以到了民國,反有變亂,人民反受痛苦呢?反對民國的人,心理上以為民國不如帝國,現在不如清朝,所以人民在民國所受的痛苦便要比清朝多。殊不知人民在民國,無形中的地位很高。民國是大家都有份的,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民,便是中華民國的主人翁,再不和清朝一樣,要做官吏的奴隸。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都是應該有權力來管理公司事務的,所以大家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因為國家沒有方法可以統一,所以全國便大亂不已,災害頻至,禍患沒有止境。是否人民應該受這種種痛苦呢?諸君想想,大凡一種災害,一種痛苦,當中必有一個原因。現在民國災患禍害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第一個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老官僚、武人,還沒有肅清。從前革命黨推倒滿清,只推翻清朝的一個皇帝。但是推翻那個大皇帝之後,便生出無數小皇帝來。像現在各省的督軍、師長和北京的總統、總長,都是小皇帝。那些武人官僚都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只知道做官,他們的思想純粹是做皇帝的舊思想。他們有了兵,便胡行亂為。像袁世凱,擁兵最多,便自己稱皇帝。如果擁兵較少的,雖然不敢自己做皇帝,只要有了三五千兵,便想反叛民國,恢復舊制度。那些恢復舊制度的行為,就是實行專制,就是專制時代小皇帝的行為。所以說到民國以來,我們革命黨只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還沒有推翻,故民國徒有民國之名,仍受專制之實。這個毛病是在中國革命不徹底,不能像俄國一樣,不能把那舊皇室的官僚武人一概肅清。俄國這次革命經過了六年,現在已經大功告成,他們的人民有希望可以享幸福。我們的人民,究竟不知道何時才能享幸福。為什麼原因呢?是因為革命功夫還沒有做妥當,還沒有做完全。好像我們想拆一間舊屋,另外做一間新屋,舊屋的瓦蓋圍牆都已經推倒了,但是由舊屋留下來的磚瓦木石還堆積在原地方,沒有完全掃清,所以想做新屋,便無從下手,這便是中國今日的景象。此刻人民處此景象,受無屋可住的痛苦。諸君想想,是何人的責任呢?大家都知道民國是革命黨造成的,是由革命黨在武昌起義以後,便有民國。在武昌起義以前,廣州也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起義,犧牲了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試想起義的時候,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犧牲精神是怎麼樣大呢!因為他們在當時有那樣大的決心和那樣大的勇氣,故以後的志士便前仆後起,和滿人奮鬥,推翻滿清。但是滿清雖然推翻,由他留下來的餘毒,還沒有肅清。革命黨本來不能辭這個責任;但是民國是全體國民都有份的,民國成立以後,人民對於國事,都不知道自己去治,自己去理。因為大家都不理,所以那些小皇帝便乘隙而入,每日招兵買馬來霸佔民國,弄到真正的民國至今還無從建設。我們要建設成真正民國,諸君也是國民的一份子,應該要擔負這個責任。

  諸君是廣州市的商團,知道民國十三年以來,廣州是處何等地位呢?廣州在這十三年之內當然比清朝不同,今年的廣州當然比從前的廣州更不同。再過幾日,我們便要在廣州開一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為什麼要在廣州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呢?因為十三年以前,我們都是用廣州做革命的起點,廣州是革命黨的發源地,是很光榮的,我們想從新再造民國,還要拿這個有光榮的地方做起點。好比做新屋一樣,必要選定一個好屋基,廣州市就是我們創造新民國的好屋基。中華民國雖然經過了十三年,但是從前都沒有建設好,這次在廣州來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便是想籌備一個新方法,再來建設中華民國,為中華民國開一個新紀元。這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大希望,廣州歷史上的大光榮。用廣州和武昌比較,可說武昌是創造中華民國開始的地方,廣州是建設中華民國成功的地方。

  諸君是商團,今天同警察在一處聯歡。以後商團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維持廣州的治安。警察是政府的機關,商團是人民的機關,今天商團同警察是正式見面的第一日,也就是政府與人民結合的第一日。諸君在革命政府之地,彼此應該開誠相見。革命黨現在用廣州做策源地,從新建設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必要同力合作。故廣州市的人民必要同政府合作,同心協力,先把廣州市的政府建設起來。這個責任當然是要諸君擔負的。從今以後,商團和警察能不能夠永久合作呢?有什麼條件可以做得到呢?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兩個條件:第一條是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第二條是要諸君信仰革命能夠最後成功。有此二條件,才可以永久結合。如果不然,便是今日一時的結合,不是永久的結合。

  何以要諸君信仰革命到底能夠成功呢?要諸君信仰,便是要諸君有決心。廣州歷次變亂,商團總是守中立:從前龍濟光到廣州來稱王,商團守中立;陸榮廷、莫榮新到廣州來專制,商團守中立;陳炯明掛革命的假招牌到廣州來造反,商團守中立;這次滇軍仗義討賊,到廣州來打陳炯明,商團也守中立。如果陳炯明再打回廣州,試問商團諸君將何以自處呢?就以往的歷史說,我想諸君一定是把從前的舊文章再抄他一次,還是要守中立。今天人民與政府結合之後,便不可再守中立。所以第二條件要諸君有決心,要請諸君對於革命有信仰。

  革命事業,不但是在中華民國一定成功,就是無論在那一國,只要革命發生以後,縱然一時不能成功,或者失敗幾十次、幾十年--法國有八十年,美國有八年,俄國有六年--,革命到最後總是成功。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來,一個國家由貧弱變到富強,由痛苦變成安樂,沒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因為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人類何以要革命呢?是要求進步。人類的思想,總是望進步的。要人類進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對進步的障礙物,除去障礙物,便是革命。所以我們要人類和國家進步,便不能不革命。要諸君信仰革命,能得最後的成功。外國的歷史剛才已經講過了。講到中國歷史,革命也沒有不成功的。像湯武革命,人人都說他們是「順乎天應乎人」,當然是成功。不過我們中國的革命,多半是英雄崛起,成功之後便做皇帝,施行政治,代代相傳都是專制。成功的幸福是皇帝一個人獨享,人民總是痛苦。我們今日的革命是建設民國,成功之後是請諸君來做民國的主人翁,做公司的股東。所以這次革命,可說是推翻專制,去替諸君謀幸福。諸君對於這種善舉,一定要有信仰,有了信仰,便不必存成敗之見。我們的革命,不是這一次可以決計必成的,或者廣州政府明日便被陳炯明推翻,也未可知。那麼諸君要究竟如何信仰呢?是要相信我們革命縱然一時失敗,還是可以捲土重來,相信我們革命最後一定成功。

  第一條件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先要諸君明白革命是一件什麼事。簡單的說,革命是救國救民的事,是消除自己災害、為自己謀幸福的事,為四萬萬人謀幸福的事。這個道理便是革命道理,這個革命的道理是天經地義、萬古不變的。從前專制,是以人民為奴隸,現在覺悟了,知道大家都是人,大家應該平等,國家是人人的國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明白這個道理,便知道用革命來求平等,是大家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也不專是革命黨的事。諸君是商團,是有槍階級,也應該擔負革命的事。明白此理,以後便不可再守中立。

  從前為什麼守中立呢?在諸君的眼光,或者是怕人繳槍,如果守中立,便可保守那幾枝槍,避禍求福。依我看起來,若是守中立,便不能避禍求福。譬如這次滇軍仗義執言來打陳炯明,為國討賊,滇軍各將領都有革命思想,到廣州來是弔民伐罪,和人民表同情的。假若當時諸君同滇軍合作,訂一個條約,不許客軍入境,諸君擔任肅清廣州市內陳炯明的亂黨,要滇軍前進,肅清東江,我想滇軍決不至入廣州市。那麼,現在廣州應該是什麼景象呢?如果滇軍不入廣州,廣州各商家沒有軍隊的騷擾,便很治安。但是你們商團一定要守中立,不敢打陳炯明。我是一定要打陳炯明的。所以滇軍便入城,別種散軍也隨之而入。後來又有陳炯明的叛軍去投降滇軍,當中許多壞人教滇軍賣煙開賭,所以弄成今日的廣州烏煙瘴氣。推究此中原因,商團不能辭其責任。諸君毫沒有宗旨,兵來從兵,賊來從賊,現在所受的痛苦是免不了的。此後商團和警察要守望相助,同心協力來維持廣州治安,便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信仰革命最後一定成功。

  我們的勝敗是常事。去年失敗,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敗,明年可以成功;一年兩年失敗,十年百年總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類的覺性,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這種大力量。有了這種大力,便無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塊大石頭,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腳,在中途的時候,試問諸君有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像大石頭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腳一樣,一經發動,斷沒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便提倡革命,當中失敗總不下二十次,但每失敗一次,勢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廣州來革命,諸君如果問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覆是「不知」,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奮鬥,我總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諸君現在不必問我這次革命能不能成功,我要問諸君: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諸贊〔君〕要有明白的答覆。成功是人民的事,於我沒有關係,我不過是革命的發起人,要人民來贊成。如果多數人讚成革命,便可成功;少數人讚成革命,自然難得成功。我為革命始終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成功與不成功,是人民的責任。諸君是人民,當然要擔負這個責任。自今日起,我希望政府和人民始終同力合作,廣州市的人民都來贊成革命!

  注釋:

  據《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日連載的《大元帥對廣州市商團及警察演說詞》

  *這是孫中山在廣州對國民黨員的演說。

  《孫中山選集》

  中國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現在的問題,是國民黨改組問題。我們自辦同盟會以來,有很大的力量表現出來,就是把滿洲政府推倒。但推倒之後,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壞雖成功,建設上卻一點沒有盡<力>。這十三年來,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數反革命派即以此為口實而攻擊革命黨,謂只有破壞能力,而無建設能力。此種話我們革命黨雖不肯承認,然事實上確是如此。這都是因為我們破壞後沒有機會來建設,我們秉政時的南京政府只得三個月。到了北京政府的時候,政權都歸於反革命黨手內,此後革命黨在政治上就沒有建設的機會。不僅如此,且至於逃亡海外,在自己領土之內不能立足。自民國成立後,政權皆操之反革命派手內,故雖革命黨對於政治上、社會上做了種種的破壞,而苦於無機會以建設。故從各方面看來,中國自革命後並無進步,反為退步。但此並非革命黨之初心,今人民皆以此歸咎於革命黨,我黨亦不能不受。在滿洲未倒、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黨之奮鬥,<重)在宣傳其主義於全國之人民,故人民均急希望革命之能成功,視革命二字為神聖;成功後不能如其所期,頓使失望。此種事實,誰負其責?革命黨不能不負其責。人民以各種痛苦歸咎於我們,我們實難辭其責,要皆由於所用方法不對。

  今回想革命未成功以前,黨人犧牲性命,為國效力,艱難冒險,努力奮鬥,故能成功。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民國以成。而反對革命之人,均變為贊成革命之人。此輩之數目,多於革命黨何啻數十倍,故其力量大於革命黨。乃此輩反革命派--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實因我們方法不善。若有辦法有團體來防範之,用對待滿清之方法對待之,則反革命派當無所施其伎倆。俄國有個革命同志曾對我言,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本事,俄國反革命派實望塵莫及。俄之反革命派之為官僚與知識階級,當革命黨發難時,均相率逃諸外國,故俄國革命黨能成功。而中國的反革命派聰明絕頂,不僅不逃避,反來加入,卒至破壞革命事業。而革命黨人流離轉徙,幾至消滅,到了今日,只西南數省為一片乾淨土,余均為反革命派所得。由此觀之,革命黨有力量推倒滿清,使反對者投於革命黨之旗幟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於方法未善之過,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壞而不覺,雖至失敗,尚不知其所以失敗的緣由。若當時有辦法,有團體,先事防範,繼續努力奮鬥下去,建設起來,則只需三年之時期,其效果已頗有可觀,決不至如今日之一無成績。中國革命六年後,俄國才有革命。俄國革命黨不僅把世界最大威權之帝國主義推翻,且進而解決世界經濟政治諸問題。這種革命,真是徹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方才俄國朋友對我所說的話,乃是旁觀者清,當局的人尚設想不到。但俄之反革命派,並非真正不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厲害,且百倍過之;特俄國之革命黨之聰明厲害,又百倍過於彼輩耳。中國之革命黨經驗不多,遂令反對派得盡其技,沒有俄國那種好方法以防範反革命派,使其不能從中破壞。故俄國雖遲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雖早六年革命而仍失敗。

  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過。古人有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將十三年前種種可寶貴最難得的教訓和經驗來辦以後的事,以前有種種力量來創設民國,以後便有種種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辦法條理,合全國而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則將來成功必定更大。此即為今後之第一大希望。此次改組,即本此意。改組之能成功與否,全憑各同志之能否負責聯絡與努力奮鬥而定之。若能如此,則中國事業大有可為。我國人民身受十三年的痛苦,吾黨此次應在最短時期內解放之,將國家障礙完全消滅。此次改組,各種辦法已由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籌備許久,今提出「中國國民黨宣言案」,請秘書長將原文朗讀。

  這個宣言,系此次大會之精神生命。此宣言發表後,應大家同負責任。諸君系本黨各省代表,宣言通過後,須要負責回各省報告宣傳。此宣言將國民黨之精神、主義、政綱完全發表,並應使之實現。此宣言今後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舉動,故須詳細審慎研究。大家通過後,不能隨意改變,都應遵守,完全達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

  注釋:

  據劉芷芬編《孫總理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大會秘書處一九二四年二月印發本)中的《中國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之演述》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月二十日在廣州開幕,這是孫中山在大會上的演說。

  《孫中山選集》

  歡宴國民黨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蒙古巴先生和國民黨各省代表諸君:

  今晚是本總理來歡迎諸君;本總理又來同諸君共同歡迎巴先生。諸君此次到廣東來開國民黨全國大會,本總理覺得諸君振作的精神、興旺的氣魄,是向來沒有的。諸君有這樣好的精神和氣魄,本黨前途有無窮的希望。這是本黨應該慶祝的,也是中國前途應該慶祝的。

  我們這次革命,是先講方法,然後才去實行。從前革命因為沒有好方法,所以不能大功告成。這次開全國代表大會,便是要定一個好方法。諸君在沒有得到方法之先,有一件事要諸君留心的,是本總理的學說和古人的學說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我所信仰的是「知難行易」。我們從前革命本來沒有詳細方法,但是因為有諸先烈的犧牲和諸君的努力,前仆後起,繼續進行,便做成了兩件很大的事:一件是把滿清兩百多年的政府完全推翻;一件是把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國體根本改變。這兩件大事,沒有詳細方法的時候,尚且可以做成。我們在那個時候,因為沒有很詳細的方法,所以我常常和人談革命,總有人問我說:「滿清有二十二行省的上地,四萬萬人民,內有海陸軍的鎮服,外有列強的幫助,請問你有什麼方法可以推翻滿清呢?就令能夠推翻滿清,又有什麼方法可以對付列強呢?」並且常用難題來對我說:「滿清對外不足,對內有餘。」又說:「我們不可革命呵!如果我們起了革命,列強必要把中國瓜分。」我們在那個時候,對付滿清,<要>推翻<它>,對付列強,<要使>不致瓜分<中國>,沒有別的長處,方法是在不問成敗利鈍,只問良心要做,便立志去奮鬥。

  我從前在英國的時候,有一次在圖書館內看書,遇到幾位俄國人,交談之後,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俄國人便問起我來,說:「中國的革命,何時可以成功呢?」我當時得了這句問話之後,便不能不答。但是我那一次亡命到英國,雖是初失敗之後,沒有辦法,然捲土重來之氣正高,心中希望一二年內就要再舉,再舉又必期成功。不過對那些俄國人,又不敢輕於答覆,故為最穩健之回復說:「大約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國人便驚訝起來說:「你們在那樣大的國家發起革命,只要三十年便可成功嗎?」我當時又問俄國人:「你們俄國的革命,何時可以成功呢?」他們答覆說:「大概一百年後能夠成功,我們便大滿足,此刻正是在奮鬥。成功雖然在一百年之後,但是現在不能不奮鬥。如果現在不奮鬥,就是百年之後也不能成功。因為要希望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們現在便努力奮鬥。」我當時聽了他們這番話之後,回想到我的答話,便覺得無以自容。因為我在初失敗之後,本希望中國的革命急於成功,不過為對外國人說話穩健起見,故多說三十年;及聽到他們的答話,知道他們的計劃穩健,氣魄雄大,加我好幾倍,所以我在當時便非常抱愧。我自那個時候以後,便環繞地球,周遊列國,一面考察各國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國勢強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運動。約計每二年繞地球一週,到武昌起義以前,大概繞過了地球六七周。每次到一個地方,總是遇到許多熟人,那些人總是來問我說:「我們看到了你這位先生,不知道失敗多少次了,為什麼還不喪氣,總是這樣熱心呢?這是什麼理由呢?」我每次都沒有什麼好話可以答覆,只有用我在英國圖書館內和俄國人的談話來答覆他們說:「我不管革命失敗了有多少次,但是我總要希望中國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總是這樣奮鬥。」

  俄國人立志革命,希望一百年成功,現在不過二十多年便完全達到成功的目的。我從前希望數年成功,現在已經到了三十年,還沒有大功告成。這是因為中國人革命的方法和氣魄不及俄國人。俄國人因為有了這種氣魄和方法,所以革命一經發動,得到機會,便大告成功。俄國革命的成功為什麼那樣大而且快呢?因為俄國人立志穩健,眼光遠大,把國家大事算到一百年,什麼方法都計劃到了,這就是經驗多而成功快。無論做什麼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方法是自何而得呢?是自學問知識而得。先有了學問,便有知識;有了知識,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來革命,一經發動,就馬到成功。我們從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講到結果,沒有俄國成功那樣大而快的原因,就是在沒有好學問、好方法。至於實行革命,大家都是各自為戰去幹,實在是不知而行。做到後來能夠推翻滿清,且免去列強瓜分,都是無意中做出來的,預先毫沒有料到。十三年以來,我們革命的知識進步,有了許多方法,旁邊又有俄國的好榜樣,此後革命應該要先求知,然後才去行。本總理發明的學說是「知難行易」,如果知得到,便行得到。從前的革命,不知還能行;此後的革命,能知當更能行。知了才去行,那種成功當然像俄國一樣。這就是我們今晚可以大大慶祝的。

  我們今晚來歡迎巴先生,巴先生是外蒙古人。外蒙古到民國以來脫離中國,內政是很修明的,在陸軍一方面也練了很多的騎兵,所以他們現在便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次巴先生到廣東的來意,還是想蒙古再同中國聯合,造成一個大中華民國。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大民族,全國人口的總數是四萬萬,漢族人是多數,蒙古人是少數。中國在帝制時代,總是想壓制蒙古。在民國時代,北京政府也有徐樹錚練邊防軍去打蒙古,現在又想派馮玉祥帶兵去征服蒙古。但是蒙古總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總是要脫離中國去獨立。我們南方政府,向來沒有用過兵力去征蒙古的。今晚巴先生尚且不遠萬里而來,想聯合成一個大中華民國,就是因為我們有主義。由此便可見主義大過武力。用主義來建國,萬萬里都是來朝的;用武力去征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由此便可知主義勝過武力,這便可以大大的慶祝。所以要諸君來公祝巴先生一杯,本總理也來公祝諸君一杯。

  注釋:

  據黃昌谷編《孫中山先生演說集》(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六年二月出版)中的《主義勝過武力》

  《孫中山選集》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中國之現狀

  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以後,盛於庚子,而成於辛亥,卒顛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發生也。自滿洲入據中國以來,民族間不平之氣,抑鬱已久。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滿洲政府既無力以御外侮,而鈐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側媚列強。吾黨之士,追隨本黨總理孫先生之後,」知非顛覆滿洲,無由改造中國,乃奮然而起,為國民前驅;激進不已,以至於辛亥,然後顛覆滿洲之舉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依當時之趨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政治方面,由專制制度過渡於民權制度;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於資本制度的生產。循是以進,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國,變而為獨立的中國,以屹然於世界。

  然而當時之實際,乃適不如所期,革命雖號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實際表現者,僅僅為民族解放主義。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當時代表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者實為袁世凱,其所挾持之勢力初非甚強,而革命黨人乃不能勝之者,則為當時欲竭力避免國內戰爭之延長,且尚未能獲一有組織、有紀律、能瞭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故也。使當時而有此政黨,則必能抵制袁世凱之陰謀,以取得勝利,而必不致為其所乘。夫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強相勾結,一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如武人官僚輩,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渡於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

  袁世凱既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為刀俎,而以人民為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為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為軍閥所控制,軍閥即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惜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纏〔紛〕不已,以攫取利權,各佔勢力範圍。由此點觀測,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國內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即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為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為之剝奪,即經濟上之生命亦為之剝奪無餘矣。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來,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為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者漸致失業,淪為游氓,流為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至以其土地廉價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如此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瀕絕境乎?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此全國人民所為疾首蹙額,而有識者所以榜徨日夜,急欲為全國人民求一生路者也。

  然所謂生路者果如何乎?國內各黨派以至於個人暨外國人多有擬議及此者,試簡單歸納各種擬議,以一評騭其當否,而分述於下:

  一曰立憲派。此派之擬議,以為今日中國之大患在於無法,苟能借憲法以謀統一,則分崩離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憲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眾之擁護,假使只有白紙黑字之憲法,決不能保證民權,俾不受軍閥之摧殘。元年以來嘗有約法矣,然專制餘孽、軍閥官僚僭竊擅權,無惡不作,此輩一日不去,憲法即一日不生效力,無異廢紙,何補民權?邇者曹錕以非法行賄,屍位北京,亦嘗借所謂憲法以為文飾之具矣,而其所為,乃與憲法若風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憲法之先決問題,首在民眾之能擁護憲法與否。捨本求末,無有是處。不特此也,民眾果無組織,雖有憲法,即民眾自身亦不能運用之,縱無軍閥之摧殘,其為具文自若也。故立憲派只知求憲法,而絕不顧及將何以擁護憲法,何以運用憲法,即可知其無組織、無方法、無勇氣以真為憲法而奮鬥。憲法之成立,唯在列強及軍閥之勢力顛覆之後耳。

  二曰聯省自治派。此派之擬議,以為造成中國今日之亂象,由於中央政府權力過重,故當分其權力於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則中央政府權力日削,無所恃以為惡也。曾不思今日北京政府權力初非法律所賦予、人民所承認,乃由大軍閥攘奪而得之。大軍閥既挾持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復利用中央政府以擴充其暴力。吾人不謀所以毀滅大軍閥之暴力,使不得挾持中央政府以為惡,乃反欲借各省小軍閥之力,以謀削減中央政府之權能,是何為耶?推其結果,不過分裂中國,使小軍閥各佔一省,自謀利益,以與挾持中央政府之大軍閥相安於無事而已,何自治之足雲!夫真正的自治,誠為至當,亦誠適合吾民族之需要與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國全體獨立之後,始能有成。中國全體尚未能獲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獲得自由,豈可能耶?故知爭回自治之運動,決不能與爭回民族獨立之運動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國以內,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內所有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惟有於全國之規模中始能解決。則各省真正自治之實現,必在全國國民革命勝利之後,亦已顯然,願國人一思之也。

  三曰和平會議派。國內苦戰爭久矣,和平會議之說,應之而生。提倡而贊和者,中國人有然,外國人亦有然。果能循此道而得和平,寧非國人之所望,無如其不可能也。何則?構成中國之戰禍者,實為互相角立之軍閥,此互相角立之軍閥各顧其利益,矛盾至於極端,已無調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過各軍閥間之利益得以調和而已,於民眾之利益固無與也。此僅軍閥之聯合,尚不得謂為國家之統一也,民眾果何需於此乎?此等和平會議之結果,必無以異於歐戰議和所得之結果。列強利益相衝突,使歐洲各小國不得和平統一;中國之不能統一,亦此數國之利益為之梗也。至於知調和之不可能,而惟冀各派之勢力保持均衡,使不相衝突,以苟安於一時者,則更為夢想。何則?蓋事實上不能禁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派而施以攻擊,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僱傭軍隊,推其結果,不能不出於爭戰,出於掠奪。蓋掠奪於鄰省,較之掠奪於本省為尤易也。

  四曰商人政府派。為此說者,蓋鑒於今日之禍由軍閥官僚所造成,故欲以資本家起而代之也。雖然,軍閥官僚所以為民眾厭惡者,以其不能代表民眾也;商人獨能代表民眾利益乎?此當知者一也。軍閥政府托命於外人,而其惡益著,民眾之惡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托命於外人,則亦一丘之貉而已。此所當知者二也。故吾人雖不反對商人政府,而吾人之要求則在於全體平民自己組織政府,以代表全體平民之利益,不限於商界。且其政府必為獨立的不求助於外人,而惟恃全體平民自己之意力。

  如上所述,足知各種擬議,雖或出於救國之誠意,然終為空談;其甚者則本無誠意,而徒出於惡意的譏評而已。

  吾國民黨則夙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為中國唯一生路。茲綜觀中國之現狀,益知進行國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詳闡主義,發佈政綱,以宣告全國。

  二國民黨之主義

  國民黨之主義維何?即孫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義是已。本此主義以立政綱,吾人以為救國之道,捨此末由。國民革命之逐步進行,皆當循此原則。此次毅然改組,於組織及紀律特加之意,即期於使黨員各盡所能,努力奮鬥,以求主義之貫徹。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孫先生之演說,及此次大會孫先生對於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之演述,言之綦詳。茲綜合之,對於三民主義為鄭重之闡明。蓋必瞭然於此主義之真釋,然後對於中國之現狀而謀救濟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據也。

  (一)民族主義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一方面。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於上,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復從而包圍之,故當時民族主義之運動,其作用在脫離滿洲之宰制政策與列強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後,滿洲之宰制政策已為國民運動所摧毀,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包圍如故,瓜分之說變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奪變為經濟的壓迫而已,其結果足使中國民族失其獨立與自由則一也。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相勾結,而資產階級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余,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皆日即於憔悴。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其所恃為後盾者,實為多數之民眾,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其在實業界,苟無民族主義,則列強之經濟的壓迫,自國生產永無發展之可能。其在勞動界,苟無民族主義,則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之軍閥及國內外之資本家,足以蝕其生命而有餘。故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帝國主義受民族主義運動之打擊而有所削弱,則此多數之民眾,即能因而發展其組織,且從而鞏固之,以備繼續之鬥爭,此則國民黨能於事實上證明之者。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蓋惟國民黨與民眾深切結合之後,中國民族之真正自由與獨立始有可望也。

  第二方面。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於上,具如上述。辛亥以後,滿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毀無餘,則國內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結合,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所要求者即在於此。然不幸而中國之政府乃為專制餘孽之軍閥所盤據,中國舊日之帝國主義死灰不免復燃,於是國內諸民族因以有杌隉不安之象,遂使少數民族疑國民黨之主張亦非誠意。故今後國民黨為求民族主義之貫徹,當得國內諸民族之諒解,時時曉示其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之共同利益。今國民黨在宣傳主義之時,正欲積集其勢力,自當隨國內革命勢力之伸張,而漸與諸民族為有組織的聯絡,及講求種種具體的解決民族問題之方法矣。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二)民權主義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製、復決、罷官諸權也。民權運動之方式,規定於憲法,以孫先生所創之五權分立為之原則,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已。凡此既以濟代議政治之窮,亦以矯選舉制度之弊。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於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三)民生主義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舉此二者,則民生主義之進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礎。於此猶有當為農民告者: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為尤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為之整頓水利,移殖荒激,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為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又有當為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恤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凡此皆民生主義所有事也。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

  中國為農業的國家,故軍隊多由農民徵集補充而成,乃不為民利捍衛,又不助人民抵抗帝國主義,而反為帝國主義所操縱之軍閥,以#賊人民之利益;國民黨於此,認為有史以來莫大之矛盾。其所以然之故,在於中國經濟落後,農民窮苦,不得已而受傭於軍閥,以圖幾微之生存。其結果,乃至更增貧困,加人民以壓迫,使流為土匪而不顧。欲除此種矛盾,使軍隊中農民真實之利益與其現在所爭之利益無相妨之弊,國民黨將於一般士兵及下級軍官中極力宣傳運動,使知真利所在,立成革命的軍隊,為人民利益而奮鬥。

  凡助國民黨奮鬥以驅除民賊、建設自衛的革命政府之革命軍,國民對之當有特殊待遇。每革命軍人於革命完全成功之後,願意歸農,革命政府行將給以廣田,俾能自給而贍家族。

  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自本黨改組後,以嚴格之規律的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於本黨黨員,用各種適當方法施以教育及訓練,使成為能宣傳主義、運動群眾、組織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時以本黨全力,對於全國國民為普遍的宣傳,使加入革命運動,取得政權,克服民敵。至於既取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為制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各國帝國主義壓制吾國民眾勝利之陰謀,芟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更應以黨為掌握政權之中樞。蓋惟有組織、有權威之黨,乃為革命的民眾之本據,能為全國人民盡此忠實之義務故耳。

  三國民黨之政綱

  吾人於黨綱固悉力以求貫徹,顧以道途之遠,工程之巨,誠未敢謂咄嗟有成;而中國之現狀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謀救濟。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準備實行政綱,為第一步之救濟方法。謹列舉具體的要求作為政綱,凡中國以內,有能認國家利益高出於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與明辨而公行之。

  甲對外政策

  (一)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

  (二)凡自願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為最惠國。

  (三)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為原則。

  (四)中國所借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範圍內,保證並償還之。

  (五)庚子賠款,當完全劃作教育經費。

  (六)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僭竊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為維持軍閥之地位,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債款,中國人民不負償還之責任。

  (七)召集各省職業團體(銀行界、商會等)、社會團體(教育機關等)組織會議,籌備償還外債之方法,以求脫離困因頓於債務而陷於國際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對內政策

  (一)關於中央及地方之權限,采均權主義。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制或地方分權制。

  (二)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自舉省長;但省憲不得與國憲相抵觸。省長一方面為本省自治之監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揮,以處理國家行政事務。

  (三)確定縣為自治單位。自治之縣,其人民有直接選舉及罷免官吏之權,有直接創製及復決法律之權。

  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應育幼、養老、濟貧、救災、衛生等各種公共之需要。

  各縣之天然富源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資力不能發展興辦者,國家當加以協助。其所獲純利,國家與地方均之。

  各縣對於國家之負擔,當以縣歲入百分之幾為國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超過於百分之五十。

  (四)實行普通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

  (五)厘訂各種考試制度,以救選舉制度之窮。

  (六)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七)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為徵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

  (八)政府當設法安置土匪遊民,使為社會有益之工作。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一法,計可以租界交還中國國民後所得之收入充此用途。此之所謂租界,乃指設有領事裁判權之特別地區,發生「國中有國」之特別現象者而言。此種「國中有國」之現象,當在清除之列。至關於外人在租界內住居及營業者,其權利當由國民政府按照中國與外國特行締結之條約規定之。

  (九)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徵收,如釐金等類當一切廢絕之。

  (十)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調正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之均足。

  (十一)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

  (十二)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

  (十三)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

  (十四)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

  (十五)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上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

  (十六)企業之有獨佔的性質者,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以上所舉細目,皆吾人所認為黨綱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注釋:

  據《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大會秘書處一九二四年二月印發本)

  *這個宣言由孫中山提交代表大會審查討論,在他主持下於一月二十三日表決通過。隨後幾天,大宣言仍繼續討論,並補入一些條款。

  《孫中山選集》

  對於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現在本黨大會宣言已經表決,這是本黨成立以來破天荒的舉動。但是我們表決宣言之後,大家必須依宣言而進行,擔負此項實行責任。此次宣言,不只在場代表共同負責,就是各省及海外的同志,均有負擔此項革命的責任。我們從前革命,均未收到好結果,就是因為革命沒有徹底成功,其原因大都是我們同志負擔責任沒有始終如一,所以不能貫徹革命主義。現在本黨召集此次代表大會,發表此項宣言,就是表示以後革命與從前不同。前幾次革命,均因半路上與軍閥官僚相妥協、相調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後,仍不免於失敗。當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本黨的同志在山東、在廣東、在四川、在福建、在長江一帶的紛紛起事,用種種力量來抵抗袁氏的帝制,那時候並不用鮮明的革命旗幟。以後袁世凱自斃,總算我們反對袁世凱的成功;但是按之革命的真精神,仍是失敗。後來護法之役,也沒把革命旗幟豎起,做了五六年的護法工夫,最後曹錕、吳佩孚也贊成護法,弄得護法的問題又歸調和妥協。大抵我們革命在起初的時候奮鬥均極猛烈,到後結果無一次不是妥協。即舉排滿、倒袁、護法三役而言,我們做革命都是有頭無尾,都是有始無終,所以終歸失敗。

  此次我們通過宣言,就是從新擔負革命的責任,就是計劃徹底的革命。終要把軍閥來推倒,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這是關於對內的責任。至對外的責任,有要反抗帝國侵略主義,將世界受帝國主義所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我們有此宣言,決不能又蹈從前之覆轍,做到中間又來妥協。以後應當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消,並且要知道,妥協是我們做徹底革命的大錯。所以今天通過宣言之後,必須大家努力前進,有始有終,來做徹底成功的革命!

  注釋:

  據劉芷芬編《孫總理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大會秘書處一九二四年二月印發本)中的《對於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

  *這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通過以後,孫中山在大會上的發言。

  《孫中山選集》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二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三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製權,行使其復決權。

  四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

  五建設之程序分為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

  六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為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

  八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

  九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製法律之權,有直接復決法律之權。

  十每縣開創自治之時,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為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

  十二各縣之天然富源與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資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為之協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佔其半。

  十三各縣對於中央政府之負擔,當以每縣之歲收百分之幾為中央歲費,每年由國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得加於百分之五十。

  十四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

  十五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

  十六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

  十七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十八縣為自治之單位,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

  十九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試院;曰監察院。

  二十行政院暫設如下各部:一、內政部;二、外交部;三、軍政部;四、財政部;五、農礦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二十一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

  二十二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訂,隨時宣傳於民眾,以備到時采擇施行。

  二十三全國有過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

  二十四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製權、有復決權。

  二十五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為建國之大功告成。

  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孫文書(加印)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治喪處編《哀思錄》初編(北京一九二五年出版)影印《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手跡原件

  *本件由孫中山起草後提交代表大會,與大會宣言並案審議。這裡收錄的是孫中山事後親筆謄寫件,個別文字有改動。

  《孫中山選集》

  復甦聯代表加拉罕賀電*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北京全俄蘇維埃代表加拉罕君:

  尊電致祝全國國民黨代表大會,情詞懇摯,不勝感謝!

  本會目的,在繼續辛亥革命事業,以底於完成,使中國脫除軍閥與夫帝國主義之壓迫,以遂其再造。夫以積弱而分裂之中國,而自然之富甲於天下,實為亞洲之巴爾幹,十年之內,或以此故而肇啟世界之紛爭;故為保障亞洲及世界之平和計,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圖中國之統一及解放。

  本會深信,全<世>界之自由民族必將予以同情,而俄國人民來此先聲,尤為吾人所感激。中俄兩國人民行將共同提摯,以進於自由正義之途。文謹代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致敬於鄰友全俄蘇維埃。

  孫文

  注釋:

  據《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孫總理復俄代表電》

  *孫中山於一月二十三日接到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從北京拍來的賀電。這是大會主席團為孫中山代擬的中文電稿,由廣州大本營外交部譯成英文後發出。

  《孫中山選集》

  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方纔得俄代表報告,俄國行政首領列寧先生已於前日去世。國民黨的同志們當然非常哀悼,應該乘此次大會時,正式表決去一電報,以表哀忱。未表決之前,有幾句話與諸君先說一下。

  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卻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實全由其首領列寧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故其為人,由革命觀察點看起來,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彼今已逝世,我們對之有何種感想和何種教訓?我覺得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為一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此次大會之目的也是在此。現在俄國的首領列寧先生去世了,於俄國和國際上會生出什麼影響來,我相信是決沒有的。因為列寧先生之思想魄力、奮鬥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結晶在黨中。他的身體雖不在,他的精神卻仍在。此即為我們最大之教訓。

  本總理為三民主義之首創人,亦即中國革命黨之發起人。我們的革命雖有幾次成功,但均是軍事奮鬥的成功,革命事業並沒有完成,就是因為黨之本身不鞏固的緣故。所以黨中的黨員,均不守黨中的命令,各自為政,既沒有盲從一致信服的舊道德,又沒有活潑於自由中的新思想。二次失敗,逃亡至日本的時候,我就想設法改組,但未成功。因為那時各同志均極灰心,以為我們已得政權尚且歸於失敗,此後中國實不能再講革命。我費了很多的時間和唇舌,其結果亦只是「中國即要革命,亦應在二十年以後」。那時我沒有法子,只得我一個人肩起這革命的擔子,從新組織一個中華革命黨。凡入黨的人,須完全服從我一個人,其理由即是鑒於前次失敗,也是因為當時國內的新思想尚未發達,非由我一人督率起來,不易為力。到現在已經十年了,諸同志都已習慣了,有人以此次由總理制改為委員制,覺得不大妥當。但須知彼一時,此一時。當前回大家灰心的時候,我沒有法子,只得一人起來擔負革命的責任。現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來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來了,沒有人覺得中國的革命應在二十年以後了。我們從事革命的事業,國民只以為太慢,不以為太快了。故此次改組,即把本黨團結起來,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國國民的心理。

  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雖不能完全倣傚其辦法,也應倣傚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本黨此次改組,就是本總理把個人負擔的革命重大責任,分之眾人,希望大家起來奮鬥,使本黨不要因為本總理個人而有所興廢,如列寧先生之於俄國革命黨一樣。這是本總理的最大希望。

  現在提出用本大會名義致電莫斯科,對列寧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請大家表決。至於各行政機關,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本會亦應休會三日。此三日內,每日下午本總理均在此演述民族主義。此講題,從前曾對高師學生演過一次,再有兩三次,即可從大體講之。若詳細的講演,非長久時間不可。今乘此機會,盡三天之內摘要把他講完,諸位回去後,即可以之為宣傳的資料。其餘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目前沒有時間來講,將來講後再刊為單行本寄與諸位。現在請俄國代表鮑爾登1先生講列寧先生之為人[即鮑羅廷。],請伍朝樞君翻譯。俟講完後,我們再來表決本問題。

  注釋:

  據劉芷芬編《孫總理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大會秘書處一九二四年二月印發本)中的《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首領一人之演說》

  *列寧於一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逝世。這是孫中山獲悉後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演說。

  《孫中山選集》

  致蘇聯代表加拉罕哀悼列寧逝世電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當偉大的列寧離開蘇俄朝氣蓬勃的生活之際,我請求您向您的政府代達我的深切的哀悼。然而他的名字和對他的紀念將永世長存,人們將繼續珍視他那種造成最高度的政治家和有創造力的領袖的英雄品質。他的著作也將永存,因為他的著作是建立在一定會掌握和統治未來人類的思想和希望的這樣的社會觀念上的。

  孫逸仙

  注釋:

  據北京《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影印英文唁電原稿附載的中譯文

  《孫中山選集》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

  (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同志諸君:

  今天是我們國民黨代表大會開會的第十天,也是這次大會閉會的一天。這次開會以來,所辦的重要事項,秘書長剛才已經報告了。至於會中所辦重要的事,即刻要拿去做宣傳材料的,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宣言全體分作三段,第一段是講中國國內的現狀。第二段是解釋本黨的三民主義。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為我們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永遠不變的,要大家自始至終去實行。這個主義在同盟會沒有成立以前,已經是確定了,成立同盟會就是要實行這個主義。後來推翻滿清以至於建立民國,也是為實行這個主義。但是自民國成立以至於今日,已經有了十三年,還沒有完全達到這主義的目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由於我們的辦法不完全;二是由於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協力,一致行動。我們這次開全國代表大會,訂一個完全辦法,劃一同志的步驟,並議定黨中的紀律,就是要大家能夠實行三民主義,把這個主義的言論一定做成事實。推究這個主義的來源,是我從前和各位同志經過了許久的討論與研究,然後才確定出來的。在革命黨沒有成立以前,便有少數同志很贊同去實行;後來革命黨成立了,就有多數同志贊同去實行;到了今日,便有極多的先覺先知贊同去實行。由此便可見本黨的三民主義,是始終都不改變的。大家對於三民主義以後要心悅誠服,完全擔負實行的責任。

  宣言中的第三段,是本黨的政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節目。我們因為要實行三民主義,所以不得不照中國的現狀,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這個政綱。人民所做不到的,我們要替他們去做;人民沒有權利的,我們要替他們去爭。所以三民主義是為人民而設的,是為人民求幸福的。我們從前革命,為三民主義去犧牲,就是為人民求幸福而犧牲。政綱既是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的,人民今年有什麼要求,我們便要規定一種什麼政綱;如果人民明年有別種要求,我們的政綱便要依他們的新要求重新去規定。但是人民的要求在短時期中決無大變動,所以我們訂定的政綱,至少也要維持一年。在這一年之中,便要大家遵守,一致行動,照所訂定的條件去實行。我們在這次大會所訂定的政綱,或者有見不到的地方。諸君以後對於自己定的政綱以外,不能說沒有新見解,所以這次所定出來的,不能說是完全周到,沒有遺漏。但是諸君如果有了新見解,必須等到明年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才去修改。在沒有開第二次大會之先,我們對於這次大會所定的政綱,就萬不可違背;如果有了違背,便是亂大眾的步驟。而且此次大會所定的政綱,是從前經過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許多的研究,又再經過大會中諸君的聰明才力才訂定出來。訂定的條件,是預算在今年之內要實行的辦法。我們在這一年中的言論行動,便要和這個辦法相符合。如果不然,便是這個辦法沒有效力,這個辦法沒有效力,便是枉費了這次大會的工夫。

  政綱和主義的性質,本來是不同的。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但是修改的時期最少都要一年,除非遇了很重大事情,對於政綱是發生根本變動的,我們臨時才可以召集特別大會去修改。由此便可知,政綱的修改是有一定時間,因為預定了一定時期大家進行的步驟,才有秩序,不致紛亂。本黨黨員從前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綱相矛盾,這是本黨自亂的大毛病。此後大家必須要除去這個毛病。各位同志,以後縱然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或者中途得了新見解,或者有特別聰明的人一時發見政綱中有不合理的地方,都不可以自作自為。如果一二人自作自為,便是亂了全黨的一致行動。

  黨員的奮鬥,是和軍隊的奮鬥一樣。軍隊在奮鬥的時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時不對,當兵士的都要服從,照原命令去共同前進。若是都能前進,或者將錯就錯,也能打勝仗。如果一部的軍隊看出了命令不對,便單獨行動,以致牽動全軍不能一致前進,弄到結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顧,自亂陣線,便要被敵人各個擊破,全軍就要覆沒了。本黨黨員從前常有自以為是的,便要獨斷獨行,所以弄到全黨的精神非常渙散,革命事業不能成功。以後要我們革命事業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動,固結精神。自根本上講起來,革命事業是大家的事,不是一個人的事,既是大家的事,必要大家同心協力才可以實行;如果不能同心協力,便永遠不能實行。所以這次所定的政綱,是本黨臨時的號令,至少要行一年。在此一年之中,不是要一兩位黨員去實行的,是要大家共同去實行的。大家共同去實行,便是一致行動,一致行動就是黨員的好道德。

  我們這次在廣州開會,是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重新來改組國民黨的全體。從此以後,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奮鬥。奮鬥的方法,在中央的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各地方的,大家要組織區委員會或各地方委員會,把我們國民黨佈滿到全國。諸君此次不遠千里萬里而來,在此開了十日大會,議決了許多議案,是已經受了奮鬥的任務,得了奮鬥的材料,散會之後帶回到本地方去,應該分給本地的各位同志,教各位同志都要拿這種材料分途去奮鬥。所以這次的大會,好像是一個大軍事會議,定了種種作戰計劃,下了許多攻擊命令,交各將領帶回去實行作戰一樣。又好像是一個大兵工廠,制了許多槍炮,出了很多子彈,諸君在此領了很多槍炮子彈,回到本地方去,便要分給到各位同志去補充他們。各位同志得了補充,便要他們實行攻擊,不可空耗了這些補充。到了實行攻擊的時候,必須審察敵情,臨機應變,對於敵人要能夠收效,那才算是不枉費了這些補充。

  這次的大會是頭一次試辦,只決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去辦理中央的事務,各地方委員會和地方上的事務就要大家分途去辦理。至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單,是由多數同志推舉,再交本總理向今日大會中通過了的。大家不能說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便能夠做事,也不能說只有本總理所提出來的人便能夠做事,各位同志中有很能夠做事、在此次委員名單中沒有提出來的,自然很多。大家如果知道了是很能夠做事的,在下次大會中還可以推舉出來。我們不能說做了委員的才可以做事,不做委員的便不能做事。只要大家各盡各的責任去實行,各盡各的能力去奮鬥,都可以說是做事。

  至於講到做事的結果,此時更不能預定誰是能夠做事、誰是不能夠做事,必要各位有了成績貢獻到黨內,到來年再開大會的時候才可以決定。各位要將來的成績如何,散會之後便要努力去奮鬥。到了來年開大會的時候,把自己奮鬥的成績都報告到大會,讓大家去比較。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知道是誰的成績頂好。因為成績是由於奮鬥而來的,如果多數人不奮鬥,當然不能有成績;若是一個人盡力去奮鬥,也可以得一個大成績。能奮鬥不能奮鬥,是在有沒有武器。諸君從這次大會已經補充了很多的武器,回到各地方上盡力去奮鬥,將來的成績一定是很好。在來年大會中,拿諸君的成績去比較,知道了誰的成績是頂好的,自然可以知道是誰的奮鬥頂多。我們要本黨的成績都好,就要從今以後,大家一齊去奮鬥。

  現在已經是民國十三年,就是國民黨在各地方公開奮鬥了十三年。因為見到從前的奮鬥尚不充分,所以這次要開大會,把全黨來改組。從前奮鬥不充分的原因,是由於沒有辦法;從此以後有了辦法,就要諸君擔負責任,拿這個辦法去替國人發生一個新希望。我們從前革命因為沒有好辦法,所以成功與失敗各有一半;從今以後拿了好辦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有勝無敗,天天成功,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宣佈到全國的民眾。在今年之內,一定可把革命事業做到徹底的大成功!

  注釋:

  據劉芷芬編《孫總理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大會秘書處一九二四年二月印發本)中的《閉會詞》

  《孫中山選集》

  三民主義(上)*

  (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月)

  民族主義

  自序

  自《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後,予乃從事於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為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冊,於思想之線索、研究之門徑亦大略規劃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炮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毀去,殊可痛恨!

  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於每星期演講一次,由黃昌谷君筆記之,由鄒魯君讀校之。今民族主義適已講完,特先印單行本,以餉同志。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為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尚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為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未可限量也。

  民國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孫文序於廣州大本營

  (加蓋「大元帥章」及「孫文之印」)

  第一講

  (一月二十七日)

  諸君:

  今天來同大家講三民主義。什麼是三民主義呢?用最簡單的定義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什麼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為三民主義系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既是救國主義,試問我們今日中國是不是應該要救呢?如果是認定應該要救,那麼便應信仰三民主義。信仰三民主義便能發生出極大勢力,這種極大勢力便可以救中國。

  今天先講民族主義。這次國民黨改組所用救國方法,是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遍的宣傳,最要的是演明主義。中國近十餘年來,有思想的人對於三民主義都聽慣了,但是要透徹瞭解他,許多人還做不到。所以今天先把民族主義來同大家詳細的講一講。

  什麼是民族主義呢?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講,我可以用一句簡單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像廣東兩姓械鬥,兩族的人無論犧牲多少生命財產,總是不肯罷休,這都是因為宗族觀念太深的緣故。因為這種主義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犧牲。至於說到對於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

  我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便不適當。外國人說民族和國家便有分別。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哪遜」1[nation的譯音。]。「哪遜」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民族,一是國家。這一個字雖然有兩個意思,但是他的解釋非常清楚,不容混亂。在中國文中,一個字有兩個解釋的很多。即如「社會」兩個字,就有兩個用法:一個是指一般人群而言,一個是指一種有組織之團體而言。本來民族與國家相互的關係很多,不容易分開,但是當中實在有一定界限,我們必須分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民族。我說民族就是國族,何以在中國是適當,在外國便不適當呢?因為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外國有一個民族造成幾個國家的,有一個國家之內有幾個民族的。像英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強的國家,他們國內的民族是用白人為本位,結合棕人、黑人等民族,才成「大不列顛帝國」。所以在英國說民族就是國族,這一句話便不適當。再像香港,是英國的領土,其中的民族有幾十萬人是中國的漢人參加在內,如果說香港的英國國族就是民族,便不適當。又像印度,現在也是英國的領土,說到英國國族起來,當中便有三萬萬五千萬印度人。如果說印度的英國國族就是民族,也是不適當。大家都知道英國的基本民族是盎格魯撒遜人,但是盎格魯撒遜人不只英國有這種民族,就是美國也有很多盎格魯撒遜人。所以在外國便不能說民族就是國族。但民族和國家是有一定界限的,我們要把他來分別清楚有什麼方法呢?最適當的方法,是民族和國家根本上是用什麼力造成的。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中國的政治歷史來證明,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一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像造成香港的原因,並不是幾十萬香港人歡迎英國人而成的,是英國人用武力割據得來的。因為從前中國和英國打仗,中國打敗了,把香港人民和土地割歸到英國,久而久之,才造成現在的香港。又像英國造成今日的印度,經過的情形也是同香港一樣。英國現在的領土擴張到全世界,所以英國人有一句俗話說:「英國無日落。」換一句話說,就是每日晝夜,日光所照之地,都有英國領土。譬如我們在東半球的人,由日出算起,最先照到紐絲蘭1[今譯新西蘭,下同。]、澳洲、香港、星加坡,西斜照到錫蘭、印度,再西到阿顛、馬兒打2[今譯亞丁、馬耳他。],更西便照到本國。再輪到西半球,便有加拿大,而循環到香港、星加坡。故每日夜二十四點鐘,日光所照之時,必有英國領土。像英國這樣大的領土,沒有一處不是用霸道造成的。自古及今,造成國家沒有不是用霸道的。至於造成民族便不相同,完全是由於自然,毫不能加以勉強。像香港的幾十萬中國人,團結成一個民族,是自然而然的。無論英國用什麼霸道,都是不能改變的。所以一個團體,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由於霸道人為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這便是國家和民族的分別。

  再講民族的起源。世界人類本是一種動物,但和普通的飛禽走獸不同。人為萬物之靈。人類的分別,第一級是人種,有白色、黑色、紅色、黃色、棕色五種之分。更由種細分,便有許多族。像亞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來族3[今譯馬來族。]、日本族、滿族、漢族。造成這種種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便很複雜。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由於根源黃色血統而成。祖先是什麼血統,便永遠遺傳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是很大的。次大的力是「生活」。謀生的方法不同,所結成的民族也不同。像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遊牧為生活,什麼地方有水草,便遊牧到甚麼地方,移居到什麼地方。由這種遷居的習慣,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蒙古能夠忽然強盛,就本於此。當蒙古族最強盛的時候,元朝的兵力,西邊征服中央亞細亞、阿刺伯及歐洲之一部分,東邊統一中國,幾幾乎征服日本,統一歐亞。其他民族最強盛的象漢族,當漢唐武力最大的時候,西邊才到裡海。像羅馬民族武力最大的時候,東邊才到黑海。從沒有那一個民族的武力,能夠及乎歐亞兩洲,像元朝的蒙古民族那樣強盛。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夠那樣強盛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人民的生活是遊牧,平日的習慣便有行路不怕遠的長處。第三大的力是「語言」。如果外來民族得了我們的語言,便容易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個民族。再反過來,若是我們知道外國語言,也容易被外國人同化。如果人民的血統相同,語言也同,那麼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語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第四個力是「宗教」。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刺伯和猶太兩國已經亡了許久,但是阿刺伯人和猶太人至今還是存在。他們國家雖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就是因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猶太人散在各國的極多,世界上極有名的學問家象馬克思,像愛因斯坦,都是猶太人。再像現在英美各國的資本勢力,也是被猶太人操縱。猶太民族的天質是很聰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雖流離遷徙於各國,猶能維持其民族於長久。阿刺伯人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也是因為他們有漠罕墨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極深的民族象印度,國家雖然亡到英國,種族還是永遠不能消滅。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如果人類中有一種特別相同的風俗習慣,久而久之,也可自行結合成一個民族。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所以用這五種力和武力比較,便可以分別民族和國家。

  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要提倡民族主義,必要先把這種主義完全瞭解,然後才能發揮光大,去救國家。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言語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我們這種民族,處現在世界上是什麼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我們要提倡民族主義來挽救中國危亡,便先要知道我們民族的危險是在什麼地方。要知道這種危險的情形,最好是拿中國人和列強的人民比較,那便更易清楚。歐戰以前,世界上號稱列強的有七八國,最大的有英國,最強的有德國、奧國、俄國,最富的有美國,新起的有日本和意大利。歐戰以後,倒了三國,現在所剩的頭等強國,只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英國、法國、俄國、美國都是以民族立國。英國發達,所用民族的本位是盎格魯撒遜人,所用地方的本位是英格蘭和威爾斯,人數只有三千八百萬,可以叫做純粹英國的民族。這種民族在現在世界上是最強盛的民族,所造成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推到百年以前,人數只有一千二百萬,現在才有三千八百萬,在此百年之內便加多三倍。

  我們東方有個島國,可以說是東方的英國,這個國家就是日本。日本國也是一個民族造成的,他們的民族叫做大和民族。自開國到現在,沒有受過外力的吞併,雖然以元朝蒙古的強盛,還沒有征服過他。他們現在的人口,除了高麗、台灣以外,是五千六百萬。百年以前人口的確數,很難稽考,但以近來人口增加率之比例計算,當系增加三倍。故百年以前的日本人口,約計在二千萬上下。這種大和民族的精神,至今還沒有喪失。所以乘歐化東漸,在歐風美雨中,利用科學新法發展國家,維新五十年,便成現在亞洲最強盛的國家,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歐美人不敢輕視。我們中國的人口比那一國都要多,至今被人輕視的原故,就是一則有民族主義,一則無民族主義。日本未維新之前,國勢也是很衰微,所有的領土不過四川一省大,所有的人口不及四川一省多,也受過外國壓制的恥辱。因為他們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所以便能發奮為雄,當中經過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微的國家變成強盛的國家。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

  用亞洲人和歐洲人比,從前以為世界上有聰明才智的只有白人,無論什麼事都被白人壟斷。我們亞洲人因為一時無法可以得到他們的長處,怎樣把國家變成富強?所以對於要國家富強的心思,不但中國人失望,就是亞洲各民族的人都失望。到了近來忽然興起一個日本,變成世界上頭等富強的國家。因為日本能夠富強,故亞洲各國便生出無窮的希望,覺得日本從前的國勢也是和現在的安南、緬甸一樣,現在的安南、緬甸便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人能學歐洲,所以維新之後便趕上歐洲。當歐戰停止之後,列強在華賽爾討論世界和平1[今譯凡爾賽,下同。],日本的國際地位列在五大強國之一。提起關於亞洲的事情,列強都是聽日本主持,惟日本馬首是瞻。由此便可知,白人所能做的事,日本人也可以做。世界上的人種雖然有顏色不同,但是講到聰明才智,便不能說有什麼分別。亞洲今日因為有了強盛的日本,故世界上的白種人不但是不敢輕視日本人,並且不敢輕視亞洲人。所以日本強盛之後,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頭等民族的尊榮,就是其他亞洲人也可抬高國際的地位。從前以為歐洲人能夠做的事,我們不能夠做。現在日本人能夠學歐洲,便知我們能夠學日本。我們可以學到象日本,也可知將來可以學到象歐洲。

  俄國在歐戰的時候,發生革命,打破帝制,現在成了一個新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從前大不相同。他們的民族叫做斯拉夫,百年以前的人口是四千萬,現在有一萬<萬>六千萬,比從前加多四倍,國力也比從前加大四倍。近百年以來,俄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不但是亞洲的日本、中國怕他侵入,就是歐洲的英國、德國也怕他侵入。他們在帝國時代,專持侵略政策,想擴張領土。現在俄國的疆土占歐洲一半,占亞洲也到一半,領土跨占歐亞兩洲;他們這樣大的領土,都是從侵略歐亞兩洲而來。當日俄之戰時,各國人都怕俄國侵略中國的領土;他們所以怕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的原故,是恐怕中國被俄國侵佔之後,又再去侵略世界各國,各國都要被俄國侵佔。俄國人本有併吞世界的志氣,所以世界各國便想法來抵制,英日聯盟就是為抵制這項政策。日俄戰後,日本把俄國趕出高麗、南滿以外,遂推翻俄國侵略世界的政策,保持東亞的領土,世界上便生出一個大變化。自歐戰以後,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世界上又生出一個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成功不過六年。他們在這六年之中,改組內部,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新政策,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現在各國怕俄國的心理,比從前還要厲害。因為那種和平新政策,不但是打破俄國的帝國主義,並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不但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因為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俄國的新政策要打破這種把持,故世界上的資本家便大恐慌,所以世界上從此便生出一個很大的變動。因為這個大變動,此後世界上的潮流也隨之改變。

  就歐洲戰爭的歷史說,從前常發生國際戰爭,最後的歐戰是德、奧、土、布諸同盟國和英、法、俄、日、意、美諸協商國兩方戰爭1[今譯保,指保加利亞。],經過四年的大戰,始筋疲力盡,雙方停止。經過這次大戰之後,世界上先知先覺的人,逆料將來歐洲沒有燒點可以引起別種國際戰爭,所不能免的或者是一場人種的戰爭,像黃人和白人戰爭之例。但自俄國新變動發生之後,就我個人觀察已往的大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同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俄國革命以後,斯拉夫民族生出了什麼思想呢?他們主張抑強扶弱,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這種思想宣傳到歐洲,各種弱小民族都很歡迎,現在最歡迎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在歐戰之前,最貧最弱,不能振作,歐洲人都叫他做「近東病夫」,應該要消滅。到了歐戰,加入德國方面,被協商國打敗了,各國更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幾乎不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這是靠什麼力量呢?是全靠俄國人的幫助。由此推論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那些國家是被壓迫的呢?當歐戰前,英國、法國要打破德意志的帝國主義,俄國也加入他們一方面,後來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中途還要回師,宣佈革命。這是什麼原故呢?是因為俄國人受壓迫太甚,所以要去革命,實行他們的社會主義,反抗強權。當時歐洲列強都反對這種主義,所以共同出兵去打他,幸而俄國有斯拉夫民族的精神,故終能打破列強。至今列強對於俄國,武力上不能反對,便不承認他是國家,以為消極的抵制(現在英國已正式承認俄國1[按:括號內的這段注文,是孫中山後來親筆加上去的。英國宣佈承認蘇聯是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到八月,兩國才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歐洲各國何以反對俄國的新主義呢?因為歐洲各國人是主張侵略,有強權,無公理。俄國的新主義,是主張以公理撲滅強權的。因為這種主張和列強相反,所以列強至今還想消滅他。俄國在沒有革命之前,也主張有強權無公理,是一個很頑固的國家,現在便反對這項主張。各國因俄國反對這項主張,便一齊出兵去打俄國。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說以後戰爭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今日德國是歐洲受壓迫的國家;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國家拚命一戰。推到全世界,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和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

  德國在一百年前,人口有二千四百萬,經過歐戰之後,雖然減少了許多,但現在還有六千萬。這一百年內增加了兩倍半。他們的人民叫做條頓民族,這種民族和英國人相近,是很聰明的,所以他們的國家便很強盛。經過歐戰以後,武力失敗,自然要主張公理,不能主張強權。

  美國人口,一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有一萬萬以上。他們的增加率極大,這百年之內加多十倍。他們這些增加的人口,多半是由歐洲移民而來,不是在本國生育的。歐洲各國的人民,因為近幾十年來,歐洲地狹人稠,在本國沒有生活,所以便搬到美國來謀生活。因為這個原故,美國人口便增加得非常快。各國人口的增加多是由於生育,美國人口的增加多是由於容納。美國人的種族比那一國都要複雜,各洲各國的移民都有,到了美國之後就熔化起來,所謂合一爐而冶之,自成一種民族。這種民族,既不是原來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又不是意大利人和其他南歐洲人,另外是一種新民族,可以叫做美利堅民族。美國因為有獨立的民族,所以便成世界上獨立的國家。

  法國人是拉丁民族。拉丁民族散在歐洲的國家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移到美洲的國家有墨西哥、比魯、芝利、哥侖比亞1[今譯秘魯、智利、哥倫比亞。]、巴西、阿根廷和其他中美洲諸小國。因為南美洲諸國的民族都是拉丁人,所以美國人都把他們叫做拉丁美利堅。法國人口增加很慢,百年之前有三千萬,現在有三千九百萬,一百年內不過增加四分之一。

  我們現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來比較一比較。近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國是四倍,德國是兩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這百年之內人口增加許多的原故,是由科學昌明,醫學發達,衛生的設備一年比一年完全,所以減少死亡,增加生育。他們人口有了這樣增加的迅速,和中國有什麼關係呢?用各國人口的增加數和中國的人口來比較,我覺得毛骨聳然!譬如美國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多,再過一百年,仍然照舊增加,當有十萬萬多。中國人時常自誇,說我們人口多,不容易被人消滅。在元朝入主中國以後,蒙古民族不但不能消滅中國人,反被中國人同化。中國不但不亡,並且吸收蒙古人。滿洲人征服中國,統治二百六十多年,滿洲民族也沒有消滅中國人,反為漢族所同化,變成漢人,像現在許多滿人都加漢姓。因為這個原故,許多學者便以為縱讓日本人或白人來征服中國,中國人只有吸收日本人或白種人的,中國人可以安心罷。殊不知百年之後,美國人口可加到十萬萬,多過我們人口兩倍半。從前滿洲人不能征服中國民族,是因為他們只有一百幾十萬人,和中國的人口比較起來,數目太少,當然被中國人吸收。如果美國人來征服中國,那麼百年之後,十個美國人中只參雜四個中國人,中國人便要被美國人所同化。諸君知道,中國四萬萬人是什麼時候調查得來的呢?是滿清乾隆時候調查得來的。乾隆以後沒有調查,自乾隆到現在將及二百年,還是四萬萬人。百年之前是四萬萬,百年之後當然也是四萬萬。法國因為人口太少,獎勵生育,如果一個人生三子的便有獎,生四五子的便有大獎,如果生雙胎的更格外有獎。男子到了三十歲不娶,和女子到了二十歲不嫁的,便有罰。這是法國獎勵生育的方法。至於法國人口,並不減少,不過他們的增加率沒有別國那一樣大罷了。且法國以農業立國,國家富庶,人民家給戶足,每日都講究快樂。百年前有一個英國學者,叫做馬爾賽斯1[今譯馬爾薩斯,下同。],他因為憂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給的物產有限,主張減少人口。曾創立一種學說,謂:「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數學級數。」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剛合他們的心理,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賽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賽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我們的人口到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增加的人數雖然不及英國、日本,但自乾隆時算起,至少也應該有五萬萬。從前有一位美國公使叫做樂克裡耳,到中國各處調查,說中國的人口最多不過三萬萬。我們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時候已經有了四萬萬,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則已減少四分之一。就說是現在還是四萬萬,以此類推,則百年之後恐怕仍是四萬萬。

  日本人口現在有了六千萬,百年之後,應該有二萬萬四千萬。因為在本國不能生活,所以現在便向各國訴冤,說島國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發展。向東走到美國,加利佛尼亞省便閉門不納;向南走到澳洲,英國人說:「澳洲是白色人的澳洲,別色人種不許侵入。」日本人因為到處被人拒絕,所以便向各國說情,說日本人無路可走,所以不能不經營滿洲、高麗。各國也明白日本人的意思,便容納他們的要求,以為日本殖民到中國於他們本國沒有關係。

  一百年之後,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幾倍。像德國、法國因為經過此次大戰之後,死亡太多,想恢復戰前狀態,獎勵人口生育,一定要增加兩三倍。就現在全世界的土地與人口比較,已經有了人滿之患。像這次歐洲大戰,便有人說是「打太陽」的地位。因為歐洲列強多半近於寒帶,所以起戰爭的原故,都是由於互爭赤道和溫帶的土地,可以說是要爭太陽之光。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併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還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像從前蒙古、滿洲征服中國,是用少數征服多數,想利用多數的中國人做他們的奴隸。如果列強將來征服中國,是用多數征服少數,他們便不要我們做奴隸,我們中國人到那個時候連奴隸也做不成了!

  第二講

  (二月三日)

  自古以來,民族之所以興亡,是由於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為天然淘汰。人類因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現在人類中都已經絕跡了。我們中國的民族也很古,從有稽考以來的歷史講,已經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們的民族,自開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當中受過了許多天然力的影響,遺傳到今日,天不但不來消滅我們,並且還要令我們繁盛,生長了四萬萬人。和世界的民族比較,我們還是最多最大的,是我們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較別種民族獨厚。故經過天時人事種種變更,自有歷史四千多年以來,只見文明進步,不見民族衰微。代代相傳,到了今天,還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所以一般樂觀的人,以為中國民族,從前不知經過了多少災害,至今都沒有滅亡,以後無論經過若何災害,是決不至滅亡的。這種論調,這種希望,依我看來,是不對的。因為就天然淘汰力說,我們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的力量,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為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我們民族處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這兩種力的壓迫,並且深中這兩種力的禍害了。

  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了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這兩次亡國,都是亡於少數民族,不是亡於多數民族。那些少數民族,總被我們多數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國在政權上,雖然亡過了兩次,但是民族還沒有受過大損失。至於現在列強民族的情形,便和從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來,列強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經比較過了。像英國、俄國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國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內的增加,推測以後一百年的增加,我們民族在一百年以後,無論所受的天惠怎麼樣深厚,就很難和列強的民族並存於世界。比如美國的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以上,再過一百年就有十萬萬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幾倍。由此推測,到百年之後,我們的人口便變成了少數,列強人口便變成了多數。那時候中國民族縱然沒有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可以滅亡。況且在一百年以後,我們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並且要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此兩種力比較天然力還要快而且烈。天然力雖然很慢,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個先例可以用來證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紅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為紅番之地,他們的人數很多,到處皆有;但從白人搬到美洲之後,紅番人口就逐漸減少,傳到現在,幾乎盡被消滅。由此便可見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政治力和經濟力比較天然淘汰力還要更快,更容易消滅很大的民族。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還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故在這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如果在這十年以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民族還可以和列強的民族並存。如果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被列強的民族所消滅,縱使不至於全數滅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後中國的民族,同時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得中國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險。

  中國受歐美政治力的壓迫,將及百年。百年以前,滿人據有我們的國家,仍是很強盛的。當時英國滅了印度,不敢來滅中國,還恐中國去干涉印度。但是這百年以來,中國便失去許多領土。由最近推到從前,我們最近失去的領土是威海衛、旅順、大連、青島、九龍、廣州灣。歐戰以後,列強想把最近的領土送回,像最先送回的有青島,最近將要送回的有威海衛,但這不過是中國很小的地方。從前列強的心理,以為中國永遠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把中國沿海的地方象大連、威海衛、九龍等處來佔領,做一個根據地,以便瓜分中國。後來中國起了革命,列強知道中國還可以有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國的念頭。當列強想瓜分中國的時候,一般中國反革命的人,說革命足以召瓜分;不知後來革命的結果,不但不召列強瓜分,反打消列強要瓜分中國的念頭。再推到前一點的失地,是高麗、台灣、澎湖。這些地方是因為日清之戰才割到日本,中國因為日清一戰,才引出列強要瓜分的論調。更前一點的失地,是緬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國當時還稍有抵抗,鎮南關一戰,中國還獲勝仗。後來因被法國恐嚇,中國才和法國講和,情願把安南讓與法國。但是剛在講和之前幾天,中國的軍隊正在鎮南關、諒山大勝,法國幾乎全軍覆沒;後來中國還是求和,法國人便以為很奇怪。嘗有法國人對中國人說,「中國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議,就各國的慣例,凡是戰勝之國一定要表示戰勝的尊榮,一定要戰敗的割地賠償。你們中國戰勝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國,定種種苛虐條件,這真是歷史上戰勝求和的先例。」中國之所以開這個先例的原因,是由於滿清政府太糊塗。安南和緬甸本來都是中國的領土,自安南割去以後,同時英國佔據緬甸,中國更不敢問了。又更拿前一點的失地說,就是黑龍江、烏蘇裡。又再推到前一點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龍江以北諸地,就是前日俄國遠東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國都拱手送去外人,並不敢問。此外更有琉球、暹羅、蒲魯尼、蘇綠1[今譯婆羅洲、蘇門答臘。]、爪哇、錫蘭、尼泊爾、布丹等那些小國2[今譯不丹。],從前都是來中國朝貢過的。故中國最強盛時代,領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龍江以北,南至喜馬拉雅山以南,東至東海以東,西至蔥嶺以西,都是中國的領上。尼泊爾到了民國元年,還到四川來進貢,元年以後,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來了。像這樣講來,中國最強盛時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鄰,亞洲西南各國無不以稱藩朝貢為榮。那時歐洲的帝國主義還沒有侵入亞洲。當時亞洲之中,配講帝國主義的只是中國。所以那些弱小國家,都怕中國,怕中國用政治力去壓迫。至今亞洲各弱小民族,對於中國還是不大放心。這回我們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蒙古派得有代表來,是看我們南方政府對外的主張是否仍舊用帝國主義。他們代表到了之後,看見我們大會中所定的政綱是扶持弱小民族,毫無帝國主義的意思,他們便很贊成,主張大家聯絡起來,成一個東方的大國。像這項要贊成我們主張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都是一樣。現在歐洲列強,正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來壓迫中國,所以中國的領土便逐漸縮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內也失了許多地方。

  自中國革命以後,列強見得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是很不容易的,以為從前滿洲征服過了中國,我們也曉得革命,如果列強還再用政治力來征服中國,中國將來一定是要反抗,對於他們是很不利的。所以他們現在稍緩其政治力來征服我們,便改用經濟力來壓迫我們。他們以為不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各國便可以免衝突。但是他們在中國的衝突雖然是免了,可是在歐洲的衝突到底還免不了。故由巴爾幹半島問題,便生出了歐洲大戰。他們自己受了許多損失,許多強國象德國、奧國都倒下來了。但是他們的帝國主義,現在還沒有改革,英國、法國、意大利仍舊<把>帝國主義繼續進行。美國也拋棄「門羅主義」,去參加列強,一致行動。經過了歐戰以後,他們在歐洲,或者把帝國主義一時停止進行;但是對於中國,像前幾日各國派二十多隻兵艦到廣州來示威,還是用帝國主義的力量,來進行他們經濟的力量。經濟力的壓迫,比較帝國主義、就是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厲害。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看得見的,好比此次列強用二十多隻兵船來示威,廣州人民便立時覺得痛癢,大家生出公憤,就是全國人民也起公憤。故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有痛癢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覺,像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大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全國人至今還只知道是列強的半殖民地。這半殖民地的名詞,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了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厲害。比方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人做日本的奴隸,安南人做法國的奴隸。我們動以「亡國奴」三字譏消高麗人、安南人,我們只知道他們的地位,還不知道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實在比不上高麗人、安南人。由剛才所說的概括名義,中國是半殖民地,但是中國究竟是那一國的殖民地呢?是對於已經締結了條約各國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所以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比較起來,是做一國的奴隸好些呀,還是做各國的奴隸好些呢?如果做一國的奴隸,遇到了水旱天災,做主人的國家,就要撥款來賑濟。他們撥款賑濟,以為這是自己做主人的義務,分內所當為的。做奴隸的人民,也視為這是主人應該要救濟的。但是中國北方前幾年受了天災,各國不視為應該要盡的義務,撥款來賑濟,只有在中國內地的各國人,來提倡捐助賑濟災民。中國人看見了,便說是各國很大的慈善。不是他們的義務,和主人的國家對於奴隸的人民,便差得很遠。由此便可見中國還比不上安南、高麗。所以做一國的奴隸,比較做各國的奴隸的地位是高得多,講到利益來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這個「次」字,是由於化學名詞中得來的,如次亞#便是。藥品中有屬#質而低一等者名為亞#,更低一等者名為次亞#。又如各部官制,總長之下低一級的,就叫做次長一樣。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為很恥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要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廣東和外國爭關余,關稅餘款本該是我們的,為什麼要爭呢?因為中國的海關被各國拿去了。我們從前並不知道有海關,總是閉關自守,後來英國到中國來叩關,要和中國通商,中國便閉關拒絕。英國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聯合起來,把中國的關打開,破了中國的門戶。當時英國軍隊已經佔了廣州,後來見廣州站不住,就不要廣州,去要香港,並且又要賠款。中國在那個時候,沒有許多現錢來做賠款,就把海關押到英國,讓他們去收稅。當時滿清政府計算,以為很長久的時間才可以還清,不料英國人得了海關,自己收稅,不到數年便把要求的賠款還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敗,從前經理徵收關稅有中飽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國海關都交給英國人管理,稅務司也盡派英國人去充當。後來各國因為都有商務的關係,便和英國人爭管海關的權利,英國人於是退讓,依各國商務之大小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現在,全國海關都在外人的手內。中國同外國每立一回條約,就多一回損失,條約中的權利總是不平等,故海關稅則都是由外國所定,中國不能自由更改。中國的關稅,中國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們便要爭。

  現在各國對於外來經濟力的壓迫,又是怎樣對待呢?各國平時對於外國經濟力的侵入,都是用海關作武器,來保護本國經濟的發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來軍隊的侵入,便要築炮台一樣。所以,保護稅法就是用關稅去抵制外貨,本國的工業才可以發達。像美國自白人滅了紅番以後,和歐洲各國通商,當時美國是農業國,歐洲各國多是工業國,以農業國和工業國通商,自然是工業國佔勝利,故美國就創出保護稅法,來保護本國的工商業。保護稅法的用意,是將別國的入口貨特別加以重稅,如進口貨物值一百元的,海關便抽稅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國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這樣重的稅,便可以令別國貨物的價貴,在本國不能銷行;本國貨物無稅,因之價平,便可以暢銷。我們中國現在怎麼樣的情形呢?中國沒有和外國通商以前,人民所用貨物,都是自己用手工製造,古人說「男耕女織」,便可見農業和紡織工業是中國所固有的。後來外國貨物進口,因為海關稅輕,所以外來的洋布價賤,本地的土布價貴,一般人民便愛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業就被洋布打滅了。本國的手工工業便從此失敗,人民無職業,便變成了許多遊民。這就是外國經濟力壓迫的情形。現在中國雖然仍有手工織布,但是原料還要用洋紗。近來漸有用本國棉花和外國機器來紡紗織布的。像上海有很多的大紗廠、大布廠,用這些布廠紗廠本來逐漸可抵制洋貨,但是因為海關還在外國人手中,他們對於我們的土布還要抽重稅,不但海關要抽重稅,進到內地各處還要抽釐金。所以中國不獨沒有保護稅法,並且是加重土貨的稅去保護洋貨。當歐戰時,各國不能製造貨物輸入中國,所以上海的紗廠布廠一時是很發達的,由此所得的利益便極大,對本分利,資本家極多。但歐戰以後,各國貨物充斥中國,上海的紗廠布廠,從前所謂賺錢的,至今都變成虧本了,土貨都被洋貨打敗了。中國關稅不特不來保護自己,並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戰壕,自己不但不能用去打敵人,並且反被敵人用來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壓迫是有形的,最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見的;經濟力的壓迫是無形的,一般人都不容易看見,自己並且還要加重力量來壓迫自己。所以中國自通商以後,出入口貨物之比較,有江河日下之勢。前十年調查中國出入口貨物,相差不過二萬萬元。近來檢查海關報告表,一九二一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是五萬萬元,比較十年前已加多兩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後也加多兩倍半,那麼進口稅〔貨〕超過出口貨便要到十二萬萬五千萬。換一句話說,就是十年之後,中國單貿易一項,每一年要進貢到外國的是十二萬萬五千萬元。汝看這個漏#是大不大呢!

  經濟力的壓迫,除了海關稅以外還有外國銀行。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銀行都不信用,對於外國銀行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們廣東的外國銀行便極有信用,中國銀行毫無信用。從前我們廣東省立銀行發出紙幣,尚可通用,此刻那種紙幣毫不能用,我們現在只用現銀。從前中國紙幣的信用不及外國紙幣,現在中國的現銀仍不及外國銀行的紙幣。現在外國銀行的紙幣,銷行於廣東的總數當有幾千萬,一般人民都情願收藏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推之上海、天津、漢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樣。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為中了經濟壓迫的毒。我們平常都以為外國人很有錢,不知道他們是用紙來換我們的貨物,他們本來沒有幾多錢,好多都是我們送到他們的一樣。外國人現在所用的錢,不過印出幾千萬紙,我們信用他,他們便有了幾千萬錢。那些外國銀行的紙幣,每印一元只費幾文錢印成的紙,他的價值便稱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國人不過是用最少之價值去印幾千萬元的紙,用那幾千萬元的紙便來換我們幾千萬塊錢的貨物。諸君試想這種損失是大不大呢?為什麼他們能夠多印紙,我們不能夠照樣去印呢?因為普通人都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只信用外國,不信用自己,所以我們印的紙便不能通行。

  外國紙幣之外,還有匯兌。我們中國人在各通商口岸匯兌錢,也是信用外國銀行,把中國的錢都交外國銀行匯兌。外國銀行代中國人匯兌,除匯錢的時候賺千分之五的匯水以外,並強賺兩地的錢價,在交錢的時候又賺當地銀元合銀兩的折扣。像這樣錢價折扣的損失,在匯錢和交錢的兩處地方總算起來,必須過百分之二三。像由廣東外國銀行匯一萬塊錢到上海,外國銀行除了賺五十元匯水以外,另外由毫銀算成上海規<元>銀的錢價,他們必定把廣東毫銀的價格算低,把上海規元銀的價格抬高,由他們自由計算,最少必要賺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錢的時候,他們不交規元銀,只肯交大洋錢,他們用規元銀折成大洋錢,必壓低銀兩的市價抬高洋錢的市價,至少又要賺一二百元。故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兌一萬塊錢,每次至少要<損>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萬塊錢在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來匯去,最多不過三十餘次,便完全化為烏有。人民所以要受這些損失的原因,是困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

  外國銀行在中國的勢力,除了發行紙幣和匯兌以外,還有存款。中國人有了錢,要存到銀行內。不問中國銀行的資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國人辦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問外國銀行是有信用沒有信用,他們所給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聽到說是外國人辦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覺得極安全,有錢便送進去;就是利息極少,也是很滿意。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一般滿清皇室和滿清官僚怕革命黨到了,要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於是把所有的金銀財寶都存到各處外國銀行,就是沒有利息,只要外國人收存,便心滿意足。甚至象清兵和革命軍在武漢打仗,打敗了的那幾日,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銀行所收滿人寄存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國銀行都有錢滿之患,無餘地可以再存;於是後來存款的,外國銀行對於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錢,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錢,存款人只要外國銀行收存款,說到租錢,外國銀行要若干便給若干。當時調查全國的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的存款,總計一二十萬萬。從此以後,中國人雖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幾年以來,一般軍閥官僚象馮國璋、王占元、李純、曹錕到處搜括,所發的橫財,每人動輒是幾千萬,他們因為想那些橫財很安全,供子子孫孫萬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國銀行。所以至今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存款的總數,和辛亥年的總數還是沒有什麼大加減。外國銀行收了這一二十萬萬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過四五厘。外國銀行有了這一二十萬<萬>錢,又轉借到中國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國銀行只任經理之勞,專用中國人的資本來賺中國人的利息,每年總要在數千萬。這是中國人因為要存款到外國銀行,無形中所受的損失。普通人要把錢存到外國銀行內的心理,以為中國銀行不安全,外國銀行很安全,把款存進去,不怕他們閉倒。試問現在的中法銀行停止營業,把中國人的存款沒有歸還,中法銀行是不是外國銀行呢?外國銀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外國銀行既是不安全,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還是甘心情願,要把中國的錢存到外國銀行,每年要損失這樣大的利息呢?推究這個原因,也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外國銀行一項,在中國所獲之利,統合紙票、匯兌、存款三種算之,當在一萬萬元左右。

  外國銀行之外,還有運費。中國貨物運去外國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運往漢口、長沙、廣州各內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業近來固然是很發達,但是日本最先的時候只有一個日本郵船會社,後來才有東洋汽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於中國內地,航行於全世界。日本航業之所以那樣發達,是因為他們政府有津貼來補助,又用政治力特別維持。在中國看起來,國家去津貼商船,有甚麼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國的經濟勢力相競爭,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也和各國締結條約,訂出運貨的運費,每噸有一定的價錢。比方由歐洲運貨到亞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長崎、橫濱。由歐洲到上海,比較由歐洲到長崎、橫濱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每噸的運費,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於由歐洲運貨到上海的運費,中國無航業與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貴;故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比較由歐洲運貨到上海,每噸的運費還要便宜。因此,歐洲貨物在日本出賣的市價,還要比在上海的平。反過來,如果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去歐洲,也是比由長崎、橫濱運去歐洲所費的運費貴得多。若是中國有值一萬萬塊錢的貨物運往歐洲,中國因為運費的緣故,就要加多一千萬。照此計算,就是一萬萬之中要損失一千萬,中國出入口貨物的價值每年已至十餘萬萬以上,此十餘萬萬中,所損失也當不下一萬萬元了。

  此外還有租界與割地的賦稅、地租、地價三項,數目亦實在不少。譬如香港、台灣、上海、天津、大連、漢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內的中國人,每年納到外國人的賦稅,至少要在二萬萬以上。像從前台灣納到日本人的稅,每年只有二千萬,現在加到一萬萬。香港從前納到英國人的稅1[此處原有一「抵」字,當為衍文,已刪。],每年只有幾百萬,現在加到三千萬。以後當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地租一項,則有中國人所收者,有外國人所收者,各得幾何,未曾切實調查,不得而知,然總以外國人所收為多,則不待問了。這地租之數,總比之地稅十倍。至於地價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經濟之權,自然是多財善賈,把租界之地平買貴賣。故此賦稅、地租、地價三項之款,中國人之受虧每年亦當不下四五萬萬元。

  又在中國境內外人之團體及個人營業,恃其條約之特權來侵奪我們利權的,更難以數計。單就南滿鐵路一個公司說,每年所賺純利已達五千餘萬。其他各國人之種種營業,統而推之,當在萬萬以上。

  更有一樁之損失,即是投機事業。租界之外人,每利用中國人之貪婪弱點,日日有小投機,數年一次大投機,盡量激發中國人之賭性熱狂。如樹膠的投機,馬克的投機,每次之結果,則中國人之虧累至少都有數千萬元。而天天之小投機事業,積少成多,更不知其數了。像這樣的損失,每年亦當數千萬元。

  至於戰敗的賠款,甲午賠於日本者二萬萬五千萬兩,庚子賠於各國者九萬萬兩,是屬於政治上武力壓迫的範圍,當不能與經濟壓迫同論,且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尚屬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屬之損失、僑民之損失,更不知其幾何矣。這樣看來,此種經濟的壓迫,真是厲害得很了。

  統共算起來:其一,洋貨之侵入,每年奪我利權的五萬萬元;其二,銀行之紙票侵入我市場,與匯兌之扣折、存款之轉借等事,奪我利權者或至一萬萬元;其三,出入口貨物運費之增加,奪我利權者約數千萬至一萬萬元;其四,租界與割地之賦稅、地租、地價三樁,奪我利權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五,特權營業一萬萬元;其六,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者當在幾千萬元。這六項之經濟壓迫,令我們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此每年十二萬萬元之大損失,如果無法挽救,以後只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於國亡種滅而後已!

  當中國強盛時代,每要列邦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而列邦的貢品,每年所值,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非常的榮耀了。到了宋朝中國衰弱的時候,反要向金人進貢,而納於金人的貢品每年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奇恥大辱。我們現在要進貢到外國每年有十二萬萬元,一年十二萬萬,十年就一百二十萬萬。這種經濟力的壓迫,這樣大的進貢,是我們夢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見的,所以大家還不覺得是大恥辱。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進貢,每年有十二萬萬一宗大款,那麼,我們應該做多少事業呢?我們的社會要如何進步呢?因為有了這種經濟力的壓迫,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故中國的社會事業都不能發達,普通人民的生機也沒有了。專就這一種壓迫講,比用幾百萬兵來殺我們還要厲害。況且外國背後更拿帝國主義來實行他們經濟的壓迫,中國人民的生機自然日蹙,遊民自然日多,國勢自然日衰了!

  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麼樣大,人口是怎麼樣多,百年之後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我們四萬萬人的地位是不能萬古長存的。試看美洲的紅番,從前到處皆有,現在便要全數滅亡。所以我們曉得政治壓迫的厲害,還要曉得經濟的壓迫更厲害。不能說我們有四萬萬人,就不容易被人消滅。因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沒有受過這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的。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個什麼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

  第三講

  (二月十日)

  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中國到今日已經失去了這個寶貝。為什麼中國失去了這個寶貝呢?我在今天所講的大意,就是把中國為什麼失去了民族主義的原故來推求,並且研究我們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否真正失去。

  依我的觀察,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已經失去了,這是很明白的,並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經失去了幾百年。試看我們革命以前,所有反對革命很厲害的言論,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再推想到幾百年前,中國的民族思想完全沒有了。在這幾百年中,中國的書裡頭簡直是看不出民族主義來,只看見對於滿洲的歌功頌德。什麼「深仁厚澤」,什麼「食毛踐土」,從沒有人敢說滿洲是什麼東西的。近年革命思想發生之後,還有許多自命為中國學士文人的,天天來替滿洲說話。譬如從前在東京辦《民報》時代,我們提倡民族主義,那時候駁我們民族主義的人,便說滿洲種族入主中華,我們不算是亡國:因為滿洲受過了明朝龍虎將軍的封號,滿洲來推翻明朝,不過是歷代朝廷相傳的接替,可說是易朝,不是亡國。然則從前做過中國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他也曾受過了中國戶部尚書的官銜,比如赫德來滅中國,做中國的皇帝,我們可不可以說中國不是亡國呢?這些人不獨是用口頭去擁護滿洲,還要結合一個團體叫做保皇黨,專保護大清皇帝,來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的。所有保皇黨的人,都不是滿洲人,完全是漢人。歡迎保皇黨的人,多是海外華僑。後遇革命思想盛行之時,那些華僑才漸漸變更宗旨,來贊成革命。華僑在海外的會黨極多,有洪門三合會,即致公堂。他們原來的宗旨,本是反清復明,抱有種族主義的;因為保皇主義流行到海外以後,他們就歸化保皇黨,專想保護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有種族主義的會黨,反變成了去保護滿洲皇帝。把這一件事看來,便可證明中國的民族主義完全亡了。

  我們講到會黨,便要知道會黨的起源。會黨在滿清康熙時候最盛。自順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國,明朝的忠臣義士在各處起來抵抗,到了康熙初年還有抵抗的。所以中國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完全被滿洲征服。康熙末年以後,明朝遺民逐漸消滅,當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覺得大事去矣,再沒有能力可以和滿洲抵抗,就觀察社會情形,想出方法來結合會黨。他們的眼光是很遠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觀察社會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們剛才結合成種種會黨的時候,康熙就開「博學鴻詞科」,把明朝有知識學問的人幾乎都網羅到滿洲政府之下。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專靠文人去維持民族主義,便對於下流社會和江湖上無家可歸的人,收羅起來,結成團體,把民族主義放到那種團體內去生存。這種團體的分子,因為是社會上最低下的人,他們的行動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講的言語,去宣傳他們的主義,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遺老實在有真知灼見。至於他們所以要這樣保存民族主義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時候,富人的寶貝自然要藏在很貴重的鐵箱裡頭。到了遇著強盜入室的時候,主人恐怕強盜先要開貴重的鐵箱,當然要把寶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極危急的時候,或者要投入極污穢之中,也未可知。故當時明朝遺老,想保存中國的寶貝,便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會中。所以滿洲二百多年以來,無論是怎樣專制,因為是有這些會黨口頭的遺傳,還可以保存中國的民族主義。當日洪門會中要反清復明,為什麼不把他們的主義保存在知識階級裡頭呢?為什麼不做文章來流傳,如太史公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呢?因為當時明朝的遺老看見滿洲開博學鴻詞科,一時有知識有學問的人差不多都被收羅去了,便知道那些有知識階級的靠不住,不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所以,要在下流社會中藏起來,便去結合那些會黨。在會黨裡頭,他們的結納是很容易、很利便的。他們結合起來,在滿洲專制之下保存民族主義,是不拿文字來傳,拿口頭來傳的。所以我們今天要把會黨源源本本講起來,很為困難。因為他們只有口頭傳下來的片段故事,就是當時有文字傳下來,到了乾隆時候也被銷毀了。在康熙、雍正時候,明朝遺民排滿之風還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時候便出了多少書,如《大義覺迷錄》等,說漢人不應該反對滿洲人來做皇帝。他所持的理由,是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滿洲人雖是夷狄之人,還可以來做中國的皇帝。由此便可見康熙、雍正還自認為滿洲人,還忠厚一點。到了乾隆時代,連滿漢兩個字都不准人提起了,把史書都要改過,凡是當中關於宋元歷史的關係和明清歷史的關係,都通通刪去。所有關於記載滿洲、匈奴、韃靼的書,一概定為禁書,通通把他消滅,不准人藏,不准人看。因為當時違禁的書,興過了好幾回文字獄之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保存在文字裡頭的,便完全消滅了。

  到了清朝中葉以後,會黨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門會黨。當洪秀全起義之時,洪門會黨多來相應,民族主義就復興起來。須注意:洪門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稱;當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康熙時有人奉朱洪祝起義)而得此稱謂,亦未可定。洪秀全失敗以後,民族主義更流傳到軍隊,流傳到遊民。那時的軍隊如湘軍、淮軍多屬會黨,即如今日青幫、紅幫等名目,也是由軍隊流傳而來。明朝遺老宣傳民族主義到下流社會裡頭,但是下流社會的知識太幼稚,不知道自己來利用這種主義,反為人所利用。比方在洪秀全時代,反清復明的思想已經傳到了軍隊裡頭,但因洪門子弟不能利用他們,故他們仍然是清兵。又有一段故事,也可以引來證明。當時左宗棠帶兵去征新疆,由漢口起程到西安,帶了許多湘軍、淮軍,經過長江。那時會黨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會,散在長江的叫做哥老會。哥老會的頭目,叫做「大龍頭」。有一位大龍頭在長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漢口。那時清朝的驛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會的馬頭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見他的軍隊自己移動集中起來,排起十幾里的長隊,便覺得非常詫異。不久接到一件兩江總督的文書,說有一個很著名的匪首,由漢口逃往西安,請他拿辦。左宗棠當時無從拿辦,只算是官樣文章,把這件事擱起來。後來看見他的軍隊移動得更厲害,排的隊更長,個個兵士都說去歡迎大龍頭,他還莫名其妙。後來知道了兵士要去歡迎的大龍頭,就是兩江總督要他拿辦的匪首,他便慌起來了。當時問他的幕客某人說:「什麼是哥老會呢?哥老會的大龍頭和這個匪首有什麼關係呢?」幕客便說:「我們軍中自兵士以至將官,都是哥老會。那位拿辦的大龍頭,就是我們軍中哥老會的首領。」左宗棠說:「如果是這樣,我們的軍隊怎樣可以維持呢?」幕客說:「如果要維持這些軍隊,便要請大帥也去做大龍頭。大帥如果不肯做大龍頭,我們便不能出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別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軍隊,所以便贊成幕客的主張,也去開山堂做起大龍頭來,把那些會黨都收為部下。由此便可見左宗棠後來能夠平定新疆,並不是利用清朝的威風,還是利用明朝遺老的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自清初以來保存了很久。從左宗棠做了大龍頭之後,他知道其中的詳情,就把馬頭破壞了,會黨的各機關都消滅了。所以到我們革命的時候,便無機關可用。這個洪門會黨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真是老早亡了。

  中國的民族主義既亡,今天就把亡的原因拿來說一說。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以被異族征服的原因為最大。凡是一種民族征服別種民族,自然不准別種民族有獨立的思想。好比高麗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現在就要改變高麗人的思想,所有高麗學校裡的教科書,凡是關於民族思想的話都要刪去;由此三十年後,高麗的兒童便不知有高麗了,便不知自己是高麗人了。從前滿洲對待我們也是一樣。所以民族主義滅亡的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被異族征服。征服的民族,要把被征服的民族所有寶貝,都要完全消滅。滿洲人知道這個道理,從前用過了很好的手段,康熙時候興過了文字獄,但是康熙還不如乾隆狡猾,要把漢人的民族思想完全消滅。康熙說他是天生來做中國皇帝的,勸人不可逆天;到了乾隆便更狡猾,就把滿漢的界限完全消滅。所以自乾隆以後,知識階級的人多半不知有民族思想,只有傳到下流社會。但是下流社會雖然知道要殺韃子,只知道當然,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消滅了幾百年,這種消滅是由於滿洲人的方法好。

  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消滅,本來因為是亡國,因為被外國人征服。但是世界上民族之被人征服的,不只中國人,猶太人也是亡國。猶太人在耶穌未生之前,已經被人征服了。及耶穌傳教的時候,他的門徒當他是革命,把耶穌當作革命的首領,所以當時稱他為猶太人之王。耶穌門徒的父母,曾有對耶穌說:「若是我主成功,我的大兒子便坐在主的左邊,二兒子便坐在主的右邊。」儼然以中國所謂左右丞相來相比擬。所以猶太人亡了國之後,耶穌的門徒以為耶穌是革命。當時耶穌傳教,或者是含有政治革命也未可知,但是他的十二位門徒中,就有一個以為耶穌的政治革命已經失敗了,就去賣他的老師。不知耶穌的革命,是宗教革命,所以稱其國為天國。故自耶穌以後,猶太的國雖然滅亡,猶太的民族至今還在。又像印度也是亡國,但是他們的民族思想,就不像中國的民族思想一樣,一被外國的武力壓服了,民族思想便隨之消滅。再像波蘭從前也亡國百多年,但是波蘭的民族思想永遠存在,所以到歐戰之後,他們就把舊國家恢復起來,至今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像這樣講來,中國和猶太、印度、波蘭比較,都是一樣的亡國,何以外國亡國,民族主義不至於亡,為什麼中國經過了兩度亡國,民族思想就滅亡了呢?這是很奇怪的,研究當中的道理是很有趣味的。

  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強盛的國家,所以常自稱為「堂堂大國」,聲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國都是「蠻夷」。以為中國是居世界之中,所以叫自己的國家做「中國」,自稱「大一統」。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所謂「萬國衣冠拜冕旒」,這都是由於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漸由民族主義而進於世界主義。所以歷代總是用帝國主義去征服別種民族,像漢朝的張博望、班定遠滅過了三十多國,好像英國印度公司的經理卡來呼把印度的幾十國都收服了一樣。中國幾千年以來總是實行「平天下」的主義,把亞洲的各小國完全征服了。但是中國征服別國,不是象現在的歐洲人專用野蠻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謂「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由此推尋,便可以得到我們民族思想之所以滅亡的道理出來。從什麼方面知道別的種族如猶太亡了國二千年,他們的民族主義還是存在;我們中國亡國只有三百多年,就把民族主義完全亡了呢?考察此中原因,好像考察人受了病一樣。一個人不論是受了什麼病,不是先天不足,就是在未受病之前身體早起了不健康的原因。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經有了受病的根源,所以一遇到被人征服,民族思想就消滅了。這種病的根源,就是在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

  如現在的英國和沒有革命以前的俄國,都是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到了現在,英國的帝國主義還是很發達。我們中國從前的帝國主義,或者還要駕乎英國之上。英俄兩國現在生出了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是有知識的學者提倡出來的,這是什麼思想呢?是反對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說民族主義是狹隘的,不是寬大的;簡直的說,就是世界主義。現在的英國和以前的俄國、德國,與及中國現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贊成這種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我常聽見許多新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是不好呢?如果這個主義是好的,為甚麼中國一經亡國,民族主義就要消滅呢?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論上講,不能說是不好。從前中國知識階級的人,因為有了世界主義的思想,所以滿清入關,全國就亡。康熙就是講世界主義的人,他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東西夷狄之人都可以來中國做皇帝,就是中國不分夷狄華夏。不分夷狄華夏,就是世界主義。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都服從。中國從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總想站在萬國之上,故主張世界主義。因為普通社會有了這種主義,故滿清入關便無人抵抗,以致亡國。當滿清入關的時候,人數是很少的,總數不過十萬人。拿十萬人怎麼能夠征服數萬萬人呢?因為那時候,中國大多數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什麼人來做中國皇帝都是歡迎的。所以史可法雖然想反對滿人,但是贊成他的人數太少,還是不能抵抗滿人。因全國的人都歡迎滿人,所以滿人便得做中國安穩皇帝。當那個時候,漢人不但是歡迎滿人,並且要投入旗下,歸化於滿人,所以有所謂「漢軍旗」。

  現在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是英國、美國。世界上不只一個強國,有幾個強國,所謂列強。但是列強的思想性質,至今還沒有改變。將來英國、美國或者能夠打破列強成為獨強。到那個時候,中國或者被英國征服。中國的民族變成英國民族,我們是好是不好呢?如果中國人入英國籍或美國籍,幫助英國或美國來打破中國,便說我們是服從世界主義,試問我們自己的良心是安不安呢?如果我們的良心不安,便是因為有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能夠令我們的良心不安,所以民族主義就是人類圖生存的寶貝。好比讀書的人,是拿什麼東西來謀生呢?是拿手中的筆來謀生的。筆是讀書人謀生的工具,民族主義便是人類生存的工具。如果民族主義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義發達之後,我們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中國古時說「竄三苗於三危」,漢人把他們驅逐到雲南、貴州的邊境,現在幾幾乎要滅種,不能生存。說到這些三苗,也是中國當日原有的土民。我們中國民族的將來情形,恐怕也要像三苗一樣。

  講到中國民族的來源,有人說百姓民族是由西方來的,過蔥嶺到天山,經新疆以至於黃河流域。照中國文化的發祥地說,這種議論,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如果中國文化不是外來,乃由本國發生的,則照天然的原則來說,中國文化應該發源於珠江流域,不應該發源於黃河流域。因為珠江流域氣候溫和,物產豐富,人民很容易謀生,是應該發生文明的。但是考究歷史,堯舜禹湯文武時候,都不是生在珠江流域,都是生在西北。珠江流域在漢朝還是蠻夷。所以中國文化是由西北方來的,是由外國來的。中國人說人民是「百姓」,外國人說西方古時有一種「百姓」民族,後來移到中國,把中國原來的苗子民族或消滅或同化,才成中國今日的民族。

  照進化論中的天然公例說: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優者勝,劣者敗。我們的民族到底是優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適者呢,或是不適者呢?如果說到我們的民族要滅亡要失敗,大家自然不願意,要本族能夠生存能夠勝利,那才願意。這是人類的天然思想。現在我們民族處於很為難的地位,將來一定要滅亡。所以滅亡的緣故,就是由於外國人口增加和政治、經濟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我們現在所受政治力、經濟力兩種壓迫已達極點,惟我們現在的民族還大,所受外國人口增加的壓迫還不容易感覺;要到百年之後,才能感覺。我們現在有這樣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才能打破我們。如果民族思想沒有失去,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一定打不破我們。

  但是我們何以失去民族主義呢?要考究起來是很難明白的,我可以用一件故事來比喻。這個比喻或者是不倫不類,和我們所講的道理毫不相關,不過借來也可以說明這個原因。這件故事是我在香港親見過的:從前有一個苦力,天天在輪船碼頭,拿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去替旅客挑東西。每日挑東西,就是那個苦力謀生之法。後來他積存了十多塊錢,當時呂宋彩票盛行,他就拿所積蓄的錢買了一張呂宋彩票。那個苦力因為無家可歸,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地方收藏,所以他買得的彩票也沒有地方收藏。他謀生的工具只是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他到什麼地方,那枝竹槓和兩條繩子便帶到什麼地方。所以他就把所買的彩票,收藏在竹槓之內。因為彩票藏在竹槓之內,不能隨時拿出來看,所以他把彩票的號數死死記在心頭,時時刻刻都念著。到了開彩的那一日,他便到彩票店內去對號數,一見號單,知道是自己中了頭彩,可以發十萬元的財。他就喜到上天,幾幾乎要發起狂來,以為從此便可不用竹槓和繩子去做苦力了,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由於這番歡喜,便把手中的竹槓和繩子一齊投入海中。用這個比喻說,呂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義,是可以發財的。竹槓好比是民族主義,是一個謀生的工具。中了頭彩的時候,好比是中國帝國主義極強盛的時代,進至世界主義的時代。我們的祖宗以為中國是世界的強國,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萬國衣冠拜冕旒」,世界從此長太平矣。以後只要講世界主義,要全世界的人都來進貢,從此不必要民族主義。所以不要竹槓,要把他投入海中。到了為滿洲所滅的時候,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連自己的小家產都保守不穩,百姓的民族思想一齊消滅了,這好比是竹槓投入了海中一樣。所以滿清帶兵入關,吳三桂便作嚮導。史可法雖然想提倡民族主義,擁戴福王,在南京圖恢復,滿洲的多爾袞便對史可法說:「我們的江山,不是得之於大明,是得之於闖賊。」他的意思,以為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了的,好比苦力自己丟了竹槓一樣。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德國從前不受壓迫,他們不講民族主義,只講世界主義。我看今日的德國,恐怕不講世界主義,要來講一講民族主義罷。我們的祖宗如果不把竹槓丟了,我們還可以得回那個頭彩。但是他們把竹槓丟得太早了,不知道發財的彩票還藏在裡面。所以一受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來壓迫,以後又遭天然的淘汰,我們便有亡國滅種之憂。

  此後我們中國人如果有方法恢復民族主義,再找得一枝竹槓,那麼就是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無論怎麼樣來壓迫,我們民族就是在千萬年之後,決不至於滅亡。至於講到天然淘汰,我們民族更是可以長存。因為天生了我們四萬萬人,能夠保存到今日,是天從前不想亡中國。將來如果中國亡了,罪惡是在我們自己,我們就是將來世界上的罪人。天既付託重任於中國人,如果中國人不自愛,是謂逆天。所以中國到這個地位,我們是有責任可負的。現在天既不要淘汰我們,是天要發展世界的進化。如果中國將來亡了,一定是列強要亡中國,那便是列強阻止世界的進化。

  昨日有一位俄國人說:列寧為什麼受世界列強的攻擊呢?因為他敢說了一句話,他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那些壓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順天行道。我們去抵抗強權,才是順天行道。我們要能夠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夠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強權打破以後,世界上沒有野心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便可以講世界主義。

  第四講

  (二月十七日)

  現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在十五萬萬左右。在這十五萬萬人中,中國佔了四分之一,就是世界上每四個人中有一個中國人。歐洲所有白種民族的人數,合計起來也是四萬萬。現在世界上民族最發達的是白人。白種人中有四個民族:在歐洲中、北的有條頓民族,條頓民族建立了好幾個國家,最大的是德國;其次奧國、瑞典、那威、和蘭1[今譯挪威、荷蘭。]、丹麥,都是條頓民族所建立的。在歐洲之東的有斯拉夫民族,也建立了好幾個國家,最大的是俄國;歐戰後發生的,有捷克斯拉夫和佐哥斯拉夫兩個新國2[今譯南斯拉夫。]。在歐洲之西的有撒克遜民族,叫做「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民族建立了兩個大國,一個是英國,一個是美國。在歐洲之南的有拉丁民族,這個民族也建立了好幾個國家,頂大的是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拉丁民族移到南美洲,也建立了幾個國家,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移到北美洲建立了加拿大和美國一樣。歐洲白種民族不過是四萬萬人,分開成四個大民族,由這四個大民族建立了許多國家,原因是白種人的民族主義很發達。因為白種人的民族主義很發達,所以他們在歐洲住滿了,便擴充到西半球的南北美洲,東半球東南方的非洲、澳洲。現在世界上的民族,佔地球上領土最多的,是撒克遜民族。這個民族最初發源的地方是歐洲,但是在歐洲所佔的領土不過是大不列顛三島,像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這三島在大西洋的位置,好像日本在太平洋一樣。撒克遜人所擴充的領土,西到北美洲,東到澳洲、鈕絲蘭,南到非洲。所以說占世界上領土最多的是撒克遜民族,世界上最富最強的人種也是撒克遜民族。歐戰以前,世界上最強盛的民族是條頓和斯拉夫,尤其以條頓民族的聰明才力為最大,所以德國能夠把二十幾國小邦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大德意志聯邦。成立之初,本來是農業國,後來變成工業國,因為工業發達,所以陸海軍也隨之強盛。

  歐戰之前,歐洲民族都受了帝國主義的毒。什麼是帝國主義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即中國所謂「勤遠略」。這種侵略政策,現在名為帝國主義。歐洲各民族都染了這種主義,所以常常發生戰爭,幾幾乎每十年中必有一小戰,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戰。其中最大的戰爭,就是前幾年的歐戰,這次戰爭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呢?因為這次戰事擴充、影響到全世界,各國人民都被捲入漩渦之中。這次大戰爭所以構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爭海上的霸權。因為德國近來強盛,海軍逐漸擴張,成世界上第二海權的強國,英國要自己的海軍獨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權的德國。英德兩國都想在海上爭霸權,所以便起戰爭。二是各國爭領土。東歐有一個弱國,叫做土耳其,即突厥。土耳其百年以來,世人都說他是近東病夫,因為內政不修明,皇帝很專制,變成了很衰弱的國家。歐洲各國都要把他瓜分,百餘年以來不能解決。歐洲各國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發生戰爭。故歐戰的原因,第一是白種人互爭雄長,第二是解決世界的問題。如果戰後是德國獲勝,世界上的海權便要歸德國佔領,英國的大領土便要完全喪失,必成羅馬一樣,弄至四分五裂而亡。但是戰爭的結果,德國是打敗了,德國想行帝國主義的目的便達不到。

  這次歐洲的戰爭,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劇烈的。軍隊的人<數>有四五千萬,時間經過了四年之久,到戰爭最後的時候兩方遠不能分勝負。在戰爭的兩方面,一方叫做協商國,一方叫做同盟國。在同盟國之中,初起時有德國、奧國,後來加入土耳其、布加利亞1[今譯保加利亞。]。在協商國之中,初起時有塞維亞2[今譯塞爾維亞。]、法國、俄國、英國及日本,後來加入意大利及美國。美國之所以參加的原因,全為民族問題。因在戰爭之頭一二年,都是德奧二國獲勝,法國的巴黎和英國的海峽都幾乎被德奧兩國軍隊攻入。條頓民族便以為英國必亡,英國人便十分憂慮,見得美國的民族是和他們相同,於是拿撒克遜民族的關係去煽動美國。美國見得和自己相同民族的英國將要被異族的德國滅亡,也不免物傷其類,所以加入戰爭去幫助英國,維持撒克遜人的生存;並且恐怕自己的力量單薄,遂竭全力去鼓動全世界的中立民族,共同參加去打敗德國。

  當戰爭時,有一個大言論最被人歡迎的,是美國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因為德國用武力壓迫歐洲協商國的民族,威爾遜主張打滅德國的強權,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後都有自主的機會,於是這種主張便被世界所歡迎。所以印度雖然被英國滅了,普通人民是反對英國的,但是有好多小民族聽見威爾遜說這回戰爭是為弱小民族爭自由的,他們便很喜歡去幫英國打仗。安南雖然是被法國滅了,平日人民痛恨法國的專制,但當歐戰時仍幫法國去打仗,也是因為聽到威爾遜的主張是公道的原故。他若歐洲的弱小民族象波蘭、捷克斯拉夫、羅米尼亞一齊加入協商國去打同盟國的原因1[今譯羅馬尼亞。],也是因為聽見了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那一說。我們中國也受了美國的鼓動,加入戰爭,雖然沒有出兵,但是送了幾十萬工人去挖戰壕,做後方的勤務。協商國因為創出這項好題目,所以弄到無論歐洲、亞洲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聯合起來去幫助他們打破同盟國。當時威爾遜主張維持以後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條,其中最要緊的是讓各民族自決。當戰事未分勝負的時候,英國、法國都很贊成。到了戰勝之後開和議的時候,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覺得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開放和帝國主義利益的衝突太大,所以到要和議的時候,便用種種方法騙去威爾遜的主張。弄到和議結局所定出的條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決,不但不能自由,並且以後所受的壓迫比從前更要厲害。由此可見,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經雄占全球,無論什麼國家和什麼民族的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但是威爾遜的主張提出以後,便不能收回,因為各弱小民族幫助協商國打倒同盟國,是希望戰勝之後可以自由的。後來在和議所得的結果,令他們大為失望。所以安南、緬甸、爪哇、印度、南洋群島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埃及與夫歐洲的幾十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知道列強當日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完全是騙他們的。所以他們便不約而同,自己去實行民族自決。

  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還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因為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但是由這一次戰爭,無意中發生了一個人類中的大希望。這個希望就是俄國革命。

  俄國發起革命本來很早,在歐戰前一千九百零五年的時候曾經起過了革命,不過沒有成功;到歐戰的時候,便大功告成。他們所以當歐戰時再發生革命的原故,因為他們民族經過這次歐戰,便生出了大覺悟。俄國本是協商國之一,協商國打德國的時候,俄國所出的兵約計有千餘萬,可謂出力不少。如果協商國不得俄國參加,當日歐洲西方的戰線老早被德國衝破了。因為有了俄國在東方牽制,所以協商國能夠和德國相持兩三年,反敗為勝。俄國正當戰爭之中,自己思索,覺得幫助協商國去打德國,就是幫助幾個強權去打一個強權,料到後來一定沒有好結果。所以一般兵士和人民便覺悟起來,脫離協商國,單獨和德國講和。況且說到國家的地位,俄國和德國人民的利害毫無衝突。不過講到帝國主義的地位,彼此都想侵略,自然發生衝突;而且德國侵略太過,俄國為自衛計,不得不與英法各國一致行動。後來俄國人民覺悟,知道帝國主義不對,所以便對本國革命,先推翻本國的帝國主義;同時又與德國講和,免去外患的壓迫。不久協商國也與德國講和,共同出兵去打俄國。為什麼協商國要出兵去打俄國呢?因為俄國人民發生了新覺悟,知道平日所受的痛苦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現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各國反對這項主張,所以便共同出兵去打他。俄國的主張和威爾遜的主張是不約而同的,都是主張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夠自決,都能夠自由。俄國這種主義傳出以後,世界上各弱小民族都很贊成,共同來求自決。歐洲經過這次大戰的災害,就帝國主義一方面講,本沒有什麼大利益;但是因此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

  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洲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人以此為本位,去吞滅別色人種。如美洲的紅番已經消滅;非洲的黑人不久就要消滅;印度的棕色人正在消滅之中;亞洲黃色人現在受白人的壓迫,不久或要消滅。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贊成白人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想加入亞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強暴的民族。那麼強暴的民族只剩得二萬萬五千萬人,還是想用野蠻手段,拿武力去征服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為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面是二萬萬五千萬人。第二方面的人數雖然很少,但是他們佔了世界上頂強盛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力和經濟力都很大,總是用這兩種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如果政治的海陸軍力不夠,便用經濟力去壓迫;如果經濟力有時而窮,便用政治的海陸軍力去侵略。他們的政治力幫助經濟力,好比左手幫助右手一樣,把多數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民壓迫得很厲害。但是天不從人願,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的一萬萬五千萬人去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為世界人類打不平。所以我前次說,有一位俄國人說:世界列強所以低毀列寧的原因,是因為他敢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為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壓迫。列寧不但是說出這種話,並且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去自決,為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打不平。列強之所以攻擊列寧,是要消滅人類中的先知先覺,為他們自己求安全。但是現在人類都覺悟了,知道列強所造的謠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們欺騙。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進步到光明地位的情況。

  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列強因為恐怕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要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我前次所講苦力買彩票的比喻,已發揮很透闢了。彩票是世界主義,竹槓是民族主義,苦力中了頭彩就丟去謀生的竹槓,好比我們被世界主義所誘惑,便要丟去民族主義一樣。我們要知道世界主義是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由此便可知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好比苦力的彩票藏在竹槓之內一樣,如果丟棄民族主義去講世界主義,好比是苦力把藏彩票的竹槓投入海中,那便是根本推翻。我從前說,我們的地位還比不上安南人、高麗人。安南人、高麗人是亡國的人,是做人奴隸的,我們還比不上,就是我們的地位連奴隸也比不上。在這個地位,還要講世界主義,還說不要民族主義,試問諸君是講得通不通呢?

  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不過那個時候,經濟力還不很大,所以我們向未有用經濟力去壓迫他民族。再就文化說,中國的文化比歐洲早幾千年。歐洲文化最好的時代是希臘、羅馬,到了羅馬才最盛。羅馬不過與中國的漢朝同時。那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思想便很高深,一般大言論家都極力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棄珠崖議》。此項文章就是反對中國去擴充領土,不可與南方蠻夷爭地方。由此便可見在漢朝的時候,中國便不主張與外人戰爭,中國的和平思想到漢朝時已經是很充分的了。到了宋朝,中國不但不去侵略外人,反為外人所侵略,所以宋朝被蒙古所滅。宋亡之後,到明朝才復國。明朝復國之後,更是不侵略外人。

  當時南洋各小國要來進貢,歸化中國,是他們仰慕中國的文化,自己願意來歸順的,不是中國以武力去壓迫他們的。像巫來由及南洋群島那些小國,以中國把他們收入版圖之中,許他們來進貢,便以為是很榮耀;若是不要他們進貢,他們便以為很恥辱。像這項尊榮,現在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還沒有做到。像美國待菲律賓:在菲律賓之內,讓菲人自行組織議會及設官分治,在華盛頓的國會也讓菲人選派議員;美國每年不但不要菲律賓用錢去進貢,反津貼菲律賓以大宗款項,修築道路,興辦教育。像這樣仁慈寬厚,可算是優待極了。但是菲律賓人至今還不以歸化美國為榮,日日總是要求獨立。又像印度的尼泊爾國: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爾額1[今譯廓爾喀(Gorkha),下同。],這種民族是很勇敢善戰的,英國雖然是征服了印度,但至今還是怕廓爾額人,所以很優待他,每年總是送錢到他,像中國宋朝怕金人,常送錢到金人一樣。不過宋朝送錢到金人說是進貢,英國送錢到廓爾額人,或者說是津貼罷了。但是廓爾額人對於中國,到了民國元年還來進貢。由此可見,中國旁邊的小民族羨慕中國,至今還是沒有絕望。十餘年前,我有一次在暹羅的外交部和外交次長談話,所談的是東亞問題。那位外交次長說:「如果中國能夠革命,變成國富民強,我們暹羅還是情願歸回中國,做中國的一行省。」我和他談話的地點,是在暹羅政府之公署內,他又是外交次長,所以他這種說話,不只是代表他個人的意見,是代表暹羅全國人的意見。由此足見暹羅當那個時候,還是很尊重中國。但是這十幾年以來,暹羅在亞洲已經成了獨立國,把各國的苛酷條約都已修改了,國家的地位也提高了,此後恐怕不願意再歸回中國了。

  再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和諸君談談。當歐戰最劇烈的時候,我在廣東設立護法政府。一天,有一位英國領事到大元帥府來見我,和我商量南方政府加入協商國,出兵到歐洲。我就向那位英國領事說:「為什麼要出兵呢?」他說:「請你們去打德國,因為德國侵略了中國土地,佔了青島,中國應該去打他,把領土收回來。」我說:「青島離廣州還很遠,至於離廣州最近的有香港,稍遠一點的有緬甸、布丹、尼泊爾,像那些地方從前是那一國的領土呢?現在你們還要來取西藏。我們中國此刻沒有收回領土的力量,如果有了力量,恐怕要先收回英國佔去了的領土罷。德國所佔去的青島,地方還是很小,至於緬甸便比青島大,西藏比青島更要大。我們如果要收回領土,當先從大的地方起。」他受了我這一番反駁,就怒不可遏,便說:「我來此地是講公事的呀!」我立刻回他說:「我也是講公事呀!」兩人面面相對,許久不能下台。後來我再對他說:「我們的文明已經比你們進步了二千餘年,我們現在是想你們上前,等你們跟上來。我們不可退後,讓你們拖下去。因為我們二千多年以前,便丟去了帝國主義,主張和平,至今中國人思想已完全達到這種目的。你們現在戰爭所豎的目標,也是主張和平,我們本來很歡迎的。但是實際上,你們還是講打不講和,專講強權不講公理。我以為你們專講強權的行為,是很野蠻的,所以讓你們去打,我們不必參加。等到你們打厭了,將來或者有一日是真講和平,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參加到你們的一方面,共求世界的和平。而且我反對中國參加出兵,還有一層最大的理由,是我很不願意中國也變成你們一樣不講公理的強國。如果依你的主張,中國加入協商國,你們便可以派軍官到中國來練兵,用你們有經驗的軍官,又補充極精良的武器,在六個月之內,一定可以練成三五十萬精兵,運到歐洲去作戰,打敗德國。到了那個時候,便不好了。」英國領事說:「為什麼不好呢?」我說:「你們從前用幾千萬兵和幾年的時候都打不敗德國,只要加入幾十萬中國兵便可以打敗德國,由此便可以提起中國的尚武精神。用這幾十萬兵做根本,可以擴充到幾百萬精兵,於你們就大大的不利了。現在日本加入你們方面,已經成了世界上列強之一,他們的武力雄霸亞洲,他們的帝國主義和列強一樣,你們是很怕他的。說到日本的人口和富源,不及中國遠甚。如果依你今天所說的辦法,我們中國參加你們一方面,中國不到十年便可以變成日本;照中國的人口多與領土大,中國至少可以變成十個日本。到了那個時候,以你們全世界的強盛,恐怕都不夠中國人一打了。我們因為已經多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才是真和平。我希望中國永遠保守和平的道德,所以不願意加入這次大戰。」那位英國領事,半點鐘前幾幾乎要和我用武,聽了這番話之後,才特別佩服,並且說:「如果我也是中國人,一定也是和你的思想相同。」

  諸君知道革命本是流血的事,像湯武革命,人人都說他們是順乎天應乎人,但是講到當時用兵的情況,還有人說他們曾經過了血流漂杵。我們辛亥革命推翻滿洲,流過了多少血呢?所以流血不多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愛和平。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中最愛和平的人。我從前總勸世界人要跟上我們中國人。現在俄國斯拉夫民族也是主張和平的,這就是斯拉夫人已經跟上了我們中國人。所以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今日就要來和我們合作。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並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譬如黃老的政治學說,就是無政府主義。列子所說華胥氏之國,「其人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從前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蒲魯東、巴古寧所主張的1[今譯巴枯寧。],才是真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有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為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毒〔彈〕藥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培根、紐頓那些大學問家2[今譯牛頓。],所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所以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的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了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至於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英國話所說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的為有道理。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為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我們要保守這種精神,擴充這種精神,是用什麼做基礎呢?是用民族主義做基礎。像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是歐洲世界主義的基礎,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有了基礎,然後才能擴充。所以我們以後要講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第五講

  (二月二十四日)

  今天所講的問題,是要用什麼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照以前所講的情形,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們民族被別種民族所征服,統治過了兩百多年。從前做滿洲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所受的痛苦,比從前還要更甚。長此以往,如果不想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中國將來不但是要亡國,或者要亡種。所以我們要救中國,便先要想一個完善的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

  今天所講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有兩種:頭一種是要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在這個生死關頭須要避禍求福,避死求生。要怎麼能夠避禍求福、避死求生呢?須先要知道很清楚了,那便自然要去行。諸君要知道知難行易的道理,可以參考我的學說。中國從前因為不知道要亡國,所以國家便亡,如果預先知道或者不至於亡。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多難可以興邦。」這兩句話完全是心理作用。譬如就頭一句話說,所謂「無敵國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覺得沒有外患,自以為很安全,是世界中最強大的國家,外人不敢來侵犯,可以不必講國防,所以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國。至於「多難可以興邦」,也就是由於自己知道國家多難,故發奮為雄,也完全是心理作用。照從前四次所講的情形,我們要恢復民族主義,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國是多難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時代,那末已經失了的民族主義才可以圖恢復。如果心中不知,要想圖恢復,便永遠沒有希望,中國的民族不久便要滅亡。統結從前四次所講的情形,我們民族是受什麼禍害呢?所受的禍害是從那裡來的呢?是從列強來的。所受的禍害,詳細的說,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這三件外來的大禍已經臨頭,我們民族處於現在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譬如就第一件的禍害說,政治力亡人的國家,是一朝可以做得到的。中國此時受列強政治力的壓迫,隨時都可以亡,今日不知道明日的生死。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怎麼說兵力一朝可以亡國呢?拿歷史來證明,從前宋朝怎麼樣亡國呢?是由於崖門一戰,便亡於元朝。明朝怎麼樣亡國呢?是由於揚州一戰,便亡於清朝。拿外國來看,華鐵路一戰1[今譯滑鐵盧。],那破侖第一之帝國便亡;斯丹一戰2[今譯色當。],那破侖第三之帝國便亡。照這樣看,只要一戰便至亡國,中國天天都可以亡。因為我們的海陸軍和各險要地方沒有預備國防,外國隨時可以衝入,隨時可以亡中國。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他們的陸軍,平常可出一百萬,戰時可加到三百萬。海軍也是很強的,幾幾乎可以和英美爭雄。經過華盛頓會議之後,戰鬥艦才限制到三十萬噸,日本的大戰船象巡洋艦、潛水艇、驅逐艦都是很堅固,戰鬥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鵝潭來的兩隻驅逐艦,中國便沒有更大戰鬥力的船可以抵抗。像這種驅逐艦在日本有百幾十隻,日本如果用這種戰艦來和我們打仗,隨時便可以破我們的國防,制我們的死命。而且我們沿海各險要地方,又沒有很大的炮台可以鞏固國防,所以,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海陸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東岸,最強的是美國。美國海軍從前多過日本三倍,近來因為受華盛頓會議的束縛,戰鬥艦減少到五十萬噸,其他潛水艇、驅逐艦種種新戰船都要比日本多。至於陸軍,美國的教育是很普及的,小學教育是強迫制度,通國無論男女都要進學校去讀書,全國國民多數受過中學教育及大學教育。他們國民在中學、大學之內,都受過軍事教育,所以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加多兵。當參加歐戰的時候,不到一年便可以出二百萬兵。故美國平時常備軍雖然不多,但是軍隊的潛勢力非常之大,隨時可以出幾百萬兵。假若中美絕交,美國自動員之日起,到攻擊中國之日止,只要一個月;故中美絕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再從美國更向東望,位於歐洲大陸與大西洋之間的,便是英倫三島。英國從前號稱海上的霸王,他們的海軍是世界上最強的。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也限制戰鬥艦不得過五十萬噸,至於普通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都比美國多。英國到中國不過四五十天,且在中國已經有了根據地。像香港已經經營了幾十年,地方雖然很小,但是商務非常發達,這個地勢,在軍事上掌握中國南方幾省的咽喉。練得有陸軍,駐得有海軍,以香港的海陸軍來攻,我們一時雖然不至亡國,但是沒有力量可以抵抗。除了香港以外,還有極接近的印度、澳洲,用那些殖民地的海陸軍一齊來攻擊,自動員之日起,不過兩個月都可以到中國。故中英兩國如果絕交,最多在兩個月之內,英國便可以亡中國。再來望到歐洲大陸,現在最強的是法國。他們的陸軍是世界上最強的,現在有了兩三千架飛機,以後戰時還可以增加。他們在離中國最近的地方,也有安南的根據地,並且由安南築成了一條鐵路,通到雲南省城。假若中法絕交,法國的兵也只要四五十日便可以來攻擊中國。所以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月便可以亡中國。

  照這樣講來,專就軍事上的壓迫說,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強國都可以亡中國。為什麼中國至今還能夠存在呢?中國到今天還能夠存在的理由,不是中國自身有力可以抵抗,是由於列強都想亡中國,彼此都來窺伺,彼此不肯相讓。各國在中國的勢力成了平衡狀態,所以中國還可以存在。中國有些癡心妄想的人,以為列強對於中國的權利,彼此之間總是要妒忌的,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總是平均,不能統一的,長此以往,中國不必靠自己去抵抗便不至亡國。像這樣專靠別人,不靠自己,豈不是望天打卦嗎?望天打卦是靠不住的,這種癡心妄想是終不得了的,列強還是想要亡中國。不過,列強以為專用兵力來亡中國,恐怕為中國的問題又發生象歐洲從前一樣的大戰爭,弄到結果,列強兩敗俱傷,於自身沒有大利益。外國政治家看到很明白,所以不專用兵力。就是列強專用兵力來亡中國,彼此之間總免不了戰爭。其餘權利上平均不平均的一切問題,或者能免衝突,到了統治的時候,還是免不了衝突。既免不了衝突,於他們自身還是有大大的不利。列強把這層利害看得也很清楚,所以他們現在便不主張戰爭,主張減少軍備。日本的戰鬥艦隻准三十萬噸的海軍,英美兩國海軍的戰鬥艦隻准各五十萬噸。那次會議,表面上為縮小軍備問題,實在是為中國問題。要瓜分中國的權利,想用一個什麼方法彼此可以免去衝突,所以才開那次會議。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炮,他們用槍炮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張紙和一枝筆。用一張紙和一枝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中國雖然派了代表,所議關於中國之事,表面都說為中國謀利益。但是華盛頓散會不久,各國報紙便有共管之說發生。此共管之說,以後必一日進步一日,各國之處心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他們以後的方法,不必要動陸軍、要開兵船,只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便可以亡中國。如果動陸軍、開兵船,還要十天或者四五十天,才可以亡中國。至於用妥協的方法,只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只是一朝,所以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只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停妥之後,波蘭便亡。照這個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就第二件的禍害說,中國現在所受經濟壓迫的毒,我前說過,每年要被外國人奪去十二萬萬元的金錢。這種被奪去的金錢,還是一天增多一天。若照海關前十年出入口貨相抵虧蝕二萬萬元,現在出入口貨相抵虧蝕五萬萬元,每十年增加兩倍半,推算比例起來,那麼十年之後,我們每年被外國人奪去金錢應為三十萬萬元。若將此三十萬萬元分擔到我們四萬萬人身上,我們每年每人應擔七元五角。我們每年每人要擔七元五角與外國人,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每年每人應納七元五角人頭稅與外國。況且四萬萬人中除了二萬萬是女子,照現在女子能力狀況而論,不能擔負此項七元五角之人頭稅,甚為明白。則男子方面應該多擔一倍,當為每年每人應擔十五元。男子之中又有三種分別,一種是老弱的,一種是幼稚的,此二種雖系男子,但是只能分利,不能生利,更不能希望其擔負此項輪到男子應擔之十五元人頭稅。除去三分二不能擔負,則擔負的完全系中年生利之男子。此中年生利之男子,應將老幼應擔之十五元一齊擔下,則一中年生利之男子每年每人應擔四十五元人頭稅。試想我們一中年生利之男子,應擔負四十五元之人頭稅與外國,汝說可怕不可怕呢?這種人頭稅還是有加無已的。所以依我看起來,中國人再不覺悟,長此以往,就是外國的政治家天天睡覺,不到十年便要亡國。因為現在已經是民窮財盡,再到十年,人民的困窮更可想而知,還要增加比較現在的負擔多兩倍半。汝想中國要亡不要亡呢?

  列強經過這次歐洲大戰之後,或者不想再有戰爭,不想暴動,以後是好靜惡動,我們由此可以免去軍事的壓迫,但是外交的壓迫便不能免去。就令外交的壓迫可以徼倖免去,專由這樣大的經濟壓迫天天侵入,天天來吸收,而我們大家猶在睡夢之中,如何可免滅亡呢!

  再就第三件的禍害說,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當然難得加多。環看地球上,那美國增多十倍,俄國增多四倍,英國、日本增多三倍,德國增多兩倍半,至少的法國還有四分之一的增多。若他們逐日的增多,我們卻仍然故我,甚或減少。拿我國的歷史來考查,漢族大了,原來中國的土人苗、#、僚、僮等族便要滅亡。那麼我們民族,被他們的人口增加的壓迫,不久亦要滅亡,亦是顯然可見的事。

  故中國現在受列強的政治壓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經濟的壓迫,剛才算出十年之後便要亡國;講到人口增加的問題,中國將來也是很危險的。所以中國受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的壓迫,這三件大禍是已經臨頭了,我們自己便先要知道。自己知道了這三件大禍臨頭,便要到處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亡國慘禍,中國是難逃於天地之間的。到了人人都知道大禍臨頭,應該要怎麼樣呢?俗話說「困獸猶斗」,逼到無可逃免的時候,當發奮起來和敵人拚一死命。我們有了大禍臨頭,能斗不能斗呢?一定是能斗的。但是要能鬥,便先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將至,才能夠奮鬥。所以我們提倡民族主義,便先要四萬萬人都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知道了死期將至,困獸尚且要鬥,我們將死的民族是要鬥不要鬥呢!諸君是學生,是軍人,是政治家,都是先覺先知,要令四萬萬人都知道我們民族現在是很危險的。如果四萬萬人都知道了危險,我們對於民族主義便不難恢復。

  外國人常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中國人對於國家觀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沒有民族團體。但是除了民族團體之外,有沒有別的團體呢?我從前說過了,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觀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國人在路上遇見了,交談之後,請問貴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親熱,便認為同姓的伯叔兄弟。由這種好觀念推廣出來,便可由宗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我們失了的民族主義要想恢復起來,便要有團體,要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要結成大團體,便先要有小基礎,彼此聯合起來,才容易做成功。我們中國可以利用的小基礎,就是宗族團體。此外還有家鄉基礎,中國人的家鄉觀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縣同鄉村的人,總是特別容易聯絡。依我看起來,若是拿這兩種好觀念做基礎,很可以把全國的人都聯絡起來。要達到這個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國人照此做去,恢復民族主義比較外國人是容易得多。因為外國是以個人為單位,他們的法律,對於父子、兄弟、姊妹、夫婦各個人的權利都是單獨保護的。打起官司來,不問家族的情形是怎麼樣,只問個人的是非是怎麼樣。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再沒有很堅固很普遍的中間社會。所以說,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外國不如中國。因為中國個人之外注重家族,有了什麼事便要問家長。這種組織,有的說是好,有的說是不好。依我看起來,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係當中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若是用個人做單位,在一國之中,至少有幾千萬個單位,像中國便有四萬萬個單位;要想把這樣多數的單位都聯絡起來,自然是很難的。如果用宗族做單位,中國人的姓普通都說是百家姓,不過經過年代太久,每姓中的祖宗或者有不同,由此所成的宗族或者不只一百族,但是最多不過四百族。各族中總有連帶的關係,譬如各姓修家譜,常由祖宗幾十代推到從前幾百代,追求到幾千年以前。先祖的姓氏,多半是由於別姓改成的,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像這樣宗族中窮源極流的舊習慣,在中國有了幾千年,牢不可破。在外國人看起來,或者以為沒有用處,但是敬宗收族的觀念入了中國人的腦,有了幾千年。國亡他可以不管,以為人人做皇帝,他總是一樣納糧;若說到滅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斷絕,不由得不拚命奮鬥。閩粵向多各姓械鬥的事,起因多是為這一姓對於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佔,便不惜犧牲無數金錢生命,求為姓中吐氣。事雖野蠻,義至可取。若是給他知了外國目前種種壓迫,民族不久即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無從存在。譬如中國原來的土人苗、#等族,到了今日祖宗血食早斷絕了;若我們不放大眼光,合各宗族之力來成一個國族以抵抗外國,則苗、#等族今日祖宗之不血食,就是我們異日祖宗不能血食的樣子。那麼,一方可以化各宗族之爭而為對外族之爭,國內野蠻的各姓械鬥可以消滅;一方他怕滅族,結合容易而且堅固,可以成就極有力量的國族。用宗族的小基礎,來做擴充國族的工夫,譬如中國現有四百族,好像對於四百人做工夫一樣。在每一姓中,用其原來宗族的組織,拿同宗的名義,先從一鄉一縣聯絡起,再擴充到一省一國,各姓便可以成一個很大的團體。譬如姓陳的人,因其原有組織,在一鄉一縣一省中專向姓陳的人去聯絡,我想不過兩三年,姓陳的人便有很大的團體。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團體之後,再由有關係的各姓互相聯合起來,成許多極大的團體。更令各姓的團體都知道大禍臨頭,死期將至,都結合起來,便可以成一個極大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有了國族團體,還怕什麼外患,還怕不能興邦嗎!《尚書》所載堯的時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他的治平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漸擴充到百姓,使到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豈不是目前團結宗族造成國族以興邦御外的好榜樣嗎?如果不從四百個宗族團體中做工夫,要從四萬萬人中去做工夫,那麼,一片散沙便不知道從那裡聯絡起。從前日本用藩閥諸侯的關係,聯絡成了大和民族。當時日本要用藩閥諸侯那些關係的原因,和我主張聯成中國民族要用宗族的關係是一樣。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壓迫的國民,已經到了不得了的時代,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體結合成一個民族的大團體。我們四萬萬人有了民族的大團體,要抵抗外國人,積極上自然有辦法。現在所以沒有辦法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團體。有了團體,去抵抗外國人不是難事。譬如印度現在受英國人的壓迫,被英國人所統治,印度人對於政治的壓迫沒有辦法,對於經濟的壓迫,便有康第主張「不合作」1[今譯甘地,下同。]。什麼是不合作呢?就是英國人所需要的,印度人不供給;英國人所供給的,印度人不需要。好比英國人需要工人,印度人便不去和他們作工;英國人供給印度許多洋貨,印度人不用他們的洋貨,專用自製的土貨。康第這種主張,初發表的時候,英國人以為不要緊,可以不必理他。但是久而久之,印度便有許多不合作的團體出現,英國經濟一方面便受極大的影響,故英國政府捕康第下獄。推究印度所以能夠收不合作之效果的原因,是由於全國國民能夠實行。但是印度是已經亡了的國家,尚且能夠實行不合作;我們中國此刻還沒有亡,普通國民對於別的事業不容易做到,至於不做外國人的工,不去當洋奴,不用外來的洋貨,提倡國貨,不用外國銀行的紙幣,專用中國政府的錢,實行經濟絕交,是很可以做得到的。他若人口增加的問題,更是容易解決。中國的人口向來很多,物產又很豐富。向來所以要受外國壓迫的原因,毛病是由於大家不知,醉生夢死。假若全體國民都能夠和印度人一樣的不合作,又用宗族團體做基礎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什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付那一國,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

  第六講

  (三月二日)

  今天所講的問題,是怎麼樣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

  我們想研究一個什麼方法去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便不要忘卻前幾次所講的話。我們民族現在究竟是處於什麼地位呢?我們民族和國家在現在世界中究竟是什麼情形呢?一般很有思想的人所謂先知先覺者,以為中國現在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照我前次的研究,中國現在不止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講,比方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國既是半殖民地,和安南、高麗比較起來,中國的地位似乎要高一點,因為高麗、安南已經成了完全的殖民地。到底中國現在的地位,和高麗、安南比較起來究竟是怎麼樣呢?照我的研究,中國現在還不能夠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要低一級。所以我創一個新名詞,說中國是「次殖民地」,這就是中國現在的地位。這種理論,我前次已經講得很透徹了,今天不必再講。

  至於中國古時在世界中是處於什麼地位呢?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象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中的獨強。我們祖宗從前已經達到了那個地位,說到現在還不如殖民地,為什麼從前的地位有那麼高,到了現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從前已經講過了,就是由於我們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

  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什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能知與合群,便是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大家先知道了這個方法的更要去推廣,宣傳到全國的四萬萬人,令人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末,我們從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復起來。從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覺;現在要恢復民族精神,就要喚醒起來。醒了之後,才可以恢復民族主義。到民族主義恢復了之後,我們便可以進一步去研究怎麼樣才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

  中國從前能夠達到很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亞洲古時最強盛的民族,莫過於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東邊滅了中國,在西邊又征服歐洲。中國歷代最強盛的時代,國力都不能夠過裡海的西岸,只能夠到裡海之東,故中國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達到歐洲。元朝的時候,全歐洲幾乎被蒙古人吞併,比起中國最強盛的時候還要強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從前中國各代的國力雖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國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夠長久,推究當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國其餘各代的道德那樣高尚。從前中國民族的道德因為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洲人,後來滿洲人也是被中國人同化。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候,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一無所有,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像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前幾天所看見的「孝」字是特別的大,左邊所拆去的痕跡還是很新鮮。推究那個拆去的行為,不知道是鄉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們所駐的兵士做的,但是我從前看到許多祠堂廟宇沒有駐過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見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是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為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什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後,一般人便以為中國人所講的仁愛不及外國人,因為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來教育中國人、救濟中國人,都是為實行仁愛的。照這樣實行一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國人和中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記入帳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便要立很詳細的合同。如果在沒有律師和沒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國人也有學中國人一樣只記入帳簿便算了事的,不過這種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著沒有立合同的時<候>,彼此定了貨,到交貨的時候如果貨物的價格太賤,還要去買那一批貨,自然要虧本。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價訂明是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只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貨,便要損失五千元。推到當初訂貨的時候沒有合同,中國人本來把所定的貨可以辭卻不要,但是中國人為履行信用起見,寧可自己損失五千元,不情願辭去那批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國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訂貨,縱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訂明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價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來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貨、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國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東亞住過很久的外國人,和中國人與日本人都做過了生意的,都讚美中國人,不讚美日本人。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實在是一個獨立國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麗還是獨立。到了近來一二十年,高麗才失去自由。從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談論世界問題,當時適歐戰正劇,日本方參加協商國去打德國。那位日本朋友說,他本不贊成日本去打德國,主張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參加德國來打協商國。但說因為日本和英國是同盟的,訂過了國際條約的,日本因為要講信義,履行國際條約,故不得不犧牲國家的權利,去參加協商國,和英國共同去打德國。我就問那位日本人說:「日本和中國不是立過了馬關條約嗎?該條約中最要之條件不是要求高麗獨立嗎?為什麼日本對於英國能夠犧牲國家權利去履行條約,對於中國就不講信義,不履行馬關條約呢?對於高麗獨立是日本所發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脅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義之有呢?簡直的說,日本對於英國主張履行條約,對於中國便不主張履行條約,因為英國是很強的,中國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歐戰,是怕強權,不是講信義罷!」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1[今譯日內瓦。]、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復以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我們自被滿清征服了以後,四萬萬人睡覺,不但是道德睡了覺,連知識也睡了覺。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們祖宗對於這些道德上的功夫,從前雖然是做過了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後,這些知識的精神當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讀書,雖然常用那一段話做口頭禪,但是多是習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誠意的學問是內治的功夫,是很難講的。從前宋儒是最講究這些功夫的,讀他們的書,便可以知道他們做到了什麼地步。但是說到修身、齊家、治國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專就外表來說,所謂修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以來都做不到,所以對於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

  我們為什麼不能治中國呢?外國人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來呢?依我個人的眼光看,外國人從齊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國家庭看不清楚,但是從修身一方面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欠檢點,只要和中國人來往過一次,便看得很清楚。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象羅素那一樣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於歐美,才讚美中國。普通外國人,總說中國人沒有教化,是很野蠻的。推求這個原因,就是大家對於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大者勿論,即一舉一動,極尋常的功夫都不講究。譬如中國人初到美國時候,美國人本來是平等看待,沒有什麼中美人的分別。後來美國大旅館都不准中國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吃飯,這就是由於中國人沒有自修的功夫。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個美國船主談話,他說:「有一位中國公使前一次也坐這個船,在船上到處噴涕吐痰,就在這個貴重的地氈上吐痰,真是可厭。」我便問他:「你當時有什麼辦法呢?」他說:「我想到無法,只好當他的面,用我自己的絲巾把地氈上的痰擦乾淨便了。當我擦痰的時候,他還是不經意的樣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樣貴重的地氈上都吐痰,普通中國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見中國人舉動缺乏自修的功夫。孔子從前說「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見他平時修身雖一坐立之微,亦很講究的。到了宋儒時代,他們正心、誠意和修身的功夫,更為謹嚴。現在中國人便不講究了。

  為什麼外國的大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吃飯呢?有人說:有一次,一個外國大酒店當會食的時候,男男女女非常熱鬧、非常文雅,躋躋〔濟濟〕一堂,各樂其樂。忽然有一個中國人放起屁來,於是同堂的外國人嘩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國人逐出店外。從此以後,外國大酒店就不許中國人去吃飯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請外國人來宴會,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來,弄到外國人的臉都變紅了。他不但不檢點,反站起來大拍衫褲,且對外國人說:「隘士巧士咪1[英文Excuseme的譯音,意思是「對不起」。]。」這種舉動,真是野蠻陋劣之極!而中國之文人學子,亦常有此鄙陋行為,實在難解。或謂有氣必放,放而要響,是有益衛生,此更為惡劣之謬見。望國人切當戒之,以為修身的第一步功夫。此外中國人每愛留長指甲,長到一寸多長都不剪去,常以為要這樣便是很文雅。法國人也有留指甲的習慣,不過法國人留長指甲,只長到一兩分,他們以為要這樣,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粗工的人。中國人留長指甲也許有這個意思,如果人人都不想做粗工,便和我們國民黨尊重勞工的原理相違背了。再者中國人牙齒是常常很黃墨的,總不去洗刷乾淨,也是自修上的一個大缺點。像吐痰、放屁、留長指甲、不洗牙齒,都是修身上尋常的功夫,中國人都不檢點。所以我們雖然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知識,外國人一遇見了便以為很野蠻,便不情願過細來考察我們的知識。外國人一看到中國,便能夠知道中國的文明,除非是大哲學家象羅素一樣的人才能見到;否則,便要在中國多住幾十年,方可以知道中國幾千年的舊文化。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條理,誠中形外,雖至舉動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國人,不以鄙陋行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國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講到修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夠修身,便可來講齊家、治國。現在各國的政治都進步了,只有中國是退步,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為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究根本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知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知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我們除了知識之外,還有固有的能力。現在中國人看見了外國的機器發達,科學昌明,中國人現在的能力當然不及外國人。但是在幾千年前,中國人的能力是怎麼樣呢?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比如指南針,在今日航業最發達的世界,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這種指南針的來源,還是中國人幾千年以前發明的。如果從前的中國人沒有能力,便不能發明指南針。中國人固老早有了指南針,外國人至今還是要用他。可見中國人固有的能力還是高過外國人。其次,在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東西,便是印刷術。現在外國改良的印刷機,每點鐘可以印幾萬張報紙,推究他的來源,也是中國發明的。再其次,在人類中日用的磁器更是中國發明的,是中國的特產。至今外國人極力倣傚,猶遠不及中國之精美。近來世界戰爭用到無煙火藥,推究無煙藥的來源,是由於有煙黑藥改良而成的,那種有煙黑藥也是中國發明的。中國發明了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這些重要的東西,外國今日知道利用他,所以他們能夠有今日的強盛。至若人類所享衣食住行的種種設備,也是我們從前發明的。譬如就飲料一項說,中國人發明茶葉,至今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國皆爭用之。以茶代酒,更可免了酒患,有益人類不少。講到衣一層,外國人視為最貴重的是絲織品。現在世界上穿絲的人一天多過一天,推究用蠶所吐的絲而為人衣服,也是中國幾千年前發明的。講到住一層,現在外國人建造的房屋自然是很完全,但是造房屋的原理和房屋中各重要部分都是中國人發明的,譬如拱門就是以中國的發明為最早。至於走路,外國人現在所用的#橋,便以為是極新的工程、很大的本領。但是外國人到中國內地來,走到川邊、西藏,看見中國人經過大山,橫過大河,多有用#橋的。他們從前沒有看見中國的#橋,以為這是外國先發明的,及看見了中國的#橋,便把這種發明歸功到中國。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

  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知識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進中國於世界一等的地位,如我們祖宗之當時為世界之獨強的。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退後。我們要學外國到底是難不難呢?中國人向來以為外國的機器很難,是不容易學的。不知道外國所視為最難的是飛上天,他們最新的發明的飛機,現在我們天天看見大沙頭的飛機飛上天,飛上天的技師是不是中國人呢;中國人飛上天都可以學得到,其餘還有什麼難事學不到呢?因為幾千年以來,中國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學外國人,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學得到。用我們的本能,很可以學外國人的長處。外國的長處是科學,用了兩三百年的功夫去研究發明,到了近五十年來,才算是十分進步。因為這種科學進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奪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最新發明的物力是用電。從前物力的來源是用煤,由於煤便發動汽力,現在進步到用電。所以外國的科學,已經由第一步進到第二步。現在美國有一個很大的計劃,是要把全國機器廠所用的動力即馬力都統一起來。因為他們全國的機器廠有幾萬家,各家工廠都有一個發動機,都要各自燒煤去發生動力,所以每天各廠所燒的煤和所費的人工都是很多。且因各廠用煤太多,弄到全國的鐵路雖然有了幾十萬英里,還不敷替他們運煤之用,更沒有工夫去運農產,於是各地的農產便不能運出暢銷。因為用煤有這兩種的大大不利,所以美國現在想做一個中央電廠,把幾萬家工廠用電力去統一。將來此項計劃如果成功,那幾萬家工廠的發動機都統一到一個總發動機,各工廠可以不必用煤和許多工人去燒火,只用一條銅線,便可以傳導動力,各工廠便可以去做工。行這種方法的利益,好比現在講堂內的幾百人,每一個人單獨用鍋爐去煮飯吃,是很麻煩的,是很浪費的;如果大家合攏起來,只用一個大鍋爐去煮飯吃,就便當得多,就節省得多。現在美國正是想用電力去統一全國工廠的計劃。如果中國要學外國的長處,起首便應該不必用煤力而用電力,用一個大原動力供給全國。這樣學法,好比是軍事家的迎頭截擊一樣,如果能夠迎頭去學,十年之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我們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還是睡覺,不去奮鬥,不知道恢復國家的地位,從此以後便要亡國滅種。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從前雖然是退後了幾百年,但是現在只要幾年便可以趕上,日本便是一個好榜樣。日本從前的文化是從中國學去的,比較中國低得多。但是日本近來專學歐美的文化,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強之一。我看中國人的聰明才力不亞於日本,我們此後去學歐美,比較日本還要容易。所以這十年中,便是我們的生死關頭。如果我們醒了,像日本人一樣,大家提心吊膽去恢復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內,就可以把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壓迫和種種禍害都一齊消滅。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但是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領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國學到日本,就要變成十個列強。現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過五大強國,以後德、俄恢復起來,也不過六七個強國;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只要用一國便變成十個強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以恢復到頭一個地位。

  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怎麼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為中國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安南、緬甸、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注釋:

  據上海孫中山故居所藏的孫中山親筆改正本--以孫文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輯的《民族主義》(廣州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為藍本進行校訂,卷首「自序」為影印手書原件

  *孫中山從一月二十七日起,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禮堂演講三民主義。至八月二十四日以後,因對付商團叛亂及準備北伐而中輟,民生主義部分未講完。演講的筆記稿經孫中山修改後於同年分三冊印行,年底並出版合印本。

  《孫中山選集》

  三民主義(中)

  (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月)

  民權主義

  第一講

  (三月九日)

  諸君:

  今天開始來講民權主義。什麼叫做民權主義呢?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先要知道什麼是民。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什麼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力量最大的那些國家,中國話說「列強」,外國話便說「列權」。又機器的力量,中國話說是「馬力」,外國話說是「馬權」。所以權和力實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麼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便先要明白什麼是政治。許多人以為政治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東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中國的軍人常常說,我們是軍人,不懂得政治。為什麼不懂得政治呢?就是因為他們把政治看作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殊不知道政治是很淺白、很明瞭的。如果軍人說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通,但是說不懂得政治,便講不通了。因為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然要懂得政治,要明自什麼是政治。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現在民權的定義既然是明白了,便要研究民權是什麼作用的。環觀近世,追溯往古,權的作用,簡單的說,就是要來維持人類的生存。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要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權是人類用來奮鬥的。

  人類由初生以至於現在,天天都是在奮鬥之中。人類奮鬥可分作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太古洪荒沒有歷史以前的時期。那個時期的長短,現在雖然不知道,但是近來地質學家由石層研究起來,考查得有人類遺跡憑據的石頭不過是兩百萬年,在兩百萬年以前的石頭便沒有人類的遺跡。普通人講到幾百萬年以前的事,似乎是很渺茫的,但是近來地質學極發達,地質學家把地球上的石頭分成許多層,每層合成若干年代,那一層是最古的石頭,那一層是近代的石頭,所以用石頭來分別。在我們說到兩百萬年,似乎是很長遠,但是在地質學家看起來,不過是一短時期。兩百萬年以前還有種種石層,更自兩百萬年以上,推到地球沒有結成石頭之先,便無可稽考。普通都說沒有結成石頭之先,是一種流質;更在流質之先,是一種氣體。所以照進化哲學的道理講,地球本來是氣體,和太陽本是一體的。始初太陽和氣體都是在空中,成一團星雲,到太陽收縮的時候,分開許多氣體,日久凝結成液體,再由液體固結成石頭。最老的石頭有幾千萬年,現在地質學家考究得有憑據的石頭是二千多萬年。所以他們推定地球當初由氣體變成液體要幾千萬年,由液體變成石頭的固體又要幾千萬年。由最古之石頭至於今日,至少有二千萬年。在二千萬年的時代,因為沒有文字的歷史,我們便以為很久遠,但是地質學家還以為很新鮮。我要講這些地質學,和我們今日的講題有什麼關係呢?因為講地球的來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類的來源。地質學家考究得人類初生在二百萬年以內,人類初生以後到距今二十萬年,才生文化。二十萬年以前,人和禽獸沒有什麼大分別,所以哲學家說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類庶物由二十萬年以來,逐漸進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現在是什麼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

  民權之萌芽雖在二千年前之希臘、羅馬時代,但是確立不搖,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權時代。君權之前便是神權時代。而神權之前便是洪荒時代,是人和獸相鬥的時代。在那個時候,人類要圖生存,獸類也要圖生存。人類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覓食,一方面是自衛。在太古時代,人食獸,獸亦食人,彼此相競爭。遍地都是毒蛇猛獸,人類的四周都是禍害,所以人類要圖生存,便要去奮鬥。但是那時的奮鬥,總是人獸到處混亂的奮鬥,不能結合得大團體,所謂各自為戰。就人類發生的地方說,有人說不過是在幾處地方。但是地質學家說,世界上有了人之後,便到處都有人,因為無論自什麼地方挖下去,都可以發見人類的遺跡。至於人和獸的競爭,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滅。如果現在走到南洋很荒野的地方,人和獸斗的事還可以看見。又像我們走到荒山野外沒有人煙的地方,便知道太古時代人同獸是一個什麼景象。

  像這樣講,我們所以能夠推到古時的事,是因為有古代的痕跡遺存,如果沒有古跡遺存,我們便不能夠推到古時的事。普通研究古時的事,所用的方法是讀書看歷史。歷史是用文字記載來的,所以人類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後才有歷史。有文字的歷史,在中國至今不過五六千年,在埃及不過一萬多年。世界上考究萬事萬物,在中國是專靠讀書,在外國人卻不是專靠讀書。外國人在小學、中學之內,是專靠讀書的,進了大學便不專靠讀書,要靠實地去考察。不專看書本的歷史,要去看石頭、看禽獸和各地方野蠻人的情狀,便可椎知我們祖宗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比方觀察非洲和南洋群島的野蠻人,便可知道從前沒有開化的人是一個什麼情形。所以近來大科學家考察萬事萬物,不是專靠書。他們所出的書,不過是由考察的心得貢獻到人類的記錄罷了。他們考察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人類進化的道理,都是由此兩學得來的。

  古時人同獸鬥,只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在別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這兩個地方的人類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和猛獸是不同的,於是同類的就互相集合起來,和不同類的去奮鬥。決沒有和不同類的動物集合,共同來食人的,來殘害同類的。當時同類的集合,不約而同去打那些毒蛇猛獸,那種集合是天然的,不是人為的。把毒蛇猛獸打完了,各人還是散去。因為當時民權沒有發生,人類去打那些毒蛇猛獸,各人都是各用氣力,不是用權力。所以在那個時代,人同獸爭是用氣力的的代。

  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殺完了,人類所處的環境較好,所住的地方極適於人類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處,把馴伏的禽獸養起來,供人類的使用。故人類把毒蛇猛獸殺完了之後,便成畜牧時代,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差不多和現在中國的蒙古同亞洲西南的阿刺伯人還是在畜牧時代一樣。到了那個時代,人類生活的情形便發生一個大變動。所以人同獸斗終止,便是文化初生,這個時代可以叫做太古時代。到了那個時代,人又同什麼東西去奮鬥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奮鬥。

  簡而言之,世界進化,當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所用的是氣力,大家同心協力殺完毒蛇猛獸;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

  在人同獸爭的時代,因為不知道何時有毒蛇猛獸來犯,所以人類時時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衛力只有雙手雙足。不過在那個時候,人要比獸聰明些,所以同獸奮鬥,不是用雙手雙足,還曉得用木棍和石頭。故最後的結果,人類戰勝,把獸類殺滅淨盡,人類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計算。在人同獸斗的時期,人類的安全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保。到了沒有獸類的禍害,人類才逐漸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滿了。

  當那個時代,什麼是叫做好地方呢?可以避風雨的地方便叫做好地方,就是風雨所不到的地方。像埃及的尼羅河兩旁和亞洲馬斯波他米亞地方1[今譯美索不達米亞,下同。],土地極其肥美,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尼羅河水每年漲一次,水退之後,把河水所帶的肥泥都散佈到沿河兩旁的土地,便容易生長植物,多產谷米。像這種好地方,只有沿尼羅河岸和馬斯波他米亞地方,所以普通都說尼羅河和馬斯波他米亞是世界文化發源的地方。因為那兩岸的土地肥美,常年沒有風雨,既可以耕種,又可以畜牧,河中的水族動物又豐富,所以人類便很容易生活,不必勞心勞力便可以優遊度日,子子孫孫便容易蕃盛。

  到了人類過於蕃盛之後,那些好地方便不夠住了。就是在尼羅河與馬斯波他米亞之外,稍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有風雨的天災。好比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源的地方。在黃河流域,一來有風雨天災,二來有寒冷,本不能夠發生文化,但是中國古代文化何以發生於黃河流域呢?因為沿河兩岸的人類是由別處搬來的。比方馬斯波他米亞的文化,便早過中國萬多年,到了中國的三皇五帝以前,便由馬斯波他米亞搬到黃河流域,發生中國的文明。在這個地方,驅完毒蛇猛獸之後,便有天災,便要受風雨的禍患。遇到天災,人類要免去那種災害,便要與天爭。因為要避風雨,就要做房屋;因為要御寒冷,就要做衣服。人類到了能夠做房屋做衣服,便進化到很文明。

  但是,天災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備。有時一場大風便可把房屋椎倒,一場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沒,一場大火便可把房屋燒完,一場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壞。這四種--水、火、風、雷的災害,古人實在莫名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風、雷四種天災。所以古人對於這四種天災,便沒有方法可以防備。說到人同獸爭的時代,人類還可用氣力去打,到了同天爭的時代,專講打是不可能的,故當時人類感覺非常的困難。後來便有聰明的人出來替人民謀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樹上做居室,替人民謀避風雨的災害。自此以後,文化便逐漸發達,人民也逐漸團結起來。又因為當時地廣人稀,覓食很容易,他們單獨的問題只有天災,所以要和天爭。但是和天爭,不比是和獸爭可以用氣力的,於是發生神權。極聰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設教,用祈禱的方法去避禍求福。他們所做祈禱的工夫,在當時是或有效或無效,是不可知。但是既同天爭,無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權,擁戴一個很聰明的人做首領。好比現在非洲野蠻的酋長,他的職務便專是祈禱。又像中國的蒙古、西藏都奉活佛做皇帝,都是以神為治。所以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國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禱,第二是打仗。

  中華民國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現在沒有君權。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的國家,至今還是拜神,所以日本皇帝,他們都稱天皇。中國皇帝,我們從前亦稱天子。在這個時代,君權已經發達了很久,還是不能脫離神權。日本的皇帝,在幾百年以前已經被武人推倒了,到六十年前明治維新,推翻德川,恢復天皇,所以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神權並用。從前羅馬皇帝也是一國的教主,羅馬亡了之後,皇帝被人推翻,政權也被奪去了;但是教權仍然保存,各國人民仍然奉為教主,好比中國的春秋時候列國尊週一樣。

  由此可見人同獸爭以後,便有天災,要和天爭,便發生神權。

  由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為教主,或者自稱為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相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羅馬分裂之後,神權漸衰,君權漸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為極盛的時代。他說:「皇帝和國家沒有分別,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國家。」把國家的什麼權都拿到自己手裡,專制到極點,好比中國秦始皇一樣。君主專制一天厲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這個時代,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種大覺悟,知道君主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的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專制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我們可以用時代來分析。

  再概括的說一說: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

  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這個時代是很新的。我們到了這個很新的時代,推倒舊時代的君權,究竟是好不好呢?從前人類的知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上講起來,究竟為什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為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的知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但是現在還有很多學者要擁護君權,排斥民權。日本這種學者是很多,歐美也有這種學者,中國許多舊學者也是一樣。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還是主張復辟,恢復帝制。現在全國的學者有主張君權的,有主張民權的,所以弄到政體至今不能一定。我們是主張民權政治的,必要把全世界各國民權的情形,考察清楚才好。

  從二十萬年到萬幾千年以前是用神權,神權很適宜於那個時代的潮流。比如現在西藏,如果忽然設立君主,人民一定是要反對的;因為他們崇信教主,擁戴活佛,尊仰活佛的威權,服從活佛的命令。歐洲幾千百年前也是這樣。中國文化發達的時期早過歐洲,君權多過神權,所以中國老早便是君權時代。民權這個名詞是近代傳進來的。大家今天來贊成我的革命,當然是主張民權的;一般老官僚要復辟要做皇帝,當然是反對民權、主張君權的。君權和民權,究竟是那一種和現在的中國相宜呢?這個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根本上討論起來,無論君權和民權,都是用來管理政治,為眾人辦事的,不過政治上各時代的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到底中國現在用民權是適宜不適宜呢?有人說,中國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適宜於民權。美國本來是民權的國家,但是在袁世凱要做皇帝的時候,也有一位大學教授叫做古德諾,到中國來主張君權,說中國人民的思想不發達,文化趕不上歐美,所以不宜用民權。袁世凱便利用他這種言論,推翻民國,自己稱皇帝。現在我們主張民權,便要對於民權認得很清楚。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就是中國十三年來也沒有實行過民權。但是我們的歷史經過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亂,都是用君權。到底君權對於中國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國所受君權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害參半。但是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如果應用民權,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時可以做得到的。

  至於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印象,把中國人和非洲、南洋的野蠻人一樣看待,所以中國人和外國人講到民權,他們便極不贊成,以為中國何以能夠同歐美同時來講民權!這些見解的錯誤,都是由於外國學者不考察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所以不知道中國實在是否適宜於民權。中國在歐美的留學生,也有跟外國人一樣說中國不適宜於民權的。這種見解實在是錯誤。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現在歐美既是成立了民國,實現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國古人也有這種思想,所以我們要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但是民權發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生在中國有了兩千多年,在歐美恢復民權不過一百五十年,現在風行一時。

  近代事實上的民權,頭一次發生是在英國。英國在那個時候發生民權革命,正當中國的明末清初。當時革命黨的首領叫做格林威爾1[今譯克倫威爾,下同。],把英國皇帝查理士第一殺了。此事發生以後,便驚動歐美一般人,以為這是自有歷史以來所沒有的,應該當作謀反叛逆看待。暗中弒君,各國是常有的;但是格林威爾殺查理士第一,不是暗殺,是把他拿到法庭公開裁判,宣佈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所以便把他殺了。當時歐洲以為英國人民應該贊成民權,從此民權便可以發達。誰知英國人民還是歡迎君權,不歡迎民權。查理士第一雖然是死了,人民還是思慕君主,不到十年,英國便發生復辟,把查理士第二迎回去做皇帝。那個時候,剛是滿清入關,明朝還沒有亡,距今不過兩百多年。所以兩百多年以前,英國發生過一次民權政治,不久便歸消滅,君權還是極盛。

  一百年之後,便有美國的革命,脫離英國獨立,成立美國聯邦政府,到現在有一百五十年。這是現在世界中頭一個實行民權的國家。

  美國建立共和以後不到十年,便引出法國革命。法國當時革命的情形,是因為自路易十四總攬政權,厲行專制,人民受非常的痛苦。他的子孫繼位,更是暴虐無道,人民忍無可忍,於是發生革命,把路易十六殺了。法國人殺路易十六,也是和英國人殺查理士第一一樣,把他拿到法庭公開審判,宣佈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法國皇帝被殺了之後,歐洲各國為他復仇,大戰十多年。所以那次的法國革命還是失敗,帝制又恢復起來了。但是法國人民民權的思想,從此更極發達。

  講到民權史,大家都知道法國有一位學者叫做盧梭。盧梭是歐洲主張極端民權的人。因有他的民權思想,便發生法國革命。盧梭一生民權思想最要緊的著作,是《民約論》。《民約論》中立論的根據,是說人民的權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不過人民後來把天賦的權利放棄罷了。所以這種言論,可以說民權是天生出來的。但就歷史上進化的道理說,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並沒有盧梭所說的那種民權事實,這就是盧梭的言論沒有根據。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盧梭沒有根據的話去做材料。但是我們主張民權的不必要先主張言論,因為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發生言論,並不是先有言論然後才發生事實。

  比方陸軍的戰術學現在已經成了有系統的學問,研究這門學問的成立,是先有學理呢,或是先有事實呢?現在的軍人都是說入學校,研究戰<術>學,學成了之後為國家去戰鬥。照這種心理來講,當然是先有言論,然後才有事實。但是照世界進化的情形說,最初人同獸鬥,有了百幾萬年,然後那些毒蛇猛獸才消滅。在那個時候,人同獸鬥,到底有沒有戰術呢?當時或者有戰術,不過因為沒有文字去記載,便無可稽考,也未可知。後來人同人相爭,國同國相爭,有了兩萬多年,又經過了多少戰事呢?因為沒有歷史記載,所以後世也不知道。就中國歷史來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是先有戰鬥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就是現在的戰術,也是本於古人戰鬥的事實,逐漸進步而來。自最近發明了無煙槍之後,我們戰術便發生一個極大的變更。從前打仗,是兵士看見了敵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齊進;近來打仗,如果見了敵人,便趕快伏在地下放槍。到底是不是因為有了無煙槍,我們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實,然後才有書呢?還是先有書,然後才有事實呢?外國從前有這種戰術,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戰始。當時英國兵士同波人打仗1[今譯布爾人(Boer),下同。],也是一排一排去應戰,波人則伏在地下,所以英國兵士便受很大的損失。「伏地戰術」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蘭搬到非洲的,當時的人數只有三十萬,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總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從前吃虧不少,便學土人伏地的戰術。後來學成了,波人和英國人打仗,英國人也吃虧不少,所以英國人又轉學波人的伏地戰術。後來英國兵士回本國,轉教全國,更由英國傳到全世界,所以現在各國的戰術學都採用他。

  由此可見,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不是先有言論才發生事實。盧梭《民約論》中所說民權是由天賦的言論,本是和歷史上進化的道理相衝突,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他那種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做口實。盧梭說民權是天賦的,本來是不合理;但是反對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反對民權,也是不合理。我們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須先要靠事實,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盧梭的言論既是沒有根據,為什麼當時各國還要歡迎呢?又為什麼盧梭能夠發生那種言論呢?因為他當時看見民權的潮流已經湧到了,所以他便主張民權。他的民權主張剛合當時人民的心理,所以當時的人民便歡迎他。他的言論雖然是和歷史進化的道理相衝突,但是當時的政治情形已經有了那種事實;因為有了那種事實,所以他引證錯了的言論還是被人歡迎。至於說到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

  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為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像中國君權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可算是發達到了極點,但是後來的君主還要學他,就是君權無論怎麼樣大,人民還是很歡迎。

  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為前人所發表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樣,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也不可因為英國有格林威爾革命之後仍要復辟,和法國革命的延長,便以為民權不能實行。法國革命經過了八十年,才能夠成功。美國革命不過八年,便大功告成。英國革命經過了二百多年,至今還有皇帝。但是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但是當時談起這種主張,不但是許多中國人反對,就是外國人也很反對。當中國發起革命的時候,世界上還有勢力很大的專制君主,把君權、教權統在一個人身上的,像俄國皇帝就是如此。其次,把很強的海陸軍統在一個人身上的,便有德國、奧國的皇帝。當時大家見得歐洲還有那樣強大的君權,亞洲怎麼樣可以實行民權呢?所以袁世凱做皇帝,張勳復辟,都容易發動出來。但是最有力的俄國、德國皇帝,現在都推翻了,俄德兩國都變成了共和國家,可見世界潮流實在到了民權時代。中國人從前反對民權,常常問我們革命黨有什麼力量可以推翻滿清皇帝呢?但是滿清皇帝在辛亥年一推就倒了,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

  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象袁世凱,很蠻悍的軍隊象張勳,都是終歸失敗。現在北方武人專制,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我們南方主張民權,就是順應世界的潮流。雖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軍隊的訓練和餉彈的補充都不及北方,但是我們順著潮流做去,縱然一時失敗,將來一定成功,並且可以永遠的成功。北方反抗世界的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是怎麼樣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定是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圖恢復。現在供奉神權的蒙古已經起了革命,推翻活佛,神權失敗了。將來西藏的神權,也一定要被人民推翻。蒙古、西藏的活佛,便是神權的末日,時期一到了,無論是怎麼樣維持都不能保守長久。現在歐洲的君權也逐漸減少,比如英國是用政黨治國,不是用皇帝治國,可以說是有皇帝的共和國。由此可見,世界潮流到了現在,不但是神權不能夠存在,就是君權也不能夠長久。

  現在之民權時代,是繼續希臘、羅馬之民權思想而來。自民權復興以至於今日,不過一百五十年,但是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要發達。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之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之戰爭。因為自古以來,有大志之人多想做皇帝。像劉邦見秦皇出外,便曰:「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亦曰:「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絕。當我提倡革命之初,其來贊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種皇帝思想的。但是我們宣傳革命主義,不但是要推翻滿清,並且要建設共和,所以十中之六七人都逐漸化除其帝皇思想了。但是其中還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那種做皇帝的舊思想還沒有化除,所以跟我革命黨的人也有自相殘殺,即此故也。我們革命黨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就是想免了爭皇帝之戰爭。惜乎尚有冥頑不化之人,此亦實在無可如何!

  從前太平天國便是前車之鑒。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講起原因有好幾種。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因為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約,承認太平天國,不承認大清皇帝。但是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不能見天王洪秀全,因為要見洪秀全,便要叩頭。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便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約,後來派戈登帶兵去打蘇州,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有人說他的失敗,是由於不懂外交。這或者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又有人說洪秀全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他得了南京之後,不乘勢長驅直進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之所以失敗,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有六七萬精兵,因為發生爭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進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為,並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因為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那四部分基本軍隊都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了南京,經過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因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十個王,使他們彼此位號相等,可以互相牽掣。但是從此以後,李秀成、陳玉成等對於各王便不能調動,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

  陳炯明前年在廣州造反,他為什麼要那樣做法呢?許多人以為他只是要割據兩廣,此實大不然。當陳炯明沒有造反之先,我主張北伐,對他剴切說明北伐的利害,他總是反對。後來我想他要爭的是兩廣,或者恐怕由於我北伐,和他的地盤有妨礙,所以我最後一天老實不客氣,明白對他說:「我們北伐如果成功,將來政府不是搬到武漢,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來的;兩廣的地盤當然是付託於你,請你做我們的後援。倘若北伐不幸失敗,我們便沒有臉再回來。到了那個時候,任憑你用什麼外交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攏,也可以保存兩廣的地盤。就是你投降北方,我們也不管汝,也不責備你。」他當時似還有難言之隱。由此觀之,他之志是不只兩廣地盤的。後來北伐軍進了贛州,他就造起反來。他為什麼原因要在那個時候造反呢?就是因為他想做皇帝,先要消滅極端與皇帝不相容之革命軍,彼才可有辦法去做成其基礎,好去做皇帝。此外尚有一件事實證明陳炯明是有皇帝思想的:辛亥革命以後他常向人說,他少年時常常做夢,一手抱日,一手抱月;他有一首詩,內有一句雲,「日月抱持負少年」,自注這段做夢的故事於下,遍以示人。他取他的名字,也是想應他這個夢的。你看他的部下,像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陳炯光那一般人,沒有一個是革命黨,只有鄧鏗一個人是革命黨,他便老早把鄧鏗暗殺了。陳炯明是為做皇帝而來附和革命的,所以想做皇帝的心至今不死。此外還有幾個人從前也是想做皇帝的,不知道到了民國十三年他們的心理是怎麼樣,我現在沒有工夫去研究他。

  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遠不能消滅。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我從前因為要免去這種禍害,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各省都響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楚漢相爭。劉邦、項羽是爭什麼呢?他們就是爭皇帝。漢唐以來,沒有一朝不是爭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外國嘗有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中國幾千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我們革命黨為免將來戰爭起見,所以當初發起的時候,便主張共和,不要皇帝。現在共和成立了,但是還有想做皇帝的,像南方的陳炯明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廣西的陸榮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還更有不知多少人,都是想要做皇帝的。中國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兵權大的就爭皇帝,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現一般軍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這也是歷史上競爭的一個進步了。

  第二講

  (三月十六日)

  民權這個名詞,外國學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個名詞並稱,所以在外國很多的書本或言論裡頭,都是民權和自由並列。歐美兩三百年來,人民所奮鬥的所競爭的,沒有別的東西,就是為自由,所以民權便由此發達。法國革命的時候,他們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名詞;好比中國革命,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一樣。由此可說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於民權,民權又是由於這三個名詞然後才發達。所以我們要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

  近來革命思潮傳到東方之後,自由這個名詞也傳進來了。許多學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把自由講到很詳細,視為很重要。這種思潮,在歐洲兩三百年以前占很重要的地位。因為歐洲兩三百年來的戰爭,差不多都是為爭自由,所以歐美學者對於自由看得很重要,一般人民對於自由的意義也很有心得。但是這個名詞近來傳進中國,只有一般學者曾用工夫去研究過的,才懂得什麼叫做自由。至於普通民眾,像在鄉村或街道上的人,如果我們對他們說自由,他們一定不懂得。所以中國人對於自由兩個字,實在是完全沒有心得。因為這個名詞傳到中國不久,現在懂得的,不過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學生,或者是留心歐美政治時務的人。常常聽到和在書本上看見這兩個字,但是究竟什麼是自由,他們還是莫名其妙。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說中國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思想太幼稚,連自由的知識都沒有,自由的名詞都沒有。但是外國人一面既批評中國人沒有自由的知識,一面又批評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外國人的這兩種批評,在一方面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沒有團體,又在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明白自由。這兩種批評,恰恰是相反的。為什麼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說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個個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擴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麼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們拿一手沙起來,無論多少,各顆沙都是很活動的,沒有束縛的,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在散沙內參加士敏土,便結成石頭,變為一個堅固的團體。變成了石頭,團體很堅固,散沙便沒有自由。所以拿散沙和石頭比較,馬上就明白,石頭本是由散沙結合而成的,但是散沙在石頭的堅固團體之內,就不能活動,就失卻自由。自由的解釋,簡單言之,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因為中國沒有這個名詞,所以大家都莫名其妙。但是我們有一種固有名詞,是和自由相彷彿的,就是「放蕩不羈」一句話。既然是放蕩不羈,就是和散沙一樣,各個有很大的自由。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面說沒有結合能力,既然如此,當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結合成一個堅固團體,便不能像一片散沙。所以外國人這樣批評我們的地方,就是陷於自相矛盾了。

  最近二三百年以來,外國用了很大的力量爭自由。究竟自由是好不好呢?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呢?依我看來,近來兩三百年,外國人說為自由去戰爭,我中國普通人也總莫名其妙。他們當爭自由的時候,鼓吹自由主義,說得很神聖,甚至把「不自由,毋寧死」的一句話成了爭自由的口號。中國學者翻譯外國人的學說,也把這句話搬進到中國來,並且擁護自由,決心去奮鬥,當初的勇氣差不多和外國人從前是一樣。但是中國一般民眾,還是不能領會什麼是叫做自由。大家要知道,自由和民權是同時發達的,所以今天來講民權,便不能不講自由。我們要知道歐美為爭自由,流了多少血,犧牲了許多性命,我前一回講過了的。現在世界是民權時代,歐美發生民權已經有了一百多年。推到民權的來歷,由於爭自由之後才有的。最初歐美人民犧牲性命,本來是為爭自由,爭自由的結果才得到民權。當時歐美學者提倡自由去戰爭,好比我們革命提倡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道理是一樣的。由此可見,歐美人民最初的戰爭是為自由,自由爭得之後,學者才稱這種結果為民權。所謂「德漠克拉西」1[英文democracy的譯音。],此乃希臘之古名詞。而歐美民眾至今對這個名詞亦不大關心,不過視為政治學中之一句術語便了;比之自由二個字,視為性命所關,則相差遠了。民權這種事實,在希臘、羅馬時代已發其端。因那個時候的政體是貴族共和,都已經有了這個名詞,後來希臘、羅馬亡了,這個名詞便忘記了。最近二百年內為自由戰爭,又把民權這個名詞再恢復起來。近幾十年來講民權的人更多了,流行到中國也有很多人講民權。但是歐洲一二百多年以來的戰爭,不是說爭民權,是說爭自由。提起自由兩個字,全歐洲人便容易明白。當時歐洲人民聽了自由這個名詞容易明白的情形,好像中國人聽了「發財」這個名詞一樣,大家的心理都以為是很貴重的。現在對中國人說要他去爭自由,他們便不明白,不情願來附和;但是對他要說請他去發財,便有很多人要跟上來。歐洲當時戰爭所用的標題是爭自由,因為他們極明白這個名詞,所以人民便為自由去奮鬥、為自由去犧牲,大家便很崇拜自由。何以歐洲人民聽到自由便那樣歡迎呢?現在中國人民何以聽到自由便不理會,聽到發財便很歡迎呢?其中有許多道理,要詳細去研究才可以明白。中國人聽到說發財就很歡迎的緣故,因為中國現在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貧窮;因為發財是救窮獨一無二的方法,所以大家聽到了這個名詞便很歡迎。發財有什麼好處呢?就是發財便可救窮,救了窮便不受苦,所謂救苦救難。人民正是受貧窮的痛苦時候,忽有人對他們說發財把他們的痛苦可以解除,他們自然要跟從,自然拚命去奮鬥。歐洲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當時人民聽到自由便像現在中國人聽到發財一樣。

  他們為什麼要那樣歡迎自由呢?因為當時歐洲的君主專制發達到了極點。歐洲的文明和中國週末列國相同,中國週末的時候是和歐洲羅馬同時,羅馬統一歐洲正在中國周、秦、漢的時代。羅馬初時建立共和,後來變成帝制。羅馬亡了之後,歐洲列國並峙,和中國周朝亡了之後變成東周列國一樣。所以很多學者,把周朝亡後的七雄爭長和羅馬亡後變成列國的情形相提並論。羅馬變成列國,成了封建制度。那個時候,大者王,小者侯,最小者還有伯、子、男,都是很專制的。那種封建政體,比較中國周朝的列國封建制度還要專制得多。歐洲人民在那種專制政體之下所受的痛苦,我們今日還多想不到,比之中國歷朝人民所受專制的痛苦還要更厲害。這個原故,由於中國自秦朝專制直接對於人民「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遂至促亡;以後歷朝政治,大都對於人民取寬大態度,人民納了糧之外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歐洲的專制,卻一一直接專制到人民,時間復長,方法日密。那專制的進步,實在比中國厲害得多。所以歐洲人在二百年以前,受那種極殘酷專制的痛苦,好像現在中國人受貧窮的痛苦是一樣。人民受久了那樣殘酷的專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奮鬥去爭自由,解除那種痛苦;一聽道有人說自由,便很歡迎。

  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之後,專制淫威不能達到普通人民。由秦以後歷代皇帝專制的目的,第一是要保守他們自己的皇位,永遠家天下,使他們子子孫孫可以萬世安享。所以對於人民的行動,於皇位有危險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懲治。故中國一個人造反,便連到誅九族。用這樣嚴重的刑罰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專制皇帝要永遠保守皇位。反過來說,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無論他們是做什麼事,皇帝便不理會。所以中國自秦以後,歷代的皇帝都只顧皇位,並不理民事;說道人民的幸福,更是理不到。現在民國有了十三年,因為政體混亂,還沒有功夫去建設,人民和國家的關係還沒有理會。我們回想民國以前,清朝皇帝的專制是怎麼樣呢?十三年以前,人民和清朝皇帝有什麼關係呢?在清朝時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撫,中有府道,下有州縣佐雜,所以人民和皇帝的關係很小。人民對於皇帝只有一個關係,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係。因為這個原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只要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餘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由此可見,中國人民直接並沒有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只有受間接的痛苦。因為國家衰弱,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沒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窮財盡,人民便受貧窮的痛苦。這種痛苦,就是間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所以當時人民對於皇帝的怨恨還是少的。

  但是歐洲的專制就和中國的不同。歐洲由羅馬亡後到兩三百年以前,君主的專制是很進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厲害的,人民是很難忍受的。當時人民受那種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極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行動不自由。這三種不自由,現在歐洲是已經過去了的陳跡,詳細情形是怎麼樣,我們不能看見,但是行動不自由還可以知道。譬如現在我們華僑在南洋荷蘭或法國的領土,所受來往行動不自由的痛苦,便可以知道。像爪哇本來是中國的屬國,到中國來進過了貢的,後來才歸荷蘭。歸荷蘭政府管理之後,無論是中國的商人,或者是學生,或者是工人,到爪哇的地方,輪船一抵岸,便有荷蘭的巡警來查問,便把中國人引到一間小房子,關在那個裡頭,脫開衣服,由醫生從頭到腳都驗過,還要打指模、量身體,方才放出,准他們登岸。登岸之後,就是住在什麼地方,也要報明。如果想由所住的地方到別的地方去,便要領路照。到了夜晚九時以後,就是有路照也不准通行,要另外領一張夜照,並且要攜手燈。這就是華僑在爪哇所受荷蘭政府的待遇,便是行動不自由。像這種行動不自由的待遇,一定是從前歐洲皇帝對人民用過了的,留存到今日,荷蘭人就用來對待中國華僑。由於我們華僑現在受這種待遇,便可想見從前歐洲的專制是怎麼樣情形。此外還有人民的營業工作和信仰種種都不自由。譬如就信仰不自由說,人民在一個什麼地方住,便強迫要信仰一種什麼宗教,不管人民是情願不情願。由此人民都很難忍受。歐洲人民當時受那種種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所以一聽到說有人提倡爭自由,大家便極歡迎,便去附和。這就是歐洲革命思潮的起源。歐洲革命是要爭自由,人民為爭自由流了無數的碧血,犧牲了無數的身家性命,所以一爭得之後,大家便奉為神聖,就是到今日也還是很崇拜。

  這種自由學說近來傳進中國,一般學者也很熱心去提倡,所以許多人也知道在中國要爭自由。今天我們來講民權,民權的學說是由歐美傳進來的,大家必須明白民權是一件什麼事,並且還要明白民權同類的自由又是一件什麼事。從前歐洲人民受不自由的痛苦,忍無可忍,於是萬眾一心去爭自由,達到了自由目的之後,民權便隨之發生。所以我們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明白爭自由的歷史。近年歐美之革命風潮傳播到中國,中國新學生及許多志士都發起來提倡自由。他們以為歐洲革命象從前法國都是爭自由,我們現在革命,也應該學歐洲人來爭自由。這種言論,可說是人云亦云,對於民權和自由沒有用過心力去研究,沒有徹底瞭解。

  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而不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是很有深意的。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美國的革命口號是獨立,我們革命的口號就是三民主義,是用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工夫才定出來的,不是人云亦云。為什麼說一般新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對呢?為什麼當時歐洲講自由是對呢?這個道理已經講過了。因為提出一個目標,要大家去奮鬥,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膚之痛,人民才熱心來附和。歐洲人民因為從前受專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經提倡自由,便萬眾一心去贊成。假若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痛苦,當然不理會。如果在中國來提倡發財,人民一定是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像發財主義。要明白這個道理,要輾轉解釋才可成功。我們為什麼不直接講發財呢?因為發財不能包括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才可以包括發財。俄國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是和發財相近的,那就是直接了當的主張。我們革命黨所主張的不止一件事,所以不能用發財兩個字簡單來包括,若是用自由的名詞更難包括了。

  近來歐洲學者觀察中國,每每說中國的文明程度太低,政治思想太薄弱,連自由都不懂,我們歐洲人在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為自由犧牲,不知道做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現在中國人還不懂自由是什麼,由此便可見我們歐洲人的政治思想比較中國人高得多。由於中國人不講自由,便說是政治思想薄弱。這種言論,依我看起來是講不通的。因為歐洲人既尊重自由,為什麼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呢?歐洲人從前要爭自由的時候,他們自由的觀念自然是很濃厚;得到了自由之後,目的已達,恐怕他們的自由觀念也漸漸淡薄;如果現在再去提倡自由,我想一定不像從前那樣的歡迎。而且歐洲爭自由的革命,是兩三百年前的舊方法,一定是做不通的。就一片散沙而論,有什麼精采呢?精采就是在有充分的自由,如果不自由,便不能夠成一片散沙。從前歐洲在民權初萌芽的時代,便主張爭自由,到了目的已達,各人都擴充自己的自由。於是,由於自由太過,便發生許多流弊。所以英國有一個學者叫做彌勒氏的便說: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自由。歐美人講自由從前沒有範圍,到英國彌勒氏才立了自由的範圍,有了範圍,便減少很多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學者已漸知自由不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之物,所以也要定一個範圍來限制他了。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兩種批評實在是互相矛盾。中國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們趁早就要參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結合來成石頭,變成很堅固的團體,到了那個時候,散沙便不能夠活動,便沒有自由。所以中國人現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過中國人原來沒有「自由」這個名詞,所以沒有這個思想。但是中國人沒有這個思想,和政治有什麼關係呢?到底中國人有沒有自由呢?我們拿一片散沙的事實來研究,便知道中國人有很多的自由,因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會,連這個名詞也不管了。

  這是什麼道理呢?好比我們日常的生活,最重要是衣食,吃飯每天最少要兩餐,穿衣每年最少要兩套,但是還有一件事比較衣食更為重要。普通人都以為不吃飯便要死,以吃飯是最重大的事,但是那一件重要的事比較吃飯還要重大過一萬倍,不過大家不覺得,所以不以為重大。這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吃空氣,吃空氣就是呼吸。為什麼吃空氣比較吃飯重要過一萬倍呢?因為吃飯在一天之內,有了兩次或者一次就可以養生;但是我們吃空氣,要可以養生,每一分鐘最少要有十六次才可舒服,如果不然,便不能忍受。大家不信,可以實地試驗,把鼻孔塞住一分鐘,便停止了十六次的呼吸,像我現在試驗不到一分鐘,便很難忍受。一天有二十四點鐘,每點鐘有六十分,每分鐘要吃空氣十六次,每點鐘便要吃九百六十次,每天便要吃二萬三千零四十次。所以說吃空氣比較吃飯是重要得一萬倍,實在是不錯的。像這樣要緊,我們還不感覺的原因,就是由於天中空氣到處皆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天吃到晚都不用工夫,不比吃飯要用人工去換得來。所以我們覺得找飯吃是很難的,找空氣吃是很容易的。因為太過容易,大家便不注意。個人閉住鼻孔,停止吃空氣,來試驗吃空氣的重要,不過是小試驗。如果要行大試驗,可以把這個講堂四圍的窗戶都關閉起來,我們所吃的空氣便漸漸減少,不過幾分鐘久,現在這幾百人便都不能忍受。又把一個人在小房內關閉一天,初放出來的時候,便覺得很舒服,也是一樣的道理。中國人因為自由過於充分,便不去理會,好比房中的空氣太多,我們便不覺得空氣有什麼重要;到了關閉門戶,沒有空氣進來,我們才覺得空氣是個很重要的。歐洲人在兩三百年以前受專制的痛苦,完全沒有自由,所以他們人人才知道自由可貴,要拚命去爭。沒有爭到自由之先,好像是閉在小房裡一樣;既爭到了自由之後,好比是從小房內忽然放出來,遇著了空氣一樣。所以大家便覺得自由是很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們常常說「不自由,毋寧死」那一句話。但是中國的情形就不同了。

  中國人不知自由,只知發財。對中國人說自由,好像對廣西深山的#人說發財一樣。#人常有由深山中拿了熊膽、鹿茸到外邊的圩場去換東西,初時圩場中的人把錢和他交換,他常常不要,只要食鹽或布匹乃樂於交換。在我們的觀念內最好是發財,在#人的觀念,只要合用東西便心滿意足。他們不懂發財,故不喜歡得錢。中國一般的新學者對中國民眾提倡自由,就好像和#人講發財一樣。中國人用不著自由,但是學生還要宣傳自由,真可謂不識時務了。歐美人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因為難得自由,所以拚命去爭。既爭到了之後,像法國、美國是我們所稱為實行民權先進的國家,在這兩個國家之內,人人是不是都有自由呢?但是有許多等人,像學生、軍人、官吏和不及二十歲未成年的人,都是沒有自由的。所以歐洲兩三百年前的戰爭,不過是三〔二〕十歲以上的人,和不做軍人、官吏、學生的人來爭自由。爭得了之後,也只有除了他們這幾等人以外的才有自由,在這幾等人以內的,至今都不得自由。

  中國學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沒有別的地方用,便拿到學校內去用。於是生出學潮,美其名說是爭自由。歐美人講自由,是有很嚴格界限的,不能說人人都有自由。中國新學生講自由,把什麼界限都打破了。拿這種學說到外面社會,因為沒有人歡迎,所以只好搬回學校內去用,故常常生出鬧學風潮。此自由之用之不得其所也。外國人不識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很充分的自由,這自是難怪。至於中國的學生,而竟忘卻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個先民的自由歌,卻是大可怪的事!由這個自由歌看起來,便知中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而確有自由之實,且極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們要講民權,因為民權是由自由發生的,所以不能不講明白歐洲人民當時爭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貴。歐洲人當時爭自由,不過是一種狂熱,後來狂熱漸漸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兩方面,不是神聖的東西。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我們是承認的;但是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們便不能承認。中國人為什麼是一片散沙呢?由於什麼東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國為什麼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學校內的學生是這樣,就是我們革命黨裡頭也有這種毛病。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之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就是錯用了自由之過也。我們革命黨從前被袁世凱打敗亦是為這個理由。當民國二年袁世凱大借外債,不經國會通過,又殺宋教仁,做種種事來破壞民國。我當時催促各省馬上去討袁,但因為我們同黨之內,大家都是講自由,沒有團體。譬如在西南,無論那一省之內,自師長、旅長以至兵士,沒有不說各有各的自由,沒有彼此能夠團結的。大而推到各省,又有各省的自由,彼此不能聯合。南方各省,當時乘革命的餘威,表面雖然是轟轟烈烈,內容實在是四分五裂,號令不能統一。說到袁世凱,他有舊日北洋六鎮的統系,在那六鎮之內,所有的師長、旅長和一切兵士都是很服從的,號令是一致的。簡單的說,袁世凱有很堅固的團體,我們革命黨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凱打敗革命黨。由此可見,一種道理在外國是適當的,在中國未必是適當。外國革命的方法是爭自由,中國革命便不能說是爭自由。如果說爭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團體,我們的革命目的便永遠不能成功。

  外國革命是由爭自由而起,奮鬥了兩三百年,生出了大風潮,才得到自由,才發生民權。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用自由、平等、博愛。我們革命的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究竟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有什麼關係呢?照我講起來,我們的民族可以說和他們的自由一樣,因為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當學生的能夠犧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學問上做工夫,學問成了,知識發達,能力豐富,便可以替國家做事。當軍人能夠犧牲自由,就能夠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如果學生、軍人要講自由,便像中國自由的對待名詞,成為放任、放蕩,在學校內便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在學校內不講校規,在軍隊內不講軍紀,那還能夠成為學校、號稱軍隊嗎?我們為什麼要國家自由呢?因為中國受列強的壓迫,失去了國家的地位,不只是半殖民地,實在已成了次殖民地,比不上緬甸、安南、高麗。緬甸、安南、高麗不過是一國的殖民地,只做一個主人的奴隸;中國是各國的殖民地,要做各國的奴隸。中國現在是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所以現在的國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夠自由,中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

  用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法國的自由和我們的民族主義相同,因為民族主義是提倡國家自由的。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權、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說民權是和平等相對待的。此外還有博愛的口號,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這個道理,等到講民生主義的時候,再去詳細解釋。

  第三講1[底本原缺第三講日期。]

  民權兩個字,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待的。因為平等是法國革命的第二個口號,所以今天專拿平等做題目來研究。

  平等這個名詞,通常和自由那個名詞都是相提並論的。歐洲各國從前革命,人民為爭平等和爭自由,都是一樣的出力,一樣的犧牲,所以他們把平等和自由都是看得一樣的重大。更有許多人以為要能夠自由,必要得到平等,如果得不到平等,便無從實現自由。用平等和自由比較,把平等更是看得重大的。

  什麼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從那裡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譬如美國在革命時候的《獨立宣言》、法國在革命時候的《人權宣言》,都是大書特書,說平等、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特權,人類〔他人〕不能侵奪的。天生人究竟是否賦有平等的特權呢?請先把這個問題拿來研究清楚。

  從前在第一講中,推溯民權的來源,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譬如用天生的方物來講,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的,就是拿平地來比較,也沒有一處是真平的。好像坐粵漢鐵路,自黃沙到銀盞坳一段本來是屬於平原,但是從火車窗外過細考察沿路的高低情況,沒有那一里路不是用人工修築,才可以得平路的。所謂天生的平原,其不平的情形已經是這樣。再就眼前而論,拿桌上這一瓶的花來看,此刻我手內所拿的這枝花,是槐花。大概看起來,以為每片葉子都是相同,每朵花也是相同。但是過細考察起來,或用顯微鏡試驗起來,沒有那兩片葉子完全是相同的,也沒有那兩朵花完全是相同的。就是一株槐樹的幾千萬片葉中,也沒有完全相同的。推到空間、時間的關係,此處地方的槐葉和彼處地方的槐葉更是不相同的,今年所生的槐葉和去年所生的槐葉又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見,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麼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專制發達以後,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弄到結果,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這種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為的不平等。人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麼情形,現在可就講壇的黑板上繪一個圖來表明。

  第一圖不平等

  請諸君細看第一圖,便可明白。因為有這種人為的不平等,在特殊階級的人過於暴虐無道,被壓迫的人民無地自容,所以發生革命的風潮來打不平。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為的不平等,到了平等以後便可了事。但是佔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們的保障,說他們所處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與的,人民反對他們便是逆天。無知識的民眾,不曉得研究這些話是不是合道理,只是盲從附和,為君主去爭權利,來反對有知識的人民去講平等自由。因此贊成革命的學者,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這一說,以打破君主的專制。學者創造這一說,原來就是想打破人為之不平等的。但是天下的事情,的確是行易知難。當時歐洲的民眾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賦之特權的,多數無知識的人總是去擁戴他們。所以少數有知識的學者,無論用什麼方法和力量,總是推不倒他們。到了後來,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然後歐洲的帝王便一個一個不推自倒了。不過專制帝王推倒以後,民眾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便日日去做工夫,想達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來科學昌明,人類大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假若照民眾相信的那一說去做,縱使不顧真理勉強做成功,也是一種假平等。像第二圖一樣,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下去,成了平頭的平等,至於立腳點還是彎曲線,還是不能平等。這種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

  說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為平等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好像第三圖的底線,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第二圖假平等

  歐洲從前革命,人民爭平等自由,出了很大的力量,費了很大的犧牲。我們現在要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出力、那樣犧牲,便先要知道歐洲在沒有革命以前是怎樣不平等的情形。上面所繪的第一圖,是表示歐洲在沒有革命以前,政治上是怎麼樣不平等的事實。圖中所示帝、王、公、侯、伯、子、男等一級一級的階梯,就是從前歐洲政治地位上的階級。這種階級,中國以前也是有的。到十三年前發生革命,推翻專制,才剷平這種不平的階級。但是中國以前的不平等,沒有從前歐洲的那麼厲害。歐洲兩百多年以前,還是在封建時代,和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時代相同。因為中國政治的進化早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歐洲就是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兩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壞處,才發生平等的思想。中國在兩千多年以前便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中國政治的進步是早過歐洲。但是在這兩百年以來,歐洲的政治進步不但是趕到中國,並且超過中國,所謂後來者居上。

  第三圖真平等

  歐洲沒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國比較起來,歐洲的專制要比中國厲害得多。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世襲制度。當時歐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貴族,代代都是世襲貴族,不去做別種事業;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襲一種事業,不能夠去做別種事業。比方耕田的人,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農夫;做工的人,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苦工。祖父做一種什麼事業,子孫就不能改變。這種職業上不能夠改變,就是當時歐洲的不自由。中國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以後,這種限制也完全打破。由此可見,從前中國和外國都是有階級制度,都是不平等。中國的好處是只有皇帝是世襲,除非有人把他推翻,才不能世襲,如果不被人推翻,代代總是世襲,到了改朝換姓,才換皇帝;至於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中國古時都是可以改換的,平民做宰相、封王侯的極多,不是代代世襲一種事業的。歐洲平民間或也有做宰相、封王侯的,但是大多數的王侯都是世襲,人民的職業不能自由,因為職業不自由,所以失了平等。不但是政治的階級不平等,就是人民彼此的階級也不平等。由於這個原故,人民一來難到公侯伯子男的那種地位,二來自己的職業又不能自由改變,更求上進,於是感覺非常痛苦,不能忍受。所以不得不拚命去爭自由,解除職業不自由的束縛,以求上進;拚命去爭平等,打破階級專制的不平等。那種戰爭,那種奮鬥,在中國是向來沒有的。中國人雖然受過了不平等的界限,但是沒有犧牲身家性命去做平等的代價。歐洲人民在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兩件事。中國人向來不懂什麼是爭自由平等,當中原因,就是中國的專制和歐洲比較,實在沒有什麼厲害。而且中國古時的政治,雖然是專制,二千多年以來雖然沒有進步,但是以前改良了很多,專制淫威也減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覺得十分痛苦,因為不覺得痛苦,便不為這個道理去奮鬥。

  近來歐洲文化東漸,他們的政治、經濟、科學都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聽到歐洲的政治學理,多數都是照本抄謄,全不知道改變。所以歐洲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說是爭自由,中國人也說要爭自由;歐洲從前爭平等,中國人也照樣要爭平等。但是中國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這些地方。如果專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便是離事實太遠,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他們便沒有感覺;沒有感覺,一定不來附和。至於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人民所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以為非爭到自由平等,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所以拚命去爭自由、打平等。因為有這種風潮,所以近兩三百年來,一次發生英國革命,二次發生美國革命,三次發生法國革命。美國、法國的革命都是成功的,英國革命算是沒有成功,所以國體至今沒有改變。英國革命的時候,正當中國明末清初,當時英國人民把皇位推倒,殺了一個皇帝;不到十年,又發生復辟;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國體仍舊是君主,貴族階級也還是存在。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也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的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

  我們再拿美國來講。美國革命的時候,人民所向的目標是在獨立。他們為什麼要獨立呢?因為他們當時的十三州都是英國的領土,歸英國管理。英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壓迫美國人民比壓迫本國人民還要嚴厲得多。美國人民見得他們自己和英國人民都是同歸一個英國政府管理,英國政府待本國人民是那樣寬大,待美國人民是這樣刻薄,便覺得很不平等,所以要脫離英國,自己去管理自己,成一個獨立國家。他們因為獨立,反抗英國,和英國戰爭了八年。後來獨立成功,所有在美國的白色人種,政府都一律看待,一律平等。但是對待別色人種便大不相同,比方在美國的非洲黑人,他們便視為奴隸。所以美國獨立之後,白人的政治地位雖然是平等,但是黑人和白人比較便不是平等。這種事實,和美國的憲法及獨立的宣言便不相符合。因為《獨立宣言》開宗明義便說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天賦有一定不能少的權利,那些權利便是生命自由和求幸福。後來訂定憲法,也是根據這個道理。美國注重人類平等的憲法既然成立以後,還要黑人來做奴隸,所以美國主張平等自由的學者,見到那種事實和立國的精神大相矛盾,便反對一個平等自由的共和國家裡頭還用許多人類來做奴隸。美國當時對待黑人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呢?美國人從前對待黑人是很刻薄的,把黑人當作牛馬一樣,要他們做奴隸、做苦工,每日做很多的工,辛辛苦苦做完了之後,沒有工錢,只有飯吃。那種殘酷情形,全國人民看見了,覺得是很不公道、很不平等的,和開國憲法的道理太不相容,所以大家提倡人道主義,打破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後來這種主張愈傳愈廣,贊成這種主張的人便非常之多。於是有許多熱心的人,調查當時黑奴所受的痛苦,做成了許多記錄。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書,是把黑奴受痛苦的種種事實編成一本小說,令人人看到了之後,都很有趣味。這本小說是叫做《黑奴籲天錄》。自這本書做出之後,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麼樣受苦,便替黑奴來抱不平。當時全美國之中,北方各省沒有畜黑奴的,便主張放奴。南方各省所畜的黑奴是很多的,因為南方各省有許多極大的農場,平常都是專靠黑奴去耕種,如果放黑奴,便沒有苦工,便不能耕種。南方的人由於自私自利的思想,便反對放奴,說黑奴制度不是一人<造>起來的。美國人從前運非洲的黑人去做奴隸,好像幾十年前歐洲人運中國人到美洲和南洋去做「豬仔」一樣,黑奴便是當時非洲的「豬仔」。南方各省反對放奴,說黑奴是他們的本錢,如果要解放,他們一定要收回本錢。當時一個黑奴,差不多要值五六千元,南方各省的黑奴有幾百萬,總算起來要值幾百萬萬元。因為那種價值太大,國家沒有那樣多錢去償還黑奴的東家,所以放黑奴的風潮雖然是發生了很久,但是醞釀復醞釀,到了六十年前才爆發出來,構成美國的南北戰爭。那次戰爭,兩方死了幾十萬人,打過了五年仗,雙方戰爭是非常激烈的,是世界最大戰爭之一。那次戰爭,是替黑奴打不平、替人類打不平等的,可以說是爭平等的戰爭。歐美從前為爭平等的問題,都是本身覺悟,為自己的利害去打仗。美國的南北戰爭,為黑奴爭平等,不是黑人自己懂得要爭。因為他們做奴隸的時候太久,沒有別的知識,只知道主人有飯給他們吃,有衣給他們穿,有屋給他們住,他們便很心滿意足。當時主人間或也有很寬厚的,黑奴只知道要有好主人,不致受十分的虐待;並不知道要反抗主人,要求解放,有自己做主人的思想。所以那次美國的南北戰爭,所爭平等的人,是白人替黑人去爭,是自己團體以外的人去爭,不是本身的覺悟。那次戰爭的結果,南方打敗了,北方打勝了,聯邦政府就馬上發一個命令,要全國放奴。南方各省因為打敗了仗,只有服從那個命令。自此以後,便不理黑奴,從解放的日起便不給飯與黑奴吃,不給衣與黑奴穿,不給屋與黑奴住。黑人從那次以後,雖然是被白人解放,有了自由,成了美國的共和國民,在政治的平等自由上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因為從前替主人做工,便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解放以後不替主人做工,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屋住,一時青黃不接,黑奴覺得失了泰山之靠,便感非常的痛苦。因此就怨恨放奴的各省份,尤其怨恨北方那位主張放奴的大總統。那位主張放奴的總統是誰呢?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兩個極有名的大總統。一位是開國的大總統,叫做華盛頓。現在世界上的人說起開國元勳,便數到華盛頓,因為那位大總統在爭人類平等的歷史上是很有功勞的。其餘一位大總統就是林肯,他就是當時主張放奴最出力的人。因為他解放黑奴,為人類求平等立了很大的功勞,所以世界上的人至今都稱頌他。但是當時解放了的黑奴,因為一時沒有衣食住的痛苦,便非常怨恨他。現在還有一種歌謠是罵林肯的,說他是洪水猛獸。那些罵林肯的人之心理,好像中國現在反對革命的人來罵革命黨一樣。現在有知識的黑人,知道解放的好處,自然是稱頌林肯;但是無知識的黑人,至今還是恨林肯,學他們的祖宗一樣。解放黑奴,是美國歷史上一件爭平等的事業。所以講美國最好的歷史,第一個時期是由於受英國不平等的待遇,人民發起獨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脫離英國,得到平等,成一個獨立國家。第二個時期是在六十年前發生南北戰爭,那次戰爭的理由,和頭一次的獨立戰爭是相同的,打過了五年仗。五年戰爭的時間,和八年戰爭的時間雖然是差不多,但是說起損失來,那次五年的戰爭比較八年的戰爭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簡單的說起來,美國第一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自己求獨立,為自己爭平等。第二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為黑奴求自由,為黑奴爭平等;不是為自己爭平等,是為他人爭平等。為他人爭平等,比較為自己爭平等所受的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所以美國歷史是一種爭平等的歷史。這種爭平等的歷史,是世界歷史中的大光榮。

  美國爭得平等之後,法國也發生革命,去爭平等。當中反覆了好幾次,爭了八十年才算成功。但是平等爭成功之後,他們人民把平等兩個字走到極端,要無論那一種人都是平等。像第二圖所講的平等,把平等地位不放在立足點,要放在平頭點,那就是假平等。

  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於歐美,平等自由的學說也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中國革命黨不主張爭平等自由,主張爭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能夠實行,便有自由平等。歐美為平等自由去戰爭,爭得了之後,常常被平等自由引入歧路。我們的三民主義能夠實行,真有自由平等,要什麼方法才能夠歸正軌呢?象第二圖,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是不合乎平等正軌的;要象第三圖,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才算合乎平等的正軌。所以我們革命,要知道所用的主義是不是適當,是不是合乎正軌,非先把歐美革命的歷史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人民要徹底明白我們的三民主義是不是的的確確<有>好處,是不是合乎國情,要能夠信仰我們的三民主義始終不變,也非把歐美革命的歷史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

  美國為平等、自由兩個名詞,經過了兩次戰爭,第一次爭了八年,第二次爭了五年,才達到目的。中國向來沒有為平等自由起過戰爭。幾千年來,歷史上的戰爭,都是大家要爭皇帝;每次戰爭,人人都是存一個爭皇帝的思想。只有此次我們革命,推倒滿清,才是不爭皇帝的第一次。但是這種不爭皇帝的思想,只限於真革命黨以內的人才是。說到革命黨以外,像北方的曹錕、吳佩孚,名義上雖然贊成共和,但是主張武力統一,還是想專制。如果他們的武力統一成功,別人不能夠反抗,他們一定是想做皇帝的。譬如袁世凱在辛亥年推倒滿清的時候,他何嘗不贊成共和呢?他又何曾主張帝制呢?當時全國的人民便以為帝制不再發生。到了民國二年,袁世凱用武力打敗革命黨,把革命黨趕出海外,便改變國體,做起皇帝來。這般軍閥的思想腐敗不堪,都是和袁世凱相同的,將來沒有人敢擔保這種危險不發生。所以中國的革命至今沒有成功,就是因為做皇帝的思想沒有完全剷除,沒有一概肅清。我們要把這種做皇帝的思想完全剷除,一概肅清,便不得不再來奮鬥,再來革命。

  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志士,還是主張爭平等自由。歐洲在一兩百年以來,本是爭平等自由,但是爭得的結果,實在是民權。因為有了民權,平等自由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民權,平等自由不過是一種空名詞。講到民權的來歷,發源是很遠的,不是近來才發生的。兩千多年以前,希臘、羅馬便老早有了這種思想。當時希臘、羅馬都是共和國家。同時地中海的南方有一個大國叫做克塞支1[今譯迦太基。],也是一個共和國。後來有許多小國繼續起來,都是共和國家。當時的希臘、羅馬名義上雖然是共和國家,但是事實上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因為那個時候,民權還沒有實行。譬如希臘國內便有奴隸制度,所有貴族都是畜很多的奴隸,全國人民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奴隸;斯巴達的一個武士,國家定例要給五個奴隸去服侍他。所以希臘有民權的人是少數,無民權的是大多數。羅馬也是一樣的情形。所以二千多年以前,希臘、羅馬的國家名義雖然是共和,但是由於奴隸制度,還不能夠達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到六十年前美國解放黑奴,打破奴隸制度,實行人類的平等以後,在現在的共和國家以內才漸漸有真平等自由的希望。但是真平等自由是在什麼地方立足呢?要附屬到什麼東西呢?是在民權上立足的,要附屬於民權。民權發達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長存;如果沒有民權,什麼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所以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還是要用民權。因為爭得了民權,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實,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實在是包括於民權之內。因為平等自由是包括在民權之內,所以今天研究民權的問題,便附帶來研究平等自由的問題。

  歐美革命,為求平等自由的問題來戰爭,犧牲了無數的性命,流了很多的碧血。爭到平等自由之後,到了現在,把平等自由的名詞應該要看得如何寶貴,把平等自由的事實應該要如何審慎,不能夠隨便濫用。但是到現在究竟是怎麼樣呢?就自由一方面的情形說,前次已經講過了,他們爭得自由之後,便生出自由的許多流弊。美國、法國革命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把平等爭得了,到底是不是和自由一樣,也生出許多流弊呢?依我看起來,也是一樣的生出許多流弊。由於他們已往所生流弊的經驗,我們從新革命,便不可再蹈他們的覆轍,專為平等去奮鬥,要為民權去奮鬥。民權發達了,便有真正的平等,如果民權不發達,我們便永遠不平等。

  歐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怎麼樣呢?簡單的說,就是他們把平等兩個字認得太呆了。歐美爭得平等以後,為什麼緣故要發生流弊呢?就是由於民權沒有充分發達,所以自由平等還不能夠向正軌道去走。因為自由平等沒有歸到正軌,所以歐美人民至今還是要為民權去奮鬥。因為要奮鬥,自然要結團體。人民因為知道結團體的重要,所以由於奮鬥的結果,便得到集會結社的自由。由於得到這種自由,便生出許多團體,在政治上有政黨,在工人中有工黨。現在世界團體中最大的是工黨。工黨是在革命以後,人民爭得了自由,才發生出來。發生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最初的時候,工人沒有知識,沒有覺悟,並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也不知道受資本家有很大的壓迫;好像美國黑奴只知道自祖宗以來都是做人的奴隸,並不知道奴隸的地位是不好,也不知道除了奴隸以外另外還有自由平等一樣。當時各國工人本來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什麼地位,後來於工人之外,得了許多好義之士替工人抱不平,把工人和資本家不平等的道理宣傳到工人裡頭,把他們喚醒了,要他們固結團體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於是世界各國才發生工黨。工黨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是拿什麼造〔做〕武器呢?工人抵抗的唯一武器,就是消極的不合作,不合作的舉動就是罷工。這種武器,比較軍人打仗的武器還要厲害得多。如果工人對於國家或資本家有要求不遂的,便大家聯合起來,一致罷工。那種罷工,影響到全國人民,比較普通的戰爭也不相上下。因為在工人之外,有知識極高的好義之士做領袖,去引導那些工人,教他們固結團體,去怎麼樣罷工。所以他們的罷工一經發動,便在社會上發生很大的力量。因為有了很大的力量,工人自己才感覺起來,要講平等。英國、法國的工人,由於這種感覺,要講平等,看見團體以內引導指揮的領袖都不是本行的工人,不是貴族便是學者,都是從外面來的;所以他們到了團體成功,便排斥那些領袖。這種排斥領袖的風潮,在歐洲近數十年來漸漸發生了。所以起這種風潮的原故,便是由於工人走入平等的迷途,成了平等的流弊。由於這種流弊發生以後,工黨便沒有好領袖去引導指揮他們,工人又沒有知識去引導自己,所以雖然有很大的團體,不但是沒有進步,不能發生大力量,並且沒有人去維持,於是工黨內部漸漸腐敗,失卻了大團體的力量。

  工人的團體不但是在外國很多,近十多年來中國也成立了不少。中國自革命以後,各行的工人都聯合起來,成立團體。團體中的領袖,也有很多不是工人的。那些團體中的領袖,固然不能說個個都是為工人去謀利益的,其中假借團體的名義、利用工人為自己圖私利的當然是很多,但是真為大義去替工人出力的也是不少。所以工人應該要明白,應該要分別領袖的青紅皂白。現在中國的工人講平等,也是發生平等的流弊。譬如前幾天我收到由漢口寄來的一種工報,當中有兩個大標題,第一個標題是「我們工人不要穿長衣的做領袖」,第二個標題是「我們工人奮鬥,只求麵包,不問政治」。由於這種標題,便可知和歐美工黨排斥非工人做領袖的口調是一樣。歐美工人雖然排斥非工人的領袖,但是他們的目標還是要問政治。所以漢口工人的第二個標題,便和歐美工人的口調不能完全相同。因為一國之內,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問題為依歸的。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國家裡頭無論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比方中國現在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一年之內損失十二萬萬元,這就是由於中國政治不良,經濟不能發達,所以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在這種損失裡頭,最大的是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每年有五萬萬元,這五萬萬元的貨都是工人生產的,因為中國工業不發達,才受這種損失。我們拿這個損失的問題來研究。中國工人所得工價是世界中最便宜的,所做的勞動又是世界中最勤苦的,一天能夠做十多點鐘工。中國的工價既是最便宜,工人的勞動又是最勤苦,和外國工業競爭,照道理講,當然可以操勝算。為什麼中國工人所生產的出口貨,不能敵外國工人所生產的進口貨呢?為什麼我們由於工業的關係,每年要損失五萬萬元呢?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國政治不良,我們的政府沒有能力。如果政府有了能力,便可以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我們能夠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便是每年多了五萬萬元的麵包。中國政府有能力,怎麼樣可以維持五萬萬元的損失呢?如果政府有能力,便可以增加關稅,關稅加重,外國的洋貨自然難得進口,中國的土貨便可以暢銷,由此全國的工人每年便可以多進五萬萬元。但是照漢口工人寄來報紙上的標題講,工人不問政治,既然不問政治,自然不要求政府增加關稅,抵制洋貨,提倡土貨;不抵制洋貨提倡土貨,中國就不製造土貨;不製造土貨,工人便沒有工做;工人連工都沒有做,那裡還有麵包呢?由此可見,工人無好領袖,總是開口便錯。這樣的工人團體斷不能發達,不久必歸消滅。因其太無知識了,不知道麵包問題就是經濟問題。政治和經濟兩個問題,總是有連帶關係的,如果不問政治,怎麼樣能夠解決經濟的麵包問題來要求麵包呢?漢口工人的那種標題,便是由於錯講平等生出來的流弊。

  所以,我們革命不能夠單說是爭平等,要主張爭民權。如果民權不能夠完全發達,就是爭到了平等,也不過是一時,不久便要消滅的。我們革命主張民權,雖然不拿平等做標題,但是在民權之中便包括得有平等。如果平等有時是好,當然是採用;如果不好,一定要除去。像這樣做去,才可以發達民權,才是善用平等。

  我從前發明過一個道理,就是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為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為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為實行家。此三種人互相為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天之生人雖有聰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則必欲使之平等,斯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類當努力進行者。但是要達到這個最高之道德目的,到底要怎麼樣做法呢?我們可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便可以明白了。一種就是利己,一種就是利人。重於利己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借。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此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於利人者,每每至到犧牲自己亦樂而為之。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漸而積成博愛之宗教慈善之事業。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窮,慈善之事有不濟,則不得不為根本之解決,實行革命,推翻專制,主張民權,以平人事之不平了。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為平等了。這就是平等之精義。

  第四講

  (四月十三日)

  照前幾次所講,我們知道歐美人民爭民權已經有了兩三百年。他們爭過了兩三百年,到底得到了多少民權呢?今天所講的題目,就是歐美人民在近來兩三百年之中所爭得民權多少,和他們的民權現在進步到什麼地方。

  民權思想已經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知道民權的意思,是從書本和報紙中得來的。主張民權的書本和報紙,一定是很贊成民權那一方面的;大家平日研究民權,自然都是從贊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觀察。照贊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所說的話,一定是把民權的風潮說得是怎樣轟轟烈烈,把民權的思想說得是怎麼蓬蓬勃勃。我們看見了這些書報,當然受他們的鼓動,發生民權的思想。以為歐美人民爭民權,爭過了兩三百年,每次都是得到最後的勝利;照這樣看起來,以後世界各國的民權一定是要發達到極點,我們中國處在這個世界潮流之中,也當然是應該提倡民權,發達民權。並且,有許多人以為提倡中國民權能夠象歐美那一樣的發達,便是我們爭民權已達到目的了;以為民權能夠發達到那個地步,國家便算是很文明,便算是很進步。

  但是,從書報中觀察歐美的民權,和事實上有很多不對的。考察歐美的民權事實,他們所謂先進的國家象美國、法國,革命過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權呢?照主張民權的人看,他們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當時歐美提倡民權的人,想馬上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所以犧牲一切,大家同心協力,一致拚命去爭。到了勝利的時<候>,他們所爭到的民權,和革命時候所希望的民權兩相比較起來,還是差得很多,還不能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

  現在可以回顧美國對於英國的獨立戰爭,是一個什麼情形。那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得到最後的勝利,才達到民權的目的。照美國《獨立宣言》來看,說平等和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奪去人人的平等自由。當時美國革命本想要爭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但是爭了八年,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為什麼爭了八年之久只得到很少的民權呢?當初反對美國民權的是英國皇帝,美國人民受英國皇帝的壓迫,才主張獨立,和英國戰爭。所以那個戰爭,是君權和民權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本是民權勝利,照道理講,應該得到充分的民權。為什麼不能達到充分的目的呢?因為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雖然打破了君權,但是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實施問題,就是要把民權究竟應該行到什麼程度?由於研究這種問題,主張民權的同志之見解各有不同,因為見解不同,便生出內部兩大派別的分裂。大家都知道美國革命有一個極著名的首領叫做華盛頓,他是美國的開國元勳。當時幫助他去反抗英國君權的人,還有許多英雄豪傑,像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叫做哈美爾頓1[今譯漢密爾頓,下同。],和國務部長叫做遮化臣2[今譯傑斐遜,下同。]。那兩位大人物對於民權的實施問題,因為見解各有不同,彼此的黨羽又非常之多,便分成為絕對不相同的兩大派。

  遮氏一派,相信民權是天賦到人類的。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權,由人民自由使用,人民必有分寸,使用民權的時候一定可以做許多好事,令國家的事業充分進步。遮氏這種言論,是主張人性是善的一說。至於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權,如果有時不能充分發達善性去做好事,反誤用民權去作惡,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礙,一時出於不得已的舉動。總而言之,人人既是有天賦的自由平等,人人便應該有政權;而且人人都是有聰明的,如果給他們以充分的政權,令個個都可以管國事,一定可以做出許多大事業;大家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治好,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那就是遮化臣一派對於民權的信仰。

  至於哈美爾頓一派所主張的,恰恰和遮氏的主張相反。哈氏以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權,性惡的人便拿政權去作惡。那些惡人拿到了國家大權,便把國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黨,無論國家的什麼道德、法律、正義、秩序都不去理會。弄到結果,不是一國三公,變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極端,成為無政府。像這樣實行民權,不但是不能令國家進步,反要搗亂國家,令國家退步。所以哈氏主張,國家政權不能完全給予人民,要給予政府;把國家的大權都集合於中央,普通人只能夠得到有限制的民權。如果給予普通人以無限制的民權,人人都拿去作惡,那種作惡的影響對於國家,比較皇帝的作惡還要厲害得多。因為皇帝作惡,還有許多人民去監視防止,一般人若得到了無限制的民權,大家都去作惡,便再沒有人可以監視防止。故哈美爾頓說:「從前的君權要限制,現在的民權也應該要限制。」由此創立一派,叫做「聯邦派」,主張中央集權,不主張地方分權。

  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前,本有十三邦,都歸英國統轄,自己不能統一。後來因為都受英國專制太過,不能忍受,去反抗英國,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標,所以當時對英國作戰便聯同一氣。到戰勝了英國以後,各邦還是很分裂,還是不能統一。在革命的時候,十三邦的人口不過三百萬。在那三百萬人中,反抗英國的只有二百萬人,還有一百萬仍是贊成英國皇帝的。就是當時各邦的人民,還有三分之一是英國的保皇黨,只有三分之二才是革命黨。因為有那三分之一的保皇黨在內部搗亂,所以美國獨立戰爭費過了八年的長時間,才能夠完全戰勝。到了戰勝以後,那些著名的保皇黨無處藏身,便逃到北方,搬過聖羅倫士河以北1[今譯聖勞倫斯河(SaintLawrenceR.)。],成立了加拿大殖民地,至今仍為英國屬地,忠於英國。美國獨立之後,國內便沒有敵人。但是那三百萬人分成十三邦,每邦不過二十多萬人,各不相下,大家不能統一,美國的國力還是很弱,將來還是很容易被歐洲吞滅,前途的生存是很危險的。於是各邦的先知先覺想免去此種危險,要國家永遠圖生存,便不得不加大國力;要加大國力,所以主張各邦聯合起來,建設一個大國家。當時所提倡聯合的辦法,有主張專行民權的,有主張專行國權的。頭一派的主張,就是地方分權。後一派的主張,就是中央集權,限制民權,把各邦的大權力都聯合起來,集中於中央政府,又可以說是「聯邦派」。這兩派彼此用口頭文字爭論,爭了很久,並且是很激烈。最後是主張限制民權的「聯邦派」佔勝利,於是各邦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合眾國,公佈聯邦的憲法。美國自開國一直到現在,都是用這種憲法。這種憲法就是三權分立的憲法,把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相侵犯。這是世界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所行的完全憲法。美國就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成文憲法的第一個國家。世界上有成文憲法的國家,美國就是破天荒的頭一個。這個憲法,我們叫做《美國聯邦憲法》。美國自結合聯邦、成立憲法以後,便成世界上頂富的國家;經過歐戰以後,更成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因為美國達到了今日這樣富強,是由於成立聯邦憲法,地方人民的事讓各邦分開自治。

  十多年來,我國一般文人志士想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根本上拿中美兩國的國情來比較,只就美國富強的結果而論。以為中國所希望的,不過是在國家富強;美國之所以富強,是由於聯邦,中國要象美國一樣的富強,便應該聯省;美國聯邦制度的根本好處,是由於各邦自定憲法、分邦自治,我們要學美國的聯邦制度變成聯省,根本上便應該各省自定憲法,分省自治;等到省憲實行了以後,然後再行聯合成立國憲。質而言之,就是將本來統一的中國變成二十幾個獨立的單位,像一百年以前的美國十幾個獨立的邦一樣,然後再來聯合起來。這種見解和思想,真是謬誤到極點,可謂人云亦云,習而不察。像這樣只看見美國行聯邦制度便成世界頂富強的國家,我們現在要中國富強也要去學美國的聯邦制度,就是象前次所講的歐美人民爭民權,不說要爭民權,只說要爭自由平等,我們中國人此時來革命也要學歐美人的口號說去爭自由平等,都是一樣的盲從!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

  主張聯省自治的人,表面上以為美國的地方基礎有許多小邦,各邦聯合,便能自治,便能富強;中國的地方基礎也有許多行省,也應該可以自治,可以富強。殊不知道美國在獨立時候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美國當獨立之後為什麼要聯邦呢?是因為那十三邦向來完全分裂,不相統屬,所以不能不聯合起來。至於我們中國的情形又是怎麼樣呢?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綏遠、青海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西藏各屬地。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推到宋朝時候,各省原來也是很統一的;到了南渡以後,南方幾省也是統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漢朝,中國的各省沒有不是統一的。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還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是由於武人的割據。這種割據,我們要剷除他,萬不能再有聯省的謬主張,為武人割據作護符。若是這些武人有口實來各據一方,中國是再不能富強的。如果以美國聯邦制度就是富強的原因,那便是倒果為因。

  外國人現在對於中國為什麼要來共管呢?是從什麼地方看出中國的缺點呢?就是由於看見中國有知識階級的人所發表的言論、所貢獻的主張,都是這樣的和世界潮流相反,所以他們便看中國不起,說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不能管,列強應該來代我們共管。我們現在東亞處於此時的潮流,要把「聯邦」二個字用得是恰當,便應該說中國和日本要聯合起來,或者中國和安南、緬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聯合起來。因為這些國家向來都不是統一的,此刻要亞洲富強,可以抵抗歐洲,要聯成一個大邦,那才可以說得通。至於中國的十八省和東三省以及各特別區,在清朝時候已經是統一的,已經是聯屬的。我們推翻清朝,承繼清朝的領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國,為什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據。像唐繼堯割據雲南、趙恆惕割據湖南、陸榮廷割據廣西、陳炯明割據廣東,這種割據式的聯省,是軍閥的聯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聯省;這種聯省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是有利於個人的,我們應該要分別清楚。

  美國獨立時候的十三邦毫不統一,要聯成一個統一國家,實在是非常的困難。所以哈氏和遮氏兩派的爭論便非常之激烈。後來製成聯邦憲法,付之各邦自由投票,最後是哈氏一派佔勝利,遮氏一派的主張漸漸失敗。因為聯邦憲法成立之前,全國人有兩大派的主張,所以頒布的憲法弄成兩派中的一個調和東西。把全國的大政權,如果是屬於中央政府的,便在憲法之內明白規定;若是在憲法所規定以外的,便屬於地方政府。比方幣制,應該中央政府辦理,地方政府不能過問。像外交,是規定由中央政府辦理,各邦不能私自和外國訂約。其餘象關於國防上海陸軍的訓練與地方上民團的調遣等那些大權,都是歸中央政府辦理。至於極複雜的事業,在憲法未有劃歸中央政府的,便歸各邦政府分別辦理。這種劃分,便是中央和地方的調和辦法。

  美國由於這種調和辦法,人民究竟得到了多少民權呢?當時所得的民權,只得到一種有限制的選舉權。在那個時候的選舉權,只是限於選舉議員和一部分的地方官吏;至於選舉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還是用間接選舉的制度,由人民選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才去選總統和那些議員。後來民權逐漸發達,進步到了今日,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以及地方上與人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各官吏,才由人民直接去選舉,這就叫做普通選舉。所以美國的選舉權,是由限制的選舉漸漸變成普通選舉。但是這種普通選舉,只限於男人才能夠享受,至於女子,在一二十年前還是沒有這種普通選舉權。歐美近二十年以來,女子爭選舉權的風潮非常激烈。大家都知道,當時歐美的女子爭選舉權,許多人以為不能成功。所持的理由,就是女子的聰明才力不及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不能夠做,所以很多人反對。不但是男人很反對,許多女子自己也是很反對,就是全國的女人都爭得很激烈,還料不到可以成功。到了七八年以前,英國女子才爭成功,後來美國也爭成功。這個成功的緣故,是由於當歐戰的時候男子通同去當兵,效力戰場,在國內的許多事業沒有男人去做。像兵工廠內的職員、散工,街上電車內的司機、賣票,和後方一切勤務事宜,男子不敷分配,都是靠女子去補充。所以從前反對女子選舉權的人,說女子不能做男子事業,到了那個時候便無法證明,便不敢反對,主張女子有選舉權的人才完全佔勝利。所以歐戰之後,女子的選舉權才是確定了。

  由此便知,歐美革命的目標本是想達到民權,像美國獨立戰爭就是爭民權;戰爭成功之後,主張民權的同志又分出兩派,一派是主張應該實行充分的民權,一派是主張民權應該要限制,要國家應該有極大的政權。後來發生許多事實,證明普通人民的確是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權。譬如遮化臣爭民權,他的門徒也爭民權,弄到結果,所要爭的民權還是失敗,便可以證明普通民眾不知道運用政權。由於這個緣故,歐美革命有了兩三百多年,向來的標題都是爭民權,所爭得的結果,只得到男女選舉權。

  講到歐洲的法國革命,當時也是主張爭民權。所以主張民權的學者,像盧梭那些人,便說人人有天賦的權利,君主不能侵奪。由於盧梭的學說,便發生法國革命。法國革命以後,就實行民權。於是一般貴族皇室都受大害,在法國不能立足,便逃亡到外國。因為法國人民當時拿充分的民權去做頭一次的試驗,全國人都不敢說民眾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說那些話,大家便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就要上斷頭台。所以那個時候便成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社會上極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就是真革命黨,也有時因為一言不慎,和大眾的意見不對,便要受死刑。故當法國試驗充分民權的時期,不但是王公貴族被人殺了的是很多,就是平時很熱心的革命志士,像丹頓一流人物一樣,因為一言不合,被人民殺了的也是很不少。後來法國人民看到這樣的行為是過於暴虐,於是從前贊成民權的人反變成心灰意冷,來反對民權,擁護拿破侖做皇帝,因此生出民權極大的障礙。這種障礙,不是由君權發生的。在一百年以前,民權的風潮便已經是很大,像前幾次所講的情形。現在世界潮流已達到了民權的時代,照道理推測,以後應該一天發達一天,為什麼到民權把君權消滅了以後,反生出極大的障礙呢?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一種原因,是由於贊成民權所謂穩健派的人,主張民權要有一定的限制。這派是主張國家集權,不主張充分民權。這派對於民權的阻力還不甚大,阻礙民權的進步也不很多。最為民權障礙的人,還是主張充分民權的人。像法國革命時候,人民拿到了充分的民權,便不要領袖,把許多有知識有本事的領袖都殺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那般暴徒,對於事物的觀察既不明瞭,又很容易被人利用。全國人民既是沒有好耳目,所以發生一件事,人民都不知道誰是誰非,只要有人鼓動,便一致去盲從附和。像這樣的現象,是很危險的。所以後來人民都覺悟起來,便不敢再主張民權。由於這種反動力,便生出了民權的極大障礙,這種障礙是由於主張民權的人自招出來的。

  歐洲自法國以外,像丹麥、荷蘭、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小國,於不知不覺之中也發生民權的風潮。民權的風潮在歐美雖然遇了障礙,得到君權的反抗,還是不能消滅;遇到了民權自身的障礙,也是自然發達,不能阻止。那是什麼原故呢?因為大勢所趨,潮流所至,沒有方法可以阻止。由於這個道理,故許多專制國家都是順應潮流,去看風行事。譬如英國從前革命,殺了皇帝,不到十年再復辟起來,但是英國的貴族知機善變,知道民權的力量太大,不能反抗,那些皇室貴族便不和民權去反抗,要和他去調和。講到民權的起源,本來是發生於英國的。英國自復辟之後,推翻了民權,便成貴族執政,只有貴族可以理國事,別界人都不能講話;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後,在貴族之外,才准普通平民有選舉權;到了歐戰以後,才許女子也有選舉權。至於英國對待屬地,更是善用退讓的手段,順應民權的潮流。像愛爾蘭是英國三島中的土地,英國始初本是用武力壓迫,後來見到民權的風潮擴大,便不去壓迫,反主退讓,准愛爾蘭獨立。英國不獨對於三島的內部是如此,就是對於外部,像對付埃及,也是退讓。埃及當歐戰時候,為英國是很出力的。英國當時要埃及人去助戰,也允許過了埃及許多權利,准他們以後獨立。到歐戰之後,英國食言,把所許的權利都不履行。埃及便要求獨立,履行前約,風潮擴大,英國也是退讓,許埃及獨立。又像印度現在要求英國擴充選舉,英國也是一概允許。至於現在英國國內,容納工黨組織內閣,工人執政,便更足以證明英國貴族的退讓,民權的進步。英國貴族知道世界民權的大勢,能夠順應潮流,不逆反潮流,所以他們的政體至今還可以維持,國家的現狀還是沒有大危險。

  世界上經過了美國、法國革命之後,民權思想便一日發達一日。但是根本講起來,最新的民權思想還是發源於德國。德國的人心向來富於民權思想,所以國內的工黨便非常之多,現在世界上工黨團體中之最大的還是在德國。德國的民權思想發達本早,但到歐戰以前,民權的結果還不及法國、英國。這個理由,是因為德國對付民權所用的手段和英國不同,所以得來的結果也是不同。從前德國對付民權是用什麼手段呢?德國是誰阻止民權的發達呢?許多學者研究,都說是由於丕士麥1[今譯俾斯麥,下同。]。

  丕士麥是德國很有名望、很有本領的大政治家。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的大事業都是由於丕士麥造成的。世界上的大政治家都不能逃出丕士麥的範圍。所以在三四十年前,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德國當時之所以強,全由丕士麥一手造成。在丕士麥沒有執政之先,德國是一個什麼景象呢?德國在那個時候有二十幾個小邦,那二十幾個小邦的民族雖然是相同,但是各自為政,比較美國的十三邦還要分裂,加以被拿破侖征服之後,人民更是窮苦不堪。後來丕士麥出來,運用他的聰明才力和政治手腕,聯合附近民族相同的二十幾邦,造成一個大聯邦,才有後來的大富強。在十年以前,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美國是世界上頂富的國家,他們那兩國都是聯邦。許多人以為我們中國要富強,也應該學德國、美國的聯邦。殊不知德國在三四十年前,根本上只有一個普魯士,因丕士麥執政以後,拿普魯士做基礎,整軍經武,刷新內政,聯合其餘的二十多邦,才有後來的大德意志。當丕士麥聯合各邦的時候,法國、奧國都極力反對。奧國所以反對德國聯邦的緣故,是因為奧國和德國雖然是同一條頓民族,但是奧皇也想爭雄歐洲,故不願德國聯邦,再比奧國還要強盛。無如丕士麥才智過人,發奮圖強,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很迅速手段和奧國打仗,一戰便打敗奧國。德國戰勝了以後,本來可以消滅奧國,惟丕士麥以為奧國雖然反對德國,但是奧國民族還是和德國相同,將來不至為德國的大患。丕士麥的眼光很遠大,看到將來足為德國大患的是英國、法國,所以丕士麥戰勝了奧國以後,便馬上拿很寬大的條件和奧國講和。奧國在新敗之餘,復得德國的寬大議和,便很感激他。從此只有六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便去打法國,打破拿破侖第三,佔領巴黎。到講和的時候,法國便把阿爾賽士和羅倫兩處地方割歸德國1[今譯阿爾薩斯。]2[今譯洛林。]。從這兩次大戰以後,德國的二十幾個小邦便聯合得很鞏固,成立一個統一國家。德國自聯邦成立了之後,到歐戰以前,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執歐洲的牛耳;歐洲各國的事,都惟德國馬首是瞻。德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那個地位,全由丕士麥一手締造而成。

  因為丕士麥執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國變成很強的國家,有了那種大功業,故德國的民權雖然是很發達,但是沒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丕士麥執政的時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種種方面戰勝全世界,就是對於民權風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戰勝一般民眾。譬如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在德法戰爭以後,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權的戰爭,並且發生經濟的戰爭。在那個時候,民權的狂熱漸漸減少,另外發生一種什麼東西呢?就是社會主義。這種主義,就是我所主張的民生主義。人民得了這種主義,便不熱心去爭民權,要去爭經濟權。這種戰爭,是工人和富人的階級戰爭。工人的團體在德國發達最早,所以社會主義在德國也是發達最先。世界上社會主義最大的思想家都是德國人,像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大社會主義家叫做馬克思,他就是德國人。<從前俄國革命>就是實行馬克思主義,俄國的老革命黨都是馬克思的信徒。德國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便非常之發達。社會主義本來是和民權主義相連帶的,這兩個主義發生了以後,本來應該要同時發達的。歐洲有了民權思想,便發生民權的革命;為什麼有了那樣發達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不發生經濟的革命呢?因為德國發生社會主義的時候,正是丕士麥當權的時候。在別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壓迫社會主義,但是丕士麥不用這種手段。他以為德國的民智很開通,工人的團體很鞏固,如果用政治力去壓迫,便是徒勞無功。當時丕士麥本是主張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他是用什麼方法去對付社會黨呢?社會黨提倡改良社會,實行經濟革命,丕士麥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他實行一種國家社會主義,來防範馬克思那般人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比方鐵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東西,國內的一種基本實業,如果沒有這種實業,什麼實業都不能夠發達。像中國津浦鐵路沒有築成以前,直隸、山東和江北一帶地方都是很窮苦的,後來那條鐵路築成功了,沿鐵路一帶便變成很富饒的地方。又像京漢鐵路沒有築成以前,直隸、湖北、河南那幾省也是很荒涼的,後來因為得了京漢鐵路交通的利便,沿鐵路的那幾省便變成很富庶。當丕士麥秉政的時候,英國、法國的鐵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為基本實業歸富人所有,所以全國實業都被富人壟斷,社會上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丕士麥在德國便不許有這種毛病,便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把全國鐵路都收歸國有,把那些基本實業由國家經營;對於工人方面,又定了作工的時間,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金都一一規定。這些事業,本來都是社會黨的主張,要拿出去實行的;但是丕士麥的眼光遠大,先用國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國家經營鐵路、銀行和各種大實業,拿所得的利益去保護工人,令全國工人都是心滿意足。德國從前每年都有幾十萬工人到外國去做工,到了丕士麥經濟政策成功時候,不但沒有工人出外國去做工,並且有許多外國工人進德國去做工。丕士麥用這樣方法對待社會主義,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當沖打消的方法。用這種防止的方法,就是在無形中消滅人民要爭的問題。到了人民無問題可爭,社會自然不發生革命。所以這是丕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

  現在就世界上民權發達一切經過的歷史講:第一次是美國革命,主張民權的人分成哈美爾頓和遮化臣兩派,遮化臣主張極端的民權,哈美爾頓主張政府集權,後來主張政府集權派佔勝利,是民權的第一次障礙。第二次是法國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權,拿去濫用,變成了暴民政治,是民權的第二次障礙。第三次是丕士麥,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權,成了民權的第三次障礙。這就是民權思想在歐美發達以來所經過的一切情形。但是民權思想雖然經過了三個障礙,還是不期然而然,自然去發達,非人力所能阻止,也非人力所能助長。民權到了今日,便成世界上的大問題。世界上的學者,無論是守舊派,或者是革新派,都知道民權思想是不能消滅的。不過在發達的時候,民權的流弊還是免不了的,像從前講平等自由也生出流弊一樣。總而言之,歐美從前爭平等自由,所得的結果是民權;民權發達了之後,便生出許多流弊。在民權沒有發達之先,歐美各國都想壓止他,要用君權去打消民權。君權推倒了之後,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障礙;後來實行民權,又生出許多流弊,更為民權的障礙。最後丕士麥見到人民主張民權,知道不能壓止,便用國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這也是民權的障礙。歐戰以後,俄國、德國的專制政府都推倒了,女子選舉權也有好幾國爭到手了,所以民權到了今日更是一個大問題,更不容易解決。

  推到實行民權的原始,自美國革命之後,人民所得的頭一個民權,是選舉權。當時,歐美人民以為民權就是選舉權算了,如果人民不論貴賤、不論貧富、不論賢愚都得到了選舉權,那就算民權是充分的達到了目的。至於歐戰後三四年以來,又究竟是怎麼樣呢?當中雖然經過了不少的障礙,但是民權仍然是很發達,不能阻止。近來瑞士的人民,除了選舉權以外,還有創製權和復決權。人民對於官吏有權可以選舉,對於法律也應該有權可以創造、修改。創製權和復決權便是對於法律而言的。大多數人民對於一種法律,以為很方便的,便可以創製,這便是創製權;以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復決權。故瑞士人民比較別國人民多得了兩種民權,一共有三種民權,不只一種民權。近來美國西北幾邦新開闢地方的人民,比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種民權,那種民權是罷官權。在美洲各邦之中,這種民權雖然不能普遍,但有許多邦已經實行過了。所以美國許多人民現在得到了四種民權:一種是選舉權,二種是罷官權,三種是創製權,四種是復決權。這四種權在美國西北幾州已經行得很有成績,將來或者可以推廣到全美國,或者全世界。將來世界各國要有充分的民權,一定要學美國的那四種民權。由此四種民權實行下去,將來能不能夠完全解決民權的問題呢?現在世界學者看見人民有了這四種民權的思想,還不能把民權的問題完全來解決,都以為是時間的問題,以為這種直接的民權思想發生尚不久。從前的神權經過了幾萬年。君權經過了幾千年,現在此刻各國的君權,像英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君權還有多少問題,不過這種君權將來一定是消滅的。這些直接的民權,新近發生不過是幾十年,所以在今日還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大問題。

  照現在世界上民權頂發達的國家講,人民在政治上是佔什麼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權呢?就最近一百多年來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和被選舉權。人民被選成議員之後,在議會中可以管國事。凡是國家的大事,都要由議會通過,才能執行;如果在議會沒有通過,便不能行。這種政體叫做「代議政體」,所謂「議會政治」。但是成立了這種代議政體以後,民權是否算得充分發達呢?在代議政體沒有成立之先,歐美人民爭民權,以為得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無上的民權。好像中國革命黨希望中國革命以後,能夠學到日本或者學到歐美,便以為大功告成一樣。如果真是學到了象日本、歐美一樣,可不可以算是止境,還要聽下文分解。歐美人民從前以為爭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心滿意足。我們中國革命以後,是不是達到了代議政體呢?所得民權的利益究竟是怎麼樣呢?大家都知道,現在的代議士都變成了「豬仔議員」,有錢就賣身,分贓貪利,為全國人民所不齒。各國實行這種代議政體都免不了流弊,不過傳到中國,流弊更是不堪問罷了。大家對於這種政體如果不去聞問,不想挽救,把國事都付託到一般豬仔議員,讓他們去亂作亂為,國家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外國人所希望的代議政體,以為就是人類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之計,那是不足信的。民權初生本經過了許多困難,後來實行又經過了許多挫折,還是一天一天的發達,但是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代議政體。各國到了代議政體就算是止境。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究竟是怎麼樣呢?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惟想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但是我們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所主張的民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我們要達到這種大目的,便先要把民權主義研究到清清楚楚。

  今天所講的大意,是要諸君明白歐美的先進國家把民權實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種代議政體。我們拿這種制度到中國來實行,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民權的這個問題,在今日還是很難解決1[此處原有一「的」字,當為衍文,已刪。]。我以後對於民權主義還要再講兩次,便把這個問題在中國求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我們不能解決,中國便要步歐美的後塵;如果能夠解決,中國便可以駕乎歐美之上。

  第五講

  (四月二十日)1[底本原缺第五講日期,此系參照其他版本所補。]

  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倣傚歐美。我們為什麼要倣傚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項說,歐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國進步得多。中國的武器,幾千年以來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還是用那幾種東西。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鎗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象歐美的洋槍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厲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義和團的勇氣始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鬥的情形,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炮,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槍炮。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體相搏。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便用機關鎗去掃射義和團。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鎗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畏懼,還不退卻,總是前仆後繼,死死的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終不敢通過楊村直進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請了大兵來幫助,才能夠到達北京,解各國公使館的圍。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籍,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用外國的新東西和中國的舊東西比較,就武器一項效力,自然是很明顯的。至於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鐵路、電報,也要比中國的挑#、驛站好得多。我們要轉運東西,火車當然是快過挑#、便利過挑#;要通消息,電報當然是迅速過驛站、靈通過驛站。再推到其餘種種關於人類日常生活的機器,和農工商所用的種種方法,也沒有不是比中國進步得多的。

  所以,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倣傚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由於要崇拜外國、倣傚外國,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國思想;就是外國人只才想到、還沒有做到的新思想,我們也想拿來實行。十三年前革命,倣傚外國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體,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國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來實行。這是中國政治思想上一個最大的變動。在義和團以前,中國和外國已經通了商,早知道外國的好處也是很多,但是全國人的心理還不相信外國是真有文明;所以當義和團的時候,便把倣傚外國的鐵路和電報都毀壞了,就是外國的槍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時候還是要用中國的弓刀。以後因為失敗,又反過來信仰外國。在中國所用的無論什麼東西,都是要倣傚外國。由此可見,中國從前是守舊,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後來失敗,便不守舊,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倣傚外國;只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對於民權思想也有這種流弊。革命以後舉國如狂,總是要拿外國人所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至於民權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幾次所講的情形,是把外國爭民權的歷史和勝利之後所得的什麼結果,詳細的說明。由於那幾次的研究,便知民權政治在外國也不能夠充分實行,進行民權在中途也遇到了許多障礙。現在中國主張實行民權,要倣傚外國,便要倣傚外國的辦法。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師導。

  自義和團以後,一般中國人的思想,時時刻刻、件件東西總是要學外國。外國的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學呢?比方用武器講,到底是外國的機關鎗厲害呢,還是中國的弓刀厲害呢?這兩種東西沒有比較,一定是外國的機關鎗要厲害得多。不但是外國的武器要比中國的厲害,就是其他各種東西,外國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就物質一方面的科學講,外國駕乎中國,那是不可諱言的。但是外國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麼樣呢?外國的政治哲學和物質科學兩種學問的進步,又是那一種最快呢?政治的進步遠不及科學。譬如兵學就是一種軍事科學,專就兵學講,外國的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國兵書,今日有沒有人還拿去用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書,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鬥艦。現在外國的戰鬥艦,每艘要值五千萬元以至於一萬萬元,能夠值這些錢的船,才叫做一隻兵船。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鬥艦為最快。戰鬥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戰以前的戰鬥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鬥艦有這樣的大變動,就是陸軍的槍炮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槍,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舊式。不但是武器在歐美是日日進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機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時時發明。所以外國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真是日新月異,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於在政治上,外國比較中國又是進步了多少呢?歐美兩三百年來經過許多次數的革命,政治上的進步雖然是比中國快得多,但是外國的政治書本,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臘有一位大政治哲學家叫做柏拉圖,他所著的《共和政體》那本書至今還有學者去研究1[今譯《理想國》。],對於現在的政體還以為有多少價值可以供參考;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動,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那種科學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政治理論,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圖所寫的《共和政體》至今還有價值去研究,還是很有用處。所以外國政治哲學的進步,不及物質進步這樣快的。他們現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還沒有大變動。如果我們倣傚外國的政治,以為也是象倣傚物質科學一樣,那便是大錯。

  外國的物質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們要學他,便很不容易趕上。至於外國政治的進步,比較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差得很遠的,速度是很慢的。像美國革命實行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現在能夠實行的民權,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實行的民權便沒有大分別。現在法國所行的民權,還不及從前革命時候所行的民權。法國在從前革命的時候,所行的民權是很充分的,當時一般人民以為不對,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國的民權還是沒有大進步。我們要學外國,便要把這些情形分別清楚。至於外國民權所以沒有大進步的原因,是由於外國對於民權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由前幾次所講的情形,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還是沒有辦法,民權的真理還是沒有發明;不過近兩三百年以來民權思想逐漸澎漲,在人事上想不通的問題,大家便聽其自然,順著潮流去做罷了。所以近來民權的發達,不是學者從學理上發明出來的,是一般人民順其自然做出來的。因為總是順其自然去做,預先沒有根本辦法,前後沒有想過,所以歐美實行民權在中途便遭了許多挫折,遇了許多障礙。中國革命以後,要倣傚歐美實行民權,歐美的民權現在發達到了代議政體,中國要跟上外國實行民權,所以也有代議政體。但是歐美代議政體的好處,中國一點都沒有學到;所學的壞處卻是百十倍,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這真是代議政體的一種怪現象。所以中國學外國的民權政治,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

  照前幾回所講,大家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根本上還沒有辦法,所以我們提倡民權,便不可完全倣傚歐美。我們不完全倣傚歐美,究竟要怎麼樣去做呢?現在中國還有守舊派,那些守舊派的反動力是很大的。他們的主張是要推翻民國,恢復專制,去圖復辟,以為要這樣的辦法才可以救中國。我們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這個辦法是很不對的,所以要反對這個辦法,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民權,走政治的正軌。我們要走政治的正軌,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義。什麼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權第一講的定義說,政是眾人的事,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倣傚歐美,照樣去做,像倣傚歐美的機器一樣。歐美的機器,我們只要是學到了,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譬如電燈,無論在中國的什麼房屋,都可以裝設,都可以使用。至於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國自己的風土人情是怎麼樣,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雖然管理人類之政治法律條理,也是一種無形的機器,所以我們稱行政組織為機關。但是有形的機器是本於物理而成的,而無形的機器之政治是本於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學近數百年來已發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學近二三十年始起首進步,至今尚未有大發明。此所以有別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學歐美;管理人的方法,當然不能完全學歐美。因歐美關於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經老早想通了,至於那些根本辦法他們也老早解決了,所以歐美的物質文明,我們可以完全倣傚,可以盲從,搬進中國來也可以行得通。至於歐美的政治道理至今還沒有想通,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如果一味的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我們要中國進步、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自己來實行民權,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

  我們對於民權政治到底能不能夠想出辦法呢?我們要能夠想出辦法,雖然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但是要借鑒於歐美,要把歐美已往的民權經驗研究到清清楚楚。因為歐美民權雖然沒有充分發達、根本解決,但是已經有了很多的學者對於民權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學理的發明,而且在實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經驗也是很多的。那些經驗和學理,根本上都是應該拿來參考的。如果不參考歐美已往的經驗、學理,便要費許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歐美的覆轍。

  現在各國學者研究已往民權的事實,得到了許多新學理,那是些什麼學理呢?最新的對於政治問題的,有一位美國學者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幸福。」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第一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第二說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政府成為萬能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聽人民的話呢?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像前次所講,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俾士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那個政府本是不主張民權的,本是要反對民權的,但是他的政府還是成了萬能政府。其他各國主張民權的政府,沒有那一國可以叫做萬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學者說:「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這個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是萬能。所以實行民治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便應該想方法去解決。想解決這個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應該要改變。」從前人民對於政府總是有反抗態度的緣故,是由於經過了民權革命以後,人民所爭得的自由平等過於發達,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過於充分,政府毫不能夠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國家雖然是有政府,便和無政府一樣。這位瑞士學者看出了這個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張人民要改變對於政府的態度。他究竟要人民變成什麼態度呢?人民的態度對於政府有什麼關係呢?譬如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說,中國人在這幾千年中對於政府是什麼樣的態度呢?我們研究歷史,總是看見人稱讚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的政府是中國人常常羨慕的政府,中國人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是希望有那樣的政府,替人民來謀幸福。所以歐美的民權思想沒有傳進中國以前,中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以為有了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樂,便可以享幸福,這就是中國人向來對於政府的態度。近來經過了革命以後,人民得到了民權思想,對於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滿意,以為他們都是專制皇帝,雖美亦不足稱。由此便知民權發達了以後,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無論如何良善,皆不滿意。如果持這種態度,長此以往,不想辦法來改變,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現在世界上要改變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改變,至於怎麼樣改變的辦法,至今還沒有想出。

  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我的辦法就是象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一樣,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這是什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能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究竟什麼是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要講清楚這個分別,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一說。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築一間大洋樓,不是一種尋常人能夠造成的,先要有一個工程師,把想做的洋樓,關於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等到通盤計算好了,便繪一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圖樣的,只有照工頭的吩咐,聽工頭的指揮,或者是某處放一塊磚,某處加一片瓦,做那種最簡單的事。工頭又是不能夠通盤計算去繪圖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咐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後知後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做出來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真是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前幾天有一位在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見我,和我談天,談了頗久之後,我順便問他一句話說:「現在高麗的革命是什麼樣情形呢?能不能夠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沒有什麼話可答。我又問他說:「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麼樣呢?」他說:「只看高麗人將來的民權思想,究竟是怎麼樣。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民權,我們一定是把政權交還他們的。但是現在的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治理高麗。」這種說話未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對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所以自命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為自己打算,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

  照以前所講的情形,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辦法,今日我們要解決民權問題,如果倣傚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歐美既無從倣傚,我們自己便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新方法,是象瑞士的學者最新的發明,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但要改變態度,就是要把權與能來分開。權與能要怎麼樣分開呢?我們要把他研究到清楚,便應該把前幾次所講的情形,重提起來再說。第一件,什麼是叫做民權呢?簡單的說,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中國有兩句古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說「庶人不議」。可見從前的政權是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關人民的事。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麼,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

  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餘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上無愧於天,下無作於民。他們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目的,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後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因為他們有這兩種長處,所以對於政治能夠完全負責,完全達到目的。中國幾千年來,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後人崇拜,其餘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於有許多皇帝後人連姓名都不知道。歷代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有很好的本領、很好的道德,其餘都是沒有本領、沒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沒有道德,但是很有權力的。

  大家都把中國歷史看得是很多的,尤其是《三國演義》,差不多人人都看過了。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很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所輔的主,先是劉備,後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沒有一點能於。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劉備臨死的時候,便向諸葛亮說:「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劉備死了以後,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阿斗雖然沒有用,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這樣看來,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有能幹,但是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麼政事都付託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為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能夠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的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什麼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象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的,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現在歐美人民反對有能的政府,瑞士學者要挽救這種流弊,主張人民改變態度,不可反對有能的政府。但是改變了態度以後,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他們還沒有發明。我現在所發明的,是要權與能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如果權與能不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總是不能改變。當時阿斗知道自己無能,把國家全權托到諸葛亮,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諸葛亮上「出師表」,便獻議到阿斗把宮中和府中的事要分開清楚:宮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麼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所以我們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是要分開的。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分開呢?大家要拿一個遠大眼光和冷靜見解來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別清楚。

  大家此時對於政府有一種特別觀念,這種觀念是怎麼樣發生的呢?是由於幾千年專制政體發生的。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多是無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在中國的四萬萬人,就做過了幾千年奴隸。現在雖然是推翻專制,成立共和政體,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還有專制的觀念,還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因為再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對政府的觀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態度。所以現在人民反抗政府的態度,還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動生出來的。換句話說,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變而為排斥政府的心理。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對,現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對的。我們要打破這種不對的心理,便要回顧到幾萬年和幾千年以前的政治歷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專制皇帝沒有發達以前,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他們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當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中國的君權是從堯舜以後才發達的。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才可以組織政府。譬如從前所講人同獸爭的野蠻時代,國家的組織沒有完全,人民都是聚族而居,靠一個有能的人來保護。在那個時候,人民都怕毒蛇猛獸來侵害,所以要奉一個有能的人負保護的責任。當時保護的任務,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夠打勝毒蛇猛獸的人,就是當時很有能幹的人。當時人同獸打,沒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要個人的體魄很強壯,所以在當時體魄很強壯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除了會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國還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動植物的危險,復可製出種種美味,適於口腹之慾,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麼人的事?就是廚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說廚子做皇帝。神農嘗百草,發明了許多藥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勞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嘗百草是什麼人的事呢?就是醫生的事。所以神農由於嘗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說醫生做皇帝。更推到軒轅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縫做皇帝;有巢氏教民營宮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由中國幾千年以前的歷史看起來,都不是專以能夠打得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幹、有新發明、在人類立了功勞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組織政府。像廚子、醫生、裁縫、木匠那些有特別能幹的人,都是做過了皇帝的。

  從前有一位美國教授,叫做丁韙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遊玩,遇到了一個農夫,和農夫談起話來。那個農夫便問丁韙良說:「外國人為什麼不到中國來做皇帝呢?」丁韙良反問農夫說:「外國人可以來做皇帝嗎?」那個農夫便指田邊所掛的電線說:「能做這種東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國皇帝了。」那個農夫的思想,以為只有一根鐵線便可以通消息傳書信,做這種鐵線通消息的人當然是很有本領的,有這樣大本領的人當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證明中國人的一般心理,都以為是大本領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國自堯舜以後,那些皇帝便漸漸變成專制,都要家天下,不許人民自由擁戴有本領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現在四萬萬人用投票的方法選舉皇帝,如果給以充分的民權,人民能夠自由投票,絲毫不受別種勢力的干涉,同時又有堯舜復生,究竟是選舉誰來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選舉堯舜來做皇帝。中國人對於皇帝的心理,不像歐美人對於皇帝的那樣深惡痛絕,因為中國皇帝的專制沒有歐洲皇帝的那麼厲害。

  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皇帝專制達到了極點,人民都視為洪水猛獸,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對於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東西象政府一樣,也是一齊要排斥。歐美現在實行了民權,人民有了大權,要排斥政府實在是很容易的。像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諸葛亮,那還不容易嗎?如果阿斗要排斥諸葛亮,試問西蜀的政府能不能夠長久呢?能不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呢?阿斗見到了這一層,所以便把政治的全權都付託到諸葛亮,無論是整頓內部是由他,南征是由他,就是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們現在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萬萬個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是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便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們四萬萬人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歐美人民對於政府不知道分別權與能的界限,所以他們的民權問題發生了兩三百年,至今還不能解決。

  我們現在主張要分開權與能,再拿古時和現在的事實比較的來說一說。在古時能打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現在的富豪家庭也請幾位打師來保護,好像上海住的軍閥官僚,在各省鏟了地皮、發了大財之後,搬到上海的租界之內去住,因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錢,他便請幾個印度巡捕在他的門口保護。照古時的道理講,能保護人的人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護那些官僚軍閥的印度巡捕,便應該做那些官僚軍閥的皇帝。但是現在的印度巡捕,決不能問那些官僚軍閥的家事。從前赤手空拳的打師都是做皇帝,現在有長槍的印度巡捕更是應該要做皇帝。那些官僚軍閥不把他當作皇帝,只把他當作奴隸。那種奴隸有了槍,雖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軍閥只能夠在物質一方面給些錢,不能夠在名義上叫他做皇帝。像這樣講,古時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時的皇帝。再進一層說,保護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門的印度巡捕,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現在有錢的那些人組織公司、開辦工廠,一定要請一位有本領的人來做總辦,去管理工廠。此總辦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股東就是有權的人。工廠內的事,只有總辦能夠講話,股東不過監督總辦而已。現在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民國的總統,便是總辦。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門家看。如果有了這種態度,股東便能夠利用總辦整頓工廠,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貨物,可以令那個公司發大財。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迅速。從前日本維新,只有幾十年便富強起來。從前德國也是很貧弱的國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麥執政,結合聯邦,勵精圖治,不到幾十年便雄霸歐洲。其他實行民權的國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國的進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於民權問題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把國家的大事付託到有本領的人。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用專門家。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開辦工廠便要用工程師,對於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實行用政治專門家的原因,就是由於人民的舊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是要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像最新發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東西,是街上的汽車。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車的時候,沒有駕駛的車伕,沒有修理的工匠。我從前有一個朋友,買了一架汽車,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伕,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那是很麻煩的,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現在,有許多的汽車伕和機器匠,有汽車的主人,只要出錢雇他們來,便可以替自己來駕駛,替自己來修理。這種汽車伕和機器匠,就是駕駛汽車和修理汽車的專門家,沒有他們,我們的汽車便不能行動,便不能修理。國家就是一輛大汽車,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車伕。歐美人民始初得到了民權,沒有相當的專門家,就像二十多年以前有錢的人得了一輛汽車一樣,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修理、自己去駕駛不可。到了現在,有了許多有本領的專門家,有權力的人民便應該要聘請他們,不然就要自己去駕駛、自己去修理,正所謂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就這個比喻,更可分別駕駛汽車的車伕是有能而無權的,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由於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伕。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才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

  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著急起來,找著汽車伕,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分鐘之內,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伕答應說:「一定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伕自由去駕駛,向目的地出發。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國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才是捷徑。但是我的汽車伕從開車以後所走的路,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他先由豐寧路再繞道德宣路,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才抵東山。當時汽車走得飛快,聲音很大,我不能夠和車伕說話,心裡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個車伕,以為車伕和我搗亂,是故意的走彎曲路阻遲時候。此時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別緣故,要做非常的事,國民不知道,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至於那個車伕選擇那一條路走,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伕說:「為什麼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伕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是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馬路和外擺渡橋是從空間上著想。那個車伕是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很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彎一點,多走幾里路,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在限定鐘點以內可以趕到。他的這樣打算,是從時間上著想。那個車伕不是哲學家,本不知道用什麼時間、空間去打算,不過他是專門家,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彎路,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假若當時我不給車伕以全權,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條路便走那一條路,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可以趕到。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所以當時那個車伕走彎路,我便發生誤會,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彎路的道理。民國的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學我那次到虹口對於車伕的態度一樣,把他當作是走路的車伕。能夠有這樣的眼光,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

  歐美人民現在對於政府持反對的態度,是因為權與能沒有分開,所以民權的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實行民權,便不要學歐美,要把權與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還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已經想出了辦法,知道人民要怎麼樣才對於政府可以改變態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那才能夠避了歐美的紛亂,不蹈歐美的覆轍。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該要改變,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伕,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是那一種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國家才有辦法,才能夠進步。

  第六講

  (四月二十六日)

  現在歐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學者,都說政府是機器,法律是機器之中的工具。中國很多的政治法律書籍都是從日本譯過來的,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作「機關」。這個機關的意思,就是中國人所常說的機器一樣。我們中國人從前說機關,是機會的意思,從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成了機關之後,就和機器的意思相同。所以從前說政府衙門,現在說是行政機關、財政機關、軍事機關、教育機關。這種種機關的意思,和日本人所說的政府機關是一樣的解釋,沒有絲毫分別。現在說機關就是機器,好比說機關鎗就是機器槍一樣。由此便知道機關和機器兩個名詞,是一樣的意思。因為機關和機器的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機關就可以說是行政機器。至於行政機器和製造機器,有什麼分別呢?製造機器完全是用物質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鋼鐵和皮帶種種東西湊合起來,便做成製造機器。行政機器完全是用人組織成的,種種動作都是靠人去活動,不是靠物去活動。所以行政機器和製造機器有大大的分別。最要緊的分別,就是行政機器是靠人的能力去發動的,製造機器是靠物的能力去發動的。

  照前幾次所講的民權情形,便知道近來的歐美文化是很發達的,文明是很進步的。分析起來說,他們的物質文明,像製造機器那些東西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人為機器,像政府機關這些東西的進步,是很慢的。這個理由,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物質機器做成了之後易於試驗,試驗之後,不好的易於放棄,不備的易於改良。人為機器成立了之後很不容易試驗,試驗之後,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當作不好的物質機器看待,變成廢鐵,那是做不來的。因為這個理由,所以歐美的製造機器進步很快,行政機器進步很慢。譬如民權風潮,在歐美發生了之後,各國都想實行民權。最早的是美國,美國自開國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開國時所行的民權,和現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現在所用的憲法,就是開國時候的聯邦憲法。那種聯邦憲法經過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沒有大更改,至今還是應用他。至於大多數的製造機器,發明的年代也不過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舊機器,現在有沒有人去用他呢?從前的舊機器老早變成了廢鐵,現在農工商業中所有的機器,沒有十年以前的舊東西。因為每過十年,便有此很多的新發明,很多的新改良,沒有那一年不是有進步的。說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機關,至今還是應用他。這便是由於用人活動的機關,當中活動的人固然可以隨時改換,但是全體組織不容易根本改造。因為習慣太久,陳陳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時去改造,把舊組織完全廢棄,那是做不到的。由於這個道理,歐美的物質機器近來很容易進步,進步是很快的;人為機器向來便難於進步,進步是很慢的。

  我在前兩次講演民權,便說歐美對於民權政治至今沒有根本辦法。他們為什麼沒有辦法呢?就是因為他們把人為的機器,沒有精良去試驗。說到物質的機器,自最初發明時代以至於現在,不知道古人經過了幾千次的試驗和幾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機器。由現在所見的機器回顧到最初發明時代,是什麼情形呢?如果大家讀過了機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發動機的歷史說,在最初發明的時候,只有一個方向的動力,沒有和現在一樣的兩個方向之動力。現在做種種工作的機器,像火車輪船,都是有來回兩個方向的動力。那個動力的來源,是把水盛在鍋內,再用煤在爐底燒很大的火,把水燒到沸騰,變成蒸汽,到了水變成蒸汽之後,便有很大的膨脹力,用一個汽管把蒸汽由鍋中導入一個機器箱,這個機器箱,中國話叫做「活塞」,外國話叫做「比士頓」1[英文piston的譯音。]。這個活塞就是令機器發動的東西,是機器全體中最要緊的一部分。機器之所以發動,是由於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後,由蒸汽之膨脹力,便推動活塞,令活塞前進。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盡了以後,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動活塞,來往不息,機器的全體便運動不已。運動的原料從前用水,現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揮發的油,化為氣體去推動活塞。各種機器發動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樣的道理。由於活塞的運動,往返不已,便旋轉機器。我們要想用來做什麼工作,便可以做什麼工作。譬如行船拉車,就是走路的機器,一天可以走幾千里;就是運輸的機器,要運多少貨物,便可以載多少貨物。到現在看起來,是妙極了的東西。但是推到最初發明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最初發明的活塞,構造極簡單,只能夠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過去,再不能夠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來。所以當初活塞的運動,只有一個前進的方向,再沒有回頭的方向。因為這個原因,從前用機器做工便有許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發明的機器去彈棉花,每用一架機器,便要用一個小孩子站在機器的旁邊,等到活塞前進了之後,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棒拉回來,然後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過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來幫助。比較現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幫助,該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後來是怎麼樣造成現在這樣便利的活塞呢?當中所經過的階級是什麼情形呢?當時做那種機器的工程師,毫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活塞拉回來。至於在那個時候的棉花工廠本不很大,所用的機器力,雖然是只有一個方向,但是在一個工廠之內,只有十多架機器。不過一架機器要用一個小孩子去幫助,有了十多架機器,便要用十幾個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種機器,時時刻刻做一個動作,便覺得很無趣味,很覺得討厭。因為那些小孩子覺得那種工作討厭,所以要有工頭去監視,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懶。工頭一離開了工廠,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機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個很聰明又很懶怠的小孩子,不情願總是用手去拉那架機器,想用一個方法代手去拉,於是乎用一條繩和一根棍綁在那架機器的上面,令活塞推過去了之後,又可以自動的拉回來。那個小孩子不必動手去拉他,便可以自動的來回,運轉不已。由於那一個小孩子的發明,便傳到那十幾個小孩子的全體。那些全體的小孩子,因為都得了棍和繩的幫助,機器都可以自動,所以大家都去玩耍,不管機器的工作。等到工頭回廠之後,看見那些小孩子都在玩耍,都沒有站在機器旁邊去拉回活塞棒,便驚訝起來說:「為什麼這些小孩子不拉機器,機器還能夠自動的來往,繼續作工呢?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麼把戲呢?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頭在當時因為覺得很奇怪,便去考察機器之所以自動來回的緣故,更把考察的結果去報告工程師。後來工程師明白那個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漸改良,做成了今日來回自如的機器。

  民權政治的機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沒有改變。我們拿現在民權政治的機器來看,各國所行的民權,只有一個選舉權。這就是人民只有一個發動力,沒有兩個發動力。只能夠把民權推出去,不能夠把民權拉回來,這好像始初的發動機一樣。但是從前有一個幫助機器的懶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條繩和一根棍,藉機器本體的力量,可以令機器自動的來回;至於現在的民權政治中,還沒有這種懶小孩子發明那種拉回民權的方法。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民權政治的機器用過了一百多年,至今還只有一個選舉權。從有了選舉權以後,許久都沒有別的進步。選舉出來的人究竟是賢與不肖,便沒有別的權去管他。像這種情形,就是民權政治的機器不完全。因為這種機器不完全,所以民權政治至今還沒有好辦法,還沒有大進步。我們要這種機器進步,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呢?照前一次所講的道理,是要把權和能分清楚。

  現在還是用機器來比喻,機器裡頭各部的權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部是做工,那一部是發動,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機器說,現在最大的船有五六萬噸,運動這樣大船的機器,所發出來的力量有超過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個管理的人,要全船怎麼樣開動,便立刻開動;要全船怎麼樣停止,便立刻停止。現在機器的進步,到了這種妙境。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候,如果一種機器發出來的力量到了幾百匹或者幾千匹馬力,便不敢用他。因為馬力太大,便沒有人能夠管理。通常說機器的大小,都是用馬力做標準。一匹馬力是多少呢?八個強壯人的力合壟〔攏〕起來,便是一匹馬力。如果說一萬匹馬力,便是有八萬個人的力。現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機器所發出的原動力,有從十萬匹到二十萬匹馬力的。像這樣大力的機器,是沒有別樣東西可以抵當得住的。在尋常的機器,一萬匹馬力便有八萬個人的力,若是那麼樣大力的機器,管理的方法不完全,那麼機器全體一經發動之後,便不能收拾,所謂能發不能收。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從前發明機器的人去試驗機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於這種結果,在機器界打死的發明家,世界歷史中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國有一個名詞叫做「化蘭京士丁」1[英文Frankenstein的譯音。這原是英國作家謝利(M.W.Shelley)小說中一個科學家的名字。],就是能發不能收的機器。到了後來,機器的構造天天改良,天天進步,雖然有十萬匹或者二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從容去管理,沒有一點危險。說到十萬匹馬力,便是有八十萬個人的力,二十萬匹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萬個人的力,若是專有這樣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現在軍隊的力量,到了一兩萬人便不容易管理。機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萬人之多,一個人還可以從容管理。由此便可見近來的機器是很進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

  現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學者,都以政府為機器,以法律為工具。此刻的民權時代,是以人民為動力。從前的君權時代,是以皇帝為動力,全國的動作是發源於皇帝。在那個時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越顯尊嚴,有了強有力的政府,皇帝的號令才容易實行。因為皇帝是發動機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為所欲為。譬如修內治、勤遠略,整軍經武,他要想做什麼,便可以做什麼。故在君權時代,政府的力越大,對於皇帝只有利而無害。到了民權時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動力,為什麼人民不願意政府的能力太大呢?因為政府的力量過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來壓迫。從前被政府的壓迫太過,所受的痛苦太多,現在要免去那種壓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代,一個機器推過去了以後,只用一個小孩子便可以拉回來,由此便知道在那個時候,一個機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過是幾匹馬力;如果有了一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當然不是一個小孩子可以拉得回來的。當時因為管理機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樣小力的機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現在是民權初發達的時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動力固然是發源於人民,但是人民發出了動力之後,還要隨時可以收回來,像那樣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幾萬匹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夠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現在歐美各國的人民恐怕強有力的政府,好比從前的工廠怕有大馬力的機器是一樣的道理。當初那種小力的機器,如果不想方法來改良,那種機器一定是永遠沒有進步,一定是永遠還要人去拉。但是後來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現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機器的自身便可以來回自動。至於政治的機器,人民總不知道想方法來改良,總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發達,民權沒有進步。照現在世界的潮流說,民權思想是一天一天的進步,管理民權政治的機器還是絲毫沒有進步。所以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沒有根本辦法,就是這個理由。

  照我前一次所講的根本辦法說,權與能要分別清楚,用機器來做比喻,什麼是有能力的東西呢?機器的本體,就是有能力的東西。譬如十萬匹馬力的機器,供給了相當的煤和水之後,便可以發生相當的能力。什麼是有權的人呢?管理機器的工程師,就是有權的人。無論機器是有多少馬力,只要工程師一動手,要機器開動,便立刻開動,要機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師管理機器,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好像輪船火車,一開機器,便可以要輪船火車走得很快,一停機器,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機器是很有能的東西,工程師是很有權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權和能分開了,也要象工程師管理機器一樣。在民權極盛的時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國民大會上去發表,對於政府加以攻擊,便可以推翻,對於政府加以頌揚,便可以鞏固。但是現在的權與能不分,政府過於專橫,人民沒有方法來管理。不管人民是怎麼樣攻擊,怎麼樣頌揚,政府總是不理,總是不能發生效力。現在世界上的政治不進步,民權思想很發達,無論那一國的人民,對於政治機關的現狀總是不合他們心理上的用法。

  中國此刻正是改革時代,我們對於政治主張實行民權。這種民權思想,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我們近來想學歐美的新思想,造成一個完全的民治國家。最初想造成這種國家的時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為完全倣傚歐美,步歐美的後塵,把歐美的東西完全抄過來,中國的民權便算是很發達,便可以算是止境。當初的這種思想,並不是全錯。因為中國從前的專制政體過於腐敗,我們如果實行改革,打破了專制以後做建設的事業,能夠學到象歐美,就比較上說當然是很好。但是歐美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社會的現狀是不是心滿意足呢?如果我們細心考察歐美的政治社會,所謂革命的先進國家象美國、法國的人民,現在還是主張改良政治,還是想要再來革命。他們革命不過一百多年,為什麼還要再來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證明我們從前以為學到了象歐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對。由此便知就令是我們學到了象美國、法國一樣,法國、美國現在還是要革命,我們到了百十年之後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為法國、美國現在的政治機器還是有很多的缺點,還是不能滿足人民的慾望,人民還是不能享圓滿的幸福。像這樣講來,所以我們現在提倡改革,決不能夠說學到了象現在的歐美便算是止境,便以為心滿意足。我們步他們的後塵,豈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還再要起革命嗎?若是再起革命,那麼此次的革命豈不是徒勞無功嗎?

  我們要現在的革命不是徒勞無功,想存一個長治久安之計,所謂一勞永逸,免將來的後患。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得到呢?歐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國來行呢?我們試拿歐美最新的物質文明說,譬如交通上最要緊的東西是鐵路。東方國家仿造鐵路最早的是日本,中國近來才知道鐵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築鐵路。所以中國仿造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但是用中國和日本現在的鐵路來比較,中國和日本的火車,大家如果都是坐過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鐵軌是很窄的,車是很小的;中國的滬寧和京漢鐵路,那些鐵軌都是很寬的,車是很大的。為什麼中國建築鐵路在日本之後,所做的車和軌還是比日本的寬大呢?就是因為中國所學的是歐美的新發明,日本所學的是歐美的舊東西,若是中國建築鐵路,不照歐美的新發明,只學日本的舊東西,可不可以算是滿足呢?歐美從前只有那樣的窄鐵路和小火車,日本最初去學他,便在無形之中上了大當。我們現在建築鐵路,可不可以也學那種不便利的舊東西呢?但是中國近來建築鐵路,不學日本不便利的舊東西,要學歐美很便利的新發明。所以中國現在的鐵路好過日本,這所謂是後來者居上。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現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學歐美從前的舊東西,要把歐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們政治的進步究竟是到了什麼程度,我們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

  我在前一次講過了,歐美對於民權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徹底。因為不徹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衝突。因為民權是新力量,政府是舊機器。我們現在要解決民權問題,便要另造一架新機器,造成這種新機器的原理,是要分開權和能。人民是要有權的,機器是要有能的。現在有大能的新機器用人去管理,要開動就開動,要停止就停止。這是由於歐美對於機器有很完全的發明,但是他們對於政治還是沒有很完全的發明。我們現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無從學起,便要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要我們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可不可以做得到呢?中國人從經過了義和團之後,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總是信仰外國,不敢信仰自己。無論什麼事,以為要自己去做成、單獨來發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歐美的後塵,要倣傚歐美的辦法。至於在義和團之前,我們的自信力是很豐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為中國固有的文明、中國人的思想才力是超過歐美,我們自己要做到什麼新發明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現在,便以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歐美的文明,只在物質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專就物質文明的科學說,歐美近來本是很發達的。一個人對於一種學問固然是有特長,但是對於其餘的各科學問未必都是很精通的,還有許多都是盲然的。他們的物質科學,一百多年以來發明到了極點,許多新發明真是巧奪天工,是我們夢想不到的。如果說政治學問,他們從前沒有想到的我們現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沒有理由。歐美的機器近來本有很完全的進步,但是不能說他們的機器是進步,政治也是進步。因為近兩百多年以來,歐美的特長只有科學,大科學家對於本行的學問固然是有專長,對於其餘的學問象政治哲學等,未必就有兼長。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一證明。

  英國從前有一位大科學家,在近來世界上的學問家之中,沒有那一個能夠駕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紐頓1[令譯牛頓,下同。]。紐頓是什麼人呢?他是一個很聰明很有學問的人。他在物理學中,有很多超前絕後的發明,最著名的是「萬有引力」。紐頓推出來的「萬有引力」,是世界上頭一次的發明,是至今科學中的根本原理。近來世界上許多科學原理的新發明,沒有那一種能夠駕乎萬有引力學說之上的。紐頓對於科學既是有這樣的特別聰明,試看他對於別的事情是不是一樣的聰明呢?照我看起來,卻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證明紐頓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紐頓一生除了讀書、試驗之外,還有一種嗜好,他的嗜好是愛貓。他養了大小不同的兩個貓,出入總是跟著他。因為他很愛那兩個貓,所以貓要怎樣行動,他便怎麼樣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內讀書、試驗,貓要出門,他便停止一切工作,親自去開門讓貓出去。如果貓要進到房內,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開房門讓貓進來。那兩個貓終日總是出出入入,弄到牛頓開門關門,是麻煩不堪的。所以有一天,牛頓便要想一個方法,讓那兩個貓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擾亂他的工作,總是去開門關門。他所想出來的是什麼方法呢?就是把房門開兩個孔,一個是很大的,一個是很小的。在紐頓的思想,以為在門上所開的大孔,便可以令大貓出入;在門上所開的小孔,便可以令小貓出入。像這種思想還是大科學家的聰明,這件事實還是大科學家做出來的。照普通的常識講,開一個大孔,大貓可以出入,小貓也當然是可以出入,那麼開一個大孔便夠了,又何必要枉費工夫多開一個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開一個孔,大科學家的紐頓偏要開兩個孔,這是不是可笑呢?科學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呢?由此便可以證明,科學家不是對於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科學家有了一藝的專長,未必就有種種學問的兼長。

  歐美科學在近幾十年以來,本來是進步到了極點,所以做出來的物質機器有往返的兩面動力,來回可以自動。但是做成的政治機器,還只有一面的動力,人民對於政府的權力只能夠發出去,不能夠收回來。我們現在主張民權,來改造民國,將來造成的新民國一定是要徹底。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在歐美的先進國家無從完全倣傚,我們自己便要另想一個新辦法。這種新辦法,歐美還沒有完全想到,我們能不能夠想到呢?要答覆這個問題,自己便不可以輕視自己,所謂妄自菲薄。此刻民權潮流傳進中國來了,我們歡迎這種潮流,來改造國家,自己的新辦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獨立國家,從前政治的發達,向來沒有假借過外國材料的。中國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進的國家,外國的材料向來無可完全倣傚。歐美近來的文化才比中國進步,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才主張革命。此刻實行革命,當然是要中國駕乎歐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國家。我們要達到這種目的,實在是有這種資格。不過歐美現在的民權政府,還是不能完全倣傚。他們的政府已經成了舊機器,我們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機器,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機器,世界上有沒有新材料呢?現在散在各國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過要先定一個根本辦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張的分開權與能,便是這一種的根本辦法。根本辦法定了之後,去實行民權,還要分開國家的組織與民權的行使。歐美的根本辦法沒有想通,不能分開權與能,所以政府能力不能擴充。我們的根本辦法已經想通了,更進一步,就是分開政治的機器。要分開政治的機器,先要明白政治的意義。

  我在第一講中,已經把政治這個名詞下了一個定義,說: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器就是象物質的機器一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要怎麼樣才可以分別清楚呢?根本上還是要再從政治的意義來研究。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這兩個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這是什麼意思呢?好比有十萬匹馬力的輪船機器,那架機器能夠發生十萬匹馬力來運動輪船,這便是機器本體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樣,這種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權。至於這樣大的輪船,或者是要前進,或者是要後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轉,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師,用很完全的機器,才可以駕駛,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駕駛、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樣大力的輪船,要怎麼樣開動便是怎麼樣開動,要怎麼停止便是怎麼樣停止。這種開動、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輪船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樣,這種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權。我們造新國家,好比是造新輪船一樣,船中所裝的機器,如果所發生的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當然是很慢,所載的貨物當然很少,所收的利息當然是很微。反過來說,如果所發生的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當然是極快,所載的貨物當然是極多,所收的利息也當然是極大。假設有一隻大輪船,其中所裝的機器可發生十萬匹馬力,每小時可以走二十海里,來往廣州、上海一次,在兩個星期之內可以賺十萬塊錢。如果是另造一隻極大的輪船,其中裝一架新機器可以發生一百萬匹馬力,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照比例算起來,那麼來往廣州、上海一次,只要一個星期便可賺一百萬塊錢。現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輪船,每小時不過走二三十海里,如果我們所造的新輪船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沒有別的輪船能夠來比賽。我們的輪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新輪船。創造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在國家之內,所建設的政府只要他發生很小的力量,是沒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當然是很微。若是要他發生很大的力量,是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當然是極大。假設在世界上的最大國家之內,建設一個極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國家豈不是駕乎各國之上的國家,這個政府豈不是無敵於天下的政府?

  歐美到了今日,為什麼還是只造有大馬力的機器之輪船,不造極強有力的政府之國家呢?因為他們現在的人民,只有方法來管理大馬力的機器,沒有方法來管理強有力的政府。而且不要小馬力的舊船,另外造一隻大馬力的新船,是很容易的事。至於國家,已經是根深蒂固,有了沒有力的舊政府,要另外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新政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說到我們中國人口,有了四萬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領土寬闊,物產豐富,都要在美國之上。美國成了現在世界上最富最強的國家,沒有那一國可以和他並駕齊驅。就天然的富源來比較,中國還應該要駕乎美國之上。但是現在的實情,不但是不能駕乎美國之上,並且不能夠和美國相提並論。此中原因,就是我們中國只有天然的資格,缺少人為的工夫,從來沒有很好的政府。如果用這種天然的資格,再加以人為的工夫,建設一個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發生極大力量運動全國,中國便可以和美國馬上並駕齊驅。

  中國有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後,我們便不要象歐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因為在我們的計劃之中,想造成的新國家,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權,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歐美從前不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只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下的機器,就是因為機器的構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機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現在,機器很進步,機器本體的構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機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極大馬力的機器。我們要造政治的機器,要政治的機器進步,也是要跟這一樣的路走,要有構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機關,同時又要有管理這個機關很周密的民權方法。歐美對於政府因為沒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們的政治機關至今還是不發達。我們要不蹈他們的覆轍,根本上要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分開權與能。把政治的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府權,一個是人民權。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作機器,把人民當作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

  現在機器的構造很進步,不但是有機器知識的人可以來管理,就是沒有機器知識的小孩子也可以來管理。譬如現在所用的電燈,從前發明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因為電是和雷一樣,是很危險的東西,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便打死人。因為這個緣故,從前發明電的科學家不知道受過了多少犧牲。因為所受犧牲太多,危險太大,所以發明了電光很久,還不敢拿來做燈用。後來發明了管理電的方法很周密,只要一轉接電鈕,便可以開閉。這樣一轉手之勞,是很便利很安全的,無論是那一種沒有電學知識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或者是鄉下極無知識愚民,都可以用手來轉他。所以現在便把極危險的電光拿來做燈用。其他各種機器的進步,也是和這一樣的情形。比方最新發明大機器,是飛天的機器,也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最初發明的時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像從前廣東的馮如,他是什麼人呢?就是製造飛機的人,就是駕駛飛機跌死了的人。在從前發明飛機的時候,沒有人知道用這個機器去飛,所以製造飛機的人又要做飛機師。最初做飛機師的人,一來由於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不周密,二來由於向來沒有經驗,不知道怎麼樣來用這種機器。所以飛到天空之中,常常跌到地下,死了許多人。因為死了很多的人,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飛機。現在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很周密,許多人都知道飛到了天空之中,像鳥雀一樣,來往上下,非常的便利,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飛機。因為普通人都敢去坐這種機器,所以近來便把他用作交通的機器。好像我們由廣東到四川,道路很遠,當中又有敵人,水陸路的交通很不便利,便可坐飛機,由天空之中一直飛到四川。

  現在中國有了民權的思想,但是關於這種思想的機器,世界上還沒有發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制,做一個很安全的接電鈕,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便知道用他,然後才可以把這種思想做成事實。中國人得到民權思想本是在歐美之後,好像築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一樣。日本築鐵路雖然是在我們之先,但是所築的鐵路是舊東西,不合時用,我們新築成的鐵路是很合時用的東西。至於我們在歐美之後,要想有什麼方法才可以來使用民權呢?這種方法想通了,民權才可以供我們的使用。若是這種方法沒有想通,民權便不能供我們的使用。如果一定要去使用,便是很危險,便要打死人。現在世界上有沒有這種方法呢?在歐洲有一個瑞士國,已經有了這幾部分的方法,已經試驗了這幾部分的方法。這是徹底的方法,是直接的民權,不過不大完全罷了。至於歐洲的那些大國,就是這不完全的方法還是沒有試驗。因為試驗這幾部分之方法的國家,只有瑞士的一個小國,沒有別的大國,所以許多人便懷疑起來,說這幾部分的方法只有在小國能夠使用,在大國不能夠用。歐洲的大國為什麼不用這幾部分的方法呢?這個理由,就是象日本已經有了小鐵路,再要改造大鐵路,便要費很久的時間,花很多的錢,是很不經濟的事。因為畏難苟安,注重經濟,所以他們的先進國家就是知道了這些新式的發明,還是不採用他。說到我們中國,關於民權的機器,從前沒有舊東西,現在很可以採用最近最好的新發明。

  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麼最新式的發明呢?第一個是選舉權。現在世界上所謂先進的民權國家,普遍的只實行這一個民權。專行這一個民權,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夠用呢?專行這一個民權,好比是最初次的舊機器,只有把機器推到前進的力,沒有拉回來的力。現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選舉權之外,第二個就是罷免權。人民有了這個權,便有拉回來的力。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這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機器的自動。國家除了官吏之外,還有什麼重要東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謂有了治人,還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製權,這就是第三個民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要政府執行修改的新法律,廢止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復決權,這就是第四個民權。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徹底的直接民權。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四萬萬人要怎麼樣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這四個民權來管理國家的大事。所以這四個民權,就是四個放水制,或者是四個接電鈕。我們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來水;有了接電鈕,便可以直接管理電燈;有了四個民權,便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這四個民權,又叫做政權,就是管理政府的權。

  至於政府自己辦事的權,又可以說是做工權,就是政府來替人民做工夫的權。人民有了大權,政府能不能夠做工夫,要做什麼樣的工夫,都要隨人民的志願。就是政府有了大權,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隨時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便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好像外國的舊兵船,從前如果是裝了十二門大炮,便分成六個炮台,要瞄準放炮打什麼敵人,都是由許多炮手去分別執行,做指揮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現在的新兵船,要測量敵人的遠近,在桅頂便有測量機;要瞄準放炮,在指揮官的房中便有電機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敵人,不必要許多炮手去瞄準放炮,只要做指揮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測量機的報告,按距離的遠近撥動電機,要用那一門炮,打那一方的敵人,或者是要十二門炮同時瞄準,同時放炮,都可以如願,都可以命中。像這樣才叫做是直接管理。但是要這樣來直接管理,並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來做工夫,不要自己來做工夫的機器,才叫做靈便機器。

  人民有了這四個大權來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麼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機關,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權憲法。用五權憲法所組織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機關。有了這種的政府機關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從前說美國有一位學者,對於政治學理上的最新發明,是說在一國之內,最怕的是有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個萬能政府,為人民使用,以謀人民的幸福。有了這種政府,民治才算是最發達。我們現在分開權與能,說人民是工程師,政府是機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機器是萬能,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師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萬能的機器。那麼,在人民和政府的兩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麼的大權,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權剛才已經講過了,是要有四個權,這四個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創製權、復決權。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我們要詳細明白這兩種大權的關係,可以用一個圖來說明:

  就這個圖看,在上面的政權,就是人民權,在下面的治權,就是政府權。人民要怎麼樣管理政府,就是實行選舉權、罷免權、創製權和復決權;政府要怎麼樣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實行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監察權。有了這九個權,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是真解決,政治才算是有軌道。

  至於這九個權的材料,並不是今日發明的。譬如就政權說,在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個權,不過是沒有罷官權。在美國的西北幾省,現在除採用瑞士的三個政權以外,並加入一個罷免權。至於選舉權,更是世界上各國最通行的民權。所以就世界上民權的情形說,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權,美國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經實行過了四權。他們在那幾部分的地方實行這四個民權,有了很周密的辦法,得了很好的成績。就是這四個民權,實在是經驗中的事實,不是假設來的理想。我們現在來採用,是很穩健的,並沒有什麼危險。至於說到政府權,從前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革命之後才分開成三個權。像美國獨立之後便實行三權分立,後來得了很好的成績,各國便都學美國的辦法。

  不過,外國從前只有三權分立,我們現在為什麼要五權分立呢?其餘兩個權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兩個權是中國固有的東西。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監察的獨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績。像滿清的御史,唐朝的諫議大夫,都是很好的監察制度。舉行這種制度的大權,就是監察權。監察權就是彈劾權。外國現在也有這種權,不過把他放在立法機關之中,不能夠獨立成一種治權罷了。至於歷代舉行考試,拔取真才,更是中國幾千年的特色。外國學者近來考察中國的制度,便極讚美中國考試的獨立制度,也有倣傚中國的考試制度去拔取真才。像英國近來舉行文官考試,便是說從中國倣傚過去的。不過英國的考試制度,只考試普通文官,還沒有達到中國考試權之獨立的真精神。所以就中國政府權的情形講,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個權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餘監察權和考試權還是獨立的。就是中國的專制政府,從前也可以說是三權分立的,和外國從前的專制政府便大不相同。從前外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無論是什麼權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中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關於考試權和監察權,皇帝還沒有壟斷。所以分開政府的大權,便可以說外國是三權分立,中國也是三權分立。中國從前實行君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分立,有了幾千年。外國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過外國近來實行這種三權分立,還是不大完全。中國從前實行那種三權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壁,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像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我們在政權一方面主張四權,在治權一方面主張五權,這四權和五權各有各的統屬,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別清楚,不可紊亂。現在許多人都不能分別,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別,就是專門學者也是一樣的不能分別。像近來我會見了一個同志,他是從美國畢業回來的。我問他說:「你對於革命的主義是怎麼樣呢?」他說:「我是很贊成的。」我又問他說:「你是學什麼東西呢?」他說:「我是學政治法律。」我又問他說:「你對於我所主張的民權,有什麼意見呢?」他說:「五權憲法是很好的東西呀,這是人人都歡迎的呀!」像這位學政治法律的專門學者,所答非所問,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權和五權還沒有分別清楚,對於人民和政府的關係還是很糊塗。殊不知道五權是屬於政府的權,就他的作用說,就是機器權。一個極大的機器,發生了極大的馬力,要這個機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績,便要把他分成五個做工的門徑。民權就是人民用來直接管理這架大馬力的機器之權,所以四個民權,就可以說是機器上的四個節制。有了這四個節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機器的動靜。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個權,就是要有五種工作,要分成五個門徑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動靜,要有四個權,就是要有四個節制,要分成四方面來管理政府。政府有了這樣的能力,有了這些做工的門徑,才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才是萬能政府。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有了這樣多的節制,便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政府的一動一靜,人民隨時都是可以指揮的。像有這種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權和治權,才可以達到美國學者的目的,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至於民權之實情與民權之行使,當待選舉法、罷免法、創製法和復決法規定之後,乃能悉其真相與底蘊。在講演此民權主義之中,固不能盡述也。閱者欲知此中詳細情形,可參考廖仲愷君所譯之《全民政治》。

  注釋:

  據孫文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輯《民權主義》(廣州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

  《孫中山選集》

  三民主義(下)

  (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月)

  民生主義

  第一講

  (八月三日)

  諸君:

  今天來講民生主義。什麼叫做民生主義呢?「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的一個名詞。我們常說什麼「國計民生」,不過我們所用這句話恐怕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未見得涵有幾多意義的。但是今日科學大明,在科學範圍內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意義無窮了。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一個定義,可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我現在就是用民生二字,來講外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欲明白這個主義,斷非幾句定義的話可以講得清楚的;必須把民生主義的演講從頭聽到尾,才可以徹底明白瞭解的。

  民生問題,今日成了世界各國的潮流。推到這個問題的來歷,發生不過一百幾十年。為什麼近代發生這個問題呢?簡單言之,就是因為這幾十年來,各國的物質文明極進步,工商業很發達,人類的生產力忽然增加。著實言之,就是由於發明了機器,世界文明先進的人類便逐漸不用人力來做工,而用天然力來做工,就是用天然的汽力、火力、水力及電力來替代人的氣力,用金屬的銅鐵來替代人的筋骨。機器發明之後,用一個人管理一副機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所以機器的生產力和人工的生產力便有大大的分別。在沒有機器以前,一個最勤勞的人,最多不過是做兩三個人的工夫,斷不能做得十個人以上的工夫。照此推論起來,一個人的生產力,就本領最大、體魄最強和最勤勞的人說,也不過是大過普通人十倍。平常人的生產力都是相等的,沒有什麼大差別。至於用機器來做工的生產力,和用人做工的生產力兩相比較,便很不相同。用人來做工,就是極有能幹而兼勤勞的人,只可以駕乎平常人的十倍;但是用機器來做工,就是用一個很懶惰和很尋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產力也可以駕乎一個人力的幾百倍,或者是千倍。所以這幾十年來機器發明了之後,生產力比較從前就有很大的差別。我們拿眼前可以證明的事實來說一說。比方在廣州市街上所見最多的人,莫如運送的苦力,這種苦力就叫做挑夫。這種挑夫的人數,占廣州市工人中一大部分。挑夫中之體魄最強壯的人,最重只可以挑二百斤東西,每日不過是走幾十里路遠,這種挑夫是很不容易得的。尋常的挑夫,挑了幾十斤重,走了幾十里路遠,便覺得很辛苦。如果拿挑夫和運送的機器來比較,是怎麼樣的情形呢?象廣州市黃沙的火車運送貨物,一架火車頭可以拖二十多架貨車,一架貨車可以載幾百擔重的貨物,一架貨車能夠載幾百擔,二十多架貨車便能夠載一萬擔。這一萬擔貨物,用一架火車頭去拉,只要一兩個人管理火車頭的機器,或者要幾個人管理貨車,一日便可以走幾百里。譬如廣東的粵漢鐵路,由黃沙到韶關約有五百里的路程,像從前專用人力去運貨物,一個人挑一擔,一百人挑一百擔,如果有一萬擔貨物,就要有一萬個工人。用工人所走的路程計算,一個人一天大概只能夠走五十里,五百里的路程就要走十天的時間。所以一萬擔貨物,從前專用人工去運送,就要一萬個工人,走十天之久。現在用火車去運送,只要八點鐘的時間,一直便由黃沙到韶關,所用的工人最多不過是十個人。由此便知道用十個人所做的工便可以替代一萬人,用八點鐘便可替代十天。機器和人工比較的相差,該是有多少呢!用火車來運送的工,不但是用一個人可以替代一千人,用一點鐘可以替代一日,是很便利迅速的。就是以運貨的工錢來說,一個工人挑一擔貨物,走五十里路遠,每天大約要一元;要用一萬工人,挑一萬擔貨物,走十天的路,統共就要十萬元。如果用火車來運送,頂多不過是幾千元。機器和人工的比較,單拿挑夫來講便有這樣的大差別。其他耕田、織布、做房屋以及種種工作,也是有幾百倍或千倍的差別。所以機器發明了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佔了人工,有機器的人便把沒有機器人的錢都賺去了。再像廣州,沒有經過鴉片戰爭以前,是中國獨一的通商口岸,中國各省的貨物都是先運來廣州,然後再由廣州運去外洋;外國的貨物也是先運到廣州,然後再由廣州運進各省。所以中國各省的進出口貨物,都是經過湖南、江西,走南雄、樂昌,才到廣州。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南雄、樂昌到韶關的這兩條路,在當時沿途的挑夫是很多的,兩旁的茶館飯店也是很熱鬧的。後來海禁大開,各省的貨物或者是由海船運到廣東,或者是由上海、天津直接運送到外洋,都不經過南雄、樂昌到韶關的這兩條路。所以由南雄、樂昌到韶關兩條路的工人,現在都減少了。從前那兩條路的繁盛,現在都變成很荒涼了。到了粵漢鐵路通了火車之後,可以替代人工,由廣州到韶關的挑夫更是絕跡。其他各地各國的情形都是一樣。所以從機器發明了之後,便有許多人一時失業,沒有工做,沒有飯吃。這種大變動,外國叫做「實業革命」。因為有了這種實業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因為要解決這種痛苦,所以近幾十年來便發生社會問題。

  這個社會問題,就是今天所講的民生主義。我今天為什麼不學外國直接來講社會主義,要拿民生這個中國古名詞來替代社會主義呢?這是很有道理,我們應該要研究的。因為機器發明以後,經過了實業革命,成為社會問題,便發生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之發生已經有了幾十年。但是這幾十年中,歐美各國對於社會主義,還沒有找出一個解決方法,現在還是在劇烈戰爭之中。這種學說和思想現在流入中國來了,中國一班新學者也是拿他來研究。因為社會主義,現在中國很流行,所以共產主義現在中國也是很流行。中國學者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研究,想尋出一個解決方法,也是很艱難的。因為外國發明這種學理已經有了幾十年,到現在還不能夠解決,此時傳入中國,我們就想要解決,當然是不容易的。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便要先把他的源委、性質和定義來研究清楚。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名詞,現在外國是一樣並稱的,其中辦法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通稱的名詞都是用社會主義。現在中國有人把社會主義同社會學兩個名詞作一樣的看待,這實在是混亂。這種混亂,不但專是中國人有的,就是外國人也是一樣有的。因為社會這個名詞在英文是「梳西乙地」,社會學是「梳西柯羅之」,社會主義是「梳西利甚」1[以上是英文society、sociology、socialism三個詞的譯音。]。這三個字頭一半的英文串字都是相同的,所以許多人便生出混亂。其實英文中的社會主義「梳西利甚」那個字,是從希臘文變出來的。希臘文社會主義的原意是「同志」,就像中國俗話說是「夥計」兩個字一樣。至於說到社會學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的情狀、社會的進化和群眾結合的現象;社會主義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問題,就是研究人民生計問題。所以我用民生主義來替代社會主義,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這個問題的真性質表明清楚。要一般人一聽到這個名詞之後,便可以瞭解。

  因為社會主義已經發生了幾十年,研究這種學理的學者不知道有千百家,所出的書籍也不知道有千百種。其中關於解決社會問題的學說之多,真是聚訟紛紛。所以外國的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究竟不知那一種才是對的。由此便可見普通人對於社會主義無所適從的心理了。歐戰發生了之後,社會的進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經到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時期。凡是從前不理會社會主義的人,在此時也跟上社會主義的路來走。就時勢的機會講,社會黨應該可以做很多事,應該可以完全解決社會問題。但是社會黨的內部,便生出許多紛爭。在各國的社會黨,一時風起雲湧,發生種種派別,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謂共產黨、國家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各黨派之複雜,幾乎不止五十七種。所以從前旁觀者對於社會黨派別複雜的批評,至此時正所謂不幸而言中。至於歐戰沒有發生以前,世界各國只有贊成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兩種人。反對的那種人,大多數都是資本家。所以從前只有反對社會主義的資本家同社會黨來戰爭。到歐戰發生了之後,反對的人都似降服了,社會黨似乎可以乘機來解決社會問題。不過當時贊成社會主義的人在事前沒有想到好辦法,所以社會黨內部便臨時生出許多紛爭。這種紛爭,比較從前反對派和贊成派的紛爭,更要厲害。所以社會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到了今日還是要來研究。在從前資本家、工人和學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時候,所有世界各國贊成社會主義的人,不論是本國外國,都是認為同志。到了近來,不但是德國的社會黨反對俄國的社會黨,或者是俄國的社會黨反對英國、美國的社會黨,有國際的紛爭;就是一國的社會黨內部,也演出種種紛爭。所以社會問題愈演愈紛亂,到現在還找不出一個好方法來解決。

  今天我所講的民生主義,究竟和社會主義有沒有分別呢?社會主義中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經濟問題。這種問題,就是一班人的生活問題。因為機器發明以後,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機器奪去了,一班工人不能夠生存,便發生社會問題。所以社會問題之發生,原來是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故專就這一部分的道理講,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主義便可說是社會主義的本題。現在各國的社會主義,各有各的主張,所以各國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也是各有不同。社會主義到底是民生主義中的一部分呀,或者是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中的一部分呢?實業革命以後,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徹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馬克思對於社會問題,好像盧騷對於民權問題一樣,在一百多年以前歐美研究民權問題的人,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盧騷為民權中的聖人,好像中國崇拜孔子一樣;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中的聖人。

  在馬克思的學說沒有發表以前,世界上講社會主義的,都是一種陳義甚高的理論,離事實太遠。而馬克思專從事實與歷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會問題的經濟變遷,闡發無遺。所以後來學者把社會主義的人分作兩派:一是叫做「烏托邦派」,這個烏托邦和中國黃老所說的華胥氏之國意思相同;一是叫做「科學派」,專從科學方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之解決。至於烏托邦派是專從理想上來把社會來改良成一個安樂的國家,便有這種子虛烏有的寄托。這種寄托是由於人類受了很多痛苦,那些極有道德和悲天憫人的人,見了很不忍心但是又沒有力量去改良,所以只好說理想上的空話,作一種寄托。中國俗話說:「天生一條蟲,地生一片葉;天生一隻鳥,地生一條蟲。」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有了蟲就有葉來養,有了鳥就有蟲來養。但是人類的天然形體不完全,生來沒有羽毛,必需衣以御寒,必需食以養生。在太古吃果實的時候,地廣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覓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漁獵時代,人民就要打魚獵獸,才可以有魚肉吃,才可以生活,就是要做工才有飯吃。到了遊牧時代,人類要從事畜牧才可以生活,當時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時常遷徙,所有的工作是很辛苦勤勞。至於農業時代,人類要樹藝五穀才可以生活,彼時人類的生活更是複雜,所有的工作更是辛苦勤勞。到了工商時代,遇事都是用機器,不用人力,人類雖然有力也沒有用處,想去賣工,找不到僱主。在這個時候,便有很多人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盡。一般道德家,見得天然界的禽獸不用受痛苦尚且可以得衣食,人類受了痛苦反不容易得衣食,這是很可憫的;想要減少這些痛苦,令人人都可以得衣食,便發明了社會主義的學說,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從前一般講社會主義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贊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只有在經濟上已經成功、自私自利、不顧群眾生活的資本家才去反對,才不理社會問題。這個問題既然是為世界大多數人謀生活的問題,先知先覺的人發明了這個道理之後,自然可以得多數人的同情心來表示贊成。所以這個學說一經出世之後,便組織得有社會黨。社會黨一經成立之後,團體便一天發達一天,一天加大一天,擴充到各國。但是從前講社會主義的人都是烏托邦派,只希望造一個理想上的安樂世界,來消滅人類的痛苦;至於怎麼樣去消滅的具體方法,他們毫沒有想到。

  到了馬克思出世之後,便用他的聰明才智和學問經驗,對於這些問題作一種極透徹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決的都通通發明出來。他的發明是全憑著經濟原理。他照經濟原理作透徹的研究之後,便批評從前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不過是有個人的道德心和群眾的感情作用;其實經濟問題,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決得了的,必須把社會的情狀和社會的進化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解決。這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原理,可以說是全憑事實,不尚理想。至於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出來之後,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好像盧騷發明了民權主義之後,凡是研究民權的人都信仰盧騷一樣。從馬克思以後,社會主義裡頭便分兩派,一個是烏托邦派,一個是科學派。烏托邦派的情形,剛才已經講過了。至於科學派,是主張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因為近幾十年來,物質文明極發達,科學很昌明,凡事都是要憑科學的道理才可以解決,才可以達到圓滿的目的。就是講到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也是要從科學一方面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得出結果。

  講到這地,便要歸宿到我的學說--知難行易。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得到。比方今天講堂裡很熱,我們不用人力,只用電氣風扇便可以解熱。這件事如果是古人或者是鄉下毫沒有知識的人看見了,一定以為是神鬼從中搖動,所謂巧奪天工,對於這種奇怪的風扇一定要祈禱下拜。現在大家雖然不明白電氣風扇的詳細構造,但是已經明白電磁吸引的道理,因為由電能夠吸引風扇,所以風扇能夠轉動,決不以為是很奇怪的事。難道古人的聰明不及我們嗎?推論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古人不知道科學,故不能發明風扇,不是古人沒有本領,不能用風扇。近來因為知道科學,有了科學家能夠發明風扇,所以大家便能夠用這種風扇來享受清涼。如果古人知道科學,以古人的聰明才智所做出來的東西,或者要比我們做的還要巧妙得多。

  講到社會問題,在馬克思以前,以為是一種希望,是做不到的事。到馬克思本人,也以為單靠社會主義的理想去研究,還是一種玄想,就令全世界人都贊成,也是做不成功;一定要憑事實,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清楚,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一生研究社會主義,便在科學方法上去做工夫。他研究社會主義的工作,更是很辛苦的。當他亡命在英國的時候,英國是近代世界上頂文明的國家,沒有那一國可以駕乎英國之上的,所以英國在當時關於文化的設備也是很齊備。有一間圖書館,其中所藏的書籍總有好幾百萬種,無論關於什麼問題的書籍都是很豐富的。馬克思便每天在那間圖書館內去研究,用了二三十年的功,費了一生的精力,把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不管他是古人著作的,或者是時人發表的--都搜集在一處,過細參考比較,想求出一個結果。這種研究社會問題的辦法,就是科學方法。故馬克思所求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由於他這種詳細深奧的研究,便求出一個結果,說世界上各種人事的動作,凡是文字記載下來令後人看見的,都可以作為歷史。他在這種歷史中所發明的最重要之一點,就是說世界一切歷史都是集中於物質,物質有變動,世界也隨之變動。並說人類行為都是由物質的境遇所決定,故人類文明史,只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馬克思的這種發明,有人比之牛頓發明天文學之重心學說一樣。現在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因為他的研究透徹,理由充足,所以從前許多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後來都變為贊成社會主義。如果是過細研究了馬克思學說的人,更是信仰他。

  經過歐戰以後,世界上差不多沒有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社會黨可以為所欲為,本來可以解決各國的社會問題。當時勢力最大的社會黨是馬克思派。馬克思派是科學派,從前的是烏托邦派。在當時各國的社會,秩序一亂,社會黨內的科學派和烏托邦派固然是發生了衝突,就是科學派的社會黨也是互相衝突。因為內部有衝突,所以歐戰之後,至今還不能解決社會問題。

  至於推到社會黨的聖人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這個道理究竟是怎麼樣呢?馬克思的門徒,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在比利時開了一個國際社會黨大會,定了許多辦法。現在各國馬克思派的社會黨所用的辦法,許多還是奉行那年所定的大綱。當歐戰發生以後,俄國便拿那種主義去實行,現在俄國已經把那種主義改變了,其中理由到底是怎麼樣,我們研究俄國的情形不多,不敢判斷。但是照俄國人自己說,俄國從前所行的革命辦法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戰時政策。這種戰時政策並不是俄國獨行的,就是英國、德國和美國當歐戰的時候,把全國的大實業象鐵路、輪船和一切大製造廠都收歸國有。同是一樣的辦法,為什麼英國、美國實行出來就說是戰時政策,在俄國實行出來大家便說是馬克思主義呢?理由就是由於俄國革命黨是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欲施之實行的原故。照俄國人說,俄國現在的實業和經濟還沒有大發達,實在夠不上實行馬克思主義;要象英國、美國之實業經濟的那樣發達,才可以實行馬克思主義。所以在理論一方面講,馬克思的信徒在歐戰以後便大家爭論起來。德國、法國和俄國的社會黨,本來都是服從馬克思主義,成了「國際派」;但是到了爭論的時候,彼此互相攻擊,互相低毀,攻擊的人總是說被攻擊的人不是服從馬克思主義。這一派攻擊那一派,這一國的社會黨攻擊那一國的社會黨。由於這些攻擊低毀,馬克思的學說便發生了問題。就是物質到底是不是歷史的重心呢?牛頓考究得太陽在宇宙之間,是我們的中心。照天文學和各種科學去研究,那個道理是很對的。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到底這種道理是對不對呢?經過歐戰後幾年的試驗以來,便有許多人說是不對。到底什麼東西才是歷史的重心呢?我們國民黨提倡民生主義已經有了二十多年,不講社會主義,只講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範圍是什麼關係呢?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適與吾黨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我們提倡民生主義二十多年,當初詳細研究,反覆思維,總是覺得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切實而且明瞭,故採用之。不圖歐戰發生之後,事理更明,學問更進,而馬克思宗徒亦有發明相同之點。此足見吾黨之提倡民生主義正合夫進化之原理,非同時髦學者之人云亦云也。

  照這位美國學者主張,他說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我們要明白這兩家的學說,究竟那一家的主張是對的,便要詳細研究他們的主義和近世社會進化的事實是不是相符合。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是專注重物質的。要講到物質,自無〔然〕不能不注重生產;沒有過量的生產,自然不至有實業革命。所以生產是近世經濟上頭一件事,要知道近世的經濟情形,必先要知道近世的生產情形。近世的生產情形是怎麼樣呢?生產的東西都是用工人和機器,由資本家與機器合作,再利用工人,才得近世的大生產。至於這種大生產所得的利益,資本家獨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常常相衝突,衝突之後,不能解決,便生出階級戰爭。照馬克思的觀察,階級戰爭不是實業革命之後所獨有的,凡是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戰爭史。古時有主人和奴<隸>的戰爭,有地主和農奴的戰爭,有貴族和平民的戰爭,簡而言之,有種種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戰爭。到了社會革命完全成功,這兩個互相戰爭的階級才可以一齊消滅。由此便可知馬克思認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階級戰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我們要知道這種因果的道理是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便要考察近來社會進化的事實。

  近幾十年來社會是很進化的,各種社會進化的事實更是很複雜的。就是講到經濟一方面的事實,也不是一言可盡。但是用概括的方法來講,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作四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從今以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進步的。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是些什麼詳細情形呢?

  譬如就第一種,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護工人的衛生,改良工廠和機器,以求極安全和極舒服的工作。能夠這樣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便極願意去做工,生產的效力〔率〕便是很大。這種社會進化事業在德國施行最早,並且最有成效。近來英國、美國也是一樣的仿行,也是一樣的有成效。

  就第二種的情形說,就是要把電車、火車、輪船以及一切郵政、電政、交通的大事業都由政府辦理,用政府的大力量去辦理那些大事業,然後運輸才是很迅速,交通才是很靈便。運輸迅速,交通靈便,然後各處的原料才是很容易運到工廠內去用。工廠內製造的出品,才是很容易運到市場去賣,便不至多費時間,令原料與出品在中道停滯,受極大的損失。如果不用政府辦,要用私人辦,不是私人的財力不足,就是壟斷的阻力極大。歸結到運輸一定是不迅速,交通一定是不靈便,令全國的各種經濟事業都要在無形之中受很大的損失。這種事業的利弊,在德國明白最早,所以他們的各種大運輸交通事業老早就是由國家經營。就是美國私有的大運輸交通事業,在歐戰期內也是收歸政府辦理。

  至於第三種直接徵稅,也是最近進化出來的社會經濟方法。行這種方法,就是累進稅率,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行這種稅法,就可以令國家的財源多是直接由資本家而來。資本家的入息極多,國家直接徵稅,所謂多取之而不為虐。從前的舊稅法只是錢糧和關稅兩種,行那種稅法,就是國家的財源完全取之於一般貧民,資本家對於國家只享權利、毫不盡義務,那是很不公平的。德國、英國老早發現這種不公平的事實,所以他們老早便行直接徵稅的方法。德國政府的歲入,由所得稅和遺產稅而來的,占全國收入約自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英國政府關於這種收入,在歐戰開始的時候也到百分之五十八。美國實行這種稅法較為落後,在十年之前才有這種法律,自有了這種法律以後,國家的收入便年年大形增加。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專就所得稅一項的收入而論,便約有美金四十萬萬。歐美各國近來實行直接徵稅,增加了大財源,所以更有財力來改良種種社會事業。

  第四種分配之社會化,更是歐美社會最近的進化事業。人類自發明了金錢,有了買賣制度以後,一切日常消耗貨物多是由商人間接買來的。商人用極低的價錢,從出產者買得貨物,再賣到消耗者,一轉手之勞便賺許多傭錢。這種貨物分配製度,可以說是買賣制度,也可以說是商人分配製度。消耗者在這種商人分配製度之下,無形之中受很大的損失。近來研究得這種制度可以改良,可以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或者是由政府來分配。譬如英國新發明的消費合作社,就是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貨物。歐美各國最新的市政府,供給水電、煤氣以及麵包、牛奶、牛油等食物,就是用政府來分配貨物。像用這種分配的新方法,便可以省去商人所賺的傭錢,免去消耗者所受的損失。就這種新分配方法的原理講,就可以說是分配之社會化,就是行社會主義來分配貨物。

  以上所講的社會與工業之改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徵稅與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進化,便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社會上因為常常發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進化。

  至於這種社會進化是由於什麼原因呢?社會上何以要起這種變化呢?如果照馬克思的學說來判斷,自然不能不說是由於階級戰爭。社會上之所以要起階級戰爭的原故,自然不能不說是資本家壓制工人。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總是相衝突,不能調和,所以便起戰爭。社會因為有這種戰爭,所以才有進化。但是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消滅商人的壟斷,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增加國家的財富,更用這種財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和工廠的設備,來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因為社會上的生產很大,一切生產都是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錢。像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為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再照馬克思階級戰爭的學說講,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分子的勞動。譬如中國最新的工業是上海、南通州和天津、漢口各處所辦的紗廠布廠,那些紗廠布廠,當歐戰期內紡紗織布是很賺錢的,各廠每年所剩的盈餘價值少的有幾十萬,多的有幾百萬。試問這樣多的盈餘價值,是屬於何人的功勞呢?是不是僅僅由於紗廠布廠內紡紗織布的那些工人的勞動呢?就紡紗織布而論,我們便要想想布和紗的原料,由此我們便要推及於棉花。因為要研究棉花的來源,我們便要推到種種農業問題。要詳細講到棉花的農業問題,便不能不推及到研究好棉花種子和怎麼種植棉花的那些農學家。當未下棉種之初,便不能不用各種工具和機器去耕耘土地,及下棉種之後,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養結棉花的枝幹。我們一想到那些器械和肥料,便不能不歸功到那些器械和肥料的製造家和發明家。棉花收成之後,再要運到工廠內來紡紗織布,布和紗製成之後,再運到各處市場去賣,自然要想到那些運輸的輪船火車。要研究到輪船火車之何以能夠運動,首先便要歸功到那些蒸汽和電氣的發明家。要研究到構造輪船火車是些什麼材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金屬的採礦家、製造家和木料的種植家。就是布和紗製成之後,社會上除了工人之外,假若其餘各界的人民都不穿那種布、用那種紗,布和紗當然不能暢銷。布和紗沒有大銷路,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怎麼樣可以多賺錢,可以多取盈餘價值?就這種種情形設想,試問那些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所取得的盈餘價值,究竟是屬於誰的呢?試問紗廠布廠內的工人,怎麼能夠說專以他們的勞動便可以生出那些布和紗的盈餘價值呢?不徒是紗布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是這樣,就是各種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都是一樣。由此可見,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這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會上要佔大多數。如果專講工人,就是在工業極發達的美國,工人的數目也不過是二千多萬,只佔全美國人口五分之一。至於其他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像我們中國做工的人數,更是很少。像這樣講,就令在一個工業極發達的國家,全國的經濟利益不相調和,發生衝突,要起戰爭,也不是一個工人階級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是全體社會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這些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因為都要求生存,免去經濟上的戰爭,所以才用公家來分配貨物,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遺產稅,來發達全國的運輸和交通事業,以及改良工人的生活和工廠的工作,做種種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歐美各國從這種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發達以後,社會便極有進化,大多數便享幸福。所以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只求得社會上一部分的毛病,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這位美國學者所發明的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人類求生存是什麼問題呢?就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我們能夠明白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再來解決社會問題,那才很容易。

  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譬如他的門徒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開過一次國際共產大會,發表了種種主張,這次所組織的國際共產黨,在普法戰爭的時候就被消滅了。後來又成立第二次的國際共產黨。第二次國際共產黨和第一次國際共產黨不同的地方,是第一次國際共產黨要完全本階級戰爭的原理,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主張不與資本家調和,所謂不妥協。至於黨員加入國會去活動是共產黨所不許可的,以為這不是科學的方法。但是後來德國的共產黨通同走到國會去活動,延到今日,英國工黨又在君主立憲政府之下組織內閣。照這些事件來看,世界上所發生許多的政治經濟變動,都不是第一次國際共產黨所定的辦法。因為第一次國際共產黨和第二次國際共產黨的主張太不相同,所以後來馬克思黨徒的紛爭更是厲害。這都是馬克思在當時所沒有料到的。由於這些不能料到的事情,便知道我的學說是知難行易。馬克思主張用科學來解決社會問題,他致力最大的地方,在第一次國際共產黨沒有成立以前,用很多工夫把從前的歷史和當時的事實都研究得很清楚。由於他研究從前的歷史和當時的事實所有的心得,便下一個判斷,說將來資本制度一定要消滅。他以為資本發達的時候,資本家之中彼此因為利害的關係,大資本家一定吞滅小資本家。弄到結果,社會上便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極富的資本家,一種是極窮的工人。到資本發達到了極點的時候,自己便更行破裂,成一個資本國家,再由社會主義順著自然去解決,成一個自由社會式的國家。依他的判斷,資本發達到極點的國家,現在應該到消滅的時期,應該要起革命。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們所見歐美各國的事實和他的判斷剛剛是相反。當馬克思的時代,英國工人要求八點鐘的工作時間,用罷工的手段向資本家要挾。馬克思便批評以為這是一種夢想,資本家一定是不許可的,要得到八點鐘的工作時間,必須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後來,英國工人八點鐘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為事實,並且由英國國家定為一種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國的大工廠、銀行、鐵路中的工人都是作工八點鐘。其他許多事實,在馬克思當時自以為是料到了的,後來都是不相符合,令馬克思自己也說「所料不中」。別的事實不說,只就資本一項來講,在馬克思的眼光,以為資本發達了之後便要互相吞併,自行消滅。但是到今日,各國的資本家不但不消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便可以證明馬克思的學理了。

  我們再來講德國社會問題的情形。德國當俾士麥執政的時代,用國家力量去救濟工人的痛苦,作工時間是由國家規定了八點鐘;青年和婦女作工的年齡與時間,國家定了種種限制;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費,國家也有種種規定,要全國的資本家擔任去實行。當時雖然有許多資本家反對,但是俾士麥是一位鐵血宰相,他便有鐵血的手腕去強制執行。當實行的時候,許多人以為國家保護工人的辦法改良,作工的時間減少,這是一定於工人有利、於資本家有損的。再照比例的理想來推,從前十六點鐘工作的生產力,自然要比八點鐘的生產力大得多。但是行了之後的結果是怎麼樣呢?事實上,八點鐘的工作比較十六點鐘的工作還要生產得多。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工人一天作八點鐘的工作,他的精神體魄不至用盡,在衛生上自然是健康得多。因為工人的精神體魄健康,管理工廠內的機器自然是很周到,機器便很少損壞;機器很少損壞,便不至於停工修理,便可以繼續的生產,生產自然是加多。如果工人一天做十六點鐘的工,他們的精神體魄便弄到很衰弱,管理機器不能周到,機器便時常損壞,要停工修理,不能繼續生產,生產力自然要減少。如果大家不信,我可舉一個比喻,請諸君各人自己去試驗。比方一個人一日要讀十五六點鐘的書,弄到精神疲倦,就是勉強讀得多,也不容易記清楚。如果一日只讀八點鐘的書,其餘的時間便去休息遊戲,保養精神,我想讀過了的書一定是很容易記得,很容易瞭解。講到時間的關係,馬克思在當時所想到了的,以為作工八點鐘,生產力一定要減少。後來德國實行時間減少政策,生產力反為加多,駕乎各國之上。於是英國、美國便奇怪起來,以作工時間減少,工人保護費加多,生產力應該要減少,何以德國行這種政策,生產力反加多呢?因為奇怪,便去考察德國的情形。後來英國、美國也明白這個道理,便倣傚德國的辦法。馬克思在當時總是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便斷錯了。

  再照馬克思的研究,他說資本家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這三個條件是不是合理,我們可以用近來極賺錢的工業來證明。大家知道美國有一個福特汽車廠,那個廠極大,汽車的出品極多,在世界各國都是很銷行的,該廠內每年所賺的錢有過萬萬。至於那個廠內製造和營業的情形是怎麼樣呢?不管是製造廠或者是辦事房,所有一切機器陳設都是很完備,都是很精緻,很適合工人的衛生。工人在廠內做事,最勞動的工作,最久不過是做八點鐘。至於工錢,雖極不關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錢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國錢便有十元;稍為重要的職員,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數。廠內除了給工人的工錢薪水以外,還設得有種種遊戲場,供工人的娛樂;有醫藥衛生室,調治工人的疾病;開設得有學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並代全廠的工人保人壽險,工人死亡之後,遺族可以得保險費,又可以得撫恤金。說到這個廠所製出來的汽車的價格,這是大家買過汽車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車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車最多不過是值一千五百元。這種汽車價值雖然是很便宜,機器還是很堅固,最好的是能夠走山路,雖使用極久還不至於壞。因為這個車廠的汽車有這樣的價廉物美,所以風行全球。因為這種汽車銷路極廣,所以這個廠便發大財。我們用這個發財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理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作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減少工人的工錢,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幾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沒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變更他的學說,再推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上主張要推倒資本家。究竟資本家應該不應該推倒,還要後來詳細研究才能夠清楚。由此更可見,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

  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精華,是說資本家所得的錢是剝奪工人的盈餘,由此便推到資本家生產要靠工人,工人生產要靠物質,物質買賣要靠商人。凡是一種生產,資本家同商人總是從中取利,剝奪工人的血汗錢。由此便知資本家和商人,都是有害於工人,有害於世界的,都應該要消滅。不過馬克思的判斷,以為要資本家先消滅,商人才能夠消滅。現在世界天天進步,日日改良,如前所講之分配社會化就是新發明,這種發明叫做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由許多工人聯合起來組織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飲食,如果要向商人間接買來,商人便從中取利,賺很多的錢,工人所得的物品一定是要費很多的錢。工人因為想用賤價去得好物品,所以他們便自行湊合,開一間店子,店子內所賣的貨物都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工人常年需要貨物,都是向自己所開的店子內去買,供給既便利,價值又便宜。到了每年年底,店中所得的盈利,便依顧主消費的多少分派利息。這種店子分利,因為是根據於顧主消費的比例,所以就叫做消費合作社。現在英國許多銀行和生產的工廠,都是由這種消費合作社去辦理。由於這種合作社之發生,便消滅了許多商店,所以從前視此種合作社為不關重要的商店,現在便看作極有效力的組織。英國因為這種組織很發達,所以國內的大商家現在都變成生產家。就是象美國的三達火油公司,在中國雖然是一家賣油的商店,在美國便是製造火油的生產家。其他英國的各種大商家,現在都有變成生產家的趨勢。用這種合作社來解決社會問題,雖然是旁枝的事情,但是馬克思當時的判斷,以為要資本家先消滅,商人才可以消滅;現在合作社發生,商人便先消滅。馬克思的判斷和這種事實又是不相符合。馬克思的判斷既然是和事實不對,可見我的學說--知難行易,是的確不能磨滅的。

  再照馬克思的學理說,世界上的大工業要靠生產,生產又要靠資本家。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有了好生產和大資本家,工業便可以發展,便可以賺錢。就我們中國工業的情形來證明,是怎麼樣呢?中國最大的工業是漢冶萍公司,漢冶萍公司是專製造鋼鐵的大工廠。這個公司內最大的資本家,從前是盛宣懷。這個工廠每年所出的鋼鐵,在平常的時候,或者是運到美洲捨路埠去賣1[今譯西雅圖。],或者是運到澳洲去賣;當歐戰的時候,都是運到日本去賣。鋼鐵本來是中國的大宗進口貨,中國既是有了漢冶萍可以製造鋼鐵,為什麼還要買外國的鋼鐵呢?因為中國市面所需要的鋼鐵都是極好的建築鋼、槍炮鋼和工具鋼,漢冶萍所製造的只是鋼軌和生鐵,不合市面的用途,所以市面要買外來的進口貨,不買漢冶萍的鋼鐵。至於美國每年所出的鋼有四千萬噸、鐵有四五千萬噸,中國只有漢冶萍每年出鐵二十萬噸、出鋼十幾萬噸,中國所出這樣少數的鋼鐵,為什麼還要運到美國去賣呢?美國出那樣多的鋼鐵,為什麼還可以消受中國的鋼鐵呢?就是因為漢冶萍沒有好煉鋼廠,所出的生鐵要經過許多方法的製造才可以用,在中國不合用途,所以要運到外國去賣。美國有極多的制鋼廠,只要有便宜鐵,不管他是那裡來的,便可以消納,便可以製造好鋼來賺錢。所以本國雖然出很多的鋼鐵,就是中國運去的便宜鐵,還可以買。漢冶萍公司所出的鋼鐵,因為是運到外國去賣,所以在歐戰的時候,對於工人減時間、加工價,還是很賺錢;現在是虧本,許多工人失業。照馬克思的學理講,漢冶萍公司既是有鋼鐵的好出產,又有大資本,應該要賺錢,可以大發展,為什麼總是要虧本呢?由漢冶萍這一個公司的情形來考究,實業的中心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消費的社會,不是專靠生產的資本。漢冶萍雖然有大資本,但是生產的鋼鐵在中國沒有消費的社會,所以不能發展,總是不能賺錢。因為實業的中心要靠消費的社會,所以近來世界上的大工業,都是照消費者的需要來製造物品。近來有知識的工人,也是幫助消費者。消費是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眾人的生存的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所以工業實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

  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這好像從前的天文學錯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計算歷數,每三年便有一個月的大差;後來改正太陽是宇宙的中心,每三年後的歷數,才只有一日之差一樣。我們現在要解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中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

  第二講

  (八月十日)

  民生主義這個問題,如果要從學理上詳細來講,就是講十天或二十天也講不完全。況且這種學理,現在還是沒有定論的。所以單就學理來講,不但是虛耗很多時間,恐怕講演理論,越講越難明白。所以我今天先把學理暫且放下不說,專拿辦法來講。

  民生主義的辦法,國民黨在黨綱裡頭老早是確定了。國民黨對於民生主義定了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至於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我們中國學者近來從歐美得到了這種學問,許多人以為解決中國民生問題,也要倣傚歐美的辦法。殊不知歐美社會黨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至今還是紛紛其說,莫衷一是。

  照馬克思派的辦法,主張解決社會問題要平民和生產家即農工專制,用革命手段來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問題,這種是激烈派。還有一派社會黨主張和平辦法,用政治運動和妥協的手段去解決。這兩派在歐美常常大衝突,各行其是。用革命手段來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辦法,俄國革命時候已經採用過了。不過俄國革命六年以來,我們所看見的,是他們用革命手段,只解決政治問題。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俄國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俄國近日改變一種新經濟政策,還是在試驗之中。由此便知純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因為這個原因,歐美許多學者便不贊成俄國專用革命的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主張要用政治運動去解決這種問題。行政治運動去解決政治經濟問題,不是一日可以做得到的,所以這派人都主張緩進。這派主張緩進的人,就是妥協家同和平派。他<們>所想得的方法,以為英美資本發達的國家,不能用馬克思那種方法立時來解決社會問題,要用和平的方法才可以完全解決。這種方法就是前一次已經講過了的四種方法: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直接徵稅,就是收所得稅;第四為分配之社會化,就是合作社。這四種方法,都是和馬克思的辦法不同;要主張行這種方法來改良經濟問題,就是反對馬克思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歐美各國已經陸續實行這四種方法,不過還沒有完全達到所期望的目的。但是大家都以為用這四種方法,社會問題便可以解決,所以英美便有許多社會黨很贊成這四種方法。這四種方法都是和平手段,所以他們便很反對馬克思革命手段。俄國當初革命的時候,本來想要解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還在其次。但是革命的結果,政治問題得了解決,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由於這種事實,反對馬克思的一派便說:「俄國行馬克思辦法,經過這次試驗,已經是辦不通,歸於失敗。」至於馬克思的黨徒便答覆說:「俄國行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不是失敗,是由於俄國的工商業還沒有發達到英美那種程度,俄國的經濟組織還沒有成熟,所以不能行馬克思的方法。如果在工商業極發達、經濟組織很成熟的國家,一定可以行馬克思的辦法。所以馬克思的方法若是在英美那種國家去實行,一定是能夠成功的,社會問題一定是可以根本解決的。」照這兩派學說比較起來,用馬克思的方法,所謂是「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反對馬克思的方法,是和平手段。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究竟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好呀,還是用和平手段、象上面所講的四種政策好呢?這兩派的辦法,都是社會黨所主張的,是和資本家相反對的。

  現在歐美的工商業進步到很快,資本發達到極高,資本家專制到了極點,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社會黨想為人民解除這種專制的痛苦,去解決社會問題,無論是採用和平的辦法或者是激烈的辦法,都被資本家反對。到底歐美將來解決社會問題是採用什麼方法,現在還是看不出,還是料不到。不過主張和平辦法的人,受了資本家很多的反對、種種的激烈〔刺激〕,以為用和平手段來改良社會,於人類極有利益,於資本家毫無損害,尚且不能實行,便有許多人漸漸變更素來的主張,去贊成激烈的辦法,也一定要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照馬克思的黨徒說:「如果英國工人真能夠覺悟,團結一致,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在英國是一定可以成功的。美國的資本發達和英國相同,假若美國工人能行馬克思主義,也可以達到目的。」但是現在英美各國的資本家專制到萬分,總是設法反對解決社會問題的進行,保守他們自己的權利。現在資本家保守權利的情形,好像從前專制皇帝要保守他們的皇位一樣。專制皇帝因為要保守他們的皇位,恐怕反對黨來搖動,便用很專制的威權、極殘忍的手段來打消他們的反對黨;現在資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也是用種種專制的方法來反對社會黨,橫行無道。歐美社會黨將來為勢所迫,或者都要採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

  共產這種制度,在原人時代已經是實行了。究竟到什麼時代才打破呢?依我的觀察,是在金錢發生之後。大家有了金錢,便可以自由買賣,不必以貨易貨,由交易變成買賣,到那個時候共產制度便漸漸消滅了。由於有了金錢,可以自由買賣,便逐漸生出大商家。當時工業還沒有發達,商人便是資本家。後來工業發達,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便成為資本家。所以從前的資本家是有金錢,現在的資本家是有機器。由此可見,古代以貨易貨、所謂「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時候,還沒有金錢,一切交換都不是買賣制度,彼此有無相通,還是共產時代。後來有了貨幣,金錢發生,便以金錢易貨,便生出買賣制度,當時有金錢的商人便成為資本家。到近世發明了機器,一切貨物都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更駕乎有金錢的人之上。所以由於金錢發生,便打破了共產;由於機器發明,便打破了商家。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衝突,便發生階級戰爭。一般悲天憫人的道德家,不忍見工人的痛苦,要想方法來解除這種戰爭,減少工人的痛苦,是用什麼方法呢?就是想把古代的共產制度恢復起來。因為從前人類頂快活的時代,是最初脫離禽獸時代所成的共產社會,當時人類的競爭,只有和天鬥,或者是和獸鬥。後來工業發達,機器創出,便人與之〔人〕鬥。從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久有金錢發生,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壟斷起來,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人與人爭的極劇烈時代。這種爭鬥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必要再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所謂人與人爭,究竟是爭什麼呢?就是爭麵包,爭飯碗。到了共產時代,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吃,便不至於爭,便可以免去人同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我們國民黨所提倡的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能夠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什麼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學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經過試驗才曉得對與不對。好像科學上發明一種學理,究竟是對與不對,一定要做成事實,能夠實行,才可以說是真學理。科學上最初發明的許多學理,一百種之中有九十九種是不能夠實行的,能夠實行的學理不過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學理去定辦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是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

  在中國的這種事實是什麼呢?就是大家所受貧窮的痛苦。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過一個貧人,可見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我們要把這個分別弄到大家平均,都沒有大貧,要用什麼方法呢?大概社會變化和資本發達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後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資本家。地主之產生,是由於封建制度。歐洲現在還沒有脫離封建制度。中國自秦以後,封建制度便已經打破了。當封建制度的時候,有地的貴族便是富人,沒有地的人便是貧民。中國到今日脫離封建制度雖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為工商業沒有發達,今日的社會情形還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會情形一樣。中國到今日,雖然沒有大地主,還有小地主。在這種小地主時代,大多數地方還是相安無事,沒有人和地主為難。

  不過,近來歐美的經濟潮流一天一天的侵進來了,各種制度都是在變動,所受的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土地問題。比方現在廣州市的土地在開闢了馬路之後,長堤的地價,和二十年以前的地價相差是有多少呢?又像上海黃浦灘的地價,比較八十年以前的地價相差又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說相差一萬倍。就是從前的土地大概一塊錢可以買一方丈,現在的一方丈便要賣一萬塊錢,好像上海黃浦灘的土地現在每畝要值幾十萬,廣州長堤的土地現在每畝要值十幾萬。所以中國土地先受歐美經濟的影響,地主便變成了富翁,和歐美的資本家一樣了。經濟發達、土地受影響的這種變動,不獨中國為然,從前各國也有這種事實。不過各國初時不大注意,沒有去理會,後來變動越大才去理會,便不容易改動,所謂積重難返了。我們國民黨對於中國這種地價的影響,思患預防,所以要想方法來解決。

  講到土地問題,在歐美社會主義的書中,常說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處地方,在沒有成立市場以前,地價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賣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在當時是很荒蕪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沒有別的用處,一般人都不願意出高價去買。忽然有一個醉漢闖入拍賣場來。當時拍賣官正在叫賣價,眾人所還的價,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還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還到二百五十元的時候,便沒有人再加高價。拍賣官就問有沒有加到三百元的?當時那個醉漢,醉到很糊塗,便一口答應,說我出價三百元。他還價之後,拍賣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塊地皮。地既賣定,眾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賣官開出賬單,向他要地價的錢。他記不起昨天醉後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認那一筆賬;後來回憶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對於政府既不能賴賬,只可費了許多籌劃,盡其所有,才湊夠三百元來給拍賣官。他得了那塊地皮之後,許久也沒有能力去理會。相隔十多年,那塊地皮的周圍都建了高樓大廈,地價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買那塊地皮,還他數百萬的價錢,他還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塊地分租與人,自己總是收地租。更到後來,這塊地便漲價到幾千萬,這個醉漢便成澳洲第一個富家翁。推到這位澳洲幾千萬元財產的大富翁,還是由三百元的地皮來的。

  講到這種事實,在變成富翁的地主當然是很快樂,但是考究這位富翁原來只用三百元買得那塊地皮,後來並沒有加工改良,毫沒有理會,只是睡覺,便坐享其成,得了幾千萬元。這幾千萬元是誰人的呢?依我看來,是大家的。因為社會上大家要用那處地方來做工商事業的中心點,便去把他改良,那塊地方的地價才逐漸增加到很高。好像我們現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國中部工商業的中心點,所以上海的地價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又像我們用廣州做中國南部工商業的中心點,廣州的地價也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上海的人口不過一百多萬,廣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萬,如果上海的人完全遷出上海,廣州的人完全遷出廣州,或者另外發生天災人禍,令上海的人或廣州的人都消滅,試問上海、廣州的地價還值不值現在這樣高的價錢呢?由此可見,土地價值之能夠增加的理由,是由於眾人的功勞,眾人的力量;地主對於地價漲跌的功勞,是沒有一點關係的。所以外國學者認地主由地價增高所獲的利益,名之為「不勞而獲」的利,比較工商業的製造家要勞心勞力,買賤賣貴,費許多打算、許多經營才能夠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業家壟斷物質的價值來賺錢,我們已經覺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業家還要勞心勞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價是由什麼方法才能夠增漲呢?是由於眾人改良那塊土地,爭用那塊土地,地價才是增漲。地價一增漲,在那塊地方之百貨的價錢都隨之而漲。所以就可以說,眾人在那塊地方經營工商業所賺的錢,在間接無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搶去了。

  至於中國社會問題,現在到了什麼情形呢?一般研究社會問題和提倡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所有的這種思想學說,都是從歐美得來的。所以講到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除了歐美各國所主張的和平辦法和馬克思的激烈辦法以外,也沒有別的新發明。此刻講社會主義,極時髦的人是贊成馬克思的辦法。所以一講到社會問題,多數的青年便贊成共產黨,要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來實行。到底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麼樣呢?他們的用心是很好的。他們的主張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以為政治、社會問題要正本清源,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所以他們便極力組織共產黨,在中國來活動。

  我們國民黨的舊同志,現在對於共產黨生出許多誤會,以為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不知道我們一般同志,在二十年前都是贊成三民主義互相結合。在沒有革命以前,大多數人的觀念只知道有民族主義,譬如當時參加同盟會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滿。在進會的時候,我要他們宣誓,本是贊成三民主義;但是他們本人的心理,許多都是注意在民族主義,要推翻清朝,以為只要推翻滿清之後,就是中國人來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就他們宣誓的目的,本是要實行三民主義,同時又贊成中國人來做皇帝,這不是反對民權主義嗎?就是極有思想的同志,贊成三民主義,明白三民主義是三個不同的東西,想用革命手段來實行主義,在當時以為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便自然跟住做去,沒有別樣枝節。所以他們對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在當時都沒有過細研究。在那個時候,他們既是不過細研究,所以對於民權主義固然是不明白,對於民生主義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後,成立民國,採用共和制度,此時大家的思想,對於何以要成立民國,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現在,真是心說誠服實行民權、贊成共和的同志,還是很少。大家為什麼當初又來贊成民國,不去反對共和呢?這個頂大的原因,是由於排滿成功以後,各省同志--由革命所發生的新軍人,或者滿清投降革命黨的舊軍人,都是各據一方,成了一個軍閥,做了一個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處地盤做根本,再行擴充。像拿到了廣東地盤的軍人,便想把廣東的地盤去擴充;拿到雲南、湖南地盤的軍人,便想把雲南、湖南的地盤去擴充;拿到了山東、直隸的軍人,也想把山東、直隸的地盤去擴充。擴充到極大的時候,羽毛豐滿了之後,他們便拿自己的力量來統一中國,才明目張膽來推翻共和。這種由革命所成的軍閥,或由滿清投降到民國的軍閥,在當時都是懷抱這種心事。他們以為自己一時的力量不能統一中國,又不願意別人來統一中國,大家立心便沉機觀變,留以有待。所以這種軍閥,在當時既不明白共和,又來贊成民國,實在是想做皇帝;不過拿贊成民國的話來做門面,等待他們地盤擴充到極大之後,時機一到,便來反對民國,解決國家問題。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當初的民國還能夠成立。在這十三年之中的民國,便有許多人想來推翻,但是他們的力量都不甚大,所以民國的名義還能夠苟延殘喘,繼續到現在。由此便可見當時同盟會人的心理,對於民權主義便有許多都是模稜兩可,對於民生主義更是毫無心得。

  現在再來詳細剖解。革命成功之後,改大清帝國為中華民國,我們國民黨至今還是尊重民國。一般革命同志對於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什麼情形呢?民國政治上經過這十三年的變動和十三年的經驗,現在各位同志對於民族、民權那兩個主義,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對於民生主義的心理,好像革命以後革命黨有兵權的人對於民權主義一樣無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為什麼我敢說我們革命同志對於民生主義還沒有明白呢?就是由於這次國民黨改組,許多同志因為反對共產黨,便居然說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不同,在中國只要行三民主義便夠了,共產主義是決不能容納的。然則民生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在前一次講演有一點發明,是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什麼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為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苦,那些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照這樣判斷,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

  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既是不能以個人的行為便反對全體主義,那麼,我們同志中何以發生這種問題呢?原因就是由於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麼東西。殊不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的制度,就是先才講過並不是由馬克思發明出來的。照生物進化家說,人類是由禽獸進化而來的。先由獸類進化之後,便逐漸成為部落。在那個時候,人類的生活便與獸類的生活不同。人類最先所成的社會,就是一個共產社會。所以原人時代,已經是共產時代。那個原人時代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我們可以考察現在非洲和南洋群島的土人生番毫未有受過文明感化的社會,是什麼制度。那些土人生番的社會制度,通通是共產。由於現在那些沒有受過文明感化的社會都是共產,可見我們祖先的社會一定也是共產的。

  近來歐美經濟的潮流侵入中國,最先所受的影響就是土地。許多人把土地當作賭具,做投機事業,俗語說是炒地皮。原來有許多地皮毫不值錢,要到了十年、二十年之後才可以值高價錢的;但是因為有投機的人從中操縱,便把那塊地價預先抬高。這種地價的昂貴,更是不平均。

  由於土地問題所生的弊病,歐美還沒有完善方法來解決。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趁現在的時候,如果等到工商業發達以後,更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中國現在受歐美的影響,社會忽生大變動,不但是漸漸成為貧富不齊,就是同是有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齊。比方甲有一畝地是在上海黃浦灘,乙有一畝地是在上海鄉下。乙的土地,如果是自己耕種,或者每年可以得一二十元;如果租與別人,最多不過得五元至十元。但是甲在上海的土地,每畝可租得一萬幾千元。由此便可見上海的土地可以得幾千倍,鄉下的土地只能夠得一倍。同是有一畝土地,便生出這樣大的不平。我們國民黨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有不同。我們的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

  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各國不同,而且各國有很多繁難的地方。現在我們所用的辦法是很簡單很容易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講到解決土地問題,平均地權,一般地主自然是害怕;好像講到社會主義,一般資本家都是害怕,要起來反對一樣。所以說到解決土地問題,如果我們的地主是象歐洲那種大地主,已經養成了很大的勢力,便很不容易做到。不過中國今日沒有那種大地主,一般小地主的權力還不甚大,現在就來解決,還容易做到。如果現在失去了這個機會,將來更是不能解決。講到了這個問題,地主固然要生一種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們國民黨的辦法,現在的地主還是很可以安心的。

  這種辦法是什麼呢?就是政府照地價收稅和照地價收買。究竟地價是什麼樣定法呢?依我的主張,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比方廣州長堤的地價,有值十萬元一畝的,有值一萬元一畝的,都是由地主自己報告到政府。至於各國土地的稅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地價值一百元的抽稅一元,值十萬元的便抽一千元,這是各國通行的地價稅。我們現在所定的辦法,也是照這種稅率來抽稅。地價都是由地主報告到政府,政府照他所報的地價來抽稅。許多人以為地價由地主任意報告,他們以多報少,政府豈不是要吃虧麼?譬如地主把十萬元的地皮,到政府只報告一萬元,照十萬元的地價,政府應該抽稅一千元,照地主所報一萬元的地價來抽稅,政府只抽得一百元,在抽稅機關一方面,自然要吃虧九百元。但是政府如果定了兩種條例,一方面照價抽稅,一方面又可以照價收買。那麼地主把十萬元的地皮,只報一萬元,他騙了政府九百元的稅,自然是佔便宜;如果政府照一萬元的價錢去收買那塊地皮,他便要失去九萬元的地,這就是大大的吃虧。所以照我的辦法,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地主既是報折中的市價,那麼政府和地主自然是兩不吃虧。

  地價定了之後,我們更有一種法律的規定。這種規定是什麼呢?就是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中國的工商業幾千年都沒有大進步,所以土地價值常常經過許多年代都沒有大改變。如果一有進步,一經改良,像現在的新都市一樣,日日有變動,那種地價便要增加幾千倍,或者是幾萬倍了。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後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比方有一個地主,現在報一塊地價是一萬元,到幾十年之後那塊地價漲到一百萬元,這個所漲高的九十九萬元,照我們的辦法都收歸眾人公有,以酬眾人改良那塊地皮周圍的社會和發達那塊地皮周圍的工商業之功勞。這種把以後漲高的地價收歸眾人公有的辦法,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這種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國民黨員既是贊成了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裡頭,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們平均地權辦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為照我們的辦法,把現在所定的地價還是歸地主私有。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一半了。

  文明城市實行地價稅,一般貧民可以減少負擔,並有種種利益。像現在的廣州市,如果是照地價收稅,政府每年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經費便有著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雜稅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來水和電燈費用,都可由政府來負擔,不必由人民自己去負擔。其他馬路的修理費和警察的給養費,政府也可向地稅項下撥用,不必另外向人民來抽警捐和修路費。但是廣州現在漲高的地價,都是歸地主私人所有,不是歸公家所有。政府沒有大宗收入,所以一切費用便不能不向一般普通人民來抽種種雜捐。一般普通人民負擔的雜捐太重,總是要納稅,所以便很窮,所以中國的窮人便很多。這種窮人負擔太重的原故,就是由於政府抽稅不公道,地權不平均,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如果地價稅完全實行,土地問題可以解決,一般貧民便沒有這種痛苦。

  外國的地價雖然是漲得很高,地主的收入固然是很多,但是他們科學進步、機器發達,有機器的資本家便有極大的生產,這種資本家所有極大生產的收入,比較地主的收入更要多得厲害。中國現在最大收入的資本家,只是地主,並無擁有機器的大資本家。所以我們此時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講到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就有一重要事件要分別清楚,就是地價是單指素地來講,不算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築。比方有一塊地價值是一萬元,而地面的樓宇是一百萬元,那麼照價抽稅,照值百抽一來算,只能抽一百元。如果照價收買,就要在給一萬元地價之外,還要補回樓字之價一百萬元了。其他之地,若有種樹、築堤、開渠各種人工之改良者,亦要照此類推。

  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現在外國所行的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但是他們的民生問題究竟解決了沒有呢?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我們的國家現在四分五裂,要發達資本,究竟是從那一條路走?現在似乎看不出、料不到,不過這種四分五裂是暫時的局面,將來一定是要統一的。統一之後,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振興實業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業,像鐵路、運河都要興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貨藏於地,實在可惜,一定是要開闢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的貨物,都是靠外國製造輸運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國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夠用機器生產,那便是一種很大的新財源。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者外國商人來經營,將來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所以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要改用新經濟政策,就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經濟程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的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俄國的社會經濟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國、美國,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怎麼能夠比得上呢?又怎麼能夠行馬克思的辦法呢?所以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

  我記得三十多年前,我在廣州做學生的時候,西關的富家子弟一到冬天便穿起皮衣。廣州冬天的天氣本來不大冷,可以用不著皮衣的,但是那些富家子弟每年到冬天總是要穿皮衣,表示他們的豪富。在天氣初冷的時候,便穿小毛;稍為再冷,便穿大毛;在深冬的時候,無論是什麼天氣,他們都是穿大毛。有一天,他們都是穿了大毛皮衣,到一個會場,天氣忽然變暖,他們便說道:「現在這樣的天氣,如果不翻北風,便會壞人民了。」照這樣說法,以「不翻北風,便會壞人民」,在他們的心理以為社會上大家都是有皮衣穿,所以不翻北風,大家便要受熱,是於大家衛生有害的。其實社會上那裡個個人有皮衣穿呢?廣州人民在冬天,有的穿棉衣,有的是穿夾衣,甚至於有許多人只是穿單衣,那裡還怕「不翻北風」呢!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就壞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解決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

  我先才講過,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製造國家資本,才可解決之。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是也。其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第二卷之《物質建設》,又名曰《實業計劃》,此書已言製造國家資本之大要。前言商業時代之資本為金錢,工業時代之資本為機器,故當由國家經營,設備種種之生產機器為國家所有。好像歐戰時候各國所行的戰時政策,把大實業和工廠都收歸國有一樣,不過他們試行這種政策不久便停止罷了。中國本來沒有大資本家,如果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所得的利益歸人民大家所有,照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不相衝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照美國發達資本的門徑,第一是鐵路,第二是工業,第三是礦產。要發達這三種大實業,照我們中國現在的資本、學問和經驗都是做不來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的資本。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能夠這樣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們自己有了資本之後才去發展實業,那便是很迂緩了。中國現在沒有機器,交通上不過是六七千英里的鐵路,要能夠敷用,應該要十倍現在的長度,至少要有六七萬英里才能敷用。所以,不能不借助外資來發展交通運輸事業,又不能不借用外國有學問經驗的人材來經營這些實業。至於說到礦產,我們尚未開闢。中國的人民比美國多,土地比美國大,美國每年產煤有六萬萬噸、鋼鐵有九千萬噸,中國每年所產的煤鐵不及美國千分之一。所以要趕快開採礦產,也應該借用外資。其他建造輪船、發展航業和建設種種工業的大規模工廠,都是非借助外國資本不可。如果交通、礦產和工業的三種大實業都是很發達,這三種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像外國現在的情形一樣。外國因為大資本是歸私人所有,便受資本的害,大多數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發生階級戰爭來解除這種痛苦。

  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第三講

  (八月十七日)

  今天所講的是吃飯問題。大家聽到講吃飯問題,以為吃飯是天天做慣了的事。常常有人說,天下無論什麼事都沒有容易過吃飯的。可見吃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一件常常做慣了的事。為什麼一件很容易又是做慣了的事還有問題呢?殊不知道吃飯問題就是頂重要的民生問題。如果吃飯問題不能夠解決,民生主義便沒有方法解決。所以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古人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可見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

  未經歐戰以前,各國政治家總沒有留意到吃飯問題。在這個十年之中,我們留心歐戰的人,研究到德國為什麼失敗呢?正當歐戰劇烈的時候,德國都是打勝仗,凡是兩軍交鋒,無論是陸軍的步隊、炮隊和騎兵隊,海軍的驅逐艦、潛水艇和一切戰鬥艦,空中的飛機、飛艇,都是德國戰勝,自始至終,德國沒有打過敗仗。但是歐戰結果,德國終歸於大敗,這是為什麼原因呢?德國之所以失敗,就是為吃飯問題。因為德國的海口都被聯軍封鎖,國內糧食逐漸缺乏,全國人民和兵士都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終歸失敗。可見吃飯問題,是關係國家之生死存亡的。

  近來有飯吃的國家,第一個是美國,美國每年運送許多糧食去接濟歐洲。其次是俄國,俄國地廣人稀,全國出產的糧食也是很多。其他像澳洲、加拿大和南美洲阿根廷那些國家,都是靠糧食做國家的富源,每年常有很多糧食運到外國去賣,補助各國糧食之不足。不過當歐戰時候,平時許多供運輸的輪船都是被國家收管,作軍事的轉運,至於商船是非常缺乏。所以澳洲和加拿大、阿根廷那些地方多餘的糧食,便不能運到歐洲,歐洲的國家便沒有飯吃。中國當歐戰的時候,幸而沒有水旱天災,農民得到了好收成,所以中國沒有受到饑荒。如果在當時遇著象今年的水災,農民沒有收成,中國一定也是沒有飯吃。當時中國能夠逃過這種災害,不至沒有飯吃,真是一種天幸了。現在世界各國有幾國是有飯吃的,有許多國是沒有飯吃的。像西方三島的英國,一年之中所出的糧食只夠三個月吃,有九個月所吃的糧食都是靠外國運進去的。所以當歐戰正劇烈的時候,德國的潛水艇把英國的海口封鎖了,英國便幾乎沒有飯吃。東方三島的日本國,每年也是不夠飯吃,不過日本所受糧食缺乏的憂愁,沒有象英國那些〔樣〕厲害。日本本國的糧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給十一個月,不夠的約有一個月。德國的糧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給十個月,還相差約兩個月。其他歐洲各小國的糧食,有許多都是不夠的。德國的糧食在平時已經是不夠,當歐戰時候許多農民都是去當兵士,生產減少,糧食更是不夠。所以大戰四年,歸到結果,便是失敗。由此可見全國的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一個人沒有飯吃,便容易解決;一家沒有飯吃,也很容易解決。至於要全國人民都有飯吃,像要中國四萬萬人都是足食,提到這個問題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決。到底中國糧食是夠不夠呢?中國人有沒有飯吃呢?象廣東地方每年進口的糧食要值七千萬元,如果在一個月之內外間沒有米運進來,廣東便馬上鬧饑荒,可見廣東是不夠飯吃的。這是就廣東一省而言,其他有許多省分都是有和廣東相同的情形。至於中國土地的面積是比美國大得多,人口比美國多三四倍,如果就吃飯這個問題用中國和美國來討論,中國自然比不上美國。但是和歐洲各國來比較,德國是不夠飯吃的,故歐戰開始之後兩三年國內便有饑荒。法國是夠飯吃的,故平時不靠外國運進糧食,還可足食。用中國和法國來比較,法國的人口是四千萬,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法國土地的面積為中國土地面積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國的人口比法國是多十倍,中國的土地是比法國大二十倍。法國四千萬人口,因為能夠改良農業,所以得中國二十分一的土地,還能夠有飯吃。中國土地的面積比法國大二十倍,如果能夠倣傚法國來經營農業,增加出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少也應該可以養八萬萬人,全國人口不但是不怕饑荒,並且可以得糧食的剩餘,可以供給他國。但是中國現在正是民窮財盡,吃飯問題的情形到底是怎麼樣呢?全國人口現在都是不夠飯吃,每年餓死的人數大概過千萬。這還是平時估算的數目,如果遇著了水旱天災的時候,餓死的人數更是不止千萬了。照外國確實的調查,今年中國的人數只有三萬萬一千萬。中國的人數在十年以前是四萬萬,現在只有三萬萬一千萬,這十年之中便少了九千萬,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應該要研究的一個大問題。中國人口在這十年之中所以少了九千萬的原故,簡而言之,就是由於沒有飯吃。

  中國之所以沒有飯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農業不進步,其次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在從前講民族問題的時候,我曾說外國用經濟勢力來壓迫中國,每年掠奪中國的利權,現在有十二萬萬元。就是中國因為受外國經濟的壓迫,每年要損失十二萬萬元。中國把這十二萬萬元,是用什麼方法貢獻到外國呢?是不是把這十二萬萬元的金錢運送到外國呢?這十二萬萬元的損失,不是完全用金錢,有一部分是用糧食。中國糧食供給本國已經是不足,為什麼還有糧食運送到外國去呢?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照前幾天外國的報告,中國出口貨中,以雞蛋一項,除了製成蛋白質者不算,只就有殼的雞蛋而論,每年運進美國便有十萬萬個;運進日本及英國的也是很多。大家如果是到過了南京的,一抵下關便見有一所很宏偉的建築,那所建築是外國人所辦的制肉廠,把中國的豬、雞、鵝、鴨各種家畜都在那個制肉廠內製成肉類,運送到外國。再像中國北方的大小麥和黃豆,每年運出口的也是不少。前三年中國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漢、京奉鐵路一帶餓死的人民本是很多,但是當時牛莊、大連還有很多的麥、豆運出外國。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因為受了外國經濟的壓迫,沒有金錢送到外國,所以寧可自己餓死,還要把糧食送到外國去。這就是中國的吃飯問題還不能夠解決。

  現在我們講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要全國的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吃,那才算是解決了民生問題。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研究起呢?吃飯本來是很容易的事,大家天天都是睡覺吃飯,以為沒有什麼問題。中國的窮人常有一句俗話說:「天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可見吃飯是有問題的。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詳細來研究。

  我們人類究竟是吃一些什麼東西才可以生存呢?人類所吃的東西有許多是很重要的材料,我們每每是忽略了。其實我們每天所靠來養生活的糧食,分類說起來,最重要的有四種。第一種是吃空氣。淺白言之,就是吃風。我講到吃風,大家以為是笑話,俗語說「你去吃風」--是一句輕薄人的話,殊不知道吃風比較吃飯還要重要得多。第二種是吃水。第三種是吃動物,就是吃肉。第四種是吃植物,就是吃五穀果蔬。這個風、水、動、植四種東西,就是人類的四種重要糧食。現在分開來講。第一種吃風,大家不可以為是笑話。如果大家不相信吃風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大家不妨把鼻孔、口腔都閉住起來,一分鐘不吃風,試問要受什麼樣的感覺呢?可不可以忍受呢?我們吃風每分鐘是十六次,就是每分鐘要吃十六餐。每天吃飯最多不過是三餐,像廣東人吃飯,連消夜算起來,也不過每天吃四餐;至於一般窮人吃飯,大概都是兩餐,沒有飯吃的人就是一餐也可以渡生活。至於吃風,每日就要吃二萬三千零四十餐,少了一餐便覺得不舒服,如果數分鐘不吃,必定要死。可見風是人類養生第一種重要的物質。第二種是吃水,我們單獨靠吃飯不吃水,是不能夠養生的。一個人沒有飯吃,還可以支持過五六天,不至於死;但是沒有水吃,便不能支持過五天,一個人有五天不吃水便要死。第三種是吃植物,植物是人類養生之最要緊的糧食,人類謀生的方法很進步之後,才知道吃植物。中國是文化很老的國家,所以中國人多是吃植物。至於野蠻人多是吃動物,所以動物也是人類的一種糧食。風、水、動、植這四種物質,都是人類養生的材料。不過風和水是隨地皆有的。有人居住的地方,無論是在河邊或者是在陸地,不是有河水,便有泉水,或者是井水,或者是雨水,到處皆有水;風更是無處不有。所以風和水雖然是很重要的材料,很急需的物質,但是因為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天給與人類,不另煩人力的,所謂是一種天賜。因為這個情形,風和水這兩種物質不成問題。但是動植物質便成為問題。原始時代的人類和現在的野蠻人都是在漁獵時代,謀生的方法只是打魚獵獸,捉水陸的動物做食料。後來文明進步,到了農業時代便知道種五穀,便靠植物來養生。中國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們食飯的文化是比歐美進步得多,所以我們的糧食多是靠植物。植物雖然是靠土地來生長,但是更要費許多功夫,經過許多生產方法才可以得到。所以要解決植物的糧食問題,便先要研究生產問題。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農立國,所以農業就是生產糧食的一件大工業。我們要把植物的生產增加,有什麼方法可以達到目的呢?中國的農業從來都是靠人工生產,這種人工生產在中國是很進步的,所收穫的各種出品都是很優美的,所以各國學者都極力讚許中國的農業。中國的糧食生產既然是靠農工〔民〕,中國的農民又是很辛苦勤勞,所以中國要增加糧食的生產,便要在政治、法律上製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中國的人口,農民是佔大多數,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夠自養,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增加糧食生產,便要規定法律,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讓農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我們要怎麼樣能夠保障農民的權利,要怎麼樣令農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關於平均地權的問題。前幾天,我們國民黨在這個高師學校開了一個農民聯歡大會,做農民的運動,不過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起點。至於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中國現在的農民,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呢?中國現在雖然是沒有大地主,但是一般農民有九成都是沒有田的。他們所耕的田,大都是屬於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來講,農民應該是為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產的農品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如果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民生問題便無從解決。農民耕田所得的糧食,據最近我們在鄉下的調查,十分之六是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到的不過十分之四,這是很不公平的。若是長此以往,到了農民有知識,還有誰人再情願辛辛苦苦去耕田呢?假若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一定是更高興去耕田的。大家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產。但是現在的多數生產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要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產了。

  我們對於農業生產,除了上說之農民解放問題以外,還有七個加增生產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

  第一個方法就是機器問題。中國幾千年來耕田都是用人工,沒有用過機器。如果用機器來耕田,生產上至少可以加多一倍,費用可減輕十倍或百倍。向來用人工生產,可以養四萬萬人,若是用機器生產,便可以養八萬萬人。所以我們對於糧食生產的方法,若用機器來代人工,則中國現在有許多荒田不能耕種,因為地勢太高、沒有水灌溉,用機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開闢來耕種。已開闢的良田,因為沒有旱災,更可以加多生產。那些向來不能耕種的荒地,既是都能夠耕種,糧食的生產自然大大增加了。現在許多耕田抽水的機器,都是靠外國輸運進來的,如果大家都用機器,需要增加,更要我們自己可以製造機器,挽回外溢的利權。

  第二個方法就是肥料問題。中國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人與動物的糞料和各種腐敗的植物,沒有用過化學肥料的。近來才漸漸用智利硝做肥料,像廣東河南有許多地方近來都是用智利硝來種甘蔗。甘蔗因為得了智利硝的肥料,生長的速度便加快一倍,長出來的甘蔗也加大幾倍;凡是沒有用過智利硝做肥料的甘蔗,不但是長得很慢,並且長得很小。但是智利硝是由南美洲智利國運來的,成本很高,賣價很貴,只有種甘蔗的人才能夠買用,其他普通的農業都用不起。除了智利硝之外,海中各種甲殼動物的磷質和礦山岩石中的灰質,也是很好的肥料。如果硝質、磷質和灰質三種東西再混合起來,更是一種很好的肥料,栽培甚麼植物都很容易生長,生產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比方耕一畝田,不用肥料的可以收五籮谷,如果用了肥料便可以多收二三倍。所以要增加農業的生產,便要用肥料;要用肥料,我們便要研究科學,用化學的方法來製造肥料。

  製造肥料的原料,中國到處都有,像智利硝那一種原料,中國老早便用來造火藥。世界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南美洲智利國所產;近來科學發達,發明了一種新方法,到處可以用電來造硝,所以現在各國便不靠智利運進來的天然硝,多是用電去製造人工硝。這種人工硝和天然硝的功用相同,而且成本又極便宜,所以各國便樂於用這種肥料。但是電又是用什麼造成的呢?普通價錢極貴的電,都是用蒸汽力造成的;至於近來極便宜的電,完全是用水力造成的。近來外國利用瀑布和河灘的水力來運動發電機,發生很大的電力,再用電力來製造人工硝。瀑布和河灘的天然力是不用費錢的,所以發生電力的價錢是很便宜。電力既然是很便宜,所以由此製造出來的人工硝也是很便宜。

  這種瀑布和河灘,在中國是很多的。像西江到梧州以上,便有許多河灘。將近南寧的地方有一個伏波灘,這個灘的水力是非常之大,對於往來船隻是很阻礙危險的;如果把灘水蓄起來,發生電力,另外開一條航路給船舶往來,豈不是兩全其利嗎?照那個灘的水力計算,有人說可以發生一百萬匹馬力的電。其他像廣西的撫河、紅河也有很多河灘,也可以利用來發生電力。再像廣東北部之翁江,據工程師的測量說,可以發生數萬匹馬力的電力,用這個電力來供給廣州各城市的電燈和各工廠中的電機之用,甚至於把粵漢鐵路照外國最新的方法完全電化,都可以足用。又像揚子江上游夔峽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萬縣一帶的水力,可以發生三千餘萬匹馬力的電力,像這樣大的電力,比現在各國所發生的電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給全國火車、電車和各種工廠之用,並且可以用來製造大宗的肥料。又像黃河的龍門,也可以發生幾千萬匹馬力的電力。由此可見,中國的天然富源是很大的。加果把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用新方法來發生電力,大約可以發生一萬萬匹馬力。一匹馬力是等於八個強壯人的力,有一萬萬匹馬力便是有八萬萬人的力。一個人力的工作,照現在各國普通的規定,每天是八點鐘。如果用人力作工多過了八點鐘,便於工人的衛生有礙,生產也因之減少。這個理由,在前一回已經是講過了。用人力作工,每天不過八點鐘,但是馬力作工,每天可以作足二十四點鐘。照這樣計算,一匹馬力的工作,在一日夜之中便可等於二十四個人的工作。如果能夠利用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發生一萬萬匹馬力的電力,那便是有二十四萬萬個工人來做工,到了那個時候,無論是行駛火車汽車、製造肥料和種種工廠的工作,都可以供給。韓愈說,「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國家便一天窮一天。中國四萬萬人到底有多少人做工呢?中國年輕的小孩和老年的人固然是不作工,就是許多少年強壯的人,像收田租的地主,也是靠別人做工來養他們。所以中國人大多數都是不做工,都是分利,不是生利,所以中國便很窮。如果能夠利用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發生一萬萬匹馬力,有了一萬萬匹馬力,就是有二十四萬萬個人力,拿這麼大的電力來替我們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產,中國一定是可以變貧為富的。所以對於農業生產,要能夠改良人工,利用機器,更用電力來製造肥料,農業生產自然是可以增加。

  第三個方法就是換種問題。像一塊地方,今年種這種植物,明年改種別種植物;或者同是一樣的植物,在今年是種廣東的種子,明年是種湖南的種子,後年便種四川的種子。用這樣交換種子的方法,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產力便可以增<加>。而種子落在新土壤,生於新空氣,強壯必加,結實必伙。所以能換種,則生產增加。

  第四個方法是除物害問題。農業上還有兩種物害:一是植物的害,一是動物的害。像稻田本來是要種穀,但是當種穀的時候,常常生許多秕和野草。那些草和秕比禾生長得快,一面阻止禾的生長,一面吸收田中的肥料,於禾稻是很有害的。農民應用科學的道理,研究怎麼樣治療那些草批,以去植物之災害;同時又要研究怎麼樣去利用那些草秕,來增加五穀的結實。至於動物的害是些什麼呢?害植物的動物很多,最普通的是蝗蟲和其他各種害蟲。當植物成熟的時候,如果遇著了害蟲,便被蟲食壞了,沒有收成。像今年廣東的荔枝,因為結果的時候遇著了毛蟲,把那些荔枝花都食去了,所以今年荔枝的出產是非常之少。其他害植物的蟲是很多的,國家要用專門家對於那些害蟲來詳細研究,想方法來消除。像美國現在把這種事當作是一個大問題,國家每年耗費許多金錢來研究消除害蟲的方法。美國農業的收入,每年才可以增加幾萬萬元。現在南京雖然是設了一個昆蟲局來研究消除這種災害,但是規模太小,沒有大功效。我們要用國家的大力量,仿美國的辦法來消除害蟲,然後全國農業的災害才可以減少,全國的生產才可以增加。

  第五個方法就是製造問題。糧食要留存得長久,要運送到遠方,就必須要經過一度之製造方可。我國最普通的製造方法就有兩種:一是曬乾,一是鹼鹹。好像菜乾、魚乾、肉乾、鹹菜、鹹魚、鹹肉等便是。近來外國製造新法,就有將食物煮熟或烘熟,入落罐內而封存之,存留無論怎麼長久,到時開食,其味如新。這是製造食物之最好方法。無論什麼魚肉果蔬餅食,皆可制為罐頭,分配全國或賣出外洋。

  第六個方法就是運送問題。糧食到了有餘的時候,我們還要彼此調劑,拿此地的有餘去補彼地的不足。像東三省和北方是有豆有麥沒有米,南方各省是有米沒有豆和麥,我們就要把北方、東三省多餘的豆、麥拿來供給南方,更要把南方多餘的米拿去供給北方和東三省。要這樣能夠調劑糧食,便要靠運輸。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就在運輸,因為運輸不方便,所以生出許多耗費。現在中國許多地方,運送貨物都是靠挑夫。一個挑夫的力量,頂強壯的每日只能夠挑一百斤,走一百里路遠,所需要的工錢總要費一元。這種耗費,不但是空花金錢,並且空費時間,中國財富的大部分於無形中便在運輸這一方面消耗去了。講到中國農業問題,如果真是能夠做到上面所說的五種改良方法,令生產加多,但是運輸不靈又要成什麼景象呢?象前幾年我遇著了一位雲南土司,他是有很多土地的,每年收入很多租谷。他告訴我說:「每年總要燒去幾千擔谷。」我說:「谷是很重要的糧食,為什麼要把他來燒去呢?」他說:「每年收入的谷太多,自己吃不完,在附近的人民都是足食,又無商販來買。轉運的方法,只能夠挑幾十里路遠,又不能運去遠方去賣。因為不能運到遠地去賣,所以每年總是新谷壓舊谷,又沒有多的倉庫可以儲蓄,等到新谷上了市,人民總是愛吃新谷,不愛吃舊谷,所以舊谷便沒有用處。因為沒有用處,所以每年收到新谷的時候,只好燒去舊谷,騰出空倉來儲新谷。」這種燒谷的理由,就是由於生產過剩、運輸不靈的原故。中國向來最大的耗費,就是在挑夫。像廣州這個地方從前也有很多挑夫,現在城內開了馬路,有了手車,許多事便可以不用挑夫。一架手車可以抵得幾個挑夫,可以省幾個挑夫的錢;一架自動車更可以抵得十幾個挑夫,可以省十幾個挑夫的錢。有手車和自動車來運送貨物,不但是減少耗費,並可省少時間。至於西關沒有馬路的地方,還是要用挑夫來搬運。若是在鄉下,要把一百斤東西運到幾十里路遠,更是不可不用挑夫。甚至於有錢的人走路,都是用轎夫。中國從前因為這種運輸方法不完全,所以就是極重要的糧食還是運輸不通,因為糧食運輸不通,所以吃飯問題便不能解決。

  中國古時運送糧食最好的方法,是靠水道及運河。有一條運河是很長的,由杭州起,經過蘇州、鎮江、揚州、山東、天津以至北通州,差不多是到北京,有三千多里路遠,實為世界第一長之運河。這種水運是很利便的,如果加多近來的大輪船和電船,自然更加利便。不過近來對於這條運河都是不大理會。我們要解決將來的吃飯問題,可以運輸糧食,便要恢復運河制度。已經有了的運河,便要修理;沒有開闢運河的地方,更要推廣去開闢。在海上運輸,更是要用大輪船,因為水運是世界上運輸最便宜的方法。其次便宜的方法就是鐵路,如果中國十八行省和新疆、滿洲、青海、西藏、內外蒙古都修築了鐵路,到處聯絡起了,中國糧食便可以四處交通,各處的人民便有便宜飯吃。所以鐵路也是解決吃飯問題的一個好方法。但是鐵路只可以到繁盛的地方才能夠賺錢,如果到窮鄉僻壤的地方去經過,便沒有什麼貨物可以運輸,也沒有很多的人民來往。在鐵路一方面,不但是不能夠賺錢,反要虧本了。所以在窮鄉僻壤的地方便不能夠築鐵路,只能夠築車路,有了車路,便可以行駛自動車。在大城市有鐵路,在小村落有車路,把路線聯絡得很完全,於是在大城市運糧食便可以用大火車,在小村落運糧食便可以用自動車。像廣東的粵漢鐵路,由黃沙到韶關,鐵路兩旁的鄉村是很多的。如果這些鄉村都是開了車路,和粵漢鐵路都是聯絡起來,不但是粵漢鐵路可以賺許多錢,就是各鄉村的交通也是很方便。假若到兩旁的各鄉村也要築許多支鐵路,用火車去運送,不用自動車去輸送,那就一定虧本。所以現在外國鄉下就是已經築成了鐵路,火車可以通行,但是因為沒有多生意,便不用火車,還是改用自動車。因為每開一次火車要燒許多煤,所費成本太大,不容易賺錢;每開一次自動車,所費的成本很少,很容易賺錢,這是近來辦交通事業的人不可不知道的。又像由廣州到澳門向來都是靠輪船,近來有人要籌辦廣澳鐵路,但是由廣州到澳門不過二百多里路程遠,如果築了鐵路,每天來往行車能開三次,還不能夠賺錢,至於每天只開車兩次,那便要虧本了。而且為節省經費,每天少開幾次車,對於交通還是不大方便。所以由廣州到澳門,最好是築車路,行駛自動車。因為築車路比築鐵路的成本是輕得多。而且火車開行一次,一個火車頭至少要拖七八架車,才不致虧本,所費的人工和煤炭的消耗是很多的,如果乘客太少,便不能夠賺錢。不比在車路行駛自動車,隨便可以開多少架車,乘客多的時候便可開一架大車,更多的時候可多開兩三架大車,乘客少的時候可以開一架小車。隨時有客到,便可以隨時開車,不比火車開車的時候有一定,如果不照開車的一定時候,便有撞車的危險。所以由廣州到澳門築車路和築鐵路比較起來,築車路是便宜得多。有了車路之後,更有窮鄉僻壤,是自動車不能到的地方,才用挑夫。由此可見,我們要解決運輸糧食問題,第一是運河,第二是鐵路,第三是車路,第四是挑夫。要把這四個方法做到圓滿的解決,我們四萬萬人才有很便宜的飯吃。

  第七個方法就是防天災問題。像今年廣東水災,在這十幾天之內便可以收頭次谷,但是頭次谷將成熟的時候,便完全被水淹沒了。一畝田的谷最少可以值十元,現在被水淹浸了,便是損失了十元。今年廣東全省受水災的田該是有多少畝呢?大概總有幾百萬畝,這種損失便是幾千萬元。所以要完全解決吃飯問題,防災便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關於這種水災是怎麼樣去防呢?現在廣東防水災的方法,設得有治河處,已經在各江兩岸低處地方修築了許多高堤。那種築堤的工程都是很堅固的,所以每次遇到大水,便可以抵禦,便不至讓大水氾濫到兩岸的田中。我去年在東江打仗,看見那些高堤都是築得很堅固,可以防水患,不至被水沖破。這是築堤來防水災的方法,是一種治標的方法;只可以說是防水災的方法之一半,還不是完全治標的方法。完全治標的方法,除了築高堤之外,還要把河道和海口一帶來浚深,把沿途的淤積沙泥都要除去。海口沒有淤積來阻礙河水,河道又很深,河水便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時候,便不至氾濫到各地,水災便可以減少。所以浚深河道和築高堤岸兩種工程要同時辦理,才是完全治標方法。

  至於防水災的治本方法是怎麼樣呢?近來的水災為什麼是一年多過一年呢?古時的水災為什麼是很少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古代有很多森林,現在人民採伐木料過多,採伐之後又不行補種,所以森林便很少。許多山嶺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沒有森林來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馬上流到河裡去,河水便馬上泛漲起來,即成水災。所以要防水災,種植森林是很有關係的,多種森林便是防水災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時候,林木的枝葉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極隆密的森林,便可吸收很大量的水;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積起來,然後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於成災。所以防水災的治本方法,還是森林。所以對於吃飯問題,要能夠防水災,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國的水禍。我們講到了種植全國森林的問題,歸到結果,還是要靠國家來經營;要國家來經營,這個問題才容易成功。今年中國南北各省都有很大的水災,由於這次大水災,全國的損失總在幾萬萬元。現在已經是民窮財盡,再加以這樣大的損失,眼前的吃飯問題便不容易解決。

  水災之外,還有旱災,旱災問題是用什麼方法解決呢?象俄國在這次大革命之後有兩三年的旱災,因為那次大旱災,人民餓死了甚多,俄國的革命幾乎要失敗,可見旱災也很厲害的。這種旱災,從前以為是天數不能夠挽救,現在科學昌明,無論是什麼天災都有方法可以救。不過,這種防旱災的方法,要用全國大力量通盤計劃來防止。這種方法是什麼呢?治本方法也是種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氣中的水量便可以調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災便可以減少。至於地勢極高和水源很少的地方,我們更要用機器抽水,來救濟高地的水荒。這種防止旱災的方法,好像是築堤防水災,同是一樣的治標方法。有了這種的治標方法,一時候的水旱天災都可以挽救。所以我們研究到防止水災與旱災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至於水旱兩災的治標方法,都是要用機器來抽水和建築高堤與浚深河道。這種治標與治本兩個方法能夠完全做到,水災〔旱〕天災可以免,那麼糧食之生產便不致有損失之患了。

  中國如果能解放農民和實行以上這七個增加生產之方法,那麼吃飯問題到底是解決了沒有呢?就是以上種種的生產問題能夠得到了圓滿解決的時候,吃飯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大家都知道歐美是以工商立國,不知道這些工商政府對於農業上也是有很多的研究。像美國對於農業的改良和研究,便是無微不至;不但對於本國的農業有很詳細的研究,並且常常派專門家到中國內地並滿洲、蒙古各處來考察研究,把中國農業工作的方法和一切種子都帶回美國去參考應用。美國近來是很注重農業的國家,所有關於農業運輸的鐵路、防災的方法和種種科學的設備,都是很完全的。但是美國的吃飯問題到底是解決了沒有呢?依我看起來,美國的吃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美國每年運輸很多糧食到外國去發賣,糧食是很豐足的,為什麼吃飯問題還沒有解決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美國的農業還是在資本家之手,美國還是私人資本制度。在那些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生產的方法太發達,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問題便不能夠解決。

  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夠實行的。因為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種種生產的方法都是向住一個目標來進行,這個目標是什麼呢?就是賺錢。因為糧食的生產是以賺錢做目標,所以糧食在本國沒有高價的時候,便運到外國去賣,要賺多錢。因為私人要賺多錢,就是本國有饑荒,人民沒有糧食,要餓死很多人,那些資本家也是不去理會。像這樣的分配方法,專是以賺錢為目標,民生問題便不能夠完全解決。我們要實行民生主義,還要注重分配問題。我們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標不是在賺錢,是要供給大家公眾來使用。中國的糧食現在本來是不夠,但是每年還有數十萬萬個雞蛋和<很多>谷米、大豆運到日本和歐美各國去,這種現象是和印度一樣的。印度不但是糧食不夠,且每年都是有饑荒,但是每年運到歐洲的糧食數目,印度還佔了第三個重要位置。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印度受了歐洲經濟的壓迫,印度尚在資本制度時代,糧食生產的目標是在賺錢。因為生產的目標是在賺錢,印度每年雖是有饑荒,那般生產的資本家知道拿糧食來救濟饑民是不能夠賺錢的,要把他運到歐洲各國去發賣便很可以賺錢,所以那些資本家寧可任本地的饑民餓死,也要把糧食運到歐洲各國去賣。我們的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中國現在是已經不夠飯吃,每年還要運送很多的糧食到外國去賣,就是因為一般資本家要賺錢。如果實行民生主義,便要生產糧食的目標不在賺錢,要在給養人民。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便要把每年生產有餘的糧食都儲蓄起來,不但是今年的糧食很足,就是明年、後年的糧食都是很足,等到三年之後的糧食都是很充足,然後才可以運到外國去賣;如果在三年之後還是不大充足,便不准運出外國去賣。要能夠照這樣做去,來實行民生主義,以養民為目標,不以賺錢為目標,中國的糧食才能夠很充足。

  所以,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有了這種以養民為目的的好主義,從前不好的資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們實行民生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對於資本制度只可以逐漸改良,不能夠馬上推翻。我們的目的,本是要中國糧食很充足,等到中國糧食充足了之後,更進一步便容易把糧食的價值弄到很便宜。現在中國正是米珠薪桂,這個米珠薪桂的原因,就是由於中國的糧食被外國奪去了一部分,進出口貨的價值不能相抵,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沒有別的貨物可以相消,只有拿人民要吃的糧食來作抵。因為這個道理,所以現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飯吃,因為沒有飯吃,所以已生的人民要死亡,未生的人民要減少。全國人口逐漸減少,由四萬萬減到三萬萬一千萬,就是由於吃飯問題沒有解決,民生主義沒有實行。

  對於吃飯的分配問題,到底要怎麼樣呢?吃飯就是民生的第一個需要。民生的需要,從前經濟學家都是說衣、食、住三種;照我的研究,應該有四種,於衣食住之外,還有一種就是行。行也是一種很重的需要;行就是走路。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把這四種需要弄到很便宜,並且要全國的人民都能夠享受。所以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來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於這四種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如果國家把這四種需要供給不足,無論何人都可以來向國家要求。國家對於人民的需要固然是要負責任,至於人民對於國家又是怎麼樣呢?人民對於國家應該要盡一定的義務,像做農的要生糧食,做工的要制器具,做商的要通有無,做士的要盡才智。大家都能各盡各的義務,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種需要。我們研究民生主義,就要解決這四種需要的問題。

  今天先講吃飯問題,第一步是解決生產問題,生產問題解決之後,便在糧食的分配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每年儲蓄,要全國人民有三年之糧,等到有了三年之糧以後,才能夠把盈餘的糧食運到外國去賣。這種儲蓄糧食的方法,就是古時的義倉制度。不過這種義倉制度,近來已經是打破了。再加以歐美的經濟壓迫,中國就變成民窮財盡。所以這是解決民生問題最著急的時候,如果不趁這個時候來解決民生問題,將來再去解決便是更難了。我們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來立國,現在講到民生主義,不但是要注重研究學理,還要注重實行事實。在事實上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吃飯。我們要解決這個吃飯問題,是先要糧食的生產很充足,次要糧食的分配很平均;糧食的生產和分配都解決了,還要人民大家都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能夠大家盡義務,自然可以得到家給人足,吃飯問題才算是真解決。吃飯問題能夠解決,其餘的別種問題也就可以隨之而決。

  第四講

  (八月二十四日)

  今天所講的是穿衣問題。在民生主義裡頭,第一個重要問題是吃飯,第二個重要問題是穿衣。所以在吃飯問題之後,便來講穿衣問題。

  我們試拿進化的眼光來觀察宇宙間的萬物,便見得無論什麼動物植物都是要吃飯的,都是要靠養料才能夠生存,沒有養料便要死亡。所以吃飯問題,不但是在動物方面是很重要,就是在植物那方面也是一樣的重要。至於穿衣問題,宇宙萬物之中,只是人類才有衣穿,而且只是文明的人類才是有衣穿。他種動物植物都沒有衣穿,就是野蠻人類也是沒有衣穿。所以吃飯是民生的第一個重要問題,穿衣就是民生的第二個重要問題。現在非洲和南洋各處的野蠻人都是沒有衣穿,可見我們古代的祖宗也是沒有衣穿。由此更可見,穿衣是隨文明進化而來,文明愈進步,穿衣問題就愈複雜。原人時代的人類所穿的衣服是「天衣」。什麼叫天衣呢?象飛禽走獸,有天生的羽毛來保護身體,那種羽毛便是禽獸的天然衣服,那種羽毛是天然生成的,所以叫做天衣。原人時代的人類,身上也生長得有許多毛,那些毛便是人類的天衣。後來人類的文明進化,到了遊牧時代,曉得打魚獵獸,便拿獸皮做衣。有了獸皮來做衣,身上生長的毛漸漸失了功用,便逐漸脫落。人類文明愈進步,衣服愈完備,身上的毛愈少。所以文明愈進步的人類,身上的毛便是很少;野蠻人和進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還是很多。拿中國人和歐洲人來比較,歐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國人多,這個原因,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還不及中國人。由此可見,衣的原始,最初是人類身上天然生長的毛。後來人類進化,便打死猛獸,拿獸肉來吃,拿獸皮來穿,獸皮便是始初人類的衣。有一句俗語說:「食肉寢皮。」這是一句很古的話。這句話的意思,本是罵人做獸類,但由此便可證明古代人類打死獸類之後,便拿他的肉來做飯吃,拿他的皮來做衣穿。後來人類漸多,獸類漸少,單用獸皮便不夠衣穿,便要想出別種材料來做衣服,便發明了別種衣服的材料。什麼是做衣服的材料呢?我前一回講過,吃飯的普通材料,是靠動物的肉和植物的果實。穿衣的材料和吃飯的材料是同一來源的,吃飯材料要靠動物和植物,穿衣材料也是一樣的要靠動物和植物。除了動物和植物以外,吃飯穿衣便沒有別的大來源。

  我們現在要解決穿衣問題,究竟達到什麼程度呢?穿衣是人類的一種生活需要。人類生活的程度,在文明進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滿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說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級的需要,是人類的生活不可少的。人類得了第一級需要生活之外,更進一步便是第二級,這一級叫做安適。人類在這一級的生活,不是為求生活的需要,是於需要之外更求安樂,更求舒服。所以在這一級的生活程度,可以說是安適。得了充分安適之後,再更進一步,便想奢侈。比方拿穿衣來講,古代時候的衣服所謂是夏葛冬裘,便算了滿足需要;但是到了安適程度,不只是夏葛冬裘,僅求需要,更要適體,穿到很舒服;安適程度達到了之後,於適體之外,還要更進一步,又求美術的雅觀,夏葛要弄到輕綃幼絹,冬裘要取到海虎貂鼠。這樣穿衣由需要一進而求安適,由安適再進而求雅觀。便好像是吃飯問題,最初只求清菜淡飯的飽食,後來由飽食便進而求有酒有肉的肥甘美味,更進而求山珍海味。好像現在廣東的酒席,飛禽走獸,燕窩魚翅,無奇不有,無美不具,窮奢極欲,這就是到了極奢侈的程度。我們現在要解決民生問題,並不是要解決安適問題,也不是要解決奢侈問題,只要解決需要問題。這個需要問題,就是要全國四萬萬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萬萬人都是豐衣足食。

  我在前一回講過,中國人口的數目是由四萬萬減到三萬萬一千萬,我們現在對於這三萬萬一千萬人的穿衣問題,要從生產上和製造上通盤計劃,研究一種方法來解決。如果現在沒有方法來解決,這三萬萬一千萬人恐怕在一兩年之後還要減少幾千萬。今年的調查已經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再過幾年,更是不足。現在只算三萬萬人,我們對於這三萬萬人便要統籌一個大計劃,來解決這些人數的穿衣問題。要求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首先當要研究是材料的生產。就穿衣問題來講,穿衣需要的原料是靠動物和植物,動物和植物的原料一共有四種。這四種原料,有兩種是從動物得來的,有兩種是從植物得來的。這四種原料之中,第一種是絲,第二種是麻,第三種是棉,第四種是毛。棉和麻是從植物得來的原料,絲和毛是從動物得來的原料。絲是由於一種蟲叫做蠶吐出來的,毛是由於羊和駱駝及他種獸類生出來的。絲、毛、棉、麻這四種物件,就是人生穿衣所需要的原料。

  現在先就絲來講。絲是穿衣的一種好材料。這種材料是中國最先發明的,中國人在極古的時候便穿絲。現在歐美列強的文化雖然是比我們進步得多,但是中國發明絲的那個時候,歐美各國還是在野蠻時代,還是茹毛飲血。不但是沒有絲穿,且沒有衣穿;不但是沒有衣穿,並且身上還有許多毛,是穿著「天衣」,是一種野蠻人。到近兩三百年來,他們的文化才是比我們進步,才曉得用絲來做好衣服的原料。他們用絲不只是用來做需要品,多是用來做奢侈品。中國發明絲來做衣服的原料,雖然有了幾千年,但是我們三萬萬人的穿衣問題,還不是在乎絲的問題。我們穿衣的需要品並不是絲,全國人還有許多用不到絲的。我們每年所產的絲,大多數都是運到外國,供外國做奢侈品。在中國最初和外國通商的時候,出口貨物之中第一大宗便是絲。當時中國出口的絲很多,外國進口的貨物很少。中國出口的貨物和外國進口的貨物價值比較,不但是可以相抵,而且還要超過進口貨。中國出口貨物,除了絲之外,第二宗便是茶。絲、茶這兩種貨物,在從前外國都沒有這種出產,所以便成為中國最大宗的出口貨。外國人沒有茶以前,他們都是喝酒,後來得了中國的茶,便喝<茶>來代酒,以後喝茶成為習慣,茶便成了一種需要品。因為從前絲和茶,只有中國才有這種出產,外國沒有這種貨物,當時中國人對於外國貨物的需要也不十分大,外國出產的貨物又不很多,所以通商幾十年,和外國交換貨物,我們出口絲茶的價值便可以和外國進口貨物的價值相抵消,這就是出口貨和進口貨的價值兩相平均。但是近來外國進口的貨物天天加多,中國出口的絲茶天天減少,進出口貨物的價值便不能相抵消。中國所產的絲近來被外國學去了,像歐洲的法蘭西和意大利現在就出產許多絲。他們對於養蠶、紡絲和制絲種種方法,都有很詳細的研究,很多的發明,很好的改良。日本的絲業不但是倣傚中國的方法,而且採用歐洲各國的新發明,所以日本絲的性質便是很進步,出產要比中國多,品質又要比中國好。由於這幾個原因,中國的絲茶在國際貿易上便沒有多人買,便被外國的絲茶奪去了。現在出口的數量,更是日日減少。中國絲茶的出口既是減少,又沒有別的貨物可以運去外國來抵消外國進口貨的價值,所以每年便要由通商貿易上進貢於各國者約有五萬萬元大洋,這就是受了外國經濟的壓迫。中國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愈厲害,民生問題愈不能夠解決。中國絲在國際貿易上,完全被外國絲奪去了。品質沒有外國絲的那麼好,價值也沒有外國絲那麼高,但是因為要換外國的棉布棉紗來做我們的需要品,所以自己便不能夠拿絲來用,要運去外國換更便宜的洋布和洋紗。

  至於講到絲的工業,從前發明的生產和製造方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一成不易,總不知道改良。後來外國學了去,加以近來科學昌明,更用科學方法來改良,所以製出的絲便駕乎中國之上,便侵佔中國蠶絲的工業。我們考究中國絲業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是在乎生產方法不好。中國所養的蠶很多都是有病的,一萬條蠶蟲裡頭,大半都是結果不良,半途死去;就是幸而不死,這些病蠶所結的繭,所出的絲,也是品質不佳,色澤不好。而且繅絲的方法不完全,斷口太多,不合外國織綢機器之用。由於這些原因,中國絲便漸漸失敗,便不能敵外國絲。在幾十年以前,外國養蠶的方法也是和中國一樣。中國農民養蠶,有時成績很優,有時完全失敗;這樣結果,一時好一時不好,農民沒有別的方法去研究,便歸之於命運。養蠶的收成不好,便說是「命運不佳」。外國初養蠶的時候,也有許多病蠶,遇著失敗沒有方法去挽救,也是安於命運。後來科學家發明生物學,把一切生物留心考察,不但是眼所能看得見的生物要詳細考究,就是眼看不見、要用幾千倍顯微鏡才能看見的生物,也要過細去考究。由於這樣考究,法國有一位科學家叫做柏斯多,便得了一個新發明。這個發明就是:一切動物的病,無論是人的病或是蠶的病,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而起;生了這種微生物,如果不能夠除去,受病的動物便要死。他用了很多功夫,經過了許多研究,把微生物考究得很清楚,發明了去那種微生物來治療蠶疾的方法,傳到法國、意國的養蠶家。法國、意國人民得了這個方法,知道醫蠶病,於是病蠶便少了很多,到繅絲的時候成績便很好,絲業便很進步。後來日本學了這個方法,他們的絲業也是逐漸進步。中國的農家一向是守舊,不想考究新法,所以我們的絲業便一天一天的退步。現在上海的絲商設立了一間生絲檢查所,去考究絲質,想用方法來改良。廣東嶺南大學也有用科學方法來改良蠶種,把蠶種改良了之後,所得絲的收成是很多,所出絲的品質也是很好。但是這樣用科學方法去改良蠶種,還只是少數人才知道,大多數的養蠶家還沒有知道。中國要改良絲業來增加生產,便要一般養蠶家都學外國的科學方法,把蠶種和桑葉都來改良,蠶種和桑葉改良之後,更要把紡絲的方法過細考究,把絲的種類、品質和色澤都分別改良,中國的絲業便可以逐漸進步,才可以和外國絲去競爭。如果中國的桑葉、蠶種和絲質沒有改良,還是老守舊法,中國的絲業不止是失敗,恐怕要歸天然的淘汰,處於完全消滅。現在中國自己大多數都不用絲,要把絲運出口去換外國的洋布洋紗,如果中國的絲質不好,外國不用中國絲,中國絲便沒有銷路,不但是失了一宗大富源,而且因為沒有出口的絲去換外國洋布洋紗,中國便沒有穿衣的材料。所以中國要一般人有穿衣的材料,來解決穿衣問題,便要保守固有的工業,改良蠶種、桑葉,改良紡絲的方法。至於中國絲織的綾羅綢緞,從前都是很好,是外國所不及的。現在外國用機器紡織所製出的絲織品,比中國更好得多;近來中國富家所用頂華美的絲織品,都是從外國來的。可見我們中國的國粹工業,現在已經是失敗了。我們要解決絲業問題,不但是要改良桑葉、蠶種,改良養蠶和紡絲方法來造成很好的絲,還要學外國用機器來織造綢緞,才可以造成頂華美的絲織品,來供大眾使用。等到大眾需要充足之後,才把有餘的絲織品運去外國,去換別種貨物。

  穿衣所需要的材料除了絲之外,第二種便是麻。麻也是中國最先發明的。中國古代時候,便已經發明了用麻制布的方法,到今日大家還是沿用那種舊方法。中國的農工業總是沒有進步,所以制麻工業近來也被外國奪去了。近日外國用新機器來制麻,把麻製成麻紗,這種用機器製出來的麻紗,所有的光澤都和絲差不多。外國更把麻和絲混合起來織成種種東西,他們人民都是很樂用的。這種用麻、絲混合織成的各種用品,近來輸入中國很多,中國人也是很歡迎,由此便奪了中國的制麻工業。中國各省產麻很多,由麻製出來的東西,只供夏天衣服之用,只可以用一季。我們要改良制麻工業,便要根本上從農業起,要怎麼樣種植,要怎麼樣施用肥料,要怎麼樣製造細麻線,都要過細去研究,麻業才可以進步,制得的出品才是很便宜。中國制麻工業完全是靠手工,沒有用機器來製造。用手工制麻,不但是費許多工夫,製出的麻布不佳,就是成本也是很貴。我們要改良麻業,造出好麻,一定要用一種大計劃。這種計劃,是先從農業起首來研究,自種植起以至於製造麻布,每步工夫都要採用科學的新方法。要能夠這樣改良,我們才可以得到好麻,才可以製出很便宜的衣料。

  絲、麻這兩種東西用來做穿衣的材料,是中國首先發明的。但是現在穿衣的材料,不只是用絲、麻,大多數是用棉,現在漸漸用毛。棉、毛這兩種材料,現在都是人人穿衣所需要的。中國本來沒有棉,此種吉貝棉是由印度傳進來的。中國得了印度的棉花種子,各處種植起來,便曉得紡紗織布,成了一種棉花工業。近來外國的洋布輸入中國,外國洋布比中國的土布好,價錢又便宜,中國人便愛穿洋布,不愛穿土布,中國的土布工業便被洋布打銷了。所以中國穿衣的需要材料便不得不靠外國,就是有些土布小工業,也是要用洋紗來織布。由此可見中國的棉業,根本上被外國奪去了。中國自輸入印度棉種之後,各處都是種得很多,每年棉花的出產也是很多。世界產棉的國家,第一個是美國,其次是印度,中國產棉花是算世界上的第三等國。中國所產的棉雖然是不少,天然品質也是很好,但是工業不進步,所以自己不能夠用這種棉花來製成好棉布棉紗,只可將棉花運到外國去賣。中國出口的棉花大多數是運到日本,其餘運到歐美各國。日本和歐美各國來買中國棉花,是要拿來和本國的棉花混合,才能夠織成好布。所以日本大阪各紡紗織布廠所用的原料,不只一半是中國的棉花。他們拿中國的棉花織成布之後,再把布又運到中國來賺錢。本來中國的工人是頂多的,工錢也是比各國要便宜的,中國自己有棉花,又有賤價的工人,為什麼還要把棉花運到日本去織布呢?為什麼自己不來織布呢?日本的工人不多,工價又貴,為什麼能夠買中國棉花,織成洋布,運回中國來賺錢呢?推究這個原因,就是由於中國的工業不進步,不能夠製造便宜布;日本的工業很進步,能夠製造很便宜的布。

  所以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解決農業和工業的兩個問題。如果農業和工業兩個問題不能夠解決,不能夠增加生產,便沒有便宜衣穿。中國自己既是不能織造便宜布,便要靠外國運布進來。外國運布來中國,他們不是來盡義務,也不是來進貢,他們運貨進來是要賺錢的,要用一塊錢的貨,換兩塊中國錢。中國的錢被外國賺去了,就是要受外國的經濟壓迫。追究所以受這種壓迫的原因,還是由於工業不發達。因為工業不發達,所以中國的棉花都要運去外國,外國的粗棉布還要買進來。中國人天天<穿>的衣服都是靠外國運進來,便要出很高的代價;這種很高的代價,便是要把很貴重的金銀、糧食運到外國去抵償。這樣情形,便很像破落戶的敗家子孫自己不知道生產,不能夠謀衣食,便要把祖宗留傳下的珍寶玩器那些好東西賣去換衣食一樣。這就是中國受外國經濟壓迫的現狀。

  我從前在民族主義中已經是講過了,中國受外國經濟的壓迫,每年要被外國奪去十二萬萬至十五萬萬元。這十五萬萬元的損失之中,頂大的就是由於進口貨同出口貨不相比對。照這兩三年海關冊的報告,出口貨比進口貨要少三萬萬餘兩。這種兩數是海關秤,這種海關秤的三萬萬餘兩,要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五萬萬元,若果折合廣東毫銀便有六萬萬元。這就是出口貨同進口貨不能相抵銷的價值。進口貨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頂大的是洋紗洋布,這種洋紗洋布都是棉花織成的,所以中國每年進口的損失,大多數是由於棉貨。據海關冊的報告,這種進口棉貨的價值,每年要有二萬萬海關兩,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三萬萬元。這就是中國用外國的棉布每年要值三萬萬元,拿中國近來人口的數目比較起來,就是每一個人要用一塊錢來穿洋布。由此可見現在中國民生的第二個需要,都是用外國材料。中國本來有棉花,工人很多,工錢又賤,但是不知道振興工業來挽回利權,所以就是穿衣便不能不用洋布,便不能不把許多錢都送到外國人。要送錢到外國人,就是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沒有方法來解決。我們直接穿衣的民生問題,更是不能解決。大家要挽回利權,先解決穿衣問題,便要減少洋紗洋布的進口。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什麼好方法呢?

  當歐戰的時候,歐美各國沒有洋布運進中國,到中國的洋布都是從日本運來的。日本在那個時候,供給歐洲協約國的種種軍用品,比較運洋布來中國還要賺錢得多,所以日本的大工廠都是製造軍用品去供給協約國,只有少數工廠才製造洋紗洋布運到中國來賣。中國市面上的布便不夠人民穿,布價便是非常之貴。當時中國的商人要做投機事業,便發起設立許多紗廠布廠,自己把棉花來紡成洋紗,更用洋紗織成洋布。後來上海設立幾十家工廠,都是很賺錢,一塊錢的資本差不多要賺三四塊錢,有幾倍的利息。一般資本家見得這樣的大利,大家更想發大財,便更投許多資本去開紗廠布廠,所以當時在上海的紗廠布廠真是極一時之盛。那些開紗廠布廠新發財的資本家,許多都稱為棉花大王。但是到現在,又是怎麼樣情形呢?從前有幾千萬的富翁,現在都是虧大本,變成了窮人。從前所開的紗廠布廠,現在因為虧了本,大多數都是停了工。如果再不停工,還更要虧本,甚至於要完全破產。

  這是什麼原因呢?一般人以為外國的洋布洋紗之所以能夠運到中國來的原故,是由於用機器來紡紗織布。這種用機器來紡紗織布,比較用手工來紡紗織布,所得的品質是好得多,成本是輕得多;所以外國在中國買了棉花,運回本國織成洋布之後,再運來中國,這樣往返曲折,還能夠賺錢。推究他們能夠賺錢的原因,是由於用機器。由於他們都是用機器,所以中國一般資本家都是學他們,也是用機器來織布紡紗,開了許多新式的大紗廠大布廠,所投的資本大的有千萬,小的也有百幾十萬。那些紗廠和布廠在歐戰的時候本賺了許多錢,但是現在都是虧本,大多數都是停工,從前的棉花大王現在多變成了窮措大。推到我們現在的紗廠和布廠也是用機器,同是一樣的用機器,為什麼他們外國人用機器織布紡紗便賺錢,我們中國人用機器織布紡紗便要虧本呢?而且外國織布的棉花還是從中國買回去的,外國買到棉花運回本國去,要花一筆運費;織成洋布之後再運來中國,又要花一筆運費。一往一返,要多花兩筆運費。再者,外國工人的工錢又比中國高得多。中國用本地的土產來製造貨物,所用的機器和外國相同,而且工錢又便宜,照道理是應該中國的紗廠布廠能夠賺錢,外國的紗廠布廠要虧本。為什麼所得結果恰恰是相反呢?

  這個原因,就是中國的棉業受了外國政治的壓迫。外國壓迫中國,不但是專用經濟力。經濟力是一種天然力量,就是中國所說的「王道」。到了經濟力有時而窮,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便用政治來壓迫。這種政治力,就是中國所說的「霸道」。當從前中國用手工和外國用機器競爭的時代,中國的工業歸於失敗,那還是純粹經濟問題;到了歐戰以後,中國所開紗廠布廠也學外國用機器去和他們競爭,弄到結果是中國失敗,這便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外國用政治力來壓迫中國是些什麼方法呢?從前中國滿清政府和外國戰爭,中國失敗之後,外國便強迫中國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外國至今都是用那些條約來束縛中國。中國因為受了那些條約的束縛,所以無論什麼事都是失敗。中國和外國如果在政治上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在經濟一方面可以自由去和外國競爭的,中國還可以支持,或不至於失敗。但是外國一用到政治力,要拿政治力量來做經濟力量的後盾,中國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可以競爭。

  外國束縛中國的條約,對於棉業問題是有什麼關係呢?現在外國運洋紗到中國,在進口的時候,海關都是要行值百抽五的關稅;進口之後,通過中國內地各處,再要行值百抽二點五的釐金。統計起來,外國的洋紗洋布只要百分之七•五的厘稅,便可以流通中國各處,暢行無阻。至於中國紗廠布廠織成的洋布,又是怎麼樣呢?在滿清的時候,中國人都是做夢,糊糊塗塗,也是聽外國人主持。凡是中國在上海等處各工廠所出的布匹,都要和外國的洋布一樣,要行值百抽五的關稅;經過內地各處的時候,又不能和外國洋布一樣只納一次釐金,凡是經過一處地方便要更納一次釐金,經過幾處地方便要納幾次釐金。講到中國土布納海關稅是和外國洋布一樣,納釐金又要比外國洋布多幾次,所以中國土布的價錢便變成非常之高。土布的價錢太高,便不能流通各省,所以就是由機器織成的布,還是不能夠和外國布來競爭。外國拿條約來束縛中國的海關釐金,釐金廠對於外國貨不能隨便加稅,對於中國貨可以任意加稅。好像廣東的海關,不是中國人管理,是外國人管理,我們對於外國貨物便不能自由加稅。中國貨物經過海關,都由外國人任意抽稅,通過各關卡更要納許多數次釐金。外國貨物納過一次稅之後,便通行無阻。這就是中外貨物的稅率不平均。因為中外貨物的稅率不平均,所以中國的土布便歸失敗。

  至於歐美平等的獨立國家,彼此的關稅都是自由,都沒有條約的束縛,各國政府都是可以自由加稅。這種加稅的變更,是看本國和外國的經濟狀態來定稅率的高下。如果外國有很多貨物運進來,侵奪本國的貨物,馬上便可以加極重的稅來壓制外國貨;壓制外國貨就是保護本國貨。這種稅法,就叫做「保護稅法」。譬如中國有貨運到日本,日本對於中國貨物最少也要抽值百分之三十的、稅;他們本國的貨物便不抽稅。所以日本貨物原來成本是一百元的,因為不納稅,仍是一百元,日本貨物如果賣一百二十元,便有二十元的利。中國貨運到日本去,若賣了一百二十元,便要虧十元的血本。由此日本便可以抵制中國貨,可以保護本國貨。這種保護本國貨物的發達,抵制外國貨物的進口,是各國相同的經濟政策。

  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保護本國工業不為外國侵奪,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夠來保護工業。中國現在受條約的束縛,失了政治的主權,不但是不能保護本國工業,反要保護外國工業。這是由於外國資本發達,機器進步,經濟方面已經佔了優勝;在經濟力量之外,背後還有政治力量來做後援。所以中國的紗廠布廠,當歐戰時候沒有歐美的洋布洋紗來競爭,才可以賺錢;歐戰之後,他們的洋布洋紗都是進中國來競爭,我們便要虧本。講到穿衣問題裡買,最大的是棉業問題,我們現在對於棉業問題沒有方法來解決。中國棉業還是在幼稚時代,機器沒有外國的那樣精良,工廠的訓練和組織又沒有外國的那麼完備,所以中國的棉業就是不抽釐金關稅,也是很難和外國競爭。如果要和外國競爭,便要學歐美各國的那種政策。

  歐美各國對於這種政策是怎麼樣呢?在幾十年以前,英國的工業是占世界上第一個地位,世界所需要的貨物都靠英國來供給。當時美國還是在農業時代,所有的小工業完全被英國壓迫,不能夠發達。後來美國採用保護政策,實行保護稅法,凡是由英國運到美國的貨物,便要行值百抽五十或者值百抽一百的重稅。因此英國貨物的成本便要變成極大,便不能和美國貨物去競爭,所以許多貨物便不能運去美國。美國本國的工業便由此發達,現在是駕乎英國之上。德國在數十年之前也是農業國,人民所需要的貨物也是要靠英國運進去,要受英國的壓迫。後來行了保護政策,德國的工業也就逐漸發達,近來更駕乎各國之上。由此可見,我們要發達中國的工業,便應該倣傚德國、美國的保護政策,來抵制外國的洋貨,保護本國的土貨。

  現在歐美列強都是把中國當做殖民地的市場,中國的主權和金融都是在他們掌握之中。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著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能夠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中國要提倡土貨、抵制洋貨,從前不知道運動了好幾次,但是全國運動不能一致,沒有成功;就令全國運動能夠一致,也不容易成功。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國家的政治力量太薄弱,自己不能管理海關。外國人管理海關,我們便不能夠自由增減稅率;不能夠自由增減稅率,沒有方法令洋布的價貴,土布的價賤,所以現在的洋布便是便宜過土布。洋布便宜過土布,無論是國民怎麼樣提倡愛國,也不能夠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國民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那便是和個人的經濟原則相反,那便行不通。比方一家每年要用三十元的洋布,如果抵制洋布、改用土布,土布的價貴,每年便不止費三十元,要費五六十元,這就是由於用土布每年便要多費二三十元。這二三十元的耗費,或者一時為愛國心所激動,寧可願意犧牲。但是這樣的感情衝動,是和經濟原則相反,決計不能夠持久。我們要合乎經濟原則,可以持久,便要先打破不平等的條約,自己能夠管理海關,可以自由增減稅率,令中國貨和外國貨價錢平等。譬如一家每年穿洋布要費三十元,穿土布也只費三十元,那才是正當辦法,那才可以持久。我們如果能夠更進一步,能令洋布貴過土布,令穿外國洋布的人一年要費三十元,穿本國土布的人一年只費二十元,那便可以戰勝外國的洋布工業,本國的土布工業便可以大發達。由此可見我們講民生主義,要解決穿衣問題,要全國穿土布、不准外國洋布進口,便要國家有政治權力,穿衣問題才可以解決。

  講到民生主義的穿衣問題,現在最重要的材料就是絲、麻、棉、毛四種。這四種材料之中的毛,中國也是出產好多,品質也是比外國好。不過中國的這種工業不發達,自己不製造,便年年運到外國去賣。外國收中國的毛,製成絨呢,又再運回中國來賣,賺中國的錢。如果我們恢復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毛業,也可以和棉業同時來發達。毛工業能夠發達,中國人在冬天所需要的絨呢,便可以不用外國貨。有盈餘的時候,更可以象絲一樣,推廣到外國去銷行。現在中國的制毛工業不發達,所以只有用帶皮的毛;脫皮的散毛在中國便沒有用處,便被外國用賤價收買,織成絨呢和各種氈料,運回中國來賺我們的錢。由此可見,中國的棉業和毛業,同是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所以我們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用全國的大力量統籌計劃,先恢復政治的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絲、麻、棉、毛的農業和工業;更要收回海關來保護這四種農業和工業,加重原料之出口稅及加重洋貨之入口稅。我國之紡織工業必可立時發達,而穿衣材料之問題方能解決。

  衣服的材料問題可以解決,我們便可來講穿衣之本題。穿衣之起源前已講過,就系用來御寒,所以穿衣之作用第一就系用來保護身體。但是後來文明漸進,就拿來彰身,所以第二之作用就系要來好看,叫做壯觀瞻。在野蠻時代的人無衣來彰身,就有圖騰其體的,就是用顏色塗畫其身,即古人所<謂>「文身」是也。至今文明雖進,而穿衣作用仍以彰身為重,而御寒保體的作用反多忽略了。近代窮奢斗侈,不獨材料時時要花樣翻新,就衣裳之款式也年年有寬狹不同。而習俗之好尚,又多有視人衣飾以為優劣之別,所以有「衣冠文物」就是文化進步之別稱。迨後君權發達,則又以衣服為等級之區別,所以第三個作用,衣飾即為階級之符號。至今民權發達,階級削平,而共和國家之陸海軍,亦不能除去以衣飾為等級之習尚。照以上這三個衣服之作用,一護體、二彰身、三等差之外,我們今天以穿衣為人民之需要,則在此時階級平等、勞工神聖之潮流,為民眾打算穿衣之需要,則又要加多一個作用,這個作用就是要方便。故講到今日民眾需要之衣服之完全作用,必要能護體、能美觀、又能方便不礙於作工,乃為完美之衣服。

  國家為實行民生主義,當本此三穿衣之作用,來開設大規模之裁縫廠於各地。就民數之多少,寒暑之節候,來製造需要之衣服,以供給人民之用。務使人人都得到需要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此就是三民主義國家之政府對於人民穿衣需要之義務。而人民對於國家,又當然要盡足國民之義務,否則失去國民之資格。凡失去國民之資格者,就是失去主人之資格。此等遊惰之流氓,就是國家人群之蟊賊,政府必當執行法律以強迫之,必使此等流氓漸變為神聖之勞工,得以同享國民之權利。如此,流氓盡絕,人人皆為生產之分子,則必豐衣足食,家給人足,而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矣。

  注釋:

  1[按照孫中山原來的計劃,民生主義部分還準備講兩次,即住和行的問題。後來未續講。]

  據孫文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輯《民生主義》(廣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

  《孫中山選集》

  對駐廣州湘軍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湘軍將領兵士諸君:

  本大元帥今天在這地和大家相見,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並且可以和大家講話,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本大元帥今天來對湘軍兵士講話,是希望湘軍從今天以後,都能變成革命軍。諸君聽了這次講話之後,便全體變成革命軍,那才不負革命黨全體同志的大希望。

  什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和尋常軍有什麼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革命軍的一個人常常能夠打一百個人,至少也能打十個人。大而言之,用我軍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打破敵人十萬人。像這樣以少數常常能夠打破多數訓練很純熟、武器很精良的敵人,才叫做革命軍。

  大家都知道十三年以前,我們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受滿洲人統治,被滿清政府征服了兩百多年。到了十三年前,有革命黨起,用手槍炸彈,推翻滿清帝統,打破專制政體,建設共和國家。所以十三年以來,中國名義上才有中華民國之稱,表現於世界上。那次推翻滿清,成立中華民國,便是革命事業。講到當時的革命黨,人數是很少的。滿清政府在各省都練得有很多新兵,在各險要的地方又有滿洲的駐防軍。革命黨推翻滿清政府,究竟是靠什麼本領呢?簡單的說,就是靠一個人能夠打幾百個人。那時的革命黨因為有那樣大的膽量和犧牲精神,所以能夠成那樣大的事。本大元帥今天來同你們湘軍講話,要發生什麼效果,才可以副人民的希望呢?希望發生的效果,就是要你們全部湘軍都變成革命軍,步革命黨的後塵。為什麼呢?我們在十三年前推翻滿清,但是在這十三年之內不能成立真正民國,大原因就是在推翻滿清之後,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所以從前的破壞成功,建設還不能成功。以後要建設成功,便要有革命軍發生。如果沒有革命軍發生,就是再過十三年,真正民國還是不能建設成功。湘軍各將士這次到廣東,是為主義而來的,是為革命來奮鬥的。諸將士要能夠為革命去奮鬥,便先要變成革命軍。什麼是叫做革命軍,我剛才已經說過了,能夠以一千人打破一萬人的軍隊,才是革命軍。現在廣東有十多萬兵,都不能說是革命軍,因為他們是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的。如果我軍一萬人遇到敵人一萬人,才說去對陣,遇到了兩萬敵人便不敢前進,像這樣的軍隊有什麼用呢?怎麼可以說是革命軍呢?至於本大元帥今天所講的革命軍,是一千人能夠敵一萬人。像有這樣大力量的軍人,在諸位軍事家看起來,或者以為不可能的事。大概照尋常的軍事經驗講,我軍無論練得如何精良,總要用幾倍人去打敵人,才可以操勝算。譬如用三萬人去打一萬人,才可以說是有把握。如果敵人有三萬人,我軍只二萬人,更不能說是有把握。至於敵人有一萬人,我軍也只一萬人,也不能說是有把握。像這樣的軍隊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革命軍。

  世界上有非常的時會,能夠做非常的事業,便要有非常的革命軍,才可以做成功。諸位將士不信,只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歷史,革命黨和清兵奮鬥,沒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敵百的。用一個革命軍打一百個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好革命黨。諸位將士是湘軍,是從湖南來的。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的有黃克強,他有一次自安南入欽廉起義,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革命軍不過兩百人,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用那樣少的人和那樣多的清兵,打兩個多月仗,到後來彈盡而援不至,還可安全退出。照這一次戰事說,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這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像這件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還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所以本大元帥要大家以後能夠打勝仗,做非常的事,便要變成非常的革命軍,像黃克強那次在欽廉打仗一樣。如果不然,就是槍好彈多,還要送給敵人,自己沒有用處。

  講到戰時以一可以當百的道理,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奮鬥的精神。有了奮鬥精神才能夠犧牲,才不怕死。軍人到了不怕死,還怕不能打勝仗嗎?奮鬥精神是從何而生呢?是從主義而生。兵士要發生精神,便先要有主義;先有了革命主義,才有革命目標;有了革命目標,才發生奮鬥精神。革命目標到底是什麼事呢?什麼是叫做革命目標呢?大家都知道革命黨是拿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的。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我們要明白了這三種主義,才能夠干革命事業。

  大家都知道中國從前被滿洲人征服過了兩百多年,我們祖宗都是滿洲人的奴隸,習故安常,忘其恥辱。後來我們為什麼能夠推翻滿清呢?就是因為明白了民族主義,知道自己都是漢人,總數有四萬萬,在明朝末年的時候被滿洲征服了,壓迫了兩百多年,不能做主人,總是做奴隸。我們祖宗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對於滿清反歌功頌德,說清朝有深仁厚澤。到了後來,全國之內,不但是受滿清的壓迫,並且受英、法、德、俄、美、日諸列強的壓迫。便有先知先覺的人,發明了民族主義,推究滿漢的界限:「為什麼以少數的滿洲人來統治四萬萬民族呢?」「為什麼四萬萬民族總是應該處於被壓迫的地位,做滿洲人的奴隸呢?」由此推想,便發生極不平的感覺,漸漸宣傳,推廣到全國,四萬萬人都知道這是很不平的。古人說「不平則鳴」,所以全國便要把這個不平來打平他,用極大的犧牲精神趕走滿人。由這樣講來,便知道民族主義是對外國人打不平的。如果外國人和中國人的地位有不平,中國人便應該革外國的命。專就滿漢而論,因為全國人明白了滿漢的界限,知道滿人和漢人的地位太不公平,所以發起辛亥年的革命。後來革命成功,便是民族主義達到目的。

  什麼是叫做民權主義呢?這個主義的道理,和民族主義是一樣的。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國內有什麼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軍閥官僚的專制,四萬萬人還是不能管國事,還是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像這樣壓迫的不平,和外國人的壓迫也是一樣。所以對國內的專制打不平,便要應用民權主義,提倡人民的權利。提倡人民的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這種不平的專制,和外族來專制是一樣。所以對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國內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

  民生主義又是什麼道理呢?這種主義是近來發生的。五十年前,不但是中國人沒有講到這個道理,就是外國人也不明白這個道理,也沒有講過這種話。現在世界最進步的國家,像法國、美國,都是從革命而來的。國外無外族的壓迫,國內無皇帝的專制,他們的政治都是很修明的,國家又富庶又強盛。在幾十年以前,人民都是很享幸福的。但是近幾十年以來,工業發達太過,一切工作都是用機器代手工,譬如耕田、織布和一切製造,沒有不是用機器去做的。像大家由湖南到廣東的韶關,都是走路;再由韶關到廣州,不是走路,是坐火車。火車就是走路的機器,也就是運輸的機器。用一個火車頭,可以運幾千人,可以運幾十萬斤行李。那些行李,用很多的人都難得挑動,但是用火車只一日便可以運到。所以火車便是挑東西的機器,火車就是一個大挑夫。一個火車頭所運的東西,可以替代幾千個挑夫。耕田是這一樣,織布也是這一樣。一個機器做的工,可以代幾百人。機器越多,出的貨物越多,賺的錢也越多。所以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沒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窮。因為機器的生產,故生出貧富極大的不平等。由於這種不平等,便發生民生主義。從前說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去打不平呢?是對資本家打不平的。因為有了機器,生出了極大的資本家,國內無論什麼事都被資本家壟斷,富人無所不為,窮人找飯吃的方法都沒有;故發明民生主義,為貧富的不平等,要把他們打到平等。這種主義,近來在外國很盛行,漸漸傳到中國。

  諸位將士聽到這裡,於革命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便狠容易明白的。這三種主義可以一貫起來,一貫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革命軍的責任,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夠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義,才可以做革命軍。革命軍是為三民主義去奮鬥的。

  革命軍為什麼要為三民主義去犧牲呢?三民主義成功了,造成一個什麼國家呢?大家要知道我們將來可以造成一個什麼國家,便先要知道現在的中國是處於什麼地位。大家生在中國的這塊地方,舉目一看,是一個什麼世界?簡直的說:中國現在是一個民窮財盡的世界,是一個很痛苦的世界。無論那一種人在這個世界之內,都不能享人生的幸福。現在中國之內,這種痛苦日日增進,這種煩惱天天加多。我們看到這種痛苦世界,應該有悲天憫人之心,發生大慈大悲,去超度這種世界。把不好的地方,改變到好的地方;把這種舊世界,改造成新世界。要達到這種種目的,其責任就是在我們革命軍。我們革命軍實行這種責任,把三民主義完全達到目的,中國便可成為一個安樂世界。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文明頂進步的國家,是英國、美國。他們國富民強,人民所享的幸福,比中國好得多。但是他們國內還有貧富的不平等,所以普通人民還要革命。他們革命是用什麼主義呢?所用的就是民生主義。因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他們國內已經成功。除英國、美國的革命現在醞釀,還沒有爆發以外,現在已經爆發了的是俄國革命。俄國革命發生於六年之前,現在已經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義在俄國已經完全達到目的。

  三民主義在中國完全達到目的之後,將來變成一個什麼世界?我們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見到。但是俄國現在是一個什麼景象,來一看便可知道。七八年以前,俄國人民也是很痛苦的。當歐戰的時候,全國加入協商國一方面去打德國。歐戰沒有終局,國內發生革命,便是要實行三民主義:對外不幫助協商國去打同盟國;對內推翻專制的俄皇;對於貧富的關係,反對世界上一切資本制度。因此列強當時便不去打德國,反移師來打俄國。故俄國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壓迫要反對,就是列強的壓迫也要反對,和全世界資本制度的壓迫都一齊反對。當時革命軍竭全力奮鬥,把所有的壓迫都打破了,於是組織一個新國家,叫做蘇維埃共和國。現已經得英國、意國承認了。所以俄國革命,可說是完全成功。推究俄國革命的發起,是由於三種人,叫做:農、工、兵。俄國現時的政府,又叫做農工兵政府,是由於農、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組織而成的。所以他們的政府所持的政策,對於這三種人民便特別優待。要知我們革命成功的將來詳細情形,更可用俄國人民現在怎樣享幸福的情形,再說一說。俄國人民所享國家的利益,譬如從小孩子初生的時候講起,自幼長至成人,以至於年老,是受國家什麼待遇呢?譬如一個窮人家生了小孩子,父母不能養活,報告到政府,國家便有撫育費,發給到父母去養活他。到了年紀稍大,可以入學校的時候,國家便辦得有很完全的幼稚園、小學、中學以及大學,照他的年齡的長進,可以依次進學校,受很完全的教育,國家不收費用。若是父母有不教子女進學校的,政府便要懲罰父母,強迫子女去讀書。此所謂強迫教育,要全國的青年,人人都可以讀書,人人都受國家栽培,不要父母擔憂。至於窮人的子女沒有衣穿,沒有屋住,沒有飯吃,國家都是完全代謀,不必要父母去自謀。像我們中國的小孩子,大多數有沒有能力去讀書的。像諸位將士由湖南走到廣東,沿途所見的小孩子,有多少讀過了書呢?再像現在演說場中這些放牛的小孩子,有沒有機會去讀書呢?故中國小孩子多半沒有機會讀書,都是很痛苦的;長到成人以後,謀生無路,更是痛苦;再到老年,便更不<得>了。故中國<人>做小孩子的時候苦,長到成人的時候苦,到年紀老了的時候也苦。一生從幼至老,天天都是痛苦。不是少數人痛苦,是多數人痛苦。如果和現在的俄國人比較,是什麼情形呢?俄國人在幼年的時候,有機會可以讀書;在壯年的時候,有田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沒有事業;到年紀老了的時候,國家便有養老費。像俄國的人民,可說是自幼而老,一生無憂無慮。推究他們這種幸福,是由於革命而來的,是由於行三民主義、用革命方法造成的。在英美的政治社會,至今還有貧富的階級。在現在的俄國,什麼階級都沒有,他們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公司之內,人人都可以分紅利。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

  從前反對我的是滿清皇帝,現在反對我的是滿清留下來的武人官僚。這些武人官僚的專制,就是小皇帝的行為。從前有諸先烈前仆後起的奮鬥,便推翻了那個大皇帝。我們現在要繼續先烈的志願,推翻曹錕、吳佩孚這些小皇帝。曹錕、吳佩孚和各省專制的督軍、巡閱使,都是共和的障礙。有了他們,我們的新世界便造不成,大家便永遠沒有機會享人生的幸福。諸位將士要自己解甲歸田之後可以享幸福,子子孫孫永遠可以享幸福,便要擔負推翻這些小皇帝的責任。把全軍變成革命軍,把現在痛苦的世界,改造成一個安樂世界。這種責任,是救國救民的責任。國家改造好了,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不是一代可以享幸福,是代代可以享幸福的。

  這種責任要怎麼樣可以做得到呢?要擔負這種大責任,便先要有奮鬥精神,明白了三民主義,便能為主義去犧牲。我們要擔負這樣的大責任,做成這樣的大事業,非有大志願、大膽量和大決心不可。故本大元帥今天和湘軍講話,要大家變成革命軍,便先要大家有大志氣和大膽量,變成用一可以敵百的革命軍,然後我們的三民主義才能夠完全實行,中國將來才能夠變成安樂國家。這個能不能,沒有別的問題,只問諸位將士今天聽了這次講話之後,有沒有決心。故本大元帥今天來要求諸位將士的,是要諸位將士在今天立一個決心,變成革命軍,共同去擔負救國救民的責任。

  注釋:

  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孫中山先生最近講演集》(廣州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中的《革命軍的本領及目的》

  《孫中山選集》

  在廣州市工人代表會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各工團代表諸君:

  諸君今天在此地開這個盛會,是效各國的工人,來慶祝世界各國通行的勞動節。世界各國的工人為什麼要紀念今天的這一天呢?就是因為美國工人在三十九年以前的今天,結合了許多大工團在各城市巡行,要求資本家准工人作工八點鐘、休息八點鐘、教育八點鐘,打破從前勞動無度的虐待。後來這種要求勝利了,全美國工人便把每年的今天作為勞動節,人人來紀念。隨後傳到了歐洲,各國的工人對於本國的資本家,也是照美國工人一樣的要求,也是一樣的勝利。這個勞動節,便由此推行到歐洲,推行到全世界,相沿至今,便成了世界各國工人通行的一個紀念日。所以今天的這個紀念日,是世界各國工人戰勝了資本家的一日。這是我們工人全體都是應該來慶祝的。

  我們中國工人,今天也來跟隨世界各國的工人,同世界各國的工人合作,來慶祝這個紀念日。最要緊的是什麼事呢?第一要知道,中國工人現在所處的是什麼地位。要知道中國工人現在所處的是什麼地位,便先要知道中國國家現在所處的是什麼地位。中國現在是世界中最貧最弱的國家,受各國的種種壓迫,所處的地位是奴隸的地位。中國現在所處的這種奴隸地位,比較各國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得多。比方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安南在國際之中有沒有地位呢?簡直沒有他們的地位。各國都是把他們當作奴隸,像高麗是做日本的奴隸,安南是做法國的奴隸。但是高麗、安南雖然是做外國的奴隸,他們只做一個強國的奴隸。我們中國現在是做世界列強的奴隸,凡是和中國有約通商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這個原因,是由於從前滿清沒有錢用,借了許多外債,和列強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把他們主權都送了外國人。這就是滿清把我們當作奴隸,要借外國的錢用,便拿我們去賣身。他們所立的那些條約,就是我們的賣身契一樣。十三年前革命,推翻了滿清,是脫了滿清一重的奴隸,但是賣身契還沒有收回,所以現在還要做各國的奴隸。從前是做二重的奴隸,現在還要做一重的奴隸。我們現在雖然只做一重的奴隸,但是主人有十幾個,不比高麗的主人只有一個日本,安南的主人只有一個法國。大家想想,是侍候一個主人容易些呀,還是侍候許多主人容易些呢?做奴隸的人,只得一個主人的歡心,當然是很容易;要得許多人的歡心,當然是難得多。所以俗語說:「順得姑來失嫂意。」故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困難的,比較高麗、安南的地位還要難得多,還要低一等。國家的地位既然是很低,我們人民的地位自然也是低,做工人的地位當然更是很低。

  今天諸君跟隨文明國家的勞動團體,在這個勞動紀念日來開這個工人大會,要怎麼樣這個大會才不是空開的呢?依我看起來,要從今日起,立一個志願,組織一個工人大團體。現在文明各國的工人,都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近來發生工人的風潮,都是由各國傳進來的。就是今天開這個大會,當然也是倣傚各國工人的。各國工人現在是什麼情形呢?他們所處的是什麼地位呢?各國工人現在都有團體,國家也設立特別法律,保護這種團體的利益。不過這種利益只是文明國家才有,如果是專制國家,便沒有這種利益。文明國家的工人成立了團體,是做一些什麼事呢?他們所做的事,目的就是在同資本家爭地位。工人既是要同資本家爭地位,那麼就是在文明國家之內,工人和資本家的地位當然還是不平等的。現在文明國的資本家,還是很虐待工人。工人要不受資本家的虐待,所以工人同資本家之中便發生大問題。現在世界上不只一國有這種問題,就是各國都有這種問題。所以現在世界各國的工人都要聯合起來,去和資本家抵抗。

  外國之所以發生大資本家,是由於經過了實業革命。那種革命,是把各種生產的方法,不用手工來製造,專用機器來製造。因為機器的製造很快,工廠的規模又大,出品很多,所以有機器的人便發大財,便生出了許多大資本家。大資本家有了多錢,於是無惡不作,先壓制本國的工人,後來勢力膨脹,更壓制外國的工人。中國工人和外國工人不同的地方,是外國工人只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不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如果有外國資本家來壓迫,政府便去抵抗;就是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政府也是想方法來保護。所以外國工人一方面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一方面得政府的幫助。至於中國的實業還沒有發達,機器的生產還沒有盛行,所以中國還沒有象外國一樣的大資本家。外國有了機器生產之後,發生了大資本家,一般工人便受資本家的大害。中國工人現在還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害,本國還沒有大資本家來壓迫工人。自從發生了工團風潮以後,那些小實業反要受工人的害,被工人來壓迫。那末,中國的工人到底有沒有受壓迫呢?是受誰的壓迫呢?中國工人是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故外國工人是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不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中國工人恰恰是相反,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要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這就是中外工人不同的情形。

  我們中國工人要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普通工人因為看不出來,所以不覺得大痛苦。外國資本家用什麼東西來壓迫中國工人呢?他們是用貨物來壓迫中國工人。他們的貨物怎麼樣可以來壓迫中國工人呢?是借國家保護的力量來壓迫中國工人。外國工人受別國貨物的壓迫,政府便想方法來保護。中國政府不但是不保護中國工人,並且反去保護外國的貨物;直接保護外國的貨物,就是明保護外國的資本家。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從海關便可以看得出來。從前中國和外國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給了外國許多的特別權利,其中有一件最重大的,就是把海關撥歸外國人管理。進出口貨物的稅都是由外國人收,他們收多少就是多少,我們中國人不能過問。至於外國設立海關,是用來保護本國貨物的,凡是有進口貨物便收重稅,出口貨物便不收稅。像這樣收稅的用意,就是要進口貨物的價貴,在國內不能暢銷;要本國所出的貨物價賤,到處可以銷行。像這樣收稅的辦法,便可以抵制外國貨物,保護本國貨物。直接保護本國的貨物,間接就是保護本國的工人。我們現在失去的海關,就是失去了保護各種實業的門戶。因為門戶大開,所以洋貨源源而入,運到各省內地,用很便宜的價錢發賣。普通人因為愛便宜,所以不用土貨,要用洋貨。因為土貨沒有人買,洋貨總是暢銷,所以土貨就被洋貨打敗。因為土貨打敗,全國都不出貨,所以中國工人便沒有工做。從前閉關自守的時代,中國工人還可以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自己本來可以供給自己。到了外國人來叩關,打破我們的門戶,和我們通商以後,自己便不能供給自己。土貨消滅於無形,洋貨充斥於市面。不但是洋貨充斥於市面,就是外國銀行發行的紙幣也是通行於各地,中國的紙幣也是被外國的紙幣打敗了。所以中國人民就謀生一方面的經濟說,完全是處在外國的經濟壓迫之下。中國國家表面上雖是獨立國,實在成了外國的殖民地。因為成了外國的殖民地,受了外國這樣大的經濟壓迫,所以中國工人便謀生無路。

  通商本來是以有易無,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國和外國通商後,把中國所無的洋貨運進,把所有的土貨運出,此中一進一出的比較,每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的數目要在五萬萬元以上。這就是外國多用五萬萬元的貨,來換了中國五萬萬元的錢。中國多被外國換去了五萬萬元的錢,就是中國由於和外國通商,每年要損失五萬萬。中國每年有五萬萬的損失,就是中國對於外國每年有五萬萬元的進貢。中國工人本來不直接做外國人的工,不受直接的虐待,但是因為通商,多銷洋貨,每年的進貢有了五萬萬元,就是中國工人每年要損失五萬萬元的工錢。這種五萬萬元的損失,不是年年都是一定的,在十年之前只有二萬萬,到現在便增加到五萬萬,再過十年一定要加到十萬萬。現在的中國人,每年只損失五萬萬,已經是日日怕窮,叫苦連天。再過十年的損失要加一倍多,至少也有十萬萬。到了那個時候,專就經濟壓迫一項的難關,我們又是怎麼樣可以打得通呢!

  外國工人只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中國工人要受外國經濟的壓迫,間接的要做外國資本家的奴隸。大家想想,中國工人的地位,比較外國的工人是不是差得多呢!現在中國不只工人要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就是讀書的人、耕田的人、做生意的人,都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

  諸君在這個世界各國的勞動節,來開這個大會,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打破這種壓迫,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和各界人民的地位呢?要步外國工人的後塵,維持自己的地位,是從什麼地方著眼呢?外國工人生在文明的國家,政府有很完備的法律來保護工人,所以事事都不要工人來擔憂。因為政府有保護工人的法律,所以工人的地位是很高。就是生在不文明的國家,工人自己也能夠組合團體,提高自己的地位。譬如俄國工人在幾年以前結成大團體,推倒專制的俄皇,改革政體,弄成工人的獨裁政治,無論什麼資本家都不許執政權,只有工人才可以管國事。俄國工人的地位是怎麼樣呢!英國現在由工黨組織內閣,一切政權都是在工人掌握之中,英國工人的地位又是怎麼樣呢!其他各國工人的勢力都是一日擴張一日,他們的地位都是一日抬高一日的。所以他們在本國之內,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們中國工人如果專學外國工人,組織大團體來解決國內的問題,推倒初發生的資本家,實在是很容易的。但是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對於外國經濟壓迫的問題,可不可以一齊來解決呢?我們每年所受五萬萬的損失,可不可以挽回來呢?都是不可能的。

  我們本國的資本家,實在沒有壓迫工人的大能力。現在中國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於外國的經濟壓迫。所以諸君今天有這樣的盛氣,結成這樣的大團體,做這樣的示威運動,應該想一個方法來抵抗外國經濟的壓迫。中國工人現在不但是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並且反想種種方法來壓迫本國資本家。因為這個情形,所以中國工人常常和本國資本家發生交涉。交涉勝利了之後,是不是解決了所有的經濟問題呢?要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就應該打消一切經濟的壓迫。中國工人所處的地位,是駕乎本國資本家之上。為什麼不能打消一切經濟的壓迫呢?因為中國工人現在所受的毛病,由於本國資本家的壓迫小,所受最大的壓迫還是外國的資本家。我們每年損失了五萬萬,就是外國每年來搶了五萬萬。我們要把這種搶劫的五萬萬,不許外國人偷過關卡運回本國去,便先要爭回海關的管理權。中國海關交到外國人去管理,是在從前那些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之中載明過了的,所以我們要爭回海關的管理權,便先要和外國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要達到這個目的,工人可不可以做得到呢?要達到這個大目的,便要有大團體。中國現在有團體的,除了讀書的人以外,只有工人才有團體。商人的團體是很小的,耕田的人簡直沒有團體。所以現在士農工商四界人,可說是農、商兩界的人沒有團體,只有士、工兩界的人才有團體。工人既是有了團體,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便可以做全國人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在最前的陣線上去奮鬥。

  諸君是工人,是國民的一分子。要抬高工人的地位,便先要抬高國家的地位。如果專從一方面去做,是做不通的。像這樣講,工人不但是對於本團體之中有責任,在本團體之外還有更重大的責任。這是什麼責任呢?就是國民的責任。諸君結成了大團體,要擔負什麼責任呢?就是要擔負抬高國家地位的責任。如果不能擔負這個責任,諸君便要做外國的奴隸。若是能夠擔負這個責任,把中國變成世界上頭一等的強國,諸君便是世界上頭一等的工人,和頭一等的國民。要抬高中國國家的地位,便先要中國脫離了外國經濟的壓迫。中國工人受資本家的壓迫,對資本家宣戰;外國工人也是受資本家的壓迫,也是對資本家宣戰。現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樣的作戰,所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敵人,所以中外的工人應該聯成一氣。中國工人聯絡了外國工人,對外國資本家去宣戰,便要學辛亥年的革命志士,同心協力,一往向前,抱<定>破釜沉舟的大勇氣。諸君有了這種團體和這種的勇氣,便可以打破外國經濟的壓迫,解除條約上的束縛。做到了這個地步,中國的國際地位才可以同各國平等。現在中國同各國不平等的原故,是由於國際上的束縛,譬如政治、經濟種種的壓迫太多。要解除這種種束縛,在工人一方面並不是難事,英國、俄國的工人便是中國工人的好榜樣。不過要象英國、俄國的工人擔負國家的大責任,根本上還要有一種辦法。我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便是這種的根本辦法。所以諸君要擔負國家的大責任,還要服從我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諸君能夠服從我的主義,奉行我的辦法,就可以和英國、俄國的工人一樣,在社會上佔最高的地位。由此看來,中國工人不只是反對本國資本家,要求減時間、加工價,完全是吃飯問題,最大的還是政治問題。要實行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就要奉行三民主義,贊助我的革命。諸君能夠奉行三民主義,贊助我的革命,才不是空開了這個慶祝大會。

  注釋:

  據《廣州市工人代表會決議案--附孫總理演說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人部一九二四年五月印行)中的《孫總理在工人代表會演說詞》

  *這個會與廣州工人慶祝國際勞動節大會同時舉行。

  《孫中山選集》

  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慶紀念會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四月四日)

  校長、諸君:

  今天是廣東女子師範開十七週年紀念會。這十七年之中,是什麼時候呢?你們學生知不知道呢?現在是民國十三年,大家知道為什麼事要叫做民國呢?在十三年前,中國不叫做民國,叫做大清帝國。中國在那個時候有皇帝,做皇帝的是滿洲人,現在民國沒有皇帝。滿洲人從前做中國的皇帝,有了二百六十多年,那是中國的什麼時候呢?就是亡國的時候!滿人做了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皇帝,就是中國亡了二百六十多年。在十三年前,才推翻大清帝國,創造中華民國。那次推翻大清帝國,是我們漢人在近來幾百年中的一件大事。我們中國亡過了幾百年,做人的奴隸也有幾百年,在十三年前才推翻帝國,光復漢人的山河,脫離做奴隸的身份,所以那是我們漢人一件很大的事。

  諸君畢業之後,是去教人的,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培養人才,就是學師範者的任務。諸君要能夠達到這種任務,便先要知道自己是生在什麼時候,在這個時候是應該做些什麼事業。諸君都是生在光復以後的時候,不必做外國人的奴隸,大家從此以後都有希望做主人,自己可以管國事。學師範的人,本來是教少年男女的,是教少年男女去做人的。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麼呢?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怎麼樣可以管國事。中國人從前做滿人的奴隸,被滿人壓制,不許問國事;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是滿人的國家,我們沒有份。從今以後,不是滿人的國家,中國便是大家的國家。你們都有一個家,家和國有什麼關係呢?家庭要靠什麼才可以生活呢?各個家庭,都要靠國才可以生活。國是合計幾千萬的家庭而成,就是大眾的一個大家庭。學生受先生的教育,知道對於學校,有尊敬師長、愛護學校的責任;對於家庭,有孝順父母、親愛家庭的責任。對於國家也有一種責任,這種責任是更重大的,是四萬萬人應該有的責任。諸君在學校內求學,便應該學得對於國家的責任。現在我們的國家是什麼景象呢?從光復以後,成立了中華民國,這個民國便是我們的國家。當中的國民有四萬萬,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就是四萬萬人之中有二萬萬是女人。從前滿人做中國皇帝的時候,不但是女子不能問國事,就是男子對於國事也不能過問;經過革命以後,才大家都有份,大家都可以問國事。推究大家可以問國事的來歷,還是由於我們主張三民主義,實行革命的原故。所以大家要問國事,便要明白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明白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便是諸君對於國家應該負的責任。

  什麼是三民主義呢?第一個是民族主義。什麼是民族主義呢?就是要中國和外國平等的主義。要中國和英國、法國、美國那些強盛國家都一律平等的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漢人在三十〔十三〕年前做滿洲人的奴隸,我們當那個時候沒有國家,不能和別人講平等。滿人的國家很弱,不能自立,總是受外國的壓制,被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侵略,失去了疆土,拋棄了主權。滿人總是受各國人的束縛,做英國、法國、美國、俄國和日本那些強國的奴隸,我們漢人又做滿人的奴隸。所以在十三年前,我們是奴隸中的奴隸,叫做「雙重奴隸」。推翻滿清以後,脫離一重奴隸,還要做各國的奴隸。因為滿清借許多外債,和外國立了很多不平等的條約,至今還沒有廢棄,還是受各國條約的束縛。那是些什麼條約呢?就是滿人把我們的主權土地押到外國的條約。那些條約,好比是主人窮,借別人的錢用,把奴隸押到別人,所寫的身契一樣。那個奴隸就是賣了身,便不能自由。所以我們至今受各國條約的束縛,至今還是做各國的奴隸。我們革命黨主張民族主義,本想中國和各國平等;但是中國從前衰弱,不能和各國平等。創造民國,把國家變強盛,國家強盛了,才可以和各國平等。大家讀歷史,都知道在中國附近最著名的是日本。日本在六十年前,和高麗、安南、緬甸是一樣。高麗、安南、緬甸因為不知道革命,所以亡國,做外國的奴隸。日本因為知道革命,革命能夠成功,所以變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各國都不敢輕視。日本在沒有強國之先,和外國也寫過了身契,立過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但是強盛以後,便廢除了那些條約,不受各國的束縛,和外國立於平等地位。日本之所以能夠和外國平等的原故,就是因為日本人知道民族主義,能夠實行民族主義。我們從前提倡革命,主張民族主義,不許外國人侵略中國,不做外國人的奴隸,許多人都不明白,所以總是不能達到目的。到了革命風潮發生以後,才知道做外國人的奴隸是很恥辱,才不肯做滿人的奴隸,故實行革命,趕走自外國來的滿人,推翻清朝的皇帝。至今有了十三年,不能夠馬上強盛,雖然脫離了滿人的束縛,不做滿人的奴隸,還要做各國人的奴隸。我們要以後不做各國人的奴隸,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便更要發奮有為,實行民族主義。這就是做人的、做學生的和做一般國民的,對於民族主義應該有<的>責任。

  第二個是民權主義。在十三年前,國家的大事只有皇帝一個人管,百姓都不能過問。好像一個東家生意,全店事情,這是東家一人管理,別人不能過問,店中夥伴只是聽命做工,不得兼涉店事一樣。滿清皇帝專制的時候,也是這一樣。到了辛亥年推翻清朝皇帝以後,我們才是主人。現在是民國,是以民為主的,國家的大事人人都可以過問。這就是把國家變成大公司,人人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公司內的無論什麼事,大家都有權去管理。這便是民權主義的精義。

  第三個是民生主義。什麼是民生主義呢?諸君讀歷史、地理,都知道中國人民是很多的,疆土是很大的,並且是很肥美的,所出的農產是很多的,所有的礦藏是很豐富的。中外沒有通商以前,洋貨沒有進口,中國是很富的。那個時候,中國人雖然做滿洲人的奴隸,但是全國的工業農業極發達,人民都有衣食,所謂家給人足。現在是什麼景象呢?成了民窮財盡的世界,人民日日有患貧之憂,受貧窮的困苦。推到我們國家的土地有這樣大,礦藏有這樣富,農產有這樣多,為什麼還弄到民窮財盡,人民日日受貧窮的困苦呢?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國經濟壓迫。外國從前用洋槍大炮、海陸軍兵力打開我們中國的門戶,要和我們通商。通商本來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國工業不及外國進步,所以中外通商以後,洋貨進口便日日加多。詳細原因是由於外國洋貨,都是用很大的工廠、極大的規模、很多的機器做出來的,不是用手工做出來的;我們的土貨都是用手工做出來的。用手工做出來的價錢很昂貴,用機器做出來的價錢很便宜。因為人人愛便宜,所以土貨不能和洋貨競爭,所以洋貨的銷行便多過土貨。譬如大家手內用的,身上穿的,家內所需要的,沒有那一件東西不是洋貨。通商的事,是以中國所無的運進,以所有的運出,所謂以有易無。但是中國的交通不好,沿海面的省分還有火船來往,到了內地,不能行船,又沒有鐵路,所出的土產都不能運出。他們外國的交通很便利,在本國有鐵路,在海面有大洋船,他們的洋貨很容易運進。所以,運進來的洋貨便很多,運出去的土貨便很少。洋貨進口換錢出去,土貨出口換錢進來,這兩筆賬比較起來,進口洋貨換的錢,比出口土貨換的錢,每年要多過五萬萬元。這就是我們每年要送五萬萬錢到外國去。用五萬萬錢的數目分配到四萬萬人,就是中國人平均每個人要用一塊多錢的洋貨。用一個學生所用的洋貨計算,不只一塊多錢。譬如一件洋布衣便值幾塊錢,一本洋書也要值幾塊錢,一枝自來水筆也要值幾塊錢。不過,交通不便利的各省分,像甘肅、新疆、四川、貴州那些內地人民,所用的洋貨要少些;交通很便利的省分,像江蘇、廣東的人民,所用的洋貨要多些,每人每年要用一百多元或者幾百元的洋貨。這就是我們的錢,每年都被他們的洋貨交換去了。由於這個道理,所以弄到全國民窮財盡。

  我們革命之後要實行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買很多的機器,去開採各種重要礦產。像煤礦、鐵礦,中國到處皆有,煤礦尤其普遍。譬如廣東的花縣、韶關和北江一帶,便有很豐富的煤礦。廣東人現在每日用煤是很多的,所以市面的煤價很貴。普通的煤,一噸要值二十多元。那些礦內的煤,一開出來了便是錢。另外還有金、銀、銅、鐵、錫的五金礦都是很多,完全開出來了,中國便可以大富。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用機器去製造貨物。日本現在就是這樣,所以日本有很多的貨物輸出,運到中國來的更是很多。日本貨的價錢,比較歐美的還要便宜。中國將來礦產開闢,工業繁盛,把國家變成富庶,比較英國、美國、日本,還要駕乎他們之上。

  到了那個地步,中國要成什麼景象呢?我們預先看不到,可以看英國、美國現在是一個什麼景象。他們國內有許多人是發大財的。他們所發的大財,不只幾百萬、幾千萬,有幾萬萬、幾百萬萬。普通發幾千萬的財,不算是發大財。推究他們發大財的原因,是由於機器多,製造的貨物多,賺的錢也很多。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沒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窮。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所以他們的社會,小康之家是很少的。沒有中產階級,只有兩種絕相懸殊的階級,一種是資本家,一種是工人。在這兩種階級的中間,不窮不富的人很少。這種現象,不是好現象,這就是社會上的毛病。我們革命成功,民國統一之後,要建設成一個新國家,一定是要開礦,設工廠,謀國家富足。現在是民國十三年,再過十三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中國或者不窮,也是象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社會上也是象英國、美國一樣,生出兩種階級的人,一級是大富人,一級是大窮人,中間沒有第三級的人民,那便是不均。我們現在是患貧,貧窮就是我們的痛苦。英國、美國的毛病,不是患貧,是患不均。全國的財富,人民沒有分均勻,所以富人的財產常常到幾萬萬,窮人連麵包都難得找到手。富人因為有了那樣多財產,便壟斷國家的大事,無惡不作。窮人因為沒有生活,便不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那種發大財的富人是少數,做奴隸的窮人是多數。在一個國家之內,只少數人有錢是假富,要多數人有錢才是真富。我們現在沒有大富人,多數都是窮。要革命成功以後,不受英國、美國現在的毛病,多數人都有錢,把全國的財富分得很均勻,便要實行民生主義,把全國大礦業、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都由國家經營。國家辦理那些大實業,發了財之後,所得的利益讓全國人民都可以均分。好像中國的宗族主義,用祖宗的公產,舉可靠的家長去經營實業,發了大財之後,子孫可以同分其利;有貧窮無告的,都可以利益均沾。總而言之,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要中國象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歸少數人,有窮人、富人的大分別,要歸多數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

  到了那個時候,國家究竟是做一些什麼事呢?就是要辦教育。國家有了多錢,便移作教育經費。中國現在的歲入,約計自二萬萬到三萬萬。日本有十幾萬萬,美國有幾十萬萬。這些經費,都是歸國家用去辦理教育、海陸軍和一切行政的。國家的歲入,在日本有十幾萬萬,中國土地要大過日本十幾倍,國家建設好了,至少可以收一百多萬萬。那樣多的歲入,應該定作什麼用途呢?要由國家撥十幾萬萬,專作教育經費。有了這樣多的教育經費,中國人便不怕沒有書讀,做小孩子的都可以讀書。現在廣東辦了不少的平民學校,窮家的小孩子,像水上的兒童和鄉村的兒童能不能夠都到平民學校內去讀書呢?平民學校不收學費,並且發給書籍,窮家小孩子本可以去讀書。但是鄉下的小孩子要去放牛,每天要賺幾毫錢。水上的小孩子要去划船,每日要賺兩毫錢。他們不賺錢,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到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就令有平民學校,不收學費,他們怎麼能夠去讀書呢?要那些窮家小孩子都能夠讀書,不但是學校內不收學費,有書籍給他們讀,還要那些讀書的小孩子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要那些小孩子自出世以後,自小長成人,國家都有教有養,不要小孩子的父母擔憂,那些窮家父母才能安心送去讀書。現在窮家的父母,總是日日為小孩子的衣食住擔憂,所以雖然辦了許多平民學校,鄉下的小孩子還是要放牛,城市的小孩子還是要做工。現在廣州市的小孩子自八歲到十歲都要做工,那些做工的小孩子該有多少呢!那些窮小孩子未必沒有很聰明的嗎,也是有極大聰明的,如果能夠讀書,或者可以成聖賢,也可以造就成很好的人才。但是現在無力去讀書,不能上進,國家便減少了很多的人才。我們實行民生主義,國家發了大財,將來不但是要那一般平民能夠讀書,並且要那一般平民有養活。壯年沒有工做的,國家便多辦工廠,要人人都有事業。老年不能做工的,又沒有子女親戚養活的,所謂鰥、寡、孤、獨四種無告的人民,國家便有養老費。國家的大作用,就是設官分治,替人民謀幸福的。

  像我們革命黨主張民生主義,造成這樣的國家,才真是替人民謀幸福,才真是為人民的幸福來打算。人民有了這樣的好國家,一生自幼到老,才可以無憂無慮,才可以得安樂。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沒有那一個是長年可以得安樂的,沒有那一個不是憂愁的。如果不憂愁,能夠過安樂的日子,便是沒有長成人,不知道有世界上艱難辛苦的事。若是成人之後,年紀大了,便有憂愁。諸君不信,可以回家去問問老父老母和兄長姑嫂,一年到頭,處心積慮,是一個什麼樣子。我想他們的長年思慮,若是家窮的,不是愁每月的油鹽柴米和房租家用沒有著落,就是愁兒女的衣食學費沒有辦法。就是家內富的,不是憂子孫的書讀不好,就是憂子孫沒有事做,沒有職業;並且憂自己老了之後,家當靠不住,子子孫孫不能長享幸福。無論富人窮人,只要是稍為有閱歷的人,便一年到頭總是有憂愁,總是不得安樂。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憂愁呢?有憂愁就是受痛苦。因為以前的國家不好,人民真是受痛苦,所以才這樣憂愁。我們革命黨在十三年前革命,推翻滿清,創造民國;現在革命,建設民國,是為什麼呢?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憂愁,替人民謀幸福,要四萬萬人都可以享福,把中國變成一個安樂國家和一個快活世界。在這個國家之內,我們四萬萬人不是一代可以享幸福的,是代代可以享幸福的。這是什麼國家呢?這就是將來的中華民國。

  現在的中華民國有了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之中,人民享了多少幸福呢?諸君回到家內去問父母,到底在這十三年中,是享了多少福。我想諸君的父母一定答應說,在這十三年以來沒有享過一點福。在十三年以前,只是怕窮,但是沒有兵災,可以享太平福。民國十三年以來,沒有一年沒有兵災。像廣東在這幾年之中,無日不是戰爭;各省都是一樣。最近又要發生南北戰爭。為什麼到了民國以來,人民反要加一種痛苦呢?大家做學生的,是有知識階級,要明白當中的道理。本來在沒有革命以前,人民雖然是窮,但是還有清菜淡飯,可以過安樂日子;現在受兵災,連清菜淡飯都沒有吃的。這是什麼原故呢?不明白道理的人,都是說革命不好,從前有皇帝,所以有太平日子過;現在把皇帝推翻了,沒有真命之主,所以天下不太平。因為這個原故,許多人還是想復辟,希望真命天子出世。諸位學生聽到他們說這些話,到底是有沒有道理呢?就他們這些話去推測,豈不是民國反不如從前的舊國家嗎?民國既是不如從前的舊國家,我們為什麼要成立民國呢?為什麼要大家贊成民國呢?為什麼要大家對於民國來盡心職務,建設這個新國家呢?大家又為什麼承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承認是大清帝國的遺民呢?諸君是女子師範學生,畢了業之後,是要去教人的。要教別人怎麼樣可以明白這些道理,便要自己先明白這些道理。諸君現在學校內求學,到底明白不明白這些道理呢?要明白這些道理,先從什麼地方研究起呢?要研究這些道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要把民國和帝國的兩件事,研究清楚。把民國和帝國兩件事的好歹,研究清楚了,自然可以明白這些道理,自然容易教別人也明白這些道理。

  我們從前推翻專制帝國,造成平等自由的民國,本意是打破不好的舊世界,改造成一個很好的新世界,要人人在這個新世界中,都可以安樂,都可以快活。現在不但是不快活,不安樂,並且反加憂愁,反加痛苦。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要怎麼樣才可以明白這個道理,可以用我們講話的這間房屋來做比喻:從前沒有見過外國洋樓的人,不知道新式洋樓是怎樣好,一見這間大房屋,一定是很心滿意足的。但是見過洋樓以後,知道新式房屋有許多層,上下各有升降機,不必用氣力走上走下,一進機內,只要司機人的手一動,要到那一層便是那一層。用水不要人挑,全屋都裝得有自來水,一轉啟閉塞,要用熱水便是熱水,要用冷水便是冷水。用燈不要點火,滿屋都有電燈,一轉接電鈕,便滿屋輝煌,光輝奪目。再回想到這間屋,一定是很不滿意的。我們中國人沒有到過外國,沒有住慣過文明屋,現在住到這間屋內,一定覺得是很好。若是住慣了文明屋的人,再來住這間屋,便覺得很不衛生。譬如今天這樣冷的天氣,便沒有方法御寒;到夏天炎熱的時候,又沒有方法解熱,知道這間屋是很不適用的。文明屋的每間房子之內,都掛得有寒暑表,房內的冷熱隨時可以知道。如果房內太冷了,像今天的天氣一樣,便開熱水管或者電爐,馬上就可以把房內的溫度變熱;如果房內太熱了,像廣東的夏天,便開電氣風扇。最新的住屋,在夏天是用冷空氣,馬上就可以把房內的溫度變冷。那種文明屋內的溫度,可以任意變更,我們要他是多少度,便可以變成多少度。大概在夏天總是不得高過華氏八十度,冬天總是不要低過華氏七十度,一年四季的房內溫度都是很平均的,都是很衛生的。所以外國人在冬天出街才穿大外套,在家內都是穿單衣,女子們更是穿很薄的亮紗。我們中國人在冬天要吃火鍋,他們外國人在冬天要吃雪糕。我們要象外國人那一樣的衛生,必要有那種文明屋的設備,方可以成功。像這間舊式的房屋,我們要怎樣變熱,怎樣變冷,可不可以做得到呢?大家沒有住慣外國文明屋的人,中國的這種舊屋是怎樣不衛生,外國的那種新屋是怎樣很衛生,或者還不甚知道;但是住慣了外國文明屋的人,一定很感覺這種舊屋不衛生的不方便。我們在中國要想所住的房屋,都是象外國房屋一樣的衛生,便要拆去這種不文明的舊房屋,在這一塊地基,另外造一所很文明的新洋樓。我們對於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先知先覺的人,知道中國從前不文明的舊國家專制太過,人民過於痛苦,所以發起革命,想建設一個象英國、美國很文明的新國家,讓人民得安居樂業,過很快樂的日子。從前推倒大清帝國,改造中華民國,就是打破不文明的舊國家,改造成文明的新國家,好比拆去不文明的舊屋,另造很文明的新屋一樣。現在滿清的專制舊政府已經推倒了,民國的共和新政府建設成功沒有呢?毫沒有建設成功。中國現在的時勢,正是青黃不接,好比舊屋已經拆去了,新洋樓還沒有做好一樣。因為新洋樓還沒有做好,所以住在這間舊屋內的人,忽然遇到風雨的災害,便無地藏身,便要受痛苦。現在民國十三年,全國人民不能安居,還要受各種災害的痛苦,就是這個道理。我們要免去這種痛苦,所以還要做一番建國的工夫。在這種工夫沒做完之先,國家當然還是很淒慘,人民當然還是很痛苦。我們要想住將來很文明的洋樓,過很衛生的日子,此時所受的痛苦,便不能不忍耐。

  以上所講的道理,如果諸君還不甚明白,諸君可以再看看貴校背後的觀音山,是一個什麼景象。從前的觀音山,有很多樓台亭閣,樹木花草,站在廣州市的北邊很高,風景是很好的。此刻市政廳要把他闢作公園,所以把那些舊房屋都拆去了。我有一個朋友,從前也游過了觀音山的,也見過了那些樓台亭閣的,近來他又去遊玩過一次,回來對我說:「為什麼把觀音山的那些舊房屋都拆去了呢?為什麼要弄到這樣荒涼淒慘呢?這真是可惜得很呵!」我回答說:「這是市政廳的新計劃,要把那個全山闢作很好的新公園,所以把他暫時變成荒涼的景象,這沒有什麼可惜。請你明年再去遊觀音山罷,便可以知道將來是一番什麼新景象。」改造國家的情形,也是和這一樣。不過改造國家不是象改造公園,在一二年之內便可以做成功的。好像今天是貴校第十七週年的紀念日,貴校的學生畢業過了許多次數,貴校的陳設和一切功課是經過了十七年的預備、十七年的改良和十七年的擴充,才有今日這樣大的規模。

  我們要創造一個新國家,不是象做一間普通的新屋,只要開闢地基;要象做很高大的洋樓,要把地基挖得深,屋基築得很堅固,然後在這個屋基之上,做成洋樓,才是很堅固,才不致倒坍。民國至今有了十三年,當中倒了幾次呢?諸君知不知道呢?民國四年,袁世凱自己做皇帝,把中華民國改成洪憲帝國,這是民國倒過了第一次。民國六年,張勳復辟,請宣統再出來做皇帝,又把中華民國改成大清帝國,這是民國倒過了的第二次。現在曹錕拿錢買總統做,利用吳佩孚的武力統一中國,事事要服從專制,這又是在拆民國的台,民國又要再倒。民國成立以來不過十三年,為什麼被人拆台,就倒過了兩三次呢?就是由於國基不穩固。從前的國基,挖得不深,做得不堅固,便要在那個基礎上建民國,好像屋基挖得不深,沒有做堅固,便要在那個基礎上建築高大洋樓,那裡有長久不倒的道理呢?我們要國家鞏固,永遠不倒,是用什麼做基礎呢?要用人心做基礎,要用人人的方寸之地做基礎。人人的心內都贊成民國,傾向民國,然後民國才不致倒,才可以鞏固。在十三年前推倒滿清、成立民國,一般武人官僚表面贊成民國,心內何嘗有民國呢?因為他們的心內都不贊成民國,所以不但是袁世凱在北京做皇帝,就是龍濟光在廣東也稱龍王。如果此後再沒有國基,將來一定又有人做皇帝,諸君便要做奴隸。中國不但是不能強盛,和外國並駕齊驅,外國一定要來亡中國。現在列強對於中國,主張共管,說中國人沒有自治能力。從前很野蠻的滿洲人都可以治中國,都把中國治得很久;此後還不太平,還不能想法則去自治,他們那些文明國家便要來代我們治中國,便要來共管。共管就是和從前瓜分一樣的口調。中國到了被列強共管,就是亡國,中國人不久便要滅種。

  諸君回到家內,遇著家人反對民國,便要把所講的道理對他們詳細解釋,說民國還沒有造好,我們人民眼前不能不犧牲,不能不忍耐。等到國家徹底改造好了,我們便永遠的得安樂。國家要怎麼樣才可以改造好呢?要有立國基礎,才可以造好。立國基礎,就是萬眾一心,歡迎民國。到了人人都歡迎民國,不反對民國,民國便可以永遠不搖動。諸君畢業之後,便要去教人。中國有二萬萬女人,是不是歡迎民國,都要靠你們去宣傳。貴校辦了十七年,在十三年前的帝國時代,是別人辦理;到了民國時代,廖校長才來接辦。廖校長是民國的新教育家,是宣傳民國新福音的人,我想他平日把這些道理一定對你們是講得很多的,你們對於這些道理或者是已經懂得很明白的。你們都是師範學生,畢業之後就要做人師長,如果做師長的人都不明白民國的道理,我們便永遠沒有希望造成民國的國基。

  今天廖校長請我來講演,是有什麼希望呢?我是一個革命黨,是愛提倡革命的道理的。今日到貴校來講話,希望大家聽了我的話之後都變成革命黨,宣傳三民主義,要中國富強,和英國、美國並駕齊驅。

  諸君所用的宣傳方法,就對人而論,應該由近及遠,先對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說明,再對親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說明。就措詞而論,所說的話應該親切有味,要選擇人人所知道的材料。譬如宣傳民族主義,就要說這種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等的。像從前滿人做中國的皇帝,到處都是滿洲人做官,管我們的事情,我們總是做他們的奴隸,漢人和滿人是很不平等的。我們要民族平等,所以便要排滿。現在雖然是脫離了做滿人的奴隸,還要做外國人的奴隸。中國事事都是受外國人干涉,受外國人管理。譬如廣東的郵政局和海關,就是由外國人管理,這也是很不平等的。我們要除去這種不平等,便要提倡民族主義,贊成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是用來對國內打不平等的。中國在十三年前有皇帝,皇帝之下還有公、侯、伯、子、男許多階級,他們都是高高在上,人民總是處在很低下的地位,那是很不平等的事情。我們主張民權革命,便剷平那些階級,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是平等。所以我們革命之後,便實行男女平權。廣東的省議會便有女議員。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的做議員,與聞國家大事,地位該是何等高尚呢,該是何等榮耀呢!諸君知道近來外國女子爭參政權,不知道費了多少能力,犧牲了多少心血,還有許多國家爭不到手。中國革命之後,不要女子來爭,便給予參政權,議會之中設立女議員。但是一般女子都不熱心這參政權;就是做議員的女子,沒有做很久,便心灰意懶,不繼續去奮鬥。廣東都是這樣,別省更可想而知。所以二萬萬女子,至今很不明白民國,還不能理國事。大家從此以後,要把我們民權主義中所包括男女平等的道理,對二萬萬女子去宣傳,在女子一方面建設民國的國基。要他們都知從前的地位是很低,現在的地位是很高,這個女子地位抬高的原因,就是由於我們主張了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是什麼用法呢?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國家太平了,開闢財源,所得的利益不許少數人獨享,要歸多數的人共享,國家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少年的人有教育,壯年的人有職業,老年的人有養活,全國男女,無論老少,都可以享樂。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用法。更行簡單言之:民族主義是對外人爭平等的,不許外國人欺負中國人;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一津的平等;民生主義是對於貧富爭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要人人都能夠做事,人人都有飯吃。這就是三民主義的大意,諸君要詳細研究。現在對於這三民主義,還要印成專書,以後可以隨時取閱。

  大家明白了這三民主義,才知道中國是一個什麼民國。現在的中華民國,就是大家的家產,大家都是這個家產的主人。如果做師長的女子都不明白理家事,這個家產的前途便沒有希望,所以你們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大家除了明白三民主義之外,根本上還要明白我們始終革命,是什麼用意。我們的革命黨的目標,始終都是要國家富強的。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大家來贊成。贊成的方法,是在明白三民主義,鞏固民國的基礎。要民國的基礎怎麼鞏固,就是在把三民主義的道理注射到人民心內,要人人的心理上都傾向共和。人人的心理上都傾向共和,中國才再不發生皇帝,中國才可以富強。法國、美國之所以永遠富強,就是由於沒有皇帝。俄國在六年之前椎倒了皇帝,成立共和,六年以來,一般人民很明白共和的道理,俄國以後當然沒有人做皇帝,俄國便可以望富強。中國成立共和至今不過十三年,當中倒過了兩三次,總是有人做皇帝,就是因為國基不鞏固,人人的心理還不歡迎共和。今天我到貴校來講話,就是希望大家先明白共和,自己明白了之後還要去宣傳,要諸君的父兄家人和一切親戚朋友都明自,都來贊成共和,都來歡迎共和。

  注釋:

  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孫中山先生最近講演集》(廣州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中的《三民主義與男女平權》

  《孫中山選集》

  告誡同志*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現在我還要同革命黨來講幾句話。大家知道,中華民國是革命黨犧牲流血,推翻滿洲,才來造成的。現在這個革命事業,都把〔被〕官僚、武人破壞了,所以革命建設不能徹底成功,所以我們革命黨在中國還要擔負很重的責任。現在頭一個義務,就是要把革命黨的三民主義,來宣傳到一般的國民能知道。第二個責任,我們革命黨還要學從前革命先烈這個樣,要犧牲性命,要捨身來救國,要為中國前途來奮鬥,要把自己的力量,要來努力進行,學從前先烈這個樣。不好學革命成功後這種假革命黨,借革命來圖一個人的私利,借革命這條路來做終南捷徑,來陞官發財。這總是革命成功後,這個假革命黨佈滿全國,冒革命之名,所以把革命成績都破壞了,令國民惶惑,令國民不知道革命黨是做一種什麼事。所以國民看到現在這種假革命黨,以為這種就是革命的人才。我們真革命黨,現在要擔一種很大的責任,就是要徹底,要把這種假革命黨來排除。我們對於國民,我們要表示我們的一種道德,一種革命的精神,使國民大家知道真革命黨是為國犧牲的,是來成仁取義的,是捨性命來救國的。只要把奮鬥精神來感動國民,令國民知道是非,知道真假,知道這個真革命黨是真心為國家,令一般國民跟我們來革命,中國才有救咯!

  注釋:

  據上海中國晚報館留聲部制售《總理留聲盤國語演說詞》(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受音廣州)的《告誡同志第四》附頁

  *這是孫中山應上海中國晚報館之清,在廣州所作的留聲演說第四片全文。

  《孫中山選集》

  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

  來賓、教員、學生諸君:

  今天是本學校開學的日期。我們為什麼有了這個學校呢?為什麼一定要開這個學校呢?諸君要知道,中國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現在得到的結果,只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之事實。像這樣看來,中國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至於世界上的革命,在我們以後發生的情形是怎麼樣呢?六年之前,有一個鄰國,和中國毗連有一萬多里,跨歐亞兩洲來立國,比中國還要大,在歐戰之前是世界上頭一個強國,當歐戰期內便發生革命,他們的革命後過我們六年。這個鄰國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革命雖然是在中國革命的六年之後,但是說到結果,他們的是徹底成功。我們拿兩國的歷史來比較:就對內一方面說,中國從前革命,是對外來的滿洲人。滿清皇帝的威權,到我們革命的時候已經是很薄弱,政治也是很腐敗,當那個時候,滿清的國勢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國家。比較俄國對他們皇帝革命時候的情形是怎麼樣呢?俄皇是本國人,又是俄國的教主,在國內的威權是第一,當沒有革命的時候,俄羅斯的國勢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像這樣比較,可以說,中國是對權勢很薄弱的皇帝來革命,俄國是對權勢很強盛的皇帝來革命。所以就對內這一方面講,中國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國革命是很艱難的。就對外一方面說,俄國革命之後,所遇到的障礙是很大的;中國革命之後,毫沒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國人雖然有瓜分中國的言論,我們也怕到革命的時候受列強的干涉;但是發生了革命之後,列強毫沒有理會。俄國發生了革命之後,遇到外國人的障礙,不只是言論,並且實受兵力的千涉。各國軍隊侵進俄國境內的,有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小國的軍隊,外國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來干涉俄國。像這樣看來,我們革命,只在內對付一個很衰弱的政府;俄國革命,在內要對付一個威權很大的政府,在外還要對付全世界的列強。所以更就對外那一方面講,中國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國革命也是很艱難的。為什麼俄國遭了那樣大的艱難,遇了那樣多的敵人,還能夠在六年之內,把所有的障礙都一概打消,革命是徹底的成功;我們革命的時期比較俄國要長一半,所遇的障礙又不及俄國的大,弄到至今革命還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國和俄國革命的結果不同,推求當中原因,便是我們的一個大教訓。因為知道了這個教訓,所以有今天這個開學的日期。這個教訓是什麼呢?就是俄國發生革命的時候,雖然是一般革命黨員做先鋒,去同俄皇奮鬥,但是革命一經成功,便馬上組織革命軍;後來因為有了革命軍做革命黨的後援,繼續去奮鬥,所以就是遇到了許多大障礙,還是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大告成功。中國當革命之時,在廣東奮鬥的黨員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捨身奮鬥的黨員也是不少。因為有了那些先烈的奮鬥,所以武昌一經起義,便有各省響應,推倒滿清,成立民國,我們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後來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所以雖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軍閥不敢明目張膽更改中華民國的正朔;至於說到民國的基礎,一點都沒有。這個原因,簡單的說,就是由於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什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種好骨幹,成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如果沒有好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要失敗。所以,今天在這地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什麼東西叫做革命軍呢?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要怎麼樣立志才可以做革命軍呢?要有什麼資格才叫做革命軍呢?我們要知道怎麼樣可以做革命軍,便要拿先烈做模範;要拿先烈做模範,就是要學革命黨,要學革命黨的奮鬥。有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中國革命雖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軍隊,沒有一種是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我敢講一句話,中國在這十三年之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現在在廣東同我們革命黨奮鬥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他們這些軍隊,既是來同我們革命黨共事,為什麼我還不叫他做革命軍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軍的名號加之於這些軍隊之上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們內部的分子過於複雜,沒有經過革命的訓練,沒有革命的基礎。什麼是叫做革命的基礎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樣的行為,有了那一樣的行為,才叫做革命的基礎。至於現在廣東的這些兵士,對先烈的那些行為,還是莫名其妙。而且中國此刻是民窮財盡,一般都是謀生無路,那些人在沒有得志之先,因為生計困難,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說要來革命;到了後來稍為得志,便將所服從的什麼革命主義都置之九霄雲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號稱「革命同志」的陳炯明軍,炮攻觀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從前叫做革命軍,同在一個革命政府之下的軍隊,因為利害不同,竟會倒戈相向,做敵人所做不到的行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義的軍隊,究竟不能除卻自私自利的觀念,如果和他們本身的利害相反,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們的革命,總是失敗。我今天到此地來和諸君講話,是要把以往的成敗當作一場大夢,一概不要回顧他;要從今天起,重新來創造革命的基礎,另外成立一種理想上的革命軍。諸君不遠千里或者數千里的道路來此校求學,既是已經明白了我們的宗旨要造成一種革命軍,一定是富有這種志願,來做革命的事業。要做革命事業,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所以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從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夠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這樣設備完全的軍官學校之內研究軍事學,將來還是不能成革命軍,做革命軍的事業。所以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氣。此時有了革命的志氣,將來便可以當革命軍的將領。我們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陞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的來革命,才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諸君將來成立軍隊,打許多勝仗,得許多土地,各人都能夠擴充到幾萬人,還是不能夠叫做革命軍的。

  中國現在不好的軍人,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在革命黨內的軍人,這派軍人口頭贊成革命,行動都是反對革命,所謂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黨外的軍人,這派軍人完全反對革命,只知道陞官發財,時時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復專制。諸君要將來維持共和,消滅這種軍人,現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將來成功之後,不做自私自利的師長旅長和一般橫暴無道的軍閥。諸君有了這種志氣,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層門徑。什麼是革命的第二層門徑呢?就是要學革命先烈的行為。革命先烈的行為沒有別的長處,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為國來奮鬥。

  從前的奮鬥是什麼情形呢?大多數都是憑著赤手空拳,有了手槍炸彈的,便以為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義,總用很少的這種武器去和清兵奮鬥。當時全國清兵有多少呢?從前有旗下綠營、水師和巡防營,後來又有新兵,總共不下一百多萬。譬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城的,便有李准所帶的水師,張鳴岐所帶的陸師,和燕塘的許多新兵,及滿洲的駐防軍,總計不下五六萬人。當時革命黨的人數不過是幾百人。經過那次革命之後,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沒有死的當然是很多。當時做衝鋒隊的人才有武器,有武器的不過三百人,所打的敵人,不止三萬人。革命黨只用三百人便敢打三萬多敵人,這就是革命黨的見識。革命黨的見識,都是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此刻在這地聽話的,多是軍事教員同軍官學生,試問諸位教員,研究軍事學,在戰術中有沒有這個道理呢?有沒有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來,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這種戰術。普通的戰術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便以為了不得。古時的兵法都說是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近時的兵法用一個人打一個人,非守即退。像這樣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當的戰術。至於廣州十三年前的革命,不但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並且坐守廣州的敵人都有長槍大炮,進攻廣州的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戰到結果,革命黨死了七十二人,後人以為是失敗。但是革命黨攻進制台衙門,趕走兩廣總督,我們以戰論戰,當日廣州城內之戰可以說是成功。至於後來失敗的原因,完全是由於預約的援軍不至。就是推到那次衝鋒隊的三百人,武器還是不精良。如果人人都有精良的武器,那次革命或者可以成功,並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事後將敵我的情形過細比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並不是三萬敵人能夠打敗三百個革命黨,實在是由於革命黨內部的計劃不周全;如果在起義之先,計劃很周全,那次革命也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廣州起義之後,又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椎到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呢?當<時>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到兩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革命黨分到了五十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中發難。城外的炮兵營立時響應,便拉兩門炮進城,遙攻總督衙門,趕走瑞#,佔領武昌。至於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鎮的新兵,有長江的海軍,又有巡防營的舊陸師,總共不下兩萬多人。革命黨只用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廣州起義,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結果是失敗;武昌起義,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結果是成功。都是以極少數的人打極多數的人,在廣州是失敗,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奮鬥不能一概而論。這種奮鬥,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歷史中才有這種創例。我們繼續來革命,按步就班,便不能說用少數不能勝多數。

  諸位教員有從外國學來的,有從保定學來的。從前各國在陸軍學校所教授的學問,都是尋常的軍事學。此刻學成的先生,再教授學生,一定也是從前所學的普通軍事學。所以諸位學生在這個學校內所學的學問,大概都是極尋常和極有規矩的普通軍事學。諸君專拿這種學問,可不可做革命軍人呢?做革命軍的學問,不是專從學問中求出來的,是從立志中發揚出來的。諸君在求學的時代,當然要聽先生的指教,服從長官的命令,先生教了多少,便要明白多少。如果有絕頂聰明的人,或者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就是沒有絕頂聰明,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學問徹底瞭解,將來也有大用處。用諸君現在的情形和從前的革命黨比較:從前的革命黨都沒有受過很多的軍事教育,諸君現在這個學校之內,至少還有六個月的訓練;從前的革命黨只有手槍,諸君現在都有狠好的長槍;從前革命黨發難,集合在一處地方的最多不過是兩三百人,現在這個學校已經有了五百人。以諸君這樣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氣,只用這五百人和五百枝槍,便可以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業。

  軍隊之能不能夠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炮,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到了武昌起義之後,便都歸革命黨所用。總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業,非常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從前留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陸海軍學生,我們總是設法運動,要他們加入革命黨,但是有許多學生總是不肯加入,始終反對革命。他們那些反對革命的有知識軍人,是什麼心理呢?過細考查,就是他們都有一種成見,自以為是軍事專家。在我們革命黨,主張用一個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萬人;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為這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這個道理,我們不必深辯,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是誰造成呢?成功的時候,固然是有許多軍事家的贊助,但是窮脈溯源,說起原動力,還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推到當時一般有知識的軍人,以為用極少數打敗極多數是戰術中決不能成功的定案,因為不贊成這個道理,便不贊成革命。因為那些軍人都不贊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黨,真有軍事知識的人還是很少。辛亥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是由於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聯名通電,贊成共和,才能夠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為降格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羅這一般軍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所以辛亥年革命之成功,實在沒有真正軍事學識的軍人。大家總要記得:革命是非常事業,不是尋常事業,非常事業決不可以尋常的道理一概而論。現在求學的時代,能夠學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沒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學到老,死記得滿腹的學問,總是沒有用處。

  我們現在才到這地開辦這個軍官學校,北方的官僚軍閥老早便辦得有保定軍官學校和北京陸軍大學。用我們這個學校和他們的學校比較,他們學校之成立的時間很久,人數很多,器械又完全;我們這個學校所處的種種地位,都是比他們的差得遠。如果專就物質一方面來比較,又照常理論,我們怎麼能夠改造中國呢?不過,北方的將領和兵士集合在一處,成立軍隊,不是為陞官發財,就是為吃飯穿衣,毫沒有救國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氣。在從前滿清的時候,是這一種將士;現在遺留到曹錕、吳佩孚的,也是這一種將士。我們沒有軍事學識的革命黨,從前既是能夠消滅滿清,將來富有軍事學識的革命軍,更是能夠消滅曹錕、吳佩孚。不過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要能夠消滅曹錕、吳佩孚,根本上還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沒有革命的精神,他們的人多械足,我們不但是不能夠消滅他們,恐怕反要被他們消滅。俄國在六年之前,一經發動革命,便同時組織革命軍,以後著著進行,所以能夠消滅舊黨和外來的敵人,大告成功。我們現在開辦這個學校,就是倣傚俄國。中國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還要辦這種學校,組織革命軍,可見大凡建設一個新國家,革命軍是萬不可少的。

  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又聽過了我今天這一番的講話,自然立志要做革命軍。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什麼根本呢?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所以做革命軍的根本,還是在高深學問。要造就高深學問,是用什麼方法呢?造就高深學問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講堂之內,要學先生所教的學問,還要舉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廣。在講堂之外,更須注重自修的工夫,把關於軍事學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都要參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後,一旦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的精神,繼續先烈的志願,捨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國一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永遠的生存於人類。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國便要亡,四萬萬人便要滅種。國亡種滅,都是諸君自身的利害,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這種危亡,只有革命軍。所以我們一定要開這個學校,要造成革命軍。

  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人,諸君都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都擔負得救國救民的責任。既是有了救國救民的責任,便要從今天起,先在學問上加倍去奮鬥。將來畢業之後,組織革命軍,對於共和的障礙,更是要同他們拚命,要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這種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本領,是靠什麼為主呢?當革命軍的資格,是要用什麼人做標準呢?簡單的說,就是要用先烈做標準,要學先烈的行為,像他們一樣捨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像這個樣子,才能夠變成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軍人。革命黨的資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這個方法,說來說去,還是要學先烈。我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便是一個後死的革命黨。從前每次革命的時候,我常常參加,總沒有一次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沒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還能夠同諸君講話,把不怕死的道理口傳到諸君。我敢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秘訣就在不怕死。要能夠有這種大勇氣,在心理中就是視死如歸,以人生隨時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後便能夠成仁取義。明白了這種道理,便能夠說死是我們所歡迎的;遇到了敵人的槍炮子彈,能夠速死更是我們所歡迎的。有了這種大勇氣和大決心,我們便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因為敵人的觀念,要生才以為是享幸福;我們的觀念,要死才以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觀念,在敵我兩方面的精神過於懸殊,自然不能對敵,自然是我們有勝無敗。

  這樣以死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並不是憑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實。像從前日本有一位中國留學生,叫做陳天華,他發揚了革命的精神,還沒有到革命的時機,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英國又有一位留學生,叫做楊篤生,也是因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沒有革命的時機,不能做革命的事業,看到中國太腐敗,要以速死為享幸福,便在英國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像陳天華、楊篤生,他們是什麼人呢?他們就是革命黨,就是熱心血性的真革命黨。他們都是由於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實在是可惜。但是由陳天華、楊篤生兩個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證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視死如歸,以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難得和很快樂的事;如果在戰場上,遇到了自己主義上的敵人,受敵人槍炮的子彈而死,當然更以為是死得其所了。

  從前的真革命黨,因為都有這種樂死的性質,所以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所以敢於屢次發難來革命,所以革命能夠成功。這種先例,是古今中外兵書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這種成例。這種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們要學這種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氣,有了非常的志氣,便能夠看破生死關頭,以死為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夠以死為幸福,便能夠一百人打一萬人,用一萬人打一百萬人。假若我們現在有一萬人的革命軍,馬上便可以定中國,因為此刻反對革命的全國軍隊,總共不過一百萬人。因為此刻我們沒有一萬人的革命軍,所以那般貪暴無道的軍閥,便敢於橫行全國,無惡不作,事事要害國,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為要維持共和,消滅這般貪暴無道的軍閥,所以要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後塵,更要用這五百人做基礎,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軍。有了這種理想上的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國便可以挽救,四萬萬人便不至滅亡。所以革命事業,就是救國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擔負這種責任。諸君都到這個學校內來求學,我要求諸君,便從今天起,共同擔負這種責任。

  注釋:

  據黃昌谷編《孫中山先生演說集》(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六年二月出版)中的《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

  *陸軍軍官學校為孫中山所創辦,設址於廣州南面的黃埔島,俗稱黃埔軍校。

  《孫中山選集》

  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學生諸君:

  你們這次畢業,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這是我們國民黨做農民運動所辦的第一件事。我們從前做革命事業,農民參加進來的很少,就是因為他們的知識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國家大事,所以對於國家很冷淡,不來管國事。你們畢業之後,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首先便要一般農民知道對於國家有什麼責任,農民仰望於國家的有什麼利益。這個革命政府,是想要造成一個人民為主體的國家。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就是大家的責任。大家能夠擔負這個責任,聯絡一般農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動,不顧成敗利鈍來做國家的大事業,這便是我們的基礎可以鞏固,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

  諸君在這地學了幾個月,知道我們革命是要根據三民主義,大家到各鄉村去宣傳,便要把三民主義傳到一般農民,要一般農民都覺悟。農民在中國是佔人民的最大多數,所以農民就是中國的一個極大階級。要這個極大階級都能夠覺悟,都能明白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才是徹底。如果這個極大階級不能覺悟來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我們的革命在一時成了功,還不能說是徹底。

  大家到鄉村去宣傳,有什麼方法可以講明白三民主義,令一般農民都覺悟呢?要一般農民都容易覺悟,便先要使〔講〕農民本體的利益。講農民本體的利益,農民才注意。如果開口就講國家大事,無知識的農民怎麼能夠起感覺呢?先要講農民本體有什麼利益,國家有什麼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於農民又有什麼利益,然後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

  大家都知道,中國向來把社會上的人分成為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比較起來,最辛苦的是農民,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擔負國家義務最重的也是農民。在農民自己想起來,以為受這種辛苦、盡這種義務,這是份內應該有的事;這種應該有的事,是天經地義、子子孫孫不能改變的;祖宗業農受了這種辛苦,子孫也應該承繼來受這種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樣。這種思想,是從前的舊思想。我們現在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就是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打破這種思想,就是要一般農民不要有從前的舊思想,要有國家的新思想;有了國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脫離舊痛苦。要一般農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夠自己來救自己的痛苦,還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

  現在許多人都說:中國的農業社會和俄國不同,從前俄國有大地主和農奴,地主和農奴的財產過於不平均;現在中國沒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和一般農民,這般小地主和農民的財產同俄國地主和農奴的情形比較起來,還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講,這是講得過去的。但是切實調查起來,用中國現在的情形和俄國從前的情形比較來說,是中國的農民享幸福些呀,還是俄國的農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國的小地主專制些呀,還是俄國的大地主專制些呢?依我看起來,從前俄國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幾百方里甚至於幾千方里,那些大地主對於許多農奴自然不能精神貫注,因為精神貫注不到,待遇農奴自然是很寬大。我們這些小地主,總是孳孳為利,收起租來,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計算,隨時隨地都是要刻薄農民。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確,還要等你們再去調查。就我個人理想〔心理〕上的比較,從前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要少,現在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要厲害得多。

  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土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對於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我們現在革命,要倣傚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中國的人民本來是分作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中,除農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倣傚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我們此時實行民生主義,如果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到農民,受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田主便要受損失。但是受損失的地主,現在都是稍為明白事體的人,對於國家大事都很有覺悟,而一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農民便不能抵抗。我們要免去現在的衝突,要農民將來能夠抵抗,大家此時便要對農民去宣傳,把農民的痛苦講得很清楚,讓一般農民都知道。農民只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覺悟。農民有了覺悟,自然要來向政府求救,解除他們的痛苦。好像近來我們在香山舉行農民運動,要解除農民的痛苦,便有許多農民向政府說:「政府既是要解除我們的痛苦,為什麼政府反向我們加抽沙田捐呢?這豈不是加重我們的痛苦嗎?像這個樣子,我們農民的痛苦究竟是怎麼樣才可以救呢?」如果遇到了這種問話,一時便不容易答覆。再者,現在這個革命政府有很多軍隊,我們要維持目前這樣多的軍餉,便不能不多抽稅。這種稅源都是從窮人來的,富人所受的負擔很少。如果不講明白,農民還不知道。若是現在講明白了,農民都知道很痛苦,他們一定是要求免去這種痛苦。所以你們在宣傳的時候,一定生出許多情形,是自相矛盾。對於這種矛盾,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呢?就是要農民全體都有覺悟,如果全體農民都能夠覺悟,便有方法可以解決。譬如廣州一府的農民能夠全體覺悟起來,便可以聯絡成一個團體;廣州府的農民可以都聯絡起來,便可以解除廣州府農民的痛苦。推到廣東全省農民的情形,也是一樣。所以當宣傳的時候,有了以前所講的矛盾,發生了那種衝突,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法,便是勸農民結團體。農民是多數,地主是少數,實在的權力還是在農民手內。如果由一府一省的農民推到全國的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農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辦法,政府便可以靠農民做基礎。對於地主,要解決農民問題,便可以照地價去抽重稅;如果地主不納稅,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來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納租到私人,要納稅到公家。像這樣的辦法,馬上就拿來實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動力。所以大家此時去宣傳,一定要很謹慎,只能夠說農民的痛苦,教他們聯絡的方法。先自一鄉一縣聯絡起,然後再到一府一省,以至於全國。當聯絡的時候,還是要農民自己去出力;不過要怎麼樣出力的方法,就要你們指導。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讓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

  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動的結果,要這種勞動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了。現在農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農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像這種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從前沒有工夫做發現這種不公平的宣傳,這回的宣傳是第一次。諸君去實行宣傳的人,居心要誠懇,服務要勤勞,要真是為農民謀幸福。要在最快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都聯絡起來,同政府合作,才有辦法。此時農民沒有聯絡之先,便要暫時忍耐,將來才可以享幸福。要農民將來可以享幸福,便要諸君趕快去宣傳聯絡。農民都聯絡了之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大成功。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對農民之訓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一九二四年九月編印)中的《孫中山先生對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訓詞》

  *農民運動講習所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州舉辦,第一屆於七月三日開學。

  《孫中山選集》

  在廣州農民聯歡會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諸君:

  今日是開農民聯歡會。大家知道為什麼要開這個會呢?開這個會之後,要做什麼事呢?要知道這個原委,便先要知道今日在中國是一個什麼日子。今年叫做民國十三年。為什麼有了民國十三年呢?因為在十三年之前,革命黨的同志才起革命軍,推翻滿清,恢復漢人國家,創成民國。在民國沒有創成之先,中國的皇帝是滿洲人。滿洲人是外國來的,是一種異族,不是漢人。他們在二百六十多年之前,用兵力來侵佔中國,征服漢人,滅了明朝,統一中國的江山,才把國號改做清朝。所以滿清統治中國,壓迫漢人,有了二百六十多年。到十三年之前,漢人才發生革命,趕走滿洲人,恢復漢室的山河,一直到現在,中國的事情都是漢人自己管理。

  大家如果不知道清朝與民國的分別,可以就廣東從前和現在情形想一想,便可以明白。廣東在十三年之前,是什麼情形呢?大家知道廣州是兩廣最大的城市,在廣州城內最大的官有兩廣總督,他的權力可以管理廣東和廣西兩省。總督之下有將軍,將軍之下又有旗防。旗防是滿清派到廣州來駐防和監視漢人的。漢人官吏做事,都要聽滿洲人將軍的話。所以滿洲人是主人,漢人是奴隸。這些情形,你們做小孩子的當然不知道,做大人的應該記得很清楚。在當時,漢人並且不敢到旗下街去行走,如果自己不謹慎,要是被旗人打死了,去打官司,旗人不抵命。這就是因為滿洲人是主人,我們的官吏是被他們監督,所以不敢理這些事。至於漢人生了子孫,有沒有教養,官吏總是不管。滿人的小孩子,一出世之後便有長糧吃。那些漢滿不平等的事,是非常之多。到後來一般革命先烈,知道我們是做奴隸,看見那些不平的事是很無道理的,所以提倡民族主義,推翻滿清政府,創成民國來行民權。這種民權主義,是以人民為主人的,以官吏為奴隸的。所以十三年前的革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是中國幾千年來破天荒的第一件事。在那次革命以前,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無論什麼事都要聽皇帝的話;到了民國成立,便是以民為主的世界,人民便變成了主人,皇帝變成了奴僕。在這個民國時代,本來沒有皇帝,最大的官是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以下就是各部總長、各省省長以及各縣縣長。這些官吏從前都是在人民之上,今日便在人民之下。大家知道現在民國沒有皇帝,究竟是什麼人做皇帝呢?從前是一人做皇帝,現在是四萬萬人作主,就是四萬萬人做皇帝。換句話說,就是在帝國時代只有一個人做皇帝,到民國時代這四萬萬人都是皇帝。這就叫做以民為主,這就是實行民權。這些事實,中國幾千年來雖然沒有見過,但是老早便有了這種理想。譬如孔子說:「天下為公。」又有人說:「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這種理想。我們革命黨要實行三民主義,也就是這個意思。

  三民主義是什麼呢?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族主義是對外國人用的,不許外國人來治中國,做中國的皇帝;要我們中國人來治中國,自己管理自己。革命黨從前推翻滿清,就是實行民族主義。但是滿清推翻之後,還是要受外國人的欺負。我們實行民族主義,推翻滿清,雖然脫離了滿清的奴隸,但是還要做外國人的奴隸,所以民族主義還沒有完全成功。推翻滿清,只可算作一半的成功;其餘一半,就是受列強的壓迫。列強到現在還要壓迫中國的原因,就是由於從前滿清和他們立了條約,那些條約放在外國,就是把我們的身契押去外國,把我們的權利都送過外國人去了一樣。那些條約就是通商條約,所以滿清與外國的通商條約就可以說是我們的賣身契,所以我們到了今日還要受外國的壓迫。我們實行民族主義,已經推翻滿清,雖然是一半成功,以後還要廢除我們的賣身契,不做各國人的奴隸,那才算民族主義是完全成功。講到民權主義,我們推翻滿清之後,創成民國,雖然是以民為主,但是不久又生出許多督軍、省長。那些督軍、省長都是滿清留下來的舊官僚,他們的思想,只知道有皇帝,所以他們做事的專制,還是要實行皇帝的職權。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民國到今日雖然有了十三年,民權還是不能夠實行。我們要把民權主義完全達到目的,所以還要希望大家同心協力來奮鬥。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國外列強來奮鬥的,民權主義是用來對國內強權來奮鬥的。至於第三個,民生主義,是對誰來奮鬥的呢?是要各人自己發奮,自己謀生活,自己來造成自己的世界。革命黨為民族、民權兩個主義奮鬥了十三年,民生主義十三年來總沒有理過。說到結果,民族主義只有一半成功,民權主義到今日還覺得是失敗;因為民權、民族兩個主義還沒有成功,民生主義更是沒有工夫去做。

  今日開這個農民聯歡大會,這是革命黨和農民的第一次見面。我們大家見面之後,要做些什麼事呢?就是從今日起,要實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如果能夠實行,人民才能夠享幸福,才是真正以民為主;民生主義若是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不過是一句空話。民生主義能不能夠實行的責任,就在大家農民的身上。所以今日開這個農民聯歡會,革命黨與農民第一次見面來講話,就要大家來實行民生主義。什麼是民生主義呢?民生主義,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謀生活;人人有了平等的地位去謀生活,然後中國四萬萬人才可以享幸福。所以今日的這個大會,要大家合力來實行民生主義,就是要大家合力來謀幸福。

  大家知道,今日中國是以民為主的,我們要為人民謀幸福,便要為大多數人謀幸福。中國的人民是以那種人為最多呢?剛才主席講,農民的<總>數在人民裡頭佔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占極大多數。就是一百個人裡頭,就有八九十個人是農民。中國幾千年來立國,大多數的人都是農民。現在的農民是怎麼樣呢?一般農民所處的境遇,都是最艱難和最痛苦的,沒有幸福之可言。如果現在還沒有覺悟,還不與政府聯絡來實行民生主義,就永遠沒有幸福。現在農民何以最艱難和最痛苦呢?因為在滿清的時候,政府不准農民有團結,如果結成團體,便有抄家滅族的危險,所以農民向來沒有聯絡,像一片散沙一樣;就是到今日,還是不知道聯絡,還是沒有團體。現在政府幫助農民,提倡農民結團體,農民如果利用政府的幫助去實行結團體,就可以恢復自己的地位,謀自己的幸福。

  你們農民所受的艱難痛苦是什麼情形呢?大家想想,一年辛苦到晚,該是擔了多少水旱天災的憂,受了多少風雨寒熱,費了多少的血汗勞動,才收穫若干谷米。或者在谷米沒有收成之先,當青黃不接的時候,急於要借錢度日;或者是已經收成之後,急於要錢完糧納租,都不能不賣谷米,用極平的價出賣。商人用極平的價買得谷米之後,一轉手之勞,便用極高的價再行發賣;中間一買一賣,賺很多的錢,都不關你們農民的事。而且你們所耕著的田,大多數都是租來的,租錢又貴。所以你們每年辛辛苦苦得來的錢,都是為商人和田主空勞動的。至於你們所用的衣服器具,更要用很高的價,花很多的錢,才能夠買到手。你們這種生活,凡是買進的衣服器具,都要用很高的價,花很多的錢;賣出的谷米,只照很低的價,得很少的錢。這就是受經濟的壓迫。因為受了很大的經濟壓迫,所以你們農民是很窮,所處的地位亦是很低。原來全國人民都是靠農民來吃飯的,農民一日不賣谷米,全國人便一日沒有飯吃,所以你們的地位實在是很重要的。不過因為大家沒有團體,自己固有的利益都沒力量保守住,無形之中都是被人搶去了,所以自己便吃虧,要受種種痛苦。

  我們革命黨是建立民國的人,實行三民主義,今日第一件事便留心到農民,便是要救濟這種農民的痛苦,要把農民的地位提高,並且要把農民在從前所受官吏和商人的痛苦,都要消除。我們要做成這件事,根本上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是重要的,要有這個思想,然後大家才能夠聯絡起來。

  聯絡的方法,先要一村與別村聯絡,一鄉與別鄉聯絡,一縣與別縣聯絡,以至於一省的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廣東全省的人民有三千萬,如果說八成是農民,就有二千四百萬人是農民,只有六百萬人是別種人。中國現在是民國,要成真民國,是要多數人能夠講話的。多數農民如果能夠結成大團體,就有力量可以講話。不過在這十三年以來,多數農民都是自己放棄這種權利,不知道爭回自己的地位,不知道自己是主人翁,還以為象從前滿清一樣,自己還是奴隸。今日開這個會,就要大家醒起來,知道這十三年以來,自己不是奴隸,是主人翁。要能夠做主人翁,便要大家聯絡起來。大家聯絡之後,有了大團體,<便>能夠講話。

  你們知道,現在學生有學生會,商人有商會,工人有工團,只有你們農民沒有團體,所以你們這類的人數雖然是很多,反要受少數人的壓制。少數人之所以能夠壓制多數人,就是因為他們的團體很堅固,武器很精良。譬如廣州市的商團,人數雖然不大多,但是有好槍,所以能夠壓制人。農民既然是大多數,自己又是主人,便不應該受人壓制。因為多數農民都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要做人的奴隸,正所謂是自尋煩惱。本黨今日開這個農民聯歡會的目的,就是在提醒你們農民,要你們回鄉之後更提醒大眾,大眾都聯絡起來,結成團體,便可以不致做人的奴隸。農民如果能夠做這件事,政府一定幫助進行,先從此村與彼村聯絡,再推到此鄉與彼鄉聯絡、此縣與彼縣聯絡。不到一年,就可以推廣到全省的農民都聯絡起來,成一個二千四百萬人的大團體。有了這樣大的團體,那麼從前被人搶去了的利益,便可以爭回來;若爭不回來,或者被人壓迫,便可以設法來自衛,或者是抵制。好像現在廣州的商人便有商會,組織商團軍,有很精利的槍支可以自衛;工人便有工會,如果受人家的壓迫,便全體罷工去抵制。這次沙面的工人罷工,是什麼原因呢?沙面本來是中國的土地,是滿清送到外國人的,外國人設立種種苛例來壓迫中國的工人,工人便全體罷工去抵制。你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向來是怕外國人的,凡是中外發生了交涉,中國人總不敢講話;但是這次沙面的工人抵制他們,因為有很堅固的團體,所以遇到外國人發生苛例,全體罷工要求列強來取消。列強因為看見工人是很堅固的團體,所以不敢再壓迫,便要同工人來講和。由此可見工人要有團體,才可以保護自己。你們各鄉農民,向來不知結團體、練農團軍來自衛,所以總是被人欺負。如果要以後不被人欺負,便要從今日起結成團體,挑選各家的壯丁來練農民自衛軍。你們能夠這樣進行,政府還可以從中幫助,用極低的價賣槍給你們。你們有了槍,練成了很好的農民自衛軍,便是中國第一等的主人翁,<能>講很有力的話。人民在國家裡頭要想講話,先就要負一種責任;要盡國家的責任,就要和政府聯絡;和政府聯絡之後,就不致被商人和工人欺負。從前因為不知道和政府聯絡,所以被商人和工人欺負。今日本黨開這個會,就是提醒你們,想用政府幫助你們大聯絡起來,佔一個頭等地位,做一個說話有力的主人翁。如果你們在各村、各縣都聯絡了之後,政府還有新方法來指導,要你們每年收穫的谷米不致被人侵奪,不致受商人、工人的欺負,有種種大利益。要達這種大目的,就要農民同政府合作。農民同政府合作之後,便可以一致實行民生主義,為大眾謀幸福。

  大家知道,民國是要人人得安樂的,中國的農民向來都是痛苦。今日開這個農民聯歡會,是中國政府同農民見面的第一次,是政府為農民謀幸福的第一日,為農民爭利益的第一日。你們到這個會的人,知道了辦法,回去鄉村之後,第一步奮鬥的工夫是要大家聯絡,結成真團體。大家做到第一步的工夫,有了好團體之後,才可以做第二步的工夫。第二步工夫是什麼呢?就是為農民爭利益。但是第一步工夫如果沒有做好,決不能夠亂說就要做第二步工夫。先要把第一步工夫謹慎去做,做好了之後,然後舉代表來報告政府,再來開大會,政府便教你們做第二步工夫。倘若你們不謹慎,在第一步工夫沒有做好之先,便說商人賺你們的錢,去抵制商人,商人決不准你們去聯合。或者你們以為田主收你們的租錢太貴,便要抵制田主,或是搶田主的錢,田主也是不准你們聯合的。所以你們要先組織團體,以後才可以爭利益。若是真有二千四百萬人的一個大團體,不待你們來爭,無論什麼人都要給你們以大利益。如果先不聯絡團體便要去爭利益,就像俗話說「未學行先學走」,一定是有禍害的,以後田主、商人等更要壓制你們。所以今日這個聯歡會,關係你們的身家性命,關係你們的禍福。你們做得成功,就要受很大的福;做不成功,就要受很大的禍。這是你們農民不可不謹慎的。

  今日這個農民聯歡會,在中國是破天荒的第一件事。我們做這個第一件事,很要得一個很好的結果;要得一個很好的結果,就要大家去奮鬥。大家能夠奮鬥,就可以成大功!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對農民之訓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一九二四年九月編印)中的《孫中山先生對農民黨員聯歡會訓詞》

  《孫中山選集》

  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自廣州匯豐銀行買辦開始公然叛抗我政府後,余即疑彼之叛國行動有英國之帝國主義為其後盾。但余不欲深信,因英國工黨今方執政,該黨於會議中及政綱中,曾屢次表示表同情於被壓迫之民族。故余當時尚希望此工黨政府既已握權在手,或能實行其所表示,至少拋棄從前以禍害、恥辱積壓於中國之炮艦政策,而在中國創始一國際公道時代,即相傳為英工黨政治理想中之一原則者。不意八月二十九日英總領事致公文於我政府,聲稱沙面領團「抗爭對一無防禦的城市開炮之野蠻舉動」;末段數語則無異宣戰,其文曰:「余現接上級英海軍官通告,謂彼已奉香港海軍總司令訓令,倘中國當局對城市開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軍隊應立即行動。」茲我政府拒絕「對一無防禦的城市開炮之野蠻舉動」之妄言!須知我政府對於廣州全市或因不得已而有所舉動之處,只有西關郭外之一部,而此處實為陳廉伯叛黨之武裝根據地。此項妄言所從出之方面,乃包含新加坡屠殺事件及阿立察1、埃及、愛爾蘭等處殘殺行為之作者在內,故實為帝國主義熱狂之一種表現。他國姑勿論,最近在吾國之萬縣,英海軍非欲炮擊一無防禦之城市,直至吾同胞兩人被捕,不經審判,立即槍斃,以滿足帝國主義之凶暴,而始免於一擊乎?然則是否因此種暴舉可以行諸一軟弱不統一之國家而無礙,故又欲施諸別一中國城市之當局歟?

  惟余覺此項帝國主義的英國之挑戰,其中殆含有更惡之意味。試觀十二年來,帝國主義各強國於外交上、精神上及以種種借款始終一致的贊助反革命,則吾人欲觀此項帝國主義的行動,為並非企圖毀壞吾之國民黨政府,殆不可能。蓋今有對我政府之公然叛抗舉動,其領袖為在華英帝國主義最有力機關之一代理人。我政府謀施對付此項叛抗舉動之唯一有力方法,而所謂英國工黨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嚇,此是何意味乎?蓋帝國主義所欲毀壞之國民黨政府,乃我國中唯一努力圖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唯一抗禦反革命之中心,故英國之炮欲對之而發射。

  從前有一時期,為努力推翻滿清;今將開始一時期,為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

  孫文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遺言》(上海書店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

  *從五月開始,以英國匯豐銀行廣州支行買辦陳廉伯為頭子的廣州商團,在英帝國主義唆使下,擴建武裝,私運軍火,煽動罷市,準備發動叛亂。八月以後鬥爭益發尖銳,孫中山採取了一系列的對抗措施。

  1印度旁遮普省的一個城市,今譯阿姆利則(Amritsar)。

  《孫中山選集》

  致英國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電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匯豐銀行廣州支行買辦近組織一所謂中國法西斯蒂黨之團體,其傾覆本政府之目的現已披露。叛黨擬俟由歐來粵之「哈佛」船所運入口之軍械到手,即將實行之。

  該「哈佛」輪已於八月十日行抵廣州,即被本政府扣留。由是叛黨及反革命黨在廣州借罷市名目,即已呈現謀叛狀態。惟時余正擬適當方法戡定叛亂,不意忽接駐粵英總領事致本政府一函,內有數言如下:「本總領事現接駐粵英國海軍艦隊領袖軍官來訊,謂經奉香港艦隊司令命令,如遇中國當道有向城市開火之時,英國海軍即以全力對待。」1夫中國反革命黨既屢得英國歷來政府之外交的及經濟的援助,而本政府又實為今日反革命黨之唯一抵抗中心,故余迫於深信此哀的美敦書之主旨,乃傾滅本政府。對於最近此種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之舉,余特提出嚴重抗議。

  孫文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遺言》(上海書店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為駐粵英領的哀的美敦書向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電》

  1按:此處援引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照會,與上篇譯文有所不同。

  《孫中山選集》

  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洲征服階級,本已得所借手,以從事於目的之貫徹。假使吾黨當時能根據於國家及民眾之利益,以肅清反革命勢力,則十三年來政治根本當已確定,國民經濟、教育牽犖諸端當已積極進行。革命之目的縱未能完全達到,然不失正鵠,以日躋於光明,則有斷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眾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觀於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吳佩孚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屬不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則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為巢窟,而流毒被於各省。間有號稱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據於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者,則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與之同腐,以釀成今日分崩離析之局。此其可為太息痛恨者矣!

  反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證之民國二年之際,袁世凱將欲摧殘革命黨以遂其帝制自為之欲,則有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於此時成立,以二萬萬五千萬元供其戰費。自是厥後,歷馮國璋、徐世昌諸人,凡一度用兵於國內以摧殘異己,則必有一度之大借款以資其揮霍。及乎最近曹錕、吳佩孚加兵於東南,則久懸不決之金佛郎案即決定成立。由此種種,可知十三年來之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可疑者。

  今者,浙江友軍為反抗曹錕、吳佩孚而戰,奉天亦將出於同樣之決心與行動,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向,與天下共討曹錕、吳佩孚諸賊。於此有當鄭重為國民告且為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持續反對革命之惡勢;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

  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在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即為實行主義而奮鬥。故敢謹告於國民及友軍曰:吾人顛覆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為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爆發之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從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即取消此等條約中所定之一切特權,而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蓋必先令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然後下列之具體目的方有實現之可能也。

  (一)中國蹈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方得充分發展。

  (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

  (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加,商業始有繁盛之動機。

  (五)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俾經濟之發展使知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知識階級之失學問題、失業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

  (六)中國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實行於一切租界,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借。

  凡此一切,當能造成鞏固之經濟基礎,以統一全國,實現真正之民權制度,以謀平民群眾之幸福。故國民處此戰爭之時,尤宜急起而反抗軍閥,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綱實現,以為實行三民主義之第一步。

  注釋: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十八日據《建國粵軍月刊》第一期(廣州粵軍總司令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出版)《中國國民黨宣佈北伐之目的》

  *九月三日江浙軍閥戰爭爆發,孫中山決定乘時北伐,十二日將大本營移設韶關。十八日這天,又以中國國民黨的名義發表了宣言。

  《孫中山選集》

  歡迎蘇聯軍艦祝詞*

  (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八日,為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軍艦抵粵之期。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關係為最密切。且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以推翻強暴帝國主義,解除弱小民族壓迫為使命;本大元帥夙持三民主義,亦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而奮鬥。現在貴司令率艦遠來,定使兩國邦交愈加親睦,彼此互相提摯,力排障礙,共躋大同,豈惟兩國之福,亦世界之幸也。

  敬祝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萬歲!

  中華民國大元帥孫文敬祝

  注釋:

  據吳拯寰編《孫中山全集》(上海三民公司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第四集《歡迎俄艦祝詞》

  *蘇聯巡洋艦「波羅夫士見」號於十月七日駛抵黃埔港,運來了廣州大本營所定購的槍炮彈藥一批。本文是孫中山在韶關寫給該號艦長的祝詞。

  《孫中山選集》

  致蔣介石函五件*

  (一九二四年十月)

  一十月三日函

  介石兄鑒:

  聞仲愷說,械船到時,擬在金星門內起卸,以避耳目。我以為不必如此。若為避人耳目計,則金星門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門之對面即泠汀關,該關有望樓,有緝艇,凡到金星門附近之船,無不一目瞭然,實在不能避而反露。我門欲規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艦之干涉,因英艦已視此等海面為其範圍,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門外年年淤淺,此時之水路當較數年前海圖必差數尺,恐致擱淺,此二不可也。又在該處盤運實花費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風雨、盜賊之危險,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來黃埔,公然起卸為妙。而以此為一試驗,若英國干涉,我至少可以得此批到手,而不必再望後日;如不干涉,則我安心以策將來。若往他<處>起卸,恐此批亦不可得也。

  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三日

  二十月九日函

  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而漢民已失此信仰,當然不應加入,於事乃為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兩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且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徹底解決。現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當易於維持,若另開新局,非彼之長。故只好各用所長,則兩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則必兩無所成。所以現在局面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為籌備以出此種手段,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故當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帶水以敷衍也。此復。

  再明日果有罷市之事,則必當火速將黃埔所有械彈運韶,再圖辦法。如無罷市,則先運我貨前來,商械當必照所定條件分交各戶可也。若兄煩於保管,可運至兵工廠或河南行營暫存俱可。即候毅安

  孫文

  三十月十一日函

  介石兄鑒:

  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其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並各省之堅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黃埔學生為骨幹,練兵場在韶關。故望兄照前令辦理,將武器速運來韶,以免意外,至要至要!此意請轉知鮑顧問1[指鮑羅廷。十一日這一天,孫中山聘請他擔任革命委員會顧問。],並請他向各專門家代籌妥善計劃,及招致特種兵之人才為荷。

  文十月十一日

  四十月十二日函

  介石兄鑒:

  運械來韶,如不能立辦到,則其次為分給我同志中之隊伍,肯為我殺姦殺賊者(此指官長與士兵皆一致者而言)。請兄與汝為細查其各部2[許崇智,字汝為,當時任粵軍總司令。],何部有此決心,不為奸商所搖動者。如有則合集之,要兄與汝為對彼眾要約立決死之誓,必盡滅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此事當要部隊一萬人以上,上下一心。又要汝為先有決心,毫無猶豫,負完全責任為我一干,便可將黃埔之械悉數給之,立即起義殺賊,絕無反顧。如汝為不能決斷,則無論如何艱難危險,仍將械運來韶關,以練我之衛隊。此事可與汝兄切實磋商,立即決斷施行為要。

  商團之七九彈,則運來北伐之用可也。

  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五十月二十七日函

  介石兄鑒:

  今早收到專人帶來之信,匆匆作答,趕車寄回,尚有未盡之話。

  兄言兩月內可練一支勁旅,如現時已經開始訓練,則不必移訓練地到韶,因遷移費時,則兩月斷難成就。果期兩月可用,則就現地加工便可。又所練之隊為數幾何,五千乎?抑八千乎?如是五千,則所餘之三千槍,必要即日運韶,以利北伐。因趙成梁部在韶已練就徒手兵數千,彼要求加槍二千,必即日北伐,不求出發費。李國柱(湖南最熱心之革命同志)亦需步槍一千,令他編入朱培德部內。如此則趙成梁一部有槍四千,朱培德一部有槍四千,湘軍有槍萬二千,此三部共槍二萬(其他不計),向江西進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後,則湖南不成問題。然後再合滇唐、川熊、黔袁會師武漢1[指滇軍唐繼堯、川軍熊克武、黔軍袁祖銘。],以窺中原,曹吳不足平也。

  兄之新軍,兩月練好之後,立調來韶,聽我差遣。若西南局面日有發展,當先鞏固西南,然後再圖西北。且最好能由西南打開一聯絡西北之交通線,如陝甘等地,則西北之經營乃容易入手。蓋西北所欠者在人,如無捷徑可通,專靠繞道海外,殊屬艱難也。

  三千槍能速運來否?切望即答。

  孫文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手札墨跡》(上海太平洋書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出版)

  *在蘇聯軍艦運來軍火的前後,孫中山正在韶關積極部署北伐這期間,廣州商團又於十月十日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十五日在孫中山領導下平定了叛亂。這些信件都是從韶關發出的,談了前後有關的一些情況。蔣介石當時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孫中山選集》

  時局宣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黨對於出師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義,以為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此種目的,與帝國主義欲使中國永為其殖民地者,絕對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雖能推倒滿洲政府,曾不須臾,帝國主義者已勾結軍閥,以與國民革命為敵,務所以阻止國民革命目的之進行。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至於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國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掃除障礙之故而活潑進行也。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其內容為何,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已詳述之。蓋以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為基本,而因應時勢,列舉救濟方法,以為最少限度之政綱。語其大要,對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及特權;一方在變更外債之性質,使列強不能利用此種外債,以致中國坐困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對內政策:在劃分中央與省之權限,使國家統一與省自治,各遂其發達而不相妨礙;同時確定縣為自治單位,以植民權之基礎;且當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輔助農工商實業團體之發達,謀經濟、教育狀況之改善。蓋對外之政策果得實現,則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歸於消滅,國家之獨立自由可保;對內政策果得實現,則軍閥不致死灰復燃,民治之基礎莫能搖動。此敢信於中國之現狀,實為對症之良藥也。

  北伐目的宣言,根據此旨,且為之說明其順序:「(一)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方得充分發展。(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加,商業始有繁盛之動機。(五)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知識能力之需求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知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學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六)中國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一切租界皆已廢除,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借。」以上諸端1[按:這裡所引與前面《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的文字略有出入。],凡屬國民,不別其為實業家、為農民、為工人、為學界,皆無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奮鬥,以蘄其實現者也。

  國民革命之目的,其內容如此。十三年來,帝國主義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為其進行之障礙,遂使此等關係民國存亡、國民生死之犖犖諸端,無由實現。為謀目的之到達,不得不從事於障礙之掃除,此北伐之舉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佈以後,本黨旗幟下之軍隊在廣東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黨復從種種方面指示國民,以帝國主義所援助之軍閥雖懷挾其武力統一夢想,而其失敗終為不能免之事實。今者吳佩孚之失敗,足以證明本黨判斷之不謬矣。

  軍閥所挾持之武力,得帝國主義之援助而增其數量。此自袁世凱以來已然。然當其盛時,雖有帝國主義為之羽翼,及其敗也,帝國主義亦無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東南之役,袁世凱用兵無往不利,三、四年間叛跡漸著,人心漸去,及反對帝制之兵起,終至於眾叛親離,一蹶不振。七年以來,吳佩孚用兵亦無往不利,驕氣所中,以為可以力征經營天下,至不恤與民眾為敵,屠殺工人、學生,以摧殘革命之進行,及人心已去,終至於一敗塗地而後已。猶於敗亡之餘,致電北京公使團,請求加以援助。其始終甘為帝國主義之傀儡,而不能瞭解歷史的教訓如此。由斯以言,帝國主義之援助,終不敵國民之覺悟。帝國主義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得志於一時,卒之未有不為國民覺悟所屈伏者。願我友軍將士暨吾同志,於勞苦功高之餘,一念及之也!

  吾人於此,更可以得一證明: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跡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國民之武力固尚無可言,而武力與國民結合則端倪已見。吾人於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結合之確實而有進步。

  欲使武力與國民深相結合,其所由之途徑有二:

  其一,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於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是,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之罪惡。

  其二,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群眾之罪惡。

  以上二者,為國民革命之新時代與舊時代鴻溝劃然。蓋舊時代之武力為帝國主義所利用,新時代之武功,則用以擁護國民之利益,而掃除其障礙者也。

  本黨根據以上理由,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以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

  預備會議以下列團體之代表組織之:

  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

  以上各團體之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之,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國民會議之組織,其團體代表與預備會議同,惟其代表須由各團體之團員直接選舉,人數當較預備會議為多。全國各軍,皆得以同一方法選舉代表,以列席於國民會議。於會議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並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

  本黨致力國民革命,於今三十餘年。以今日國內之環境而論,本黨之主張,雖自信為救濟中國之良藥,然欲得國民之瞭解,亦大非易事。惟本黨深信國民自決,為國民革命之要道。本黨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實現之後,本黨將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列舉之政綱,提出國民會議,期得國民徹底的明瞭與贊助。

  本黨於此,敢以熱誠告於國民曰: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本黨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依於奮鬥而完全達到。凡我國民,盍興乎來1[此處原有一「來」字,當為衍文,已刪。]!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注釋:

  據《建國粵軍月刊》第一期(廣州粵軍總司令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出版)《大元帥對時局重要宣言》

  *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等發動北京政變,軟禁北洋政府總統曹錕,隨後電請孫中山入京共商大計。孫中山應邀於十一月十三日離粵北上,這是行前三天在廣州發表的宣言。

  《孫中山選集》

  在上海新聞記者招待會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諸君:

  兄弟向來是主張和平統一的人,曹錕、吳佩孚都是主張武力統一的人。這回曹吳的武力統一,被國民軍推翻了,兄弟以為到了講和平統一的機會,所以離開西南到上海來。兄弟這次到西南有二年之久,雖然因種種障礙未有成就,但是對於反對曹吳的武力統一,很有計劃,很有籌備。近來籌備將及成功,忽然遇到國民軍推翻曹吳,我在西南所做的兩年工夫可以不用,所籌備反對武力的計劃可以放棄;不但是放棄反對武力的計劃,並且放棄西南的地盤,單騎來上海,再過幾日就往北京。這次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至於要達到這個目的,還要有辦法。這個辦法的頭一步,就要靠報界諸君鼓吹,來指導民眾。

  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像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這兩三年來,曹吳更想用武力來征服民眾、統一中國,他們這種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敗。這個失敗事實發生了之後,就是我們人民講話的極好機會。我們人民應該不可錯過這個機會,放棄這種權利;若是我們放棄這種權利,便難怪他們武人講話,霸佔這種權利。我這次決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這個機會。至於所有的辦法,已經在宣言中發表過了。大概講起來,是要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成的團體做基礎,派出代表來共同組織會議,在會議席上公開的來解決全國大事。說到中國人數,向來都是號稱四萬萬,但是真正戶口冊總沒有調查清楚。如果用的確人數做基礎,不是短時間辦得到的事;在短時間內辦不到,便失去了這個機會。我們國民若還要失去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便是放棄主人翁的權利,以後再沒有機會便不能怪別人了。我從前因為沒有這個機會,所以籌謀計劃,反抗武力,來造成這個機會。現在已經得到了這個機會,從前的籌謀都沒有用處,所以拋棄一切,親到上海來同諸君相見。

  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是用人民的資格,是處於國民的地位。你們報界諸君,在野指導社會,也是一樣。諸君都是先覺先知,應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盡自己的能力為國民的嚮導。我主張組織國民會議的團體,已經列入宣言之中的,一共有九種。這九種團體都是現在已經有了的大團體,另外沒有列入的團體還是很多,譬如新聞界的團體便沒有列入。現在各處新聞界的團體,內容、組織是不是完全,還要諸君仔細去調查;如果調查之後,認定是很完全,當然可以參加會議,討論一切大問題。但是不管新聞界是不是參加會議,都負得有指導民眾的責任,都要竭力宣傳,令民眾知道自己的地位,中國現在要和平統一的重要,以盡自己的責任。諸君此刻宣傳國民會議,或者一時未能普遍傳入全國民眾之中,但是可以傳入有知識的各種大團體,好像學會、商會、教育會以及農團、工團一樣。諸君在這個時期內來講和平統一,是十三年以來一個最難得的機會。如果在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來推倒軍閥,那末,這次北方事變便不能促成和平統一,或者要釀成大亂,也未可知。

  我們在這個時機,要問是全國大亂的終結,還是和平統一的開始,就全靠我們國民。我們國民要想是和平統一,便應該萬眾一心,全國各團體都派出代表來加入國民會議,研究現在時局的弊病,討論補救的方法。所有加入的團體,不論他是有沒有軍隊,不管他是屬於那一界,都要照國民會議所決定的辦法,服從國民會議的主張。

  我所發表的宣言,要能夠完全實行,固然需要種種籌備;但是要民眾贊成國民會議,首先便要民眾明白國民會議的性質和國民會議的力量。如果這個會議可以解決國家的糾紛,諸君在新聞界便應該竭力鼓吹這個會議,俾民眾明白這個會議的性質、實行這個會議的辦法。從前國會之所以沒有用處,是由於根本上選舉議員的方法太草率。當時只要願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鄉去運動,人民因為不知道國會的重大,便不問想做代表人的學問道德如何,便舉他們做議員,成立第一次國會。從前國會因為議員的本體不好,復受外界武力的壓迫,所以在當時總是不能行使職權。後來北方政府毀法,解散國會,國會更是沒有用處。西南政府護法,在廣州、四川召集國會,以維法統而與武力相持。前年曹吳也贊成護法,召集議員到北京開會。但是那些議員總是不組〔顧〕民利,只顧私利,到北京之後,不做別事,只要有錢,便去賣身,造成曹錕的賄選。現在全國國民對於那般議員完全失望,要解決國事,便不能靠那些議員,要靠我們國民自己。所以我才發起這個會議,要人民明白國家現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關係,用正派分子來維持中華民國。

  我們現在組織這個團體,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贊成,沒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我既是發起這個會議,自然要擔負這個責任,對於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們贊成這個會議的主張;若是他們不贊成,我就明告於天下,說他們是以暴易暴。現在中國既是定名為民國,總要以人民為主,要讓人民來講話。如果是帝國,才讓他們去講話。假若一天不改國號,他們一天總要聽人民的話。那些有十萬或者二十萬兵的人,我們不能把他當作特別偉人,只可以當作國民守門的巡捕。譬如我的門口,現在有兩個持槍的巡捕來保護我家。上海凡是有錢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過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門。那些守門的巡捕都是有槍階級,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質上多給錢,決不能夠讓那些巡捕來管家事,反對主人。照道理講,那些有大兵權的人,所有的任務就是和守門的巡捕一樣,不能以為他們是有槍階級,我們主人便放棄權利,連家中大事也讓他們來管。他們這次推翻曹錕、吳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勞,我們只可以在會議之中特別設法酬謝,不能說會議的經國大事便由他們把持。他們在帶兵的時候,一方面是軍人,但是在不帶兵的時候,一方面還是國民。用國民的資格,在會議席上本來可以講話。如果用軍人的資格,在會議席上專橫,不讓大家公平討論,我便馬上出京,請他們直捷了當去做皇帝。帶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們自己真要看作皇帝,這次會議開不成,國事還不能解決,中國還不能和平統一,那末,國家的大事只可以暫時讓他們去胡行亂為。這次推翻曹吳,他們極有功勞,我們國民不講話,他們當然可以講話。不過他們推翻了大武人,還更有小武人發生;大武人要做皇帝,小武人當然可以稱霸。所謂「大者王小者侯」,以後中國的亂事當更沒有止境,國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們要現在解除國民的痛苦,以止中國的亂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團體,組織大機關,來對武人講話,求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若是武人還執迷不悟,我們國民只可以宣佈他們的橫暴,等他們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總有覺悟之一日。這次北方的事變,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權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見武人不足恃。有了這回事變,一般野心家看見了,或者可以斂跡。但是要我們力爭,他們才斂跡。如果目前無人力爭,他們便不顧是非,為所欲為,以後的亂事便不知道要到一個什麼地步了!

  有了這次北方事變發生之後,究竟能不能夠收束?以後中國究竟是治或者是亂?究竟是和平的開始,或者是大亂的開始?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決定,只有開國民會議,用大家來解決之一法。若是專由武人去解決,便由他們彼此瓜分防地,爭端沒有止境,好比從前的督軍團會議,各武人分爭巡閱使一樣。至於收束目前的軍事,全國軍隊如何改編、如何遣散、如何化兵為工來開路,那都是將來會議中的條目。現在所應該注重的大綱,一共只有兩點:第一點是國內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什麼方法可以救濟;第二點是中國受外國的種種壓迫,究竟要用什麼方法可以挽救。

  就第一點說,大家常聽得說中國有四萬萬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國科學家同宗教家對於中國人口精確的調查,前二年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去年不足三萬萬。在從前,各國教士同科學家調查中國人口,確有四萬萬。何以從前的人數有四萬萬多,近年便減少到三萬萬一千萬,到去年便更形減少,連三萬萬的數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這十幾年中便減少了一萬萬,在前年一年之中便減少一千多萬呢?我們人口這樣減少,真是可驚可怕!這樣可驚可怕的事,是受什麼大影響呢?依我看起來,最大的影響是受國內的變亂。以後亂是再不停止,全國人口當更要減少,推到極端,真有亡國滅種之憂。這就是民生主義中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中國前途不至亡國滅種,便要趕快解決這種民生問題。中國近來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戰爭。在戰場中死亡的人數最多不過十萬,其餘大多數的死亡,都是在戰場附近凍死餓死,或受其他各種兵災的影響,生活不遂而死。我們要和平統一,防止亂源就是救亡的最重要問題。

  就第二點說,是對外問題。中國從和外國通商以來,便立了許多條約,那些條約中所載的極不平等。現在中國已失去國際上的平等自由,已經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一般人都說是一個半殖民地,依我看,中國還趕不上半殖民地!好比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利賓是美國的殖民地,中國若是半殖民地,照道理上講起來,中國比較高麗、安南和菲利賓所受待遇當然好些。但事實上是怎樣呢?高麗做日本的殖民地,高麗所奉承的主人只有一個日本;日本做高麗的主人,所得到的權利固然是很大,但是所盡的義務也不少。如果高麗有了水旱天災,日本設盡種種方法去賑濟,常常費到幾百萬,日本人都自以為是應該做的事。至於美國之待菲利賓,不但是急時賑濟災害,平時並且費很多的人工、金錢,辦理教育、交通和一切善政。中國平時要改良社會,急時要賑濟水旱天災,有什麼人來盡義務呢?只有幾位傳教的慈善家,本悲天憫人的心理來救濟;如果費了幾十萬,便到處宣傳,視為莫大的功德。而且高麗和菲利賓所奉承的主人都只有一國的人,做奴隸的要得到一國主人的歡心,當然很容易。中國現在所奉承的主人有十幾國,如果專得英國人的歡心,美國、日本和其他各國人便不喜歡;若是專得日本和美國人的歡心,英國和其他各國人便不喜歡。正是俗話所說:「順得姑來失嫂意。」要得到眾主人的歡心,是很艱難的。

  今日《大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叫做《條約神聖》。這篇論文所以發表的原因,大概是由於我在吳淞登岸的時候,有一位日本新聞記者見我說:「英國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說:「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這個領土的主人,他們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職權,在這個領土之內,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我登岸之後,住在租界之內,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條例,無論什麼政治運動我都可以做。」那位日本記者昨日發表了我的這言論,所以該報今日便有這篇論文。大家知道,不平等的條約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我們的賣身契!我這次到北京去,講到對外問題,一定要主張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

  廢除國際間的不平等條約,東亞有兩國已經行過了的,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暹羅。東亞只有兩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就是日本、暹羅。日本、暹羅之所以能夠完全獨立,就是由於廢除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條約,是用兵威;暹羅國小,沒有大武力,廢除條約,是用公理向各國力爭。所以國際間強大國家束縛弱小國家的不平等條約,是可以廢除的,不是不能廢除的,只看我們所用廢除的方法是怎麼樣罷了。我們常常笑高麗、安南是亡國奴,他們都只有一國的主人,做一國的亡國奴;我們和許多國家立了不平等的條約,有十幾個主人,做十幾國的亡國奴。最近新發生了一個俄國,自動的廢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交回俄國從前在中國所得的特別權利,放棄主人的地位,不認我們是奴隸,認我們是朋友。除了俄國之外,還有德國、奧國也廢除從前在中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交回一切特別權利。德國、奧國都是歐戰打敗了的國家。

  那些歐戰打勝了的國家,見得打敗了的國家還可以放棄中國的特別權利,為什麼打勝了的國家不可放棄呢?他們因為研究到這個問題,自己問良心不過,所以便主張把從前束縛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要放鬆一點;因為研究放鬆條約的辦法,所以才有華盛頓會議。但是他們一面會議,主張放鬆條約;又一面說中國常常內亂,不能隨便實行,總是口頭上的主張。外人在口頭上放鬆束縛中國的條約,不是從今日起的。譬如庚子年北京起了義和團之後,各國聯軍打到北京,趕走中國政府,逼成城下之盟,外國人在北京為所欲為,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當時英國是世界上頭一個強國,國內極文明,有許多人看到各國在中國太野蠻,太對中國不住,便出來講公道話,主張要把英國所佔的特別權利送回中國。英國政府在當時也贊成這種主張,但是又附帶了一個條件,必須各國一致退回在中國所佔的特別權利,然後英國才可以實行。所以英國一方面贊成那種公道的主張,又一方面使許多小國象西班牙、葡萄牙來反對,弄到結果,彼此推諉,至今不能實行。這還是二十年以前的事。外國人在二十年以前便有了這種動機,我們不爭,他們自己自然是不管。中國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為外國人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必須要中國有力量;如果中國一日沒有力量,那些舊約便一日不能廢除。這個道理,殊不盡然。要問外國能不能廢除舊條約,就問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力爭,如果大家決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好像最近的華盛頓會議,外國人便主張放鬆;從前的凱馬約契,外國人也主張實行,我們中國人都是不爭,都是不要。假若全國國民一致要求,這種目的一定是可以達得到的。

  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軍閥的禍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於帝國主義的禍害,在中國更是一言難盡。

  譬如就通商而論,這本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進口貨極多,出口貨極少,進出口貨總是不能抵銷。據最近的海關報告,進口貨要超過出口貨五萬萬,這就是中國損失了五萬萬,換言之,就是中國由於通商,每年對於外國要進貢五萬萬。就我們所住的租界而論,租界是什麼人的主權呢?都是歸外國人管理的。中國人住在租界之內,每日納稅、買貨以及繳種種保護費,又是多少錢呢?再就貨物在中國內地銷行的情形而論,外國貨物入口,先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再運入內地,抽百分之二點五的釐金;抽過了百分之七點五之後的外國貨物,無論運到什麼地方去賣,都不必再抽稅,都可以暢銷。如果有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到四川重慶去賣,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以後經過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漢口、沙市、宜昌、夔府等處,總有十多處釐金關卡,每經過一個關卡就要抽一次的釐金。總算起來,經過這些關卡,商家該當納多少稅呢?中國商人因為要免除這種重稅,所以許多商人便請一個外國人出面運貨,說是外國的貨物,每批貨物只抽百分之七<點>五的稅便可以了事。中國商人請外國人保護貨物的這種舉動,好比是請保鑣一樣。外國壓迫中國,除利用經濟勢力來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種種方法,間接來吸收中國人的錢。不過中國最大批的損失,還是進口貨的五萬萬。我們受這樣大的損失,在外國人美其名說是通商;就事實上論起來,何異強奪豪取!

  更就洋布洋紗而論,當歐戰的時候,本是中國商人最賺錢的生意,當時之所以賺錢,是由於洋貨不能入口,沒有洋貨來競爭。我這次進吳淞口的時候,沿途看見紗廠布廠的煙筒,多是不出煙,我便奇怪起來,問那些由上海來接我的人。他們都說那些工廠在這幾年中極虧本,早已停工。虧本的原因,是由於和洋紗洋布相競爭,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紗都不能賺錢。當這個時候,假若海關是歸我們中國人管理,我們便可以把進口的洋布洋紗抽重稅;如果在中國所織的布每匹是值五元的,我們加抽洋布的稅,便要弄到他每匹的價錢要高過五元,至少也要和中國布的價錢一樣,然後中國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競爭。這種抽稅的方法,是保護稅法,是用來保護本國貨物的。中國現在因為受國外壓迫,不能行這種保護稅法,所以上海紡出來的紗、織出來的布,便不能和洋布洋紗相競爭,便要虧本,紗廠便因此停工。工廠停工,工人自然是失業。當布紗生意極盛的時代,這種工廠在上海之內的工人至少有十萬人,這十萬人現在因為停工失業,謀生無路,總有多少是餓死的。那些餓死的工人,就是間接受了不平等條約和國際經濟壓迫的影響。

  中國當革命之初,外國人不知道內情,以為中國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輕視,所以贊成中國統一。後來查得內情,知道中國的官僚軍閥都是愛錢,不顧國家,所以便幫助軍閥,借錢給軍閥。軍閥有了多錢,於是摧殘民氣,無惡不作。像袁世凱借到了大批外債,便殺革命黨,做皇帝。吳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債,便專用武力,壓服民眾。吳佩孚這次在山海關打敗仗以後,退到天津,本是窮途末路,國民軍本可以一網打盡,戰事本可以結束,但是有某國人對吳佩孚說:「長江是我們的勢力,如果你再退到那裡,我們幫助你,你還是很有希望。」所以吳佩孚才再退回長江。我說這些話,不是空造的,的確是有證據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幾個月某國人在香港的言論,大吹特吹,說「陳廉伯是華盛頓」,「廣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發生」。他們總是在新聞紙上挑戰,要商團打政府,說商團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馬上實行共產。最近更助陳廉伯在香港發行兩百萬元的債票,由他們的銀行擔保。像這種種舉動,無非要延長中國內亂,他們才可以從中取利。像這樣的帝國主義還不打倒,不但在北幫助吳佩孚,在南幫助陳廉伯,就是吳佩孚、陳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幫助,中國的禍亂便永遠沒有止境。外國人初次打敗中國、和中國通商以後,以為中國很野蠻,沒有用處,想自己來瓜分中國。及遇義和團之變,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相鬥,外國雖用長槍大炮打敗了中國,但是見得中國的民氣還不可侮,以為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所以現在便改變方針,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譬如在南方便利用陳廉伯,在北方便利用吳佩孚。

  我們這次解決中國問題,為求一勞永逸起見,便同時斷絕這兩個禍根。這兩個禍根,一個是軍閥,一個是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和我們人民的福利是永遠不能並立的。軍閥現在已經被我們打破了,所殘留的只有帝國主義。要打破的〔這〕帝國主義,便要全國一致,在國民會議中去解決。諸君既是新聞記者,是國民發言的領袖,就一定要提倡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的亂事便可以終止;若是開不成,以後還要更亂,大亂便更無窮期。中國每次有大亂,我總是首當其衝。譬如從前的袁世凱,現在的吳佩孚,都是身擁雄兵、氣蓋一時的人,我總是身先國民,與他們對抗。這次推倒了吳佩孚,我也放棄兩年的經營,隻身往北方去,以為和平統一的先導。我這次往北方去,所主張的辦法,一定是和他們的利益相衝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險。但是我為救全國同胞、求和平統一、開國民會議去冒這種危險,大家做國民的人便應該做我的後盾。中國以後之能不能夠統一,能不能夠和平統一,就在這個國民會議能不能夠開成。所以中國前途的一線生機,就在此一舉。如果這個會議能夠開得成,得一個圓滿結果,真是和平統一,全國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義便可以實行,中國便可以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造成了這種國家,就是全國人民子子孫孫萬世的幸福。我因為要擔負這種責任,所以才主張國民會議。我今天招待諸位新聞記者,就是要借這個機會,請諸君分擔這個責任,來贊成國民會議,鼓吹國民會議。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孫中山北上途中,十一月十七日抵達上海,十九日在莫利愛路二十九號招待新聞記者,發表演說。

  《孫中山選集》

  與長崎新聞記者的談話*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日本新聞記者問:現在中國國事有全由段祺瑞處理之模樣,確否?

  中山先生答:有此趨勢。

  問:現在外國對中國有強硬共管之說,能否成為事實?

  答:決不能成事實,因中國國民更有強硬之抵抗。共管中國之說,是外國人做夢!

  問:謠傳段祺瑞此次出山,向美國借款一萬萬,確否?

  答:我不清楚。

  問:我們看現在處理中國時局,必須有外國財政上之援助,然否?

  答:我看不必。

  問:先生對於中國財政,有無辦法?

  答:中國當有辦法,不必借外債。中國經此次大變以後,處理國事,當全由國民全體講話。日本人以後不要再誤會解決中國大事,還是任何軍人講話,或者任何外國人講話。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對內是打破軍閥,對外要打破列強的干涉,完全由中國國民作主。

  問:先生這種意見,究竟能否實行?

  答:當然可以實行。我從前革命,要推翻滿清,一般日本人不相信有這個能力;近來革命,要推翻軍閥,一般日本人也是不相信有這個能力。但是在辛亥年已經推翻了滿清,最近又推翻了吳佩孚的軍閥;更進一步,以後中國國民,當然有能力來解決全國一切大事。日本新聞記者對於中國國民的能力,應該有這種信仰,不可有絲毫的懷疑。這個信仰是根本信仰。倘若中國國民無統一之能力,東亞便要大亂不已,世界便不能和平。

  問:先生要統一中國,是用什麼方法呢?

  答:第一步的方法,是開國民會議,由全體國民自動的去解決國事。

  問:國民會議是怎麼樣組織呢?

  答:已經由我的宣言發表過了。

  問:外間宣傳廣東政府同俄國親善,將來中國制度有改變沒有呢?

  答: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革命都是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至於說到國家制度,中國有中國的制度,俄國有俄國的制度,因為中國同俄國的國情彼此向來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

  問:中國將來的制度是怎麼樣呢?

  答:中國將來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制度,可惜日本人還沒有留心。

  問:吳佩孚近來用兵,聽說背後有英國援助,然否?

  答:確有此事。

  中山先生又曰: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可惜日本人維新之後得到了強盛,反忘卻了中國革命之失敗,所以中日感情日趨疏遠。近來俄國革命成功,還不忘中國革命之失敗,所以中國國民同俄國國民,因革命之奮鬥,日加親善。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對長崎新聞記者之談話》

  *孫中山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離滬,乘「上海丸」輪船取道日本轉赴天津。二十三日經長崎,在船上接見來訪記者。

  《孫中山選集》

  在神戶歡迎會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各位同志:

  我們國民黨就是革命黨。民國的名稱,是革命黨推翻了滿清之後才有的。不過十三年以來,徒有民國之名,沒有民國之實。這種名不符實,就是我們革命沒有成功。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於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過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時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什麼事呢?是求進步的事。這種求進步的力量,無論在那一個民族或者那一個國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無論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國,一經發動之後,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沒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後,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所以法國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成之後,然後才有止境,然後法國才定。我們中國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進行,做到徹底成功。這種反革命的力量,就是軍閥。為什麼軍閥有這個大力量呢?因為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的援助。這種力量,向來都沒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還不能成功。

  這回北京發生政治上的大變化,這回變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黨的力量。革命黨何以要到北京去革命呢?因為十三年以前的革命都是在各省舉行,所以在兩三年前,便有幾位同志說:我們以後革命如果還是專在各省進行,力量還是很小;必要舉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由於這個理由,那幾位同志便到北京去進行。到這次變化發生之前六個月,他們便有報告說: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軍人讚成的很多,不久便要發動。他們在六個月之前便要我放棄廣東,到天津去等候,參加中央革命。我在那個時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應他們說:要有事實發生後,我才可以去。到了江浙戰事起了之後,他們催促更急,主張要我一定放棄廣東,趕快到天津。當時我在韶關,督率北伐軍出發江西,要北伐軍完全離開廣東進到江西之後,才可以離開廣州;若是我離開廣州太早,北伐便不容易進行。到了江浙戰事發生變化,江西贊成北伐軍的同志,不敢來歸;在韶關的北伐軍,也因之搖動,不能迅速前進。不上十日,北京就發生這次變化。外間的新聞傳到了,我們同志的報告也同時到了。他們既是發動了這種事實,我為踐成約起見,便不能不往北京去。

  當北京初次變化的時候,國民軍的行動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後來我由韶關到廣州,由廣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況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別種勢力的牽涉,不像革命的運動。到上海住幾日之後,北京情況更為之一變。但是還有許多人催我趕快到北方去的,像天津的段祺瑞,奉軍領袖的張作霖,不是派代表就是用電報,總是要我趕快北上。我也因為要到北京去看看近來的真情況,所以便決定北上。又因為由上海直接往天津,不但是在最近數日之內無船位,就是在十五日之內也無船位,所以才繞道日本,來神戶。在神戶等船,比在上海等船還要快。而且路過日本,可以看看日本的舊朋友,及觀察日本國民最近對於中國的感情。至於北京這次的變化,雖然不是完全的革命舉動,但是他們歡迎我去,便是給我們以極好的宣傳機會。

  此時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國趕快和平統一。說到和平統一,是我在數年前發起的主張;不過那些軍閥都不贊成,所以總是不能實行這種主張。這次我到北方去,能夠做成和平統一,也未可知。不過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我這次到北京去的任務,就是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我這次路過日本,在上海動身及到長崎和神戶三處地方,都有很多日本新聞記者來見我,要我公開發表對於中國時局的主張;我都是主張要中國和平統一,便要廢除中國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我現在神戶,沒有工夫來看日本全國的報紙,不知道日本國民對於我這種主張的感想是怎麼樣,或者有表同情的,或者有反對的。不過我這兩日所見日本的舊朋友,都是表同情的多。我的這幾個朋友,雖然不能代表日本的輿論,但是可以擔負在日本宣傳我的主張的任務。

  中國要和平統一,為什麼我要主張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呢?和平統一是內政問題,廢除條約是外交問題,我們正講內政問題,為什麼要牽涉外交問題呢?因為中國國內種種力量,都沒有革命黨的力量大;中國現在最大的力量,就是革命黨。諸君如果有不知道的,只考查吳佩孚的歷史。吳佩孚是袁世凱以後最大的軍閥。吳佩孚這個軍閥,究竟是從何而起呢?他在民國五、六年以前,是一個無名秀才,沒有人知道。就是帶兵到湖南衡州,來打南方的時候,也不過是一個旅長。當時南方政府是總裁製,本總理也是幾位總裁當中之一,我們南方政府教吳佩孚不要用兵,給他六十萬塊錢;並說北方政府賣國,教他回師去打北方。他得了我們南方的大批軍餉,便回師武漢,進佔洛陽。當時北京政府是段祺瑞當國,他便攻擊段祺瑞,始而打電報,繼而用武力,把段祺瑞推倒了。他推倒了段祺瑞之後,口頭上雖然以民黨自居,總是說北京政府腐敗,要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事,心理上還是想做袁世凱第二。外國人考查到了他的這種真相,以為可以利用,便視為奇貨可居,事事便幫助他,自己從中取利。吳佩孚以為外國人都是這樣幫助,天下還有什麼事不能做,所以便越發大膽,用武力橫行於中國,弄到全國人民都是不能安居樂業。我們革命黨因為要救國救民,所以便聯絡各方面有實力的人,共同推倒他。諸君聽到這地,便知道吳佩孚的成功是由於民黨,吳佩孚的失敗也是由於民黨,吳佩孚的起家和失敗完全是由於民黨的力量。革命黨的力量當然要大過吳佩孚。至於吳佩孚在這幾年中以軍閥自居,專用武力壓服民眾,我們民黨也是受他的壓迫的原故,是由於吳佩孚得了外力帝國主義的幫助。所以此刻在中國,只有帝國主義的力量才是大過革命黨。我們革命黨要中國從此以後不再發生軍閥,國民能夠自由來解決國事,中國永久是和平統一,根本上便要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不能活動,便要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因為要消滅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所以講內政問題便牽涉到外交問題,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

  外國人在中國活動的,像教書的、傳教的和許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於不安分的,只有少數流氓。這些流氓,在外國不過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國,不上幾年,稍為知道中國內情,便結交官僚,逢迎軍閥;一逢迎到了軍閥,便無惡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條約之中所沒有記載的事,他們都是包辦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樣。所以這幾年來,無論那一個軍閥做事,背後總有幾個外國政客的幫助。

  譬如,廣州商團購槍自衛,向來都是很自愛的,對於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廣州政府無論是民黨或者非民黨,同商團相處都是安然無事。這兩年來,有幾個英國人不喜歡國民黨,不願意國民黨的政府發展,便煽動陳廉伯,運動商團全體,在廣州內部反對國民黨的政府。陳廉伯原來是一個匯豐銀行的買辦,本來是個安分的商人,沒有什麼野心。因為他做匯豐銀行的買辦,所以那幾位反對國民黨的英國人便認識他,便日日運動他反對政府,說:「如果你能夠運動商團反對政府,我們英國便幫助你組織商人政府,你陳廉伯就是中國的華盛頓。」陳廉伯當初雖然沒有野心,但是受了英國人的這種運動,既可以得英國的幫助,自己又住在沙面,得英國人的保護,安然無恙,於是他的膽量便雄壯起來,便發生野心。他便住在沙面,對於本黨政府作種種的反抗運動。他當初所有的死黨不過是幾個人,運動成熟了的商團軍士也不過是三五十個人,羽毛還不豐滿,要反抗廣州的革命政府還是沒有辦法。他於是又聽英國人的話,向外國另外辦軍火,想另外組織軍隊。

  他所辦的頭一批軍火,是用一隻叫做「哈佛」的丹麥船運進廣州。當那只軍火船一到廣州的時候,便被我們政府查出來了。政府便一面扣留那只軍火船,一面派人調查那船軍火的來歷,才知道那船軍火是用商團的名義運進來的。在那隻船進口之前五日,陳廉伯也曾用商團的名義,向政府領過了一張護照。不過陳廉伯領那張護照的時候,曾聲明在四十日之後才發生效力,由四十日之後起,另外到五十日止,那張護照都是有用處。陳廉伯當初之所以有這些聲明的意思,就是他對於丹麥船所運來的這批軍火,已經想到了種種偷漏的方法,以為不必用到那張護照便可以偷過;他所領的護照,是預備第二批軍火到的時候才用的。後來果然有第二批軍火由歐洲放洋,只因第一批的在廣州失敗,所以第二批的便不知道運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陳廉伯才要所領的那張護照,就是在九十日之內都有效力。而這船軍火運進廣州的日期,和那張護照相差只有五日,便生出一個大疑點。更查這只軍火船是屬於丹麥商人的,丹麥在廣州的領事是一個英國人代理,而那位代理的英國人又不在廣州,是以我們便和英國領事交涉。英國領事和我們的私交很好,便將陳廉伯買軍火的原委告訴我們說:「你們還不知道陳廉伯的行動嗎?香港和上海的外國報紙老早就說,陳廉伯要運動商團反對你們政府,你們還沒有留心那種新聞嗎?我老實告訴你罷,有幾個英國人許久<以前>便教陳廉伯買軍火、練軍隊,反對廣州政府。這不過是頭一批軍火,以後還有二批、三批。至於這種主張,只是幾個英國人的事,我可以報告我們公使,懲辦他們。你們可以辦你們的商團,對付陳廉伯。」我知道了這種詳細情形之後,便把那船軍火完全扣留。當時許多明大義的商團,也承認由政府辦理,沒有什麼舉動。

  但是,陳廉伯在沙面受了英國人的鼓動,便煽動一般無知識的商團,要求政府發還扣留的軍火;如果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便煽動廣州全體商人罷市,抵制政府。所以有一日,便有一千多商團,穿起軍服,整隊到河南大本營請願,要發還槍枝;若是不發還槍枝,第二日便罷市。我當那一日正在大本營,便親出接見那一千多商團,對他們演說商團買槍的護照,就日期講,陳廉伯已經聲明在四十天之後才有效,這批槍枝只在領護照後五日之內便到廣州,是一個疑點;就槍數講,護照上載明的長短槍數,與這隻船所載的槍數不符,是兩〔二〕個疑點。專就護照說便有這兩個疑點,有了這兩個疑點,那末這批軍火,不是私運,便是頂包。並且把英國領事對我所說陳廉伯要運動商團,和另外買槍練兵來反對政府的情形,詳細告訴他們。演說了一點多鐘,他們聽明白了之後,當時便很滿足,第二日也沒有罷市。以後我把陳廉伯的叛跡,更是查得水落石出,便老實告訴商團。但是在手續上,我還沒有用公文,只用私緘。對商團各代表說,陳廉伯反叛政府的詭謀,我已經查清楚了。你們商團不是同謀的人,我自然不理;若是同謀的人,我一定要辦幾個,以儆傚尤。那些陳廉伯的羽黨,便鼓動全體商團,要求政府寬大,不能多牽連。政府便答應他們的要求,不但是沒有牽連,並且沒有重辦一個同謀的人。

  陳廉伯看見政府很柔軟,便鼓動商家罷市,還是要求政府發還所有扣留的槍枝。政府也答應他們的要求,承允把護照上所載槍枝的數目,分批發還。在國慶日便一批發還長短槍四千枝,子彈一二十萬。陳廉伯那些人看見政府一步讓一步,很容易欺負,於是更鼓動商團在國慶日收回槍枝的時候,對於政府武裝示威,開槍打死許多慶祝雙十節的農團軍、工團軍和文武學生。因為陳廉伯已經預備了在國慶日收回槍枝之後便造反,所以預先便在西關招了兩三千土匪,假充商團。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團的土匪,在國慶日不但是打死人,並且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頭斷腳,把那些死屍分成無數部分,拿到沿街示眾,慘無人道。當日,政府也沒有把商團有什麼處分。商團的不良分子,便從此以後目無政府,專唯陳廉伯之命是聽,把廣州全市商團的槍枝都集中到西關,在西關架天橋、築炮台,用鐵柵門分鎖各街道,儼然把廣州市分成了兩部分:城內屬於政府範圍,西關屬於商團範圍。凡是商團範圍以內,都是由商團發號施令。在商團發號施令的範圍以內,不但是沒有政府的警察,就是政府人員路過,只要被他們知道了,就馬上有性命的危險。當時西關和城內,完全成了一個交戰區域。那幾日英國人便在香港英文報紙上挑戰,說廣州的實在勢力已經到了商團之手,政府沒有力量行使職權,政府人員馬上便要逃走。其實政府還是想調和,但是西關的那些土匪頑強抵抗,無論政府是怎麼樣調和,都不能得結果。

  到了十月十四日晚,凡是近政府各機關的高當舖,都收藏得有幾十個團兵,居高臨下,開槍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到天明的時候,政府為求自衛起見,才下令還槍。到了政府還槍之後,稍明事理的商團份子便極願繳槍了結,以免糜爛市場。而陳廉伯的死黨還是在西關散佈謠言,不說是東江陳炯明的援兵就到了,就說是白鵝潭的英國兵船馬上便要開炮打退政府,只要商團多抵抗幾點鐘,便可以勝利。

  當商團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十幾日,英國領事本告訴了我們政府說:在白鵝潭的英國兵船,已經奉到了他們海軍提督的命令,如果廣州政府開炮打西關,英國兵船便開炮打廣州政府。我得了這個通知,便用很正當的宣言,通告英倫政府和世界各國。英倫政府也自己知道無理,便制止他們海軍提督,所以到後來政府和商團衝突的時候,英國兵船到底是守中立。從互相衝突之後,不上四點鐘,各武裝商團便繳械了事。於是香港英國的報紙,更以為是反對廣州政府的好材料,便無中生有,亂造謠言,把廣東政府罵得不值半文錢。其實廣州政府和商團原來本是相安無事,因為有幾個英國流氓居中離間,所以便弄到不和;到了不和之後,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了結,因為那幾個英國流氓又從中挑撥,所以便弄到殺人繳槍,以致商團受英國人的大騙。諸君不信,只看前幾個月的香港英文報紙,許多都是恭維陳廉伯是「中國的華盛頓」,「廣州不久便有商人政府出現」的論調,便可以知道英國人的居心。幸而英國人和陳廉伯的這次陰謀沒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廣東便變成了第二個印度。

  我們廣東這次沒有亡省,雖然是天幸,但是已經阻止了北伐軍的進行,擾亂了廣州市的商場,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國人的力量在廣東暗中搗亂。就是推到全國的情形,也是這一樣。因為這些理由,所以我們才要防止外國人的力量再來中國搗亂。防止了外國在中國搗亂的力量,中國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國人在中國搗亂,便先要外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要外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還是在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廢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才可以收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中國才可以脫離外國的束縛,才可以還我們原來的自由。

  用極淺近的道理說,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簡而言之,就是我們大家的賣身契。中國和外國立了許多喪失權利的條約,就是把我們國民押到外國人,替我們寫了許多賣身的字據一樣。中國國民賣身,不只是賣到一國,已經賣到了十幾國。我們國民賣了身,究竟國家的地位墮落到什麼樣子呢?有許多人都說中國現在是半殖民地,不承認是全殖民地。存這樣見解的人,不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不知道中國現在的國情。如果說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的地位自然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高。依我看起來,中國現在不是半殖民地,也不是全殖民地,但是國家的地位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譬如香港完全割歸英國,由英國人管理,是英國的全殖民地;上海還是中國的領土,不過暫時租到外國,可以說是半殖民地。就字面講,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當然比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要高。但是事實上是怎麼樣呢?香港割歸了英國,英國政府便派一個總督來管理。那個總督為管理香港起見,設立了一個香港政廳,另外又設立一個立法局,所有關於管理香港土地人民的法律,都是由那個立法局頒布出來的。在那個立法局裡頭,還有幾個中國人。那幾個中國人在立法局裡頭,還有很大的發言權,還可以議訂法律來管理香港。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在租界之內,大多數做生意的是中國人,納稅的是中國人,勞動的也是中國人,試問中國有沒有人在上海工部局裡頭能夠有大發言權呢?中國人能不能夠在上海工部局裡頭議訂法律來管理上海呢?我們在上海是主人,他們由外國來的都是客人,他們居然反客為主,在中國的領土之中組織一個政府來加乎我們之上,我們人民不敢過問,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呀,還是在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國人在中國所到的地方,他們便無法無天,為所欲為。所以中國現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一級。我就這個情形,創立一種新名詞,叫中國是「次殖民地」。

  再就全殖民地的情形講,凡是一個殖民地的人民,只做一國的奴隸,對於母國總可以享多少權利;我們現在做十幾國的奴隸,沒有一點權利之可言。譬如澳洲是英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的殖民地,和南非洲許多地方也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所有澳洲、非洲和加拿大所設立的政府,對於母國新進口的人民,都有主權可以檢查;由母國運來的貨物,那些殖民地的政府都可以自由抽稅;英國人進那些殖民地之後,只可以做普通買賣的商業,不能濫發紙幣,擾亂那些殖民地的金融;英國人在那些殖民地犯了罪,要由那些殖民地的法庭裁判,英國不能另外設立法庭去裁判。試問英國人進中國的口岸,中國政府有沒有權力去檢查呢?英國貨物到中國來,中國有沒有海關去自由抽稅呢?英國在中國的所有通商口岸,開設銀行,濫發紙幣,中國政府有沒有權力去稽查禁止呢?英國人寄居中國各地,若是犯了罪,中國法庭能不能夠去裁判他們呢?英國人的這些行動,在本國的殖民地是怎麼樣呢?再在他們的祖國三島之內,又是怎麼樣呢?不止是英國人在中國是這樣橫行,就是其他各外國人都是一樣。所以中國人不只是做一國的奴隸,實在是做十幾國的奴隸。國家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比亡國奴的地位還要低!好比高麗亡到日本,安南亡到法國,高麗人只做日本一國的奴隸,安南人只做法國一國的奴隸,高麗人和安南人的地位比中國人還要高。我們不用外國的領土來比,就是同是中國的土地,只要完全亡到了外國的,便和在中國沒有亡的大不相同。好比香港的公園,無論什麼中國人都可以進內面休息。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還沒有取消那個禁例。在香港之內,無論是什麼地方,中國人都可以進去;在上海便有許多地方,中國人不能去。好像在上海的英國會館,中國人便不許進去,就是有英國的朋友住在內面,中國人只要進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國會館,中國人還可以進去看朋友,還可以進去吃飯。我們中國人的地位,墮落到了這個地步,如果還不想振作國民的精神,同心協力,爭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我們中國便不是世界上的國家,我們中國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國民。

  現在北京有了大變化,我可以自由到北京去。我一到北京之後,便要開國民會議。這個會議能不能夠馬上開得成,此刻固然沒有把握。假若開得成,我首先要提出來的就是兩件事:一件是改良國民生計;一件是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我們就是想要做這兩件事,若是國民會議開不成1,便做不成功。要把這兩件事做成功,還是要開國民會議。要能夠開國民會議,還是要大家先出來提倡。

  至於國民會議的組織法,因為全國人數的調查不的確,不容易由人民直接派代表,所以我在宣言裡頭,便主張用全國已經有了組織的團體派代表,共同到北京來組織國民會議。至於宣言中所列入的團體,遺漏了的還是很多。譬如報界便沒有列入,所以我在上海,便主張加入報界團體。你們在海外的華僑團體也沒有列入,為解決華僑在海外所受的種種壓迫起見,華僑團體也應該要加入。要全體國民都是一致力爭,要全國有組織的團體都是一齊加入,然後這個國民會議才可以開得成,然後這個國民會議才是〔會〕有很大的力量。因為要得到國民全體的主張,然後對內要改良國民生計的問題,才可以根本解決;對外要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才可以動世界各國人民的視聽。現在中國搗亂的外國人,不過是少數無賴的流氓。至於在外國許多主張公道的外國人,都不知道這些詳細情形。假若那些很公平的外國人,都知道了中國同他們所立的那些不平等條約實在是很壞,他們一定出來仗義執言,為我們打不平,要幫助我們要求他們本國政府廢除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好比美國南方人從前虐待黑奴,北方主張公道的人便出來打不平,發生南北戰爭,一定要解放黑奴一樣。因為這個道理,所以我們這次到北京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必須全國有組織的團體都是一齊加入,才有大力量,才可以動各國主張公道<的>民眾的注意,然後乃可動世界的公忿,他們一定要來和我們表同情。到了各國主張公道的人都是和我們表同情,那還愁什麼不平等的條約不能夠廢除呢!

  我們做國民的要將來達到這種大目的,此刻必要向北京和全國去力爭,要全體國民都是打電報,一致去爭。國民為爭這種國家大事,打到了幾百張和幾千張電報,便可以當幾千兵和幾萬兵。假若我得到了國民的一萬張電報都是要開國民會議,我在北京便可以拿那一萬張電報向軍閥去力爭;用一萬張電報去爭,這種和平的爭法,勝過十萬兵。所以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還是要開國民會議;要開國民會議,還是要做國民的大家奮鬥,一致去要求。今晚在這裡開會的人,都是本黨在日本各地的同志,散會之後,要實行本黨的主張,便要寫信發電到各方的朋友和中國的家庭,去解釋國民會議的重要,要各人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是一致贊成要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便可以和平統一,大家便可以得太平幸福;國民會議開不成,中國便還要大亂不已,大家便還要受兵災的禍害。所以大家要以後所得到的是禍是福,還是在大家自己去求。今晚各同志來歡迎我,我便希望各同志在散會之後,對於國民會議要努力去奮鬥。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中國內亂之因》

  *孫中山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抵神戶。這個歡迎會是由東京、大阪、神戶三#的國民黨組織聯合舉辦的。

  1按:以上兩句,原文倒排,今予勘正。

  《孫中山選集》

  與門司新聞記者的談話*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門司新聞記者問:我們多年沒有見過先生,適逢先生路過門司的機會,所以特來問候,並請問先生這次經過日本的感想。

  中山先生答:我這次繞道貴國,蒙貴國朝野人士極熱誠的歡迎,我是十分滿足、十分感謝的。我到日本的目的,已經在日本各新聞紙上發表過了。我所發表的主張,最重要之一點,就是在求日本援助中國,廢除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我們中國此刻所受不平等條約的痛苦,在日本三十年以前也是曾經受過了的;後來日本同歐美各國奮鬥,才除去那種痛苦。我現在希望你們日本,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擴充痛定思痛的同情心,援助我們中國來奮鬥。

  問:近來我們得到北京許多電報,聽到說現在有許多人要選舉先生做大總統。如果能夠成事實,先生是什麼態度呢?

  答:我的態度,是決計推辭。中國一日沒有完全獨立,我便一日不情願做總統;要中國完全獨立之後,我才可以承認國民的希望。照中國現在大多數的國民希望,要我做大總統,大概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有十幾國的主人,我們是十幾國的奴隸。如果我是做大總統,在政府之中身當其衝,天天和十幾個主人來往,便隨時隨地要和主人衝突。中國現在的地位,不能夠和主人有衝突,所以我現在不能夠做大總統。我先要處於國民的地位,同各國再交涉,廢除從前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到那個時候,才再可以同國民說做他們大總統的話。

  問:先生這次到北京去,推什麼人做總統呢?

  答:我現在日本,看不清楚,不能夠說出何人。

  問:中國南北不調和,是過去的事實,以後還有沒有這種事實呢?

  答:這個關鍵也是在不平等的條約。如果北方有膽量,能夠贊成南方的主張,廢除那些不平等的條約,於中國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調和。若是北方沒有這個膽量來贊成南方的主張,中國不能夠脫離奴隸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時調和,於中國前途只有害而無利,南北又何必要調和?何必要統一?這個理由,要另外有一個證據才可以說明,諸君才可以懂得清楚。

  諸君知道我們中國在滿清的時代,南北是統一的,只有一個政府。從瓜分中國的論調發生了之後,各國都想在中國沿海口岸先佔一個根據地,然後才由此發展,進佔中國內地。所以德國占青島,俄國占旅順、大連,法國占廣州灣,英國占香港、威海衛。此時香港的海軍當局,計劃香港的防守事宜,看見香港對面的九龍地方有許多高地,對於香港都是居高臨下,香港若是得不到那些高地的防衛,在軍事上便極不安全。英國人的這種思想,並不是怕中國人利用那些高地來打香港,是怕外國人佔領了中國之後,則用那些高地來打香港,所以便想預先向中國取得那些高地。照英國人的原來計劃,是以那些高地的分水嶺為界,只要水向香港流的地方,劃歸香港政府防衛,至於水向中國流的地方,都可劃歸中國政府防衛,香港便極安全。這個計劃定了之後,英國人便告訴駐北京的英國公使,和中國政府交涉。

  英國公使接到了那個計劃之後,打開香港的地圖一看,以為香港的原來計劃只要求中國割十幾方里,那個要求太小;他看到北京的政府很軟弱,很容易欺負,可以多要求,所以向中國政府提出來的,不只要求十幾方里,要中國割兩百多方里。當時北京的統一政府,非常的怕外國人,當然是聽外國人的話,准英國的要求。英國公使一接到了中國政府照准的公文之後,便通知香港的英國政府。於是香港政府便派兵進九龍內地,接收那些領土。

  在本地的土人,一遇到了英國兵,便和英國兵開戰,便打敗他們。於是英國兵就退回香港,又再打電報到北京的英國公使,向中國政府交涉,說我們原來要你和中國政府交涉,取得那些領土,就是不願意用武力,是想和平解決;現在我們去接那些領土,本地人民已經是和我們開戰,請你再向中國政府交涉罷。英國公使又再把香港的情形,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中國政府一得到了那個交涉,便打一個電報到兩廣總督,要兩廣總督執行,一定要把那些領土交到香港政府。兩廣總督一接到了北京統一政府的命令,當然是嚴厲執行,便馬上派五千兵去打退本地的人民,香港政府才是安全的得到了那兩百多方里的領土。

  像這樣講起來,當時中國的北京政府,雖然是一個中國的統一政府,但是另外還有主人,要聽外國主人的話,對於本國的人民就是殺人放火也是要做。像這樣的政府,雖然在名義上是統一,但是在事實上對於南方人民只有害而無利,又何貴乎有這種統一政府?假若在滿清的時候,中國政府不是統一,北京政府的壓力不能達到南方,以南方的強悍,專就香港而言,便不致失去那些領土。

  所以我這次到北京去,是不是執全國的政權,南北是不是統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夠贊成我們南方的主張,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從此以後,再不聽外國人的話,來殘害南方的人民。如果這一層做不到,南方人民還是因為北京政府怕外國人的關係,間接還是受外國人的害,南北又何必要調和?何必要統一?我又怎麼情願去執政權?若是這一層能夠辦得到,中國可以完全自由,南方人民再不間接受外國人的害,南北便可以調和,便可以統一,我也情願去執政權。

  問:陳炯明何以反叛先生呢?

  答:因為圖個人的私利,勾通了吳佩孚。陳炯明也不全是反叛我,是反叛我們國民黨。

  問:先生要廢除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對於日本所希望的是廢除那幾種條約呢?

  答:如海關、租界和治外法權的那些條約,只要是於中國有害的,便要廢除,要來收回我們固有的權利。

  問:先生對於日本同中國所立的二十一條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答:所有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條的要求;二十一條要求也當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國的古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假若美國對於日本也有二十一條的要求,你們日本是不是情願承受呢?當然是不情願的。既是自己不情願,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張出來,當然不可以已所不情願的要求,來加之於中國。你們日本便應該首先提倡改良!

  問:先生對於國外的問題主張要廢除條約,對於國內的問題,是不是要主張廢督裁兵,中國才可以統一呢?

  答:對於國內的問題,也是要先廢除條約。因為中國近來的兵與督,都是外國條約造成的。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對門司新聞記者之談話》

  *孫中山於十二月一日經門司,在「北嶺丸」輪船上接見來訪記者。

  《孫中山選集》

  入京宣言*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文此次來京,曾有宣言,非爭地位權利,乃為救國。十三年前,余負推倒滿洲政府、使國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責任,惟滿清雖倒,而國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與各國,故吾人今日仍處帝國主義各國殖民地之地位;因而吾人救國之責,尤不容緩。至於救國之道多端,當向諸君縷述,惟今以抱恙,不得不稍俟異日。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孫文

  注釋:

  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總理遺教宣言》中的《入京宣言》

  *孫中山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抱病從天津乘火車到北京,這是抵達北京車站時發表的書面談話。

  《孫中山選集》

  復段祺瑞闡述善後會議主張電*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段執政賜鑒:

  東電敬悉。溯自去歲十一月十三日文發廣州,曾對於時局發表宣言,主張以國民會議為和平統一之方法,而以預備會議謀國民會議之產生。迨十七日抵上海,二十一日向神戶,三十日向天津,途中在各報電聞欄內,獲知執事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表召集善後會議及國民代表會議之主張,而未得其詳。及十二月四日抵天津,為肝病所困,許君世英造訪臥榻,出示馬電全文及《善後會議條例》,並雲此條例已於國務會議通過。當時曾就鄙見所及,竭誠相告,想承轉達。自是屢思於入京晤對之際,繼續抒其衷曲,無如病久未癒,遷延至今。屈指自接東電至今已逾半月,距善後會議開會之期已近,及今不言,雖欲張皇補苴,亦將無及故強支病體,罄其所欲言,惟垂察焉。

  善後會議於誕生國民代表會議之外,尚兼及於財政、軍事之整理,其權限自較預備會議為寬,而構成分子則預備會議所列人民團體無一得與。夫十四年來會議之開屢矣,其最大者有六年之督軍會議、八年之南北會議,而皆無良果。揆其原因,實由於會議構成分子皆為政府所指派,而國民對於會議無過問之權,既不能選舉代表參列議席,甚至求會議公開而不可得。坐是會議與人民漠無關係,人民不得不仍守其漠視國事之故習,而人民利害絕不能於會議中求其表現。且政府所指派之人物,類皆為所謂實力派之代表,其各自之利害情感,雜然互殊,往往苦於無調劑之術,故會議之不能得良果,亦固其所。說者謂會議若不為實力派所左右,恐會議之結果不能實行;文則以為會議之能收效與否,全視實力派能聽命於會議與否為斷。設以巴黎會議言之:法國福煦將軍戰時統法國之兵不下四百餘萬,協約國陸軍亦歸指揮,英國海克將軍統兵三百餘萬,美國巴星將軍統兵二百餘萬,其實力在國內洵無倫比;然一旦戰事平息,釋兵歸伍,對於和平會議絕無干與。其權限分明如此,故能大有造於國家。由是言之,此次共同反對曹吳各軍,誠為勞苦功高,苟於會議之際,退處無權,將益增其榮譽。謂必欲左右會議,夫豈其然?惟當國是紛擾期間,不能以歐美先進為例,且當國民革命之初步,有賴於武力與民意相結合,故預備會議,以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與人民團體平等同列,此即求吻合於武力與民意相結合之旨也。

  使預備會議而能實現,則國內知識階級如教育會、大學校學生聯合會等,生產階級如實業團體、農工商會等,皆得與有軍事、政治之實力者相聚於一堂,以共謀國家建設之大計,既可使此會議能表示全民之利害情感,復可導國民於通力合作之途,民治前途必有良果。善後會議所列構成分子,則似偏於實力一方面,而於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矯往轍、成新治,此鰓鰓之慮所為不安者也。固知於善後會議之後,尚有國民代表會議在;然國民代表會議由善後會議所誕生,則善後會議安可不慎之於始,況其所論議者尚廣及軍制、財政乎?

  文籌思再三,敢竭愚誠,為執事告:文不必堅持預備會議名義,但求善後會議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如所云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商〔會〕、農會等,其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則文對於善後會議及《善後會議條例》,當表贊同。至於會議事項,雖可涉及軍制、財政,而最後決定之權,不能不讓之國民會議。良以民國以民為主人,政府官吏及軍人不過人民之公僕。曹吳禍國,挾持勞〔勢〕力壓制人民,誠所謂冠履倒置。今欲改弦更張,則第一著當令人民回復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僕各盡所能,以為人民服役,然後民國乃得名副其實也。

  凡此所陳,固以為國家前途計,亦以執事與文久同患難,敢附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義,尚祈俯察為幸。

  孫文

  注釋:

  據甘乃光編《孫中山先生文集》(廣州孫文主義研究社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中的《對善後會議之主張》

  *這是孫中山在病榻上口授的電稿,答覆段祺瑞一月一日來電(即東電)。段祺瑞當時任北京政府臨時執政。

  《孫中山選集》

  遺囑*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孫文三月十一日補簽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治喪處編《哀思錄》初編(北京一九二五年出版)影印遺囑原件

  *孫中山先生於三月十二日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這個遺囑二月二十四日筆記定稿,三月十一日簽字。

  《孫中山選集》

  致蘇聯遺書*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借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

  注釋:

  據《嚮導週報》第一○八期(杭州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版)《孫中山致蘇俄遺書》

  *原稿為英文。

  《孫中山選集》